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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嘉 生年：1958年／學歷。斯坦福大學電子工程博士／現任職務：美通公司創始人、總裁／創新感言：你要想鼓勵創新的話；你就要容忍那些半瘋、甚至是半騙子的人。你要是不容忍那些“邊際人”的話，真正的創新就出不來。 第一印象 1.81米高的王維嘉，第一眼看上去是中國人，第二眼看上去還是中國人。雖然他在美國“扎”了十几年，但身上沒有半點洋“腥”味，穿著朴實、說話朴實，一口標准的普通話，一派標准的北方味儿，一位地道的中國人。 王維嘉是我在新世紀為《計算机世界》報“新聞人物”欄目所采寫的第一個人，讓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這位新聞人物不是一位洋人，而是一位中國留學生，這位留學生不僅學有所成，而且托舉起一個非常前沿的產業。 還有什么事情會比這個更令人興奮？在IT這個行業里，中國人已習慣于向西方的尖端技術進行膜拜和仰望，王維嘉不僅打破了這一貫例，更重要的是在硅谷浸泡了十几年的他已思維大改，他已經知道如何能吸引、帶領世界上最尖端的人才做大事，無論這些人是美籍的、日籍的還是華籍的。 回此，在采訪還沒有結束時，我就已決定一定要把王雛嘉收入這本書。 王維嘉技術功底很深厚、視野很寬闊也很前沿，這從他對保羅·艾倫（微軟另一位創始人）和比爾·蓋茨的很有趣的評价中便能看得出來。他說：“保羅·艾倫是一位很有遠見的人，雖然他早就不做技術了，但由于他對技術的理解，他對未來發展趨勢的理解很深刻，在遠見上要比蓋茨強得多。蓋茨的《未來之路》就像高中生的科普讀物，而保羅·艾倫在美國一直在制造一個大的寬帶网絡，他手里捏了一把的公司都在做寬帶接入、無線寬帶，在下一輪的競爭中，他會非常厲害。” “保羅·艾倫雖然來公司的次數不是很多，我們之間聊過天，也發過電子郵件，即使這樣接触后，我感到微軟的創始人也就是這樣了。” “蓋茨是一位商業天才，但不是一位技術天才，他對技術的論斷和對未來的描繪，在我看來都不值一提。我并沒有貶低他的意思，他在商業上确實非常成功，他能做到今天，絕非偶然。但這樣的人成功后，就會以為自己是一位全才，他每年都要到Comdex上（世界最著名的計算机展覽會——作者注）去講今后的發展趨勢，但卻非常讓人失望。雖然有人說，蓋茨是故意誤導人，我認為他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在人格上有些過不去。” 王維嘉現在擁有五六項無線网絡專利，曾在保羅·艾倫的尖端性研究公司英特威爾（Interval Research）公司工作過兩年。此間，他曾主持無線虛擬幻境通信、可穿戴計算机及网絡信息電器的研究開發。更值得一提的是，王維嘉是該公司第一個專利獲得者，并是當時該公司最多專利的擁有者。 王維嘉很崇尚創業。他甚至認為，高科技創業就像過去古代歷史上當兵一樣，是一件非常榮耀之事。王維嘉的創業過程讓人感到很高貴，他說他現在的創業是順從心靈之召喚，如果不是高科技領域，他不會下海。 作為一位斯坦福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畢業的博士生王維嘉，在美國找一份优厚待遇的工作易如反掌，但卻不能讓心靈獲得完全的舒展。在讓自己心靈獲得滿足的同時，創造出物質財富，獲得社會認可，這是最高層次的企業家。 英特爾董事長葛魯夫說：“世界上有兩种企業家，一种是伺机嘗試沒從事過的事業，抓住机會創造出好東西來；另一种就是一心想當企業家，你問他想干什么，他只知道賺大錢。我很尊重前者，但對后者卻不以為然。” 在中國，第一种企業家少得可怜，王維嘉屬于第一种企業家，因此他和他的伙伴們格外令人尊重。為此，我們真誠祝愿王維嘉在順著心靈之召喚，在托起全球無線互聯网產業過程中，讓自己的企業快點大起來，盡早進入世界500強。 采訪時間：2000年1月18日于北京 王維嘉 剪斷Internet尾巴 Internet讓當代人瘋狂，讓當代夢最酣，可夢里的主角都是美國人；一位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卻想剪下Internet尾巴，他認為Internet自由之時，將是中國人近百年來第一次領導創建人類主流文明之際。這個留學生是誰？ 人，被系在大地上，唱出來的歌就沒有辦法不悲傷；Internet，被系在大地上，唱出來的自由就沒有辦法不做作。 1999年的圣誕節，上帝走到一位中國留學生的家門口，放下了兩份禮物：一位女嬰；一張5600万美元巨額風險金的支票。 這位幸運的得主就是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王維嘉。這樣的厚寵對硅谷里的中國留學生而言是破天荒第一次。 然而上帝是位勢利鬼，他不會憑空賞賜某個人。王維嘉之所以獲得思寵是因為王維嘉手里掌握著一個“巴掌定律”，這個“巴掌定律”讓王維嘉發現、并著力開發著一個巨大的金礦——移動無線互聯网，該市場將在未來一二十年內有著1万億美元的市場潛力，該市場將取代PC市場成為全球第一大產業。 王維嘉說：“1995年爆發的有線互聯网革命是20世紀最深刻的一次技術革命。然而有線互聯网只能把人所需要的狀態及知識鎖定在固定點上及傳到固定點上。這樣人在互聯的同時就失去了活動的自由。這种互聯是极不充分的互聯。如果以人為中心，100％的互聯度應是100％的人在100％的時間里都聯接在网上。按著這個標准，今天有線互聯网所造成的互聯度還不到1％，這剩下的99％就要靠移動無線互聯网來完成。” 只有剪去Internet“尾巴”，互聯网才能獲得自由移動，人們也能隨時隨地在互聯网上獲取信息，這樣的互聯网被王維嘉叫作可移動的無線互聯网。這种互聯网一定不是由PC來操縱，而是由手机、掌上電腦、同机、BP机或其他便宜的設置來操縱。為此，王維嘉推斷出一個巴掌定律：凡是小于一個巴掌的信息器件必定使用無線互聯网。 然而，最早触動王維嘉要做無線互聯网念頭的是1992年的回國之行。“我回國后，國內當時對我特別刺激的一個景象就是很多人都有尋呼机。我是學無線通信的，但我當時卻不知道尋呼机是怎么工作的，我的一個同學就帶我到一個尋呼台里看了看。我一看很簡單：一台發射机、一台PC机，兩個小姐坐在那里接電話，這就是一個尋呼台。當時BP机一個4000元，貴得不得了。我說這個市場非常大。我們當然不能做BP机，但我們能不能利用Internet把它做成雙向尋呼机？這是我最早的一個想法。” 1994年，王維嘉正式成立美通公司，公司成立伊始，便把焦點對准在無線互聯网上。當時有線互聯网才剛剛有些熱度，手机也剛剛從模擬轉向數字，還沒有人去理會無線互聯网。王維嘉在全球是第一個提出無線互聯网概念的人。 “現在，我們是這個地球上几乎惟一的一支既懂無線又懂Internet的隊伍。另外，我們的創新能力非常強，美國在工程方面尤其是計算机方面，最強的是4所大學，即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柏克利加州大學、伊利諾斯大學，我們公司的高層正好來自于這几個大學。我們掌握著無線互聯网的最核心技術。” “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公司能像我們對無線互聯网理解得那么深刻，從技術到未來的發展，到市場，到應用，到硬件，到芯片，到軟件，我們的理解非常全面，也非常深刻。” “無線互聯网產業給了中國人一次特殊的机會。中國的手机用戶將在未來一二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的尋呼机用戶已經接近美國的兩倍。到2007年中國移動終端用戶會超過美國的總人口，即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由無線互聯驅動的經濟國家。在創造這個第一大經濟的過程中，中國人可能創造出新的商務模式和网絡生活方式，并影響西方。這將是中國人近百年來第一次領導創建人類主流文明。” 比爾·蓋茨說：“由技術可以看到未來”。王維嘉也是從技術看到無線互聯网的未來，但這個未來是一片荒野、沒有人煙、沒有公路，然而王維嘉說：“我要創造這個未來。” “我對無線互聯网未來最早是靠直覺尋覓到的，但這种直覺是在非常深刻的技術背景上產生的。”王維嘉的大學和研究生均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無線電系。“我從小就對無線電感興趣，小學二年級我就開始裝收音机，“文化大革命”時我偷著安裝了一個發射机，那時所有的大人都不敢教我，因為裝發射机是反革命，當時找發射机電路也很難，我到處找，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對Internet太熟悉了，1985年我去美國時，用的就是Internet。1986年，我和我的三位同學，還想把Internet折騰到中國來，但最后我們沒有做。我做的博士論文就是有關网絡的。因此，我對Internet也有很深的理解。” “當我看到Internet就要變成很大的事情時，我想在有線Internet熱潮之后，應該是什么？我的直覺告訴我應該是無線Internet。這种直覺非常強烈，雖然我當時并沒有看到市場有多大，市場何時能起來，但我知道如果有一個無線數据网能把每一寸土地都覆蓋上，能做多少事情呀。無線數据加上便宜的終端，再加上Internet上的大量的信息，這三者就构成無線互聯的概念”。“雖然我們不知道無線互聯网到來的時間，但我們不能坐著等市場，如果等市場我們就等死了。因為那樣的話，主動權就不會在我們手里，我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命運，我們要創造市場！” 然而，要創造這個市場又談何容易？因為這個市場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愛迪生為了讓燈泡照亮人類，不僅要發明燈泡，還要發明發電机，最后連電線杆埋線如何拉到屋里，他都要管，因為他沒有辦法，那是前所未有的一個大的基礎設施。我們基本上做的就是這樣一种事情。我們自己做了一整套基礎設施，從基站到交換机到同机，都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因此，我們的工作量非常大，比如做同机，就有600多個零件，我們要自己設計芯片、設計外殼、設計軟件、設計操作系統。這里面不僅僅是一個電腦，而且還是一個网絡通信器，网絡七層協議都在里面，然而還要有例覽器。因此，网机是一個相當复雜的東西，比掌上電腦要复雜多了。如果讓我們現在做掌上電腦，我們閉著眼睛就能做出來。另外网机、無線電子郵件、無線网上交易，也都是我們在世界上第一個做出來的。” “网机只是我們工程的一部分，我們還要自己建基站，基站既有硬件又有軟件；而且還有网關、服務器、交換軟件、服務器軟件，等等。這些做完后，你還要聯机調試，做大量試驗。首先從小規模的技術試驗做起，證明了基礎參數以后，還要做大規模的技術試驗，再做用戶試驗和商用試驗，光是試驗我們就在中國折騰了近三年。” 硅谷不懲罰失敗，失敗過的人反而受到重用；硅谷像個寬容的王國，接納那些半瘋半騙橫沖直撞者。硅谷里的人很普通，哪怕是微軟的創始人，哪怕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們，但硅谷將他們造就成為一代巨頭眉為硅谷流出來的血是冒險，硅谷呼出來的气是創新。 1984年夏天，《人民日報》連載了一本書，叫《硅谷熱》，這深深吸引了年僅26歲的王維嘉。當時，他還在中國科技大學讀無線電專業碩士學位。“這是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寫的一本有關硅谷人創業的書，里面有惠普公司的創業故事，也有苹果公司的創業故事。《人民日報》連載了大約一個月。我看了以后，特別激動，那個夏天，我有個在斯坦福大學讀博士的大學同學回國來把那本書的原文也帶了回來，我把原文整個又讀了一遍。第二年我來到斯坦福大學電子工程系讀博士學位。” 來到斯坦福大學，王維嘉先后師從于世界自适應信號處理及神經元网絡的鼻祖Bernard Widrow博士，衛星及移動通信的權威Bruce Lusignan博士和計算机局域网及Internet网絡理論奠基人之一Fouad Tobagi博士等。王維嘉在斯坦福大學不僅學到很多知識和做學問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被斯坦福大學的創業精神所感染。 “創業需要很多自信，你見得多了，神秘感就沒有了。我覺得到美國讀書最大的好處就是長見識。斯坦福大學是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最多的地方，有27個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飯時，也許你旁邊坐著的一位干巴老頭就是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授都是某個領域里世界的權威和泰斗。你看多了以后，便會認為這些都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到保羅·艾倫（微軟創始人之一）公司里打了兩年工，那里有很多在世界上第一個發明這、發明那的人，和這些人接触多了以后，也沒有覺得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辦公司也是這樣。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后出去創業的人有很多：太陽公司的創辦人是我們系的碩士生；网景公司的創辦人Jim Clark是我們系的教授；Yahoo！的創辦人楊致遠也是我們系的學生；思科創始人——那對夫妻是我們系管計算机的。” “斯坦福是硅谷最重要的源泉，這個學校最重要的系就是我們這個系，我們是斯坦福Double E（指Electric Engineering：電子工程）的學生。中國人創業最好的條件就是我們這些學生，如果我們這些人不走出來創業，就太對不起老天爺了。其實，出去創業也沒有什么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創業也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了。” “硅谷不懲罰失敗，這里從來沒有人會說，‘瞧，那小子辦公司沒有辦成功。’如果有人敢去辦公司，大家就會對他很敬佩，哪怕他失敗了，也會對他很敬佩。有些人因為失敗過，去找錢時，反而更容易了。因為風險投資商認為你已經替他付過了學費。” “硅谷創業的人很多，就像撒种子，100個公司創業有10個做成功，有兩三個做成像思科公司這樣的，就不得了。美國社會非常鼓勵創新。對中國來講，鼓勵創新其實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不是說你希望大家創新大家就能創新。這要看社會能否做出很多平衡來。比如說你要想鼓勵創新的話，你就要容忍那些半瘋、甚至是半騙的人。你要是不容忍那些“邊際人”的話，真正的創新就出不來。你要想讓非常有創新的人能夠脫穎而出的話，你必須要容忍比創新的人做得更過火、過頭的人。對社會而言，包容性一定要非常強才可以。假如你給人定下千篇一律的要求，這對創新就非常不利。這對一家公司也是這樣。這對講究控制的社會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硅谷根本不缺錢，腰里揣著綠花花鈔票的風險資本家四處可見，但他們一個個老謀又深算，他們不看你的技術、不看你的產品、不看你的計划，只看你這個人。 “1993年初，我与几個伙伴准備開始折騰辦公司，我們是在我家書房里開始籌辦的這家公司。我們一開始做模型、寫軟件、搭硬件都是在我的書房里進行的。1993年11月我開始找錢，正好這個月的周末硅谷有個网絡工程師學會舉辦一個風險投資的講座，我也參加了，碰巧著名風險投資商、美籍華人陳健文也來做演講。演講完后，我跟他說我們現在有項目，他是否有興趣，他只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說，你給我打電話好了。” “然而，我給他打了一個星期的電話，他沒有在家，我就每天都給他留一條言，但他沒有給我回。一個星期以后，他才給我回電話說，你過來談吧。我過去与他交談后，雙方的感覺都很不錯，以后就這么談起來了。1994年7月，我們順利地得到1700万美元的風險投資。” “陳健文現在是我們公司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此前，他曾創建了Proxim公司，該公司現在已是無線局域网行業中首屈一指的美國上市公司。我們倆人在一起工作了7年，我和他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后來跟我說，他之所以一個星期后才給我回電話，是想考驗考驗我，如果他不回電話我就放棄的話，我肯定做不成事。” “風險投資就是看人。有的風險投資商做法更絕，你給他計划，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飯，了解你這個人，如果你人行，他就給你投錢。有兩個從哈佛大學畢業的人，有多年的工作經驗，去尋找風險投資，當風險資本家把他倆的計划看完后，卻對他們說，你們的計划是一個垃圾，不可能賺錢。但是你們這兩個人非常不錯，我給你們倆人另一份計划，你們來做，我來投資。” “因此，在硅谷融資時，idea（想法）不重要，市場不重要，技術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原因很簡單，因為靠風險投資創業的就是‘敢死隊’，前面根本沒有路，你必須自己拿著鐮刀和斧頭披荊斬棘去開路。我朝東南方向走就可以發現金礦，但前面我碰上狼了，過兩天我碰上一條河，我還得過河，再過兩天我還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每天都有危机，每天都有風險。這就跟長征一樣，在這种情況下，你還能夠堅持到胜利，說明你的素質好。所以風險投資商都要看人的素質，人的聰明程度，人的判斷能力，人的反應靈敏度，人的知識能力，你能招到人和你能團結人的能力。” “并不是說別的因素不重要，但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他們才看這個市場大不大，然后再看你的技術。這個世紀高科技的競爭，純粹是人才的競爭。我們對此体會得特別深。在硅谷，idea（想法）滿地都是，錢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卻很難。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進自己的公司來，做什么都會容易。” “新世界集團對我們的投資也很簡單，我与新世界集團總經理陳永德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1999年11月的一天，我晚上7點在香港下的飛机，9點半与陳永德先生見面，我們談到晚上12點半，他當時基本就決定投給我們3000万美元。他說你的時間夠值錢的了，三個鐘頭得了這么多的錢，不久他又追加到5600万美元。” “公司剛剛成立時不可能有很高的价值，只是一個概念和几個人，如果你融到很多錢就會把股權全部賣出去，你就成為純粹的打工者。所以，一開始應只融一點錢，將這些錢花得差不多時，你已經又做了很多事情，公司的价值隨之提升了很多，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融資，然后再做事，然后再融資，一點點向前滾動。” “當我們把公司規模做起來時，我們公司价值已經很高了，一般的風險投資商已經不愿意再向我們投錢。這時，我們就需要吸引戰略投資人，戰略投資人不在乎你公司的价值有多高，只在乎對他的發展戰略是否有利，因此，這時像英特爾、IDG這樣的大公司開始向我們投資。” “為什么后來又找到新世界呢？因為我們現有的投資人都是美國背景，5個風險投資都在硅谷，但我們下一步很大部分精力在中國，新世界在中國的關系非常深，他們投資的基礎設施如公路、電厂等，我們這個网絡將來可能能為他們服務；另外，新世界集團雖然主做房地產，但新世界机械主要做机械，其新方向是想做數碼机械設施；第三，他們給China.com投資獲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們愿意投給像我們這樣的公司。” 這三年來，就我們的整体業務而言，我們并沒有賺錢，雖然我們銷售額和人員每年在翻番增長，我們一直是靠風險資金來生存，在2000年中，我們准備在美國Nasdaq上市。 如果你有很多能量，最好嘗試著去創業，王維嘉說：“我在一万人的公司干過，在一千人的公司于過，在一百人的公司也于過。但我卻有种力量使不出來之感。我出來創業后，發現最有刺激的是創業，創業會耗盡你所有方面的潛能。” “我從斯坦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就去了太平洋貝爾公司，太平洋貝爾有7万多員工，比國內還大鍋飯，因為電話公司沒有什么競爭，每年都是根据前一年的成本，再加上固定的利潤，這就是當年的計划了。由于外界競爭不大，外界沒有什么壓力，因此所有的人開始把腦子動在公司內部上，開始打仗，開始玩政治。而且公司大了以后，你做的業務，与公司的業務好坏几乎看不出什么聯系來，這會使你感到非常沒有成就感。” “我當時在技術部門，該部門是我們公司博士最集中的地方，我們開玩笑說，如果誰扔炸彈把我們部門的人全都炸死，我們公司的股票不僅不會跌，反而會上漲，因為這不會影響我們公司的收入，只會減少我們的支出，增加公司的利潤，因為不用給我們這些人發工資了。這樣一想就覺得自己在這里做得特別沒意思。另外，人沒有了壓力，長期呆下去，人也就呆傻了，以后想沖都沖不出去了。現在在美國像我們這樣創業型公司的人進入大公司非常容易，但從大公司出來的人想進入小公司就太難了。” “我在一万人的公司干過，在一千人的公司干過，在一百人的公司也干過。在太平洋貝爾公司、蜂窩數据公司、英特威爾公司我都任過職。但我卻有种力量使不出來之感。我出來創業后，發現最有刺激的是創業，創業會用盡或耗盡你所有方面的才能。沒有一個人在創業時還會說自己某些才能沒能發揮出來，即使你各方面的才能全部發揮出來都感到不夠用，所以你永遠覺得自己有大量東西要學。企業發展越快、發展越大，你就越有這种感覺。”“我們面臨的挑戰太多了，互聯网發展太快、變化得令人頭暈目眩，我們的大方向沒有問題，團隊也是久經考驗的，資金上我們也不缺，市場也很大，所有的風險都在具体操作上。” 理念共享 “管理流氓” “流氓族”是一群极令人憎惡的群体，他們鑽到哪儿，哪儿就會沾上霉星；鑽到社會上，會扰亂社會治安；鑽到政治里，會肮髒政治；鑽到情感里，會惡心情感；鑽到管理中，會攪黑管理。 “流氓族”會放刁、會撒賴、會指鹿為馬、會陽奉陰違、會施展不正當手段、會欺上瞞下、會玩手段，在企業里，員工往往把這樣的一群人也戲稱為“政治族”。 在一家企業里，管理者的德性非常重要，王維嘉說：“我發現要把事情做大，做人非常重要。在企業里，領導的人品很重要，假如你自己是非常差勁的人，首先你很難做到知人善用；另小別人也不會愿意跟著你干。因為你很陰險、很惡心，員工沒有安全感，員工自然不愿意跟著你干了。” “我從小就是一個真正、誠實的人，因為這是我最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扯謊，你就得付出維護謊言的成本，特別是在Internet時代，你謊編得越大，維護謊言的成本就越高，有時還往往被人揭破。其實，最低成本的做人方式就是老老實實地做人。因為大家天天在一起，誰都能看出誰是什么樣的人，因為誰都不傻。因此我們強調無論對員工、對投資方、對用戶都不要有謊言，要老老實實做人。” “管理流氓”多了，政治噪音自然就多，政治噪音多了，勢必影響創新和發展的未來。如何打擊“管理流氓”的泛濫？“我認為關鍵在于社會机制和公司的机制。机制不好，好人也會變坏。” “比如，日本大企業，都是終生制的，一位員工如果要想呆一輩子的話，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搞好政治，絕對不能得罪任何人，在這种情況下人的所有的創新能力全部扼殺為零，這是日本企業當今遇到的最大的問題。即使像今天松下這樣的大公司，如果失去了創新能力，明天早上就會一錢不值。如果我進到這樣的企業，我就不想一輩子呆下去。” 然而，有很多企業家卻認為政治噪音對一家企業尤其是那些大企業是不可避免的，并習以為常，這對一家企業是件可怕之事，要知道全球最大的計算机公司IBM曾為此付出過慘重的代价。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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