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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轉軌 《昨夜星辰昨夜風》寫成于1988年，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寫出的個人的感受，許多朋友問我，有些情節沒讀明白，如1985年工作的轉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有雜志約我再把1985年以后的經歷寫出來發表。 我其實并沒有為自己寫傳的打算，那篇文章間加顧了一段歲月，但只是個人的一些感怀，并不是自傳片段。 鄧肯曾表述過這樣的意思，任何一個人，只要肯把內心的隱秘完全寫出來，就會成為一部動人的自傳。這位舞蹈家有所不知，有一些事，是不應該都寫在紙上的。再者，有些事情當事者迷，即使圍繞在自己身邊的一些事情，自己有時反而弄不清爽，甚至二代人也很可能對發生于當代的事情搞不清楚，大到王朝的更迭，國運的興衰，戰場形勢的逆轉，人事變動，當然不包括我這般小人物的變動，弄不清的事例并不算少。于是才出現了許多歷史學家不斷地考證与詮釋一個個的于古之謎。 至于1985在調動我工作這件事，事過境遷，我基本上不再想細說什么。事實上，我當時很清楚，人事的糾葛往往在一個小單位沒有對与錯、是与非可言。我知道，在我的觀眾喜愛我的大氛圍中，也不排斥有不少人不喜歡我，誰都一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歡一個人。我當時的挫折感，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風頭太勁才形成的。不過，我當時就瞧不起那些頤指气使，認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左右其他同志命運的人，所以我不屑于与他們理論，我有點理解亞可卡被福特炒了魷魚的命運。但那事件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資本家的面孔從來是見利忘義、冷酷無情。我難過的是，我們的個別同志沾染了資本家的作風，根本不考慮工作的大局和同志間的親情。幸好，我沒在挫折中消沉，我把這外界的壓力轉化成動力，作為一种鞭策，奮蹄向前。因而，我今天反而感謝這個決定与作出這個決定的人。 1985年，這是我事業上的轉折點，當然也几乎成了我在屏幕上的消失點。 正是這次調离使我當上了專職主持人，要是有人覺得我日后當主持人會成功，會遠遠超出我過去25年的影響，一定罰我去干別的。不過，我認為工作無大小輕重之分，只要你肯干，任何節目都能使你成功，我就是在播畫外音過程中創出了受觀眾喜愛的《動物世界》的播音風格。專心致志成全了我，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會上引過司馬遷的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离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我有所郁結于心，只能寄情于《動物世界》之中，所以，無論誰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時的滄桑感。 我在茫然的情況下，摸索著一條适合我走的路。 我的第一條体會是，播音員有人給你現成的稿件，你只要念好了就成了，可是主持人，沒人會那么周到地對待你，一切都要靠自己与別人主動合作，合作得越默契工作就越順利。七分做人三分演戲。 當時的境遇与艱難，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我中學時和一位同學划船一樣，那是昆明湖泛舟，天太熱，我想下水，可是當時我游得并不好，當我跳人水中抬起頭來時，那位同學正游目四望，獨自操槳，把我拋下一大段，我急得差點喊救命，他終于停下來等我上船。這次离開播送新聞崗位時，就像又一次下水，而且沒有船來接我，我真的沒有時間去考慮和追究為什么落水，只好先向岸邊游，上岸再說。傻子才會回了船失大罵為什么翻船，不弄清原因不上岸，非常幸運的是我得到几位同志無私的真誠的援助，盡管我沒有向他們訴過苦，但他們對我的幫助我無以為報。 這其中有孫素平、童國平、曹興成、丁友友、馮際慶（此君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這几位同志，當時和現在他們都是中央電視台出色的編輯，我一無欄目時間，二無机器設備，三無節目資金，但是在他們幫助下，我在1985年到1986年做了《看北京）、《談寶鋼》、《逛燈會》、《十二小時即時采訪》、《撞擊与反射》等一系列節目，有的還獲得過一等獎，他們跟我走南闖北沒有二話，我一不會攝制，二不會編輯，全憑他們拉我一把，大部分節目都通過當時的副台長楊偉光審查，并安排播出。當時的一些合作者有燈光、司机、台內台外之人，別說付勞務費，就是領補助我都沒有立下項目，至今我都覺得我欠他們的情豈能用金錢衡量。 我只要能繼續為党工作，干什么都一樣，坦率說，我那時并非沒有牢騷，但我從不動搖對党的忠誠。我們那時做的節目，都是正面歌頌大好形勢，歌頌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新事物，歌頌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奉獻的普通人。 我當時從沒有在任何時間地點流露過對任何人的不滿，我真的這樣認識。我從一個涉世未深的18歲的孩子走到這一步，是党和人民培養了我，是電視台使我擁有了一批觀眾，同時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体會到，我所采訪之處，人們熱情地接待我，幫助我，沖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中央電視台。 我是中央電視台這棵大樹上的一片葉子，我為這個机体輸送過經光合作用而形成的養分，也受這棵大樹的支撐能在陽光下閃爍，盡管任何一片葉子都遲早會脫落，但是，這棵大樹注定根深葉茂，日益繁盛，沒有中央電視台就沒有我。 樹可以离開任何一張葉片，而任何葉片离開這棵樹，都會“零落成泥碾作塵”。 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和發展，中央電視台又怎么會有燦爛的今天。我1960年來台，全國才有几台黑白電視机呀，如今我們擁有8億觀眾，我到世界各地，凡有華人之處就有我的親切的觀眾朋友。 我慶幸我沒有因埋怨停步，走到了今天，我沒有理由不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 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是古人教給我們作人的規矩，如果我在文中有悻古訓，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這是歷史，歷史是不可以信筆扭曲的。 在1985年以前，我的主体工作是新聞播音。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在屏幕上發布的重大新聞不計其數，這期間的党代會、人代會、政協會議的會議情況与會議公報，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國務活動的報道，多次國慶盛典的實況轉播，采訪多位國內外政要，原子彈試驗爆炸成功，“文革”中毛主席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周總理答外國記者問，直到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開國元勳逝世的悼念活動的報道，我都參与播發。這使我內心總有一种生活在時代的洲渦中心的感覺。新聞工作者的素質，使我養成了對各類事件發生的密切關注与報道分寸的把握。對于播音員來講，報道分寸是播報的態度与力度。生活在新聞報道的氛圍中，自然對于所發生的事情与可能發生的事件有一种敏感与刺激。新聞工作者最“不能适應的是，長期以來沒有新聞事件和重大變故的發生或平平淡淡無話可談。幸專這個世界這么大，總會有許多事情需要及時報道 在新聞播報過程中，遇有重大事件与突發事件，編輯、記者、播音員都會處于一种緊張、神圣、庄嚴的亢奮之中。一旦离開了這個崗位，一旦失去了仿佛在事件中心的感覺，就會覺得六神無主。 我從新聞崗位退下來之后，一段時間很難适應那沒有緊張刺激的清閒。人干久了一种工作，一旦离開，會無所适從。許多老同志，勞累一生，一旦到了退休年齡，或已辦了离退休手續，都會出現一种由失落感引發的心理失調，甚至有的人會一下子老了許多，我從新聞崗位退下，剛好42歲，一個人在這個年齡告別熟悉的工作，會更難于适應。我可以閒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又不甘心，而干其他什么工作，又心中無底。 于是，我很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在空中飄搖，不知會落在哪一塊地上。 我當時嚴格地說，并非沒有工作，有《動物世界》与許多專題片的解說工作，有一些專題与文藝晚會的主持工作。那個時候，正是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萌生或說是初創階段，播音員才十來個人，可是反而比現在還閒适。那時專欄主持人節目，只有一個《為您服務》是由沈力主持的。我曾想開辟一個新的欄目，題目定為《大家談》至今文件猶在，許多有關負責人都簽了字，但我那時根本還弄不清楚開辟一個新的主持人欄目，需要多少經費，多少人手，以及要耗費多么大的精力。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份報告在內容与一些負責人的簽字，未兔有點可笑。因為，只簽一個同意，實際上等于不同意，一無机器設備，二無播出時間，三無固定人員，四無經費開支，只有我才是外行到了极點的傻瓜。 但是傻瓜有拼勁，我偏要在不可能做成節月的條件下，做出節目來。這就是王鐵人說過的一句話“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對于這句話后來有許多非議，認為是极“左”、盲目的口號。其實這個口號有它的盲目性的一面，但其主体是對消极的、悲觀的、無所作為的情緒的一种掃蕩与振奮。 創造條件的前提是看你還缺少什么？我孤軍一人，但我有一批好同事、好朋友，他們在完成本職工作之外，都肯幫助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經費開支雖有困難，1985年前后，還不興拉贊助，几乎沒听說過做有償報道的事情。但幸虧幫我工作的同事，沒有一位開口要過勞務費，我那時月工資七八十元，還要養活孩子，拿什么錢貼給別人。那時社會上剛有走穴這一說，錢也很少，我要是走穴掙錢，就根本甭搞節目了。至于播出時間，那時候欄目很少，節目源更比不了現在，只要能搞出像樣的節目，有的節目組就表示歡迎。還有，當時的副台長楊偉光也多次對我講，你們去做節目，回來，我看過，好的就可以播。這些條件似乎都難不住我。在北京地區拍攝，我還可以請攝影制組到我朋友開的飯店吃上一餐飯。那時候，條件就這么創造，就看肯不肯干。 至于干哪一方面的選題，由于我是新聞播音出身，所以采訪、拍攝与組織這個領域的節月更有把握。正像一位商人所說的，做生意要做你自己熟悉的生意，要用自己籌來的資金，自己去做，搞節目不是做生意，可道理一樣，除了錢我沒有以外，其他兩點我都具備。 這一切的動力，來自我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我倒要看看，我自己能干出點什么名堂，体現一下自己的价值，免得人家說，你除了念念稿子，還會什么？但年齡也确實是決定因素，我如果已經52歲，而不是42歲，那就不會再拼一下了。我真不明白，當時哪儿來的那么一股勁儿，在我這樣單槍匹馬馳騁了一年左右。我居然在大家幫助下，完成了11個選題，并且有几個選題獲得了較高獎項。 我在全身心的投人自找的份外工作時，在緊張的節奏中，忘記了一切的不愉快，任何事情的發生，原因總是來自多方面的。一件事情，譬如我离開我所熟悉的崗位，我想事情已發生了，就沒有必要再去煩惱，也沒有時間煩惱，有那么多事等著我做。另外，改革開放以來，形勢日新月异地發展，出現了許多有价值、值得報道的事情，越深人到社會生活本身當中，就越會被許多振奮人心的事情所鼓舞。 我的确是怀著一种新聞工作者長期形成的朴素的熱情与敏感嗅覺來謳歌大好形勢的。說得狹窄一點，做新聞專題節目，沒有這樣謳歌新生事物，沒有對本民族和自己祖國所發生的新的變化有一种積极投人与報道的愿望，是不可能搞好的。 我与對外部的曹興成、韓青蘭同志一起策划，利用他們的机器，先從近處做起，做一個節目叫《看北京》我沒錢出差跑遠地方，北京近在身邊，北京的變化，也是很大的。于是我下農村，去農田，進牛棚，這可是真正的牛棚，進雞場，到養魚池旁，到工人、農民身邊，請他們用具体的事例說明近年來政策的變化，使他們深深受益，北京郊區我是熟悉的。1965年我在昌平縣流村公社黑寨大隊第四生產隊當工作組長，我知道那時社員真是干了一年還欠隊里的錢，青黃不接時，有的社員蹲在我辦公室地上哇哇哭。我那時，也与他們同甘共苦，吃過糠和榆樹葉，共度春荒，時隔多年，北京農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發生了极大的變化，除偏遠山區，農民們不但衣食不愁，而且副業与鄉鎮企業的收人使很多鄉村已解決溫飽，奔向小康。這個節目播出之后，我感到自己對直接宣傳大好形勢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 于是，我投入了第二節目《看寶鋼》，我在上班時，經常串門，去編輯部門坐坐，聊聊，為的是能夠汲取一些我所缺乏的采訪編輯的知識，也希望能聯絡感情，多几位同事幫幫我。一天，我在經濟部辦公室，听他們聊天，說寶鋼一位工程師回西安休假。正赶上學生們由于對寶鋼產生誤解而要上街游行，學生們一听說有一位寶鋼技術人員在這里，就召開一個質詢會，目的是向他提出一系列問題請他解答。气氛一開始是緊張的，這位工程師并沒有思想准備，于是人家問一個他回答一個，最后問題少了，他成了做報告，而且博得了全場熱烈掌聲。會后，學生宣布不上街了，我是一個愛沖動的人，這就是新聞工作多年養成的習慣。我立刻請教這位工程師是誰，家住哪里，能否找到，并問在座的几位可不可以幫個忙，去一趟寶鋼搞一個節目。當時，有几位同事熱情很高，表示愿意一塊儿搞這個節目，用了半個小時，我們就商定了拍攝內容与播出形式，一、先到北京几所高校采訪，收集對寶鋼的疑問与他們的看法；二、帶著這些問題前去寶鋼，召開各种形式座談會，基本上是請各有關部門，在他們工作場所邊辦公、邊生產、邊回答問題。我們又給寶鋼打電話聯系工作；他們听說中央電視台趙忠祥要前去采訪，非常支持，表示歡迎，并且包吃包往。 這樣，我和三位同志帶著一台机器，飛到上海，乘汽車到了寶鋼。我是第一次到這么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化的鋼鐵基地采訪，那壯觀的厂景使我耳目一新，工人們在高爐前用現代化的儀表操作，出鋼時，那耀眼迷目的鋼花使我激動异常。 對于寶鋼的建設投產，社會上曾流傳過各种各樣的說法，眾說紛紜，其中有不少怀疑的論調。我們搜集了比較典型的十余個問題，有些問題我一听也覺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把這些問題，一條條的提出來，請他們有關人員回答。回答問題的有党委書記，有工程技術人員，也有工人。首先是選點問題，選來選去選在沿海地方，選在一個爛泥地，要是一旦打起仗來怎么辦？要是地基出了問題怎么辦？這個提問似乎有理，寶鋼人回答：“地基決無問題，有科學數据為證”，并解釋選在上海這個大工業城市附近建厂，生產出鋼材可以就近由消耗鋼材最大的市場直接使用，省了將來的運費，要出口，這里有优越的上海港碼頭，可直接裝船運往海外。至于打仗，現代化戰爭一旦爆發，沒有內地与沿海之分，持這种疑問的人几乎忘了時代的發展，還持有所謂到“三線”深山溝去生產的觀點，再說中東海灣戰火不斷，但石油買賣照做，這個回答起碼令我心服口眼。 第二個問題，寶鋼的原料，鐵礦砂來自澳大利亞，中國這么多鐵礦為什么不用，要依靠別人。寶鋼人回答：“澳大利亞礦砂含鐵量60％以上，而我國的鐵礦大都是貧礦，礦石含鐵量很少超過37％，這個百分比的礦石在澳大利亞沒有開采价值。再說我們國家多年來一直出口原材料，現在原材料進口，經過加工出口，難道不是先進的做法嗎？” 第三，花哪么多錢，值得嗎？寶鋼人說：“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寶鋼投產后有很高的利潤，同時用這些錢買的不僅是國際80年代鋼鐵技術，而且是買時間，寶鋼一上馬就標志著我國与國際水平一下子貼近了。 第四，過去日本人欺侮我們，如今你們又依靠他們搞技術，這是否屬于好了瘡疤忘了疼。其實這個問題，不需要寶鋼人回答，日本軍國主義与日本人民，日本資本主義与它的先進技術不是同時進口的，寶鋼不少老干部、老工人過去直接受過日本侵略者的欺侮，他們說，今天我們花錢雇日本技術人員于活儿，這說明社會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今非昔比了。 問題大体上是這么四個方面，提得尖銳，回答得心平气和，有理有力。我自己也受到一次教育。因為在寶鋼邊采訪，邊用當地設備編輯，拿回來已是成品。回到北京就請有關部門領導審看，大家一致說。節目播出之后，還接到不少來信，觀眾們也感到受益不小。不是自詡如何，事情就是如此。自從這個節目在中央台屏幕上向全國播出之后，再沒有听到過有什么對寶鋼質詢的疑問。 當我站在時代的發展前沿，滿怀熱情地工作時，我早已忘了年初發生在我身上的不愉快的事情，工作累但心情挺不錯。 轉眼到了年底，我又一次來到經濟部的一個組里。那天是1985年12月31日上午，元旦就要到了，盡管元旦比不上春節那喜慶的節日气氛，但畢竟是個節日，大家也都有說有笑。我到了之后，向几位同事建議，年根儿了，咱們組織一撥人，帶著机器，開著車，到處走走看看，看看在最基層的崗位中，一些不能离開崗位的人是如何過新年的，編一個節目怎么樣，立刻有人贊成，愿意一塊儿干。好，志同道合，人馬湊齊，我們擬定了大致的采訪思路，于下午5點車輪滾動開出了電視台。這時，除了值班人員，電視台工作人員都已回家過年。 第一站駛向西單菜市場，在副食品部，拍攝采購節日食品的人流，并請售貨員現場講講近几年來人們采購熟肉制品的情況，用銷售量的對比，來說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兩位同志講完情況，我們只說了几聲“謝謝”匆匆离去，下一站奔清洁工人駐地，但人家工作尚未開始，打一聲招呼，一會儿見，就上街拍交通警察值勤，約摸9點多又返回清洁工人駐地。天已黑了，燈光下，垃圾車正一輛接一輛啟動出門，一位老清洁工人拉住我們的手哭了，說：“我以為人們把我們忘了，近几年很少有人來看我們，采訪我們，想不到今儿過新年，中央電視台來看望我們。”我几乎無言以對，想想這些常年干這种髒活累的人們，在勤勤懇懇地工作，我個人還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馬達轟鳴，車燈划破夜空，照著揚著灰土的前方，我走向駕駛室。一位司机頂著噪音大聲說：“我們的活儿又累又髒，收人也不高，可是總得有人干。我們愿以一人髒換來万家淨。我們需要大家的理解。夏天我們裝車工人站在沒膝的污水中清理，那臭气熏得有人暈倒。但社會上确實存在偏見，有時車拋了錨，我們進人家打個電話，人家不愿借；渴了要碗水，人家不愿給。……”我心中确實不是滋味，這种采訪，對我的心靈是個撞擊。 下一站，我們向西行駛，開進石景山發電厂。我這張臉就是進門條儿，領導們歡迎攝制組進值班室拍攝。在現場，宁靜的值班室里，發電厂同志講述，為了保證首都工農業生產和居民用電，他們已盡了最大努力，當然電力仍然緊張，希望一要節約二要理解。他們說，今天是除夕，大家正在過年，我們堅守崗位，就是為了帶給大家一片光明＿ 一片光明，一片鋼花飛濺。新年鐘聲剛敲過，首鋼第一爐鋼水出爐。我們在發電厂的近鄰首鋼煉鋼爐前拍攝了鋼鐵工人揮釬的英姿。在噪聲轟鳴的鋼爐前，我戴了一頂安全帽，大聲對著話筒講話，工人們也提高了嗓門大聲回答。鋼花、鐵水映紅了我們的臉，汗水在這隆冬季節依然流淌…… 出了鋼厂又向城里沖去，直奔婦產醫院。元旦午夜。一個新生儿誕生了。這是1986年元旦，算來這小孩今年已9歲，該上三年級了，我記得他媽媽幸福的笑容，記得白衣天使手捧嬰儿的快慰神情。我們沒有問護士的姓名，整個節目出現的普通人都不必問他們姓名，他們的姓名即使打出在字幕上，至今也不可能有人還會記住。但他們每個人代表的是一個群体，是一個支撐著我們國家的一節脊梁骨。 出了婦產醫院，我們靈机一動，去公共汽車站。那一年，劉心武發表了一篇文章《公共汽車詠歎調》，反映了公交工人的辛勤与煩惱。我們在節日的凌晨一定要拍攝到他們，向他們問好。 那一次的新年之夜很冷，我們驅車東奔西走卻找不到一家汽車總站，于是在故宮后門廣場，我們原地兜圈，因為車一停熱風就停，我們都穿得不厚，怕凍僵了，轉呀轉呀，忽然一道刺眼燈光射來，一輛吉普車已開到眼前，跳下几名武警走到我們車前。這是一輛巡邏車，他們在值勤時看到我們這輛車行跡“可疑”，就過來查問。來得太巧了，正缺少這樣一個拍攝細節，我下了車和戰土們打招呼，他們認出我，也很高興，大家彼此介紹。攝像机已對准他們、我就呵著手，大聲說：“感謝你們，你們太辛苦了。”一位小戰士激動地說：“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我愿以我的生命和熱血保衛首都的安全。”我們激動地揮手告別，并在他們指點下，向前門方向開去。 “停車！”我高喊了一聲，大家隔著挂滿水汽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見兩位清洁工人在凌晨3點多的凜冽寒風中掃馬路。我們跳下車去，走向他們，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工人，一位是ZO出頭的少女，相距五十來米，各自默默地掃著自己腳下的路面。風很大，馬路其實被風刮得很干淨，可他們還在認真地一下一下地清掃，戴著口罩，貓著腰。四下靜悄悄，沒有路人，沒有車輛，在天安門廣場南側，他們做著几乎沒人知道的工作。那位少女在寒風中凍紅了雙頰，每說一句話就噴出一股白气儿，“這是首都的標志，我們要以清洁的面貌迎接來自五洲四海的客人。”怎么我們遇到的每一位普通工人，都用簡洁的語言說著口號似的話。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心中的最簡洁的語言，然而他們是以實際行動來實踐這口號似的語言，他們說到做到，因而顯得异常的偉大。 我問自己，假如要是換了我去做這個工作，我會做嗎？不會，我不會，人要憑良心說話，我的思想境界比不上他們。可是人家能干，你為什么不能干，人家也可以不干，但總要有人干。我不知道，我至今也不能回答，我至今卻仍被他們感動。 最后一站到了，公共汽車總站，這是1986年元旦的凌晨4點。眼前，燈光、霧气、人影、人聲，在四周靜溢的黑暗中猶如一個神奇世界。但仔細看來，他（她）們都是极普通的年輕人。5點出車，司机与售票員都在准備，提著熱水桶化開一夜冰凍的机箱。人來人往，年复一年，元旦將有更多的乘客，將有更多的穿著漂亮衣服的乘客，要搭乖他們的車。他們以這樣的起早摸黑來迎接新的一年，迎接以后的每一天…… 我們攝制組乘上一路公共汽車向西沿著長安街，向原坐落在复外大街禮士路的中央電視台開去。新來的售票員、一位笑容甜甜的女孩慢慢地說著：“我每天3點就出家門，坐班車上總站，大家都這樣，5點出車一直到下班。有時看到乘客多，心里也煩，不過，我特想讓乘客理解我們，我愿好好為大伙服務，大家都不容易……”她在甜甜地笑。 我們一位女同志哭了，她叫孫素平，現在是婦女欄目《半邊天》的負責人，她看完了這個節目流下了淚水。“太棒了”，她擦著眼淚說，我們那個節目叫《十二小時即時采訪》打破常規當天安排播出，并獲當年專題新聞節目一等獎。 那已是１０年前的舊事了，如果要我回答，1985年我工作中的曲折是如何度過來的，我想您會明白，這是与這些善良的朋友們的幫助，与這些在基層普通崗位上工作的人們的摯誠之心分不開的。從他們身上，我汲取了力量，增強了信心，獲得了最偉大也是最簡單最普通的這一信念。 那一年，我馬不停蹄東奔西走，因為我不甘心消沉，也不甘心銷聲匿跡。我像一條游在海中的鯊魚，我不傷人，只是由于沒有膘就必須一個勁儿不停地游不停地動，否則因沒有浮力而會下沉。 在游動中，我去了那么多我過去不可能去的地方，即使過去有可能去，擔子不一樣，早年隨攝制組奔波，我只管出鏡，只管領略，只管体味与遐想。而這一段不同了，我要管的就不是我自己了，我要管聯系吃、住、行，我要聯系机器，聯系机房，聯系被采訪單位，還要送節目給領導，听取意見修改，再操心播出。 那一年，我還參与了童國平拍攝的《撞擊与反射》三集電視片，報道石家庄的改革思路。 拍攝了《逛燈會》我有幸在自貢看到了“銀河落九天”的迷人仙境。人們說“看景不如听景”，如果您到過自貢赶上燈會，您一定會說，百聞不如一見。《逛燈會》是在童國平、孫素平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我們一路風塵來去五天拍完，然后編成播出。我受到的熱情接待，我得到的巨大幫助，我体驗到的人間美景，留待日后再細說端詳吧。 1993年袁德旺導演的大型文藝晚會《太平盛世鬧元宵》，這個名字是我建議使用的。那是源自1986年我去自貢拍攝燈會的啟迪。只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才能辦燈會、鬧元宵。辦燈會体現著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亂人。”誰不期盼天下太平，幸福安宁呢？ 這一段的工作，結束后我調到國際部。其實，再那么跑，我也受不了。 我在1985至1986年這一年多時間，干了許多，想了許多，也明白了許多。 一個人成与敗、得与失，在一生中在所難免，不可能一生順遂，也不可能一生倒楣。成敗得失，形勢固然關鍵，而人的內心所能承受的喜怒哀樂也至關重要。成功了理所當然要感謝大伙幫忙，如果一時失敗，那完全需要你自己去找原因。原因就在你自己身上，四處申冤訴苦，四處埋怨憤然，只能說明你是懦夫，而懦夫注定一事無成。 這一年的實踐為我逐漸向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過渡奠定了基礎。 故事說完了，也該再理個頭緒，說說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路——我的心得。這個問題，請讀者諸君看看本書的第三部分——“談藝錄”吧！ 寫于1995年9月深圳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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