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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應日中友好協會的要求,我曾給該會机關報《日本与中國》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寫了文章寄去,題為《人人展〈南京大屠殺圖〉觀后》。這幅《南京大屠殺圖》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婦于去年三月繪制完成的,這幅畫高四米,寬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們曾完成了組畫《原子彈災害圖》十四幅。這幅《南京大屠殺圖》從埼玉縣東松山市的丸木美術館運來上野之森,首次在東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經刊登,立即有一位從事日中友好運動的青年朋友寄來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兩處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訂正的地方,并說該報刊登此文,非同尋常,因為過去報紙有一种傾向,很少報道這類問題,因而感到新鮮。經他這樣一說,我才注意到,關于南京大屠殺事件雖出版過几本著作和論文集,但除《日中》雜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國的團体的机關報、雜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紹過此類書籍和發表過書評。

  我不會由于自己的著作為朋友們所忽視乃至敬而遠之而斤斤計較,但我總覺得這与中國方面的態度有關。丸水位里曾對前去丸木美術館訪問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殺圖》一畫這樣說:“這是日本人畫的東西……曾經制造悲劇、到處破坏的我們……我們日本方面的我們……中國人決不會歡迎,也不會高興。我想,這一點你也是知道的。“(載《日本与中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號)

  迄今為止,以“中日友好”為重的中國人,在接待日本人訪華時,絕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軍的屈辱和痛苦的回憶,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來。

  對于中國人的寬宏大量、深切体諒,我們非常感激。然而,不論中國人是否保持緘默,作為日本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對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無動于衷。正因為如此,丸木夫婦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艱巨工作,用繪畫形式,向日本群眾訴說在中國首都南京呈現的、由日本軍犯下的大屠殺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終于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逆流勇進,高舉了反戰的旗幟。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著手有關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婦同樣的思想。還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認為要像丸木夫婦作為畫家而描繪出《南京大屠殺圖》那樣,身為歷史學家而寫下有關南京暴行的史書,則是我的責任。

  現在,要由我們自己來揭露日本人過去所犯下的罪行,進行這項工作似有些別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公開复活。這里,澄清一下軍閥對國民的錯誤領導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以資對戰爭的罪惡性作出反省,同時希望再次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這是筆者的一點心愿,它使我有勇气來改編自己的舊著。

          ※   ※   ※   ※   ※

  中國人從“中日友好”的原則出發,對日本人絕口不提難以忘怀的仇恨。但是,中國人沒有忘記日本軍國主義者所遺留下來的慘重災難。中國有史以來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慘回憶不是沒有從中國人的頭腦中消失嗎?中國政府也一直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复活,并通過電視、戲劇、電影或展覽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過去的罪惡,從不放松對人民的教育。

  毋庸贅述,中國人對訪華的日本人所采取的那种体諒態度是中國政府的“中日友好”這一對日政策的体現。不過,我感到從去年起,或者從前几年開始,似乎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對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進步電影工作者攝制的影片《未代皇帝溥儀》,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獲得了圓滿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關日本軍暴行的原版片鏡頭,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軍拍攝的照片。從這一事實可見中國方面的變化。

  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急劇發展已經不能保持沉默了。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審定教科書問題為契机,中國發動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在宣傳活動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聲討尤為激烈。

  歷時兩個月,使日中兩國外交關系發生動搖的教科書問題,日本方面保證:因審定教科書問題而引起的歪曲侵華史實,“由政府負責糾正”。于是,這一問題大体上得到了解決。然而,中國當然不會就此收兵,他們對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證,正拭目以待。

  教科書問題,猶如一把鐵錘落在日本人頭上。因為日本人似乎對中國人的寬宏大量忘乎所以,對中國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于中國人的思想极其淡薄起來。但是,我不認為思想轉變是那么輕而易舉的。不僅如此,在一部分民間電視台中有兩、三個節目主持入至今仍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每當考慮到電視的巨大影響時,不由產生一种令人吃惊之感。

  在這种時候貿然出版給人以迎合時尚印象的書籍,我也不是沒有羞愧之心,我經反覆考慮之后,認為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于是我在人們的建議下,決定出版新著。

  迄今為止,我就南京暴行問題寫過兩部著作和一部(兩冊)資料集。兩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和《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九七五年八月,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資料集是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對舊著《近代戰史之謎》(一九六七年,人物往來社出版)的有關部分加以增訂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書中,除收錄《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頁)一篇外,還收錄了《蘆溝橋事件的爆發》、《第二次上海事變的爆發》兩篇文章。《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書,由《“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道嗎》(第十二至一三八頁)和《“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頁)兩部分組成。 在資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頁)中收錄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方面的有關資料;在資料《南京事件》2中,收譯了四篇英文資料(第三四六頁)。

  我在編著本書時,從前面所述的《南京事件》一書中采用了《南京暴行》的資料,從前面所述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一書中采用了《“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的資料,并重新加以整理,從根本上作了增訂。

  也許是因為發生了審定教科書問題吧,人們對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的關心有所增強,我分別從原出版單位接到重版舊著的要求,但我作為筆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現代史出版會同意了我重新編著的方針。在短時間內,我傾注全力撰寫此書,今天終于完成了這項工作。關于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夠留下一部舛誤較少的基本文獻,雖說這是一种奢望。現代史出版會的橋本進給了我實現這一愿望的机會,對此我深表謝意。“

  編著本書,是在已出版了几部關于南京事件的著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希望能留下一部實證性的、舛誤盡可能少的著作,這也是事實。可是,如果有人問我真能實現這一愿望嗎?那我只能回答說,很遺憾,自己雖然渴盡了綿薄之力,卻還沒有這樣的自信心。所以,我預先聲明:本書題為定本《南京大屠殺》,決非出筆者之意。再要說明的是,現在一般通稱的“南京大屠殺”,我通常稱之為“南京大屠殺事件”。

                       洞富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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