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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督軍團和公民團大鬧北京


  民國6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12日,美國駐華公使向美國政府建議借款中國以促成中國對德宣戰,同時,日本公使謁黎,聲明中國如因參戰引起內爭,日本政府愿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國政府的行動,這顯然是表示對段的積极支持。
  段早已決心對德宣戰,并不重視總統的反對和國會中還有部分不同的意見,所顧慮的只是北洋軍和北洋附屬軍將領的反對,如果不把他們的態度改變過來,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國的混亂,從而動搖他的政權。因此,4月中旬他用急電召集各省督軍進京討論外交問題,并且說如果不能親身來京,請派全權代表參加會議。段本來打算召集全國軍事會議,討論裁兵節餉的問題。這個會議,決定与討論外交問題的會議合并舉行。眾議院議員黃攻素質問政府為什么要召集軍事會議解決外交問題,于是段對外乃不用軍事會議之名,可是實質上則确是軍事會議。
  段原意想把馮國璋、張勳、陸榮廷三人邀來參加會議。他派靳云鵬到南京迎接馮,并且一再電請張、陸兩人務必抽出時間北來。可是馮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關系和府院關系都很复雜,他覺得已經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務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參加會議。由于段一再來電催促,他就裝病向北京政府請假,他懂得在緊要關頭生“病”。至于張勳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當一個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堅決拒絕北來。陸榮廷已經從左右為難的政治斗爭場所脫身,來到風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應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鋒倪嗣沖,他在蚌埠動身時還發表了對德宣戰一定會引起亡國之后果的反戰論調。到天津時公開地罵主張對德宣戰的梁啟超是“亡國文妖”;他還不懂得北京政府的行情,以為總統是一國的元首,地位在內閣總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時不先見總理而先見總統。他原來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兩人對他的印象都很惡劣。他見黎時態度非常恭順,保舉侄儿倪毓棻為陸軍中將,保舉儿子倪幼忱為陸軍少將。過去他在權威赫赫的袁大總統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應”,因此滿以為這位“寬厚慈祥”的總統不會拒絕他的要求。不料黎對段內閣召集軍事會議這一舉動本來很不痛快,對倪更存有厭惡之心,又想借一個軍閥開刀以立威,因此沉下臉色來大聲叱斥說:“怎么,你到北京來是為你的侄儿、儿子謀功名富貴的嗎?他們配當中將、少將嗎?”倪想不到碰了這么大的釘子,只得喏喏連聲地退出來。
  倪又跑去謁段。段雖然對他同樣厭惡,卻態度和藹可親地向他詳細說明對德宣戰并不需要出兵的內幕。于是,這個反對參戰最力的地方軍閥頓然變成了主張參戰最力的健將,從參戰足以召亡的論調轉為參戰始能圖存的論調,并且大聲疾呼地說:“應當無條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繼倪嗣沖之后,先后應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趙倜、山東督軍張怀芝、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軍都派代表列席。4月25日,軍事會議開幕,出席和列席的督軍、督軍代表20余人,海軍總長程璧光和陸軍訓練總監張紹曾也都被邀參加。段親自主席,說明召集這次會議是為了討論軍制和外交問題。督軍公推李純代表發言,關于外交問題,會議前已經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對對德宣戰,各督軍并擬一同到協約國各公使館聯絡感情。段早已准備好一張簽名單,上面寫著“贊成總理外交政策”八個字,請各省督軍和代表親筆簽名。以一個省區或一個軍區(包括護軍使)為一權,共計25權,全場一致簽名。這种表決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凱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代表一致投票贊成君主制度一樣,是“舊戲重演”。
  隨后段提出統一軍隊編制,規定軍官標准以及裁兵節餉等問題。當然,叫督軍們贊成對德宣戰而不要真的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督軍們裁兵節餉可就影響到他們的切身利害,大家都不愿接受,而段也沒有堅持下去。因此,以后繼續舉行軍事會議時,各督軍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參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陸軍部次長傅良佐為主席,始終沒有作出決定來。這次軍事會議就成為只討論外交而不解決軍事的一种會議了。
  督軍們聯袂拜會協約國各公使,各公使也居然設宴招待他們。
  5月1日,國務會議正在舉行,忽然闖進來二十几個督軍和督軍代表要求參加會議,這又是在國內政治上從來未有的事情。各督軍公然在會議上紛紛發言,首先是倪嗣沖主張無條件加入協約國,快快加入。張怀芝接著說:“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國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會鬧出風潮來,咱們地方官負不起這個責任。”孟恩遠、李厚基也都隨聲附和。這時外交總長伍廷芳已提出辭職、教育總長范源濂正在請假中,都未出席閣議,財政總長李經羲未就職,內務總長未補人,交通總長許世英因賄案被免職逮捕,因此參加閣議的只有海軍總長程璧光、農商總長谷鐘秀、司法總長張耀曾三個人。這三個閣員都沒有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德宣戰問題就是這樣算在國務會議上通過了。
  5月2日,段在迎賓館邀請兩院議員舉行茶會,要求通過對德宣戰案。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國會來,兩院議員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張,來履行代表國民的神圣職責。段請眾議院議長湯化龍表示意見,湯用手指搔著頭皮,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段就舉杯請大家略用茶點而散。
  當天下午,日、英、法三國公使在法國公使館舉行會議后,即電約外交總長伍廷芳在迎賓館見面。日本公使林權助代表各公使發言,表示協約國愿以誠意与中國政府商議中國參戰后應得的權利,以釋議會之疑。林權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謁見黎,表達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寵惠到上海疏通反對宣戰的孫中山和唐紹儀等。
  對德宣戰案原定于4日提交國會。根据當時的觀察,國會中各党派的趨向,政學會反對參戰的議員本來占有多數,但是由于該會領導人參加了內閣,不便堅持反對;研究系議員是全体贊成參戰的;益友社的意見不一致;丙辰俱樂部的反對傾向較為明顯。大体上,各党派對于這樣一個有關國家的重大問題并不熱心研究,而只是以党派和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自己所應采取的態度。段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又請各督軍于5月4日假迎賓館疏通議員。因此又將該案延緩提交國會。
  5月4日,以王占元、張怀芝、孟恩遠、李厚基、曹錕、趙倜、閻錫山、倪嗣沖及各省督軍代表的聯合名義邀請兩院全体議員赴迎賓館舉行招待會,到會議員400余人。督軍團公推善于詞令的李厚基致詞。他說:“我本人當初就是一個反對對德宣戰的。譬如一個醫生,在沒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作不出正确的診斷來。我們到北京后,經過‘望、聞、問、切’,就知道中國有對德宣戰的必要,而且不應當先提條件然后決定參戰。譬如我們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們先向朋友索取一筆報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這個道理是講不通的”。議員由湯化龍代表兩院議員致答詞說:“李督軍的話,可供同人參考。軍人与國會接頭,這還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一种可喜的現象,現在軍人也居然認識國會,并且重視國會了。當然,國會對軍人的意見也應予以重視。關于外交方針,全國應當一致,不能像一條頭向東尾向西的蛇一樣,蛇尾沒有眼睛,是會把蛇身導向火坑的。此案未經討論,我不能代表同人發表意見,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謝各位督軍認識國會和重視國會的盛意。”
  就在督軍團招待國會議員的同一天,段又指使各督軍到公府見黎,想利用督軍團的聯合聲勢威脅黎,嗣后不得再阻撓內閣關于外交問題的決定。這次又是倪嗣沖首先開口,重复著他逢人便說的“只有對德宣戰中國才能立足于國際舞台”的老調。黎知道他們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脅國會之后進一步地跑來威脅他,因此他的滿腔怒火實在沒有方法按捺下來,當面痛斥各督軍不應擅离職守跑到北京來開會,不應以軍人的身份闖入國務會議場所干預國政,不應擅自成群結隊与外交團直接周旋。他气忿忿地說:“宣戰媾和是本大總統的特權,不許你們侵犯,你們責在守土。”
  當倪嗣沖提到“各國公使都希望我們參戰”的時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聲地怒吼:“你是省長,憑什么資格和外交團說話?”倪又強辯他這次到北京來是奉召參加軍事會議的,不能算是擅离職守。黎怒斥說:“你是省長,憑什么資格參加軍事會議?”
  這是北洋軍人首次受到的厲聲呵斥。當袁世凱權威极盛的時期,總是慣于用好言好語和高官厚爵羈縻他們,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素稱寬厚慈祥的黎會給他們這樣大的釘子碰。究竟總統是一國的元首,他們受了气也還不敢當面挺撞,只得諾諾連聲地退出來。
  當天晚上,公府舉行小圈子的秘密會議,討論怎樣對待專橫跋扈的段。黎的軍事幕僚都說,今天總統的脾气發得真好,這一來可使這些老粗們不敢再來欺負總統。黎自己也覺得他的脾气不應當老是悶在肚子里,發出來是有好處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個小圈子的秘密會議在府學胡同段寓舉行。段也覺得局勢很嚴重,總統和國會兩關都不容易打通。他認為黎予督軍團以難堪,言下不胜憤慨。此時傅良佐站了起來,大聲地說:“沒有大不了的事,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張國淦認為這不是辦法,一切問題應當在軌道上進行。段考慮了一下,也就接口說:“對,我們應當按軌道辦事!”
  段的軌道不是別种軌道,而是袁世凱的軌道,就是武力威脅与偽造民意雙管齊下。他指使各督軍策動各省人民團体,發表向政府請愿提早對德宣戰的文電,因此,各省“人民團体”紛紛發出來這類的電報,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聯想到袁世凱在表決國体時期發動各省通電一致贊成君主制的舊時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團体”的電報是從北京電報局發出來的,而從上海電報局發到北京來的,卻是上海商會和各團体反對中國參戰的電報。
  黎本擬通電各省省議會、商會及各團体征求對參戰問題的意見。黎知道全國各地的這些團体都是反對參戰的,因此想利用“民意”來對抗段的“軍意”,借以壯大自己的聲勢。他手下有些策士(非軍事幕僚)認為這樣做將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嚴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顧慮而不敢發出這個電報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閣員到公府,請黎在擬就了的關于對德宣戰案的咨交國會文上蓋印。黎說:“這個問題關系不小,我們應當多加考慮。”范源濂又首先站起來當面指斥黎“优柔誤國”。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動的情緒,在說完了這段話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沖出去,因為用力太猛,關門時竟把門上的玻璃震碎了。接著,段默不發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說一句話,示意把印蓋好,將原件交与張國淦帶回國務院。
  黎立刻找司法總長張耀曾單獨到公府談話。黎問他:“國會不通過參戰案,他們能不能解散國會?”張回答說:即使解散國會,也應召集新國會,通過宣戰案后,才能公布執行。但是《約法》并無解散國會的規定,違反《約法》就等于謀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說:“對,謀叛就是造反!”此時黎把他的一線希望寄托在國會上,因為國會中為數不少的政學會議員和他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同時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針在未提交國會之前首先取決于軍事會議,并且指使督軍團對國會采取表面聯絡而意在威脅的行動,已經引起了國會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議員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參戰案有難于在國會通過的趨勢。
  5月7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表決。
  5月8日,段在國務院邀請國會各党派主要人員108人舉行談話會,解釋對德問題的四個疑點:第一,說明俄國發生革命,俄、德單獨媾和的謠言沒有根据;第二,保證參戰后對日本沒有秘密外交,中國政府并不偏重一國;第三,對德宣戰后中國沒有實際戰爭,全國無施行軍法的必要;第四;德國現已轉攻為守,沒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當天晚上,國會中各党派紛紛開會討論對外交問題所應采取的態度。憲法研究會(研究系)決定同意政府對德宣戰的政策,益友社反對無條件地對德宣戰,政學系反對和贊成的兩派旗鼓相當,表決時反對派僅多獲數票勉強超過半數。事實上國會對參戰問題意見非常混亂,除研究系旗幟鮮明外,沒有一個党派能夠有堅定不移的主張,也沒有一個党派能夠有全体一致的主張。
  正在這時,張勳忽然來電說,內閣及軍事會議所決定的外交方針不能變更,如果國會反對,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對付國會。
  5月8、9兩日,北京城忽然出現了“五族公民”、“陸海軍人代表”這些光怪陸离的隊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橋國會附近一帶蠕蠕而動。10日下午,眾議院舉行全院委員會審查對德宣戰案時,這些“公民團”從四面八方聚集有2000余人,看見議員走過,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請愿書”和“警告”傳單,議員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們拉下車來施以毆打,當場受到毆打的有鄒魯、呂复、田桐、陳策、吳宗慈、郭同等10余人,田桐受傷最重。“公民團”推舉代表張堯卿等到眾議院樓上議長室會見了議長湯化龍,要求在秘密會議上允許他們列席旁听,湯以不合議場規則加以拒絕。他們公然威脅國會必須當天通過政府提交的對德宣戰案,否則“公民團”對國會和議員將采取激烈手段,請大家慎重考慮。眾議院門外布滿了武裝警察,議場的四面便門都有佩帶手槍的警官把門警戒,對議員們加以“保護”。被保護的議員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們卻可以出入自由。
  議長打電話到處求救,電話一直打到總統府和國務院。總統說:“已請段總理即刻處理這件事。”國務院回答說:“總理已派警察總監吳炳湘即刻到國會來處理這件事。”“保護”國會的警察和憲兵們,和“公民團”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揮“公民團”和走進會場里自稱為“公民代表”的,是陸軍部咨議和差遣張堯卿、劉世均、劉文錦、趙春霆、吳光憲、趙鵬圖等,還有眾議院技士白亮、中華大學校長孫熙澤。有人看見國務院參議陳紹唐乘坐汽車往來指揮,還有人看見靳云鵬、段芝貴也曾到場指揮。至于那些搖旗吶喊的“公民”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軍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業游民。
  下午2時半國會開會時,無論任何党派的議員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張段內閣如果不解決這個突發事件,就不討論對德宣戰案。因此,全院委員會改為大會。大會開會時,議員張伯烈首先提議請內閣總理、內務總長、司法總長三人到會,質問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維持。這個提議立刻獲得全場一致的通過,議長就分途打電話請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會以待。
  一直到下午5時,范源濂才赶到國會,自稱抱病而來,并且聲明對“公民”請愿事前毫無所聞,當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國會不走。他到議長室用電話催請段到院,并責成軍警解散包圍眾議院的“公民團”。段回答說:“已命吳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即到院”。此時院外叫罵聲和拍掌聲鬧成一片,國會工友出外購賣食物回來,都被“公民團”圍攏來搶奪一空。“保護”的警察看見這种情形,就把各扇門都關了起來。据說是怕“公民團”沖進來對議員有所不利。議員們并不因此惊慌。他們說:“民國二年十月六日選舉總統時,我們已領教過,現在是第二次,我們有了經驗,就不怕什么了。”6時左右,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到了,但是“公民團”仍然包圍國會不散,而這位警察總監也并不下令解散他們,僅派警官招請“公民團”代表數人入內,婉勸他們先行撤退,有話從長計議。“公民團”代表要求面見湯議長或范總長,湯避不見面,就由范在議院警衛長室接見他們。他們提出了三項意見:一、要求國會當天通過對德宣戰案;二、國會如不通過,要求政府解散國會;三、政府如不解散,公民將自動搗毀國會。7時半左右,門外“公民團”的喧嘩聲忽然靜止下來。他們分別排成了兩行,讓出空道,原來是段總理的汽車到了。段下車時,“公民團”搖旗歡呼,掌聲雷動,段滿臉挂著笑容,疾行入院。
  國會因總理已到而繼續開會。段出席發言說:“人民到國會來進行和平請愿,不應當以武力強迫解散。如果這樣做了,就會引起軍民沖突和不幸流血事故。因此,我們只能采取和平勸導的方法。”對于“公民”請愿一舉,他諉稱不知。議長宣布暫時休息,請總理于一小時之內解散門外“公民”,即引導段与范源濂及隨同到院的陸軍次長傅良佐等到議場后面的國務員休息室休息。
  段派吳炳湘到門外進行和平勸導,向“公民團”代表高聲喊道:“大家今天請退,有事明天再來”!人叢中就有一個人站在凳子上向群眾演說道:“如果明天議員不到會,我們就去捉他們!如果明天開不成會,就請政府解散國會!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見,就放火燒掉國會。”群眾報以熱烈經久的掌聲,但仍不散。
  國務員休息室里坐著几尊“木偶”,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倒是議員休息室里談笑風生,大家都說找到段總理為質,我們就更不怕外面的“公民”逞凶了。事實正是如此,“公民”把議員包圍在院內,議員又把總理包圍在休息室內。議員最難忍受的是饑餓,幸而國會隔壁就有政余俱樂部和政學會這兩個党派的聚會場所,從那里拋進來大批面包餅干,因此饑餓的一關也就困不住議員了。在休息時間,被“公民”打傷了的鄒魯忽然攘臂而起,忿忿地說:“公民打得我們議員,我們議員為什么打不得總理!”他要沖進國務員休息室去打段,經大家竭力勸阻而罷。
  “公民”包圍國會的問題一直僵持到晚間9時,終于沒有得到解決。竟有一些公民向議院內投擲磚瓦,意在恫嚇議員接受他們當晚通過對德宣戰案的要求,不料一塊飛石擊中了跑到國會來采訪新聞的日本聯合通訊社記者中野,段恐因此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吳炳湘從電話中招來一隊騎兵把“公民團”驅散。
  國會于9時半繼續開會。范源濂保證加強國會的警衛工作,命北京城內各區警察加意保護議員住宅的安全,并保證以后不再發生同樣事故,希望議員勿因今日意外而介怀。說完了這些話,段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這時已是晚10時半,議員們再也沒有心情繼續討論,當天的會議就此結束。被圍達10小時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議員們從議場里走出來,在軍警的層層“保衛”下魚貫而出,但是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為他們私備的馬車或人力車有的被“公民”搗毀了,有的看見風色不對逃跑了。
  段所謂“按照軌道辦事”,就是組織“公民”打手以威脅國會的一种軌道。第二天,有所謂京津各界公民聯合請愿團24000余人發表通電,痛斥“政府當場指使警察,濫用職權,威迫解散。”“公民”代表吳光憲、白亮到地方檢察廳控告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蹂躪人權。
  “公民團”事件發生后,全國輿論大嘩。國民党系閣員伍廷芳、程璧光、張耀曾、谷鐘秀建議內閣總辭職以明責任,段不肯接受,于是這四個人都單獨提出辭呈。因此,5月12日國務會議舉行例會時,只剩下段一個人出席,院秘書長張國淦勸段暫時引退。段還以為我不自動辭職,總統其奈我何?根据段的見解,如果總統下令免他的職,他本人拒絕副署,這道命令就不能發生效力。但是張國淦援引內務總長孫洪伊被免職的一個前例,那道命令未經孫洪伊副署,但是事實上已經發生效力。因此認為總統要免內閣總理的職,可以用同樣的手績辦理。段被這句話提醒,才叫他赶快備好辭呈。當天晚上,剛回國不久的徐樹錚忽然跑到張國淦的家里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壓迫總理辭職,將來北洋派瓦解,惟你是問!”接著,國務院秘書涂鳳書攜帶辭職稿到府學胡同交段審核,被徐樹錚搶在手里當面扯碎,從此段也不再提及辭職的話了。
  段每天照常到院辦公,他還打算俟參戰案在國會通過后,即著手組織國防內閣,增設不管部閣員數人。他似乎滿有把握地認為國會一定會通過參戰案,而內閣也不會有嚴重危机,他一連用三道咨文催促眾議院從速通過對德宣戰案。
  這時國會中各党派的態度已由不一致而趨于一致,都主張先解決內閣問題,后討論外交問題。只有研究系議員于12日開內部會議時,決定了維持內閣及疏通國民党系議員通過參戰案的方針。
  黎對段照常到院辦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們得意地說:“且看他的獨腳戲唱到几時?”他對各閣員的辭呈都批了“交院”兩個字,只是對伍廷芳的辭呈留中不發。有人問他,為什么伍總長的辭呈不交院并案辦理。他閃爍其詞地說:“為了外交的關系。”這是騙人的,事實上他是決心留伍繼續任職,以便于适當時期派他代理內閣總理。
  12日,督軍團在倪宅舉行緊急會議,倪嗣沖建議阻止總理辭職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內外問題未解決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對國會議員繼續施以壓力。13日,各督軍或以同鄉關系,或以地方長官的身份,分別設宴招待國會議員,請其維持段內閣并通過對德宣戰案。15日督軍團全体聯名在外交大樓招待全体國會議員,仍推善于詞令的李厚基致詞,首先聲明“公民團”事件乃是一种無意識的舉動,希望各位議員以國家為重,不要因此動感情。李厚基且頻頻作叩首狀,但是那天赴會的議員只有215人,場面非常冷落。
  其實,各督軍并不完全都是擁護段的,有的屬望王世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們為了維持北洋派的團体利益,主張由与北洋派有直接關系的人物組織內閣,這是唯一的共同之點;至于留段或者別有推戴,則意見并不一致。只有倪嗣沖和張作霖對段最賣气力。他是“公民團”事件的幕后人和督軍團的“發電机”。張在此時拍來電報說:“我總理當代靈光,舍身救世。進退之際,全局攸關。國是杌隉,繼起無人。与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宁玉碎而不至于碎。應請鈞座奮最后之決心,挽狂瀾于既倒。無論任何地步,作霖不才,愿隨海內豪杰,執鞭弭以從公后。”
  “公民團”事件發生后,黎派哈漢章到南京,想聯合馮國璋作為倒段的同盟軍。馮表示王士珍組閣最為适宜,并發表銑電(16日)對“公民團”包圍議會一舉表示不滿。這是北洋派直系軍人与皖系軍人不合作的一种反映。16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討組閣問題。但是王沒有勇气取段而代,堅決拒絕組閣,因此內閣問題仍然僵持不決。
  “公民”的來源是什么呢?据北京《醒華報》載有“公民”王合新來函一件內云:“鄙人來京謀事未遂,前日由同鄉合肥人陸軍部秘書譚君毅甫介紹加入公民請愿團,當時言定自十二點鐘起,隨大家包圍議院,每點鐘給大洋五角,散時立付。并云,點名冊造成具報總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時而往,站至八點半始去,并被軍警擊一槍托。當晚往尋譚先生領取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譚吝而不予。今早又住索取,譚先生避不見面,由一少年出現,大言恐嚇。并云:此事鬧糟,總理不肯認帳,恐怕要辦凶手,囑令閉門不出,不許再提此事。鄙人忿极,為此特請登出,俾知譚之欺人手段”。据說,五角錢一點鐘是高等“公民”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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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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