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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吉海鐵路沿線上的磐石，是較早有中國共產党活動的地區之一。１９３０年８月，中共磐石縣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縣委成立。磐石也是日偽重點加強統治的地區，１９３２年２月，日本人在這個朝鮮族与漢族雜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個“朝鮮人民會”（亦稱保民會），還在那里專門設立了一個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這些侵略行徑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強烈反抗。僅在１９３２年一年內，就發生了３次大規模的反日鋤奸運動。關于這三次運動，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上海出版的《東北抗日游擊實錄》中記載著一位目擊者的如下述說： “遼宁磐石縣二區吉昌子一帶的老百姓，因為受不了亡國奴的气，都要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１９３２年就先后爆發了３次大的抗日斗爭。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３月７日反日群眾大會，到會千余人，當日群眾包圍當地警察署，要求他們出來抗日，走狗王署長不但不應允群眾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調兵來彈壓，群眾堅持甚久始散。第２次是４月初旬。日本走狗曾逮捕東北岔反日群眾數名，并想繼續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帶的群眾得到了消息，就立即動員了６００多人，准備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們帶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二三里地方，群眾就開始行動，把辣椒面子揚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綁繩剪斷，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群眾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４０多里，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崗，遇到一個大院套燒鍋（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鑽進院藏起來。群眾進不去就把燒鍋包圍起來，燒鍋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眾，給群眾殺豬吃。雙方對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調來騎兵才退回來。第３次群眾斗爭是５月間，在磐石北二區蛤螞河子（吉海路沿線）地方開農民群眾抗日大會，到會５００多人，當時將日本走狗高家大院糧食等都給沒收，群眾每人分得高粱３升。當天群眾將吉海路拆毀。” 其實，在上面這段繪聲繪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點，那就是沒有說出這三次反日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中共磐石中心縣委、滿洲省委巡視員楊林以及磐石地區共產党員孟杰民、李紅光、李東光等人。在這里，我們需要特別說一下孟杰民和李紅光。 孟杰民，原籍遼陽，“九·一八”事變前來到磐石縣細林屯。“九·一八”事變后，當時正在磐石中學讀書的他和他的同學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爭的洪流中去。孟杰民的一大特長就是善講，能說服人。１９４２年抗聯一路軍的負責同志回憶起他時說他“能說能干……，又有相當的外交手段，無論是群眾，還是抗日部隊，听了他的講話無不贊揚歎服”。磐石縣委為了貫徹省委關于“加強偽軍中嘩變工作”的指示，專門派他到駐伊通營城子的偽軍第５旅第１３團７連去做工作。經過一番艱苦細致的工作，這個連的偽軍在四五月間打死了他們的連長，宣布抗日。雖然后來跟孟杰民過來的士兵不多，許多人不愿意站到共產党的旗下，但他們卻送過來２０多支槍。 李紅光，又名李弘海。朝鮮京畿道龍任郡人。１９２６年遷居中國吉林伊通縣。据后來有關他的傳記文章介紹說，他“天資聰穎，好學不倦。在鄉里只讀一年小學，雖然漢話說得并不太流利，但漢字寫得很好，能誦讀一般的文件和寫作文章。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李紅光的特點就是膽大心細，也特別仗義。《東北抗日烈士傳》上記載的一件事就能說明這一點——“紅光見政委（楊佐青）沒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過的手槍誠懇地讓政委使用。楊政委都委婉謝絕，堅辭不受。紅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給政委弄支槍。一天，他冒著生命危險，獨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個地主家繳槍。進村后，隱蔽了一天多，終于等到地主出村，他繳了一支嶄新的瓦亮小手槍，贈送給政委”。他組織領導的“特務隊”對保衛縣委安全，特別是在打擊漢奸走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務隊”也因此有“打狗隊”之稱。 中央滿洲省委對磐石地區的抗日武裝建設十分重視。楊佐青（又叫楊君武、黑楊）和張振國（綽號張瞎子）就是省委為此專門派來的。１９３２年６月４日，在中共磐石中心縣委和省委特派員楊林的主持下，一支對外號稱“滿洲工農反日義勇軍第一軍第４縱隊”，對內稱為“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 的抗日隊伍正式成立起來了。 游擊隊成立之初，還是很“火”了一陣的。据楊佐青后來回憶說：當時還做了一面繡有鐮刀斧頭的長條形紅旗，在旗褲部位豎綴著“南滿工農反日游擊隊”几個大字，隊員們都佩戴著寫有“工農反日游擊隊”第某大隊字樣的紅色袖標。同時，他們還對外發布了宣言，宣布：“本軍受全國反日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活動于磐石縣境，擔任清除走狗、保護民眾之責，決心驅逐一切日本強盜，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當時執行的是“左”傾錯誤方針，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們在与敵人戰斗的同時還要与當地的一些地主武裝和山林隊伍打仗。再加上游擊隊的領導人這時還都缺乏作戰經驗（省委答應寄給他們一本“中國游擊運動”小冊子，他們一直沒有收到。一本從私塾先生手里弄來的《孫子兵法》成了他們學習打仗的教材，几個領導經常一起在油燈下听孟杰民讀那本已經發黃的老書），所以剛剛成立起來兩個多月就不得不退出了他們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隊長張振國离隊到省委去匯報情況，討主意去了。 “軍中不可一日無帥”。張走后，原任第２分隊長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隊長一職。而這時中共磐石中心縣委也感到問題嚴重，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裝再次發生沖突，他們做出決定：將游擊隊与一支報號為“常占隊”的綠林武裝合并，取銷原來隊號，對外號稱“常占”隊。 當時的省委巡視員張貫一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對此做了如下報告： “……磐石党團縣委領導上的錯誤，偶以遭受挫折，即認為環境惡劣，無法單獨活動，故在去年７月間极可恥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給了一個慣匪常占，并捧他做為我們隊伍的領導者，實際上不但削弱了我們的政治上的影響，党（而且）把群眾抗日武裝斷送給胡匪之手，致（至）２月党團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陰謀和單獨造成自己的實力，事至無奈，只得無計划地從胡匪窩里嘩變出去，人數百名，大小新式武裝無法存在，故采取割頭換象的辦法，改常占胡匪名義為五洋胡匪名義相號召，行動上不過到處与胡子頭很和平地會晤而已，由樺甸直走東滿，万一環境再惡劣時，以便避難蘇聯。但到樺甸和永吉交界一帶，因种种困難無法東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觀、消极，感覺沒有出路，當時一般下層同志多半主張我們的隊伍是磐石党領導之下的應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張乘机東渡，兩方面相爭不已，全体又感到無法東渡，只得靜候省委前來解決。” 磐石的游擊隊在等著省委前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說到底也就是想讓省委給他們派個能人來。省委沒有讓他們失望，這次果然給他們派來一個了不起的大能人，這個人就是起草上述那份報告的張貫一，也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稱為“山林之王”的楊靖宇。 當時，楊靖宇是中共滿洲省委候補委員、省軍委代理書記。省委派他到南滿來的任務很明确，目標定得也很高——整頓磐石、海龍的党組織和游擊隊，為發展“３０倍武裝而斗爭”，迅速建立紅軍３２軍第１師，“以磐石為根据地創立磐石的新蘇區”。 楊靖宇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份的時候化裝成一個商人（楊靖宇的名字也是從這時開始起用的）從哈爾濱出發的，那時還不知道南滿游擊隊已經离開了常占隊，因此他一到南滿最先找到了常占。 正在為游擊隊獨立出動感到生气的常占，一听說共產党的人又來了，馬上下令：把來人扣起來！ 像常占這樣當胡子頭的人下令扣人意味著什么？不用說，誰也都能知道。一般的人遇到這种事非嚇得尿褲子不可。但楊靖宇沒有怕，他可是見過世面的人。早年在河南确山老家上學的時候，校長因他出面制止兵差亂抓人，而要開除他，他沒有怕；１９２７年身為确山縣農民協會會長的他，面對包圍确山縣城的國民党軍隊，他沒有怕；１９２９年在擔任中共撫順特支書記被捕時，面對日本人的种种酷刑，他也沒有怕，反而對審問他的中國法官說：“中國政府不能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喪權辱國，為虎作倀，做敵人鷹犬，縱任日寇在中國土地上橫行蹂躪，恥做中國人…… 被常占扣起來的楊靖宇不但沒有被他們所嚇倒，而且通過對其曉以民族大義，使常占最終心服口服地把他放了。從常占隊里出來后，楊靖宇又費了不少周折才到達游擊隊的駐地——樺甸縣蜜蜂頂子。 １９８０年，當年給楊靖宇當過警衛員的王傳圣（時任哈爾濱市木材公司副經理）、黃生發（時任吉林省二輕局副局長）在抗聯老戰士座談會上說：楊靖宇在抗聯中有崇高的威望。處處以身作則，平易近人，團結同志謙虛謹慎。從來也沒有听說過楊靖宇罵過人，就是在最气憤的時候批評同志，他只說一句“豈有此理！” 從這件小事，我們不難看出，楊靖宇和許多杰出人物一樣，是那种個人修養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极具個人魅力的人。這种神奇的魅力為他開展工作帶來了极大的便利。据當年的老游隊員松五回憶說：“１１月間，楊靖宇接受中國共產党的指派，來到我們隊伍下。初次見他，就感覺他是個庄嚴的政治家，他的態度沉靜，待人接物和藹可親，觀察事物又敏銳，因此大家都愛戴楊靖宇。” 楊靖宇來到蜜蜂頂子的時候，也正是游擊隊里思想最為混亂之際。他到來后的當務之急就是穩定人心，說服那些想東渡的人改變主意，把隊伍拉回去。 楊靖宇為了達到上述目的開了不知多少次的大會、小會。他先給党員們開會，傳達貫徹省委指示；然后又深入部隊找戰士談心……，在一次深夜召開的党小組會議上，楊靖宇指著那盞快要燃盡的油燈說：“同志們，你們看，這盞燈沒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沒有油，燈就點不著。咱們磐石游擊隊是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長，還不是這樣嗎？沒有根据地就像沒有家。為什么要做沒油的燈芯呢？” 楊靖宇的勁沒有白費，通過整頓和教育，游擊隊取消了“五洋”報號，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３２軍南滿支隊”（孟杰民為隊長，初向臣為政委，李紅光為參謀長），并在１９３３年初以嶄新的陣容踏上了回故鄉——玻璃河套紅石砬山一帶的根据地之路。而完成了整頓任務的楊靖宇也离開了磐石，到海龍去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３７軍海龍游擊隊”。 可是，就在楊靖宇走后不久，游擊隊里就出事了。那是１９３３年１月，有一個名叫張博卿的地主找到了孟杰民，在對他說了一通什么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之類的恭維話之后，一本正經地提出請他到伊通去收編那里的地主武裝。孟杰民一听，認為這是件好事，便跟張一起去了。但他一到那里就被張給殺了。禍不單行，孟杰民犧牲后沒几天，游擊隊又遭到了一個名叫高希甲的地主武裝的襲擊，這次損失更大，不但政委初向臣和繼任總隊長王兆蘭犧牲了，而且不少隊員被打散而离隊了。就在這支隊伍眼看就要徹底散了的時候，團省委巡視員劉過風赶到了這里，經過一番艱苦的工作，好歹算是把這支隊伍保留了下來，但畢竟還是傷了元气。 磐石的情況引起了省委的注意。省委領導認為，既然磐石那邊离不開楊靖宇，那就叫他到那里去組織重建游擊隊。于是，楊靖宇正式來到了磐石，省委任命他為這支游擊隊政委。 楊靖宇的到來，不但使游擊隊很快得以重建，而且使游擊隊的活動區域擴大到了周圍的伊通、樺甸、雙陽等地。然而，這樣一來也帶來了一個再自然不過的結果——日偽方面的恐慌和繼而進行的“圍剿”。 要說中共滿洲省委在北滿地區建立的抗日武裝，首先得從張甲洲這個人說起。 張甲洲，黑龍江巴彥縣人，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變時，他是清華大學政治系的學生。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個在上大學的黑龍江老鄉一起，穿上長袍馬褂，化裝成商人攜帶兩支手槍，從北平來到塘沽登上海輪，到營口后又改乘火車到達哈爾濱。 張一行到達哈爾濱后，很快就和中共滿洲省委接上了關系。根据省委指示，張甲洲、張清林、張文藻、鄭炳文４人前往張甲洲的老家巴彥縣組織抗日游擊隊。 張甲洲的家在巴彥縣北部山邊的張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當地小有名气，各种社會關系也比較多，這就為張提供了一個組織游擊隊的不錯的根据地。那時候巴彥的日偽活動還不太多，張甲洲他們可以半公開地進行活動。 經過一陣還算順利的活動，他們決定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３日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幟。 這一天正是農歷的４月１８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廟會的日子。一大清早，張家油坊來了許多人，其中有縣保衛團團總王家善帶來的６０多人，巴彥縣中學校長孔慶堯帶來的６０多人，有前后屯的自衛團長陳維新、侯振邦、米秀峰帶來的６０多人，此外還有遠道來的一些人，一共有２００多人。這么多的人涌進張家油坊自然挺顯眼的，但不知內情的人卻不覺得奇怪，因為他們知道張甲洲要在這一天結婚。不少人還不停地嘖嘖道：“你看看人老張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結婚來了這么多人幫忙。” 前來參加張家的這場“婚禮”的人們在酒足飯飽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備好了的槍支彈藥和紅袖標，打出了一面寫有“東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旗幟。張把大家集合到井沿邊的一塊空場上，對大家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講話，然后正式宣布了這支隊伍的編制和軍紀——張甲洲為指揮，王家善為副指揮，孔慶堯為參謀長，張文藻為文書兼交通，鄭炳文和張清林負責搞政治工作。 最后，張號召大家“宁可抗日戰死，也決不能當亡國奴！” 張甲洲這支游擊隊的旗幟一打出去，立即轟動了全縣。偽縣長程紹廉立即派出大批軍警前來鎮壓。這時，王家善的曾經當過省防軍統帶的父親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紳出面找程求情。但好話說了一大車，才換來程紹廉一句算是給了好大面子的話： “這些人組織隊伍可以，但隊伍中不能有張甲洲，因為他是赤化分子。隊伍里有他，我們就要打！” 王家善回來一學這話，孔、王等人便對張說，你還是出去暫避一段時間吧，避避風頭，等咱們力量強大了你再回來唄。 張堅決反對這种意見。但既然孔、王說出了這种話，張也就無法再和他們呆在一起了，他帶著部分隊伍沖了出去。等他們沖出重圍后，張手下就只有１００來人了，為了解決人員的不足，張決定要收編胡子隊。 張甲洲選中的第一個目標就是一支報號為“綠林好”的胡子隊。他帶著兩個人走了３０多里路才在一個叫大煙溝的地方找到了胡子頭“綠林好”（蘇占山），可和這位胡子頭談了半天，“綠林好”卻說啥也不同意改編，只同意和游擊隊“拉順線”（聯合），說好條件之后，張就把他們３０多人帶到了游擊隊的駐地。但到了駐地后，“綠林好”他們卻堅持不進屯子，而是駐在東南山里——因為他們怕被游擊隊給繳了械。以后這种戒心也一直沒有消除。行軍時，他們單走、單住；他自己的指揮部仍然叫“帳房”，還報自己的山頭，不接受游擊隊的番號，不和游擊隊混編，只是打仗時聯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變化就不搶不奪了。 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抗日，張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們一起打日本鬼子，都一律歡迎。帶槍帶馬來，就更歡迎。這個口號确實挺有吸引力。綏化、安達、巴彥、雙鴨山、慶城等地一大批愛國志士都參加進來了。張甲洲的這支隊伍很快就發展到了７００多人。 人多了、槍多了，張甲洲把隊伍整編為４個大隊和一個模范隊（以后改為少先隊）及教導隊。其中裝備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槍）模范隊，是張甲洲重點抓的一支隊伍。全隊３０多人全是２０多歲的年輕人，隊長金永錫是個２４歲的朝鮮族小伙子。模范隊的隊員們“嚴守紀律，主張自己鍘草、自己喂馬，不拿群眾東西，不打罵群眾，不說黑話”。把他們叫做模范隊，就是讓其他各隊向他們學習。教導隊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動軍事學校，教官是東北講武堂畢業生陳海樓。此外，還成立了政治部、宣傳部和娛樂部。 游擊隊壯大之后，便開始了攻城打窯（一般稱房子或院落為窯，如果里面有槍，即為響窯）的戰斗。在戰斗中，張甲洲顯示出了一個共產党員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擊隊在攻打龍泉鎮內的“天僧泉燒鍋”時，遭到了這個燒鍋東家張振祿（外號張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頑強抗擊，游擊隊久攻不下。這時，張八瞎子在城里當警察中隊長的儿子帶４０多個警察正准備打過來。形勢一下變得嚴峻起來。這時，張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況之后，果斷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單槍匹馬闖進了天僧泉燒鍋，找張八瞎子談判。 張甲洲對他說：我們游擊隊來打龍泉的目的，就是要槍、要子彈，擴充抗日武裝。當前，在民族危亡關頭，抗日救國是大事。我們是中國人，應當團結起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打日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們不打日本，我們打，可是我們缺少槍支彈藥，你們先借給我們，等打完了日本，我們再還給你們。你看怎么樣？ 張八瞎子一听這話，心想，怎么樣？那就得這么樣了——“借”給他們吧！可是槍太貴了，“借”了實在心疼，那就“借”給他們子彈吧。 就這樣，游擊隊從這個燒鍋里硬是“借”出了將近５０００發子彈。 然而，１０多天后，當張甲洲帶隊進攻一個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響窯”時，卻遇到了麻煩。 當時，張甲洲身穿草綠色西裝，肩披斗篷，騎著大馬，帶著５名警衛員去找王四談判。王四說，只准張一個人進去，但沒想到他剛一進門就被王四的家丁給綁起來了。接著，王四的家丁又要繳張帶來的警衛員的械，警衛員們要打，張使了個眼色，警衛員便打馬回到了游擊隊報告情況去了。 王四抓住了張甲洲后，就向程紹廉報告，請他派人來押解。程立即派出沈營長帶著車馬直奔王四窩堡。游擊隊得到情報后便擺出了圍“窯”打援的架式。 當天晚上，王四一看營長一時半晌也到不了，怕游擊隊把張甲洲搶走，就派一名叫張興的炮勇把張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個地主的家里。但他沒有想到張甲洲說服了張興，張興不但把人給放了，而且自己也參加了游擊隊。 張甲洲回到了游擊隊，嚇坏了王四。他立即帶著一家老小跑到縣城里去了。張甲洲帶著隊伍進了王四窩堡以后，召集窮人開會，然后開倉放糧、分浮財，最后一把火燒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時間，那里的漢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張甲洲帶領隊伍向蘭西鎮一帶進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窯、攻城鎮，所向無敵，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行程千里，隊伍也迅速擴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滿洲省委時刻關注著這支迅速發展著的隊伍。８月中旬，一個名叫李育才（人稱“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來到了游擊隊。 當時，游擊隊里的許多人都感到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為他一來就出任了參謀長之職。但他們卻并不知道，這位被他們稱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趙尚志。 趙尚志，遼宁朝陽縣人。１９２５年在哈爾濱入党，這年１１月入黃埔軍校學習。沒等到畢業就赶上蔣介石提出“整理党務案”，趙尚志便退學回到了東北。從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０年這段時間里，趙尚志先后在哈爾濱、雙城、長春、沈陽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并因此多次被捕。据不完全統計，到“九·一八”事變前的這５年時間里，他在監獄里過了２年８個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組織花錢疏通關系，才把他營救出獄。 趙尚志出獄后，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 趙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張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彥縣城的事。 當時，巴彥縣城還沒有日軍，但敵偽力量卻很強。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彥，他們決定聯合在城外呼蘭一帶的原東北軍的“才團”（因其團長叫才鴻）和一個報號叫“綠林好”的胡子隊，一起攻打巴彥縣城。 ８月１３日，他們比較順利地攻打下了巴彥縣城，但進城后才鴻一見許多人都要參加游擊隊，便覺得這是一個擴充自己實力的天賜良机。他自稱“東北抗日第４軍”，又把手下的營長提為旅長，“綠林好”也帶隊投了過去，搖身一變，成了蘇旅長。才鴻以讓張甲洲當副軍長為條件，提出了吞并游擊隊的計划。張甲洲和趙尚志認為，咱們是共產党領導的抗日武裝，只能聯合他們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們。于是便帶著隊伍很快撤出了巴彥縣城，返回到洼興橋一帶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擊隊再一次与“綠林好”聯合打進了東興縣城，并在城里住了下來。可是，就在進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蘭縣的偽軍頭目孫三閻王帶著各鄉自衛團１０００多人打了進來。“綠林好”一見情況不妙，一槍沒放，帶著隊伍就溜了，只有游擊隊依托泰東公司的大院牆孤軍奮戰。在這次戰斗中，游擊隊損失很大，傷亡了將近５０人，趙尚志左眼下那三個月型傷疤就是這次戰斗的紀念品。 敵人進攻很猛，為了避免更大的傷亡，張甲洲和趙尚志決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于是，游擊隊員們把西大牆扒開了一個大口子，用兩張大馬爬犁拉著傷員，突圍出去了。 東興城里的一點挫折并沒有嚇倒游擊隊，經過短暫的整訓后，他們決定進行第二次西征，准備到安達、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擊隊會師，并計划与在西北部地區活動的抗日義勇軍李海青部和鄧文部聯合起來攻打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軍。也就在這時，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吳福海再一次來到了游擊隊，并帶來了省委的兩條指示： 第一，把巴彥游擊隊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３６軍； 第二，要求執行党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這兩點指示，巴彥游擊隊在西征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３６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師長，趙尚志任第一政委，吳福海任第二政委。原來的各個大隊也都改成了團。 獨立師在西征的過程中，按照滿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個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這一下，使得形勢發生了變化。原來大多數地主對游擊隊是支持的，給糧食、給武裝。可是，執行這個政策以后，他們就不再給游擊隊送糧食、送武器了，甚至進攻游擊隊。此外，部隊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戰員，也与党漸漸疏遠了。 在這次西征路上，由于獨立師与沿途的地主武裝打了好几次仗，耽誤了七八天時間，等到了离齊齊哈爾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時，才知道原定要与他們會合的李海青、鄧文等人已經因他們沒有按時到而獨自進關了。 情況變了，怎么辦？ 張甲洲与趙尚志商量的結果是，回師北上，奔湯原，去和那里的游擊隊會師！ １９３３年１月，獨立師踏上了充滿荊棘的回師北上之路。 當獨立師來到鐵力一個叫一撮毛的地方時，他們繳了索倫族山林隊“索利營”的几條三八槍。這一下可惹了大麻煩了。這些索倫人裝備很好，人穿皮衣，馬挂鐵掌（而獨立師的馬卻沒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槍帶支架，個個能騎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獨立師一連好几天都吃不上飯。這樣一連打了十來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過了這一關。但緊接著，他們又在半截河和慶城縣境內連續遭到地主武裝和偽軍的多次伏擊，結果，獨立師被打散了，趙尚志也与部隊失去了聯系。 張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趙尚志才找到他們。當師部宣布要繼續向湯原前進時，這些快要回到家門口的巴彥子弟們便動了回家的念頭，加之這時也快過年了，所以隊伍中開始不斷有人開了小差。這樣，他們回到巴彥根据地姜家窯時，整個獨立師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這么几個人了，還怎么去湯原？張、趙等人不得不忍痛決定：暫分散隱蔽，等待時机，重整隊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個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窯屯子東頭的大樹下，張甲洲、趙尚志帶領著獨立師剩下的人員，采取“磕大幫頭”的形式，舉行了悲壯的散師會。此時此刻，這些鐵打的漢子們個個淚流滿面，張甲洲更是失聲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臉上的淚，慷慨激昂地對大家說： “大家把槍都帶回去，把馬也騎回去，等待時机，我們還要重新組織隊伍。我們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們大家回家以后，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當喪權辱國的秦檜，宁死也要當精忠報國的岳飛！” 獨立師解散后，趙尚志沒有回家，他悄悄潛入了哈爾濱，找中共滿洲省委匯報情況去了。此時，中共滿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報告有關巴彥游擊隊的情況，報告說： “……這次隊伍的失敗，在整個的革命任務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評价上講，在整個檢討上是最可恥的慘敗，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擊，唯一的還是在主觀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態，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沒有強的骨干，沒有濃厚的政治力量來維系，就是說我們的政治號召雖然在群眾面前提出來了，但沒有深入到群眾里頭去，不但群眾，就是從做領導的同志起也都搖擺不定，未能堅決地執行党的正确路線，他們腦中丟開了党的偉大任務，而把張甲洲及小趙的命令當作金科玉律忠誠地執行，群眾沒有堅決地擁護我們的主張，原因是在于我們還沒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給他們，這個自然是歸于我們領導的不正确了。在過去它是沒有群眾工作，在巴彥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義，不是在執行游擊隊的任務，是躲避著；不是進攻的，而是怕別人來打他的一种行動。雖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委明顯地嚴重地指出許多任務，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領導与推動。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沒有拿出布爾什維克的斗爭精神，沒有拿出革命的堅決性，來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討論去執行這個重要的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滿蘇區，擁護中央及紅軍武裝，擁護蘇聯的任務。……，假如這個隊伍有著堅強的無產階級骨干，假如他有了群眾工作，有了一定的游擊區，在群眾掩護和擁護之下能這樣失敗嗎？它能使長期戰斗的士兵跑開嗎？如果党的工作開始，党內斗爭起來，打擊一切不正确的觀念，要群眾認識了党，群眾在党的周圍影響著，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擊而走開了。但考察實際情形，我的同志小趙所給予群眾是什么命令責罵，群眾只說：‘李先生能干能說’，他們是從個人關系上認識他，卻不是從党的方面認識他…… “……我從他（指趙尚志）整個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識并不是正确的堅決的了，他在表現上、情緒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他有時煩悶，有時也悲哀，他決定什么事情不是從革命的觀點上出發，他是站在張甲洲的關系上出發，他這不是偶然的，在巴彥如此，當他布置什么事情時，他就說張甲洲的意見怎樣，他這時才決定事的辦法，這确是放棄了党的任務。就在紅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罵別人對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經過會議討論，事后也不通知誰，過去常說：‘我在政治上負責任’，而由他個人意志來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揮部与一般人談笑，從未到士兵中去過，雖然召集士兵談話，可那便是上級官長對下級士兵的訓話一樣。他否認地主富農路線，可是當張甲洲与東興地主富農拉攏時，他并沒有推動士兵們反對或他自己反對呀。而張甲洲在巴彥与地主富農勾結的事很多呀，……他是常在指揮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張甲洲賣槍給地主也同意呀，張甲洲令士兵吃富農要給錢，他同意這個主張。他對群眾不是以政治的影響，而是套個人感情……，他常与群眾談話，說的是國民党過去玩的一些把戲，和東北各軍閥的勾心斗角，沒有拿出我們的主張和辦法來…… “從以上知道北滿的紅軍第３６軍江北獨立師，算是曇花一現的過去了，它是在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個產物，都是完成他們自己的革命階段罷了，不堅決与消极動搖的情緒，充分地表現出來……。” 正在為巴彥游擊隊失敗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滿洲省委的領導們接到報告后，頓時怒從心頭起，開會決定開除了趙尚志的党籍。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湯原縣，處于偽三江省的中心地帶。中共滿洲省委對于那里的抗日武裝建設十分重視，認為我党為了領導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戰爭，要建立党獨立領導下的工農義勇軍，并對于“工農義勇軍必須要有政治上軍事上的訓練，要利用他們去宣傳民眾，与保護民眾運動”。１９３２年春，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在湯原的湯區、格區、太平川區、洼區、蘿北的鴨蛋河區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會。總計有會員１０００多人，同時，在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陸續建立起來了，著手建立游擊隊的條件一天天地成熟起來了。但就在這時，縣委內部卻發生了嚴重的派性斗爭。党內的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抗日武裝的建設。 為了加強對湯原工作的領導，省委在１９３２年秋天，專門派馮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前往湯原指導工作。 馮仲云，江蘇省武進縣人。１９２６年入清華大學數學系學習，第二年入党。１９３０年后任清華大學党支部書記、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間被捕入獄。出獄后受党派遣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后到哈爾濱，以商船學院教授的身份從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５月任中共江北區委宣傳部長，１９３２年任全滿反日總會党團書記， 馮仲云來湯原后，妥善處理了原有矛盾，和縣委同志一同擔起“發展党組織，開展抗日運動，建立紅色游擊隊和紅色政權的重任”。 不久，滿洲省委又派來了軍事干部李福。臣到湯原參加創建工農紅軍游擊隊的工作。 成立游擊隊，自然就要解決槍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縣委向全体党團員發出了捐款購槍的號召。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里，槍可是個值錢的物件，一支大槍价值約為６０００斤黃豆！可是，由于全縣党團員、反日同盟會員積极響應縣委號召，有錢的出錢、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２０多支槍。別看這些槍很不起眼（有鐵公雞、別拉彈、套筒槍、駁殼槍等），但這畢竟是成立游擊隊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３３軍湯原民眾反日游擊中隊”的武裝便在湯原縣城北一個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隊長、戴鴻濱等三人分別任三個小隊的小隊長。這支隊伍是由４０名党、團員組織的，其中７名是漢族，其余都是朝鮮族的男女青年。這些人都是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愛國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覺悟，与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對抗日前途充滿了信心。但是，這支隊伍在他們剛剛創立后不久，就連續遭到了几次嚴重的打擊——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險是他們建隊后的第一次挫折。 當時，游擊隊在中隊長李福臣的率領下前往蘿北地區開展游擊活動，然后根据鴨蛋河區委書記李鳳林的建議，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區，准備奪取福丰稻田公司自衛團的武器。 到達梧桐河后，游擊隊員們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戶，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個姓陳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游擊隊本來是准備到這里來繳自衛團的槍的，可沒想到一伙報號為“榮好”的胡子卻打起他們的主意來了。就在游擊隊到達的當天，“榮好”帶著一伙胡子突然闖進村子，他們號稱要搜查鴉片，挨家挨戶翻箱倒柜地搜了起來。結果，游擊隊那几條槍一條不落地被他們給拿走了。 為了要回這些槍，李福臣和戴鴻濱二人不顧個人安危，冒著生命危險去找“榮好”。 他們知道這些胡子對國民党政府還是有几份畏懼的，于是便對“榮好”說：“我們是南京政府派來到下江來的代表，奉命到這里來創建反日武裝的。請你把槍還給我們。” 老奸巨滑的“榮好”雖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實來歷，不敢對他們玩橫的，但也不愿意輕意把到手的槍還回來。他說：“你們說你們是南京政府派來的，可是空口無憑我怎么能信呀？請你們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證件，我就把槍還給你們。” “榮好”的這招果然難住了李、戴二人，他們到哪里去弄證件呀？就這樣，他們就只好帶著隊員們空手著回到了縣委所在地——七號屯。一時間，大家都感到十分難過，有些人甚至開始悲觀起來。這時，馮仲云對大家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嘛！這次我們損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夠認真總結教訓，還是能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武裝我們自己的……” 馮仲云的話給大家又鼓足了勁，可沒想到不久以后，他們又遇到了建隊后的第二次挫折。 當時李福臣已經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個被大家稱為老楊的同志擔任游擊隊長。老楊上任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盡快地搞到槍，而策動偽軍嘩變無疑是搞到槍的一個辦法。 １１月２日，老楊奉湯原中心縣委的命令，帶領全体游擊隊員前往鶴崗接應一個偽軍机槍連部分士兵的嘩變。 當老楊帶著人按事先約定好的時間來到預定的地點的時候，他突然感到情況有點對不對頭。因為在偽軍的營房四周一切都顯得那么出奇地安靜，事先商定好的信號也沒有出現。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他讓戴鴻濱爬到院牆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當戴剛剛爬上去探出頭向里面看的時候，就遭到了敵人的猛烈射擊。多虧戴鴻濱躲得快，才沒有被打死。老楊一見這种情況，知道偽軍士兵的嘩變是泡湯了，只好帶著人空著手撤回了七號屯。 湯原游擊隊發展不順利的情況引起了滿洲省委的重視。為了加強湯原游擊隊的領導力量，省委又于１９３１年１月派綽號“士兵王”的王永江來到了湯原出任游擊隊的党代表。王永江來后，采取了一些更為靈活的措施。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裝聯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規矩，自己報號“仁合”，游擊隊對外也稱為“仁合隊”。 王永江這一招果然有效，沒過多久他們就收編了分別由舊軍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孫玉剛帶領的山林隊和礦警隊。但是，這些被收編過來的人都有不少為游擊隊所不能容忍的坏習慣。于九江是吃喝嫖賭搶樣樣都干，孫玉剛更是過不了游擊隊的艱苦生活，抽大煙搶群眾東西，甚至還要帶人逃走。這兩個人雖經游擊隊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決定先后把他們倆給處決了。 兔死狐悲。于、孫二人被處決后，他們帶進游擊隊的那些人便与原來的游擊隊員互相戒備起來。這時，一個叫“老來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個人，准備向游擊隊領導下手。 這年６月，游擊隊在從通河返回湯原路過一個叫孫臭嘴子窯的地方宿營時，“老來好”帶著那几個人突然闖進了王永江和老楊的住處，殺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員裴錫哲等人，老楊也身中７彈，傷勢嚴重。与此同時，“老來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擊隊的全部武裝，拉走了兩次被改編過來的新隊員，逃往蘿北方向。湯原游擊隊遭到了成立以來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挫折。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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