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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日本戰犯是中國人民在艱苦卓絕的１４年抗日戰爭中，傷亡３５００多万人，經濟損失多達６０００多億美元，以無數的辛酸血淚、生命財產的巨大犧牲，同美國、蘇聯等聯合國各國共同浴血奮戰，歷盡艱難曲折，戰胜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取得輝煌胜利的標志，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巨大胜利的必然結果，可謂二次大戰后的一個重大國際事件。 審判日本戰犯是正義与邪惡的大較量，可謂惊心動魄的偉大斗爭，它成為戰后世界格局的堅實基矗然而，日本國內總有人跳出來為甲級戰犯翻案，樹碑立傳。……一．三座戰犯牌位的陰魂眾所周知，戰后日本走上和平軌道以及中日關系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日本政府接受了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否定了戰前的軍國主義。正确對待歷史已成為關系到日本發展方向和中日關系前途的原則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這一問題上不時地受到一股逆流的沖擊，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同情分子和侵略戰爭否定論者，念念不忘抹殺日本對外戰爭的侵略性質。 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一結束，日本右翼勢力就猖狂地為東條英机等核處死的甲級戰犯鳴冤叫屈，為他們收集遺骨，評价功擺好，為其翻案，并為之樹碑立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戰犯碑的出現。 第一座是１９６０年出現的興亞觀音"殉國旗士墓"。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刑場，東條英机、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次日拂曉，駐日美軍用汽車將七名戰犯的尸体運往橫濱市久保山火葬場火化。獲得這一消息的日本律師三文字正平、興禪寺住持市川伊雄、軍人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等，趁美軍疏忽的机會，把七名戰犯的骨灰偷出來，分別裝在七個小壇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場一角燒香祀奉，沒想到被美軍發現，骨灰壇被收回，放在火葬場后院的"供養塚"中。三文字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誕節前夕美軍戒備松弛之机，悄悄潛入火葬場，從"供養塚"中偷出骨灰壇，然后設法運到東京以南約５０英里的熱海伊豆山興亞觀音里，那里也是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故鄉。１９５８年，在愛知縣前縣議員三浦公山和該縣幡豆町町長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選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聯名發出修碑倡議；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７日，在興亞觀音塑像背后的矮樹叢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國旗士墓"等五個大字，墓志由甲級戰犯、前陸相荒木貞夫書寫。"殉國旗士奉贊會“印發的小冊子說，這塊紀念碑是在日本自衛隊和當地人士協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于１９８０年出現。東條英机等七名戰犯１９４８年在東京巢鴨監獄里的５個絞刑架上被處死之后，前陸軍少將福島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在１９５１年就制訂了保存刑場"史跡"的計划，要求把刑場遺址從監獄里划分出來，作為讓"國民自由參拜"的"圣地"，并請一流的設計師和技術人員修建石碑。計划經巢鴨監獄負責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墳墓，并從１９５５年４月開始參拜。１９５９年２月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以賀屋興宣為會長的"日本遺族會”、"刑場遺址保存會"等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要求。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東京丰島區議會建設委員會根据日本內閣會議的批示，公布了官方決定，終于在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７日，在刑場遺址建起高２米的石碑。日本進步人士指出，這是一塊"戰犯紀念碑"，已向日本法院起訴。 第三座是１９８２年５月３０日在九州出現的"大東亞戰爭陣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岡中央區，高７．３米、重１３０吨，耗資６６００万日元，碑上刻著全面肯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碑文：“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遵為万世謀太平之詔書，吞飲万斛淚水迎終戰。爾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載、致力于祖國之再建，今已成為世界大國。此次大戰乃一場為自存自立不顧日本國之存亡，為解放受虐待之民眾、謀救万邦共榮之圣戰。雖沉淪于敗戰悲境，然亞洲民眾相繼贏得獨立与自由之榮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嚴歷史事實。……我們要把對英靈的的崇高精神与偉大業績抱有的無限敬慕和感謝之情，永遠傳祭下去。……"這是一座要為侵略戰爭徹底翻案的罪證，也是一座要亞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接著，日本右翼分子就公開叫嚷東京審判是胜者對弱者、敗者的不公正審判，明目張膽地推翻對日本戰犯的正義審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先是提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緊接著又叫嚷東京審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為處以絞刑的甲級戰犯招魂，妄圖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 日本前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這方面的主張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開否定日本侵略戰爭的性質，于１９８８年５月被其辭職，不但不知悔過，活動卻更猖狂，在同年７月號的《文藝春秋》上又發表了題為《關于"侵略問題的發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奧野寫道：“我多年來一直主張，我們要從被歪曲的東京審判史的觀念中掙脫出來。"因為"今天的國際法學界一般認為東京審判是違法的。聯合國在東京審判之后，以對和平犯下罪行為理由進行裁決，判定日本是侵略國家，并將几個人送上了絞架。東京審判是胜者對敗者的懲罰。在１９５２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可以說一直處于戰爭狀態。所以，我認為在戰爭時期的法庭上被處以絞刑的人，從國際法來說，應該看作是相當于戰死。”“說起來，追究甲級戰犯的'責任'，并沒有明确是追究戰敗的責任，還是追究開戰的責任。如果說是戰敗的責任，那是全体國民的責任，如果說是開戰責任，那當時煽動得最厲害的是宣傳工具。”“作過東條英机辯護人的清瀨一郎（后來當過眾議院議長）寫道：'東京法庭所說的有一半是謊話，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与之對抗。謊話不僅擴及日本全國，而且擴散到全世界。 審判雖然結束了，但是不消除這种誤解就不能夠除我的責任。'”“錯誤百出的東京審判，規定了戰后的价值觀和戰前的歷史觀，我們必須盡早從這种狀態中擺脫出來。"在這里，奧野誠亮完全不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性質，反而顛倒是非，把給中國和亞洲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吹得天花亂墜，竟說：“大東亞戰爭對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做出了貢獻。"奧野在東京審判問題上的言論，可謂集右翼論調之大成。 所以深受右翼之推崇。 ------------------ 書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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