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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紹儀雖然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但他受到北洋系軍人的排擠，前面已經提到過。自唐正式就任內閣總理后，很有意依照《約法》規定，成為責任內閣，這一來更給反唐的人一個借口，乃愈發在袁面前攻擊唐，說唐挾革命党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唐也听到了這种閒言閒語，但以為袁大約不會被這种沒有見識的人所蒙蔽。可是有一天唐在袁面前說出自己一些對政策的看法時，袁忽然很不耐煩地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這突如其來的話，使得唐大吃一惊，才明白袁的确已對他有了芥蒂。 唐想實踐責任內閣的愿望，首先便被內務總長趙秉鈞所破坏。趙從來不出席國務院會議，他凡遇重大問題都直接向袁表示，根本不把總理放在眼內，而內務部也像一個不屬于內閣而直接承總統命令的一個部了。除了內務部外，財政總長熊希齡也遇事制肘唐紹儀。 這要從財政困難說起，民國成立時最艱苦的，莫過于財政問題，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達350万元。每月25日發餉時，當局中人一個個如熱鍋螞蟻。在那350万元支出中，收入只有長蘆每月解款10万，北方數省每月各解二三十万，合共不到80万元。至于全面支出方面：外交部217958元，內務部308950．162元，財政部5105954．732元，教育部112710．618元，陸軍部4534350．92元，海軍部232538．82元，司法部66250元，農林部46070元，工商部13700元，交通部41379．59元，合共需10679862．842元。加上每月積欠，以及拖欠應還未還外債，這個剛剛呱呱落地的中華民國，被債務已壓得气也喘不過來了。 清朝末年列強曾組成了一個四國銀團，統一和壟斷了中國的借款，這個銀團是英美德法四國組成的，其后日俄兩國也參加。中國有識之士一直想打破這個財團的獨占性，唐紹儀組閣時就決心要沖破這個“蛛网”，于是他徑行向比國財團簽約借1000万鎊（南京臨時參議院只核准借500万鎊）。這個借款合同簽訂后，四國銀團大嘩，一方面施外交壓力對袁政府，一方面用种种手段脅迫比國，使這個借款合同流產。脆弱的北京政府怎經得起這种國際壓力，因此唐紹儀面對銀行團的抗議，一方面表示歉意，一方面應承取消向比國借債合同。同時在民國元年5月3日与英美德法日五國銀團會議借款，銀團方面提出兩項約束，就是所有借款的支付需由銀團監督：（一）每月預算先列表，經外國顧問官核准才能給付；（二）所有軍隊遣散，須在北京設一陸軍協會，由外國武官會同商定辦法，在武昌、南京各重要處所執行遣散，并由外國武官會同監督。每一兵繳械后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取款。唐紹儀認為這兩項辦法有損中國主權，當場拒絕，結果借款會議遂不歡而散。唐于會后召集國務院會議，報告經過，主張放棄借外債，自行強迫公債，找1000個中國富翁各買1万元公債，如此一舉便有1000万元了。蔡元培則認為革命士兵可以曉以大義，不必付款即可解散。宋教仁則認為當前情勢非借款不可，只好委曲求全。其他國務員多同意宋主張，于是商定一個轉圜辦法，由財政總長熊希齡自行擔負從頭磋商的責任，并由袁世凱先約銀行團作為給銀行團面子，然后才由熊出面。唐對此頗抱悲觀，熊認為不妨一式，同時計划整頓鹽政，預計每年可以增加8000万兩，以此應付外債，足有余裕，甚至可由洋人派一鹽政顧問以資監督。 熊希齡獨任借款的交涉后，中國借款問題便先后在倫敦和巴黎先由銀行團談原則，最后獲得結果是六國銀團對中國大借款，條件如下：（一）大借款總額為六万万兩；（二）六万万兩分五年陸續支出；（三）大借款以匯丰（英）、德華（德）、道胜（俄）、匯理（法）、正金（日本）、花旗（美）六家銀行為代表；（四）借款用途之監督以五銀行之權限行之；（五）對于作抵之鹽稅，當以現在之關稅制度整理鹽政，并代為征收鹽稅。 當中國和六國銀團正在洽商大借款時，中國政府于6月20日函銀行團，希望先墊付300万作為緊急支付。六國銀行本不欲先處理枝節問題，但中國方面堅持要先解決小額墊款，于是由英美德法四國承允墊借300万，不過這300万兩墊款開支時，須照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辦理。其章程是：（一）在財政部附近設立核計處，用核計員二人，一人由銀行團任用給薪，一人由中國政府任用給薪。（二）凡向銀行團提款撥款之一切支票，須經該核計員簽押。（三）中國財政部應將各項支付用途，預具說帖，送交銀行團核允，此項說帖先須經由參議院核准之后，同時刊登官報。每次開支時財政部備具應有詳細清單說帖等類送交核計員，以資查核。該核計員查對無誤，應即照章簽字支單，不得再問。（四）每次開支款項，均須具詳細領款憑單，按照新式簿記法辦理。此項憑單財政部須編訂存留，以備核計員在核計處稽核。（五）關于各省發給軍餉及遣散軍隊費用，須由該地方軍政府備三聯清單，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軍官，及該地方關稅司會同簽押，并須予該軍官、稅司以調查應需之便利。此項簽押之四聯清單，一份存該省都督府，一份存陸軍部，其余一份与領款憑單一同送交北京財政部，再由該部遂交核計處稽核。（六）預備支付之款應由稅務司存儲，為節省匯費起見，由中央政府令地方稅務司得由海關收入項下撥款，但須該核計員等由暫時墊款項下，照所撥關稅數目支出，匯存上海總稅司存款項下。（七）如在北京及其附近發放軍餉，或遣散部隊，由中央政府派一高等軍官會同該核計員，將三聯領餉清單查核簽押，并予該軍官核計員統以監查應需之便利。墊款處銀行團方面的核計員是德人藍朴（Lamp），他曾于庚子八國聯軍入京時，在天津都統衙門充任財政處長，對北中國財務情況很熟悉。中國方面的核計員是徐恩元，曾在歐洲留學，自擔任這個工作，常和洋人嘔气，不久且吐血。代理徐的是李方，曾在前郵傳部和大理院做過事，英語比普通英國人還講得好，中文則甚差。 黃興和熊希齡都是湖南老鄉，兩人本來感情很好。黃擔任南京留守，熊任財政總長，黃這個職務處處需要錢，要錢當然是向財政部要，熊也盡力幫黃的忙，這是熊在主持借外債以前的事。待熊主持和銀行團借款時，熊和唐紹儀已發生了許多不愉快，而黃也正式宣布反對借款。熊認為借款主要為了裁軍，裁軍工作大部分在黃手上，等于是為黃奔走，卻得不到黃的支持与同情，相反地黃竟力加反對，于是二人便在電報上往复攻訐，惡言相向。黃与熊來往的几則重要電訊如下： 黃致唐、熊索款救急電：“此間經濟已告罄……奇窘之狀几于不敢告人，不但各軍積欠餉項無從發給，即目前伙食已無術支持……似此情形，一兩日內必有絕大險象……請立撥百万元以救眉急……”再電告急：“……此間軍隊伙食已數日不能發給，今日有數處竟日僅一粥，每日索餉者門為之塞，危險情形日逼一日，嘩潰之勢已漸發端，二日內倘再無款救宁，大亂立至，危在旦夕，用敢密陳，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黃反對借款公開電：“蔣次長來宁，聞悉十七日銀行團与熊總長所訂墊款已經簽字之合同，及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不胜駭异……此种章程匪獨監督財政，并直接監督軍隊。軍隊為國防之命脈，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無异束手待斃。二十年來海內各志士赴湯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締造之民國，竟一旦斷送于區區四百万之墊款，吾輩一息尚存，心猶未死，誓不承認。熊希齡身負重任，竟敢違法專斷，先行簽約，悍然不顧，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聞章程已提交參議院核議，祈痛加駁斥，責令毀約……即本留守直轄各軍隊欠餉已久，危迫万狀，均不甘受此亡國滅种之借款，為飲鴆止渴之圖……此舉關系存亡，即乞貴處速電抗拒，責令毀約，無任企禱。” 黃再電中央及各省：“……現在借款一事愈出愈奇，名為磋商，實甘愚弄，財政、軍政均受監督，國權喪盡，生命隨之，故睹此次墊款合同及監視開支章程而不痛心疾首者，非人也。……” 黃興除了反對向外借款，主張立即毀約而外，同時發動籌募國民捐，并將軍隊欠餉酌換公債票，由各省自行集合人民資本，以組織國民銀行，并由國民銀行協力組成一個國民銀行公司。此外云南都督蔡鍔提議舉辦愛國公債，且在云南首先開辦。南方各省則紛紛附和黃興、蔡鍔主張，風云景從，響應熱烈。 黃致熊電：“公對銀行團要求既甚憤懣，又云取消极易，應諸立即取消。總之此次約由公訂，必由公毀，毀約非借約比，与參議院無關，公前電曾以此自任……所謂撥歸南方一百五十万，只為財政部收回軍用鈔票，實無一錢及宁，繼以空言搪塞，不知全國命脈握公一手，若再猶豫，禍且立至，興交代在即，責任屬公，能擔負否？……” 黃再致熊電：“現在大局危迫，間不容發，吾輩均以國家為前提，于個人關系絕不稍存意气，而于國家生死關頭，尤當審慎，豈得因一事辦理驟難得手，遽萌退志。此次借款，公固然費苦心，但條件損失主權甚巨，又豈公所愿意？……倘因借款失敗，國人反對，即絕對不謀及善后辦法，僅欲以辭職卸責，千載而下，其謂公何？興与公本系友好，責公勸公固皆為國，亦即所以為公，惟熟思而審處之。不胜盼禱。” 熊复黃電：“承責大義，敢不自勉，無如才智薄弱，實不能胜此重寄。當前在南京時，与公所籌辦法，不料到京后全局皆變，外人見我愈急，要挾愈堅，我之窘狀危險，均在此數日之中，絕無絲毫后援以壯膽力。各軍索餉之電，一日數至，不應則嘩潰之變，咎固在齡；應之則條約之損，咎亦在齡。近日反對風潮日烈一日，各省責備之言無慮數千，而接濟之餉不見涓滴，湖南允助三十万金，然只供南北兩方二日之用，山窮水盡，齡何能為？……至于借款函約，一經停借，即可取消，并無難處，齡亦可謝天下。公手造民國，南方賁備之重較齡万倍，近聞亦有去志，殆亦鑒于時局人心之難為也，敢乞以己度人，見諒微忱，無任感禱。” 熊致各省公開電：“借款事外人要求監督財政，人心激憤，各報所載，集矢于齡，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不敢為個人名譽，稍有辯護，惟此中艱難曲折，有不得不詳陳于左右者。希齡前以國民委托，深知財政困難，未敢擔負，五辭不獲，乃就斯職。接代后南京庫儲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東張西羅，寅食卵糧，危險之狀不敢告人。到京時正值銀行團与唐總理談判激烈……當与銀行團抗爭時，屢欲決裁，而南北西方軍餉甚迫，南方來電兵已食粥，北方各軍衣尚著棉，黃留守告急之電一日數至……現在南北兩京數日之內即須巨餉，乞公等速派專員來部，查看情形，切實擔負，以救危局。希齡智力薄弱，值此財政极紊，餉需奇急之時，責備之加，固不敢辯，而大局所關，不敢不廣征眾議。諸公愛國熱忱，世所欽仰，如有嘉謀良策，堪以救此眉急者，務望迅速電示，如齡力所能逮，無不切實奉行。臨穎無任翹企盼望之至。除將各處催餉電文另密電呈覽外，特此奉告。” 李書城自武昌起義一直跟隨黃興，黃在武漢指揮作戰部隊時，他擔任參謀長，此后黃無論任何職務，他都是黃的參謀長，黃任南京留守，他亦是留守府總參謀。黃和熊希齡為了借款問題互相函電攻訐，最后惡言相向，李乃以黃的參謀長身份給熊一電，歷數過去恩怨和今日是非。全電略云： “熊總長鑒：聞蒸日致克公（指黃興）電，不胜怪歎。克公因触電扇傷指，臥病未起，未便遽行轉達，書城忝參机要，凡此間內情，知之甚詳，敢代為一一答复。……又謂克公于政治少所經驗，第一次主張建都南京而北方兵變；第二次主張國務員擁兵北上，而蘇州又兵變，今責克公于政治少經驗，是公儼然以大政治家自命矣。夫克公之政治經驗如何，鄙人不能盡知，至公自命為政治上富有經驗者，觀公自任財政總長以來，未聞有所建白，第轟轟烈烈之事，當即為此次所訂墊款合同七條，可以驕人耳。大政治家所訂合同可即作為鐵案，一字不能增減，何以經未有經驗之克公反對，而公即允毀約？吾知此七條經改正后必較公所訂原約損失國權處稍輕，當即公所承認，如此則公之自命為有政治經驗者所訂之約，反為少經驗者之所反對，而得修改稍善。……又謂將來國家必亡于克公之手，譬之醫生用刀割治病人而不為封口，听其腐爛致死，此語尤為狂謬……吾書至此，气已不能再忍，敢正告公曰：公訂此合同，將來國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國家或不至亡者，則克公反對之功也。蓋克公此次反對，在墊款合同七條耳，并非反對借款也。如因反對之影響而使合同可以修改，不至如公所訂損失國權之甚，則國家可以獲借款之利，不受借款之禍，試問孰功孰罪，不待智者可以知之。公負亡國之罪，而責有功之人，非喪心病狂，亦何至此？……又謂目前辱，未始不可報复于將來，此真小人無賴之言，非堂堂總長應出口。政見雖各有不同，皆為國家大計起見，并非克公有私怨于公，何險狠一至于此？……且書城自武漢戰爭時，即相隨克公至今，知克公与公之交誼亦最悉。當南京成立時，克公推荐公為財政次長，以各省代表反對而止。北京政府成立時，參議院激進派人多謂公為前清猾史，擬反對公為財政總長，賴克公多方勸慰，始得通過。可見克公事事皆呵護公，于公絕無私怨隱恨，凡此皆誤認公為有才所致。公若尚有一息之天良，清夜自思，何以為人？……來電不敢轉達克公，望公明白見示，以便于克公前代公解釋，全公与克公之交誼。臨電惶惑，立盼電复。” 直接成為唐內閣的催命符是“直隸都督”問題。早在唐南下接收政府時，順直議會（包括順天府在內的直隸議會）根据革命時期各省都督由咨議局推選的慣例，推舉直隸人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唐紹儀應允由政府加以任命。在唐回北京時，就向袁報告，袁也點頭表示同意。豈知在袁內心則完全不同意，因為他有一個舊觀念，認為直隸都督就是北洋大臣，而王芝祥是一個親同盟會的軍人，在南京留守府當軍事顧問，把這樣一個人放在心腹之地，袁是不放心的。同時袁認為任免軍政大員是總統的職權，決不可再讓給民意机构。在唐來說，不相信袁會出爾反爾，所以電召王來北京。就在這時，忽然有直隸五路軍人通電反對王做直隸都督，袁遂以此為根据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派王為南方軍的宣慰使。唐大受刺激，認為這不僅是個人面子問題，也与內閣職權和政府威信有關，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卻不可失信于順直議會和同盟會，因此唐表示無法接受袁的改變。6月15日袁把沒有經唐內閣副署的“任命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公布，這顯示總統与內閣已經正面開火。根据《臨時約法》，沒有內閣副署的人事命令是不生效的。唐紹儀對于袁不經內閣總理副署而發表人事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同時又使他失信于順直議會，人無信不立，何況他是內閣總理。這天他乘坐馬車由辦公室回家，忽然迎面來了兩個開道的士兵，手中揮舞著鞭子，唐總理的御者几乎挨了他們一鞭。唐急忙吩咐把馬車讓到路旁，注意一看，一輛漂亮的馬車里，坐的不是別人，正是總統府拱衛軍統領段芝貴。待到這輛車子過去了，總理的馬車才緩緩前駛，他事后對人說：“好大的威風，只有前清攝政王才夠得上這樣威風呢。”由于雙重的刺激，使他頓萌退意。6月15日他悄悄留下一張假單，“國務總理唐紹儀為呈請事：紹儀現因感受風熱，牽動舊疾，懇請給假五日，赴津調治。惟總理職務關系重要，不容一日曠廢，并乞大總統于國務員中簡派一員暫行代理。”然后乘了一輛人力車至火車站，搭頭等火車赴天津。 唐走后，北洋系的人們拊掌稱快，認為去了眼中之釘。袁世凱接到唐的請假條，對于唐的不辭而別，心中亦頗不舒服，但究竟袁、唐兩人共事交友數十年，不能太貿然決裂，所以仍派秘書長梁士詒專程前往天津慰留。唐紹儀和梁士詒兩人私交本篤，而且意气相投，梁來津晤唐后，除傳遞袁意外，复談及袁、唐兩人的交誼。唐、梁抵足通宵，唐把自朝鮮和袁訂交經過，兩人在北洋共事凡20余年种种，娓娓向梁詳述，至于為何演變到如此地步，唐曾感慨地說：“我和項城的交誼，君最深知，公誼私情我本不該挂冠，甚至不辭而別。可是觀察今天國家局勢，欲求統一中國，非項城不可，欲求治理中國，則非項城誠心和革命党合作不可。三個月來，我首當沖要，處理這個問題，仔細深入來看，覺得項城和革命党的合作，中間阻礙甚多，此點君必有同感。既然我的理想無法達到，則不如早作退路，免得將來焦頭爛額。因此，我与項城今日的分手，是公義。”唐言下不胜唏噓。 第二天一早，梁士詒返北京复命。接著唐的辭呈亦送達。袁知唐意已不可挽回，遂由總統發布准許唐辭職的命令。唐于民國元年3月13日由袁世凱任為國務總理，至6月28日辭職獲准，前后不過一百零几天。這是中華民國的第一屆內閣，竟如此短命。顯示出民國初年的中國政治特色是多難的。 唐紹儀在天津小住數日，即乘輪赴上海，以遠离北方是非之地。他上船后遇見了一個神气十足的漢子，大聲地斥罵他不該棄職逃走，越說越生气，后來竟拿出盒子炮來，像是要施放的樣子。唐弄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以為是袁的特務來追蹤他，因唐早知袁有特務組織會殺人，于是便陪著笑臉解釋自己不能不辭職的苦衷。這漢子才回嗔作喜，和他拉手，并且說出自己的來歷。原來他不是袁的特務，而是一個相當出名，自稱“游俠”，可是舉動冒失的荒唐鬼——黃楨祥。 唐紹儀的辭職，顯露了《臨時約法》已被破坏，因為總統不經內閣總理副署而發布人事命令，是違反《約法》的。可是當時大家都不在《約法》上爭論，而在人事上爭論，這當然是因為對于法治和民主還不熟練的緣故。 當唐宣布辭職后，造成了一連串的糾紛，這些糾紛可以從當時往來的文件中看出。 唐紹儀的辭呈：“為病難速痊，呈請解職醫治事。竊紹儀因病請假，赴津就醫，荷蒙大總統允准在案。連日延醫診視，舊病轉劇。回思去年迭遭家難，閉戶養痾，乃已無志于宦途，自分沉埋而沒世。嗣奉派充議和代表，痛時局之阽危，哀民生之蕩析，不敢自逸，力疾馳驅。數月之間，寢食失常，憂勞過甚，精力愈憊，猶幸戰禍已息，國事聿新，冀可葆素休神，從容調攝。詎意百廢待舉之余，忽受總攬政綱之命，自揣病軀，敢膺重寄，徒以南北初合，政府未成，勉竭愚庸，罔辭勞怨。視事以來，夜不成寐，日必發寒，竭蹶以從，未敢言疾。然而蒲柳之質，非可御疾風，駑駘之材，不足致千里，馳至今日，懼膏肓之漸入，捐頂踵而何裨？惟有懇請大總統俯鑒愚忱，准免國務總理本官，迅簡賢能接任，以維大局，俾獲乞靈藥石，退處清閒，冀得痼疾之稍療，長享共和之幸福。” 袁批复：“……該總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北奔馳，為民國效勞備至。及就任總理，經營擘划，錯節盤根，困苦艱難，非可言喻。民國舉創，正賴長才，豈容听其退休，失其臂助。特以情詞懇摯，出于至誠，不得不諒其苦衷，遂厥初志，應即准允請免國務總理本官，任為政府高級顧問……” 同時袁為唐辭職事，向黎元洪及各省作一交代：“前据國務總理唐紹儀呈稱，因病請假，赴津調治，當經本大總統給假五日，并任命外交總長陸徽祥暫行代理國務總理事務，一面派員絡繹赴津，慰留再四，竟難轉圈。茲据該總理呈稱：連日延醫診視，病轉劇，懼膏育之漸入，捐頂踵而何裨？懇請准免國務總理本職，迅簡賢能以維大局等語。該總理情詞懇切，勢難挽回，愛惜國家与愛惜人才之心，二者交戰于中，難求兩全之道。為唐君個人計，只可暫令養痾，以資將息。為國家全部計，總理一席万難久懸。自民國肇興，百端待舉，邊方有騷動之情形，友邦無正式之承認，必須富有經驗中外翕服之人始堪繼唐君之任……” 唐紹儀辭職后，屬于同盟會的蔡元培（教育）、王寵惠（司法）、宋教仁（農林）、王正廷（工商）四閣員聯袂請辭。袁在總統府召見他們，會面時，袁用低沉的語調，作出一副极誠摯的態度對蔡等說：“我代表四万万國民慰留你們。”蔡也很鄭重地說：“我代表四万万國民，請總統准許我們辭職。” 蔡等离開總統府后，即分別提出辭呈。 教育總長蔡元培辭呈是：“元培迂愚無狀，猥蒙任命，承乏國務院，兩月于茲矣。以大總統之英明，唐總理之同志，謬謂追隨其間，當能竭千慮之一得，以貢獻于民國。不圖理想与事實積不相容，受事以來，旅進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國務重大，誠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總理辭職，國務院當然解散。元培竊愿還我初服，自審所能，在社會一方面，盡國民一分子之責任，以贖二月來負職之罪……” 司法總長王寵惠辭呈：“寵惠前奉任命為司法總長，自知學識褊淺，不足膺茲重任，只因時局艱難，政府急待成立，是以不辭濫竽之譏，勉力就任。視事五旬以來，時形竭蹶……用敢披瀝愚忱，懇請辭職，以避賢路……” 農林總長宋教仁辭呈：“……今者國務總理唐紹儀已辭職，國務院亦有改組之勢，教仁竊幸得告退之机會，謹披瀝下情，懇請准予解職。抑教仁更有不能已于言者，教仁少孤，長避地東瀛，歷十余年，未嘗一歸覲也。邇來祖母、長兄相繼去世，惟母氏撫媳課孫，撐持門戶，近且七旬矣，思子情切，門間倚遍，每手示促歸，謂教仁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親愛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教仁捧書涕泣，悔恨者久之，終于迫以舊政府禁忌，欲束裝而不能，然當陰雨晦暝，長夜不寐，時一念及鞠育之恩，未嘗不撫膺長歎，冀早畢吾事，而因得稍伸其孝養之誠。今共和告成，國基底定，正教仁退休故園，定省溫情之日也。儻猶遲遲戀棧，上何以慰慈幃之望，下何以問人子之心，即向之海外羈遲，亦將無以自解，人孰無情，教仁獨忍出此耶？伏維大總統鑒此愚忱，准解農林總長之職，俾得歸省慈幃，遂烏私之養，作太平之民……” 署理工商總長王正廷辭呈：“竊正廷以樗櫟之材，辱承大總統委任工高次長……乃總長遲滯未至，而組織部務，委任部員又不遑暇待，大總統計出權宜，委署總長，正廷俯念時艱，大義所在，不敢謬持私見冒昧受職。數旬以來，夙夜兢兢，時虞隕越。今幸部務粗定，可以重申前請，以踐初志。務乞大總統鑒其愚忱，准其開去署工商總長及次長之職，俾可從民國之后，改良社會，輔助盛明，實如全愿……” 唐紹儀的辭職，導引了南北雙方又啟爭執。唐紹儀至少是袁系中親革命党的，他的辭職毫無問題是被迫，因此，南方對唐辭職便表露了极大的關心与同情。 工商總長陳其美因唐的去職曾電袁“有逼退總理”之句。袁乃复電：“寄電悉。唐總理奔走國事，積勞成疾，匆促赴津調治，連日三派員慰問，勸其回京，信使往來，不絕于道。來電謂有逼退總理之惡耗，殊堪駭詫。參議院為各省代表机關，聚集都下，眾目昭彰，詎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視，此必幸災樂禍之徒，造作謠言，挑撥惡感，敗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國不亡于前清時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陳總長素明大局，乃竟誤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國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經卸責，一日不能為壁上觀，苟更舉有人，得輕負荷，為個人計，樂莫大焉！副總統与各都督俱以愛國為前提，決不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釋群疑，是所厚望。”陳電：“臨時政府甫告成立，忽傳有逼退總理之惡耗，丁茲時艱，奚堪演此惡劇。唐總理固受逼而退矣，試問逼之者何心？繼之者何人？果于大局無害而有益，即更舉總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見止此，竊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圖之。……前電呈詞，迫切簡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謂信使往還數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轍，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縱不文，審諸詞意，并無不通。詎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南北人士觀念有所不同歟？……” 還有廣東都督胡漢民和袁的往來電： 胡電：“統一党電，對于唐總理，誣以監守自盜，避責潛逃；對于同盟會宋、蔡諸公，誣以結党把持，意圖构亂。信口雌黃，任情丑詆，放縱卑劣，莫此為甚。夫唐總理是否監守自盜之人，宋、蔡諸公有無构亂之事，應在大總統洞鑒之中，果有其事，請大總統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無其事，請大總統嚴究廿五日之電所由來，還治以虛誣之罪，以為挾私敗公者戒。漢民對于唐、宋、蔡諸公絕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國初立，群言淆亂，正賢者難進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輩舞詞播弄，賢才將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賴？且唐總理由總統善任，誣總理無异亦誣總統。此可忍，孰不可忍。務請徹底懲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見之爭，仍必以國利民福為歸宿，若怀挾私見，捏造事實，是法律之罪人，豈复有政党之价值，當亦大總統所深惡痛絕也。” 袁复電：“近來會党名目，記不胜記，電文攻訐，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為榮，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報界之丑詆。只以民气方興，不欲壓制，然村婦罵詈，自詡其能，此等放縱之惡風，勢同傳染，長此不戢，民德何存？應徹究由來，以為挾私敗公者戒。已交內務部查明嚴禁矣。” 關于唐紹儀的去職，同盟會曾有下面二個重要電報，可以參考： （一）北京中國同盟會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電： “唐總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間人士不識真相，謠諑繁興，人心頗為搖動。實則唐自就職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屢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則因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舉時，唐在南方力荐于總統，請加任命，總統允其請，招王來京。王至而總統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軍隊。唐以王既被公舉，又系南產，任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統一之障礙。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約在先，更難失信，堅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見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舉不徒擁護共和，尊重信義，服從党見之點為晚近政客所難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觀之，尤有莫大之關系。民國《約法》采法國制，參議院為最高之机關，而國務院為責任之主体，總統所發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須國務院副署。總統雖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權，而主張此項權力必待國務院之副署，始能發生效力，其實權握于國務員之手。總統之地位至鞏固至尊嚴，除非常之事件外，對于參議院不負責任，惟國務員則常立于被指斥彈劾之地位。《約法》既予以重大之責任，則其所以監督之者不可不嚴也。副署之權若可放棄，則國務院不過總統之器械，責任內閣之大義湮矣。唐以主張《約法》上之特權之故，不惜以國務員之地位為保障之代价。吾人聞之當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則委曲求全，繼見事不可為，內斷于衷，決然舍去，斷絕葛藤，態度之嚴正果決，方之東西大政治家實無愧色。或以其身為總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續有關，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將一切事務部署就緒，次日為星期，例得休息。總理雖為國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奪其行動之自由。星期一為國務例會，恐不能到會有礙政務，即電公府呈請病假，于手續并無不合。反對党吹毛求疵，百計中傷，倘吾党不察從而和之，适墮奸計，不得不詳為報告。” （二）同盟會本部7月1日為揭出唐總理野游原因致駐滬机關部電： “唐總理自上禮拜六出京后，禮拜一由津來電，請假五日，不知者輒以為過，且謠諑紛興，迄未能已。考此次實因唐總理以种种之障礙，莫能實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決絕，故不得已循各國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請假以為平和之退去，所處得体，無可訾者。今將种种原因揭出，以釋當世之疑。唐總理自身任媾和以來，首以南北統一不分畛城為目的，次以整理現今之財政為最要策，故其結果南軍著著退讓，而孫總統之解職，參議院之北移，黃留守之撤兵銷職，蓋無一不出于開誠布公，而所約以柏文蔚督山東，王芝祥督直隸者，亦為調和之苦衷。袁總統皆臨時异議，謂南軍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別思位置，欲強唐總理副署，唐數言之終不之听，竟將失《約法》上之副權，唐為保持民國計，為保持《約法》計，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財政總長熊希齡罔識外交，喜弄騙計，驕謾不才，稽核條件八款，几陷民國危亡之地，獨斷獨行，目無總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實行，而反受連帶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內閣本非政党，政見既不無猜疑嫌忌，難以和衷共濟，而奸狡者且肆其傾軋排擠，此种弊端實非民國幸福，責任內閣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間不察，助以反對者之巧詆，致令是非顛倒，黑白不詳，且有捏造外人書函以誣蔑唐者，喪心病狂莫此為甚。如此行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國全体，吾党愛中華民國，只求不愧對國民，至于無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較量也。”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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