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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20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這時他的思想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前面說過，李大釗在中國宣傳馬列主義是第1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連續發表了《論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胜利》等論文，滿腔熱忱地謳歌社會主義革命，贊揚馬克思、列宁的業績。 李大釗、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和《新青年》上發表的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章或譯文，主要內容有3個方面：一是宣傳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報道戰后德國、匈牙利等國無產階級革命及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形勢；二是摘譯發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党宣言》，介紹科學社會主義；三是報道國內勞動狀況，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礦、唐山煤厂、山東東平縣佃戶等地勞動者的生活狀況。 “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標志著他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雖然比李大釗晚半年多，但緊緊地跟上來了，而且當他一旦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顯赫的聲望，他發揮的作用和影響更大。 陳獨秀、李大釗不僅通過辦刊物來宣傳革命，而且還在實踐活動方面，積极組織青年人從事革命活動。李大釗在北大創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紅樓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為園地，吸收了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何孟雄、羅章龍、朱務善、趙爾康、秦君等青年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參加，向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北大學生許德珩、鄧中夏、黃日葵、高尚德、張國燾、段錫朋、易光嶷等，成立了《國民》雜志社，聘請李大釗為顧問。文科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組織“新潮社”。遇到經濟困難時，陳獨秀跟他們說：“只要你們有創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愿，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于是，“新潮社”便宣告成立，并創辦《新潮》月刊。 《新潮》和《國民》雜志的創刊，更使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國民》雜志反帝旗幟鮮明；《新潮》的讀者對象主要是中學生，它的宗旨是“把中學生在封建主義頑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來”。它的發行數量大，影響面廣，時人美譽它是《新青年》的衛星，《每周評論》又是青年人歡喜無量的明燈，僅在北京一地就發行5万多份，其議論之精辟、敘事之簡洁為全國新聞之冠。以上几种刊物，對五四運動的發動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和指導作用。 1918年5月21日，北大、高師、高工等校學生2000余人為反對中日協定，破天荒地舉行游行請愿活動。 這次游行請愿活動雖然沒有結果，但學生認識到必須聯合起來，于是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并派出許德珩、易克嶷等人南下聯絡。他們与天津的北洋大學學生張太雷，工專學生馬千里、張傳琦、馬駿、郭隆真（女）、諶志篤，武漢的惲代英，九江的方志敏，南京的林祖列，上海的張聞天等愛國學生建立聯系。學生救國會几乎成為全國性的學生團体了。1919年3月，鄧中夏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在北大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一時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他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講演，向平民進行啟蒙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是巴黎和談。 1918年11月，大戰結束，1919年1月，各戰胜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中國曾經宣布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也屬戰胜國之一，北京政府遂派外交總長陸征祥及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5人為全權代表參加巴黎和會。會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謬無理要求：大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包括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一切動產及不動產以及筑路開礦權，無條件讓給日本。袁世凱曾以日本支持他稱帝為條件，接受亡國的“二十一條”，其中便有山東問題。段祺瑞為了武力統一全國，大量向日本借款，派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換了“中日軍事秘密換文”。日本代表在和會上便以“二十一條”和“中日軍事秘密換文”為借口提出無理要求。英、法、美等國首腦不顧中國代表的請求，答應將德國在山東掠奪的一切權利全部讓予日本，并寫進《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中去。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國人大為震惊，全國上下奔走呼號，沸沸揚揚。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傷，青年知識分子尤其義憤填膺，怒火中燒。 陳獨秀分析了巴黎和會后，一再強調要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他的言論非常符合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緊緊地團結在他的周圍。正是在他的這些號召的鼓動下，易克嶷、匡互生、羅章龍、吳堅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劉克俊、夏秀峰、張樹榮、吳慎恭、吳學裴、王有德等各院校青年學生，秘密組織了一個行動小組。 這個小組對五四運動的發動起了積极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北大2000余名學生舉行集會，抗議巴黎和會。3日，北京各界紛紛集會，討論山東問題的對策。4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說國內的南北和談會議重在党派的權利；巴黎和會各帝國主義重在本國的權利，這是兩個分贓的會議，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為解決山東問題，舉行示威。他們高舉大旗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匯合，旗上大書“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青年學生一馬當先，愛國運動風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國20多個省市的150多個大小城市。單是山東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學生和市民投入斗爭。 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陳獨秀在滬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險，函電促其南下，他气憤地回答說：“我腦筋慘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于此惡濁之社會也。” 6月3日，北京學生團又上街演說，軍警狂捕學生170余人，監禁在北大法科的講堂里，其中大部是北大學生。4日，又有700多學生被捕，關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國最高學府一時變成了拘留所。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与監獄》一文，文章雖不滿100字，但字里行間洋溢著戰斗的激情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且富有哲理。其文曰：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 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便像普通的戰士一樣，直接行動起來。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譯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邊一個為北大印講義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 《北京市民宣言》印在一頁紙上，上半部為漢文，下半部為英文，即： 中華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并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 （2）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怀慶6人官職，并驅逐出京。 （3）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机關。 （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 （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听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 （各處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傳布） 陳獨秀提出罷免官職的那6個人，其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3人是賣國賊，曹曾任外交次長、總長，時任交通總長，是“二十一條”簽約的代表；章宗祥時任駐日公使，是“中日軍事秘密換文”的經辦人；陸宗輿時任幣制局總裁，簽訂“二十一條”時，他是駐日公使，也是日本人的一條忠實走狗。學生在五四游行時，隊伍沖向趙家樓，找曹汝霖算帳。正巧，曹汝霖、章宗祥從總統府飲宴回來不久，曹汝霖越牆逃走，章宗祥被學生捉住打得鼻青臉腫，趴在地上苦苦求饒。學生們未抓到曹賊，心頭怒火難消，便縱火燒了曹宅趙家樓。 徐樹錚是段祺瑞的心腹，時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司令。段芝貴任京畿警備司令、陸軍總長。王怀慶任步軍統領。這3個人都操有重兵，是段氏皖系軍閥的重要成員。罷免這3個人，對皖系軍閥，便是釜底抽薪。 《宣言》印好后，陳獨秀親自去散發。他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園，乘吃茶的人离開茶座時，把《宣言》放在沒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壓好，吃茶的人到桌子上來，看到傳單，讀后大聲叫好，拍手歡呼。 陳獨秀又約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鄧初等北大教員，分別到香厂新世界附近和城南游藝園散發傳單。 不料，身著白帽西服的陳獨秀，一來到新世界，因上下樓甚頻，且衣服兜中膨滿，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蹤。當陳獨秀散發傳單時，立即被捕。 當晚12時，軍警百余人荷槍實彈包圍了陳獨秀的住宅，破門而入，陳的眷屬從夢中惊起，當即四處搜檢，拿去信札多件。 陳獨秀被提訊時，他編造了一套供詞，使案件成為無頭案，警方無法再去捕人。 陳獨秀被捕以后，李大釗非常著急，立即找學生羅章龍等，設法營救。大家想出來的辦法，首先是將陳獨秀被捕消息告訴全國人民，造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使北洋政府有所顧忌，不敢胡作非為。 6月13日，北京《晨報》首先披露陳獨秀被捕消息，各地大報相繼報道，輿論界大為震惊，各省各界函電交馳，紛紛為陳辯白，吁請政府當局立予開釋。 孫中山在上海一見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便說：“你們逮捕了陳獨秀，他做了好事，國人足以相信他。你們不敢把他殺死，死了1個，就會增加50個、100個，你們盡管做吧！” 許世英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 北洋政府逮捕陳獨秀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參与營救活動的有各階層人士，他們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學術觀點，其中包括舊派人物如劉師培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永概等，以及安徽省長呂調元、廣東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渲等，逮捕陳獨秀不僅未能阻止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通過營救活動宣傳了他對新文化運動的功績。 政府當局迫于輿論壓力，先是釋放了全部被捕的學生，又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國務總理錢能訓也被迫辭職。在陳獨秀被關押了98天后，將其釋放。 陳獨秀獲釋后，北大學生為他舉行了慰問歡迎會。李大釗、胡适、劉半農、沈尹默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詩，歡迎陳獨秀出獄。陳獨秀還出席了國民雜志社的紀念會，并發表演說，稱贊該社同學為五四運動出力獨多。并說此番運動，實為國民運動之嚆矢，不可与党派同日而語。98天的鐵窗生活，使陳獨秀磨煉得更加剛健了。 錢能訓辭職后，總統徐世昌本想讓他的舊僚周樹模繼任國務總理，但段祺瑞欲讓安福系幕后人王揖唐出組新閣。雙方爭持不下，最后任命財政總長龔心諶暫代國務總理，作為過渡。徐世昌經過反复思考，決定推荐陸軍總長靳云鵬出任國務總理。靳是皖系要員，又是徐世昌的門生，還是羽毛已經丰滿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儿女親家，也是直系頭子曹錕的換帖兄弟。參眾兩院立即通過靳內閣案。10月，靳云鵬出組內閣。 南北議和破裂后，段祺瑞清楚地看到，直桂兩系在湖南戰場上已結為同盟。他為了同直系爭斗，便尋求与國民党合作的途徑，改派王揖唐為南北議和代表，接替朱啟鈐，到上海和孫中山直接談判。吳佩孚對此深為憎惡，立即打電報反對，從而使直皖兩系的沖突完全公開化，吳佩孚便醞釀了一個重大計划。 吳佩孚把他的“四大金剛”蕭耀南、王承斌、董政國、張福來找來，道：“湖南向來是是非之地，以袁世凱的雄才大略，尚不能制服，何況段合肥？現在，北洋集團眼見得土崩瓦解，將來要重振北洋聲威，就得靠我們這點力量，因此軍事上應适可而止，不可把精力耗在這种徒勞無益的戰爭上面。” 蕭耀南吃惊地問：“師長是否有北撤之意？” 吳佩孚堅定地說：“現在徐世昌為了箝制皖系，讓靳云鵬組閣。靳表面上是段派中人，但因為和徐樹錚不和，近來与老段也日漸疏遠。現在他組閣，可以作為我們北撤的內應。” 1920年1月，吳佩孚要求班師的電報飛向北京，電報結尾道：“戰死者既作泉下游魂，生存者又為他鄉之餓殍。” 段祺瑞接到吳佩孚的電報，問計于徐樹錚，徐道：“除非我們把他死死地堵在湖南，否則無异于放虎歸山。” 段祺瑞緊蹙雙眉：“怎么堵？靠張敬堯的軍隊嗎？” 張敬堯督湘不到兩年，把湖南搞得一團糟，他敲削脂膏，弄得老百姓一貧如洗。他的第7師紀律极坏，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無所不為。湖南人冤聲震天，把張督軍稱為“張毒菌”。 徐樹錚也知張敬堯無力阻擋吳佩孚北歸，便道：“可借口河南督軍趙倜縱容其弟趙杰賣官鬻爵，改派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吳光新為河南督軍，王印川為河南省長，把吳佩孚的去路堵死。” 河南是吳軍北歸的必由之路，而趙倜是淮軍系統，不听段的指揮。于是段祺瑞點頭贊成。 內閣成員多數是安福系骨干分子，國務會議果然通過了吳光新為河南督軍、王印川為河南省長的命令。靳云鵬作為總理，未能阻止這項任命，非常气惱，他決心運用手中的權力，与總統徐世昌共同阻撓。 徐世昌与靳云鵬意見一致，道：“張敬堯摧殘湘民，天怒人怨，我這里要查辦他的電報就有100多件，他們為什么不去撤換呢？你去對段合肥說，河南易督之事，万万不可！” 靳云鵬驅車到府學胡同向段祺瑞轉告了總統的意見，并謹慎地解釋道：“徐總統也是顧全民生，擔心北洋集團分裂，希望各派力量不要存有意見，共同維持和平。” 段祺瑞把靳的這一行為看作是背叛，他不直接回答靳的話，十分蔑視地說：“在我看來，一個見風使舵的人，是不适宜當國務總理的。” 靳云鵬吃惊地注視著段祺瑞，過了許久，才低聲地說： “既然督辦認為我不能做總理，我馬上辭職就是了。” 靳云鵬向徐世昌遞交了辭呈。徐世昌拍拍他的肩頭：“你別走，我准你10天假，休息后回來再干。” 段祺瑞也料定公府不會批准靳云鵬辭職，他和徐樹錚密謀后，打密電給王揖唐，要他赶回北京主持倒閣運動。安福系閣員在王揖唐的縱使下，果然同時拒絕出席國務會議，并提出辭職，出現了內閣危机。 吳佩孚聞訊，立即向北京政府發去電報說：“疆吏非一家之私產，政權非一系之營業。安福跳梁，政綱解紐，窮凶极惡，罄竹難書，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吳光新現為長江上游總司令，何又得隴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奪不饜，法紀蕩然，人人自危。……政府措施，莫不違反民意！全國痛絕者保障之，全國景慕者排擠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矛頭直指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 吳佩孚得到廣州軍政府60万元經費的援助，遂与軍政府相約，吳軍開拔時，湘軍立刻來接收吳軍的防地。吳佩孚又与南軍密謀一個重要計划：共同組織“救國同盟軍”，在推倒皖系以后召開國民大會，另組南北統一政府。 5月20日，吳佩孚下令部隊撤出防地。他率領第3師自衡陽北上長沙，序以每旅距离30里，水陸兼行，水上船艫相接，陸上列兵陣陣，好不壯觀。吳佩孚又作“回防途”詩一首，令軍士譜成歌，齊聲高唱，以壯行姿： 行行复行行，日歸复日歸，江南草木長，眾鳥亦飛飛…… 我今定歸期，天下一絨衣，船艫連千里，旌旗蔽四周…… 江上送歸舟，風急不停揮，得遂擊楫志，青史有光輝…… 段祺瑞聞吳佩孚擅自撤兵北歸，一面密電張敬堯，讓他迎頭截擊；一面電令長江上游司令、其妻弟吳光新星夜南下，將長江上游軍隊集中在岳州，准備將吳佩孚消滅在洞庭湖中。 但直系早有准備，湖北督軍王占元已把他的北洋軍兩個師和鄂軍兩個旅的兵力，沿長江兩岸和襄樊一帶層層布防，使吳光新的部隊受阻。張敬堯雖做了截擊的准備，然而沒有吳光新的部隊支援，他不敢行動，卻眼睜睜地看著吳佩孚的軍隊從他們的槍口下開過。 吳佩孚的第3師到達武漢，受到湖北督軍王占元的歡迎。王占元同吳談了一個通宵，他發現吳确實是個棟梁之材，便慷慨地贈送給他60万元，其中40万元是王的個人財產。 6月中旬，吳佩孚把他的全部軍隊帶回了中原。吳佩孚回到保定，同曹錕密議，擬定對皖系的方針。 直軍撤防，湘軍在譚延闓、趙恒惕率領下，立即占領祁陽、萊陽、衡州、寶慶等地。几乎像是南北兩軍的一場足力賽跑，湘軍兼程推進，北軍退得更快。 湖南人民久處張敬堯的暴力統治之下，几年來呼號奔走，請愿驅張，都沒有取得效果。湖南人民還提“湘事湘人自決”的口號，決心一定要把張敬堯打倒。 張敬堯曾是北洋派馳名的驍將，他手下的北軍已有7万人，但自己不敢身臨前線，只得派他的弟弟張敬湯為援衡總司令，并任命他為第7師師長。張敬湯坐著八抬綠呢大轎出發，到了湘潭，听得一些風聲，還沒見到敵人的影子，就豕突狼奔地逃回長沙。 6月11日，湘軍又向湘譚、宁鄉兩路推進。晚上10時許，張敬堯下令將軍火庫放火焚燒，長沙城內頓時騰起一片火光，轟轟隆隆地響起了炮彈爆炸聲。張敬堯在火光和炮聲中逃走。 趙恒惕、譚延闓先后來到長沙，在此后的20多天內，湘軍把北軍完全驅出湘境。 北軍在逃跑途中，一路搶劫財物，逢人便殺，輪奸婦女，婦女被奸后還被斷頭剖腹。 張敬堯和張敬湯逃到湖北。王占元逮捕了張敬湯，處以死刑。張敬堯見勢不妙，從漢口逃走。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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