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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在梁羽生筆底的風云儿女，帝王將相，許多都是歷史上的真人真事。 歷史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塊石碑，一堆瓦礫，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無聲地訴說著那已經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許許多多的文獻記錄，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地被改寫著。 歷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殘存的事物不會言說，而言說的文字永遠無法抵達當時的情境。 情境是無法再現的。 然而，人類總是喋喋不休地談論著歷史，摹寫著歷史，而且都以為自己的方式是最真實的，最忠于歷史的。 文學以它自己獨特的形態書寫歷史。當文學以歷史素材為題材時，最能顯現自身的特色。文學并不企求描述再現真實的歷史事件，它只不過借歷史來表現作家的情感。更确切地說，文學中的“歷史”，一經作家的藝術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歷史本身的意義，而与時代或与作家的個性發生緊密的聯系。讀者并不能從文學中去把握歷史的真實，讀者從文學中得到的，大多是審美的喜悅。 所以，亞里士多德這樣說：“歷史家和詩人的差別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高。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但任何歷史文學都具有雙重關系，“一方面与歷史有關，另一方面与日常現實有關”。批評家的責難也往往在于：這部歷史文學作品脫离史實，或不符合史實。歷史的真實是歷史文學的基本原則嗎？歷史文學首先是歷史呢？還是文學？這都是令人困惑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歷史文學首先看作是文學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歷史文學中的虛构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學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虛构的成分，必然要有超越于事件本身的意義。正如魯迅所說：“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与現代人生出干系來。” 狄德羅則更為明确地表示：“歷史家只是簡單地、單純地寫下所發生的事實，因此不一定盡他們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沒有盡可能去感動人，去提起人的興趣。如果是詩人的話，他就會寫出一切他認為最能感動人的東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詞，他會對歷史添枝加葉。對于他，重要的一點是做到惊奇而不失為逼真。”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被人稱為“兼有歷史小說之長”。确實，梁羽生的大多數作品都有史實的依据，他寫作的范圍涉及從隋唐到近代的中國歷史，其間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寫到。可以說，他以文學的手法為這一段歷史提供了另一种獨特的視野。對于許多讀者，正是通過梁羽生的作品，才對歷史發生興趣并有所認知。 梁羽生認為：“雖然小說家筆下所創造的歷史未必會有确切的事實根据，然而歷史的真實和文學在歷史上所創造的真實，是有連帶的因果關系的。”“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和歷史家筆下的歷史人物不同，歷史家要敘述實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沒有做過某事，那就不能生安自造。可是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卻不必每點上都吻合歷史事實，小說的作者可以寫可能發生的事實。舉一個例子說，根据近史，康熙皇帝當然并沒有殺死他的父親，可是在小說里卻是可以這樣寫，因為以帝王陰毒的特性，他殺父親并不稀奇。而且在歷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殘殺的事實，真是數不胜數。……當然在小說中也不能歪曲歷史，若把秦檜寫成忠臣，岳飛寫成奸臣，那就應受責罵了。但在寫秦檜之奸時，卻可以根据想象，把他奸惡的臉譜，更鮮明的畫出來，例如寫他怎樣和敵人勾結，怎樣算計岳飛等。把歷史通過藝術的安排，把歷史人物刻畫得更具体生動，這就是對涉及歷史人物創作的要求。” 梁羽生對于中國歷史頗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還了解很多野史和傳說，而且還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間風俗、社會心態等等。例如，讀他那些以南宋為背景的作品，我們對那時的民族矛盾，雙方統治階級的情態，民眾的心理等，都會有深切的了解。 他寫了許多真人真事，如義和團、武則天、魏忠賢。納蘭性德等等。他不僅寫出了這些人和事的丰富性与生動性，也寫出了自己對這些人和事的獨到認識。 《龍虎斗京華》的背景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形成于十九世紀末，面對西方勢力的入侵与清政府的腐敗，它艱難地作出自己的選擇。最終以“扶清滅洋”為號召，并以极其迷信的方式抵御西方人，成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复雜的群眾性運動。既有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層民眾极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歷史書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筆下，對于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說法。魯迅曾經認為“義和團”体現的只是一种獸性的愛國主義。 梁羽生較深入地研究過義和團，他從小說角度表現這一歷史事件時，极其深刻地描畫出義和團所處的悲劇性歷史環境，以及義和團內部“滅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与斗爭。在那樣一种混亂的局勢之中，個別“英雄”的真知灼見、卓絕才華，都無濟于事，只能付之流水。 在結尾他寫道： 中國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國朴素的農民，第一次在全國范圍之內，拿著大刀、長矛。大棒、鋤頭，展開了對外來侵略者的抗議。是的，他們簡陋的原始武器，抵擋不了八國聯軍的槍炮。然而他們的行動，表現了中國老百姓的精神，他們不能忍受任何人騎在他們的頭上，誰敢欺侮他們，他們就要和誰拼下去。 經過了義和團的事件，西方列強，也感到中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了。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當時就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瓜分一事，實屬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國民眾的不可輕侮了。 義和國失敗了，但這失敗卻是另一成功的起點。他們退出了城市，退入了鄉村，不再是几十人的小集團，而是結合著數十數百万人的大部隊。火种沒有熄滅，火种埋在民間。 在李來中退出了北京時，他才感覺到柳劍吟以前勸他不要入北京的話是對的，他們還沒有條件進入大城市。他們應該做的是生根在廣闊的農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義和團中的坏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滿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對外餡媚，對內鎮壓的面目。它竟然和聯軍一起會剿團匪，中國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訓：封建的統治者，是無論如何不能信賴的。 時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梁羽生筆下的義和團，更多地展現了農民運動的正面意義。而梁氏的議論及觀念，似乎也受到當時正在大陸興起的新進的歷史觀（被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影響。 再如《女帝奇英傳》，寫的是武則天的故事。 關于武則天，各种史書、文藝作品歷來褒貶不一，但總的來說，在男權話語占主導的社會，對她的譴責遠多于贊揚，尤其是在兩性之事上，更將她說得污穢不堪。 武則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否則，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王權下，她如何能取得政權？又如何能將天下治理得太平繁榮？她也是一位女人，具有一個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怀。 梁羽生正是從人的立場，從客觀的歷史立場，來重新看待武則天。于是，在他的筆下，武則天成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儿為她的气度、胸怀折服，放棄了复仇的念頭，而成為則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寫出了一名卓越女性的寂寞，甚至無助。雖得了天下，并得到天下百姓的稱贊，但真正能理解她的人，又有几許？ 沒有對唐朝歷史的深入探究，沒有對于史料的全面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寫出這么一個形象鮮明、血肉丰滿的武則天。 另外，梁羽生還寫過納蘭性德、魏忠賢等大批真實的歷史人物。這些人物在正史中都只是被簡要地記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說中，他們的內心活動，他們的喜怒哀樂都變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來魏忠賢有個私生女叫客娉婷，岳飛則有個外孫女叫張雪波，嫁給了金國的貴公子，……諸如此類，也許并不實有其事，卻令平面的歷史人物變成立体的，生活于人性空間的真實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說家以其對生命的獨特体驗，加以詩意的填寫。 總的來看，梁羽生對歷史素材的選擇，傾向于民族沖突、朝代興亡之際的風云變幻及人事滄桑。這也許与梁氏對近代中國的關注与思慮有關，借歷史來化開心中塊壘。他的字里行間，也确然引起讀者聯想到近代中國的情勢，尤其引起讀者的“家國之恨”。一方面是异族的侵略、蹂躪，另一方面是本民族政權的腐敗、墮落。如何挽救國家？而國家又在何處？ 就歷史觀而言，梁羽生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民間文藝所体現出來的价值觀念，忠与奸的划分，主導著對于歷史人物的描寫。更為重要的是，他十分強調抽象的“人民”兩字，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与人民對立的是官府，是殘暴的入侵者。正是基于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确立了他小說的主題：為人民的安樂而奔波、而斗爭。 但是，梁羽生并沒有進一步思考：“人民”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如何与實在的、活生生的人群相和諧？“人民”是誰？在哪里？“人民”的意念是不是共通的？ 歷史的發展，恐怕并不單單是人民与官府之間的對抗而促成，還有許多無法界定的人物事件、無法言說的剎那，等等，編織著复雜的歷史。這正是需要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文學家們深入研究探討之處，有待更深刻的剖析与解釋。而梁羽生看來尚不具備這种功力。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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