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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武、方維被殺，是袁世凱、黎元洪串通一气，狼狽為奸，屠殺革命党人的典型事例。 黎元洪坐鎮湖北，多次屠殺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內部早有矛盾。以劉公、孫武為首的共進會与蔣翊武為首的文學社兩大革命團体在聯合之前，就存在門戶之見。武昌起義前夕，為适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建立了聯合總部，一起取得了武昌起義的胜利。在初期，即革命党人組成謀略處，与舊軍人、立憲派抗衡的時期，兩團体合作得較好。但在聯合總部組成中，共進會占据明顯优勢。在湖北軍政府建成時，掌握軍政府實權的軍務部部長孫武、副部長張振武，均系共進會党人。文學社對此不滿，一直存有戒心。文學社領導人之一詹大悲成立漢口軍政分府，便在蔣翊武的積极支持下，大量安插文學社社員。在文學社社員心目中，只有漢口軍政分府才可賴以維持革命系統。他們往往不受武昌政府的指揮，而自行其是，想在漢口另樹一幟，以待將來改組湖北軍政府。孫武等共進會成員也對漢口軍政分府心存疑忌，有人曾獻計要取消漢口軍政分府，以免所謂“尾大不掉”。 湖北軍務部長孫武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勢，一面打擊文學社党人，一面与黎元洪為首的舊勢力相勾結，擁黎以自重。而黎元洪也需要尋找党人首領作為代理人，于是，孫武与黎元洪的勾結日益加緊。 黃興來武漢督師，孫武因忌妒黃興的威信，与黎元洪為首的舊軍官勢力更加緊密勾結，与黃興對立；蔣翊武等文學社党人則擁戴黃興。恰值黃興、宋教仁、胡瑛等同盟會領導人和蔣翊武、楊王鵬、宋錫全等文學社党人均為湖南人，而孫武、黎元洪等均為湖北人，便形成了以黃興為首的在鄂同盟會党人与將翊武為首的文學社党人為一方，同以孫武為首的共進會党人与黎元洪為首的舊官僚勢力為另一方的兩個派系之間的矛盾斗爭。 1911年10月29日，詹大悲看到漢口不守，同文學社員溫楚珩、何海鳴等人乘輪离鄂，去安慶，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支援。對于詹之棄職東下，黎元洪宣稱為軍法不容，孫武說是拆革命的台。詹等如果回武昌，則有被黎元洪、孫武加之“失陷漢口”的罪名而殺害的危險。 漢口失陷前夕，受文學社擁戴的胡瑛，雖然擔任了軍政府外交部長，但仍不滿足個人權欲，利用文學社的不滿情緒，挑唆駐漢陽的民軍協統宋錫全于11月1日晚，自漢陽率兵撤往湖南，造成漢陽防守空虛。湖北軍政府聞訊后，即電湖南都督將宋錫全就地正法，首級解武昌懸城示眾3日。与宋同行的王憲章、胡玉珍等，經蔣翊武、蔡濟民力保方獲釋。由于宋走時佯稱奉黃興之令，時人信以為真，故宋被殺又引起文學社不滿。 漢陽失守，黃興東下，蔣翊武任戰時總司令。軍務部根据第5協協統熊秉坤的報告稱，第5協第10標標統、文學社員楊傳連前在漢陽臨戰時，私卸武裝欲逃，將楊的職務撤銷。蔣聞訊大怒，函知軍務部及熊秉坤，宣稱欲撤熊協統之職以報之。孫武便以軍務部長名義召開會議，第7協統領、与孫武關系密切的鄧玉麟發言說：“今軍事緊急，各軍皆布列江岸戰斗線內，而蔣代理總司令乃欲撤熊協統，殊屬悖謬已极，將來軍事必敗于一人之手，安能久任此糊涂豎子耶！”于是，孫武等決計捧出譚人鳳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方招討使，將蔣翊武撤職。蔣被撤職，憤憤不平。其他文學社党人也對孫武等共進會領導人滿腔惱怒。 孫武對与他意見相左的共進會負責人之一、軍務副部長張振武也排擠打擊，以致勢成水火。由于孫武、蔣翊武、張振武3人之間的矛盾极為尖銳，且都有一定的實力，3人又分別擔任軍務部長和副部長，時人稱之為“鄂軍三武”。隨著南北議和達成協議，黎元洪日益倒向袁世凱，“三武”的政治態度也愈益分野：孫武組織民社，支持黎元洪，反對南京臨時政府；蔣翊武則親近黃興，支持南京臨時政府；張振武處于中間狀態，但對湖北局勢不滿，聲言要進行“二次革命”。 蔣翊武、張振武為了与孫武把持的《中華民國公報》抗衡，先后分別辦起了《民心報》、《震旦民報》，各自抒發自己的政治意向，互相攻訐，在湖北軍政府內形成了“三武鼎立”的局面。孫武因与吳兆麟爭奪北伐第一軍總司令，也發生了矛盾，總監劉公也對孫頗為不滿。孫武樹敵過多，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盛气凌人，飛揚跋扈，攘功怙權，無所不至，不但排斥和打擊文學社党人，即對共進會同志也不大重視，所以同志們怨言极多。革命党人和軍政府內的不滿矛頭，均指向孫武一人，驅孫几成普遍要求。 黎元洪就利用大家對孫武的不滿情緒，從中挑撥。若有人對黎處理的事情不滿時，他便說：“這是孫堯卿（孫武）的意思，是孫堯卿他們議妥了讓我蓋章的。”他既把責任推到了孫武身上，又挑撥革命党人之間的關系，致使党人把對軍政府的不滿情緒均集中到孫武頭上，反對孫武的情緒終于導致一場以“倒孫”為目標的事變。 倒孫事變的發起人是共進會員黃申薌。黃在革命准備階段曾廣泛聯絡會党，并在軍隊中發起革命團体种族研究會，擁有會員80余人，又聯絡其他團体，總并聯絡軍中同志500余人。孫武自日本回鄂后，組織共進會，黃加入，并將所聯絡之團体歸并成為共進會的群眾基礎。孫武對他极為器重，以孫中山名義委任他為大都校。但后來他一直沒有被重用，武昌起義時，初任他為民軍第4鎮第7協第14標統帶。1912年2月，湖北軍隊編為8個鎮以后，他升為協統。但資格和能力都在他之下的高尚志卻是他的頂頭上司（鎮統制），他對這個委任不滿，礙于面子，才勉強到軍務部找孫武，謝軍務部對他的委任。未料到，孫武對他的態度非常傲慢。孫坐在靠椅上，雙足俱跣，昂然不動，慢條斯理地問道：“你來了，接到委札沒有？” 黃申薌已是怒火中燒。孫武又道：“協統不小呀，你好生的干，听著沒有？” 黃申薌見他太瞧不起人，強忍怒火不辭而去，而且到處說：“堯卿得意忘形，連老朋友也不認識，我非殺他不可！” 黃申薌与群英會的領袖向海潛關系极為密切，而且二人都是湖北大冶人。群英會是向海潛等在武昌起義之前建立的會党性的反清團体，基本群眾對外稱108人，取水滸梁山伯聚義108將之意，實際人數遠不止此數。曾得到文學社劉复基等人的支持，但文學社不吸收會党，故武昌起義前，群英會大多數加入共進會。黃申薌發動“倒孫”運動，便以向海潛的群英會相號召。提出“改良政治”的口號，組織“改良政治群英會”，企圖驅黎倒孫，改組湖北軍政府。后又收縮目標，專門打擊孫武。 黃申薌為了團結各路人馬，參加倒孫事變的人員很复雜，有文學社員王文錦、王國棟領導的傷兵團体畢血會、武昌起義以后從四川返鄂的原31標組成的教導團、起義老兵組成的將校團，以及義勇團、學生軍等士兵組織。這些人各自帶有不同的目的，有出于對孫武勾結黎元洪植党營私，打擊革命党人不滿的；有革命有功人員因被置之閒散、或因傷殘未得到應有的撫恤，而對軍務部不滿的；也有因個人權位未得到滿足而郁郁不得志的，等等。由于參加人員极复雜，行動起來就沒有統一的政治方向，也沒有嚴密的組織系統。惟因同盟會、文學社中人暗中与群英會攜手，文學社机關報《民心報》社，便無形中成為聯絡机關。起事時，各軍重要人員，往來報社絡繹不絕。 孫武對下面的不滿情緒，有所耳聞，故以軍務部長名義与副部長蔣翊武聯合發出布告，針對群英會警告說：“近月以來，流言蜂起，爭權利，挾意气，怀疑詐，樹党援，第二次革命之風潮几于昌言不諱，試問此等無意識之舉動為公乎？為私乎？其推倒异族乎？抑自殘同類乎？……我同胞宜慎思之。” 但為時已晚，不能奏效。 向海潛于1912年2月27日晚10時，對空放了一排槍，是為起事信號。畢血團、將校團、教導團、義勇團、學生軍一齊出動，以黃申薌為總司令，在武昌城內采取暴力行動，驅逐孫武及其親信鎮統制鄧玉麟、近衛軍統制高尚志等人。起事隊伍佩戴“群英會”徽章，手持百旗，上書“改良政治”、“驅除民賊”、“保商保民”等字樣，上街游行，鳴槍示警，高喊“打倒孫武”、“打倒軍務部長”等口號。 孫武、鄧玉麟、高尚志等事先得到消息，已避走漢口。群英會發出告示，只誅孫武一人。但由于諸人協謀時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禍机既發，各赴其事，內務部与軍務部同時被扰，各部人員紛紛逃匿。參加事變人員一時失去控制，秩序大亂，軍政机關，破坏殆盡，亂兵盛行搶劫，借机報复。第2鎮統制文學社骨干張廷輔亦于當夜被亂兵所殺；蔡濟民被綁架，經黎元洪力保，方得被釋。 黃申薌見孫武已逃，于次日天明把他在武昌大朝街的寓所查抄，并扣押了孫武的家眷，不許隨便出入，抄出的箱籠推積如山。稱孫為“民賊”、“懸賞購孫頭”。 孫武在漢口聞訊，怒不可遏，要調兵平亂，實際上已無兵可調。后經漢口紳商蔡輔卿等懇勸，又与武昌黎元洪商妥，向起事人提出3個條件：（1）不得動搖都督；（2）不得累及無辜；（3）不得騷扰平民。孫武發表退職宣言后了事。孫武辭職后即寓居漢口，在英租界組織武漢民社，繼續從事擁袁、黎，反對同盟會的政治活動。 黎元洪的本意是以革命党來殘害革命党，他巴不得利用党人之間的矛盾，把孫武搞掉。在事變發生前，他已得到消息，但并不加制止，擺出一副坐山觀虎斗的姿態；孫武也曾向他上書辭職，以免凶終，他卻表示再三挽留，不使孫武离位，要把笑話看到底。事變后，孫武果然被逐，他心中暗喜，順水推舟地接受了群英會的要求，批准孫武辭職。而另一方面，對驅孫的發動者黃申薌，同樣不客气，當眾申斥黃破坏秩序，給5000元作路費，要他立即出國留學。 黎元洪以鎮壓“叛亂”的口吻致電鄂省各軍事机關謂：軍務部長孫武，昨已平和解決，市廛無惊，秩序如常，各机關照舊辦公，望勿輕听謠諑，仍在該地鎮懾，是為至要。 由于孫武、鄧玉麟、高尚志等去職，黎元洪便可以名副其實地獨攬湖北的軍政大權。他首先將軍務部改為軍政司。原軍務部副部長蔣翊武、張振武一同去職，改充都督府顧問。任命舊軍官曾廣大為軍務長。為平革命党人之气，3天后又改任蔡濟民為司長，但軍務司失去了軍官的任免權。改組后的軍法處則成了黎元洪用來任意屠殺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 第2鎮統制張廷輔被殺，近衛軍統制高尚志和第4鎮統制鄧玉麟去職，而代之的均是黎元洪的心腹、爪牙。在黎元洪的周圍不但早已聚集了一幫陰險狡猾的文人政客，又聚攏了一批野蠻凶悍的舊軍官以及共進會的敗類，殺人不眨眼的蔡漢卿和与他同有“屠戶”之稱的軍法處長程漢卿等，組成了一個极端反動的統治集團，對湖北革命党人施行血腥鎮壓。 黎元洪不但把革命党人從軍務部赶走，而且把其他几個革命党人部長，如內務部長楊時杰、教育部長蘇成章、副部長查光佛、實業部副部長牟鴻勳等均撤職，換上舊官僚。黎元洪又撤銷了總監察，改組為糾察處。不及半月，黎元洪仍嫌糾察處礙腳，又下令改為糾察院，大大縮小編制，只留60名工作人員，其余近千人全部解散、遣散。 軍務部和監察處本是革命党人對黎元洪的都督權力限制最大的兩個職能部門，現在這兩個職能部門均取銷、縮小，改變了性質，完全在黎元洪的控制之下。 可悲的是，革命党人并未能自覺地把“驅孫”与“倒黎”結合起來，而是把“驅孫”看作是“党爭”，共進會、文學社，仇恨日深，形成勢不兩立，加劇了革命党人之間的矛盾，黎元洪坐收漁人之利。 孫中山接到報告，立即意識到湖北党人存在內爭大不利于革命，當即發電報給鄂省同志進行調解，可惜鞭長莫及。 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沒有看到黎元洪的陰謀，發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個字通告全体社員，甚至說：“如有不遵我副總統之命令及損失我副總統之威嚴者，惟以武裝維持治安耳。”蔣的態度遭到文學社同志非難，有人批評他“膽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 4月，同盟會于鄂省組織支部，以石瑛為支部長。文學社遂与同盟會支部合并。文學社副社長王憲章被推為副支部長。民社成立后，共進會發生分化，部分共進會骨干，如居正、楊玉如、李作棟等回到同盟會陣營里。楊玉如當選為同盟會鄂支部總務干事。7月14日，民社与統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孫武當選為支部長。從此，湖北的兩大革命團体——文學社与共進會的組織，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會与共和党。 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爭奪權力的實踐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軍事部門，便提出“軍民分治”的口號，將總攬軍、民兩政大權的軍政府撤銷，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長各司其事，兩不相扰。這樣，都督獨攬軍事大權，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軍權。又規定民政府的民政長必須由“富于政治經驗”之人擔任，借此起用前清舊官僚，以舊官僚掌握行政大權，消除革命党人勢力，是舊勢力复辟奪權的一個重大政治步驟。 黎元洪選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長。樊原籍湖北，曾任過清朝知縣、布政使等官，并曾護理兩江總督。武昌起義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帶著他的書信赴滬，懇切敦請。樊意存觀望，堅不赴任。黎乃電請袁世凱以大總統名義對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舊官僚劉心源暫代湖北民政長，袁又命劉署理湖北民政長，劉只答應代理3個月。 民政府下設內務、外交、財政、實業、司法、交通、教育7個司。由夏壽廉、李作棟、李四光、姚晉圻、伍朝樞、張知本、熊繼貞分別擔任司長。民政府剛剛成立1個月，下屬几個司長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棟、李四光、張知本、熊繼貞都是過去軍政府各部部長，民政府成立后，分別擔任財政、實業、交通、司法司司長。黎元洪、劉心源迫使他們辭職，以滿清舊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經驗”、“重資格”，讓那亡清官場之山精海怪一齊出現。湖北軍民分治的實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奪湖北軍政大權的標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敗的標志。 袁世凱也看到了軍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勢力的辦法，便通電表示：“外省官制，必本偉論。”一些擁袁政党，也把黎倡導的“軍民分治”贊為“建國良謀”。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銳地看出黎通過“軍民分治”排擠革命党人的企圖，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南都督譚延闓、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電反對。袁世凱不甘心放棄，只得令贊成軍民分治的湖北、四川、山西3省，首先實行，其他緩辦。 黎元洪的軍民分治，進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間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風潮。 劉心源將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擠出去，引起軍界同盟會党人不滿；而且劉心源腐敗淺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劉是嘉魚人，致外間有稱民政府為嘉魚會館，以致群情大憤，密議推倒。 一些反對同盟會的人乘机造謠生事，擴大事態。在都督府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共和党人造謠道：“同盟會在京爭內閣，恐不胜，特派楊玉如君回鄂運動軍隊，以王憲章為主動。”他們還在會上宣布：“同盟會鄂支部副理事長王憲章、總務干事楊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謀危黎副總統，推倒鄂軍政府。” 同盟會党人起而反對共和党誣陷，引起爭論，繼竟斗毆。黎元洪調衛兵脅迫會議解散。上海同盟會机關部特致電黎元洪，指出上述傳聞，系反對党因王、楊為同盟會支部干事，故有意中傷。同盟會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為此事去會見黎元洪，聲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無顛覆之虞，同盟會斷不致有革命之舉。” 黎元洪當面保證：“日內派兵巡城，亦為防范宵小起見，与同盟會并無絲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飭保護。” 黎元洪的話是向來靠不住的，都督府軍事參議王憲章、都督府顧問楊玉如、警察學校監學祝制六被他解職。王、楊被迫离鄂赴滬。同盟會員祝制六、江光國、滕亞綱原系文學社党人，由于文學社屢遭黎元洪鎮壓，心中极為憤恨，積不能平。遂秘密聯絡，組織改良政治團，設立秘密机關，欲圖改革政治，改組都督府。時稱“第三次革命”。 這時，畢血會因退伍問題發生風潮，几致暴動。黎元洪下令戒嚴，發出嚴令：“有暴動及擅自開槍聚眾者，格殺勿論。 若被捕獲，則就地正法。” 祝制六等初擬7月8日，后又改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偵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報，立即調近衛軍奔赴閱馬厂同盟會事務所，將江光國、滕亞綱2人逮捕，交軍法局審訊。又派出大批軍警在漢口大公賓館破獲机關，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過江，押至武昌漢陽門碼頭即被殺害。江、滕也于當日下午在獄中被殺。 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關，假改革政治為名，主持极端破坏，實屬民國罪人。他宣布說：“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亂党經伏誅，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說的“概不追究”是為了穩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為了一网打盡。從7月17日開始，直至月底，破獲机關數處，逮捕党人數十名，多數立時槍斃，少數永遠監禁。黎還秘函駐漢口外國領事，要求協緝租界內之亂党。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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