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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七平在《諸君》雜志上連載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一文，一直執拗地夾敘夾議地談論“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道”，在其最后兩回《“出于時代的邏輯”而殺人》（一九七四年三月號）和《最后的“話”》（同年四月號）中首次提及所謂“南京大屠殺”的一部分問題（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六八至三二三頁）。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殺百人比賽”的前《每日新聞》記者淺海一男的同事——鈴木三郎記者所寫的凄慘的經歷談：《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載《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號），以及上海派遣軍所發表的關于遺棄在南京城內外的尸体數。 前記者鈴木二郎所寫的“親眼目睹的經歷談”，內容都是虛构的（載于四月號的文章），說是根本沒有屠殺中國軍隊的官兵，其陣亡人數也不過四、五千人（載三月號文章八——山本七平這樣解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這种發言實在令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隨軍參加南京攻陷戰，目擊了南京的悲劇的記者、評論家和作家達一百余人。其中，以親身体會在戰后發表關于南京暴行的談話的，只有兩人，即前《每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和前《朝日新聞》記者今井正剛。對今井的親眼目睹的經歷談，鈴木明提到了它，臆斷為是騙人的談話。這次則是山本七平對鈴木二郎的親眼目睹經歷談發起了挑戰。山本七平的挑戰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殺”的“傳說”是否能被揭穿？我們就先從這些問題開始探討。 N、Y兩人證詞的可靠性。 鈴木二郎記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為炮火擊毀的中山門，進入南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數十人包括后來接踵而來的中川紀元畫家、已故大宅壯一等人在內的《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記者、攝影師，就以馬路邊一座磚瓦結构、空無人影的旅館為前線總部開展活動”，而鈴木又重返中山門。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慘的大屠殺”。當時的情景是“在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排成一行的俘虜，一個個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說，這些俘虜“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滿意的微笑，有的時而哈哈大笑，等待著死亡的到來”。 前《每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這樣說。但是，山本七平對此親眼目睹的經歷談卻作了批判，說是在時間上首先不對頭。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師團（金澤）富士井部隊（第三十五聯隊）第一大隊本部軍曹N寫給鈴木明的信。据N說，第三十聯隊于十二月十一日開始進攻中山門，十二日下午六時攻至中山門以東四百米一線，但在城門和城牆上的敵人不甚強勁，“那天半夜，敵人的槍聲突然稀少，第二中隊因此斷定敵人有撤退的跡象，便派出偵察軍官前往中山門，那里已無敵人抵抗，于是就占領了該地。而且，第二中隊于十三日黎明時完全占領了中山門及其附近一帶”（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三頁）。 由于南京城的城門已被攻破，中山門的守軍擔心退路被切斷，便在十二日半夜放棄了中山門。山本把南京攻陷戰說成是“無流血、無戰斗的入城”，但僅就攻占中山門而言，近似“無流血、無戰斗的入城”，或許是事實。 這點暫且不談。 据N軍曹說，攻占中山門的是富士井部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的偵察軍官。不過，据《東京日日新聞》報道，前往攻占中山門的是第九師團所屬富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隊，中山門于十三日凌晨二時三十分由大野部隊全盤占領，其中最先登上城門的則是偵察軍官藤作、金谷兩個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員的姓名已作了介紹）。《東京日日新聞》還報道說，十三日凌晨三時二十分，“大野部隊的一部” 攻占了中山門。關于N軍曹所在部隊——富士井部隊和伊佐部隊的情況，報道說：十三日拂曉，它們在工兵隊的支援下，用鐵駁船渡過一百米寬的護城河，從“中山門旁邊兩個”炸毀處一起攻入城內。。 一九八○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 Sun》，日 譯《慘痛的戰爭》——譯者）中出現。了這樣一個場面：在中山門的城牆 上寫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時十分，大野部隊占領”几個大 字。這一場面的照片，《朝日畫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號）也 曾登載過。 從這些報道中， 可知N軍曹所說最先登上中山門的富士井部隊的偵察軍官，則是嚴重的記憶錯誤。山本對N軍曹的話深信不疑，但從N軍曹上述活來看，他們其他談話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再說，《東京日日新聞》報道說是凌晨二時三十分，而《東京朝日新聞》則報道說是凌晨三時二十分，兩者時間相差近一個小時。但是，認為第九師團的一部于十三日凌晨三時左右占領了中山門，則是肯定的。由此看來，鈴木二郎說從中山門進入城內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樣，顯然与事實不符。那應該是第二天，即十三日，鈴木二郎將時間搞錯了一天。 N軍曹進一步說： “我与大隊總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補記）上午八時左右從中山門進入城內（中略）。在鈴木二郎（即鈴木特派記者）的報道中似乎有這樣一段話：‘十三日在中山門的城牆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虜……’可是，即使想抓俘虜也沒有敵兵可抓。 ”山本七平听信了N軍曹這番記述，也攻擊鈴木二郎，說：“鈴木二郎所說的十三日，是几點鐘，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時前，那正是各中隊依次入城的時候；如果是在十二時以后，那時聯隊本部剛剛抵達中山門，而且大概正是部隊以聯隊本部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開完畢的時候。也就是說，這支部隊尚在中山門這里成戰斗隊形散開，不可能出現鈴木特派記者所看到的那种情景。 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從城牆外面看，則是不可能看到的。這樣，N軍曹所說的‘當時，我沒有看到一個敵兵、俘虜或居民’是真實情況，而鈴木二郎特派記者的報道是虛假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頁，第二九九至三○○頁） 然而，這似乎有點尋釁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書的別的地方談到：“人的記憶中最先容易模糊的實際上是‘時間’”（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七頁）。鈴木二郎記者把十三日進入南京誤以為十二日進入南京，因而他所說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門的城牆上集体屠殺俘虜的情景，實際上是指十四日，這并無什么牽強附會之處。据說，在揚子江岸邊和城門外屠殺俘虜，從十四日開始的几天內，相當殘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擊中山門附近的城牆上的慘狀，也沒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當然，俘虜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當即遭到屠殺的。 鈴木二郎記者在入南京城的時間与目擊“城牆上的屠殺”的時間問題上的質疑，于此總可以解決了。再說，即使記憶錯誤，把日期搞錯一天，那也不能成為把鈴木二郎的“親眼目睹經歷談”當作荒誕之說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紹了這樣的“證詞”說：從引人注目的中山門外到紫金山腳下沒有發現一具尸体。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對“南京大屠殺無稽之談論”來說，便成為有力的證据。因此，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山本七平提出的證据，是与“砍殺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隊的T這個人的信件。据山本七平說， T在他的信中說，在舉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掃清南京城外的馬路，向中山門外清掃了約五公里，但“沒有看見一具中國兵的尸体，只是閒逛了一下”（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頁）。可是，情況果真如此嗎？ T所說的話，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試舉一、兩個例子，与T的證詞作一對照。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檢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書面證詞，其中有一份資料，即有關從中山門外往東路上掩埋遺棄尸体的資料《崇善堂掩埋隊掩埋尸体數統計表》（檢證一七○三，法證三二五）： 年 月 日 “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發現尸体的地點“從中山門外至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 儿童“三十六具” 合計 “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編：《日中戰爭史資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頁） 這里所說的馬群，地處紫金山南麓東端，從公路上走，离中山門外不到六公里路。 T說“向中山門外清掃了約五公里……閒逛了一下” ，因而可以認為他還是到過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書面證詞，從中山門外到紫金山南麓，則掩埋了遺棄尸体達三万具以上。 當然，并不是說這些尸体全都橫在T所閒逛的馬路上，或走在馬路上所見之處都橫陳著尸体，而再，說遺棄尸体達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這個數字也許有問題。盡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沒有看到一具遺棄尸体，卻也令人奇怪。我想，僅是陣亡的中國兵的尸体，應當也有相當數量沒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戰郵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車從相反方向沿著T所走過的馬路進入南京城。 他在《野戰郵政旗》上寫道：“自麒麟門前，在右首的工路試驗所的廣場上，有許多身著青灰色服裝、像是苦力模樣的人蹲在那里，那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裝的中國兵。馬路邊上也有許多中國兵。他們睜大著眼睛四處張望，眼神令人可怖。馬群鎮原先是集積彈藥的地方。在那里對二百名散兵進行了掃蕩”（《野戰郵政旗》复印本，上冊，第二一五頁）。麒麟門位于馬群三至五公里之處，這里在行政區划上仍屬南京市內。可以推測，佐佐木在那里所見到的四千名俘虜的命運是死亡。而且，毋庸贅述，“對二百名散兵的掃蕩”則是斬盡殺絕。 從前面所說的中山門到馬群一帶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里處有一個很大的寺廟，叫靈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偽市長高冠吾在這寺廟里建立了“南京無緣遭難者碑”（碑文收載于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書面證詞。根据南京慈善團体及人民魯甦的報告所反映的敵人大屠殺情況。〔驗證一七○二，法證三二四〕中）。其中也記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報告說布山、馬鞍、靈谷寺等地有許多尸体，請求掩埋。余命令公共衛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殘骸遺骨。 其數逾三千，厚葬于靈谷寺東邊”（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1，第三七五頁）。山本難道也把這個證詞說成是捏造的證据嗎？ 此外.關于在南京城內的遺棄尸体，山本說：“N在信中寫道，在市內沒有看到一具遺棄尸体” （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頁）。N在信里果真寫有這句話嗎？如果真是這樣，那我便想對該信的整個內容的可靠性打上一個极大的問號。 這，只要看一下本書第一編第2節《城內掃蕩的慘狀》，便可知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內掃蕩后的悲慘情景，慘不忍睹。由此看來，山本大概是把N的信里所寫的關于從中山門入城時的情況， 即把“城門附近沒有看到一具敵我雙方的尸体”（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五頁）這句話看錯了，把“城門附近”當作“市內”了。對于如此重要的情況，希能正确地引證。 “今世地獄圖” 鈴木二郎記者看到了從南郭的光華門進城一路上的慘狀，并對其地獄般的情景作了這樣的描述： 在通往光華門的馬路兩邊，可以看到彎彎曲曲的戰壕。里面填滿了無 數燒焦并已腐爛的尸体；舖放在馬路上的許多原木下面，也躺著尸体，胳 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獄圖。 山本七平對這种“地獄圖”也抓住不放，企圖證明它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虛假的圖景。 山本說，鈴木二郎記者大概是從上述引文中所說的光華門進入南京城內的。雖然報道也有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似乎鈴木二郎記者是從中山門入城的，但從時間上看來，事實不可能這樣。山本七平認為，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鈴木二郎記者寫的是在“陰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經入城，而此時此刻，日本軍尚未攻破中山門。然而，說鈴木二郎記者是從光華門入城的，而不是從中山門進城的，那應該說是山本七平的錯誤判斷。 誠然，鈴木二郎記者說他是在十二日進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這卻是鈴木二郎記者的記憶錯誤。鈴木二郎記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門被攻破之后，才從那里入城的。山本說：“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鈴木二郎特派記者沒有明确地記述自己是從哪個城門入城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一頁）。不過，這卻是山本看漏了，鈴木二郎記者顯然“明确地記述”了從中山門入城一事，他說：“在我們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彈擊毀的中山門而進入南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鈴木二郎記者入城的城門和入城的時間，那是因為山本七平說過一些話。 山本說，如果鈴木二郎記者在光華門路上看到那悲慘的情景，那應當是十二日從光華門入城的時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報道中所謂坦克云云就“令人費解”了。山本認為，因為“即使在那時（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十四日也沒有坦克”，所以鈴木二郎記者描繪了一幅虛假的地獄圖（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一至三○二頁）。 誠如山本所說，“城門的入口處都已用土袋加固，車輛自然不可能迅即暢通”。當時，尚留在南京城內的《紐約時報》記者德丁也報道說：“城門內側由堆積得二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撐著， 而且還用鋼筋水泥來加固。”《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1，第二九一頁）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隨軍日記中也寫道：“听說，光華門是脅板部隊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邊穿過堆滿土袋的城門，一邊為攻破這個城門而深為感歎。”這個城門“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礎筑得如此堅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記》，第十一、四十五頁）。 不過，日本軍既然占領了南京城，就必然會立即清除那堆積在各城門內側的障礙物，以便讓部隊、車輛和坦克通過。林芙美子也不會看到南京守軍用土袋构筑的防御工事全無破坏，原樣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沒有坦克”——山本七平的這一判斷就令人費解了。再說，即使光華門和其他一些城門仍然如封鎖時的那樣原封不動，恐怕也不能因此說光華門通往中山東路的馬路上日本軍不需要坦克！ 事實上，也無必要提起這些令人感到麻煩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戰爭文學的第一個人，他所寫的《空中樓閣的幕后》一文收錄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一所編《筆杆子的陰謀》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寫著，在中山門堆積如山的土袋已被清除，“城門洞開，坦克于四時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壯一日記《外地的迷惑》）。而且，當天夜晚“為掃蕩殘敵，坦克聲隆隆，槍聲激烈”（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屬第三十五聯隊的第一大隊副渡邊年應經理中尉的日記），從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謂”十三、十四日沒有坦克的說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頁）。 鈴木二郎記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華門路上看到慘狀的吧。 ※ ※ ※ 山本又說：“所謂馬路兩邊的散兵，戰壕里都是尸体的說法其實莫名其妙，這樣的巷戰准備，我有點不可想象。首先，無論看哪個人的記述，都未認為南京城內已作好了巷戰准備。而且，也絕無記述發生過巷戰的情況”（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二頁）。關于這一點，擬引用上述德丁記者的部分報道，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問題。所謂“馬路兩邊的戰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城內，為准備巷戰，挖掘了戰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記者說： 躲藏在戰壕內橫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獲，他們在防空壕的入口處， 不是被槍殺，就是被戳殺。然后，他們的尸体被扔進并填埋在戰壕內橫洞 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對准被捆綁起來的士兵們進行轟擊的。當然，一般 處死的方法是用手槍射擊的（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九一頁）。 關于有無發生巷戰的問題，這一點，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記者曾這樣寫道：“星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國軍隊在市內東部以及西北部繼續与日本軍進行戰斗……星期二深夜，日本軍經零星戰斗之后占領了市內的南部、東南部和西部池區。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軍全部肅清了仍然拿著武器進行抵抗的中國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九一頁）。關于發生過巷戰的記述并非“完全沒有”。山本若無其事地說什么“查閱了所有記錄”，“都沒有記述”。我是歷史學家，即使進行了慎重的調查，也絕對不敢這樣說。 鈴木二郎記者記述說：“舖放在馬路上的許多原木下面，也躺著尸体。”對此，山本也說：“我無法理解坦克會在舖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開過。舖放原木，經得起坦克的重壓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軟綿綿的，坦克的兩條履帶若不是同時成直角地壓在原木兩端，就會使原木蹦跳起來。我自己就曾駕駛過自行炮車，像前面听說的那种蠢事是不會有人干的，即使下令干，也不會有人去干。”（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三頁） 誠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樣，如果地上躺著尸体，就沒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舖放原木讓坦克開過去的那种蠢事。因為只要簡單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門附近所看到的被遺棄的中國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輕易清除得掉的，以致日本軍竟在數天內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的程度。我們有确鑿的證据，可以說明軍用卡車曾無情地壓碾在那些累累尸骸——或堆積如山的尸体上開過去的。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親眼看到了這种情況，他說： 由于日本軍占領了下關門（挹江門。——洞富雄注），便對守軍進行 了大屠殺。中國兵的尸体堆積在砂袋之間，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軍也沒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兩天內，重型軍用卡車無情地 壓碾在人、狗和馬的殘骸上面搖搖晃晃地開過去（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 第二八三頁）。 而且，《時報》特派記者麥克唐納也對留在南京的外僑就目睹的慘狀所談情況進行了報道，其中（《時報》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訊，十八日出版）談到：“在通往江岸的下關門，人和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兩輪馬車和載貨卡車在尸体上面開過，出入于城門。” 關于通往下關的出口處——挹江門附近的慘狀，有個外僑，估計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馬吉牧師，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記体書信中也這樣寫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搶在那個粗魯的少佐 之前抄近路來到了下關。在城門處遭到了盤問，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 斯蒂爾（《芝加哥每日新聞》特派記者。——洞富雄注）在一起，總算放 行。他們倆乘坐原先那艘驅逐艦走了。關于城門的情況，如前所述。我們 不得不驅車越過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我決不會忘 記乘坐這輛車外出時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 第三十一至 三十二頁）。 關于德丁記者和馬吉牧師等外僑在挹江門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說：“挹江門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舖放木板，汽車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二八頁）。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鈴木明的現場采訪，并在影片《南京》中負責錄音工作。 這是日本兵在西門外看到的親身經歷之談：參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師井之脅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時日本廣播協會播放的《映像的證詞》中露過面——說，在西門外挖掘了三十米寬的防坦克的壕溝，而這种壕溝已被尸体所填沒，馬拉輜重車在上面通過。 再舉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國歸來者聯絡會代表團訪問了南京，當地的汪良對代表團成員就屠殺事件談了許多情況。其中談到，在南京淪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掃蕩戰，使路上堆滿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車隊的履帶在那些尸体上壓碾而過（山岡繁：《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十六頁）。 山本難道也說這些外僑和日本人就親眼目睹的事實所提供的證詞也都是謊言嗎？ 正因為是這种情況，所以如鈴本二郎記者在光華門附近所看到的那樣，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積如山的尸体上面舖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會有如此殘酷的事？”——這是現實，在日本軍當初占領南京時存在過這种情況，而鈴水二郎正是親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說“真是一幅今世地獄圖”。 如前所述，鈴木二郎在《丸》雜志上發表了重要證詞，但据山本七平說，那全都是偽證。鈴木二郎打破了長達三十五年來的沉默，說道：“現在，我作為現場記者，總算有勇气寫出這些‘證詞’。”山本對鈴木二郎的這种真情企圖殘酷地否定。鈴木二郎并非是一個處于這樣困境的人，即：不作偽證，自己就會被問罪。像他這樣的人，為什么敢作可能被誤解為侮辱民族的發言呢？我希望人們認真地考慮這一點。 “城牆上的屠殺” 又說引起爭議的“城牆上的屠殺”問題。誠然，紅槍會的戰士們是具有大無畏精神的中國兵，也是鈴木二郎記者在中山門附近城牆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們的勇猛精神已為日本軍所熟知。山本七平稱這個紅槍會為紅槍會匪（紅槍匪），把它的性質解釋成“當時中國為數眾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裝力量中狂熱而又盲目的、可以說是‘敢死隊’性質的集團……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他們的宗旨是一直‘為戰斗而死’，因而也絕對不會成為日本軍的俘虜。他們雖有個別人在不省人事的情況下當了俘虜，但他們手持紅纓槍出現在机關槍面前的行動，与集体投降卻是不相容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八頁）。山本七平就是這樣看待日華戰爭爆發時的紅槍會的，因而認為他們參加蔣介石政府的首都保衛戰或集体成為俘虜，是不可思議的。 然而，紅槍會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說的那种集團嗎？紅槍會成立于民國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從山東、河北（直隸）、山西、陝西擴大到安徽、江蘇、湖北的北部地區，發展成為一股擁有數百万會員的巨大勢力。它是農村的一個具有宗教秘密組織性質的武裝自衛團，在遭到軍閥或土匪騷扰時就起來与之進行斗爭。除紅論會外，中國北方各省各地區還興起了同樣与秘密結社組織有聯系的農村自衛團体，如黃槍會、黑槍會、大刀會、天門會等，總而言之，它們可稱之為槍會運動。 前一個時期， 有關槍會運動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繼問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農民解放斗爭的新發展——中國共產党与農民戰爭》（收錄于《現代中國講座》2《中國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國民革命時期的北方農民暴動——以河南紅槍會為中心》（收錄于野澤丰所編《中國國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馬場毅所著《紅槍會運動序說》（收錄于青年中國研究者會議所編《中國民眾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這些研究文章，我對槍會運動略作一些敘述。 据悉，槍會在國民革命時期展開了高漲的同軍閥的斗爭，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結束，繼而在一九三○年爆發的閻馮聯軍与蔣介石軍隊的。中原大戰”，也以蔣介石獲胜而告結束，于是各省的槍會運動便失去了活力，開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槍會運動低落時期，暫時出現了類似山本七平所說的“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狀態，這看來是事實。那就是在江蘇、安徽、山東西南部的各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暴動，對國民政府加強政治上的統治進行了反抗，而國民政府試圖“改革風俗”，即禁止“迷信邪術”（秘密結社）。 關于三十年代日華戰爭爆發前的槍會運動，好像几乎沒有什么資料。后來也沒有跡象表明發生過這類暴動。即使政府也放寬了“改革風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對以隱蔽的形式秘密組織的集團的存在視而不見。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華戰爭爆發時，無法想象在農民中間會有“對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那种強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槍會農民中間出現了若干對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這樣的判斷，那就是他們即使在祖國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仍還對往事耿耿于怀，不屑于參加首都保衛戰。 沉寂一時的槍會的武裝斗爭，隨著日華戰爭的爆發，再次蓬勃發展起來，其鋒芒直指侵略軍，這在當時日本軍是最清楚的了。載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報》三號上的《紅槍會的背景及其現狀》一文作者謝爾曼·霍維爾說道：“紅槍會、黃槍會、天門會、黃沙會、老金會及其不胜枚舉的眾多的農民秘密組織參加了津浦鐵路沿線、淮河沿岸的戰斗以及其他許多重要地區的戰斗，”“現在的時勢是處于如此极端苛政的壓迫之下，因而紅槍會的壯大程度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關于紅槍會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論，來自中國前線的報道一再表明他們無疑組成了戰線上的‘敢死隊’的主体。” 南京攻防戰是發生在日本軍侵略中國后第五個月。當時，紅槍會的兵團已被編入南京守軍，也是不足為奇的。据悉，北方興起的紅槍會很快就發展到江蘇省揚子江邊（長野朗：《中國兵、土匪、紅槍會》，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頁）。因此，也許這方面的紅槍會赶來參加南京的防守。槍會，不僅在揚子江以北有，看來江南也有它的組織。所以，不妨也把它們看作是阻擋日本軍進攻南京的障礙。 在此之前， 大刀會作為江南的槍會，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際，高舉“奉天命大刀會”、“奉天命共產党”的旗幟，攻占了溧陽縣城（位于江蘇省南部），這一事實令人注目（三谷孝所著前引論文）。我最近從戰爭文學研究家高崎隆治那里得到啟發，獲知太湖周圍早在日華戰爭爆發前就出現了紅槍會的活動。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后，庄司憲李正在從事太湖的魚類調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記》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湖州曾有紅槍會，反對國民政府，屢遭討伐。然而，他們歸順于日本軍，配合南京攻陷戰，充當了日本軍的尖兵”（《太湖勘察記》，第一三六頁）。庄司憲季說：“吳某是公認的太湖紅槍會首領，也一起歸順了。他不僅充當皇軍的向導，而且率先接受皇軍的訓練，當了皇軍在太湖方面的尖兵，在掃蕩游擊隊共匪中立下了戰功”（《太湖勘察記》，第十八頁）。其中所說的大概与紅槍會是同一個集團。這里所看到的紅槍會是毫無民族尊嚴的武裝集團。但是從這本書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視為紅槍會余党的勇敢的集團的形象，它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于太湖中的西洞庭島時，雖避免相互沖突，但庄司在那里看到了兩百五十人左右的紅槍會集團，并對他們退出西洞庭島時的情況這樣寫道：“他們手持紅纓短槍，搭乘兩艘船，气勢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視著他們。”（《太湖勘察記》，第一二四頁） 另外，我最近翻閱了《大阪朝日新聞》地方版匯編，從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這樣一种事實：占領南京后不久，勇敢的紅槍會在杭州附近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從杭州灣登陸參加南京攻陷戰的第十軍，在占領南京后轉而進攻杭州。 此時， “竹內狤少尉的一隊人馬在杭州的激戰中殲滅了自詡為強敵的‘紅槍會’”——這個消息已由該報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報道，又在同年四月由講談社出版的《支那事變大事繪畫故事》中，以《竹內部隊的奮戰》為題進行了介紹。 紅槍會在抗日戰爭期間再次复興，成為地方人民的自衛組織，蓬勃開展武裝活動。所以，日本軍稱之為紅槍會匪或紅槍匪，但它并不是進行所謂土匪活動的集團。要是以傳說中所說的紅槍匪的印象來看日華戰爭初期的紅槍會，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紅槍會稱之為“‘敢死隊’式的集團”，或者說它的“宗旨是‘為戰斗而死”’。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們只是深信“刀槍不入”、“槍彈不入”，即絕不會死于敵人的武器下，因此說他們的目的是為戰斗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張的他們“決不當俘虜”這一點，我請教了專家，似乎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們集体當俘虜不乏其例。 不是俘虜，但歸順于日本軍，与日本軍合作，這种紅槍會并不少見。前面，我介紹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紅槍會情況。儿玉机關的儿玉譽士夫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間設立了總部，他也說到為使“神出鬼沒、威脅我方”的紅槍會歸順，在徐州舉行了近兩万人的很大的集体歸順儀式（《暴政、槍聲、亂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頁）。然而，對于儿玉的這种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話，竹谷有一郎說：“把兄弟徐鐵珊是紅論會的頭目，因而非常了解情況。”他說“紅槍會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紅槍會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卻是大刀會。這种說法對洞悉中國情況的人來說，實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頁）。因此，事情真實与否，看來還是個問題。然而，所謂江湖思想云云，卻沒有另外听到過。順便說一句，据說徐鐵珊于一九三七年前后，因土匪散伙而流竄到上海（前引書，第六十九頁）。 又說，他們的武器只有紅纓槍之類，現代武器一概沒有，這卻与事實相反。本來是以短槍為武器的，所以稱為紅槍會、黃槍會或黑槍會。如果与土匪等為敵，尚可以，但在与軍閥和國民党軍隊處于對抗的高潮時期，槍會運動不要說是步槍，甚至連大炮也裝備起來了。對此，古賀騎兵聯隊長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擊，中彈兩發而死（關東軍參謀部編：《滿洲事變戰志》 ， 第一○八頁）。這次古賀聯隊長之死，實際上是与紅槍會對戰而戰死的（庄司憲季；《太湖勘察記》，第一一五頁）。 關于“紅槍會匪”的知識，山本七平說：“我听到的情況与鈴木二郎的報道不一樣，与林芙美子的隨軍報道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華戰爭中兩次從軍，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戰，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漢口攻陷戰。作為隨軍記者，有關于南京攻陷戰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錄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記》中），還有關于漢口攻陷戰的《戰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聞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隊》（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論社出版），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這三本書中，僅《北岸部隊》寫到了紅槍會戰士。林芙美子從廣濟出發，來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時在那里看到了“紅槍隊隊員”的尸体。她敘述如下： 据說，今晨八時左右，軍隊來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國人手 持紅纓槍，從河堤上隔河反擊過來。听說連步槍也沒有，只是拿著紅纓槍， 哇哇地沖過來，但不堪一擊地被打發掉了，遲逃一步的紅槍隊隊員，三個、 五個倒在河堤下和戰壕里死去。他們中有僧侶，身穿藍或黑色衣服，頭發 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貼著綠色四方角的紙片，在每張紙片上寫有 很大的“佛”字。一個隊長模樣的尸体還扎著白色腰帶。太陽剛剛升起， 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蔥蔥，而紅槍隊隊員的尸体卻流淌著鮮血，怪煞風景的， 但總覺得所見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畫一樣（《北岸部隊》，第一二二至一二 三頁）。 正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山本七平說：“我所听到的情況与林芙美子的隨軍報道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寫的報道，就知道她本人似乎還不知道她所說的“紅槍隊”就是“紅槍會”的戰士（《北岸部隊隨軍記》便是抄錄了《北岸部隊》并進行若干加工后收錄在陸軍省報道部編、陸軍畫報社出版的《大陸戰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這里，把“四、五百名中國人”改為“四、五日名中國僧侶”，而且還有“僧侶們”云云。日華戰爭爆發三年后，林芙美子看來還未了解紅槍會的實質。這點暫且不說，關于“紅槍會匪”的情況，山本七平所寫內容与林芙美子的記述毫無關系。 再者，鈴木二郎記者描述了俘虜們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等待著“死亡的到來”的大無畏精神。對于這一點，山本七平冷嘲熱諷地說，如果是從城內看到此种情景，鈴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遠視力”的人，“社會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聞記者”（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九頁）。不過，這又是過甚的強詞奪理。 山本七平一口斷定鈴木記者是從城內看到城牆上的現場情景的。當時，也許允許新聞記者登上城牆看屠殺情況。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從城牆下往上看到的吧。這時，如果也從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來的紅槍會士兵的情景。而且，從城內遠离城牆內百米之外遙望城牆上靠城外一邊的俘虜，即使在這种情況下，如以望遠鏡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遠視力”，不就可以看清他們的情況了嗎？ 此外，鈴木二郎記者在屠殺俘虜的報道最后寫道：“据說，他們這些手持紅纓槍的人，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認為即使中彈也不會死。此事是我后來從刺殺俘虜的日本兵那里听來的。”因此，關于俘虜的精神气概，或許也是從刺殺俘虜的日本兵那里听來并記錄下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應當說“此事……”的提法寫錯了，應該寫為“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當武斷的發言， 說： “查閱了所有記錄，但尚未看到關于（紅槍會）在南京城內的記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八頁）。鈴木明也說：“我的解釋是，日本軍稱已為‘紅槍匪’的紅槍會經常在華北神出鬼沒地活動，而關于他們出現在南京攻陷戰中的說法，我則從未听到過，保衛南京的都是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六頁）。我雖然尚未看到這方面的記錄，但也不准備因此而說南京城內沒有出現過紅槍會這個集團。 鈴木二郎記者在上述報道中， 還這樣說：“我多次听到，在這個戰場上（指南京追擊戰。——洞富雄注）手持紅纓槍（類似日本長矛之類的武器，但在矛頭扎有紅纓）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個接一個地沖鋒，展開了使日本軍感到頭痛的肉搏戰。”但在山本七平看來，這也全然是虛构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斷定，認為鈴木二郎記者的報道中說在南京守軍里有紅槍會的戰士集團，那都是虛构的，但他竟說出了如此大相徑庭的話來，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議“。 所謂“南京大屠殺”“全是謠言”的根本“理由” 鈴木明寫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本書，但還未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可是，山本七平卻說：“我認為雖無重复的必要，但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既不是說侵略是正義的，也不是說在中國和菲律賓都未發生過暴行事件。它确實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無論何處都找不到‘恩威并施的皇軍’這樣的軍隊”（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一八頁）。這似乎是說，在南京雖有小規模的屠殺，但絕不是“大屠殺”。 山本說出了与事實大不相符的話，他對鈴木二郎記者的親身經歷之談所作的批評暫且不說，其所以如此主張似乎只有兩個理由。首先介紹一下他自己所說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學教授會田雄次的談話中提到的。基本內容在《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號上已有發表。談話條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會田問道：“關于支那事變中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看來基本上已調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議的傳說啊！”對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是啊，在此之前，我就著手調查了，但越調查越發莫名其妙，結果是 【我認為那全是謊言】。 【理由很簡單】。……如果由此推算，幕僚作出十七日舉行入城式的 決定，大概是在十四日。因為十二日日本軍攻入南京城內，十三日已經基 本上排除了地雷和尚未爆炸的炸彈，十四日之所以能作出決定，是因為已 沒有巷戰。要是還有巷戰，怎么也不可能在十四日作出決定的（在《諸君》 一九七四年三月號第二一八頁〔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 二八二頁〕中這樣寫道：“最近在十五日夜里，只要有關入城式的命令不 下達，十七日就不可能舉行入城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十四日夜里要 召開參謀會議，司令官作出決定，第二天制定万無一失的計划，如閱兵部 隊的組成、城內警備用的兵力配備計划以及為防止對城外的偷襲而進行必 要的部署等等，必須在黃昏或夜里轉知各部隊‘接到命令后集合’。而且， 應當在十五日那天配備和部署完畢，十六日進行准備。要使之成為可能， 就必須在十三日綜合所有情報，作出大致可行的估計”）。 即使像馬尼拉那樣很少有障礙物的城市，擁有絕對优勢火力的美國軍 隊從攻進該城的一角到掃蕩戰結束，尚且花了三個星期時間。由此來看， 南京攻陷戰實質上等于兵不血刃地入城。我進一步作了調查，但【無論從 哪一方面來看都沒有充裕時間發生暴行事件】。因為如若殺了人，那末僅 搬運尸体，加以清理，也很困難。我越調查越發感到莫名其妙。 【以前的“定論”則認為大屠殺是入城后不久就發生的。在治安穩定 后就沒有進行大屠殺的必然性。因此如果真像定論所說的那樣，出問題的， 那只有十二日中午至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時間。我認為，十二日攻進城內， 而十三日乃是排除某种程度的局部抵抗，控制了全市。在這种戰斗高潮中， 沒有什么充裕時間去進行《朝日新聞》所報道的“殺人比賽”之類人為的 屠殺。】因為僅戰斗及其緊張狀態就夠忙的了（《季刊：歷史与文學》， 一九七四年春季號，第八十四頁，【】內著重號系洞富雄所加）。 如前所述，《紐約時報》南京特派記者德丁報道了十四日中午前南京城內進行戰斗的情況（參照本書第三八七頁）。我認為，這類戰斗并不是怎么頑強的抵抗。于是，我估計在占領南京的十三日當天夜里，市內的治安已經全面穩定，部分地區的戰斗旋即停止。因此，可以認為如山本七平所說的那樣，已在為十七日舉行入城式進行准備工作。 然而，對山本七平后來所說的話，就不能表示同意了。山本說：“以前的‘定論’則認為大屠殺是入城后不久就發生的。”他斷定，如果真像定論所說的那樣，當在十二日攻入城內后到“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時間”內進行大屠殺，那末“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沒有充裕時間發生暴行事件”。他又說，“排除局部抵抗”，在控制了全市的戰斗高潮中，“沒有什么充裕時間去進行……‘殺人比賽’（即“砍殺百人比賽” 。 ——洞富雄注）之類人為的屠殺”。入城后“不久”，不要說是“人為的屠殺”，就是將大批俘虜和“便衣兵”帶出城外進行屠殺的“充裕時間”等等也是不可能有的。 雖然山本七平是這樣說的，但問題在于入城后“不久”。我不知道什么“定論”不定論的，但所說占領南京時的大屠殺是發生在“入城后不久”，卻是事實。然而，認為入城后“不久”是指十二日攻入城內到十三日中午确保治安穩定后的整整一天的人，除山本外，恐怕別無他人了吧。他認為，“确保在治安穩定后就沒有進行大屠殺的必然性”，要是有屠殺，那必須在确保治安穩定的過程之中進行，而在此期間卻根本沒有充裕時間進行屠殺。不過，對俘虜和“便衣兵”進行大屠殺未必是以穩定當時的治安為目的而進行的。一般說來，占領不久后的屠殺是針對俘虜和“便衣兵”的，而這据說是發生在十三日夜晚至十六日夜晚。但是，就是在十七日進行入城式后，仍還對俘虜進行了大屠殺。 令人費解的傷亡統計 山本七平主張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后面要介紹的關于南京守軍的傷亡統計，即使社會上也對這個傷亡統計感到不可思議。 山本就日本軍發表的關于南京城內外的遺棄尸体數，提出了他個人的見解（見《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號）。即使根据鈴木明的記述，他也表明上海派遣軍于十二月十八日發表的“敵人遺棄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以及僅從其于翌年一月發表（實際上于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遺棄尸体看來也多達八万四千具”。對此，山本七平先是說：“人們如何解釋，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對這种過于荒唐的說法只有表示歎息：“竟然如此地一直蒙騙了國民？’”（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八七頁） 上海派遣軍發表的數字是不是像山本七平所說的那樣，是夸張性的荒唐說法，這個問題暫且不談。但繼上述發育之后的中國軍隊傷亡統計誠然是奇特得很，是否是蒙騙不明真相的人呢？這可不能搞錯，故決定如實照抄地引用山本七平的記述： 通常，會出現三倍于陣亡者的負傷人數，即便將負傷的人定為兩倍， 那么陣亡者、負傷者（即喪失戰斗力者）的總數，便是二十五万二千人。 軍隊一般損失一半就是喪失戰斗力。這，當然稱之為殲滅戰了。這樣，說 是在“南京之戰”中殲滅中國軍隊五十万，這种說法何等愚蠢。在南京的 中國軍隊，最大限度地估計也不過是五万，而其傷亡人數即使多估計一點， 也在三千到五千（恐怕還不到這個數字）。這一點，中國方面是清楚的。 那末，上海派遣軍發表的“遺棄尸体八万四千具”，又是怎么回事呢？ 這，如果說是“事實”，那也只能說其中只有四千具是戰斗人員，而其余 八万具則是被屠殺的非戰斗人員的尸体。不言而喻，這個數字是大本營虛 報的，證明就略而不談了。然而，這种說法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 不起作用（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八七頁）。 像山本這樣通曉軍隊情況的人物，把這种奇特的統計強加于我們，真令人不胜惊訝。 對于中國軍隊來說，保衛南京純粹是背水一戰地困守孤城。估計有五万至十万守軍，除极少數幸存的俘虜（如后面所述，山本估計這些俘虜有三千六百名左右）外，几乎全都遭到了這樣的命運：陣亡，或當了俘虜后被屠殺，或在日本軍搜捕便衣兵時被殺害。在日本軍占領南京時，《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尚在那里，目睹了中國首都南京的最后時刻。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從上海發出的特訊中報道說：“南京被占領，是中國軍隊所蒙受的慘重失敗，也是在現代戰爭史上最慘痛的軍事崩潰。中國軍隊企圖保衛南京而自己陷入了包圍之中，以致遭到了有組織的屠殺。”（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八一頁） 山本之流根本無視南京攻陷戰的實際狀況，根据他們“軍事算術”的粗略統計而得出的答案是，中國軍隊傷亡“三千到五千（恐怕還不到此數）”。順便說一下，我覺得，這“三千到五千”中國軍隊的“傷亡”，說的是陣亡者的人數。根据山本的統計來計算，五万軍隊被殲滅，其傷亡者必是兩万五千人，其中按陣亡者占四分之一、負傷者占四分之三的比例來計算，那末陣亡者就是六千二百五十名。這個六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數，被換成“二千到五千”，肯定是巧妙地借用了德丁記者所報道的關于中國方面傷亡“三千到五千”這一推斷。 誠然，德丁記者說過：‘中國方面的傷亡人數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過此數” （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九四頁），山本只是將德丁記者在這里所說的“超過此數”改成‘不到此數’，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過，德丁記者所說明的是因戰斗而傷亡的人數，只是陣亡者的遺棄尸体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体上對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寫成為中國兵遺棄尸体的總數。德丁記者就南京守軍的整個傷亡情況，明确地記述道；“至少有三万五干人的兵力遭到了殲滅，這相當于南京守軍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兩万人被處以死刑”（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八四頁）。當遺棄尸体的數目引起人們注意時，不提這一整個傷亡人數，而只說因戰斗而傷亡的估計人數，這是一种欺騙手段。 而且，我想提請注意，德丁記者關于陣亡人數的估計是相當保守的。雖然有在戰斗情況下難以區別戰斗傷亡与屠殺之類這种“戰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紹一、兩個比較确切的資料，能夠推測戰斗傷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達到了一個莫大的數目。 師團長谷壽夫中將親自在其“軍情報告”中寫道，第六師團第四十五聯隊于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牆兩側的江岸地區，“于各處遭遇了由南京逃脫出來的一万多名敵人，予以重創，出現了江岸遍地都是尸体的狀況”（引自谷壽夫：《机密日俄戰爭史·序言》，第八頁。在《熊本兵團戰史》〔支那事變編，第一二五頁〕中談到交戰兵力為兩万，傷亡一万一千人）。而且，至于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在城北江岸下關地區的戰果，佐佐木到一旅團長親筆記述道：“這天（十三日），在我支隊作戰地區遺棄的敵人尸体達一万几千具，此外，如果將裝甲車在江面上擊滅的和各部隊所俘虜的合計起來，那末僅我支隊就解決了兩万多敵人。”再有，這也是屠殺俘虜的例子，即沿著揚子江進軍的第十三師團第六十五聯隊把于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虜來的、從城內潰逃出來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國兵，几天后在揚子江岸邊全遭槍殺了。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德丁記者离開南京以后。 從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陣亡和被屠殺人數之多。即使從其一個個的例子來看，也是山本所謂總數為三千到五千的說法所無可比擬的。但是，即使將這些陣亡和被屠殺人數全部加起來，也只是包括無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內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數的几分之一。上海派遣軍發表說遺棄尸体為八万四千具，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有人推測說，遺棄尸体實際為這個數字的一倍。 不要說是我所推測的十几万具尸体，只要看了上海派遣軍發表的八万四千具尸体這個數字， 山本就大為吃惊， 認為是“胡說八道”。關于這一點，高崎隆治在《現代之眼》一九七三年一月號中介紹了當時擔任南京憲兵分隊隊長的櫟派短歌作家崛川靜夫大尉的詩歌：“棄尸八万，令人惊歎，有口難言”（收錄于歌集《南京》〔一九四○年出版〕）。因此，我希望讀者重讀一下這首歌集后再作一番思考。 正如高崎隆治所說的那樣，“一般認為憲兵大尉所記錄的數字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這大概是常識”，因而可見上海派遣軍發表的八、九万這個數字，未必就是大本營所夸耀的戰果。 這些資料，都只是對遺棄尸体數的大概估計。不過，在中國和日本都有關于掩埋這些遺棄尸体時的統計記錄，根据日本軍的命令，主要從事遺棄尸体掩埋工作的是紅用字會和崇善堂這兩個慈善團体。据中國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書面證据（檢證一七○三、一七○四）說，前者掩埋了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后者 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一十六具，共計掩埋了十五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具尸体。 關于上述情況，本書第一編第2、3、6節和第二編第1節都有詳盡的敘述，希參照閱讀。 可以推測，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領后約一個星期時間，市京城內外有尸体十几万具。對此，山本則認為，僅就中國兵而言，遺棄尸体不足五千具。只有這樣認為的人，才對“太胡說八道”而感到啞然。誠然，可能也會由此而斷言此即“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這的确比《“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作者鈴木明有過之而不及了。 京都大學教授會田雄次比這個山本更進了一步。他在前面業已介紹過的与山本的談話中，恬不知恥地斷定：“即使在南京有一兩百個死人，也不會有那种胡作非為”的事發生（《季刊：歷史与文學》，一九七四年春季號。第八十五頁）。這才是自暴自棄的“胡說八道”，真不知何以對之，也不知打算墮落到何种地步！一個令人恐怖的時代已經到來。 看錯了記錄 在山本七平与會田雄次的談話中，他又談起了一個趣聞，是与掩埋遺棄尸体有關的，放在此作一介紹。 事實上，在南京曾出現過大量人骨，看來這似乎增加了南京大屠殺的 可靠性。 不過， 在就“砍殺百人”問題進行審判時，中國辯護律師說： “這是過去墓地上的人骨，与此無關。這里原先就有墓地，出現人骨的現 象是正常的，不能當作任何證据。”這位名叫隆文元的中國辯護律師是公 正的。 雖說這個談話是如何美其名曰“別具一格的談話”，但這又是何等荒唐的發言？首先， 這個名叫隆文元的人物就令人奇怪。 山本原先稱之為“催文元”（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上冊，第二八六頁），不久又改稱為“隆文元”（單行本《一個异乎尋常的親身經歷者的偏見》，第八十五頁。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四六頁）。然而，這都錯了，正确的應是崔培均（參与砍殺百人比賽的N少尉的辯護人）。而且，“公正的中國辯護人”不是這個崔塔均，而是M少尉的辯護人薛某（參照N少尉的獄中通信——《偕行》，載一九七○年六月號第三十二頁，九月號第三十四頁）。紕繆百出。 再說，“中國辯護律師”的發言，大概是指兩個少尉被判死刑后所提出的“上訴申辯書”草案中的記述。其中只有“貴判決書雖說以出現為數眾多的白骨叢葬地點為證据，但在被告等未到之處亦出現儿千具白骨，以此不足以成為斷定被告的行為之某些證据”（鈴木明：《“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八十四頁）。所謂“原先就有墓地，出現人骨的現象是正常的，不能當作任何證据”等等，什么地方也沒有寫呀。鈴木明從曾任第十六師團參謀長的中澤三夫少將那里听到的談話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方面從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說是有多少多少具尸体。但是，在南京城外南面有無數墓地，因而以尸骨之數說日本人殺害了多少人等等，這是完全錯誤的”（前引書，第二三四頁）。山本肯定是將中澤三夫少將的話改換成中國辯護人的談話。他這樣剪裁資料，實在令人費解。 此外，山本在与會田教授的談話中還談到了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會田說；“即使胡作非為，能殺一万個人嗎？這無論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山本回答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員帕爾也說這是絕對不可信的。同一個人于同一時刻在各處目擊屠殺情況，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殺人，大概是為了要在十二日至十七日間強行穩定局面。”（《季刊：歷史与文學》，一九七四年春季號，第八十五頁） 應當認為，這里所謂印度代表、審判員帕爾的“話”，是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作為少數意見而在該審判員的判決書中敘述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該判決書里怎么也找不到所謂“同一個人于同一時刻”云云的記述。如果要尋找類似內容的記述，或許可以列舉如下。 審判員說：“其證詞需要慎重研究的，顯然有若干過于熱心的證人。”他列舉了證人陳福寶的例子，說： 在此提及一下自稱為陳福寶的證人。這個證人的陳述系法庭證第二○ 八號。在陳述中，他特地提到，在十二月十四日親眼目睹了三十九個平民 被強行從難民營地區帶走，押到小池邊，并在机槍的掃射下死去。据證人 說，這是在美國大使館附近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十六日，他再次親眼目 睹了被日本軍抓獲的許多身強力壯的青年被刺刀戳死。同一天下午，他被 帶到太平路，看到三名日本兵放火燒了兩間房子。他還講出了這三名日本 兵的姓名。 這個證人在本審判員眼里看來，是個略有點奇怪的證人。似乎日本人 對他特別有好感，把他帶到各處，讓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為，卻也 不傷害他，并把他放走了（東京審判研究會編：《共同研究·帕爾判決書》， 第六七八頁）。 山本七平大概恍惚地記得他曾看過這份記述，所以才說了上述之類的話。但憑著令人可疑的記憶作了如此引證，想必帕爾審判員也會感到困惑。 順便提一下，帕爾審判員在上述引文的后面敘述道：“這個證人在本審判員眼里，是個略有點奇怪的證人。似乎日本人對他特別有好感，把他帶到各處，讓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為，卻也不傷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但是，我對他的理解不能同意。据南京市民陳福寶證人的宣誓口述，他在十四日日本軍搜捕“便衣兵”時受到牽連，曾被強行帶走，但后來被釋放了，十六日又遭逮捕（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1， 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頁）。可想而知，他第二次被捕，是為了強制勞動而被押走的。這可以從當時所看到的屠殺情況中看出，被帶到太平路，不妨認為是替日本軍服勞役。再說，陳福寶證人于十四日和十五日目睹了強奸事件，即他在個別地方分別看到了兩次屠殺和強奸事件。當然，日本兵并不是為了讓他看到這种場面而特意把他帶來的。 至于有關大批屠殺的證据和證詞，如前所述，山本七平說：“審判員帕爾也說這是絕對不可信的。”但是，審判員帕爾并沒有說“絕對”之類的詞句。誠然，審判員帕爾說：“以上便是檢察方面提出的有關南京暴行事件的詳情。正如本審判員所指出的那樣，要全部同意這种說法，略有困難。因為其中有某种程度的夸張，恐怕還有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他隨后又明确地說：“總而言之，正如本審判員所考察的那樣，即使如數考慮了證据中可能有敘述不對的情況（對馬吉牧師、許傳音博士、陳福寶的證詞所作的批評。——洞富雄），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動是殘暴的，而且正如貝茨博士所證實的那樣，暴行是极端殘酷的，几乎長達三周時間，合計持續了六周時間，其嚴重程度是毫無疑問的。好歹挨過了二月六日或七日，事態才有了明顯的緩和。”這一段話，希望不要遺忘了。 ※ ※ ※ 最后，我想附加說二、兩個問題。山本七平預先聲明：“下面是我所听到的話，事實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他說：“据悉，南京城內的俘虜是三千六百名，先是由梁鴻志的華中維新政府，繼而是由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即日本的傀儡政府組成了政府軍”（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三至三○四頁）。山本說南京城內的俘虜是三千六百名，但是，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野戰郵政局局長的從軍記中寫有這擇一段事實：“我听說南京城內外的俘虜大約有四万二千名。（佐佐木元胜：《野戰郵政旗》，重版本，上冊，第二一六頁）。對此，山本難道不知道嗎？從大約四万二千名中除去三千六百名，余下三万八千四百名左右的俘虜的命運， 山本是如何考慮的？ 順便說一句，上海派遣軍公布過俘虜的數目，說是“俘虜達數千”（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時發表）和“俘虜一万零五百”（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發表）。 ※ ※ ※ 此外，据山本七平說，本多胜一寫過“用十挺机槍屠殺了十万人”之類的“不可能有的事情”（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六九頁）。誠然，在《中國之旅》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更有甚者，在南京城北七公里的燕子磯，將多達十万的居民赶到江邊沙灘上，用机槍掃射，全被殺害”（單行本《中國之旅》，第二五九頁）。可是，并沒有說用“十挺机槍”屠殺了十万人。看來，他把我与本多胜一搞錯了。我在昭和四十七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一書中，介紹了昭和四十年訪問南京的中國歸來者聯絡會代表團的成員在當地從汪良那里听到的關于南京近郊燕子磯的慘狀。那是這樣一段話，即：“燕子磯是揚子江岸邊有名的名胜之地。這里集中了大約十万名難民。追擊而來的日本軍從三面用十挺机槍包圍了他們，几乎將他們全部掃射致死。”山本所說的定是這段話。不過，我在介紹了這段話之后，明白無誤地有這樣一段附記；“這起嚴重的暴行事件為什么沒有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來，令人費解。然而，不能認為這是編造出來的，或系誤傳。十万人或三万人（說是在其附近觀音門被屠殺的士兵和難民數）這個數字恐怕有問題。我認為要确認這起事件需要有旁證”（《南京事件》，第九十七頁至九十八頁。參照本書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頁）。我的記述給本多胜一添了麻煩，非常抱歉，為此我將上述情況交代清楚。 撰稿人与南京大屠殺 山本七平說，要辯明“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是臆造出來的，南京事件是“無稽之談”，需要有很大勇气。但是，我并不這樣認為，毋宁說恰恰相反。關于這一點，不妨比較一下鈴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公開出版時与本多胜一所著《中國之旅》公開出版時的情況。 本多胜一是《朝日新聞》的記者，他的《中國之旅》曾在該報連載。因此，這篇采訪報道的單行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局出版發行。可是，如果把出自別的筆者之手而題材相同的采訪報道送到該社，又將會如何呢？假定該采訪報道寫得相當出色，不亞于本多胜一的，出版局果真能決心出版發行嗎？那恐怕會被擱在一邊。不只是朝日新聞社，我想，不妨說只要是“第一流”出版社，都不會對這類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對于現有靠寫作生活的撰稿人來說，堅持加害者的觀點來談論日本軍暴行事件這樣的主題，則是最為忌諱的。對此，試舉南京暴行一例，不就顯而易見了？在占領南京后不久，除隨軍記者之外，作家、評論家等特派記者共有一百數十名撰稿人進入南京城。就以東京日日新聞社為例，大宅壯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記者一起組成的四十名記者陣容進入了南京城。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應對發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獄有所耳聞目睹。這些撰稿人既有寫作能力，又有發表的場所。可是，在什么都可以說的戰后，他們中間究竟有几個人將他們所親眼目睹的、親身經歷過的感受用筆寫出來呢？就我所知，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前朝日新聞社記者今井正剛，另一個是前每日新聞社記者鈴木二郎。就連那個喋喋不休的大宅壯一，最終也沒有講出其親眼目睹的關于南京暴行的真相，而与世長辭了。不過，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禮的“大宅考察組”，訪問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那時，大宅壯一在當地召開的座談會上只說了這么一句話：“我認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為止，曾有過大規模的屠殺，這是事實。殺害了三十万人啦，燒毀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啦，雖然這些數字有點不可信。但是，我作為一個目擊者，也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屠殺”（《大宅考察組訪問中共的報告》，載《每日周刊》臨時增刊）。稍后進入南京城的雜志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据說于戰敗后不久，曾在某報紙上登載了一大版有關報道。但是，現在那位作家似乎也“無‘執筆的’記憶”了。寫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 對此，鈴木明怎么樣呢？他所寫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卻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發行，更有甚者，竟獲得了由那個出版社提供獎金的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 山本七平感慨地說，在《朝日新聞》報道“殺人比賽”時的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況下，鈴木明卻獨自一人毅然決然地評論說“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是臆造出來的，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個异乎尋常的親身經歷者的偏見》，第八十六頁）。“勇士”不僅僅是鈴木明一個人，“伊賽亞·本·達桑”這個來歷不明的人業已自報家門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當然，鈴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許從各地收到了几封恐嚇信。不過，左翼的恐嚇等是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与本多胜一在連載《中國之旅》時所受到的威脅相比，這几封恐嚇信更是小巫見大巫了。敢于面對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以日本人來揭露日本人，要知道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妨看一下前記者鈴木二郎在撰寫《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劇”》時的感想吧。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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