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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蔡智堪、王家楨終于站出來 講話，遂使《田中奏折》真相大白于天 下，但日本當局和某些學者仍矢口否認。 被世人喻為靠打嘴巴練出來的"武士 道"精神，說起謊來臉不紅心不跳當屬 自然，而美國出于戰后冷戰政策需要，以"真偽莫辨"為由，也否認《田中奏折》的存在。 《田中奏折》一出日本皇宮，就在中國和日本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近代中日關系史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樁公案，７０多年欲罷不能，至今仍爭論不休。 首先接到《田中奏折》抄件的自然是中國卓越外交家王家楨。 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的一天，王家楨正在"東北邊防長官公署"外交秘書主任辦公室里處理公務，突然，豆腐西施彭漢貞像一只花蝴蝶，隨一陣風飛到王家楨面前，扭動著楊柳蛇腰，嗲聲嗲气地嚷道：“王處長，真是個大忙人，在忙什么呀？"王家楨對這個親日派非常反感，特別對她在田中義一和楊宇霆之間穿針引線极不為不滿。他知道，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張學良一答應向床次竹二郎提供５０-１００万日元競選經費，彭漢貞獲悉后就馬上報告了楊宇霆，又幫助楊宇霆和田中義一重溫舊情。楊宇霆對他早年留學日本時的軍校教官、現任日本首相崇拜得五体投地，田中義一對他的昔日學生備加欣賞，兩人遂暗中聯系頻繁。田中義一見張學良不听他擺布，便暗中通過彭漢貞策動楊宇霆干掉張學良并取而代之，后來張學良發現了楊宇霆的陰謀而果斷地將他殺掉。 王家楨想起這段往事，心不在焉地敷衍道：“你還不知道，我們這個小小的外交秘書辦公室能干什么大事？一方面辦理對日本的交涉工作，一方面翻譯有關資料，對日本問題做些研究！哪像你彭二小姐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哪！”“得得得！誰不知道你王家楨才智非凡，能力超群，是張總司令手下的大紅人！昨天林久治郎總領事還親自在我面前夸你呢！”“他夸我什么？"王家楨聞此一愣，稍有警惕，舉起手中的毛筆問道。 彭漢貞見她的話引起王家楨的极大興趣，忙湊到前面夸夸其談：“林久治郎總領事對我說，他從最近与張總司令的交涉中感到，漢卿似乎非常了解日本國內的政治情況，對林久治郎的激烈言辭也不肯多言，只是用淡淡的苦笑和溫和的話語同日本人周旋。林久治郎對此很感納悶，后來才發現了這一奧秘所在！”“他發現了什么奧秘？”“奧秘就在你大名鼎鼎的王家楨身上！”“此話怎講？”“林久治郎發現漢卿為研究日本政情下了很大本錢。發現他派出不少下屬到日本搜集情報，自己也盡量多同日本人接触。林久治郎說漢卿身邊的秘書人員中有很多人才，你王家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你是日本慶應大學的高材生，精通日本政界情況！”“彭二小姐過獎了！”“不，林總領事夸你能熟練地閱讀日本報刊，善于從日本的外事消息中研究日本政情，甚至能揣度哪些消息是外務省亞洲局發出的，哪些出自日本情報部門！你經常向張總司令提供大体無誤的情報，使張總司令對日本政治局勢做出准确判斷。……"王家楨見彭漢貞那副輕狂神態，早就膩歪透了，皺著眉打斷她的話道：“今天彭二小姐屈駕前來，有何貴干？”“哈哈，王家楨果然料事如神，我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本姑娘要做大媒，給你提一樁親事！”“別開玩笑了，誰能看上我這個窮小子？”“不，她与你一見鐘情，說你儀表堂堂，气概非凡，學貫中西，人才難得！”“噢？她倒抬舉我了！她是誰？”“川島芳子！”“川島芳子？”“對，中國名字叫金璧輝！你們前几天在北京六國飯店一見面，她就看上你了！她是肅親王的十四格格，又是川島浪速的養女，對你這個日本通是再合适不過了！”“去，告訴她：我王家楨宁肯打一輩子光棍，也不找那种風騷女人！”“王處長，你听我說。……”“我公事多著呢？恕不奉陪了！” 王家楨沒好气地說完，就埋頭處理公務，不理睬彭漢貞了！ 彭漢貞被"晾"在一旁失了面子，撅著小嘴嘟囔道：“你有眼不識金香玉，給你介紹如花似玉的美人，你不要，這個寶貝要不要？"王家楨抬頭一看，見彭漢貞手里拿著一封信，挑逗性地向他搖擺：“哈哈，東京來信！川島芳子這個假日本姑娘你不要，原來有真的日本花姑娘在勾引你，哈哈！"王家楨估計是蔡智堪來信，可能有重要事情，忙站起接過信，好言好語打發走彭漢貞，拿起剪刀打開信一看，果然是蔡智堪的來信：王家楨先生：這是絕對秘密的文件，是我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長的家里當書記，抄寫得來的，只能分批寄來。 此致 敬禮 蔡智堪６月２５日 王家楨剛看完蔡智堪的來信，收發室老張頭送來兩個郵件。王家楨見是東京郵件，想起彭漢貞借机利用信件的事，忙吩咐道：“張大爺，凡是我的信和郵件，今后誰都不准拿，請你親自帶給我！"老張頭走后，王家楨迅速打開一個郵件，見有十几頁信紙，拿起一看，見是鉛筆抄寫的文件，日文字母潦草難認，但其中一段話卻使王家楨触目惊心：故歷代內閣之施政于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后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頻而步我后塵，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進行之迅速，實令人惊异，因而我國勢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許多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王家楨看到這里大吃一惊，馬上意識到這不是尋常文件，是在講日本當局入侵東三省和內外蒙古的謀略，要把滿蒙變成日本的新大陸！忙接著往下看，下面的話更使王家楨看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遙此种難關如非极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自難發展矣！ “啊？這是日本政府的內部文件，太重要了！"王家楨看完第一包郵件的十几頁文件，急忙打開第二包郵件，"田中密折"四個格外引人注目的大字，立刻引起他的警覺，便悄悄看完，將文件存入保險柜中。 其后陸續收到蔡智堪的郵件，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傳來田中義一下台并很快死于他所寵幸的藝妓之怀時，王家楨已收到了蔡智堪寄來的《田中奏折》的全部日文抄稿。 于是，王家楨將抄稿交給外交秘書辦公室人員分段譯出，然后再將意思不明了或脫字脫句的地方加以添補改正，訂成一個完整的文件時，已經是１９２９年的秋天了。 沐浴著初秋涼爽的金風，王家楨手拿翻譯成中文的《田中奏折》，興沖沖來到設在大帥府的東北邊防長官公署總司令辦公室報告：“漢卿，這是蔡智堪通過牧野伸顯的妻弟山下勇，潛入日本皇宮御文庫抄來的珍本，我已反复校閱，可以肯定是日本推行侵化政策的總方針，"王家楨說到這里，走上前去，伸手把桌上的文件翻過几頁，"我們把蒙古圖什業圖王爺抓來審問，便可做一個有力的驗證！"張學良未置可否，低頭看王家楨手指的《田中奏折》的這一部分：對內外蒙古的積极政策滿蒙既為舊王公所有，日本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為對手，方可以扶持气勢力。依福島開東長官之長女，因獻身于皇國旗見，以金枝玉葉之質而就未開化民族之困什業圖王府為顧問。加之圖什業圖王之妃乃肅親王之侄女，因此關系，圖什業圖王府与日本頗為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護而籠絡之。在內外蒙古各王府等處，無不以誠意尊我敬我。現在圖什業圖王府內之日本退伍軍人，共有１９人在矣。 張學良神情轉趨嚴肅，大聲傳令：“譚海，你和警務處人員馬上出發，迅即把圖什業圖王爺緝拿歸案！"副官譚海領命轉身要走，王家楨忙上前吩咐：“先給當地駐軍打電話，將圖什業圖王爺就地緝捕，速送沈陽！"譚海走后，張學良又把《田中奏折》拿在手中，繼續持下去：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羊毛特買權或礦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外繼續分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命其常穿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該王府管內。實行墾植畜牧羊毛買收等權。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對圖什業圖王府方法而進入，到處安置我國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為我有。 張學良看到這里，拍著桌子气憤地說： “小日本胃口真大，不僅想霸占我東三省，對內外蒙古也早有侵占的狼子野心了，真是可恨！"王家楨頻頻點頭：“漢卿，更可恨的還在后頭呢！"張學良听了，更急切地看下去：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了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尚未注意及此之時，日本預先密植勢力于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土地多數被我買存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之無可辯白，日本借國力以扶持我國主權而實行我積极政策也。日本對于蒙古之施為，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期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１００万元以內，急派官佐４００名，化裝為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与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來其地之牧畜礦山等權，為國家而造成百年大計！ 張學良剛剛看完《田中奏折》中有關侵略內外蒙古部分，就見副官譚海興沖沖引警務處長高紀毅進來報告說：“張總司令，高處長把圖什業圖王爺抓來了！”“高處長真是年輕能干，手到擒來！"張學良欣喜地連聲夸獎。 高紀毅連連擺手道：“我哪有這么大的本事？我們警務處早就發現圖什業圖王爺和日本人行動可疑，就派人把這個王爺抓了起來，正好譚副官來傳達總司令的命令，我們。……”“好，這個蒙古王爺現在哪里？”“已押在老虎廳外听候處置！““速速押來見我！"不一會儿，譚海和高紀毅把圖什業圖王爺帶到。這個蒙古王爺身穿絳紫色團花錦袍，外套黑緞馬褂，一到老虎廳，早嚇得魂飛天外，只單腿一蹲，行了個蒙古流行的屈膝禮，就一下癱倒在地。張學良怒目呵斥道：“你叫什么名字？”“葉喜海順！”“你和金璧輝，也就是川島芳子，是什么關系？”“我是金璧輝的姑父！”“你和日本人是怎樣勾搭上的？”“川島浪速打著繼承清朝肅親王遺志的旗號，宣揚佛教是日本和蒙古文化、宗教的共同紐帶，仍用前些年建立的名叫'汗山所'的秘密團体的名義活動！”“要搞什么名堂？”“川島浪速說要幫我們建立一個滿、蒙聯合的國家，在日本人的監護下，由我出任國家元首，起碼讓我當興安北省省長！”“你有哪些賣國行動？”“我。……我同日本人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日本派出農業顧問并提供糧食，從我的王府收買羊毛和礦產品，我給日本人行政監督權和通商特別优惠權。我讓人開墾水田為日本人种植水稻，發展牧場向日本提供軍馬！”“還有什么？”“日本人還經朝鮮向滿洲和蒙古運送軍火！"王家楨見這家伙如此無恥地出賣國家利益。气得滿臉通紅，從桌子上拿起《田中奏折》，厲聲訓斥說：“日本人早把你的叛國罪行寫入了《田中奏折》之中：'其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价而買定之，然后將可墾為水田者种植食米，以濟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墾為水田者盛設牧場，養殖軍馬及牛畜，以充我軍用及食用。剩余之額制造罐頭食品運販歐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日本人已寫得明明白白，你還有何話可說？"圖什業圖王爺葉喜海順嚇得爬在地上磕頭不止：“本王爺被日本人所迫，身不由己，請張總司令饒命！"張學良將桌子一拍，厲聲喝問：“要想活命，就老老實實回答：你的王府里窩藏了多少日本人？”“１９個！““那１９人是日本軍官，還有什么人？”“再沒有了！”“他不老實交代，拉出去槍斃！"張學良一聲令下，譚海和高紀毅上前，架起葉喜海順就走。這個蒙古王爺嚇得屁滾尿流，哭著哀求：“我該死！最后又來了４００多個日本人！"王家楨冷笑一聲，拿起《田中奏折》說：“《田中奏折》上寫得明明白白：'日本對于蒙古之施為，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將從本年度起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１００万元以內，急派官佐４００名，化裝為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与各舊王公實行握手'！"圖什業圖王爺听了，气得咬牙切齒：“小日本真不是東西，把我們干的事全寫出來了！”“這就是賣國賊的可恥下場！"張學良庄重警告，"葉喜海順，你要想活命，就帶警察捉拿日本人歸案！短一個，唯你是問！”“小王不敢再拿生命開玩笑，一定帶罪立功！"警務處長高紀毅把圖什業圖王爺押走后，張學良仍余怒未息，王家楨趁机獻策道：“漢卿，《田中奏折》是關系祖國命運的秘密文件，內容很多，最重要的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方針大計。除政治部分外，關于滿蒙經濟的策划很值得我們參考，特別是日本對于東北管轄下的盟旗所聯系的王公名人与采取行動的具体方針，都有較詳盡的記載！”“對，這個文件非同小可，你有何高見？““建議將它作為机密文件印刷，只發給東北政治上的負責官員，讓他們了解日本人的陰謀，作為采取對策時的參考！"張學良沉思良久，深感日本軍閥霸占東三省進而滅亡中國的野心极其囂張，覺得日本侵略者就像臥在他睡榻之旁的惡虎，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要張口咬人；又如安置在他身旁的定時炸彈，說不定何時突然爆炸，于是毅然下定決心說：“《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東北形勢因而嚴峻而又急迫！為提醒本部官兵對日本軍閥亡我華夏的認識，讓他們認清日本的國策和戰略方針，你馬上到官銀錢號印刷所，用上等宣紙印２００本，發給東北官員并呈送南京國民政府！"《田中奏折》經王家楨主持翻譯、張學良批准印刷后，１９２９年末几乎同時在南京、北京披露于世。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日本為解決發動大規模侵華侵蘇戰爭的軍事運輸問題，反复令其駐吉林特務机關兼吉林督軍顧問林大八，催逼張學良批准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圖們江的敦圖鐵路。 張學良便派吉林交涉署署長鐘毓和該署第二科長羅靖寰赴南京請示。 鐘、羅臨行前，張學良把印好的《田中奏折》交給羅靖寰，精心將文件縫在羅的西服背心內，秘密帶到南京，交給外交部長王正廷。張學良還指示北宁鐵路局，將《田中奏折》譯成英文，准備向國外散發。 中國外交部對《田中奏折》非常重視，認為可以在适當時机，以非政府立場予以公布，揭露并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恰在此時，"泛太平洋會議"在日本京都召開。日本代表、外務省亞洲局長有田八郎利用東道國地位，在１１月４日討論"滿洲問題"的大會上放厥辭：“日本在滿洲所處之地位，類乎英國之在印度，美國之在海地！"出席"泛太平洋會議"的中國代表徐淑希、余日章對此義憤填膺，在會議休息時秘密商議，以突然公布《田中奏折》的方式，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气焰，誰知竟被暗中監視的日本特工人員偵知，馬上報告了有田八郎。 有田八郎聞報嚇了一跳，立即向日本外務省請示處置辦法，回來后就主動打上門去手舉早准備好的長期文章与中國代表辯論，攻擊中國代表所說的《田中奏折》純屬偽造，還气勢洶洶地質問：中國方面是通過什么途徑得到的？當事人是誰？主要內容又是什么？ 中國代表因未得到公布《田中奏折》的指示，覺得在日本不便公開起來源和途徑，更不好涉及當事人，只公布了該文件的主要內容。 有田八郎抓住中國代表不敢公布《田中奏折》全文的弱點，利用控制輿論的有力地位，大肆宣傳《田中奏折》是中國的偽造，日本根本不存在這個文件！ 余日章回國后，１１月１９日在上海報告參加"泛太平洋會議"的經過，特別提到日本代表《田中奏折》真實性的攻擊。 一位愛國將軍听了非常气憤，便把他手中的一份《田中奏折》捅給了南京《時事月報》，該報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初全文刊出，這是《田中奏折》在中國首次正式披露！ 几乎与此同時，紀清漪女士在北京也將《田中奏折》公諸于世。 紀清漪是清朝《四庫全書》總編紀曉嵐的直系七世孫女。 她雖出生在河北獻縣，但卻在東北長大，自幼目睹日、俄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的种种罪行，形成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她１９２５年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后，即留北京大學主編《新東北》半月刊，并利用《華北日報》副刊成員身份，頻頻著文宣傳愛國思想。 一天傍晚，紀清漪到《華北日報》送稿。見編輯部人員都已下班，只有總編安怀音趴在桌上聚精會神地看一個文件。 紀清漪和他一打招呼，安怀音就指著手中文件气憤地說：“多令人气憤！這是日本要征服全中國、全世界的計划。 你是研究東北問題的，應當看看，也應當知道！"紀清漪接過文件剛要瀏覽，安怀音馬上補充說：“對不起，這是內部密件，不能拿走，只能在這儿看一看！”紀清漪見安怀音講得如此鄭重其事，忙低頭翻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需要仔細研究，不顧對方剛才的認真說明，直率地提出要求說：“能不能拿回去看一看，明天７點鐘以前保證送回來！"安怀音猶豫半天，才同意借一晚上，臨走再三叮囑說：“這是密件，不能給第三人看見！"紀清漪回到北大宿舍，立刻把志同道合的岑日初、馬醲馨、余耀華等人找來，分頭連夜抄寫了一份，第二天７點鐘准時把文件交還了安怀音。紀清漪回來和朋友分手時，約定每人各寫一篇序言，講明此事之目的和經過。 第二天，紀清漪与朋友們仔細商議，都同意將文件印成書廣為散發，以惊醒國人，奮起救國。只是覺得對不平安怀音，紀清漪說：“為了國家，也顧不得個人恩怨了，不過要在書上向他致歉！"于是，她提起筆在扉頁上寫道：首先，我要向借給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違背了諾言，但這是關系到中國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對不起國家。讀者啊，如果你的心還在跳，如果你的血還在流，你就應該把這個小冊子一字一句地讀完。你就應該想一想：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有什么責任，你應該做些什么事情？ 紀清漪意猶未盡，又在她的序言中寫道：這本書的材料本是极秘密的，我們從朋友處間接得來。先是Ｍ君得自日本，節譯出來，自己把它印成一种本子，送給他的几個至好的朋友，封七上寫著：“极秘，因某种關系，不必公開發表。"后來經過几度轉折，到了我的手里，于是我和那位供給我這本書的朋友計划把它重印出几千份，分贈國人。 在Ｍ君的原序里說：“本報告不論何人，皆不能抄錄持出，因交情關系，故特許之，請閱者切勿將此報告由任何方面抄出，而公表于世界，以免害及涉有嫌疑之人。"紀清漪接著把她的長期序文讀給朋友們听，最后，更動情地讀道：我們讀完這本書，應該知道日本的侵略東北，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千辛万苦也要達到的。中國當局、民眾應該醒覺了，利刃當頭，還在瞌睡嗎？ 眾人听了連連稱贊，紀清漪卻喟然長歎：“本人空有報國之志，但沒有這筆印刷經費，怎不難煞人也！"岑日初手撫銀須笑道：“這有何難，這點儿錢老夫全包了！ 我在本人寫的序言中已表明了決心！"于是掏出他寫的序言讀道：其老矣，海外歸來，愧無補于國家，但愛國心長，与日俱進。用敢不揣綿薄，量力斥資，將此密折，付諸鉛槧，公布于世，俾咸知日本謀滅中國之毒計有如是者，群起而拯救之。庶乎吾輩之子若孫，不致淪為亡國之奴，吾亦何敢吝此區區之印刷費哉？ 余耀華听了大笑不止，眾人忙問其故。余耀華笑道：“我看咱們四人之中，只有岑君能拿得起這筆錢，我相信他有一顆赤誠愛國之心，肯定會慷慨解囊，因此早准備好了褒獎他的序文，諸位請看！"馬醲馨搶過讀道：岑君日初，字福元，余摯友也，熱心愛國，故對于社會公益事，靡不慷慨捐輸，助成美舉，而報效于党國者尤巨。邇來因日人謀我，得寸進尺，愈益凶狠，乃奮然而興，語于余曰：“日人之舉動，無非秉承明治皇帝所遺之'滿蒙積极政策'以進行，倘吾國民眾不急起而謀所以應付之，則吾國必終為日本所亡，吾之子孫，必淪為日人之奴隸！吾縱有財產，將亦有何顏面以享受之乎。……"余敬岑君之能自愛其國，而有慨乎近代富人，不獨不愛其國，甚或利所私而害及其國，亦不之恤，故樂為述其顛末，以視岑君，當亦有愧色矣。 岑日初听了，擺手連說：“不敢當，不敢當，但不知老馬有何高論？"馬醲馨掏出自己的序文，鄭重地說：“我想指出我們刊出《田中奏折》的重大意義，不知提法如何，請諸位指教！"岑日初伸手拿過來讀道：今何幸田中之密折竟為我國人所探得。同時复有熱心愛國之士，出力以翻譯之，捐資以印刷之，分贈國人，俾咸知日本亡我中國，設計至毒，若不急起以防御之，將終不免為高麗、台灣之續也。豈不哀哉！則是書之刊行，謂關于中國之存亡之巨，亦無不可，幸我四万万同胞注意及之。 于是，紀清漪在朋友們的大力支持下，把抄來的《田中奏折》送到北京和平里新華印刷厂印了５０００份，分頭寄給全國各地的朋友和記得起來的机關、團体、學校、圖書館，還特別在書背后封七上寫道：閱畢之后，請轉別人。 日人毒計，全國周知。 利刃當頭，群起拯之。 就這樣，《田中奏折》震惊了全中國，轟動了全世界！ “九·一八"事變后，我愛國志士通過种种關系，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底在日本東京的《中央公論》和《中外商業》上，登出了令人注目的消息：在由關系机關提供給政府之文件中，有田中內閣時代滿蒙積极政策秘密上奏文，其中一節內記有：在滿蒙之韓人，倘加至２５０万人以上，則一旦有事之際，可以韓人為原子，而作軍事行動，借取締之名義，而援助其行動。 日本當局大吃一惊，做夢也未想到在對日本出版物嚴格檢查的情況下，竟有兩家有很影響的報刊把承認有《田中奏折》存在的文章登了出來！日本最高當局气急敗坏，下令嚴格新聞檢查，并出動警察、憲兵阻止《田中奏折》和有關出版物進口，禁止其在日本傳播。若發現傳播上述報刊者，一律按危險的"思想犯"論處。日本當局很快從攻占沈陽所獲文件中獲悉，床次竹二郎和蔡智堪有牽連，便開動宣傳机器，罵床次為賣國賊，將蔡智堪逮捕入獄，２００万美元的財產被全部沒收。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第六十五屆理事會，中國代表顏惠慶就《田中奏折》問題向大會提出控告：自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日本侵略態度稍見減緩。 顧自１９２８年田中男爵重握政權以來，日本又進行其不惜代价惟求得到之積极政策。此項政策，詳備說明于一种公文之中，即報紙所載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田中上呈日皇之奏章是也。《田中奏章》之真偽，曾有辯論，然自其披露后發生之事故，与該奏章所載之次第計划，若合符節，故不能不以該奏章為日本對華真正之具体表現也。茲錄該奏章一段如下：“九國條約削減日本在滿蒙權利特權之處，致使日本毫無自由。日本之生存，已遭危害。……日本如不采取鐵血政策，則不能解除其在東亞之困難。……若日本欲管理中國，必先擊碎美國。正如往昔日本不得不對俄作戰也。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則其余亞洲各國与南洋各國，必懼而降服。然后世界各國乃曉然于東亞之屬日本，不敢侵犯日本之權利矣。此為明治天皇之遺謀，其成功也，日本之生存系焉。"此次日本轟毀上海閘北吳淞及鄰近村落，顯示所謂鐵血政策者，必以名實相符出之也。 出席國際聯盟理事會大會的日本代表松岡洋佑早有准備，鼓動如簧之舌，矢口否認存在《田中奏折》，說該奏章是中國捏造的產物，說起"語气与格式不對"，“將田中訪問菲律賓誤為該問歐美"，"把已經去世的山縣有朋等重臣仍寫為健在"，“所提蒙古王爺之事并不存在"等等。 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上，中日雙方唇槍舌劍，爭論激烈，《田中奏折》問題一時成為國際間的熱門話題。 對當時的情景，當事人、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稱：日本新任代表松岡洋佑又代表日方發言。据我回憶，他的确是個對手。他以政治敏銳、能言善辯和主張日本對華采取不妥協政策而聞名。他夸夸其談，在為日本的不妥協立場辯護時，极盡玩弄辭藻之能事。 我在下午的會議上為中國辯護，以一個半小時發言進行還擊。……我詳細申述了日本的大陸政策，強調這是對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國聯會議一直延續多日，其中心是松岡洋佑与我不斷的辯論。 在記者招待會上，有個記者針鋒相對地提問道：“一個島國，怎么能有与其國力不相符合的野心呢？"對此，中國代表顏惠慶并不慌張，因為他已早有准備，請王家楨起草好了發言稿，因而當即回答道：“當您去馬戲團或戲院觀賞時，有人在入口處交給您一張節目單，上面印的節目是意大利的歐貝拉（歌劇）、俄羅斯的芭蕾舞、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您看了這張節目單，一定頗疑惑，不相信這個節目單是真的。您或許會覺得這樣一個小戲院，怎能演出這樣的大節目呢？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幕拉開了，演出的正是節目單上的第一個節目，那么，你對節目單上以后的節目，還有怀疑的余地嗎？"顏惠慶巧妙而形象地把《田中奏折》比作節目單，將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喻為第一個節目，博得了在場記者和各國代表的熱烈掌聲！這是中國代表首次在國際會議上證明《田中奏折》的真實性，立即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 張學良得此消息深受鼓舞，為報國恥家仇，他以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身分下達命令，大量印發《田中奏折》的中文和英文譯本，分發所屬各部官兵和有關方面，提高東北軍將士的抗日熱情，隨時准備打回老家去，但蔣介石一味執行不抵抗政策，害怕傳播《田中奏折》触怒日本侵略者，得知上述情況后馬上來電嚴令禁止散發《田中奏折》，胡說"万不可為宣傳而予日方以口實"。張學良無奈，只好忍痛把已經印好的《田中奏折》付之一炬。 其后，日本帝國主義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侵華步驟，于１９３７年７月發動"七·七事變"，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應日寇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的邀請，日本軍部同意把川島芳子派到天津從事漢奸特務活動。行前，日本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和土肥賢二把川島芳子請到陸軍省，白山義則交代任務時特別叮囑道：“芳子，我認為你去的正是時候。現在，'滿洲國'已漸漸趨于穩定。按照田中義一奏折制定的計划，下一個戰略進攻要點，當然是中國的華北了。你知道，現在大日本皇軍已突破了中國長城各口，我們大日本必須趁著英美無暇顧及，蔣介石又熱衷于剿共的有利空隙，像插進一塊肥肉的尖刀那樣，大大地楔進我們的軍隊。天津是我們帝國苦心經營多年的一個橋頭堡，又是中國的重要港口和海上門戶，當年八國聯軍就是從天津口岸的大沽口打進去的。天津又住著中國朝野的許多官吏、富賈和軍閥。這些人多年來操縱著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命脈，特別是日本在這座城市里還擁有一塊租界地，作為憑依，是可以干出許多大事的！芳子，多田將軍既然叫你去協助他，我相信你到那里一定會如魚得水，大有作為的！ 希望你好好干吧！” 于是，川島芳子帶著土肥原賢二的介紹信，偕其"夫人"仙鶴子來到天津，創建起東興樓，与三野公館勾結起來，死心塌地為貫徹《田中奏折》而效犬馬之勞！ 由于日本侵華步驟与《田中奏折》极為合拍，國際輿論對《田中奏折》漸趨肯定，日本當局對皇宮泄密事件嚴厲追查，御文庫書庫２８名管理人員全被免職，又誣稱《田中奏折》是中國遼宁國民外交協會，根据關東軍制定的《關于滿蒙政策的意見》加工炮制的，但也無濟于事，只得動用日本憲兵和警察，企圖將所有的《田中奏折》統統收繳銷毀。為追蹤《田中奏折》的一個節錄本，日寇１９３９年在哈爾濱大肆搜捕"思想犯"，一次就逮捕２００多人！ 二戰結束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開始在東京前陸軍省大廳，對日本戰犯進行嚴正審判，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 審判庭位于東京被廢墟包圍的小山上。那里曾是侵略戰爭的大本營，日本軍國主義者按照《田中奏折》，在那里炮制過侵華和侵略亞洲的狂妄戰爭計划，指揮几百万日本軍隊屠殺成千上万的中國和亞洲同胞！更具有莫大諷刺意味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長室就恰恰是甲級戰犯東條英机的辦公室！ 參加訴訟的各大國聯合公訴代表達西手舉一份編號為１６９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折》，控告東條英机等被告犯有破坏和平的罪行，即犯有准備、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罪行。 接著，達西援引《田中奏折》中最典型的几段文字來揭露戰犯們的罪行：日本若不施行鐵血政策，則不能消除東亞的困厄；但若施行鐵血政策，則必將与美國相抗衡。……若要掌握控制中國的權柄，則必須擊敗美國。……然而，為征服中國，則必先征服滿洲和蒙古；為征服世界，則必先征服中國。倘若能征服中國，則其余亞洲國家和南洋諸國均將畏我并向我投降。……我們如能掌握中國的全部資源，即能轉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國、小亞、中亞，甚至歐洲。假若大和民族愿意在亞洲大陸有突出作為，則奪取對滿洲和蒙古的控制權乃是第一步。 達西巡視審判廳一周，又振振有辭地指出：“總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制定的計划，規定了循序的分階段的侵略活動，以便按日本帝國的需要完全重新瓜分世界。 踏上這條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占領滿洲、外蒙和內蒙。這些地區是日本進一步侵略擴張的跳板与基地！"公訴人達西又舉起放在法官席上的《田在奏折》說：“田中將軍也沒放過蘇聯問題，在奏折中公然說：'為奪取北滿的財富，日本看來還必須在蒙古大地上再次同俄國交鋒，這一點也列入了日本的發展規划。'田中義一雖在兩年后辭職，但他的計划卻繼續由日本各屆政府始終不懈地推行著，而且這份凶惡之极、厚顏無恥的文件，還被偽善的日本統治集團譽為'田中之積极政策'。"公訴人達西接著揭露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和內外蒙古的原因：日本一旦占領東北，向北可對毗鄰的蘇聯領土實施突襲，將蘇聯濱海地區同蘇聯本土分割開，并通過外蒙奪取蘇聯的遠東地區；向南可以東北為跳板，揮師進入長城地區，直逼古都北京。達西講到這里，以更洪亮的嗓門做出結論：“總之，《田中計划（奏折）》的宗旨是极其明顯的，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接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通過對岡田啟介、田中隆吉等人的傳訊，證明炸死張作霖、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既定方針實施的，并間接承認《田中奏折》是根据日本法西斯理論家大川周明的"思想鼓吹出來的"！ 特別是曾任田中內閣書記官長的鳩山一郎，向國際檢察局提交了一系列關于“田中內閣即將辭職時的滿洲事變的文件"，承認有田中義一呈交裕仁天皇的《內奏抄本》，使東京審判逐步向縱深發展。 日本右翼和保皇派見中國代表將裕仁天皇列入戰犯名單，并將《田中奏折》列為戰犯罪證，又見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步步深入，忙通過各种渠道与美國方面疏通關系。恰好美國出于戰后冷戰政策的需要，轉而采取利用日本和天皇的政策。美國深恐一味追查《田中奏折》會危及天皇制，引起日本社會動亂，因而決定以“真偽莫辨"為由，否認《田中奏折》的存在，并不擬起訴天皇，正如日本研究東京審判問題的專家粟屋憲太郎的《東京審判秘史》一書所精辟分析的那樣：鳩山一郎雖然擺出了一副協助檢察活動的姿態，但為了辨明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他耍了一個小花招。他提供的資料本身都是第一級政治資料，如田中首相呈交給天皇的《內奏抄文》，其中說炸死張作霖的主謀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人，但是檢察局并沒有把這些資料作為法庭證据使用。這是因為檢察局已經決定了免究天皇責任的方針，而鳩山提供的資料如果使用不好，會是一柄'兩刃劍'，成為重新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材料。在田中首相的奏折中，清楚地表明天皇完全知道炸死張作霖的凶手是日本軍人。可見，鳩山提供的資料和吉田茂提供的文件不同，并沒有被當作法庭資料加以靈活運用，只是隱藏在歷史的陰影里。 在２０世紀５０和６０年代，日本右翼勢力活動猖獗，再次挑起關于《田中奏折》的大爭論，触怒了兩個當事人蔡智堪和王家楨，他倆終于站出來講話了！ 二戰結束后，蔡智堪到台灣居住，出于民族大義，在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８日的香港《自由人》刊物上，發表了《我怎樣取得田中奏章》的文章，全文如下：我怎樣取得田中奏章蔡智堪田中以賣木炭出身素志武力吞并我國日本田中義一大將，是長州軍閥最后的巨魁。幼年家貧，買賣木炭為生。稍長，在元老山縣有朋家執茶房役，受業樺山老將，讀破曾文正公全集和大清一統志，成為日本軍閥里第一個"中國通"。他繼承山縣大將和福島大將的衣缽，以吞并我國為素志。 當民國１６年時，田中任政友會總裁。時日本有兩大政党，一即政友會，一為民政党。民政党總裁若槻禮次郎先任首相，主張用經濟方式侵略東北滿蒙。民國十六年四月（１９２７年）政友會組閣，田中任首相，目視本党北伐，主張強占東北。６月２７日，田中內閣召集"東方會議"，至７月７日止，先后集會１０天。凡日本派駐我東北、北平、天津、上海、漢口等使領，駐蒙古的特務人員、關東軍長官、南滿鐵道總裁等，都齊集東京，密議占領東北后，在政治經濟方面如何施設；大要為對抗中國國民党，在東北組織"協和會"；怀柔國民党的要員；強擒張學良，黃袍加身，其他稱帝或稱'滿洲國大總統'等等。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至８月１６日，田中又召集駐我東北的外交和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研究"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大連會議后某一天（約為８月２５日至２９日），田中將兩次會議的結果，即所謂田中奏章，上奏天皇，并向世界宣言說：“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內有特殊地位与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适當之處理。"各國爭欲取得密奏美國開价廿五万美元世界各國對這晴天霹靂的最后宣言，頗為震惊，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后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我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余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余名，檢查郵件，并在當地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 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天皇，決心用武力吞并東北。世人對于田中密奏內容如何？又成為追求對象。其后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某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云云。 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博士對于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取蘇俄買去之件，聞准備出价五十万現洋云云。又傳美國也愿出款二十五万美元，勢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田中密奏截至本人親見抄出之前（民國１７年６月間），并沒有落入英美俄任何人的手中。 王家楨寄來郵包大餅一枚傳密信 民國１７年６月的一個星期天，正值本人宴請中野正剛、出云代義士和金森貴族議員，在東京私寓的三樓大飲"五加皮"。下女送上潘陽寄來小包郵件一件，打開一看，乃系大餅（點心）一枚，中野正剛說：“中國大餅轉贈与我如何？"本人答以：“餅非煎過，食之有害。"散席后，剖餅視之，得王家楨手書，（水筆寫成，置于餅內）云：“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人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 樹人乃王家楨先生之大號。在此我先稍稍說明我和王家楨的關系，我自清末親奉總理孫公指示，在日本辦理國民外交。十三年我和李烈鈞先生合作，迎接總理赴大阪，完成某項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囑我多多為"滿蒙問題"盡力。張大元帥作霖被日本炸死后，我向王樹人先生（時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主持東北對日外交）提供炸彈破片。多年以來，經常把所知日本內幕政情，純義務地供給張學良將軍，都由王先生經手。王先生每到東京，都下榻本人經營的蔡丰源行內。 不采間諜手段利用國民外交 接到餅信之后，很是惊愧。我雖然知道田中決定武力吞并東北，但并未注意外面所傳田中秘密奏章上給天皇。這是日本最高机密，絕對不容易拿到的。万一事敗，在日本法律立場（我系日本臣民，時台灣已歸日据），我非犧牲生命不可。 經過仔細考慮，我認定不可使用"間諜手段"，因為這不單性命危險，万無一成，而且空費金錢；必須運用國民外交，利用民政党和政友會的矛盾，使民政党拿出政友會（田中）的秘密文件來。 辦法決定后，我私人分別宴請前內務大臣屬于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內閣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本人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錢上頻有往來。原來日本改革首領都是很窮的，對外又不能不講排場，開銷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下文將要談到的內大臣牧野伸顯伯爵等人，都有鴉片煙和五加皮酒的嗜好，這是中國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給，所以大家相處得很好。此嗜好皆由近衛及犬養老傳授的。 日本政界矛盾促成任務完成 我先向永井提議，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我主持的《日華》雜志上發表，藉以"發動輿論，一心向滿蒙躍進。"永井立地謝絕。我又要求床次，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會，應該揭發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領滿蒙政策，必將招致中日絕交，兩敗俱傷。床次說：“田中奏章對滿蒙雖然利害，無如國民輿論不容何？你如果必要，我當為你打听線索。"不出數日，床次來說：“保皇党（皇道派）元老級認為田中武力吞并滿蒙政策，終將激起軍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田中，必要引起少壯軍人革命。 元老中現正在進退兩難階段。我可利用這個机會以謀取田中奏章，豈有成功的可能性。請你准備高等中國菜和五加皮酒，作為宴請元老之用"。我即約請梅蘭芳的舊廚師崔某，給以五千日金，預備最上等菜，在床次邸內開席。席上床次致詞云：“田中武力吞并滿蒙，終必惹起國內革命，危及天皇。"我的演說也和床次呼應，以敷衍之。 六七日后，床次來說：“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敢將田中奏章公表國際，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政策。中國如能承允這一點，牧野密許你去抄寫"。我接到床次傳達來的牧野所提條件后，立即利用東京每夕新聞紙，硃點要字，把這條件秘密函告王樹人先生。 又過四五日，王先生以"王川"名義電匯五千元來，并有一電文曰：“病床費五千元奉返（按此指床次宴客費）。其病如要至歐美醫治者，余擔保負責。"其余是答复牧野所提的條件。我和床次持電往謁牧野伯爵。伯爵見電大喜，拍髀言曰：“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長了。"當即命令其妻弟山下勇，約妥日皇室書庫官，布置本人夜間入內，抄取田中奏章。 偷渡斷足橋涉入日禁宮 日本皇宮有大門二十四，偏門三十六，皇警多名，穿長衫，持長刀，日夜守望。各門前設有長橋，日本人呼為"斷足橋"，如有人潛渡門橋，皇警必揮長刀，砍斷其足，然后再處以不敬之罪（死刑）。 民國１７年６月某日的一個夜間，１１點５０分鐘，我攜帶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片大小型三四十張，綠色繡線數圓，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個補冊工人，攜帶牧野伯爵交來的金盾圓形的"皇居臨時通行牌"（號碼７２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皇城。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營，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后來決定由"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斷足橋"很長，四面樹木不足遮掩。"紅葉山下御門"入門后，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鐘。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時５０分。 田中奏章采用日本內外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制而成，共六七十張，標簽"田中首相奏章"。我將炭酸紙裝舖原件中，用鉛筆以描寫。所用炭酸紙系民政党總裁專用的薄質原紙。費時兩夜，細心抄觀。 抄出田中奏章后，歡天喜地，致電王家楨先生曰：“我務既果，明去賠罪。”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夾底里面，親往沈陽。到小西關外王公館，交王先生手收，王先生大喜，無暇招待本人，立即親送給張學良將軍，回來方為我洗塵。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東京。 二十八宿歸天兩百万美元沒收 以后，田中奏章成國際聯盟座上中日代表舌戰的大問題。日本代表松罔洋右指陳田中奏章系由我國偽造，我代表竟也泄漏田中奏章系由皇室書庫抄出。松罔代表電之日本政府追究責任，結果皇室書庫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八人一律免官，當時日本報紙大字標題云：“蔣介石駐日二十八宿歸天！"我當時幸逃法网。但山下勇等免官以后，生活費二万五千日元由我私人拿出，不久又強行占去我的私宅，至今仍然未能索回，遷延許久，我也入獄，在日本的全部產業約值二百万美元也被沒收。 重述這段歷史不胜感慨之至 事隔２０余年，重述這段歷史，不胜感慨之至！ 田中奏章是日本軍閥斷送日本，斷送自身，也斷送中國的瘋狂政策的結晶；若不是我蔣總統极力主張戰后保持日本天皇制度，這一文件也便斷送了天皇。 牧野和床次先見及此。藉我國之手泄之于外，原為打倒田中政策。從一切斷送之后的今天看來，牧野和床次應該是見諒于日本君民的。我為此件遭受的產業犧牲，固然很大，和牧野床次名聲犧牲似乎不同。牧野床次因安定天皇，不惜泄漏机密！我則是為了中日和平共存共榮才從事國民外交，日本朋友應知道，我蔡某不是"間諜"，而是一個九分愛國民之中國卻也一分愛日本的人。但他們卻連十分之一的產業也沒有給我留下。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９日，６８歲的蔡智堪在台北病逝前，仍不忘向親友講自己從日本皇宮獲取日本侵華机密的經歷，駁斥日本當局否認《田中奏折》的言論。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王家楨在《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中，發表了題為《日本兩机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敘述了《田中奏折》的背景及翻譯、公布的經過：這年年尾前后，我們的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日籍台灣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國觀念很強），分批給我寄來一些文件。另外來信說，這是絕對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長的家里當書記抄寫來的，只能分批寄來。原來這個文件，就是由政友會新選出來的總裁田中義一大將在大連召開的東方會議的一部分會議秘密記錄，經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呈奏日本天皇的，我就給它起名為《田中奏折》。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來的，每次的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因為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錯字錯句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而且語气夸誕。……但是后來才逐漸覺察到，這個文件不是個尋常的偽制品，因為內容所提到的好些具体事實，以及為了推行它的侵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合乎邏輯的發展，特別是關于滿蒙的經濟開發，全是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加以闡述的；對于某某蒙古王爺的密契也全是事實。我這才將寄來的稿件交給辦公室分段先行譯出，然后再將意義不明了或是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這次我將原稿面呈張學良，說明了它的內容和它的重要性，就請他當時批准了。因為是机密文件，特在官銀錢號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紙六開大本裝訂，共只印２００本，發給在東北范圍內簡任級有實職的人員每人一本，送給南京國民政府４本（當時共發出１２０本，其余存在我家）。 蔡智堪、王家楨兩位重要當事人的文章的發表引起各國的廣泛關注，《田中奏折》的真相至此大白于天下！ 日本當局大為恐慌，下令開動龐大宣傳机器，抓住蔡智堪、王家楨文章中的某些細節差异，极力否認《田中奏折》的真實性。日本學者江口圭一、橋川文三于１９６５年分別在《人物往來》、《中國》等雜志上發表文章，介紹日本各派對《田中奏折》的觀點，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問題。 我國學者章伯鋒、培棫、高殿芳、趙連泰、俞辛、沈予、甄容、師堪等，也紛紛發表有分量的文章，證明《田中奏折》的真實性。 《田中奏折》中譯本的組織者王家楨生前對此問題极為重視，從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４年逝世，曾５次与研究《田中奏折》的學者高殿芳談此問題：由于我与《田中奏折》結下不解之緣，所以我很關心它，也有責任盡我所能給予協助。國內外的文章，我都閱讀，訪問我的人也不少。談的還是一些老問題：真假問題、呈奏方式、非田中手跡等等。 我知道的有關《田中奏折》的基本事實都寫在《兩個机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那篇文章里，對這個歷史事實，不能輕易地無根据地否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實實實存在的，既不是臆說也不是偽造。公布以后引起國人和世界輿論如此強烈反響，對日本當局震動如此之大，對日本侵略者打擊如此之重，更是我所沒有預料到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确确實實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气焰，也确确實實博得了全世界輿論對我國的深切同情。日本的一些當權人物极力否認它，還硬說是中國人偽造，是我王家楨偽造，真是豈有此理！這是日本人慣用的手法，是欲蓋彌彰！ 王家楨說到這里非常气憤，然后又很有遠見地說：“我們中國人研究它的目的是設法解釋它存在的矛盾，發現新材料，去科學地論證它。研究這個問題不能舍本求末。要看日本對我國進行侵略的史實。他們進行侵略的實際步驟，完全与《田中奏折》的主張相吻合。再說《田中奏折》是一個未公布的絕密文件，侵略意圖很露骨，如果不是蔡智堪秘密抄到手，中國不予公布，日本是絕不會公布于世的。我國公布以后，中日兩國嘩然，全世界嘩然。日本統治當局矢口否認，這是自然的！"時至今日，仍未發現《田中奏折》的原件，中外學者對此一般有兩种看法：一是毀于戰火。１９４５年３月９-１０日，５月２４-２５日，美軍對東京發動兩次大規模空襲，共出動Ｂ-２９轟炸机１３２８架次，投下五六千吨燃燒彈，在東京引起沖天大火，皇宮作為重要轟炸目標也燒起大火，滅火時被燒死５０余人，文書典章損失無數。《田中奏折》原件很可能便毀于兩次大火之中！ 二是日本統治當局為銷贓滅證秘密燒毀。蘇聯學者A．Ｈ斯米爾諾夫、Ｅ·Ｂ·扎伊采夫在所著《東京審判》一書中，對此有如下看法：日本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同意無條件投降，但直到８月３０日美國第一批空降部隊才開始在東京著陸。在這１６天內，東京保全下來的政府大廈頂上濃煙滾滾，這是在燒毀無數的、各种各樣的絕密文件，因為那些文件能暴露日本帝國首腦們破坏和平、違反人道、踐踏進行戰爭的法規和慣例的滔天罪行。 不僅首都銷毀秘密文件，而且外地，凡是有日本陸海空軍兵團与部隊司令部的地方都在銷毀文件。各戰俘營、監獄、省府、警察廳、憲兵廳都把文件燒毀了。因此，被告人和證人自然就是异口同聲地斷言政府根本沒指示過要銷毀國際軍事法庭需要的文件。 但這只是托詞，目的是為被告人開脫對這一事實應負的責任。极端中央集權化和官僚化的日本政府机關（第二次大戰時尤甚）一向等待上邊指示，下邊從來沒有主動性，在對待銷毀事關國家且屬絕密的文件這類重要問題上，尤其如此。 ------------------ 書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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