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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張勳的三次徐州會議

　　袁垂危的時候，北洋系雖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馮國璋卻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責任內閣，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處也有坏處，坏處是行動要受到許多牽制；馮國璋在南京行動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處，坏處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遠了一點。
　　袁死前，馮國璋正在南京召開“南京會議”，馮召集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間，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挾袁以對付西南的護國軍，又挾護國軍以對付袁。這時袁對馮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張勳督理安徽軍務，仍然駐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沖為安徽省長，袁并且暗示張勳如果能驅逐馮，就派張督蘇。這一來，張、倪聯合起來搗亂南京會議，使南京會議變成無結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張勳把參加南京會議的各省軍閥代表邀往徐州開會，參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東五省代表則因旨趣不同而沒有參加，福建代表則沒有及時赶到。
　　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張勳發表了“保境衛民”的通電，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塵的宴會上，向各省代表高談闊論地談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澤”。6月9日，徐州會議正式開始，張勳派參謀長万繩栻宣布《會議要綱》十條，以“固結團体，鞏衛中央”作為煙幕，骨子里卻是想組織北洋軍閥的各省軍事攻守同盟，用以挾制北京政府對抗西南護國軍，保全他們的權力地位。不要看張勳是個老粗，他卻把握了一個最好的時机，讓自己成為當時的政治寵儿。原來袁死后，北洋軍閥們正感前路茫茫，后顧皇皇，不知道應該怎么辦才是，他們在袁最后時期都是各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們卻感到如果不團結，北洋系便會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團結。恰好在這個時机張勳召集了徐州會議，正符合了當時的需要。
　　張勳代表北洋系中最頑固和守舊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辮子，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駐節徐州時，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紛紛投奔他，把他當做了希望。袁的帝制失敗后，洪憲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張庇佑，倚靠他的保護。因此，他竟際會風云，成為北洋系各路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張勳召集徐州會議，馬上派段芝貴秘密到徐州活動，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統自居，當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雜牌如張勳之流，可是他既然繼承北洋系領袖，對北洋系所屬的各种雜牌軍也有拉攏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對張勳暗送秋波。認為張勳在徐州的行動，可以牽制馮國璋，因為馮國璋才是段的對手，所以拉攏張勳便是打擊馮國璋。至于張勳呢？他本是一個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對袁尚且不買帳，當然更不會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張勳和馮國璋不和，為了利害，拉攏段可以抵制馮，所以也樂得和段祺瑞聯絡。
　　徐州會議議決了十條，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條件；二、保全袁大總統家屬生命財產及其身后一切榮譽；三、要求政府依据正當選舉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四、電勸獨立八省取消獨立，否則准備以武力對待；五、絕對抵制送次倡亂一般“暴烈分子”（指國民党員）參預政權；六、嚴整兵衛，保全地方；七、抱定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所需軍械餉項，仍當通力合籌；八、擬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請政府罷除苛佃雜捐，以蘇民困；九、嗣后中央設有弊政足為民害者，務當合力電爭，以盡忠告之義；十、中央實行減政，固結團体，遇事籌商，對于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
　　這十條決議案，其實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見，也未討論或引起爭論，完全根据張勳的《會議綱要》照寫下來的。
　　徐州會議結束后，張勳以大盟主自居，公然發出哿電（6月20日），反對懲辦帝制禍首。電報說：
　　“君主、民主主張各有不同，無非各抒己見，罪魁功首，豈能以成敗為衡。……近日南方各省堅執前言，操之彌急，如果相持不下，則南北勢成冰炭，仇釁相尋，責難無已，万一戰端再起，外人從而干涉，竊恐瓜分之禍，不在帝制發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時，律以誤國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論自在人心，即勳一人斷不承認。而報紙訛傳，竟謂勳曾電政府亦以懲辦禍首為請，實系妄相揣測，不知勳素持公道，屢有宣言，定不隨聲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為，而止沸揚湯，究与大局何益？”
　　這真是千古絕唱，張勳把包庇帝制禍首說成是：“公論”、“公道”；把南方反對帝制說成是“南北之爭”，更且用瓜分和誤國等名詞來威脅人。
　　在這次徐州會議召開時，外間盛傳是討論复辟，因此全國大嘩，張勳乃于6月10日給北京陸軍部次長田中玉、巡警總監吳炳湘公開否認是討論复辟，原電云：
　　“勳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總統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對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負，第此純系私感。至大勢所趨，則勳素以國家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見屬于其間，今者國家多故，變出無常，适勳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會，并有謠傳謂勳主張复辟，實無其事。勳蒸印。”
　　參加徐州會議的原來只有奉、吉、黑、直、豫、晉、皖七省代表，會議后張勳繼續吸收各省北洋軍閥參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區大同盟的傳說盛行一時。加入同盟的軍閥，盡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利用這個同盟來保障個人的權利和地位。除了參加的軍閥而外，還有帝制派和政治陰謀家在幕后興風作浪。他們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圖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個人自由，有的則是利用軍人作為政治斗爭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個策動政治陰謀的大本營，其中有推舉段祺瑞為副總統、以徐世昌為內閣總理以及驅逐黎元洪、擁戴溥儀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張。天津、徐州之間經常有秘密人物往來，傳說徐世昌也曾秘密到過徐州。
　　8月間，眾議院議員趙炳麟提出軍人不得干涉議會案，張勳就聯合多人通電予以痛斥。9月間，眾議員陳允中等質問督軍同盟的問題，張勳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國會的通電發表。
　　8月5日，司法總長張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淵旅館。正當其時，上海海關在輪船中查獲大宗煙土，据說張的隨員孫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張否認隨員中有孫世奇其人。張是屬于國民党右翼的閣員之一，國民党參加內閣本來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發表一道重申煙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護符，暗中販賣”。這道命令顯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擊他們的。不久查明，上海煙土案牽涉到唐繼堯的兄弟唐繼禹，而与張耀曾無關。張于8月25日到達北京。上海煙土案發生后，張勳不管与張耀曾有關無關，就發表冬電（9月2日）說：
　　“張耀曾販土營私，喪權辱國。國務院為一國最高行政机關，豈容有此敗類廁足其間。……勳敢代表大多數之國民曰，此等閣員，此等議院，我輩國民斷難承認。”
　　這時國會已經通過了內閣總理同意案，并且通過了全体閣員名單，因此段不能不出面來替國會講几句話。他勸告張勳勿再干涉國會。張勳回答說，他不是干涉國會而是“監督國會”。九月中旬，黎也派張勳的老朋友阮忠樞到徐州來疏通。不料通過勸告和疏通，張勳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聯合北洋軍閥多人發表元電（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擊張耀曾說：
　　“……政府隱忍而不言，國會盲從而通過。……國會為立法之地，總長為執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眾。自茲以后，勳等何能再以禁煙法律強令國民，惟有任其自种自運自吸，不過問而已。勳等料各省法庭引為奇恥，忍無可忍，必有与法部斷絕關系之一日。……張于此案為嫌犯之一，無論有罪無罪，均應停職付諸法庭。……如以勳等所言為是，請即日罷斥司法總長張耀曾，即交法庭公開審判，以謝天下。如以張耀曾所行為是，即請立罷勳等之職，以謝張耀曾。倘政府仍有為難，即請將勳等与張耀曾一律罷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勳等所不屑為，甘緘默以終身，勳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責之義，不辭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佇候明訓。”
　　列名這個電報的有倪嗣沖、姜桂題、張作霖、馮德麟、孟恩遠、畢桂芳、許蘭洲、王占元、張怀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楊善德等。
　　張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辭職。在辭呈中說他“無罪可言，無責可負”。并建議：“張勳目無中央，威逼政府，請嚴加懲治以安國本，”他說張勳既為“原告”，應當到法庭來和他對質，如果是誣告，應當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計較”。段也只說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9月21日張勳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徐州會議，并將七省攻守同盟擴大為“十三省區聯合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山東督軍張怀芝、第五師長張樹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江蘇督軍馮國璋、河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李純、福建督軍李厚基、直隸督軍曹錕、直隸省長朱家寶、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第七師長張敬堯、袞州鎮守使施從濱、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北京步軍統領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當這些軍閥代表到徐州時，張勳派綠呢大轎前往車站迎接，并包定徐州四大旅館為招待所。會議在巡閱使署大客廳舉行，門禁森嚴，代表入場亦須通過人身檢查。會議決定：推舉張勳為十三省區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區聯合會章程》十二項如下：
　　一、本團体以聯絡國防、鞏固勢力、擁護中央為宗旨；二、本團体為防止暴動分子私攬政權而設。國會開幕后，如有借故扰亂与各省區為難者，本團体得開會集議為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三、本團体為維護國家安宁起見，如不得已用兵時，關于聯合區域作戰事宜，得公推領袖一人總指揮之；四、本團体對于所公推之領袖，認為盟主，凡事經開會公決后，即由領袖通告遵行；五、本團体推張上將軍為領袖，遇有重要事体發生，應行主持爭執。其不及往返電商者，經由張上將軍代為列名，但事后應將原電事由電告；六、本團体如有必須集議之事，應由各省區各派代表到會与議，其集議地點臨時決定之；七、本團体聯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國家統一之行為及對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為公論所不容者，本團体即以公敵視之；八、本團体以外各省區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團体即輔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團体為主持公道起見，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項名義傾陷報复者，本團体應仗義執言，加以保護；十、各方面對于本團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謀削弱本團体之勢力者，本團体當協力抵制之；十一、本團体應需經費，由各省區酌量擔任；十二、本節略僅具鋼要，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均由眾議隨時規定。
　　這些條款說明：徐州會議的目的不僅在于組織一個對抗國會、國民党和西南各省的軍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權，為各省軍閥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礎。這也就是說，無論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內，凡有損害他們的權力地位的，都認為是共同敵人而以武力對付。
　　9月22日，安徽省長倪嗣沖由蚌埠赶到徐州來，親自參加會議。在倪的建議下，當天的會議改為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上首先發言，認為僅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動是不夠的，因此建議解散國會，廢止舊《約法》，罷免西南派唐紹儀、孫洪伊、谷鐘秀、陳錦濤、張耀曾五總長，并將此項決議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內答复。這些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中華民國一腳踢翻，改為中華軍國，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戰斗姿態，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顧慮，認為沒有取得本省督軍的授權，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國會”改為“除去國會中暴亂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當天的會議沒有結果就散了。
　　24日，國務院秘書曾毓雋從北京帶來一個電稿，因此會議以討論這個電稿為主題，張勳、倪嗣沖都竭力主張照原稿通過。25日，便用張勳、馮國璋、王占元、李純、倪嗣沖、張作霖，孟恩遠、郭宗熙、畢桂芳、許蘭洲、曹錕、張怀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張廣建、田中玉、楊善德、盧永祥、陳光遠、李進才、李長泰、張敬堯、范國璋、蔡成勳、張永成、張樹元、王金鏡、鮑責卿、唐天喜、施從濱、徐占鳳、陸錦、楊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義，照北京帶來的原稿發出通電說：“唐紹儀學識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檢，穢德彰聞。……唐紹儀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數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內閣總理，國會以比款用途相詰，唐恧顏結舌，無可為詞，竟至棄職潛逃。唐之此來，實將要結外援，陰圖不軌。……務請大總統勿令就職，倘竟不察，使長外交，必至僉壬誤國，華夏蒙兼。勳等于唐署名簽押之件，一律不敢預聞。除公舉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詞電呈。”
　　這個電報比起攻擊張耀曾的電報來，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陝西、新疆三省督軍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義与一個手無寸鐵的北洋老官僚作戰。列名者有督軍、省長、師長、都統、護軍使、鎮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隸警務處處長，堪稱角色齊全。攻擊張耀曾的事實雖不正确，但還有些牽連，這個電報列舉的事實卻都是憑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軍，唐紹儀辭內閣總理是由于受到袁世凱的壓迫，而“要結外援，陰圖不軌”也都是莫須有的罪名。攻擊張耀曾的電報，僅僅假設到各省司法机關將与“私運煙土”的司法總長脫离關系，而這個電報卻明顯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總長脫离關系。以前海軍獨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軍部的命令”，這次列名各省准備与北京外交脫离關系，也就是對北京政府的變相獨立，他們還怕電報嚇不退唐紹儀，准備采取派人到天津查帳的實際行動，威脅他不敢到京就職。實際上，這個電報是由張勳、倪嗣沖兩個人包辦的，各省軍閥代表有些是隨聲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態度。江蘇、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長官請示后才能決定簽名与否，倪嗣沖就站起來大聲地說：“你們不能代表，就讓我來代表吧”，即提筆代為簽名。因此，馮國璋、李純、王占元都通電否認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們的代表。馮國璋派代表到北京聲明此電未經本人同意。這是長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樹一幟的一個開始。
　　9月25日，唐紹儀通電辭去外交總長。他在電文中痛斥張勳說：
　　“張勳盤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賦稅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號召徒党，以悖謬不法之言論，干犯國會尊嚴，以無稽之談，肆詆司法總長，勒令解職。”
　　電文附帶指責北京政府對廣東問題處理不公：
　　“龍濟光督粵三年，縱兵殃民，奸淫搶掠，甚于盜賊，以為政府曾獎以有世界眼光，故雖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為無理之要求。近雖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獨霸瓊島之需……。李烈鈞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國之人，滇南起義，投袂而興，間關万里，轉戰名城，乃其結果不及一殘暴冤酷之龍濟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紹儀的辭職電發表后，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來無意于到北京參加段內閣，其外交總長一職，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動身到天津來，也是受黎的邀請。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對他十分不利。段認為：黎堅決邀請唐入閣，只是為了奪取內閣總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來就職。
　　段利用徐州會議打擊了政敵唐紹儀，但是這個武器反過來又傷了自己。在督軍團猛烈攻擊唐紹儀的同時，徐州會議還討論到內閣問題，張勳主張推舉徐世昌組織內閣，段應退為徐內閣中的陸軍總長。張勳排斥段內閣具有兩种用意，第一是与段爭奪北洋派領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為清室复辟開辟道路。因此，徐州會議在北洋派內部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張勳与段祺瑞之間的矛盾。
　　徐州會議還存在張勳与馮國璋之間的矛盾，這兩個人的關系從來就是不好的。馮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并不是甘心充當張勳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會議醞釀政變，企圖奪取總統的地位。但張勳自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沒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簽發電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純、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長江三督和徐州之間的不合作的態度。
　　張勳与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于張勳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勳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只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破坏北洋團体，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來電謝罪，并且委過于秘書辦稿太遲。后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勳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很快地就有回電說：“与其推戴東海（徐），毋宁推戴我帥”。
　　這時候各省北洋軍閥紛紛仿照前清督撫的成例。稱為“某帥”，只有張勳一個人稱為“大帥”。由于大盟主的威風越來越大，除了退盟的長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員逐步地下降為他的應聲虫。其中有些恬不知恥地建議以后不必召集會議征求同意，一切問題經由盟主決定，大家無不樂于服從。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盟員對盟主的反對是越來越深了。
　　“大帥”駐節的徐州，有時成為政治避難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進行陰謀活動的“市場”。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緝的帝制犯顧鰲、薛大可都被“大帥”聘為机要秘書。張勳還有電報邀請楊度、孫毓筠等全部被通緝的帝制犯都到徐州來，北洋派有關的下台軍人政客如陸建章、阮忠樞、龍覲光等都被“大帥”禮聘為高等顧問。暗殺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帥”的座上客。9月27日，號稱“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為應“大帥”的邀請，也到徐州來進行活動。
　　徐州由“中華軍國”向前更邁進了一步，成為复活“大清帝國”的半公開活動場所了。因此，全國人民對徐州會議一致表示憤慨，南方五省督軍也有通電加以斥責，黎一再促請段內閣制止督軍團目無法紀的行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軍人開會干政的命令。命令說：
　　“近有少數之人，每囿一隅之見，或組眾集議，凌軼范圍，或隱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樹植党援，假愛國之名，實召亡國之漸。……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具在，公論胥存，本大總統為捍衛國家計，亦不能不籌所以善后也！”
　　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開譴責各省軍閥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紹儀的外交總長，這就說明北京政府對制止軍人干政是外強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內閣名義發表艷電（29日）說：
　　“近閱迭次通電，熱誠所激，間有過情，道路傳聞，并有約期集議之舉。嗣后國家大計，諸公有所獻替，幸其各抒所見，剴切直陳；其或關系重要，亦可專員來京申意。苟利于國，敢不拜嘉。至于逾軌之行，舉非國家統一所利，諸公躬膺重寄，務乞以身率屬，共濟艱虞。”
　　這個電報把他們干涉國會、排斥閣員、威脅政府、圖謀不軌种种不法行為說成是“熱誠所激”，把公開舉行的徐州會議說成是“道路傳聞”，并且委婉其詞地教導他們，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較為隱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許的。這個電報發表，就使制止軍人干政的命令成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電（30日）分致各師、旅長說：
　　“各師、旅長以治軍為專責，于國家用人行政，自不應越權參預。近閱上大總統有電，竟有該師長等聯名其中，殊背軍人之義。各該師、旅長于整頓軍隊計划有所建言，盡可到部或派員陳述。至于私約會議，有淆听聞，甚非國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國務會議上聲明他并未預聞徐州會議。他說：
　　“當項城（袁）病情險惡的時候，張勳要帶五千兵到北京來，我打電報警告他說，你如果敢于帶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時我還電約華甫（馮），如果張勳敢于調兵北上，請他派兵和我的軍隊兩面夾攻。”
　　北京政府對禁止軍人干政發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帥之馬首是瞻”的各省軍閥紛紛電呈不再參加會議，并且撤回了他們派往徐州的代表。冠蓋往來的徐州頓然呈現了人去樓空的冷落場面。張勳電問段，艷電是否出自總理本人的意志？回電說：“吾輩私交雖厚，公誼難容”。因此，張勳牢騷滿腹地通電有關各省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党難！”盡管張勳的气焰被壓低，徐州會議不能繼續召開，但是帝制派、政治陰謀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視張勳的軍事實力，段的策士徐樹錚仍然与他密電往來，梁啟超也曾到過徐州。因此，張勳還敢于以個人名義繼續發出攻擊財政總長陳錦濤的電報。當國會提出關于徐州會議的質問案時，他還敢去電恫嚇國會說：“部下健儿閱報后，群情憤激，擬入京面較曲直，然后待罪闕廷。”
　　民國6年1月4日，倪嗣沖和北方各省軍閥代表到南京來向馮國璋祝壽。這一時期，北洋軍閥常借各种酬應方法接触，祝壽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壽的名單中，有段祺瑞的親信：
　　徐樹錚、靳云鵬、吳光新、曾毓雋、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歲壽誕，倪嗣沖的50整壽，都是他們交換意見的机會。而北洋軍閥們自馮國璋領銜的規勸電發出后，紛紛大做文章，什么“擁設論”、“國會不良論”、“責任內閣制論”。這一期間的中國，沒有民意，只有軍閥們的“高見”。
　　6年1月7日倪嗣沖邀請到南京祝壽的代表們到徐州舉行會議，這就是第三次徐州會議。國務院听說徐州又在開會，乃發出了三個電報，一致馮國璋，請他就近勸告各省代表取消這個會議；一致各省軍閥，請撤回他們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鵬，勸其勿出席徐州會議并應迅速回京，其實，這次會議，段是暗中鼓勵的，因段系要人都參加這個會議，同時因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驅黎或者壓迫國會的惡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殺人，假手于一個老粗張勳。
　　1月9日徐州會議開幕第三天，決定了五點：一、請總統罷斥“佞人”；二、取締國會；三、擁護總理；四、淘汰閣員；五、促成憲法。
　　這次會議是段的胜利，因為所有的決定都有利于段。而在這個期間，研究系領袖梁啟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國會之說甚囂塵上。研究系是個溫和妥協派，現在他又和北洋實力派攜手，正如民國2年進步党支持袁世凱一樣，梁這次入京，對府院問題主張調和，他且以調人自居。黎對梁說：“政治上總統立于高拱無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約法》上陸海軍大元帥之權，我是不能放棄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對內閣制，而各省督軍在《約法》上應受大總統的管轄，不應受內閣總理的指揮而為攻擊總統的工具。
　　梁啟超勸段在禮貌上對總統讓步，有話盡好商量。段說：“我生平就是不會說話，不會敷衍人，不會應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時候，我進府向總統一鞠躬，退出時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實在無話可說，這是多年生性。”
　　梁啟超做調人并沒有達到目的，因為段的個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實權上一點不放松，面子也不給黎，黎、段之間如何能夠化戾气為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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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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