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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左”傾錯誤對東北抗聯的影響，中共党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由鄧小平同志題寫書名的《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一書，在前言中寫道： “……這時（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左右，党領導的抗日武裝剛剛興起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時候——筆者注）中央机關仍在推行王明‘左’傾政策。１９３２年６月召開的‘北方會議’，不顧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迫切要求，規定包括東北在內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樣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會議還著重反對所謂‘北方特殊論’、‘北方落后論’，打擊那些堅持正确意見的同志。會后，堅持抗日斗爭正确方向的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同志被調离領導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組織的負責人堅持援助義勇軍和聯合其他抗日武裝力量的正确主張和實際工作，都被斥為‘机會主義’。這樣，就使滿洲党的領導和實際工作落后于客觀實際，不僅喪失了抗日義勇軍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而且使反日游擊隊的發展也受到了不利影響。” 當年，“左”傾路線确實嚇走了不想和我們党一起抗日的關東漢。 透過下面几段文字，我們就可以想見“左”傾路線當年是何等嚇人了。 延吉縣委書記小李子，因為開展團結原東北軍地方抗日集團勢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共同抗日，而被斥為搞“上層勾結”，被視為右傾，被開除党籍；有一個名叫鄧吉生的党員，本人工作表現很好，可他的哥哥卻是一名偽甲長，盡管那位偽甲長在鄧吉生的影響下在暗地里為我們作了不少工作，到頭來鄧吉生還是因為這一社會關系而被開除了党籍；我同盟軍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隊“平日軍”有一支鏡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槍，就給繳了過來；有一個私塾先生，是我們的一個做地下工作的党員，工作做得較有成效，自己的党員身份也沒有暴露，但吉東局卻要求他帶領全家上隊，這位同志有點不太同意，于是立即就被開除了党籍，使一個在群眾中比較有威望、工作有成績的人從此消沉下去了。 在延吉縣王隅溝游擊根据地，剛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時候，便提出了“沒收地主富農財產”的口號。這一口號一提出，不但嚇走了那里的地主富農，而且不少中農也被嚇跑了。使這個原來有兩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小半。東滿地區的党組織在處理抗日游擊隊与其他反日部隊的關系上，無視其在反日斗爭中的積极作用，反而過分強調他們反日的不堅決性，紀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國軍看成是國民党親日派，把山林隊一律視為胡子，并時常与其發生沖突，繳他們的槍。在處理根据地（當時自稱赤區）与敵占區（當時稱其為白區）群眾的關系上，也犯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一些人敵視“白區”的一切，不允許“赤區”与“白區”的群眾互相來往和做生意。凡是從“白區”來的人都可能被當做奸細抓起來拷問。這樣一來，人為地造成了“赤區”与“白區”群眾間的對立和游擊隊的孤立。 像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太多了。在以上這几個例子中，那些党員就這樣被開除了党籍，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見會有多少党外人員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楊靖宇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也專門提出了這個問題。 “……但自‘九·一八事變’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動起抗日戰爭，完成南滿反日民族革命任務，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領導和我們党工作的薄弱。紅軍游擊隊放棄反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任務，如唐聚五、殿臣、三江好、蘭司令、毛團甚至最坏的東江好等部下群眾在成份上，鐵路、煤礦、造船、繅絲、伐木、雇農等工人、農民占大多數，但結果還是遭受部分的失敗，便是被國民党胡子來出賣，如國民党毛團長過去投降，胡子頭殿臣、東江好的投降等，這充分地說明國民党胡子頭……另一方面充分地說明該廣大抗日的群眾因得不到党的正确領導，以至遭受以上打擊。我們党領導下的抗日游擊隊過去只是積极地怎樣擴大自己的組織，對國民党胡子頭領導下的武裝團体不但不去領導他們怎樣奪取下層群眾和領導權，且時常地尖銳對立起來，以至紅軍游擊隊雖英勇，時時戰胜敵人，給日本帝國主義很大的打擊，處處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但以党的領導和工作上的薄弱，隊伍又陷于孤立狀態，不能更大的推動起反日民族革命戰爭。” 東北雖然和當時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卻一直保持著聯系，執行著中央的有關指示（當然，這會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時間差”）。所以，滿洲省委的同志們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從各种不同的渠道來接收中央發來的指示。１９３３年３、４月間，吉東局書記孫廣英親自將一份來自莫斯科的密信送交給中共滿洲省委。代理省委書記魏維凡、組織部長何成湘和滿洲工會職委書記老曹等人用藥水將信涂出后，一封題為《中央給滿洲各級党部及全体党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党的任務》的指示信便顯現出來了。 全信分為４個部分，分別是： 一、日本占据滿洲后的一般情況 二、滿洲反日游擊運動的性質和前途 三、我們党在滿洲的任務 四、我們党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鞏固和發展是滿洲群眾斗爭胜利的基礎 既然是中央的來信那就快讓大家閱讀、研究吧！那年月還沒有复印机，只能是靠人來复寫，再傳閱。經過傳閱，這些有著极為敏感的政治嗅覺的省委委員們就有人看出問題來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封信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不少人說，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一，這信來路不對——既然是中央來信，那就應該來自上海，怎么會來自莫斯科呢？我們和中央并沒有失去聯系，而且經常有交通來往；其二，這封信的內容不對——信里講的与中央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 持此論者還專門把信中的一些段落讀給大家听： “我們党應該十分清楚了解和鞏固反日群眾斗爭的領導，是自己手里的任務，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現在階段上的基本任務之一。……在滿洲群眾運動發展的階段上，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另一方面准備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及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斗爭的基礎，准備滿洲蘇維埃胜利的前途。共產國際第１２次全會在這個策略基礎上所提出的總政治口號——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民族叛徒的財產，總同盟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及滿洲國，擴大廣大群眾的游擊運動，反對日本侵略者，建立選舉的民眾革命政權，——這些口號毫無疑義地，將得到滿洲和全國廣大人民熱烈擁護和同情。然而實現這些總的政治口號的成功，首先要靠著我們党正确的和靈活的實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國主義，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統一戰線，并且要靠著奪取和保證無產階級在這一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第一，無論在什么時候，都堅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即無產階級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評和揭穿統一戰線內部中的一切不徹底、動搖、叛變、變節、投降的企圖和事實。堅決的無情的反對右傾分子，反對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策略，反對投降和做資產階級尾巴的企圖和趨勢。但同時要和‘左’傾關門主義，及在政策的實際工作中想跳過現在階段的企圖和趨勢宣布無情的戰爭，因為這可過早的破坏和完全不可能造成現在所規定的必須的統一戰線。并且這在客觀上實際上是在幫助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在實際執行統一戰線的策略時，必須具体的注意的計算到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因素，須分別地對付各种不同的對象。 第三，必須牢記著下層統一戰線，是我們活動的基礎。任何的上層統一戰線都只有在我們能夠抓緊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和上層處于下層的革命情緒威脅之下的時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這樣的分別對付和執行下層統一戰線，才能使滿洲的工人階級和革命運動，能夠得著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的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須慎重這一點：即是，如果無產階級在一定的場合和條件之下，与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實行統一戰線，當這部分人還用武裝的方法与帝國主義斗爭的時候，那么這不僅表明共同的反帝國主義斗爭，而且特別地表明為著爭取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來，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資產階級奮斗…… “在兩條戰線上無情的斗爭，首先是反對右傾（對滿洲的形勢估計不足），對游擊和罷工斗爭采取取消的態度，不相信群眾的力量，為著与其他階級統一戰線，而失去我們党獨立的政治面目，對國民党有幻想等等——這是主要的危險。同時要反對各种的‘左傾’（如對游擊隊抱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反日及反其他帝國主義的統一民族革命戰線估計得不夠，李立三路線殘余），必須成為一切行動及其指導的基礎。……” 這里邊的一些話明顯与過去中央發來的指示不是一個調子嘛！不是假的是什么？ 有人說這封信是真的。理由也有兩條：其一是這個文件的內容比較符合滿洲的實際情況，中央代表團駐在第三國際，中央駐國際的代表團与上海的中央聯系還是比較很密切的，如果代表團在國際領導机關的指示和幫助下，根据東北的實際情況起草指示后与中央交換意見再以中央的名義發下來，并不是什么違反原則的事；其二是送來文件的老孫同志把這封信是怎么從莫斯科捎過來的，又是怎么交到吉東局的過程講得清清楚楚，沒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所以，可以相信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為了制造混亂或搞什么政治陰謀的產物。 經過大家這么一討論，信的真假問題就解決了——大家認為這信是真的。既然信是真的，那就執行吧！這樣，第二個問題就又來了——如何執行這個文件？是全面執行，還是部分執行？ 以×××同志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在南滿磐石、海龍地區，群眾基礎比較好，紅軍３２軍的旗幟既然已經打出來了，在群眾中有很大影響，因此，在那里還是要搞紅軍、搞蘇維埃，其他地方搞人民革命軍和人民革命政府。但魏維凡、老曹，省委職工部長金伯陽，省委民族委員會書記李澤民及省軍委書記老季等人認為，中央這個文件的指示精神，是決定東北革命運動戰略方針的。指示信里沒有說明可以保留紅軍３２軍和仍然可以搞蘇維埃。相反，指示中倒是明确指出在東北為了反滿抗日，應該進行統一戰線，發展抗日罷工，領導農民反日反偽滿斗爭，建立人民革命軍、人民政府。這是一整套反日反偽滿的戰略任務，應該全部貫徹執行，而不應該只是部分地執行。 到底怎么辦？當然還要通過開會來解決——共產党的許多事情都是通過這种辦法來解決的。這是一种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好方法，也是共產党多年來一直堅持使用的一种有特色的工作方法。 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旬，中共滿洲省委召開了有党團省委主要負責人，哈爾濱市委、奉天特委、吉東局、珠河中心縣委負責同志參加的省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上，大家認真地討論了中央來信，統一了認識。最后，大家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對滿洲党這一布爾什維克列宁主義正确的指示”，一致通過了中共滿洲省委《關于執行反帝統一戰線与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決議》，并號召滿洲全党同志以布爾什維克的戰斗精神轉變党的路線，為中央所賦予他們的任務而斗爭，為胜利的領導滿洲革命而斗爭。 在決議中，中共滿洲省委認真檢查了過去貫徹“北方會議”精神所犯的錯誤，指出：“北方會議對滿洲沒具体的估計，對于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估計的不足，過早的提出在滿洲建立蘇維埃与紅軍，籠統的沒收一切地主豪紳的土地的‘左’傾路線……，省委……擴大了‘北方會議’對滿洲‘左’的路線，許多地方党部則是更‘左’的擴大了省委机會主義路線（湯原、珠河）。省委在一般的反對右傾机會主義對滿洲“特殊”論方面完全否認了滿洲的具体的特殊情形，否認了滿洲的党与群眾沒有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及蘇維埃運動的直接經驗，不了解滿洲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現在階段上階段相互關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形。沒有看到在這种特殊情況之下很大部分有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軍官）為了維持剝削者的利益，在廣大民眾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高漲及其軍隊中的士兵和大部分軍官反日情緒威迫之下而進行著反日斗爭的作用，錯誤地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傀儡作用，而与國民党一樣的看待。在這樣的錯誤認識之下，便不能運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便不能不對廣大的反日群眾實行關門主義。事實上不能不在蓬勃發展著的游擊運動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擊隊方面表現党的無能及束手無策，而采取了過早地在滿洲建立蘇維埃与紅軍，毫不遲疑地沒收一切豪紳地主的錯誤路線。” 認識到以往的錯誤還只是改弦更張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前提，這次省委擴大會議在此基礎上明确提出了滿洲反日游擊運動党的策略方針和党的具体任務——在目前東北反日民族解放運動的現階段上，必須執行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方針，開展廣大群眾的日常政治、經濟斗爭，爭取和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建立東北的人民革命軍与選舉的民眾政府。 “中央來信中把東北的反日武裝分成以下４种：第一种是“純由吉林軍部隊所組織者，其領導屬于張學良部下的各將領（馬占山、李杜、丁超、蘇炳文、朱霽青等），他們服從國民党的指揮而依靠地主階級和富農，這一些人，在帝國主義（美國）影響下，同時在廣大民眾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及其自己的軍隊中士兵和一大部分軍官反日情緒威脅之下，而全為著自己的利益，才實行抗日戰爭，然而他們卻仇視工農的各种帶群眾性質的革命運動……；第二种游擊隊伍，如王德林這一部隊，不是大部的舊吉林軍，而大部分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甚至工人的反日義勇軍，國民党的影響較小，有一時期在某种程度內允許我們党反帝國主義及革命煽動的自由……；第三种游擊隊，是各种農民的游擊隊（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其中有工人、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參加，其成分多數是農民，因為他們的政治成熟不夠及軍事技術的弱點，一部分（現在仍然是大多數）還在地主富農及舊吉林軍的影響和指揮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運動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軌道，而且有時候簡直被反動的領袖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領導之下，他們對本階級弟兄的態度极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徹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第四种游擊隊，即赤色游擊隊，這是我們党領導下的工人農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隊伍，它執行我們党對滿洲問題綱領中徹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擊隊中最先進最革命最大戰斗的隊伍。這隊伍在自己進一步的發展中，有可能動員千百万群眾在自己的周圍，而不僅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不僅与滿洲政府，而且与國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爭，但是可惜我們的組織及其影響過于薄弱，所以雖然党、蘇維埃、赤色游擊隊的本身政治影響不斷地增加，然而赤色游擊隊，直到現在不但還不是滿洲整個反日游擊運動的領導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為這運動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滿洲省委在決議中寫道：“雖然我們的游擊隊沒有成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運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別對待各种游擊隊的下層統一戰線以及某些游擊隊的上層統一戰線，并且某些游擊隊能与之進行反帝聯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條件：（１）堅決反日；（２）不侵犯勞苦群眾利益，能予民眾以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３）不反對共產党，准許共產党以絕對活動的自由。我們的赤色游擊隊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聯合軍指揮部的組織，進行反日的戰斗，保證我們的党在里面絕對的領導，便利我們赤色游擊隊順利地向前發展，爭得赤色游擊隊在反帝運動中的領導權。任何游擊隊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實行下層統一戰線，訂立反日作戰的協定。”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中央指示信給中共滿洲省委工作指導思想上帶來的轉變，盡管這种轉變還有些不盡人意之處，但其所具有的意義卻是十分重大的。對此，魏維凡（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后來回憶說： “‘中央來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東北的特點，規定了反日反偽滿的統一戰線方針，決定在東北不搞紅軍、蘇維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軍和人民革命政府。這個指示，為我們指出了新的奮斗目標，較之北方會議的決議，顯然是比較合乎東北的實際情況，給我們工作的轉變以必要的依据，也給東北的同志以興奮。其深遠影響，成為以后党在東北建立起來聲勢浩大的抗日聯軍的政治基礎。” 中央來信指示無疑為中共滿洲省委及全体党員指出了一條走出認識上和運動中的誤區之路！ 但是，筆者在這里使用虛擬語气給我們的讀者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當時中央不向東北發出這封指示信或者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人的手里，或滿洲省委領導認為其是假的而拒之不執行，那東北反日斗爭又該會出現什么樣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無法回答或覺得這個問題沒有什么意思的話，那么，當你看到魏維凡的下述回憶后可能會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問題，因此給以后東北党在領導革命運動中以不良影響： “首先，‘中央指示信’沒有指出東北党過去執行的是‘左’傾冒險主義，而只是根据東北的一些情況，提出一些必要的轉變。沒有提出反對北方會議后在東北執行的‘左’傾冒險主義，也就不可能肅清‘左’傾冒險主義行動。因而我們在東北依然以大城市為進攻中心，依然以組織對日罷工為主要任務。省委領導机關依舊擺在強大敵人統治的城市之一哈爾濱，所有工作人員，既沒有固定職業，又沒有合法身份作掩護，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會進行合法斗爭。而我們老是滿足于貼標語、散傳單的工作方式。滿洲省委編印的‘滿洲紅旗’經常到處散發。呼海鐵路沿線，常常動員全線同志和赤色群眾，一夜晚把我們省委的標語、傳單都貼出去，究竟有多大實際意義？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給群眾以赤色恐怖（一個時期，因為我們那樣辦，敵人經常命令停車，搜查每個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車）之感！也充分表現我們‘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滿統一戰線，我們党領導的武裝隊伍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裝訂立攻守同盟，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對東北的各個抗日階級、階層，沒有規定爭取團結的政策，對瓦解敵人，特別是對偽滿軍政人員的爭取瓦解工作沒有提。就滿洲省委所有負責同志當時講，都沒有能力解決如此重大的問題。我們面對著各种各樣的抗日武裝隊伍，只能提出与之訂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們面對著偽滿洲國各級軍政人員的動搖、不滿，誰也不敢設想爭取他們……” 讀到這里，你可能會問：難道滿洲省委的領導們真的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嗎？到底是什么使他們喪失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呢？ 讀到這里，筆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兩個凡是”及那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關于真理問題的大討論。 指導我們中國共產党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宁主義，而實事求是，具体問題具体分析則是馬克思列宁主義活的靈魂，毛澤東他老人家也說共產党最講“認真”二字，但做到這一點為什么就這么難呢？ 革命導師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們不先解放自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類嗎？ 筆者深信那些長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們及他們幸存下來的戰友們對這一點的感触會比我們深切得多！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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