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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許多新軍士兵走上黃鶴樓。黃鶴樓一帶，商販云集，游人如堵，熱鬧非凡。這些身著土黃色新軍制服，頭戴大蓋帽，腰束皮帶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樣，說說笑笑來到山上。在奧略樓內有三個人正在等候這些士兵們。其中一人身穿長袍，頭戴禮帽，便是《大江報》主筆詹大悲，另兩位是身著軍裝的蔣翊武和劉复基。 劉复基，名汝夔，字堯澄，湖南常德人，19歲便參加馬福益領導的洪江起義，失敗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會。次年歸國，在長沙設中外各報代派所，運銷《民報》，并与禹之謨等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于岳麓山，鼓動學潮。因禹被捕，東赴上海，同楊卓霖、蔣翊武創辦《兢業旬報》。1909年回武漢，任《商務報》會計兼發行人。因擬擊殺立憲派楊度未果，被捕，旋釋出，入湖北新軍。參加振武學社。兩年前的一天，詹大悲、劉复基、蔣翊武同在《商務報》共話國事，結為友好。 20位代表來齊，他們都是20至26歲的青年，是新軍各營的代表。 詹大悲把鉛印的《文學社》簡章分發給大家：“今天是文學社成立大會，簡章無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學，是為了避人耳目。我們以前的學社被敵人偵破，但我們從不放棄革命，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學為名，爭取同志，總有一天，我們要把新軍變成革命力量，這就是我們的‘端營主義’。以后，《大江報》便是我們文學社的机關報，歡迎大家多多投稿。” 蔣翊武接過話題：“今年說不定會有革命發生，我們方略已定，急應開展活動，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 簡章規定文學社設正、副社長各一人，下設文書、評議兩部。文書部又分設文書四人，會計和庶務各一人。評議部設評議、糾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蔣翊武為社長，王憲章為副社長，詹大悲、劉复基為文書和評議部長。于武昌小朝街設總机關，并在漢口、漢陽等地成立分机關。遙戴孫中山為總理，以同盟會“驅除勒虜，恢复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6字為綱領。借“研究文學”為名，在新軍士兵中開展活動，通過新軍各標、營代表掌握武裝。以出版《大江報》進行公開宣傳。吸收社員達5000余人，多屬新軍士兵，也有少數官佐參加。 文學社能夠如此發展，与胡瑛的指導有關。蔣翊武經常去獄中征求胡瑛的意見，胡瑛与同盟會會員有著廣泛的聯系，蔣翊武也就得到同盟會的支持和幫助。 至于共進會，前面說過，它是在東京成立的。1907年春，黃興离開東京時，要劉揆一代理他的同盟會庶務職務。劉揆一打算從各省吸收秘密會党成員和革命者加入同盟會，他把這項任務交給同盟會云南主盟人呂志伊去辦理，但呂志伊不久回國，這項工作被擱置。其后，熱心這件事的同盟會會員、四川籍人張百祥，同盟會會員、湖南籍人焦達峰，同盟會會員、湖北籍人劉公，以及日知會成員孫武等人發起，于當年8月成立共進會組織，目的是謀求革命党人合作，策划長江流域起義。他們擬定法規10條，推張百祥為會長。張未就任，即改推鄧文輝擔任，次年劉公繼任會長。共進會下設內政、外交、交通、軍務、參謀等9部，各設部長一人。它的綱領同同盟會的綱領几乎一樣，只是以“平均人權”代替了“平均地權”。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會党中吸收會員，發展組織。1909年又在武昌設立共進會總部，聯絡長江下游各會党，統一行動。同年焦達峰在長沙建立共進會組織，鄧文輝在南昌建立共進會江西分會。并在上海、岳州等地設立通訊机關。以新軍會員編成七軍，以會党編為三鎮，推劉公為大都督。 共進會擁護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兼任共進會最高領導，譚人鳳曾被列為共進會會員宣誓的監誓人。 孫中山的第十次起義失敗后，譚人鳳、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些兩湖革命志士，開始集中注意力于長江流域，特別是武漢地區。為了指導長江流域的革命活動，需要組織一個地區性的組織。同盟會在國內本來就准備設中部支部組織，黃花崗起義失敗后，黃興和胡漢民情緒沮喪，与外界暫時隔絕，孫中山則像往常一樣居留海外。因此，同盟會中部地區組織，便由宋教仁、譚人鳳等人建立起來。 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鈍初，號漁父，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7歲入漳江書院讀書，喜政治、法律、地理諸學科。21歲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議論時政，漸萌革命思想。次年2月与黃興、劉揆一在長沙創立華興會，被推為副會長。7月与呂大森、劉靜庵等在武昌組織科學補習所，任文書。參加長沙起義，領常德一路起義軍響應，事泄，遭清政府通緝，逃日本，入法政大學，繼改入早稻田大學，仍習法政。1905年同程家檉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宣傳革命，并參加同盟會籌備會。同盟會成立時，任司法部檢事長。同年被推為同盟會机關報《民報》庶務干事兼撰述員。次年，黃興去安南，指定他代理同盟會庶務，主持同盟會總部的工作。1911年1月初回到上海，任《民立報》主筆，揭露清廷腐敗，反對外國侵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4月赴香港，參加籌備廣州起義，任編制課長。起義失敗后与譚人鳳等人在上海組織同盟會中部地區總會，被舉為總務干事，籌划在南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設立分會。 中部地區同盟會設會長一職，經過深思熟慮，公開表明“虛位待賢”。譚人鳳為總務會議議長，宋教仁、陳其美等為總務干事。 中部地區同盟會成立后，由譚人鳳負責組織湖北分會，焦達峰負責組織湖南分會，吳玉章負責組織四川分會。 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空前活躍。在湖北，居正和孫武熱情工作，但到4月中旬，譚人鳳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已用光。正在經濟困窘的時候，共進會會長劉公來到武漢，情況有了好轉。 劉公名湘，字仲文，1881年生于湖北襄陽。21歲東渡日本留學，是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并為《民報》出版捐贈巨資。萍瀏醴起義，回國謀響應，失敗后复往日本。。共進會在東京創建時，他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秋，他回到鄂西北的家鄉。1911年夏天，父親給他一筆巨款，讓北上京城納粟捐官，當他在省城露面時，同志們便勸說他留在武漢起事，又推他做湖北都督。他慨然將5000兩銀子捐出作為革命經費，此是后事，暫且不表。 湖北的兩個革命團体共進會和文學社聯合起來，已是勢在必行的了。而在聯合問題上的困難是：兩個組織爭奪領導權。雖然某些共進會會員也參加了文學社，但是，這兩個組織的領袖有著迥然不同的經歷和才能。 共進會的領袖們全部是留日學生，又是同盟會會員，同中部地區同盟會有著親密無間的關系。 文學社的領袖們及其成員，大多是土生土長的。雖說社長蔣翊武和評議部長劉复基是同盟會會員，但除劉复基外，蔣翊武和他的同志們都從來沒有出過國門。蔣翊武与同盟會有些聯系，但他們主要是通過胡瑛同全國革命志士取得聯系的。文學社的社員，几乎全是湖北新軍士兵。其中有一些人有學識，但沒有一個人具備同盟會領袖們所具備的領導才能。 從實際力量來說，文學社胜過共進會，它的成員遍布湖北新軍的各個單位。但是，共進會的領袖們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蔣翊武對于聯合共進會頗有疑慮。 劉复基被推為文學社評議部部長后，便同蔣翊武商量：“現已找到小朝街85號樓上做文學社机關，我們兩人早晚要有一人出來主持机關。” 劉复基遂設計退出軍營。這一天卻是號稱“小諸葛”的劉复基在協司令部大門站崗，一個標統走過來，劉复基故不舉手敬禮。那標統停步訓斥： “為何不敬禮？” 劉复基道：“部下一時眼花，未看清長官。” 標統大怒：“目無長官，罰跪半小時，跪下！” 劉复基下崗遂寫了退役報告，稱有眼疾，久醫無效，不宜在營中服役。呈遞隊官，隊官有心愛護他，認為复基在軍中頗有前途，不批出營。劉复基懇請，隊官只好割愛，呈送營管帶。管帶說复基扯謊，卻要親驗。劉复基固求，亦得批准。 劉复基急忙解裝出營，去理發店剪掉辮發，提了行李來到小朝街85號坐鎮机關。 5月11日那天，共進會會長孫武派楊時杰、楊玉如、李作棟，邀約劉复基等到長湖堤處所，共商共進會与文學社聯合事宜，均認為合則兩美，离則兩傷，當此之時，极宜風雨同舟。討論聯合的具体問題時，楊玉如建議：共進會給文學社以經濟援助，但需由孫武出任文學社社長。這建議即出，頓覺气氛緊張，如此遂罷。 孫武加緊同文學社進行聯合，改派共進會馬隊代表陳孝芬去找劉复基等商談會社聯合問題，因陳孝芬同蔣翊武、劉复基均有私誼。 陳孝芬找到蔣、劉二人，陳述起義時机成熟，應有統一號令，孫武誠心合作等等。蔣翊武道：“合作當然很好，只是那些留洋的長衫人物，會叫我們上當，那孫武領袖欲特強，恐怕不好相處。我看還是殊途同歸的好。” 陳孝芬道：“此時正是同歸時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万一暴露，清廷決不會偏愛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區分會社，我們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 劉复基見陳孝芬說得有理，說：“慢慢來吧，文學社端午節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希望你能來陳述意見。” 端午節這天，文學社果在“同興酒樓”開會，到會者70余人。大家都贊成文學社与共進會加強聯絡，推劉复基為聯絡員，安排蔣翊武同孫武面淡。陳孝芬建議：可約孫武來文學社見面。 既是會員又是社員的彭楚藩、蔡濟民等人，更是鼓動蔣翊武去同孫武見面。蔣翊武以示主動和禮貌，便同劉复基一起往孫武處拜訪。 他們見面很是禮貌，略作寒暄便談正題。蔣翊武道：“我們文學社在軍營中力量很大，合作是可以的，只是應該少數服從多數。” 孫武急忙道：“我們共進會是同盟會直接領導的，是中部地區同盟會的組織，与長江流域各省都有組織關系，在本省的力量也很大，人數超過文學社，聯合后，共進會當然居于領導地位。” 二人隨即爭將起來，各不相讓。 劉复基雙手微微擺動，示意他們不必再爭，道：“今日是謀合力反清，為何比較實力呢？” 蔣、孫頓時語堵。劉复基便打圓場：“以后慢慢談吧。” 劉复基、彭楚藩、蔡濟民等人商量，必得找一個妥當辦法，加以聯合。這身材高大的彭楚藩原名潭藩，字青云，湖北鄂城人，20歲入湖北新軍，結識劉靜庵，加入日知會，被推為評議。不久，日知會被偵破，易名楚藩，入憲兵學校，畢業后充憲兵，遞升正目，秘密從事革命活動。辛亥年初，先后加入文學社与共進會。那蔡濟民是湖北黃陂縣人，18歲投筆從戎，后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肄業，任司務長，再升排長，素怀革命大志，交游甚廣，頗有號召力。文學社本想選他為副社長，他堅辭副社長職，甘當一名普通社員。 這一日，譚人鳳回到武漢，便同孫武、居正等人見面。孫武等請求譚人鳳留鄂主持大計。譚人鳳對起義屢次事敗，已經心灰意冷。听說運動新軍有很大成績，開始相信湖北党人的事業。孫武道：“不要小看我兩湖同志，非得做番大事，讓孫、黃看看。” 譚人鳳要去獄中探望胡瑛，商談湖北革命大計。 胡瑛見到譚人鳳，喜出望外。恰好蔣翊武等人亦來探望，便向譚人鳳介紹，此是文學社社長，等等這般。 譚人鳳見那蔣翊武雖穿軍裝，卻是土頭土腦，其他一些文學社中之人，亦毫無惊人之處，不覺少言寡語。蔣翊武本久仰譚人鳳大名，极想攀談，見譚很是冷漠，便即告辭。 蔣翊武等人离去，胡瑛望著譚人鳳道：“先生不可以貌取人，文學社同志多是肝膽相照的質朴之人，軍中社員已逾3000，此几位都是文學社的領袖。” 譚人鳳即覺錯失交臂，作跌足失悔狀。 胡瑛道：“先生不妨去《大江報》了解文學社詳情，結識群英。” 譚人鳳性情急躁，辭別胡瑛，即去《大江報》，會詹大悲。坐定稍談，那蔣翊武等便破門而入，他們來找詹大悲傾談与譚人鳳相遇，受冷落之情。這譚人鳳早已變得熱情奔放，急忙起身，向前一步抓住蔣翊武的雙手：“剛才多有失禮，老夫目不識英雄，原諒則個。” 蔣翊武見狀，那點怨气頓時云散，不由得一股熱流傳遍全身：“文學社加上共進會力量，進行武昌革命，甚是穩當，唯是舉事之后，缺乏主持大計者，懇請先生与黃克強、宋教仁諸位來鄂領導。” 譚人鳳緊緊握住蔣翊武的雙手：“這兩湖形勢實是令人振奮，我當回滬邀黃、宋來鄂，惟愿文學社与共進會攜手并進，為天下倡，此是革命成功希望所在。” 譚人鳳几日后便返回上海，向宋教仁備述兩湖形勢，宋教仁卻也振奮，加緊組織中部地區同盟會，決定于1913年在長江流域各省發動起義，譚人鳳函告居正等人，湖北党人得這項消息，頗感高興。 這一天，章太炎弟子、名士黃侃從京來漢，在《大江報》同居正相遇，便商談北京各類新聞，尤其是清朝皇族內閣成立，立即宣布鐵路“干線均歸國有”的內幕，及湖南、廣東、湖北、四川四省掀起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其中以四川斗爭最為激烈，已發生了全省性的武裝暴動。天下將要大亂，革命党應乘時而起，云云。那副主編何海鳴听來很是鼓舞，便設酒肉相待。黃侃微醉，何邀黃為《大江報》寫篇政論文，黃侃起身：“待我寫來再飲。”即揮筆落紙，一气而就：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机，處處皆成死境。膏育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將至。長日為年，昏沉虛度，痛飲一雜，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极大之震動，激烈之改革，喚醒四万万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將人人歡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痛巨創，使致于絕地，而頓易其亡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乎，救國之健儿乎，和平已無望矣，國危如是，男儿女耳，好自為之，毋令黃祖呼佞而已。 寫畢，收起筆墨，將稿付于何海鳴，繼續飲酒。 何海鳴讀罷，一拍大腿，大叫一聲：“妙文！”即交詹大悲定奪。詹大悲亦是叫好，即命發排。 不料，這篇妙文在《大江報》刊出，卻引出一場轟動全國的報案來。 巡警道王履康發現該文，即密報湖廣總督瑞澄：“卑職近查《大江報》館職員均系剪發辮者，行跡可疑，今又發現《大江報》刊行這篇亂文。” 瑞澄對《大江報》鼓吹粵漢鐵路保路風潮已積有宿怨，決計巡警道前往查封，傳下話去：“《大江報》淆亂政体，扰害治安，應即封閉永禁發行，并傳撰稿人、編輯人等交審判廳照律究辦。” 這天夜晚，巡警隊包圍《大江報》館，數十名巡警和赤膊打手闖進《大江報》館。 撰稿人黃侃已乘輪船東去，何海鳴去租界戲館看戲未歸，那詹大悲不知禍之將至，應傳歸來。 詹大悲一看報館被封閉，即令報館人等將須用物品搬出。 巡警打手把詹大悲押到審判廳，已是深夜12點鐘。檢查廳立時起訴。法官要詹大悲將副主編何海鳴交出，大悲道： “我是發行兼編輯人，一切責任均由我承擔。” 法官無奈，令將大悲押赴看守所，次日再審。 何海鳴聞報館被查封，大悲被關押，有苦無處去訴，遂向全國報界發出通電求救，漢口報界即開公會遞公呈，要求釋放編輯人。審判廳不听，再訊詹大悲，問亂文是何人所作，大悲仍是一人承擔。法官便問：“登此政論，是何用意？” 大悲道：“國民長夢不醒，非大亂不足以警覺，故出此激忿之語。” 法官道：”你這政論文中有‘和平改革之路無望’一句，明明是淆亂政体，扰亂治安。” 大悲道：“試問立憲之詔旨是和平而來，抑是因亂而來？” 法官無語對言，若要將其釋放，又不敢做主，報由督院拍板定奪。 督院豈肯了結，遂要審判廳判詹監禁一年半。何海鳴亦被抓獲，与詹同案被判。 武昌新軍中同志群情激憤，都想早日發難，坐鎮小朝街机關的劉复基急去各營，安慰同志，要冷靜慎重。但組織發展已有相當規模，又無法收縮，宜早日大舉。 6月1日，蔣翊武、劉复基、王憲章等人聚集在小朝街机關，研究起義。 彭楚藩忽然來到：“情況緊急，清政府急令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瑞方帶領鄂軍兼程入川，除第31標及第32標一營隨瑞方入川外，第41標一營開宜昌，二營開岳州，馬隊8標開襄陽，第19標三營開鄖陽，限令7月20日前出發。” 劉复基道：“若是翊武將要去岳州，一部分新軍同志也要隨軍調走，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隨隊出發，起事很是難辦。” 卻是如何應急？眾人面面相覷。 彭楚藩道：“能否乘机起事？” 复基道：“先無准備，也未同共進會達成協議，怎能起事？” 彭忿然作色：“為何与共進會總是不能聯合？既然是宗旨一致，如此這般，恕我直言，就是湘鄂兩派在爭領導權！” 复基道：“我提出一個方案，劉公、孫武、蔣翊武均不擔任都督，他日有德者居之，若何？” 眾人覺得有理，即令劉复基去共進會聯絡。又決議，蔣翊武隨軍离開武昌后，机關社務由王憲章、劉复基分擔，一旦武昌起義，調防各地的同志立即就地響應。 彭楚藩再把新軍調動消息告訴孫武。孫武更是著急，便派鄧玉麟与劉复基商談，彭楚藩、蔡濟民從中撮合。遂定軍政大權由蔣、孫分擔。 孫武卻覺對劉公應有安排，共進會曾推定他當湖北都督，現在缺少起義經費，還期望他設法籌款。 一日，楊玉如探得消息，遂告孫武，劉公家里匯來5000兩銀子，而款到多日，劉公卻密而不宣。孫武大怒：“他不仁，休怪我不義，必定設法把它弄來。” 孫武遂將彭楚藩找來，請彭帶憲兵中同志，以搜查為名，把劉公的匯票弄來。彭楚藩覺得都是同志，不必大動干戈，他便另設一法。 這日晚間，彭楚藩同共進會李作棟登門拜訪劉公。略作寒暄，彭楚藩道：“有一事相告，我從憲兵營探得情報，有襄陽某人匯來漢口5000兩銀子，官廳已加注意，不知此款与您是否有關？” 劉公大惊：“不錯，我剛接到匯款，尚未取來。” 楚藩道：“听說您將攜款納官，不知然否？” 劉公作色道：“納官是家父主意，我借納官向家中索款，以作革命經費，這個大家都是知道的嘛！” 彭楚藩道：“如此甚好，請把匯票交來。” 劉公道：“頂好還是由我管著，當用則用，當緩則緩，何必如此著急？大家都是共謀革命，我管又有何不可？” 彭楚藩滿臉怒气：“怪哉，你把錢抓住不放，莫非真是要去北京捐官不成？”彭從口袋里掏出一本《革命方略》，又道：“這是在你處發現的，我就拿它告官，你所捐的紅頂子烏紗帽我先拿來戴戴。” 李作棟忙勸解道：“劉公當然有權過問，匯票當由誰管，可請几位同志商量，不必爭執。” 劉公道：“不在誰管，這錢我應該監督，以免濫支。我現在就把匯票交給你們。” 彭楚藩笑道：“作棟是共推的理財部長，匯票可由他管。 5000兩銀子可兌7000塊銀元，革命經費有5000元就行，其余2000由你花用。剛才魯莽，請見諒。” 劉公卻也不計較，雙方重歸于好。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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