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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見， 可謂俠骨柔腸豪俠風度。 紅花須要綠葉扶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金庸縱有蓋世才華，要是沒有得力的幫手，恐怕也難施拳腳。 有了一幫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糾紛。“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發掘人才，又如何應付各种人事關系的？ 為什么那么多“好漢”先后离開《明報》，卻從不說金庸一個“不”字。還有那眾多商場上的對手，同行中的競爭者，當然也有性格不合，說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見詆毀金庸的言辭。由此也可窺見這位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說“胡菊人脫离明報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寫得漂亮，編輯眼也獨到。他從1967年起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全身心投入，將月刊辦得有聲有色。《明報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報月刊》的總編也自非一般報刊雜志的總編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滿意足，不曾有過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職。 事情源于一個台灣人。此人攜巨款赴港，准備在香港辦報，揚言要辦一張像《明報》那樣具有影響力的報紙。他先是由古龍介紹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開始有點猶豫，但台灣人反复強調他要辦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報紙，一种充滿責任感的報紙，一种能夠拯救一代青年人的報紙。胡菊人不由得心動，他心想： “我的理想終于實現了。” 經過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當机立斷，決定离開《明報》，自創天下。 据說，當他提出辭呈時，金庸整個人都呆住了。“不會是真的吧！”金庸第一個反應便是這句話。“是不是薪酬不滿意，菊人兄，我們可以商量呀！”金庸還以為胡菊人不滿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報》服務了這么久，從來就不計較什么薪酬問題，我只是想出去闖一闖。如今，我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机會，不想放棄。”胡菊人說得誠懇：“我要出去辦報。” “什么？”金庸嚇一跳：“辦報？”因為他知道胡菊人沒有辦報的經驗。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陳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覺得胡菊人過于輕率，辦報不同于辦月刊，弄不好，會身敗名裂的。這時候他倒不是擔心胡菊人的离去會影響《明報》，而是擔憂胡菊人將來的處境問題。 “你想清楚了嗎？菊人兄？”金庸沉住气：“辦報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年《明報》的艱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決：“查先生，我想過了，希望你能給我一個机會。” 金庸只好歎道：“菊人兄，你再考慮一下吧！” 金庸想盡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電話給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說。 “那你為什么不告訴我？” “這是他的私事，我為什么要告訴你！”倪匡理直气壯。 “那怎么辦？”一向沉穩的金庸竟然有點气急敗坏。 “你說怎么辦？”倪匡反問。 “當然挽留他，不讓他走，”金庸說：“你跟他說說吧！” “我跟他說？”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還有誰說得菊人听？” “還有孫大姐。” “那你們兩個一齊去說。”金庸真的急了眼，他愛才如命，實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孫大姐向胡菊人說明了利害關系，但胡菊人的決心很難動搖。 金庸無奈，眼睜睜地看著胡菊人离他而去。 為了酬謝胡菊人十三年來的服務，金庸特地在酒樓設宴歡送，并即席贈与黃金勞力士表，場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職之際，暗中招兵買馬，心想《明報》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將報紙辦好。沒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著，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員獲得加薪，還設宴慰勞。所以，盡管胡菊人分別約請喝茶，仍未見效。 看來，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著。胡菊人离職本來可能釀成大風暴，卻被金庸化解得風平浪靜。 后來，胡菊人在《中報》混得不好，金庸听說后十分難過，常向孫大姐詢問胡的近況。對于胡菊人暗底拉攏《明報》人員，金庸也從無責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稱贊胡菊人是個好編輯。 胡菊人辭去《明報月刊》總編后，金庸親自兼任老總，覺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尋适當人選，結果找到了董橋。董橋那時在中大有教職在身，不想放棄。金庸看過董橋的翻譯，評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請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橋是為了中大的丰厚薪資，方始猶豫，于是答應董橋給予同樣的待遇，終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風暴級”事件是“林三木离職風波”。 林三木原是《明報》資料室職員，受金庸賞識而獲保送英國研讀經濟。學成歸來，出任《明報晚報》副總編輯，不久即升為總編。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勁，辦報紙作風大膽潑辣。《明報晚報》在他的主持下，銷路直線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時，買股票等于買馬票，要講究貼士。《明報晚報》就等于馬經，專向股友提供貼士，作隔天預測：匯丰好市，會升多少；和記下挫，理宜拋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處理明天的買賣。由于所作預測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燈，銷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獲得那么多貼士呢？ 原來，股票市場里的許多大戶，如李嘉誠、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鄉之誼。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長得气宇軒昂，風度翩翩，而又口齒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總，許多大戶都愿意跟他來往，酒醉飯飽，談起明日股市，自然會說出個人觀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權只受兩种情況控制，一是國際形勢，二是本港大戶。國際形勢并不是天天在變，所以大戶的力量，反而顯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們透露的口風，第二天一早回到報館，便寫成文章發表。《明報晚報》是在下午一點多鐘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點，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時間，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為奇皋。 那些大戶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無非志在宣傳。想一某只股實開，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過傳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會升。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報晚報》的銷路就這樣越來越好，林三木借著他的關系，也在股票市場上賺了一大筆，于是便想自己也試著辦一份報紙。 林三木為人沉著，同時對商場也相當了解。他暗中籌備，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張的日報，內容全以經濟為主，副刊只占半版。這樣，他跟太太駱友梅兩個人就可以負起編輯工作，最多請兩個校對和一個記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會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資料自不成問題，同時也可以憑此拉一點廣告。他的計划應當說沒有什么破綻。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攤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創業的激情使林三木決然他往。于是，《信報》創刊了。《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勁敵。 許多人認為林三木太過忘恩負義，但金庸說：“人望高處，水往低流，林三木有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在許多社交場合，金庸都會跟林三木碰頭。金庸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气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沒有一般老板名人的習气，總是將別人當做自己的昔日“馬仔”看待，稱人小名。 林三木离開《明報晚報》后，財經消息便由黃揚烈負責。黃揚烈由此也認識了不少中小股票戶。 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辦《信報》這么成功，不免見財眼開，鼓動黃揚烈与他們合股創辦《財經日報》。于是《明報晚報》又少了一員干將。 《財經日報》的成績平平，不少股東相繼退股，最終實在頂不住了，黃揚烈請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應了。他沒有怪黃楊烈离開《明報》，反而百般安慰，說辦報就是這樣的了，不辦過不知個中苦樂。 沒有多久，金庸眼看《財經日報》仍然銷路不佳，怕黃揚烈累坏，便把《財經日報》買了下來，成為《明報》机构的一分子。 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說他是金庸最喜歡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報》打工，職位是信差。他辦事勤快、机靈，深得金庸歡心，便升為校對，后又升為助理編輯、編輯，一直做到《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一時無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編輯風格上產生矛盾，因而离開《明報》，進入《新報》，并創立《新夜報》。 王世瑜在《新夜報》上不停地制造新聞，欲貶低金庸。當時有人勸金庸告他，金庸卻沒有那樣做，只是笑笑說：“小孩子嘛，總是這樣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來自辦《今夜報》，賺了錢，便把報社賣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主持《明報晚報》，并任《財經日報》社長。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見，可謂俠骨柔腸，豪俠風度。寬容，一向是金庸筆下人物最大的特點之一。金庸認為，這是中國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現了他的人格精神和處世原則。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個威嚴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個子，國字臉，不苟言笑，初認識的會以為他不太好接近。 据說，他的管理手段虛虛實實，莫測高深。 他在社長辦公室辦公，很少在編輯部走動和与職員交談，日間也不常回報社。敢于与查良鏞面談的高級職員不多，大家都覺得他深不可測。 然而，金庸的屬下，曾長期在《明報》服務的王世瑜說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他辭退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內的同事對他均很尊敬。” 在報館中，所有人都不稱金庸為“查社長”，而稱為查先生，連他自己打電話回報館，也自稱查先生。查先生不發脾气，但是他國字面型，在認真工作時，有不怒而威的效果。報館同事，自然個個對他尊敬。這种尊敬，不僅是老板和雇員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對金庸這位有高超見識，有那么好的作品問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辭令，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有時，別人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訥訥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大概因為口才不太好，他喜歡以筆代口。他對于下屬有什么指示或意見，經常用“寫條子”的方式。以筆來管理一切，以筆來交際，這倒頗具有作家的風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議”，要求增加稿費。金庸總是左推右擋，以太极卸勁招術化去倪氏兄妹剛猛凌厲的攻勢。 倪匡在一次宴會上，借著酒勁，大聲疾呼，要求加稿費。他說：“查良鏞，你賺了這么多錢，應該加稿費了吧！” 金庸笑笑說：“好好，我加！”總算擺平了倪匡。 后來，真的加了稿費，是5％。倪匡大為不滿，打電話去罵，金庸講不過他，于是便說：“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給你寫信。” 一听寫信，倪匡几乎昏了過去，大歎：“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敵不過倪匡，但講到寫信評理，倪匡絕不是對手。倪匡怕寫信，他是一字千金，認為寫信白寫沒錢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點傻气，獨獨喜歡寫信。倪匡說：“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人像查良鏞那么喜歡寫信的。” 過了兩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開看，附列十几條條文，不是申訴報館開銷大，就是經濟不景，唯有節約，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費，勢必引起連鎖反應。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這筆開銷不輕。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難熬，最后惟有棄械投降，不提加稿費了。 這只是作家沈西城筆下的趣事一樁。千万不要以為金庸是個吝嗇的人。其實，金庸并不吝嗇，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習性，深諳節省之道，絕不富而后驕，亂花錢。他是應用則用，對朋友，倒是相當慷慨。這一點，倪匡的体會亦應當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難，金庸都會幫忙。有時倪匡等錢用，金庸便會預支版稅。倪匡支版稅，并不是小數目，通常都過十万，金庸從來沒有皺過眉頭，頂多以帶點勸告的口吻對倪匡說：“錢不要亂用呀！” 在倪匡的筆下，金庸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潑，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鬧，甚至委屈自己，縱容坏脾气的朋友，為了不使朋友敗興，可以唱時代曲《你不要走》來挽留朋友。 金庸的頭极大，筆者有三個大頭的朋友：金庸、張徹、古龍。這三個大頭的朋友，頭都大得异乎常人，事業上也各有成就。和這三個大頭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來，也有他們頂著！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數甚高。查府之中，朋輩齊聚，通宵達旦，籌碼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筆者賭品甚差，有一次輸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時打電話來，當哄小孩一樣哄，令筆者為之汗顏。又有一次也是輸急了，說輸的錢本是准備買相机的，金庸立時以名牌相机一具見贈。其對朋友大抵類比，堪稱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輕時曾學過芭蕾舞，對古典音樂的造詣极高，隨便揀一張古典音樂唱片放出來唱上片刻，便能說出這是什么音樂。 金庸十分喜歡駕車，更喜歡駕跑車。最早，用過凱旋牌小跑車，后來，換了保時捷。保時捷跑車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駕駛時速略為提高，大約是三十里。曾有人問金庸：“你駕跑車超不超車？”金庸答：“當然超車，逢電車，必超車！”其性格中的“穩”字，由此可見。 金庸不嗜酒，號稱“從未醉過”。根本喝得少，當然不會醉。他吸煙、戒煙，次數极多，如今一樣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煙的理論。 金庸也略藏書畫。如今書房中所懸的，有史可法的書法殘片；曾在他處看到過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歸漢圖》；也曾見過四幅极大的（超過五公尺長）齊白石精品、吳昌碩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過郵，不過他集的是花花綠綠的紙片而已。 金庸對吃并不講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響。 金庸的武俠小說，偶爾寫到圍棋，顯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藝。實際上，現實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實喜歡圍棋，不過段位不高，司馬長風曾戲稱他為“棋壇聞人”。五十年代時，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經常在一起下棋。他還拜過一些著名的圍棋手為師。1987年，陳祖德被邀請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個月。据說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輕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見他對圍棋的喜歡。 聶衛平也作過他的老師，當然也去過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訪問，丁關根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他，特地請了聶衛平作陪。在宴會中，丁關根問聶衛平：“你有几個圍棋弟子？”聶衛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關根說：“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聶衛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的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丁關根又問：“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聶衛平沉吟半晌，才說：“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眾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圍棋也決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對于知識，永遠怀著熱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戀佛學，大約是想探尋生存的究竟。他購置了大量的佛學書籍，并且為了能夠直接閱讀佛經，他開始學習世界上最复雜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認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習，簡直到了苦讀的地步。從青年時代開始，金庸每天都要擠出若干小時讀書，絕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卻艱辛”這句話，是万万不錯的。金庸的成功，絲毫沒有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認真，寫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較慢。但是，這只是相比倪匡、古龍這樣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標准說，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俠小說都是在一邊辦《明報》，一邊寫社論時寫出來的，若非天才，誰能做到？恐怕許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時，有時會請來几位朋友征求意見，讓他們每人擬出一個他們自認為最佳、最完善的結局。然而，金庸并不會采納其中的任何一個，他恰恰是要避免別人能夠想到的結局，而另外獨辟蹊徑，与眾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對一個女孩說，她的“美麗增長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來是說我小時候難看啊！” 倪匡說金庸這個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鉤。 蔡瀾一直在電影界混，一日突發奇想，想到《明報》弄個專欄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難色：“這個很難，你還是叫我請你吃飯，這比較容易辦。” 蔡瀾問為什么，倪匡解釋：“查良鋃當他那張《明報》是性命是寶貝，尤其是那個副刊，一直以來，都死抱著不放。蔡詩人炎培不過是副刊校對，故此有個蔡校書之譽。你要寫《明報》副刊，真是難過登天。” 蔡瀾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幫我，普天下恐怕也沒人幫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當下便說：“讓我想想辦法，不過，你別太急。”猶豫了一下又說：“期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來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場合，倪匡必談蔡瀾。起初，金庸并不在意，過了一星期，終于忍不住問：“倪匡，蔡瀾是誰？”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魚儿上鉤了，嘴上連忙說：“哎喲！蔡瀾你也不認得，文章寫得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認得，你怎能說是寫稿佬？快點去買張《東方》看看吧！” 過了三天，倪匡又見到金庸。 金庸主動說：“你說得對，蔡瀾寫得不錯，有多大年紀？” “四十左右吧！” “這么年輕文章就寫得這么好，難得難得！” “還不止呢！”倪匡跟著就把蔡瀾精于棋詩書的事，一一告訴了金庸。 “嘩！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時候給我介紹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約約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過了三天，倪匡對金庸說，蔡瀾約好了。金庸盛裝赴會，一見蔡瀾，態度誠懇得出人意表，令蔡瀾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談，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輕聲說：“我想請蔡先生替《明報》寫點東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沒有時間？” 倪匡一听，皺了皺眉頭，結結巴巴地說：“這個……這個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這才勉強說了。蔡瀾一听，欣喜若狂，因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說項前后僅兩個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說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對倪匡好，不用說了，就是對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馬就是一個例子。金庸很欣賞王司馬的漫畫，自己的武俠小說修訂重版時，指明要王司馬為他設計封面和插畫。 王司馬因患病去世，金庸聞訊，不禁流下眼淚。王司馬的殮葬費，全由金庸支付。出殯那天，他赶去扶靈，神情懊喪，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樣。 《明報周刊》總編雷坡在台灣榮民醫院養病的時候，無暇再兼顧周刊的編務，但金庸照發他的工資。 后來雷坡返港，金庸懇請他再任總編，同時了為了照顧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時間，另外還給他大幅加薪。 對于人才，對于朋友，金庸從不吝嗇。對于社會公益，對于文化事業，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將一張一百万元的支票親自捐贈給香港大學，港大校長過支票時，開了句玩笑，說金庸寫漏個“零”字。金庸卻當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來，金庸名下各种各樣的捐贈，實在不計其數。 金庸“闖蕩江湖”數十年，認識的人自不會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俠義心腸，胸怀寬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們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樣人。 名作家倪匡年輕時人稱“小搗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搗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罵，有時候不免“胡作非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們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對要好的朋友。金庸稱倪匡為“匡兄”，倪匡稱金庸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說金庸以前，沒有這樣好看的小說，金庸以后也不會有這樣好看的小說。他一連寫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說》，開啟了金學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筆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動和真實。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讀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輯錄几段倪匡記述他倆之間友誼的妙論，以饗讀者。 坊間有流言：金庸小說，有不少是倪匡代寫的。听到這种流言，倪匡樂不可支，認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說，他若能寫得出金庸小說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無憾。 但這些說法自何而來呢？ 金庸寫完《倚天屠龍記》后，《天龍八部》開始在《明報》第一天開始連載時，金庸約晤倪匡，在座的還有新加坡的一位報館主人。 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來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別結束《倚天屠龍記》，繼續寫下去。而金庸已將全副心神投入創作《天龍八部》，不可能同時寫兩篇，所以特此約晤，要倪匡代地撰寫《倚天屠龍記》的續集。 當金庸一提出這個要求時，倪匡頓覺腦中轟地一聲響，几乎飄然欲仙。當時的對話，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讀者十分喜愛《倚天屠龍記》，希望有續篇。我沒有時間，特地約了新加坡的報館主人來，竭力推荐，請倪匡兄寫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報館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絕對相信，要請倪匡先生幫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語之后，神色庄肅，開始發言。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經的時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高興的日子，因為金庸認為我可以續他的小說，真是太高興了。其高興的程度，大抵達到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可是我這個人有一個好處，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膽講一句，世界上沒有人可以續寫金庸的小說。如果有人膽敢答應：我來續寫，那么這個人，一定是睡覺太多，將頭睡扁了。我當然不會續寫《倚天屠龍記》，因為我雖然睡覺不少，但幸保腦袋未扁。 不過這件事，倪匡至今認為是极大榮幸，頗有逢人便談之樂，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筆”之說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筆”。那是金庸在寫《天龍八部》期間，忽有長期出游歐洲計划。而香港報紙的長篇連載一般來說不能斷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寫三四十天。當時在場的還有名作家董千里（項庄）先生。 金庸說得很技巧：“倪匡，請你代寫三四十天，不必照原來的情節，你可以自由發展。” （倪匡語：這等于是說，千万不可損及原著，你自管去寫你自己的好了！換個別人，或許會生气，但倪匡不會，高興還來不及！若是連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間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這點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還算聰明，所以一點不生气，連連點頭答應。） 金庸又說：“老董的文字，較洗練，簡練而有力，文字的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寫好之后，我想請老董看一遍，改過之后再見報！” （倪匡語：這等于說，倪匡你的文字不好，雖然任由發展，還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監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換了別人，又可能會生气，但倪匡不會，因為金庸所說是實。董千里先生文之簡練有力，海內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幫助，對今后小說創作的文字運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進，所以欣然答應。） 商議定當之后，就開始撰寫，倪匡自覺思想負擔之重，一時無兩。戰戰兢兢地寫了大約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歐游回來，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擔心，倒不是白擔心。因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歡“搗亂”，所以才事先特別叮囑“你只管寫你自己的”。然而當他回來之后，見面第一句話，倪匡就說：“對不起，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龍八部》中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倪匡說他討厭這個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認命了。 倪匡所寫的那一段，在舊版書出版時，收進單行本中。金庸將全部作品修訂改正之際，曾特地找倪匡來商量：“想將你寫的一段刪去，不知是否會見怪？” 倪匡當時的回答很妙，先大聲說：“見怪，會見怪，大大見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樣，荒誕不經，聞言神情躊躇，大感為難。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見怪的是你來問我會不會見怪，枉你我交友十數載，你明知我不會見怪，不但不見怪，而且一定衷心贊成，還要來問我！” 金庸有點不好意思，說：“禮貌上總要問一聲。” 倪匡說：“去他媽的禮貌！我有點擔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辦？” 金庸說：“我自有辦法！” 金庸果然有辦法，他改動了一些，結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將阿紫、游坦之兩個人的性格，寫得更加透徹。一個為了痴情相愛，宁愿將自己的眼睛送給愛人，而一個為了性格頑強，將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來。凄楚、戀情、偏激、浪漫，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經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說，而且還自撰一聯，上聯是：“屢替張徹編劇本”，下聯是：“曾代金庸寫小說”。 借金庸、張徹兩大名人標榜自己，可謂深得自我標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寫”的流言，事實上，卻不過如此而已。 在《明報周刊》的雛形時期，需要一篇武俠小說，為了增加對讀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實上，全由倪匡個人執筆，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寫小說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認為和金庸創作能力距离之遙遠，實在是沒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謂“代寫”的內情。 金庸的小說，沒有人可以代寫。 如果有人可以代寫，寫出來的作品如此之好，這個人為什么要代金庸寫，自己不寫？道理极簡單，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書長聯兩幅。至今為止，可稱世間孤品，因為舍此而外，金庸再無類似的書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題書名，每一次，只怕都寫了几十遍以上。因為他的書法，并不如何高超，絕不能稱“家”。但這幅對聯，卻极之有趣。 倪匡說在聯語之外，還有注解，字數雖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錄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饑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 品到無求，無迂無爭，迂則必爭，無災無難，遠于無常，無量壽也。 我与君俱以武俠小說為人知，文中有武，并駕當時。人之喜禱善頌者。恒以“大寶貴亦壽考”為祝。壽考誠美事，大寶貴則非大爭求不可得，或求而無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終日營營，憂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為此苦事。君少年時多歷憂患，當深知不饑不寒之至樂。 女俏子靈斯謂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漢； 貝富才捷信為財，果珍李，無憂無慮作財婆。 匡兄四十初度，擺聯自壽，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無欲無求”語。以“不”、“無”二字為對，惟有句洒脫，匡嫂不之喜也。謹師其意，以抽筆書二聯祝無量壽。舉世貝殼藏家，或雄于資，或邃于學，抑或為王公貴胄，似君以俊才鳴者，未之或聞。 匡兄華誕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說，“這幅對聯，需要解釋之處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過‘深奧’。” “首先，四十歲那年，我自撰對聯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 時已無多，無欲無求，無非是這樣。” “自覺甚是高興，在報上發表。惹來的反應，是有人在報上破口大罵：‘自撰挽聯式的對聯，以老賣老。’等等，這可以不論。老妻看了，愀然不樂，是因為‘時已無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過了一大半，‘無多’是實際情況。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話。金庸知道‘匡嫂不樂’之后，送來這兩副對聯。”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這是嵌名聯。而“搞搞震”是粵語，意思是胡搗蛋，一聯之內如此复雜，也頗不多見！” “小儿胡搗亂事跡甚多，金庸后來又在贈他的書扉頁上題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漢，亂震亂搞豈英雄’之句，以資勉勵。有金庸親筆題字之小說，在同學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對金庸性情的評論，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屬于慢性子的人，涵養极好，多少年來，只見他發過兩個半次脾气。此話怎講？因為兩次都不是盛怒，只不過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興，而且這兩個半次脾气，都發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筆者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個要求，時在汽車之中，金庸“哼”了一聲：“除非《明報》破產，不然万万不能！”嚇得筆者和同車人噤若寒蟬，連大气儿都不敢透著好几分鐘。另半次是對一個行為十分卑劣的小人，該小人顛倒黑白，造謠生非者再，金庸當眾宣布不与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過查先生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補充的是：第一個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時，金庸就打電話來：“如果你真覺得這樣子對你有好處，就照你的意思辦吧！”筆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從人，照顧朋友，這是金庸做人的豪俠之處。金庸事業大成，自然比一般搖筆杆子的朋友富有許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絕。曾問過他：“你手上的錢如何處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記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過金庸好處的人，若能表達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總會高興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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