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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起義的日期預定于4月13日。但是，4月8日，從馬來亞歸來的溫生才擅自行動，暗殺了廣州副都統孚琦。 溫生才被捕就義。 《可報》對刺殺孚琦的溫生才烈士公開表示贊揚。清政府對《可報》本來就很嫉恨，因它是咨議局辦的，苦于沒有把柄，奈何不得，現在便借題發揮，以“恐莠言之亂政，禁邪說之惑人”，以免“片紙風傳，一倡百合”為借口，勒令《可報》永遠停版。 暗殺事件后，廣州政府嚴密戒備。加之從日本運來的一船武器和從美國、荷屬東印度匯來的款項誤期，黃興決定起義時間推遲到4月27日。黃興于4月23日寫下“本日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的絕筆書，离開香港潛入廣州，負責指揮迫在眉睫的軍事行動。 廣州城內謠傳：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舉事，粵督張鳴岐對起義已有所聞。4月25日，張鳴岐、李准調巡防營二營入城，以其中三哨守衛觀音山高地。陳炯明、胡毅生等人聞訊大惊，認為敵有戒備，應該慎重從事，堅主緩期。但參与選鋒的喻培倫、林時塽等深恐事情敗露，無法再舉，故堅決反對。黃興再三思考，決定采納陳炯明等人緩期的意見。于是黃興電告在香港的胡漢民：“省城疫發，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的選鋒隊勿來廣州。 但是，喻培倫、林時佺找到黃興，慷慨激昂地陳述自己的見解：“花了海外華僑這么多錢，南洋、日本、內地同志不遠千里而來，決心拼搏一番，但舉事一緩再緩，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舉，豈不成了騙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戶口，人、槍怎么辦？難道束手待擒？革命總是要冒險的，何況還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敗，也可以用我們的犧牲作宣傳，振奮人心。現在形勢緊急，有進無退，万無緩期之理！請再三深思！” 喻培倫曾因試制炸藥損傷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張按期起義：“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個人，也要丟完炸彈再說，生死成敗，在所不計！你們四肢俱全，難道還不如我這個殘廢人嗎？” 這一番話說得黃興熱血沸騰，他決定集合三四十人圍攻督署；殺掉張鳴岐。 4月26日，李准從順德調心腹吳宗禹所屬巡防三營入城。据說，其中10名軍官中，哨官溫帶雄等8人熱心革命，一人中立，僅一人反對革命。陳炯明聞訊，由惊而喜立即改變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黃興作了報告，要求4月27日按期起義。黃興也很受鼓舞。革命党小東營會議因此決定：在廣州的500人“選鋒”兵分4路，于27日下午5時同時發動。 黃興立即給胡漢民去電：“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這份27日起義的電報，直到26日夜間10點鐘才傳到香港。此時尚有300多“選鋒”滯留在香港，200多枝槍還在香港待運廣州。而開往廣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啟航。 香港統籌部的趙聲主張：所有300多“選鋒”攜帶武器次日搭早班船去廣州，上岸時若被查覺，即開槍攻擊，就勢發動起義。但是，胡漢民和剛從湖北來到香港的譚人鳳反對，他們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廣州。于是，香港統籌部急電黃興，要求將起義日期推遲到28日。譚人鳳和黃興之子黃一歐乘早班船去廣州。趙聲、胡漢民帶領300“選鋒”搭乘晚班船去廣州。 陳炯明接到香港統籌部的電報，即派馬育航向黃興匯報，主張延期一天起義。但此時黃一切已准備就緒，正戎裝待發，反對改期起義。譚人鳳到達廣州起義机關時，黃興及其選鋒隊伍已經准備就緒。譚人鳳未能說服黃興推遲起義日期。 4月27日下午，黃興命令在廣州的“選鋒”隊兵分四路：黃興率領第一路進攻總督署。姚雨平率領第二路進攻廣州小北門，騤已站到革命方面來的新軍進城；胡毅生率領第三路守大南門；陳炯明率領第四路襲取巡警教練所，以便該所200名學生投入起義行列。陳炯明擅自主張，通知胡毅生起義改期。胡亦抱消极等待情緒，以拒發槍械來作抗拒立即起義的表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三四路沒有及時發動，只有黃興率領的第一路按時進攻。 黃興等決意起義，他們精神奮發，不少人怀著必死的決心，寫下遺書。 林覺民在給他怀孕的妻子的絕筆書中寫道：“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几家能夠！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方聲洞給父親的絕筆書：“此為儿最后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則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國事為重，勿傷儿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斗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儿刻已廿有六矣，對于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能不死中救生也。儿今日极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以保衛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万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儿雖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4月27日下午4時許，黃興、朱執信、林時塽、方聲洞、林覺民等人率領130名選鋒，臂纏白布，腳穿黑色膠鞋，手執槍械炸彈，全体集合。 眾人見喻培倫也來到這里，不同意他參加戰斗，勸他留下來，把制造炸彈的技術傳授給同志，這比參加戰斗更重要。但是，喻培倫道：“啥子話，我為革命才學會制造炸彈，現在做好了炸彈，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 又有人勸道：“不少你一個人嘛！” “我一個人比你們几個人都強。”喻培倫有些生气地回答。 黃興慷慨激昂地作戰斗動員：“清政府從鴉片戰爭以來，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欺壓百姓，弄得中國暗無天日。如果不將這個腐敗的政府推倒，亡國之禍，即在目前。革命，是救國的唯一良方，是我們的天職，要靠我們富有熱血的男儿，不顧一切，抱著犧牲的精神，才有辦法。只要我們肯犧牲，革命是一定會成功的。同志們，努力吧，革命一成功，我們就不再受外國人的欺負和清政府的壓迫，大家都可以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身穿白長衫的朱執信，气喘吁吁、踉踉蹌蹌地從外面跑過來，要求參加戰斗：“我愿跟黃胡子去拚命！” 有人笑道：“你穿著長衫，怎能沖鋒陷陣？” 朱執信瞪了那人一眼，立即取出剪刀來，將白長衫的下半截剪去，雙手拿著兩個炸彈，站隊待命。 年已半百的譚人鳳向黃興要槍。黃興瞥他一眼，婉言拒絕：“先生年高，還有事要你去辦。這是決死隊，你不必參加了。” 譚人鳳頓時滿臉通紅，高聲責備黃興道：“你們敢死，難道我譚人鳳獨怕死么？” 黃興微微一笑，無可奈何，只得發槍給他。 譚人鳳并不懂槍術，拿過槍來，馬上誤触扳机走火，把眾人嚇了一跳，幸好尚未傷人。 黃興不待譚人鳳解釋，一把將槍奪回，連聲說道：“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譚人鳳搖頭歎息，只得埋怨自己。 黃興身穿雪青色紡綢短衣，雙腿扎布，雙手持槍，威風凜凜，神采奕奕。他看看手表，指針正指在5時30分，便立即發出命令：“各位同志記住：膽要大，心要細。時間已到，向督署進攻！” 司號員拿著用海螺做的號，吹響了進軍號。一時嗚嗚聲動，風起云涌，直扑向前。 督署東西轅門駐有一連衛兵，正在吃晚飯，起義軍沖來，大喊道：“我們為中國人吐气，你們也是中國人，如果贊成舉義，舉起手來！” 清軍衛兵面面相覷，有的企圖拔槍反抗。起義軍槍彈齊發，當即擊斃衛隊管帶，沖入二門，与清軍衛隊對射，所向皆摧。 黃興雙槍連連射擊，彈無虛發，迫使衛兵棄槍請降。 朱執信卻將平日文弱的姿態拋到九霄云外，勇敢地沖鋒陷陣，顯示出十分机智勇猛。 黃興、朱執信、林時塽、李文甫、嚴驥沖入私寓，分頭搜索張鳴岐。 喻培倫、熊克武等從督署后門進攻。三天三夜因赶制炸彈未合眼的喻培倫，身負一籮炸彈，雙目炯炯有神，拋出兩顆十磅炸彈，“轟隆隆！”督署后牆炸開兩個大洞。起義軍戰士沖進去，喻培倫高喊：“活捉張鳴岐！” 張鳴岐正在督署同司、道官員議事，听到警報，連忙穿過后壁，轉入水師行台。 黃興見張鳴岐等官員已逃跑，下令縱火，焚燒督署。 起義軍出了總督署，行抵東轅門，同清朝水師提督李准部隊遭遇，林時廩向前勸降：“我等皆漢人，當同心協力恢复漢土。”不料突然中彈而死。 劉元棟、林尹民等5人相繼中彈身亡。 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巷戰。黃興舉槍射擊，連連擊斃數人，他右手中彈受傷，斷中、食二指。一臂已廢的喻培倫，胸前挂著滿滿的一筐炸彈，奮勇向清軍投去，敵人見之，無不喪膽。 起義軍兵分三起，分途進攻。戰火迅即蔓延全城。黃興帶領10人，打算出南大門，在途中与巡防營相遇，接火后，因寡不敵眾，敗北。黃興避入一家已歇業的綢布店，更換衣服而出，奔向珠江南岸郊區的一個秘密机關。那里的女同盟會員徐宗漢給他包裹傷處，安全地把他護送去香港。以后，黃、徐結為夫妻。 朱執信隨黃興轉戰到雙門底，從犧牲的同志手中拾起一枝槍，繼續戰斗。他手、胸負傷，鮮血淋漓，竟不理會，直到子彈打光，隊伍散了，他才避入方言學堂學生林云陔家中，等到大南門、大平門開放，經過一番喬裝打扮，搭船前往香港。 方聲洞等一隊起義軍馳攻督練公所，方中途飲彈犧牲。 陳炯明等人在黃興發動起義時，卻逃出城去，接著又逃回香港。 起義軍經過激烈戰斗，終因實力懸殊而失敗。戰斗中英勇犧牲的有林時塽、方聲洞、羅進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義的有喻培倫、林覺民等29人，共計86人。 胡漢民、趙聲率領300“選鋒”赶到廣州，起義已經失敗，遂大哭而歸。趙聲不久便憂郁謝世。 事后，收殮在戰斗中犧牲和慷慨就義的72具尸体，由革命党人潘達微營葬在廣州城外東北郊白云山麓的紅花崗（后改名為黃花崗），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黃花崗72烈士”。 此乃孫中山的第十次起義，即后人所稱的辛亥（1911年）廣州起義或“黃花崗之役”。起義以失敗而告終。 黃興在香港見到陳炯明，甚為气憤，對親近同志說：“竟存此人，不足与共大事，觀其眸子，足知其陰險，須亟除之，免為后患。” 陳炯明在大事面前，專擅自為，見危卻步，其后果是极嚴重的，理應除之。但是，他在新敗之后逃到香港再圖革命，許多同志認為應給予他悔過立功的机會，不同意黃興的處置辦法。此事也就作罷。 譚人鳳和居正在黃花崗起義之前，被黃興派往長江流域，組織起義。 譚人鳳，號石屏，又號雪髯，1860年出生于湖南新化縣。36歲以前尚在鄉村教私塾，未能研究時事政治，后遇友人談論中外大事，竟瞠目無以應對，愧恨難當。先參加反清复明的哥老會，被推為龍頭，后結識黃興，入華興會。44歲參与黃興等謀划湖南起義，事泄后回鄉以創辦“福田小學”為名，設立革命机關，聯絡會党。后任新化中學堂監督。因招納寶慶會党起義殘部事泄，逃往日本，加入同盟會，為同盟會年紀最長者。他為人耿直，儀表威嚴，熱心實干，討厭清談，對孫黃多有批評，獨崇宋教仁為俊杰。萍瀏醴起義爆發，他受同盟會總部委派回國策應。未果，重回日本，入法政學校學習。后參加鎮南關起義、云南河口起義。1910年夏在日本東京的11省區同盟會分會長會議上，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這是黃興派他回來組織起義的原因。 居正，號覺生，別號梅川居士，1876年生于湖北廣濟縣。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31歲在東京參加發起共進會，次年赴南洋從事革命活動。1910年返回日本，与宋教仁、譚人鳳等籌設中國中部同盟會，謀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旋歸國。 譚人鳳同居正來到武漢，与《大江報》主筆詹大悲以及孫武等人見面，商量運動新軍的事情。 孫武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1879年生于湖北漢口，原名葆仁，字堯卿，號夢飛。18歲入湖北武備學堂，畢業后歷任湖南新軍教練官，岳州威武營管帶等職。21歲參与唐才常自立軍起義，被舉為岳州司令。25歲加入科學補習所，負責聯絡軍隊与會党。事泄，逃往日本，學習海軍。回國后加入日知會。28歲再度赴日本，參加組織共進會，被推選為軍務部長。歸國后仰慕孫文大名，佯稱是孫文之弟，為孫文所派，來武漢領導革命，即与彭楚藩在武漢建立湖北共進會，組織革命力量。次年到香港，加入同盟會，不久便回武漢。 詹大悲是湖北蘄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質存。1907年考入黃州府中學。次年到武漢，任《商務日報》總主筆，宣傳革命。《商務日報》被清廷武漢當局查封后，又籌辦了《大江報》。 譚人鳳開口便道：“事情緊急。黃興指示：孫中山先生赴美籌得款項，擬在廣州再圖大舉，定由革命同志組成800選鋒，分四路攻取總督署、水師提督署、將軍署和督練公所，運動巡防營響應，待得手后，黃興率一起義軍入廣西，趙聲率一起義軍入江西，命我率一起義軍入湖南并聯絡各處。我此來即要親自聯絡兩湖革命同志。諸位同志應急努力，屆時響應。湖北由居正負責，我即赴長沙聯絡，月底須赶回廣州參加起事。” 他們商談之后，譚人鳳提出去武昌監獄中去看望胡瑛。胡瑛年紀甚輕，卻已是同盟會的老同志。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他和兩湖革命志士們建立革命團体科學補習所，隨即投入武昌新軍第八鎮工程營當兵，把革命團体設立在新軍內部，在新軍中吸收革命党人，擴大革命組織。當科學補習所被查封后，他參与組織了新的革命團体日知會，醉心暗殺，先后參与謀刺兵部侍郎鐵良，后与吳樾刺殺清廷出洋五大臣，逃亡日本留學，适逢同盟會成立，成為第一批會員，后奉同盟會之命回武昌策動日知會響應湖南萍瀏醴起義，事敗，与日知會主持人劉靜庵、張難先、季雨霖等9人被捕。原擬斬首，卻改為終身監禁。胡瑛才气縱橫，易于接近，他便在獄中宣傳革命道理，很快就把獄吏爭取過來，獄吏因而給了他一定自由，允許他与外通訊，接待革命同志。革命志士詹大悲、蔣翊武、劉复基等人常來看望送錢。老獄吏談國華覺得胡瑛絕非尋常之輩，終有揚眉吐气之日，便把女儿許配給他。這姑娘便天天來獄中為胡瑛操持瑣務。胡瑛喜結良緣也。 譚人鳳、居正、孫武、詹大悲等來看胡瑛，見胡瑛果是衣冠整齊精神健旺，深覺放心。譚人鳳便把將在廣州舉事告訴胡瑛。孫武便道： “我党在廣州失敗多次，為何又在廣州起義？” “此事是孫中山總理指示，南洋諸同志也不甘心，狂熱要再作此一舉。”譚人鳳說完，看了孫武一眼。 孫武對孫中山專心在廣東省起義，而對長江流域的起義在經濟上不給支持頗為不滿：“武漢為中國九省通衢之地，且又有基礎，為何不在武漢舉事？我代表湖北共進會發表意見，過去革命是運動士官，結果感到他們腐化消极；后來是聯合會党，又感到會党思想不純，不能用武。現在是運動新軍士兵的時候了，武昌是新軍集中之處，又有工業基礎，將來武器供應不用發愁，漢口商業區有無盡之餉源，水陸交通又十分便利，一旦發動，即可震動全國，加上湖南支援，可無后顧之憂，江北有武胜關險要可守，可堵清軍南下，東南半壁江山，傳檄可定，北方各省，可從容布置，而民眾反滿情緒十分高漲。凡此种种，皆非瀕海之廣東可比，實應在武漢首先發動。” 譚人鳳此次奉黃興之命，攜帶2000元回湖北、湖南組織當地起義，与廣州起義相呼應：“總部計划既定，即如此行事為好。” 孫武繼續同譚人鳳爭論，居正默不作聲，還是胡瑛道： “廣州与武漢同作准備，以后看情況再定。” 胡瑛是同盟會老會員，又同黃興關系密切，當地革命党人都很尊重他。譚人鳳和孫武便听從了他的勸告。譚人鳳拿出了600元給居正，又拿出200元給孫武，讓他們用這些錢從事革命活動。 湖北省有兩個重要的革命組織，一個是共進會，一個是文學社。這兩個革命組織，都有其演變發展的過程。 科學補習所便是湖北的第一革命組織，1904年7月由青年學生呂大森和青年軍人劉靜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設于武昌多寶寺街，會員共計40余人，推呂大森為所長，胡瑛為總干事，時功璧、宋教仁、曹亞伯分任文書、宣傳等職。以“革命排滿”為宗旨，借研究科學為名，在學校和新軍中進行革命活動。后因華興會計划在長沙起義事泄，清政府發覺科學補習所与謀，下令搜查，幸事先有備，未遭破坏。但“科學補習所”這個名稱不能再用，次年2月，劉靜庵、曹亞伯等人組織“日知會”繼續活動。 “日知會”的名稱，來源于武昌的美國圣公會所設的日知會閱報室。日知會內分設干事、評議兩部，推劉靜庵為總干事，陸費逵、馮特民等為評議。會員共計100余人，分軍界、學界、新聞界、宗教界四類，以軍界為多。主要在新軍、學生与會党中開展革命活動。萍瀏醴起義，該會准備響應，被清政府發覺，劉靜庵、胡瑛、季雨霖、張難先等9人被捕。領袖們被關進監獄，使湖北革命運動一時受挫。至1908年夏，日知會成員再趨活躍。7月26日，日知會會員任重遠、李亞東等人在武昌建立軍隊同盟會。 軍隊同盟會吸收400余人，多屬新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公推任重遠為總干事，主持會務。并創辦《通俗白話報》，由陳少武主編，進行革命宣傳活動。為防止泄密，議決不定會章。后被清政府發覺，《通俗白話報》被迫停刊，任重遠逃往四川，會務遂告停頓。12月改組為“群治學社”。 湖北武昌新軍中的革命党人黃申薌、楊王鵬等人繼日知會之后，將湖北軍隊同盟會改組為群治學社。設社長一人，文書二人和評議員若干人，以“研究學問，提倡自治”為名，在新軍士兵中發展革命力量。他們在1909年接辦了漢口的《商務報》，作為他們的机關報，宣傳鼓動革命。1910年春，長沙搶米風潮發生時，黃申薌等准備武裝起義，因清政府發覺，《商務報》被查封，群治學社亦被迫停止活動。不久，改名為振武學社。 振武學社于1910年9月由群治學社改組而成。吸收社員240余人，推楊王鵬為社長，李玉如為文書兼庶務，設干部會，由新軍各標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參加，以蛇山蘄春學社作為各標、營的聯絡机构，借“講求武學”為名，在新軍中進行革命活動。為防止泄密，各營不能互相聯系，營代表只能承標代表之命。該組織被新軍協統黎元洪覺查，派施化尤為隊官，秘密偵查，開除楊王鵬，李玉如等人的軍籍。社務遂由蔣翊武接替。 蔣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縣。18歲入常德師范學堂，因謀革命被開除，奔走于沅、湘之間，結納會党，曉以民族大義。他20歲時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經上海時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國公學讀書。不久他遇見了同鄉、同盟會員楊卓霖和劉复基，同他們一起創辦《兢業旬報》，宣傳革命。蔣翊武經劉复基、楊卓霖介紹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蔣翊武隨劉复基回武漢入新軍，并參加群治學社。群治學社改為振武學社后，仍為社員。次年，劉复基、詹大悲、蔣翊武等人以振武學社已暴露，商討改名為文學社。他們借新年團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報》名義發出請柬，邀請潛伏在新軍的老同志聚首武昌黃鶴樓，正式成立文學社。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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