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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俠小說常用電影手法，情節變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擅于刻畫人物的內心，喜歡運用詩詞，常用舊回目…… 未涉正文，先談題目。 近十年來港台東南亞各地武俠小說大興，開風气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他們的小說在寫作手法、內容意境上都頗有推陳出新之處，一般人稱之為“新派武俠小說”（包括受他們影響的諸家作品）。香港報紙常簡稱為“新派武俠”。而金、梁二人，直到現在為止，盛名未衰，是公眾所熟悉、所承認的“新派武俠兩大名家”。金庸曾在報紙撰文，認為“新派”未必胜于“舊派”，似不愿以“新派作家”自居，這或許是他的自謙，他這論點我也大致同意。論到“藝術水平”，新派武俠小說未必胜得過唐人的武俠傳奇，甚至也未必超得過近代的白羽、還珠。不過他們的小說既然确是有与前人不同的“新”處，而又為公眾所接受、所承認，則“新派武俠名家”這頂帽子，也就不是我給他們硬加上去的了。 “藝術水平”是一回事，能否普遍适合讀者又是一回事。不論任何立場的文學評論都有一句常用的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產物。”港台等地新派武俠小說之流行，自是与當地社會風气、讀者心理（喜歡刺激）、接受水平等等有關，原因复雜，且是題外之話，這里不論。唐宋傳奇，今日讀者怕只有少數人能夠欣賞，白羽、還珠二三十年前紅极一時，但時至今日，對海外讀者而言，也未必能与金、梁爭胜。据朋友見告，前几年香港某些与大陸有關系的報紙，曾刊載過白羽、還珠的武俠小說，結果大大不如金、梁小說之受歡迎，可為例證。也可見得金、梁的武俠小說，确是“合乎時世”的“新派”小說了。 其次要略為解釋一下“排名”問題，若按“出道”的先后來說，應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讀來不如“金梁”之順口。“金梁”二字，還有個巧合之處，是近代一個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進士，清史稿的“校列總閱”。以金庸梁羽生合稱“金梁”，頗為有趣，因此我也就順筆寫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卻決非有意抑梁抬金，請梁迷不要誤會。 套一句武俠小說的轍儿，“閒話表過，言歸正傳”。金梁都是各自有其本身風格的作家，不妨逐點論列。 先說他們所接受的影響，他們兩人的小說我都全部讀過，我有個感覺，也是朋友們所同意的，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雖然二人都是“兼通中外”（當然通的程度也有深淺不同），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之處，如《七劍下天山》之模擬《牛虻》（英國女作家伏尼契之作），以及近代心理學的運用等等，但大体說來，“洋味”是遠遠不及金庸之濃的。 梁羽生的小說，從形式到內容，處處都可以看出他受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如用字句對仗的回目，每部小說開頭例有題詩題詞，內容大都涉及真實的歷史人物，對歷史背景亦甚為重視等等。寫作手法也比較平淡朴實，大体上是中國舊傳統小說的寫法，一個故事告一個段落再接另一故事，雖有伏筆，論到變化的曲折离奇，則是顯然較弱了。因此梁羽生的創新，是在“舊傳統”上的創新，不脫其“泥土气息”。這种寫法，有其优點也有其缺點。有一定中國文化水平的讀者，讀梁羽生小說，可能覺得格調較高，更為欣賞。一般讀者，若是抱著追求刺激的心理，讀金庸的小說，可能得到更大的滿足。 因此同屬“新派作家”，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來文化藝術的影響（是好是坏，姑且不論），則似乎比梁羽生顯得更“新”了。舉一些例子來說，《雪山飛狐》的手法顯然是受日本電影《羅生門》的影響。《羅生門》里，一個大盜殺死一個女子的丈夫，大盜、女子、丈夫的鬼魂，三個人的說法各各不同。《雪山飛狐》里苗人鳳和胡斐的父親，以及与此案有關諸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同說法，迷霧重重，引人入胜。又如《書劍恩仇錄》里香香公主出現的鏡頭（交戰雙方兵士，都為她的美貌震懾，几乎連要打仗也忘記了），也使人聯想起荷馬史詩中艷后海倫在城頭出現的鏡頭。 可能因為金庸做過電影導演的緣故，在小說里常有運用電影的手法。如《射雕英雄傳》里梅超風要扼殺郭靖之時，筆鋒一轉，而寫梅超風對桃花島舊事的回憶，但卻并非平舖直敘，而是運用電影倒敘手法，复現當年的特寫鏡頭，然后再接入現場之景；《碧血劍》中從袁承志之斗溫家五老，重現他們當年暗算金蛇郎君的鏡頭，也是同樣手法，近乎銀幕上“談人”、“淡出”的運用。在小說上運用電影手法，這可說是金庸獨有的特點。 金庸的另一個特點為他人不及的，是他的情節變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妙。例如在《倚天屠龍記》中，最初几集，讀者們一直以為張翠山、殷素素是男女主角的，到武當山之會（各派群豪給張三丰祝壽），突然這兩人都先后自殺，然后引出張翠山的儿子張無忌來，這才是書中的主角。又如《神雕俠侶》中郭芙把主角楊過斬斷一臂等等，這些奇峰突起的情節，讀者們事先恐怕都是料想不到的。 不過金庸這個优點有時也成為他的缺點，為了刻意求其离奇，往往情理難通，前后不照應，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節，反而破坏了小說的藝術价值。舉些例子來說，《神雕俠侶》中的小龍女之被一個道士強奸，這情節大大出乎讀者意外，但讀畢全書，這情節實在毫無必要，因為既不是寫成悲劇收場，也沒有因此而產生新事件（如小龍女產下私生子之類）或新變化，最多在她与楊過之間添一些小波瀾而已（楊過始終未知），則何必添此情節，反而破坏了讀者對小龍女的美感。讀起來也令人极不舒服。小龍女脫衣練功等等，也非必要，刪去了會干淨一些，可能為更多讀者接受。西方電影中某些新穎的手法當然可以吸收，但黃色鏡頭實不足取。 与小龍女之被強奸相類似，還有他的近作《天龍八部》中段譽兄妹之戀，木婉清（段之异母妹）苦戀哥哥，几乎亂倫。雖說是受妖人暗算，但根源還是由于兄妹彼此都有相思，這相思而且是摻有情欲的。這种寫法，恐怕也不易為有傳統倫理觀念的讀者所接受。這与曹禹之寫《雷雨》不同，周沖、四鳳事先并不知道是兄妹，而段譽、木婉清之几乎亂倫，則是在已知道彼此的身份之后，木婉清明知他是哥哥，仍對他苦苦相思的。而且這部小說接著發展下去，木婉清被拋過一邊，而引起段譽刻骨相思的又是另一個美貌女子王語嫣了。這部小說如今還在連載中，但最少到現在為止，兄妹相戀這段情節對整個故事的其他部分，并無關聯，加進這段，反有畫蛇添足之嫌，對段譽性格的描寫也是有損無益。 前后不照應的情節，如《倚天屠龍記》中關于張無忌性格的描寫，父母雙亡之時，他心中充滿對仇人的怨恨，隨后作者也一步步發展他性格中邪惡陰狠的一面，但到了后半部，他忽又變成寬厚仁慈的大俠了。性格是可以轉化的，但最少在這部小說中，金庸沒有寫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變化。另一個更顯著的前后脫節的例子是《雪山飛狐》与《飛狐外傳》。從兩部小說敘述的時間來看，《飛狐外傳》是《雪山飛狐》的前傳。但《飛狐外傳》中与胡斐有過戀人關系的袁紫衣、程靈素等人，在《雪山飛狐》中已只字不提。苗人鳳在《飛狐外傳》中是与胡斐見過面的，到了《雪山飛狐》中，又變成了素不相識、初次會面的仇人了。 看來金庸是有點犯了為情節而情節的毛病，上面所述，還是小焉者也。由于不合理的情節導致對內容的損害，問題就更大了。這個留待談及他們二人小說內容之時，再加評論。 比較起來，梁羽生對情節的安排，就遠不及金庸之變化多樣了。金庸小說情節往往出人意外，梁羽生則往往在人意中。尤其是他初期的小說，情節更不注重，很多是模仿前人的。如《龍虎斗京華》丁劍鳴之被劫縹，婁無畏、左含英之爭戀師妹等等情節，均脫于白羽之《十二金錢鏢》（我怀疑他取名“羽生”就是因為佩服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雖也加以變化，但蛛絲馬跡，究竟處處可尋。 梁羽生在《三劍樓隨筆》中曾有一篇文章談及他的《七劍下天山》是有意寫成中國的《牛虻》，談及他的小說是怎樣在模擬前人之中，摸索出路。一個作家從幼稚到成熟，原也免不了模仿的過程，但若非擺脫前人影響，獨樹風格，決不能成為一派宗師。 梁羽生是有他獨特風格的，不過，他的風格的形成經過与金庸又不相同。金庸的第一部小說是《書劍恩仇錄》，一出現即有了他自己的相當“定型”的全新風格，而梁羽生最初那兩三部小說，雖然也有他的特點，也有推陳出新的創造，但嚴格來說，風格還未形成。依我看來，要直到他寫《白發魔女傳》之時，他才擺脫前人影響，樹立了他自己獨創一家的風格。他的小說，也才由幼稚而趨于成熟。至此，他的小說作風已与白羽完全兩樣，白羽可稱為寫實派，而梁羽生在寫《白發魔女傳》之后，走的則是浪漫派的路子了。 盡管如此，梁羽生初期小說的价值也還是不可一筆抹煞的，對新派武俠小說，他确是具有開山辟石之功。即以他第一部小說《龍虎斗京華》而論，也有許多新的創造。例如關于人物描寫，前輩武俠作家也有重視性格刻划的（如白羽），但梁羽生則更進一步，寫到人物的內心思想，寫到這些人物感受的時代苦悶，這么一來，他小說中的人物，就具有時空觀念（這是我杜撰的名詞，即人物与所處的時代，所處的社會并不脫節），令讀者更感到真實，感到親切。舉例來說，白羽《十二金錢鏢》中的飛豹子，性格是寫得非常生動了，但放在清朝可以，放在明朝可以，放在宋朝也未嘗不可，而梁羽生《龍虎斗京華》中的婁無畏，則非放在義和團的時代不可。對于性格的刻畫，總的來說，梁羽生不及白羽，但就人物与時代的配合而言，則他是超過白羽，而也為同代其他人所不及的。 另一個特點，是他的武俠小說兼有歷史小說之長，盡管他對歷史的解釋，未必人人同意，如對義和團的評价，對李自成的稱頌，就很可能有好些人不能接受了，但這總是他開辟的一條路。就兼有歷史小說之長這點而論，梁羽生寫得最好的一部是《萍蹤俠影錄》，以明代土木堡之變為背景，寫于謙的如何精忠報國，抵抗外族侵略，而以忠臣受害的悲劇收場。相當符合歷史真實而有感人的气氛。 但梁羽生這個优點，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有時又會變成他的缺點。因為他的小說，并不是每一部都似《萍蹤俠影錄》這樣成功的，例如接著《萍蹤》的一部小說《散花女俠》就是失敗之作，不通過人物的具体形象來現歷史的真實，而只是通過人物的嘴巴來解釋歷史，讀到這些地方，就不免有使人索然無味之感了。《龍虎斗京華》也有若干地方犯此毛病，因是初期之作，不深論。還有《散花女俠》的另一個失敗的地方是結构松散，試拿來与《萍蹤俠影錄》一比，讀者自能感覺到，這里也不擬詳談了。 梁羽生的小說有個奇怪現象，水平參差不齊，《散花》不及《萍蹤》是個例子。《冰河洗劍錄》大大不及前作《云海玉弓緣》又是一個例子。《云海》中金世遺的性格何等生動，富有吸引人的魁力，到了《冰河》中的江海天就平平庸庸，黯然無光了。不但是這一部与那一部之間水平參差，同一部作品，也往往是金屑与砂礫混雜。大致來說，開頭結尾較好，中間較弱，是梁著的毛病。相對而言，金庸的水平比較穩定。這恐怕是因為梁的產量較多之故，一多就難免濫了。 梁羽生初期不講究情節，后期是比較注重了。結构最好的一部，我個人認為，倒是他作品中比較不受人注意的一部——《還劍奇情錄》。這部小說受曹禹名劇《雷雨》的影響，但增多許多變化，人物當然也是完全武俠化了。其變化离奇之處，實不在金庸的《雪山飛狐》之下（也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以為金庸小說，結构最好的是《雪山飛狐》，最松懈的是《天龍八部》）。依我看來，梁羽生不是沒有构思的能力，而是不夠用心。歸根究底，恐怕還是他寫得太多的緣故，精力分散，想出來的情節要分散使用，這就很難部部都是“精心杰作”了。站在讀者的立場，我是希望梁羽生求質不求量，少寫一些的。 再談到文字風格，梁羽生有相當的舊文學造詣，小說中常可讀到他如詩似畫的优美文字。《還劍奇情錄》開頭几回，就似抒情的散文詩，近作《風雷震九州》開頭一回也很不錯。不過可惜的是，也許仍是由于多寫的關系，水平亦是參差不齊，有神來之筆，也有砂石雜見之處。 用舊回目的武俠小說作家較少，這是梁羽生的一個特點，報紙上也似乎不只一人談論過了。但也不是每個回目都很工整，不過他時有佳作，十個回目里面，總有三四個是可堪咀嚼的。他的回目有很濃厚的詩詞胎息，即以目前還在報紙上刊載的回目為例，“亦狂亦俠真豪杰，能哭能歌邁俗流”，“瀚海風砂埋舊怨，空山煙雨織新愁”都頗堪吟詠。他回目的另一個特色是喜歡集句，也以近作為例，如“四海翻騰云水怒，百年淬厲電光開”，就很得人稱賞。不過他用舊回目也有個毛病，尤其是刊載在報紙上的，往往數月不換，使讀者消失了新鮮感。 梁羽生小說另一個特色是詩詞的運用。書中人物，每每出口吟詩，有引用前人的，也有他自作的。有運用的場合不當的（例子以后再舉），甚至有時也出現拙劣的歪詩，如有人就指摘過《散花》里鐵鏡心所吟的兩句，什么“英雄血洒胡塵里，國難方深不顧家”之類，的确是令人失笑的“歪詩”。但持平而論，大体說來，還是瑕不掩瑜。他有劣作，也有佳作，他每一部小說，開頭結尾，例附詩詞一首，尤其以“開篇”的那首詞，切合小說命題，就時有佳作。以《白發魔女傳》的題詞為例，填的是《沁園春》的詞牌：“一劍西來，千岩拱列，魔影縱橫，問明鏡非台，菩提非樹，鏡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評。且收拾，話英雄儿女，先敘閒情。風雷意气崢嶸，輕拂了寒霜嫵媚生。歎佳人絕代，白頭未老，百年一諾，不負心盟，短鋤栽花，長詩佐酒，詩劍年年總負卿。天山上，看龍蛇筆走，墨潑南溟”以詞論詞，我看也是夠水平的。因其他武俠作家中，能夠自寫詩詞的，似乎還不多見。 不過梁羽生這個特點有時也成他的缺點，就是非必要的場合，他筆下的人物也往往吟詩作對，這就難免令人有酸溜溜之感了。最顯著的例子如《冰川天女傳》中，唐經天在冰宮中大做其嵌名聯，這些聯語，公平來說，也還不錯，有一二聯還頗見才气，但何必到處題聯，与書中情節有何關連？若說要表現人物心境，有佳聯一副也就夠了。寫七八聯之多，除了使人覺得是梁羽生自炫舊學根底之外，很難作別的解釋了。 金庸很少用回目，《書劍》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聯語”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對的。偶而有一兩聯過得去，但大体說來，經常是連平仄也不合的。就以《書劍》第一二回湊成的回目為例，“古道駿馬惊白發，險峽神駝飛翠翎”，“古道”“險峽”都是反聲，已是犯了對聯的基本規定了。《碧血劍》的回目更差，不舉例了。大約金庸也發現作回目非其所長，《碧血劍》以后諸作，就沒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標題。 金庸的小說最鬧笑話的還是詩詞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傳》中，就出現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黃蓉，在金庸筆下是個絕頂聰明的才女，“漁樵耕讀”這回用了許多篇幅，描寫這位才女的淵博才華。黃蓉碰見“漁樵耕讀”中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二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黃蓉也唱了個《山坡羊》答他。 樵子唱的三首，一、“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天津橋上，憑欄遙望……”三、“峰巒如聚，波濤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書。）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張養浩，原題第一首是《咸陽怀古》，第二首是《洛陽怀古》，第三首是《潼關怀古》。（隋樹森編的《全元散曲》有收輯，見上卷437——438頁。） 張養浩元史有傳，在元英宗時曾做到參議中書省事，生于公元1269年，卒于公元1329年。《射雕英雄傳》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結束，成吉思汗死于1237年8月18日，黃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時，成吉思汗都還未死，時間當在1237年之前。張養浩在1269年才出世，也即是說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 黃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愛。……”作者是宋方壺，原題為“道情”（見《全元散曲》下卷1300頁）。此人年代更在張養浩之后，大約要在黃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太平樂府姓氏》將他列為元代后期九十五位作家之一。据鄭振鐸推斷，這批作家的年代大約是公元1301年到公元1360年。） 還有一點，根据中國舊小說的傳統，書中人物所作的詩詞或聯語之類，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則定然是作者代書中人物作的。例如《紅樓夢》中林黛玉的葬花詞，薛寶釵的怀古詩，史湘云的柳絮詞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筆。元春回府省親時，賈政叫賈寶玉題匾、擬聯等等，也都是曹雪芹本人的大作。曹雪芹決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詞或賈寶玉抄一首李白的詩以顯示才華，其理明甚。 《射雕》這回寫黃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書生，連篇累犢描寫黃蓉的“才華”，如談《論語》的“微言大義”啦，猜謎語啦，對對子啦等等，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舊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舉了。 老實說，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寫唐經天還多得多），寫黃蓉的才華，我是一面讀一面替這位才女難過的。宋人不能唱元曲，這是常識問題，金庸決不會不知道。這也許是由于他一時的粗心，隨手引用，但這么一來，就損害了他所要著力描寫的“才女”了，豈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俠小說流行最廣，出了常識以外的錯誤影響也較大，所以我比較詳細的指出他這個錯誤。希望金庸以后筆下更多几分小心。 武俠小說既是揭出“武俠”二字，表明它与別种小說不同，不妨就從這兩個字談起。 一般讀者愛看武俠小說，原因之一，恐怕就是為了追求刺激，作者筆下打得越緊張，讀者也就讀得越“過癮”。報紙上連載的武俠小說，常常一打十天半個月，恐怕就是為了迎合讀者這种心理。盡管用正統的文藝批評標准來衡量，這些冗長的武技描寫，實在很難找出什么藝術价值，甚至簡直可說是“胡扯一通”，但作者們也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識的朋友，据我所知，他們都是文質彬彬的書生，對武技恐怕都是一竅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寫上鬧過笑話。他最初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大約是因為不懂得如何描寫武技，而又想寫得細致一些，有兩段是寫太极劍和判官筆的，可能他根本就沒見過判官筆；太极劍是怎樣使法，他也不知，于是便在白羽的小說里找到兩段關于判官筆与太极劍的描寫，稍稍改動几字，便照抄無誤。結果給懂得武技的人在報刊指出，說他抄襲已然不妥，改動白羽原文之處，恰恰又改得不對，笑話一番。 我也是認為不妥，但我不認為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對梁羽生的初期小說而言）。談到“抄襲”，中國文學史上的江西派，說句笑話，就等于是提倡公開抄襲的。江西派在宋代詩壇居于盟主地位，執詩壇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許多大詩人如黃庭堅、楊万里、陸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屬于江西詩派的。這一派人認點竄別人的詩句叫做“奪胎”，借用前人的詩意叫做“換骨”，只要把別人詩句隨便改動几字便當自己的作品。例如黃庭堅把李白詩“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人家圍橘袖，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詩“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添上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歲無多春再來”，就當作自己的作品了。這种“點竄”前人詩句据為己有的風气在宋代盛极一時，可以追溯到江西詩派出現之前，如黃庭堅的老師蘇東坡，也曾有過把蜀主盈昶的詩句，稍為增添改動，而寫成那首為人熟知的《洞仙歌》詞的例子。 我要說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張，黃庭堅、陸游等大詩人的最好作品也不是他們“點竄”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認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俠小說中，只要作者有他自己的新創造，那么即使在武技描寫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過，雖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總是改了的好。當時的批評，我看對梁羽生還是很有益處的。在他后來的作品中，已經是認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評，比較肯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鮮的武技描寫了。批評家們其后也曾在報刊上指出這一點。 但話說回來，武技描寫，我看不只對梁羽生是一個難題，它本身就是武俠小說難以克服的弱點，一來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俠作家，恐怕是鳳毛麟角；二來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實的描寫正常武技，正所謂“畫鬼容易畫人難”，寫起來只怕也難生動有趣。讀者未必贊你內行，反而可能感到沉悶。 前輩武俠作家中，鄭證因是懂得一點技擊的，他的《鷹爪王》關于武技的描寫最多，但讀起來許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寫很生動，主要是他描寫動手時的气氛寫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擊，而是有一個懂得技擊的朋友和他合作的。后來那個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給香港一家報紙寫武俠小說，就几乎簡直沒有武技描寫。 正常的武技描寫既是吃力不討好，于是近年來的“新派武俠小說”就出現一個開倒車的現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誕的“武功”在小說家筆下層出不窮，即如金庸、梁羽生，亦不自覺的走上這條歪路。 老實說，大多數讀者恐怕都是抱著“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態度，明知這些關于武技武功的描寫不合情理，只要看得“過癮”，就樂于看下去的。但作為一個武俠作者，尤其是像金、梁兩位，多少有志于把武俠小說的水准提高，擠進文藝領域的作者，假如也是隨俗浮沉，流于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說，（《白發魔女傳》之前是初期，《白發魔女傳》至《冰川天女傳》是中期，以后是近期。這是我根据他小說的演變給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當），武技的描寫也有夸張得“离譜”的地方，但總的說來，還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傳》之后，什么冰魄神彈、修羅陰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經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認為“神怪”也未必就是沒有藝術价值，《西游記》還不神怪？卻也是寶貴的中國文學遺產。武俠小說應該容許幻想。但我以為武俠小說畢竟不是神話小說，《西游記》寫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俠小說寫的是“人”，性質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武俠小說的幻想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筆下的英雄到珠穆朗瑪峰探險，就是可以開拓讀者心胸的幻想，至于“乜乜神功”之類，我看還是少寫為佳。 金庸初期的小說（在《射雕英雄傳》之前），大体上也還是正常武技的描寫，筆下的英雄盡管招數神妙，內功深厚，也還不能算是离譜。到《射雕》之后，則越來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歐陽鋒用頭來走路，手下蛇奴驅赶蛇群從西域來到中原；《神雕俠侶》中的壽木長生功，九陰神功，九陽神功；以至現在《天龍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等都出來了，真是洋洋大觀，就差沒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脈神劍，能用劍气殺人，也近乎放飛劍了。 其實即使漫無邊際的幻想，也是有時而窮，神神怪怪，變來變去，漸漸也就變不出什么花樣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襲，誰有較新鮮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報上撰文，談及“新派武俠小說”的流弊，也曾指出這一點。這确是目前武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論，也是不免。他的《天龍八部》前不久剛寫過的一段情節，一個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緣，得逍遙派一個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給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給呢？据說那高人和他以頭碰頭，在他天靈蓋一撞，功力就全部過去了云云），于是這小和尚登時就成了一流高手。這真是怪得難以思議。但這個怪誕的傳功辦法乃是舊派武俠小說家臥龍生的創作。臥龍生有一部小說《玉釵盟》，書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個功力极高的老和尚，用開頂大法將几十年功力送了給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則成了一流高手的。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武俠小說的神怪寫法，已經是走進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這樣一位最擅長于构思的作家，也難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神怪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正常武技的描寫又是吃力不討好，那么該怎樣滿足讀者要求刺激的心理呢？是不是既可兼顧讀者的要求而又使武技描寫也多少有點藝術性？武俠作家不乏聰明才智之士，本用不著我這個外行人借著代籌，但我也不妨貢獻一點外行的不成熟意見。 我想先舉出金、梁作品中，我認為兩段最出色的打斗情節來說明問題。 金庸《雪山飛狐》中苗人鳳与胡一刀一比武，兩人生死決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戰，晚上抵足而談，比武歷時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變化。除了兩個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圍的人各式各樣的活動，在比武過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寫了周圍的人物，渲染了現埸的气氛，又從正面側面，或淡描、或濃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藝。讀者看得緊張、“過癮”，這一大段高明的描寫，就絲毫沒有神怪气味！ 梁羽生《白發魔女傳》中，女主角玉羅剎大鬧武當山這段打斗情節，与金庸那段苗、胡之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玉羅剎上山尋覓情人——武當派掌門弟子卓一航，与他的五個師叔展開惡斗，打斗過程中描寫了愛情的糾紛，將男主角的柔懦，女主角的剛強作了鮮明的對比。隨著戰情的拉鋸，細致的刻畫了他們內心的變化，不但男女主角的性格凸出，陪襯人物武當五老的性格也躍然紙上。在這仍打斗中，還寫了新舊思想——維持正統与反正統的思想沖突。寫得頗有深度也頗有藝術性，讀者同樣看得緊張“過癮”。 從他們這兩個成功的例子看來，可見武技描寫，并非定要流于神怪才能吸引讀者的。依我看來，甚至冗長的武技描寫也可以大大減少，多用筆力布置戰斗前的气氛，在戰斗過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節配合得絲絲入扣，那就是上乘之作了。當然，這樣寫法須得武俠作者更多去動腦筋。 談了“武”，再談“俠”。我以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与其有“武”無“俠”，毋宁有“俠”無“武”。武功好的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沒有武功的尋常人也可以成為“俠”。与金、梁二人某一時期并稱“三劍”的百劍堂主，在《三劍樓隨筆》中曾有一篇文章題為《傅青主不武而俠》，是談及梁羽生《七劍下天山》這部小說中傅青主這個人物的（梁把傅寫成武功极高，但俠气卻不顯）就多少說明了這個道理。 讀者們歡迎武俠小說，另一個原因恐怕就是喜見抑強扶弱，行俠仗義的人物。可惜的是，許多武俠作者著力于創造离奇的武功，卻忘記了武俠小說還有一個“俠”字。 金庸初期的武俠小說并沒有忘記一個“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俠少”，到了如今他所寫的這部《天龍八部》給人的感覺已是“正邪不分”，簡直沒有一個人物是可以令讀者欽敬的俠士了。 朋友們讀金庸的小說，都有同一的感覺，“金庸寫反面人物胜于寫正面人物，寫坏人精彩過寫好人。”這個特點是一開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為顯著。《書劍》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張召重寫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陳家洛精彩；《碧血劍》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禹《日出》中不出場的“金八”，也寫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見遜色。到了如今的《天龍八部》，寫惡人一個比一個“惡”，筆下人物种种陰狠殘毒的性格，發揮得淋漓盡致。香藥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惡人，四大惡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個接著一個登埸，妖气滿紙，令人歎為觀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藝術上的一种成功。問題在于如何寫法，揭發坏人應該是為了發揚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雖然复雜，正邪的界限總還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俠小說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俠小說，將《倚天屠龍記》作分界，划分為兩個階段，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前后兩個階段的不同。 前一階段，盡管金庸寫反面人物比較成功，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長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別還是清清楚楚的。《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這幫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幫鷹爪是邪；《碧血劍》中贊助李闖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這幫人是正，通常賣國的一班人長白三英、曹太監等等是邪；《飛狐外傳》中的苗人鳳、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權貴福康安，土豪惡霸鳳人英和串通清廷謀害俠義道的田歸農等人是邪；《射雕英雄傳》中的郭靖雖曾一時糊涂，后來畢竟也成為抗敵保國的大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認賊作父的楊康、私通金國的襲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間，毫不含糊。 當然，區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觀念、是非標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過《碧血劍》中的高人不應追隨李闖王的，這是是非標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擬在此深論。我所要說明的一點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別，善惡分明，這說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標准，通過他的作品体現出來。而這套標准，依我看來，也是絕大多數讀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國社會一般人所公認的道德標准的。 有一种文藝理論認為，人性复雜，倘若是非分明簡單化了，就會減損了藝術价值。依我看來，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俠小說而論，他的前期作品，藝術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書劍》中香香公主以血來提醒陳家洛，叫陳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陳家洛對敵人所存的幻想（書中陳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頗有感人的气氛与藝術深度。《飛狐外傳》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間傳說，刻划了鳳人英這么一個土豪惡霸的形象。在鳳人英的對面，則描寫了胡斐的俠骨，發誓要為被鳳慘殺的窮人報仇。是非分明，藝術价值又何嘗減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藝術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藝術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舉一個顯著例子。《天龍八部》的喬峰，是金庸在這部小說中（到現在為止）最著力刻畫的一個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誤會而被漢族的英雄所殺，英雄們發現殺錯人之后，將他交与一個善良的漢族農民撫養，長大后為丐幫幫主，丐幫發現他是契丹人，將他驅逐出幫。喬峰心怀憤怒，誓報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獨闖聚賢庄的英雄宴，大殺宋國的忠義之士，与舊日的朋友干杯，說：“從今之后，你殺我不是忘恩，我殺你不是負義！”于是就把丐幫昔日的兄弟也大殺起來。故事再寫，喬峰的父親當日其實未死，于是這個人又殺撫養喬峰的義父（即那個善良農民），喬峰的恩師（少林寺長老）等等。 金庸這個故事所要著力表現的是一、人性的邪惡；二、契丹和中國，兩國的人彼比仇殺，原因只是由于一個狹隘的民族觀念，實在難說誰是誰非。故事中，他還通過了宋國官兵也同樣劫殺契丹百姓，而渲染了這點。 當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嗎？大是大非，總是能夠分別的。我們都讀過一點中國歷史，總會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殺契丹百姓的，那當然也該譴責，但這卻不能改變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質，也即是不能改變是非敵我的標准。抵抗侵略，決不能歸咎于狹隘的民族觀念。描寫兩國百姓的仇恨互殺而模糊了敵我觀念，這個恐怕大多數讀者就很難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俠侶》中，曾借郭靖之口說過一句大義凜然的話：“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而在《天龍八部》中，卻又捧大殺宋國忠義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僅次于契丹皇帝的統治者）的喬峰為英雄。這种混淆是非的刻畫，与他前期作品相去遠矣。 所以在聚賢庄之會中，金庸雖然著力的刻畫了喬峰的英雄气概，公平來說，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緊張刺激，是通過了藝術手法的。但無論如何，總是不能引起讀者的同情，得到讀者的共鳴。讀者甚至會有這樣的疑問：“作者是否要借聚賢庄中的酒杯，以燒自己胸中的塊壘？”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致減弱了藝術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似乎還應該回到《書劍恩仇錄》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俠小說，從《倚天屠龍記》開始漸漸轉變，至今也不過三年多點，“實迷途其未遠，覺昨是而今非”，讓我改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一字來奉勸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听得進去？ 在人物的描寫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長。金庸擅長寫邪惡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則擅長于寫文采風流的名土型俠客，佯狂玩世，縱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類人物。 在梁羽生的十几部小說中，性格寫得最凸出，給讀者印象最深刻的几個人物，如《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白發魔女傳》中的玉羅剎，《云海玉弓緣》中的金世遺，《狂俠·天驕·魔女》中的“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驕”，都是這一類型的人物。玉羅剎与金世遺雖然讀書無多，不會“出口吟詩”，但就其气質來說，也還是名士型的。 梁羽生書中出現的真實的歷史人物，也往往不是才子，便是名士，如《七劍下天山》中的納蘭容若，《大唐游俠傳》中詩仙李白等等，也大都寫得神采飛揚，十分生動。不過，這一類型人物，他也不是每一個都寫得很成功，例如，《七劍下天山》中的傅青主，把一代高士，也寫成了江湖人物，那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在反派人物的描寫上，金庸的長處恰恰是梁羽生的短處，梁羽生無論怎樣著意刻畫，他筆下的反派人物，給人的感覺也只是不過爾爾，并不感覺得怎么邪惡。《云海玉弓緣》中的孟神通，《還劍奇情錄》中的云舞陽，寫得較有深度，但若比之金庸《書劍》中的張召重，《射雕》中的東邪、西毒，則還是有所不如。不過，金庸筆下的邪派，往往邪得太過不近人情，如《天龍八部》中，葉二娘每天要吸嬰儿血液，南海鱷神要生食人心等等，這种類似西片吸血僵尸的鏡頭，只是著意制造恐怖而已，用來表現邪惡，究嫌膚淺。大体來說，梁羽生寫反派人物，不及金庸，但這种邪得不近人情的毛病，倒是梁羽生所沒有的。 梁羽生喜歡寫知識分子，這個特點也表現在他所塑造的某些反派身上，如《散花女俠》中的鐵鏡心，從一個文武雙全的俠士，而漸漸變成豪情消減之人，以至為女俠于承珠所唾棄，寫得頗有深度，在武俠小說中也是別開生面之作。 梁羽生這個特點有時也變成他的缺點，不是知識分子的江湖人物也帶上知識分子的毛病。如《散花》中的畢擎天，是丐幫幫主，但猜疑忌刻，工于心計，卻似曹操這類知識分子出身的奸雄典型，這就不能不說是一個敗筆了。 梁羽生的小說沒有出現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問題，這是在于，他只擅長于寫名士型的俠客，寫到其他類型的俠客，雖也不無可取之處，但筆力究嫌弱了。 倒是梁羽生的前期小說，技巧雖然不很成熟，粗擴的气息卻比后期濃郁。如《七劍下天山》中的凌未風，《塞外奇俠傳》中的楊云驄，就不是名士型的俠客而寫得較為成功的。 后期的小說，寫其他類型的俠客比較成功的有兩個人物，一個是《云海玉弓緣》中的江南，一個是《大唐游俠傳》中的史逸如。前者是書憧出身的小人物，后者是饒有俠气但卻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在武俠小說中都算是別開生面之作。尤其是江南這個人物的性格寫得很突出，在《冰川天女傳》中給讀者的印象，比主角唐經天還深刻。 梁羽生擅長寫名士型的俠客，這是他的特長，可以保持，但若能多用心思，多創造一些其他類型的俠客，即使不那么成功，也可以令讀者有清新之感（江南就是個好例子）。這是我對梁羽生的一點意見。 梁羽生筆下之俠，書卷气多而粗獷的气息少；名士才子多，而椎埋屠狗之輩少。《天山派》是他武俠小說的主流，俠士的活動范圍也多在北方，“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說句笑話，梁羽生筆下的北國健儿，卻大多了江南才子的風華。用百劍堂主的一句話來說，“悲慷气酷近燕幽”（《風虎云龍傳》題詞），梁羽生創造的俠士，也正是稍欠這一點“燕幽之气”。 太史公筆下的荊軻刺秦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复還”。千載之下——荊軻的視死如歸的豪俠形象依然如在眼前。杜光庭筆下的虯髯客，見李世民而推枰斂手，遠走扶餘；遇李靖紅拂气味相同，則毀家助友。著墨無多，而豪邁之气已躍然紙上。 《水滸傳》中的魯智深大鬧五台山，李逵的大戰“浪里白條”，這兩個人物的憨直、粗豪、質朴的形象，千載之下，展書一讀，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荊軻、虯髯客、魯智深、李逵這些人物，在梁羽生的小說中找不到，在其他人的武俠小說中也找不到。新派武俠小說的藝術水平，依我看來，還是遠遠未能達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名著的境界，要胜過古人，恐怕還得多多努力。 現在要換談一個新的題目。新派武俠小說都很注重愛情的描寫，“武”、“俠”、“情”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鼎足而立的三個支柱。因此在談了“武”与“俠”之外，還需談一談“情”。 愛情的描寫是梁羽生武俠小說的一大特色，依我看來，在這方面的成就，他倒是超過了前人的。 也許是因為梁羽生早年曾主持過報紙信箱的緣故，信箱中的函件十之八九是請教戀愛問題的。他收集的素材既多，在愛情的描寫上便能運用自如，尤其對少男少女的戀愛心理刻畫的十分細致。 我最欣賞他的悲劇性結局的愛情描寫，尤其是《白發魔女傳》与《云海玉弓緣》這兩部小說。《白發魔女傳》中的玉羅剎与卓一航，一個剛強，一個柔懦，兩人都是專心一意的戀慕對方，但是在經過許多磨難之后，終于還是不能不悄然分手。雖然也還有刻骨銘心的相思，而這悲劇的結局已是無可挽回了。 一般小說中的愛情悲劇，或是由于意外的事變（如一方死亡），或是由于第三者的插入（如給有財有勢者搶去愛人），而卓、玉的分手，卻是由于性格所導致的悲劇，這就不落俗套而更有深度了。已故老詞人劉伯端讀他這部小說之后，曾寫一首《踏沙行》詞贈他，詞道：“家國飄零，江山輕別，英雄儿女真雙絕。玉蕭吹到斷腸時，眼中有淚都成血。郎意難堅，儂情自熱，紅顏未老頭先雪。想君亦是過來人，筆端如燦蓮花舌。”這“郎意難堅，儂情自熱，紅顏未老頭先雪”三句，就概括的點出了悲劇的症結。 《云海玉弓緣》中寫兩個性格不同的女子——谷之華与厲胜男，都愛上了主角金世遺。谷之華是名門正派的弟子，厲胜男則与金世遺一樣，都是邪派出身。在寫到最后一回之前，讀者們都以為金世遺愛的是谷之華，甚至連金世遺本人也是這樣以為的。直到了“洞房訣別”的一幕，金世遺才驀然發覺，他只是在“理智”上希望与谷結合，而在感情上則真正是愛厲的。這么奇峰突起的結局，雖在人意想之外，卻又在人情理之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在許多小地方，梁羽生是早已有了伏筆，刻畫了金世遺与厲胜男的气味相投。 對照來看，梁羽生以大團圓作結局的小說，就比較平凡，不那么動人了。我尤其要為他惋惜的是，在《云海》的續集《冰河洗劍錄》中，金世遺、谷之華終于又是以喜劇收惕，結為夫婦，實在破坏了《云海》的悲劇之“美”，雖說有許多讀者喜歡大團圓的結局，但畢竟難辭媚俗之誚。 梁羽生的愛情描寫，還有一點毛病是，在對話中有時會夾有現代的語匯，弄得變成不倫不類的“新文藝腔”，也就破坏了應該統一的文字風格了。這毛病在初期的作品中尤其顯著，后期則是大大減少，但也還未完全絕跡。我個人的意見認為，寫古代男女的戀愛，在心理描寫上可用現代語匯，在對話上則以盡量避免為佳。 金庸的愛情描寫也有精彩之處，但比較起來，則似乎稍遜色了。就整部小說的情節安排而論，金胜于梁；就愛情描寫的變化多樣而論，金不如梁。這方面藝術的成就，似乎他也未達到梁的高度。 金庸的小說多是以團圓結局，只有第一部《書劍恩仇錄》是悲劇收惕的，但也只能算是半個悲劇。香香公主死后，陳家洛与霍青桐祭墓立碑之后，“連騎西去”，給讀者的暗示是他們最后“終在一起”（不論是否成婚）。則作者寫香香公主之死，就只是解決他們三角戀愛的一种手段了。另外一個較為特別的結局是《雪山飛狐》中的胡斐与苗若蘭，作者用懸疑手法讓讀者自己去安排結局。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指悲劇的藝術性就一定比喜劇高，這還要看具体的內容。 金庸在愛情故事上慣用的題材是一男多女。《神雕俠侶》中的楊過，除了小龍女之外，還有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等人愛他，甚至斫斷了他一臂的郭芙，對他也是暗存愛意的。《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也是一男四女，周芷若、蛛儿、趙敏、小昭等人都愛上了他。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女子出身不同，性情不同，何以都會愛上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往往給他寫成見一個愛一個的儇薄少年，尤其《神雕》中的楊過更是令人有此感覺。梁羽生小說也有三角戀愛，但卻比較有合理的解釋。金庸的多角戀愛則令人感到難以自圓其說，看來恐怕也只能解釋為金庸受了好來塢電影的影響了。梁羽生的小說，除了三角戀愛之外，還有夫婦二人，自始至終沒有第三者插入，只因思想不同而終告仳离的（《聯劍風云錄》中的霍天都与凌云鳳），也有全無三角關系的戀人因性格不同而導致的悲劇。就題材的多方面來說，金庸也似顯得較窄。 武俠小說中的愛情，多是与“俠”与“情”聯結起來來寫的，金庸的后期小說則往往犯了愛情至上，不顧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龍記》中，趙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將軍，正是義軍的死對頭。趙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這邊，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漢族英雄作對的，她還親自出謀策划，捉拿過大批反元豪杰。但作為明教教主反元領袖的張無忌卻愛上了她，這就不能不慨歎張無忌的只顧愛情敵我不分了。 梁羽生在《狂俠·天驕·魔女》中，有一個愛情故事可以作為對比。梁羽生筆下的武林天驕是金國貴族，但卻是反對金主完顏亮暴政，反對本國侵略戰爭的一個貴族子弟。他愛上了漢族的女俠蓬萊魔女，而蓬來魔女也由于与他性情相投而感到難以抉擇，“俠”与“情”的聯結就合理得多，正常得多。 在愛情的描寫上，我也還是比較推許金庸的前期小說，《書劍》中的陳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三角糾紛，金庸雖是使用了愛情悲劇的慣常手法——以香香公主意外死亡而告解決，似嫌稍落俗套，但就“俠”与“情”的結合來說，卻很有深度。而寫香香公主的天真無邪，也寫得很精彩。 《雪山飛狐》中的愛情描寫不落俗套，值得一贊。這個故事的結局很特別，寫到最后一段，胡斐可以一刀劈死愛人的父親，亦即是他的仇人。“這一刀劈下去還是不劈”？作者就讓讀者自己去安排了。這是脫胎于西方“宮女与獅子”的故事。但盡管金庸的故事是有“藍本”的，在中國的武俠小說中，卻還沒有人用過這种手法。而且在這部小說中，他對于人性的刻畫，感情的描寫也比原來的故事复雜得多。因此，我也還認為這是他在武俠小說中的別開生面之作。 他自己創作的“東方式”的感情刻畫，有一段我也認為是比較出色的，那是《神雕俠侶》中楊過与郭襄的感情。郭襄對楊過之愛似有如無，似兄妹之情又似忘年知己。這段故事与梁羽生《七劍下天山》中所刻畫的冒浣蓮与納蘭容若的感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冒、納二人彼比怜才，品茗夜話，感情寫得非常含蓄，意境也很超脫。 最后一個題目想談金梁小說中所蘊藏中的思想。本來思想与內容結合，前面我談及他們小說中“武”。“俠”、“情”各方面內容，已經大致可以看出他們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但也還可以補充一些。 把梁羽生的小說作為一個整体來說，他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的。但若拆開來看，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還是受了西方十九世紀文藝思潮的影響。那是以要求個性自由、反抗社會不合理的束縛為基礎的。 在梁羽生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厲胜男的身上有卡門的影子（《卡門》這部小說曾改編電影在香港上演，港譯似是《胭脂虎》）。卡門不顧個人恩怨，要求愛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遺身上有約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遺在未受谷之華的影響轉變之前，那种憤世嫉俗、任性縱情的表現，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會鬧翻也要維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轍？玉羅剎的大鬧武當山，敢与武當山五老沖突，這与托爾斯泰所創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會的虛偽，敢于和它公開沖突，兩者在精神上也接近的很。因此依我看來，梁羽生筆下的某些人物，若作深一層的分析，實在是中國名士气与歐洲十九世紀文藝思潮的結合。 歐洲十九世紀的文藝思潮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對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它是封建社會的叛逆，有其進步性，但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那就是坏的一面了。 武俠小說為了要突出具有“超人力量”的英雄，很難避免不強調個人。所以我一貫認為，由于武俠小說的形式束縛了它本身的發展，因而自有武俠小說以來，直到今天，它還是不能達到別的文藝作品能達到的高度。但由于梁羽生是比較重視作品的藝術性的，因此我對他的要求也就不妨嚴格一些。我的意見很簡單，他是已經樹立了自己風格的，今后應該更堅持走民族形式的道路。他受中國文化的熏陶較深，那就盡量發展自己的長處吧，西方的影響，拋掉也不足惜！ 如果說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歐洲十九世紀文藝思潮的影響，則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響，尤其是好來塢電影的影響。在他后期的作品，這种影響更為顯著。 好來塢電影的特點之一是強調人性的邪惡陰暗面，思想基礎是建筑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哲學思想上，如今說這也算得是一种哲學思想的話。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惡”，既然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也就難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龍記》中，金庸著力刻畫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殘忍，濫殺無辜的峨嵋掌門滅絕師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侖掌門何太沖，甚至少林寺的“神僧”當張三丰來和他們交換《九陽真經》之時，也曾使用了詭詐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圍攻光明頂”而發揮得淋漓盡至。總之是要給讀者一個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論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惡自私的成分。 在《倚天屠龍記》還勉強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龍八部》，則根本就難說得出誰正誰邪，看來人人都似乎是為了自己打算。慕容博為了要复興“大燕”，便造謠言來挑撥大宋英雄去殺契丹的武士；他儿子慕容复也為了同樣的原因，要去娶大夏的公主而拋棄表妹的深情；游坦之為了要得到阿紫，不惜向敵人磕頭求饒，可以做出种种不顧人的尊嚴的卑劣之事；丐幫副幫主的妻子為了正幫主不欣賞她的美貌，未曾偷偷看她，未曾向她笑了一笑，而就千方百計的要陷害正幫主；甚至少林寺方丈也曾与“天下第二惡人”葉二娘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而意圖包庇她……試看這种种刻畫，是不是都貫串著一條“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線索？ 好來塢電影的另一特點，也是近年來流行的題材之一，是強調“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惡事，都是由于某一個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來的，因此惡人也就都可以原諒。 前不久演過的《江湖豪客》就是一個例子。演手段毒辣的大資本家的佐治·畢柏，原來是因為儿時他哥哥因精神病死了，他自己受了刺激，長大之后，就不由自己的做出了种种坏事。 金庸的《倚天》之中，謝遜到處亂殺人，是因為受了師父殺父奸妻的刺激；他師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師兄搶了他的情人。《天龍八部》中，葉二娘每天要吮吸嬰儿鮮血，是因為她与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由于方丈的尊嚴身份，而不能由她撫養，于是受到了“刺激”，就要殘害別人的孩子來泄憤。謝遜、葉二娘在作者的筆下，最后也是得到了同情，得到了寬恕的。 好來塢電影的這些哲學思想對是不對？由于這篇東西不是哲學論文，我不擬在此深論，請讀者自己判斷。 正文到此是可告結束了，但還有一些“后話”。 這篇文章的上、中篇刊出后，有些朋友与讀者問我何以要寫這篇文章？問我對武俠小說究竟抱什么態度？ 我不反對武俠小說，我也不特別提倡武俠小說。此時此地，看看武俠小說作為消遣應該無可厚非。若有藝術性較高的武俠小說出現，更值得歡迎。但由于武俠小說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縛，我對它的藝術性不抱過高期望。 “我為什么要寫篇文章？”我要坦白說說，除了金、梁的小說是對社會公眾影響的原因之外，還有私人的原因。 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至少曾經是我比較接近的朋友。他們本來都沒有打算寫武俠小說的，后來之所以作此嘗試，至少部分出于我的慫恿。 我的文章中有几處提起“三劍樓隨筆”，有位讀者問起它的“來歷”。這是金、梁二劍与另一劍百劍堂主1956年在一張報紙上合寫的專欄，后來出了單行本，至今已是整整十年了。 “一卷書來，十年萍散，人間事本匆匆。”這是百劍堂主在金庸第一本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題詞，如今看來，竟是似成“詞讖”——“當時并轡，桃李媚春風。几許少年儔侶，同游日酒与情濃。而今看，斜陽歸路，芳陌又飛紅。”十年之后，各有各的人生際遇，他們已成為新派武俠小說名家，我与他們也不是經常見面了。 他們的小說寫得成功，對社會公眾有了影響，他們從前也都曾經請我提過意見，由于現在見面的机會不多，彼此事忙，見了面也未必能暢所欲談，既是對社會公眾有影響的，那就不如拿到報刊上公開發表吧。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我是遠遠不及金、梁兩位的了。“諒”這個字，要看什么事情，我自問未必能夠件件做到。然則為友之道，必也，直乎？他們這十年來的最大成就是武俠小說，而這上面既然也有著我的慫恿，于公于私，我自問有責任向他們貢獻我的意見，這些意見或者對他們有益，或者對他們絲毫沒用，但我總算是盡了為友之道了。 （寫于1966年1月）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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