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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憂郁的日子須要鎮靜：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心儿永遠向往著未來； 現在卻常是憂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 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怀戀。 —一普希全 這是我在1988年我國電視業創建30周年前夕寫下的文字。追憶以往，述說心怀，算作熒屏內外的拾零，也希望多得到几分理解，企盼從中悟出些道理。 燈下提筆，往事如潮……斷斷續續的回憶使得我情致如痴，那瑣碎的、平淡的、枯燥的一切仿佛籠上了一層朦朧的柔霧，于是思緒綿綿，令我深情地品味那似乎不完全屬于我的往昔。 夢幻歲月 我与我同時代的人經歷過共同的風雨，也感受過大体相同的歡樂，有著執著的追求，也遭受過各不相同的磨難。喜悅、憂愁、悔恨都曾圍繞過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至今仍從事著我喜愛的工作，并投入了我全部身心。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提攜了我，我隨著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長大，我是這個宏偉机体的一個零件。我有生之日總在思考如何施展才華，為我從事的工作竭盡全力，報效生我養我的祖國。 無論遇到怎樣的大起大落，無論受到什么樣的委屈，無論歷經怎樣的艱難痛苦、坎坷、曲折，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也不可能動搖我的信念。 1985年，是我的一個多事之秋，戲劇性的一幕是這樣開頭的，3月1日，《新民晚報》刊登了一條消息，題目是《電視觀眾運用發言權，投票選出最佳播音員》。文中說：“全國第一次電視播音員、節目主持人評選活動今天在上海揭曉，有五位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獲獎。”我榮登榜首。 1985年3月23日晚，上海電視台播送室華燈齊放，流光溢彩，……最佳播音員授獎大會正在進行。記得領獎時，我手捧紅色絨面的榮譽證書和一束艷麗的鮮花，面對攝像机由衷地說了這樣一段話：“感謝大家給了我這樣的榮譽，這完全出于廣大電視觀眾對我的厚愛，我想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得到這樣的獎勵，……我會把這次獎勵當成一种動力，更加盡心竭力地為大家服務。” 第二天，當我們离開上海國際飯店時，沒想到被等候在門口的群眾團團圍住，多虧服務員幫忙，我們才擠出一條路，上了汽車。車開出很遠了，回頭望去，人們還沒离散。一股熱浪涌上我的心頭，使我久久不能平靜。 盡管這次評獎規模不大，僅在《大眾電視》的十几万讀者中進行，但這确實是一次觀眾發自內心的選評，一次民意測驗。這次測驗驗證了我在觀眾中的影響，我內心感到极大的滿足。因為，能取得這樣的榮譽，我是作了巨大的努力的。 記得1979年，我赴美工作時，CBS人員和美國的報紙曾將我与美國著名新聞節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相提并論，譽我是中國的克朗凱特。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克朗凱特在他65歲离休時，僅主播了20年的新聞節目，而我在這次赴美工作時，還不到4O歲，卻已經有了近20年的新聞播音經歷。當時不少人嘲笑我們中國的播音太死板，比不上洋人，我也不以為然。我确信，再過20年，我的成績是克朗凱特望塵莫及的。我愛CCTV，CCTV是一棵大樹，我只是它的一片葉子，沒有CCTV，就沒有我的一切。1979年，我在美國時，曾有人多次找過我，希望我留在美國工作。1982年我在東京時，NHK(日本廣播協會）國際部負責人也曾希望我到NHK工作。至今我仍有不少類似机會，我不為所動。因為我清楚地懂得這一點，沒有中國電視就沒有趙忠祥。因而，我發奮地努力，不斷地在艱辛与痛苦中磨練自己。25個春夏秋冬，9000多個日日夜夜，終于，我得到了觀眾的承認，听到了觀眾的反響。當我手捧獎狀時，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然而，我万万沒有料想到，隨之而來的卻是這樣的一幕。 1985年初，正值我的業務處于成熟階段，就在我領獎的同時，我卻身不由己地离開了奮斗20多年的新聞播音崗位。沒有解釋，沒有聲明，更沒有像克朗凱特离休時，三大廣播公司并网播出他的告別節目，就那么不聲不響地离開了。 緊接著，關于我的傳言一夜之間便鬧得滿城風雨。先是四面八方傳來了我的“死訊”。一些多年沒聯系的朋友，轉彎抹角地打听我的情況，他們說我騎摩托車撞上了汽車。北京當時有這樣的笑談“要想死得快，就買一腳踹（摩托車）”。我從沒騎過摩托車，也過了騎摩托兜風的年齡，我還不至于死得那么時髦。居然听說有人在給司机們講交通法規時，嚴肅地說：“你們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就要出人命！大家听說了吧，趙忠祥就是這么完了的。”哪跟哪儿呀。 1985年歲末，我又在其他節目中出現了。因此，我收到了不少觀眾來信，大部分來信都祝我早日痊愈，祝我平安。傳聞又降了溫，說我沒被撞死，只是撞傷住了院。一位東北觀眾用墨筆寫了一個條幅，好像是挽聯：“我們想念你。”面對這樣的慰問，我很尷尬，也很感動，因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希望我能繼續為他們帶來歡樂的。不過，這傳聞相當持久，那一年，我“死去活來”了好几回，沒有辦法，我只好硬著頭皮，同謠傳打一場持久戰。 1986年春節前夕，我母親去世了。她真的离開了人間，卻沒有几個人知道。母親身患癌症，早已臥床不起。在病中母親听不到外界的傳聞，她唯一的信息來源就是電視。以往工作緊張，無法常去看望母親，母親能從電視中看到我在播音，她的心中便有了几分慰藉。但在她最痛苦的時刻，她沒見到我的圖像，一定會產生种种猜想，我何以安慰她老人家。 1986年的春節晚會，總導演黃一鶴提出讓我擔任主持人。那時，我要照看病中的母親，又要參加函授考試，還要排練，很緊張。但我希望能在那次春節晚會中出現，我知道這是對我親愛母親的最大安慰，也是對關心我的一大批親愛的觀眾的告慰。 1985年歲末，母親病危，我希望辛苦一生的母親能熬過春節，一定要熬過春節。一天中午，當電話通知我快去醫院時，心中一陣緊縮。雖然醫院沒對我報過母親病危，但我立刻覺得天旋地轉。我飛奔至醫院，母親已被推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我攔住了車子，作為母親唯一的儿子，我痛悔自己沒能在最后一刻見上母親一面。我的妻子和儿子放聲痛哭，而我卻欲哭無聲，只記得負責這個病區的陶斯亮大夫走到我身旁安慰說：“不要太難過。” 在醫院太平間昏黃的燈光下，我打開自己的化妝盒，親自為母親化妝。我是遺腹子，在人性冷落、世態炎涼的境遇里，母親勞累一生撫養我長大成人。工作二十多年來，母親關注著我的曲折沉浮，我深知這個世界上唯一最關心我和最袒護我的就是我的母親。當我們的生活逐漸好起來，能使母親安度晚年時，母親卻溘然長逝了。她老人家憔悴的面孔呈現在我面前。我跪在她身旁，淚水滴在母親的身上。我知道母親期待我的是什么，我是她生命的延續，我要為母親爭光。 离春節晚會還有二十來天，按說我可以請假料理后事，平靜情緒。古人守孝三年，我豈能不懂其中的道理。可是，母親生前從不讓我為家事耽誤公事，我知道怎樣才能讓母親滿意。 令我感動的是其他几位晚會主持人都來真切地安慰我，姜昆、王剛、劉曉慶、方舒、顧永菲。我默然良久，我明白此刻只能調動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為了我的母親，為了我的觀眾朋友，為了多給人間增添一分歡樂，減少一點悲涼。 關于我的“死訊”傳聞之后，又一傳聞，延續至今，驅之不散。“趙忠樣不播音了，當了副台長。”至今我仍能收到“趙忠祥台長收”字樣的觀眾來信。這從何說起呢？這個謠傳在我离開《新聞聯播》節目之后，越傳越盛。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連帶辟謠，但沒有奏效。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外出時，一些單位的領導和工作人員竟當面直呼趙台長，我解釋他們也不相信，無可奈何。說我死了，一笑了之；說我當了台長，這豈非沽名釣譽。 人很難達到寵辱不惊的地步。何況我是一個內心并不堅強的人。1985年我一生中的低潮，如何沖出低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我只是一介書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更好地為電視事業奉獻我微薄的力量，此生不渝。這是我28年前萌生的愿望，那時，我18歲。 路在腳下 情在人間 196O年4月22日晚7點。像往常一們，北京地區的電視屏幕上出現了沈力端庄大方的形象，她微笑著向觀眾問好。忽然，屏幕上一陣雜波，隨著畫面的閃動，一個觀眾未曾見過的小伙子出現在屏幕上，正當他要說些什么時，圖像又消失了。這個臨時差錯恐怕在今天已經沒有几個人記得了。那時，全北京市僅有几千台黑白電視机。但是，那10秒鐘的亮相卻永遠留在那個小伙子的記憶里，因為那個小伙子就是我，這是在切換出錯，我又毫無准備的情況下的首次亮相。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買飯，總覺得有人在注視我。几位中年女同志在私下議論：“好像是他。”“沒錯，是他。”一位老大姐向我招了一下手，我走到她們的餐桌旁邊。她問：“昨天電視里那個小伙子是你吧？！”我茫然地點點頭。“怎么回事？”隨著話音，几雙眼睛逼得我無地自容，好像是我做錯了什么事。我解釋說：“阿姨，是這么回事，昨天第一次在新台播音，由沈老師播新聞，我在四樓准備，不知道什么原因，中間突然把我播了出去。我是新來的，不是我的錯儿，其實，領導還夸了我，說我沒慌神儿，沒出洋相。”一位年輕女同志仍以責備的目光注視著我，還是那位老大姐打了圓場：“讓他買飯去吧，小伙子好好干。” 那時，正當新舊台址轉換，出個小紕漏是常有的事，就是不搬家，哪天也能挑出小毛病。當年的老台就坐落在廣播大樓的東南角，一批老電視工作者在這里工作了30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華獻給了它。 自從那天我首次亮相，台里几位領導叮囑我，他們說，以后只要在鏡頭前准備就一定要保持播出時的狀態，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把你亮出去了。老領導孟啟予對我說：“原來請過几位劇團的演員報幕，挺漂亮的姑娘詞儿一錯，就吐吐舌頭或出個怪相。播出是個嚴肅的事情，這樣有失‘尊嚴’的事，怎么能不讓人惱火。可當時只有沈力一個播音員，她忙不過來，哪有現成的呢？” 一些老同志告訴我，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親臨電視台視察時，對電視台的工作作了許多具体指示，當了解到電視台缺少播音員的情況時，曾指示廣播局在北京市應屆高中畢業學生中去挑選。周總理還曾指著沈力對大家說：“她是在幕前工作的，你們是無名英雄。” 1959年下半年，廣播事業局正式組成班子，開始了挑選電視播音員的工作。 我那時正無憂無慮地念書，准備迎接高考。我們這屆1960年高中畢業生已經經歷了一次篩選，嘗試過競爭的滋味，初中畢業考高中時，淘汰了一半儿。初中時期，我曾獲得兩屆优良學生獎章，如果初三再獲得一枚，就可以得到北京市教育局頒發的金質獎章，保送高中，但我未能如愿。 記得發榜的那一天，我和左鄰右舍的小伙伴眼巴巴地望著胡同口。一輛綠色自行車拐進胡同里，我的心急劇地跳動起來。大家蜂擁而上。當我拿到屬于我的那一張通知書時，卻不敢即刻拆開，似乎這一剎那將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我顫抖著展開通知書時，高興得騰地一下沖進院門，激動地向我的外婆宣布：“我考上啦！”眼前出現的是外婆布滿笑容的臉。此后，我似乎很少遇到能使人如此激動的情景。 我珍惜自己爭得的學習机會，我們那一屆高中生都是這樣想的。升大學已沒有扣人心弦的競爭了，因為這一屆在校生已不足當年大學應招的人數，我們都將是未來的大學生了。盡管學習緊張，但同學們春風得意，校園里歡聲笑語。那個年月人們沒有過分的物質追求，我們的口號是：“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燦爛的前景就是我們藍色的夢想。 然而，我卻接受了新的考驗。 電視台挑選播音員的工作涉及到近百所中學的畢業生。我有自己美好的理想，但是當播音員我卻從未想過。我所就讀的北京市第22中學，以涌現优秀体育人才而著稱，庄則棟就是我上一屆的同學。我也迷上了体操，在業余体校進行刻苦的訓練，教練希望我能參加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由于我在一次測驗中受了傷，失去机會。那個時候，我精力旺盛，興趣廣泛。我還參加東城區學生話劇團，接受過專業教師的嚴格訓練，還扮演過几個角色，我也受過聲樂老師的培訓，老師認為我是個有培養前途的學生，我喜愛古典文學，也嘗試著作詩；我的俄語學得不錯，曾作為學生代表用俄語發言。我最大愿望是考上名牌大學，名牌系，不辜負這几年的努力，我做夢也沒想到去當播音員。 盡管我并不熱心當播音員，但年輕人的好胜心理無疑刺激著我。我第一次到廣播大樓應試，得知有一千多人試音，要花費四個月的時間。這是一次公平的競爭，為了挑選一個播音員花費這樣長的時間，這么大的力气，使我產生了好胜心，希望在這次競爭中嶄露頭角。至于是否放棄高考，還沒有下最后的決心。 錄音、試鏡頭，去同仁醫院檢查聲帶，真把人弄煩了。當又一次通知我去考試時，我不打算去了，我想把這個良机讓給篩選出的其他三位同學，讓他們去吧。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獨自走進坐落在國子監的首都圖書館，這儿是我有空必來的地方，它与22中僅一街之隔。當我翻開喜愛的書，就會沉浸到另一個奇妙的世界，忘卻了身外的一切，我溶化在這靜悄悄的環境里，心中一片溫馨。 一陣腳步聲，我的一位同學急匆匆地走來小聲對我說：“人家接你來啦，我們上什剎海溜冰場找你一圈，又到這儿來找你，快走吧！”在那個年代，辦事就這么認真。 我又進入了電視演播室——在廣播大樓西翼四樓一個面積不大的房間，這里燈火通明，令人眼花紛亂。這80多平方米的演播區就是原來最大的播送室，用木板隔成的控制室靠在大廳的西南角，播出人員、導演們擠在里面切換畫面，調節音響。這就是早期中央電視台的心髒。 輪到我站在攝像机前了，我的面前除了机器，還有親自坐鎮拍板的梅益局長等領導同志。指令從那間小木屋傳出來，一會儿讓我說几句話，回答几個問題；一會儿又要我轉過身去，向左、向右，由于我受過業余劇團的訓練，應付這次考試并不感到緊張，相比之下那三個一同來考試的伙伴還不适應這里的气氛，顯得緊張。如果電視台要我們兩個男生兩個女生，那該多好，因為在考試期間，我們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如果只挑選一個人的話，我相信那就是我。 從暖烘烘的大樓出來，迎面一陣寒風，我不禁打了個寒戰，頭腦清醒了許多。我盤算著今后的前程，快18歲了，高考迫在眉睫，我留戀校園的生活，如果電視台需要我怎么辦？去，還是不去？剛才李伍副局長還動員我，希望我投身到電視事業中來，電視在中國剛剛起步，這里需要人。“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眼前浮現出教室牆壁上的一行大字，就這么辦吧。 回到學校，一路上凍得夠嗆，也餓得夠嗆。宿舍的燈已經熄了，同學們可能已進入夢鄉。我輕輕推開門，十几個同學都坐了起來，他們像關心自己的命運一樣，真切地關心著我的命運。“怎么樣？”在黑暗中我已覺察到他們探詢的目光，我無法告訴他們准确的消息，一位同學跳下床，冷得他抖動著身子，從封好的煤爐上拿了一個烤得焦黃的窩頭，因為燙手，他兩手急速地倒換著遞給我，“你餓了吧，趁熱吃吧，你再不回來我就吃了。”我接過窩頭，不覺一股暖流涌上心頭，這情義是宴席上体味不到的。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惊心。”我要离別可愛的學校了，我無言地望著朝夕相處的伙伴，我舍不得离開這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學友，我將只身一人走向一個陌生的新世界。 “望風怀想，能不依依。”每當我遇到挫折，每當我感到孤獨，每當我面臨困境，我總情不自禁地想到我那充滿溫情的母校，希望重新再現那充滿幻想、充滿歡樂、充滿友誼的時光。這一不可名狀的深情經常注入我用過的解說詞中，直至今日，在那抒情語句的字里行間，仍可尋覓到當年的种种情愫。 1960年2月22日，我拎著一只舊皮箱，兩位同學幫我扛著行李，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來到了廣播大廈的門口。那時坐落在禮士路的嶄新的廣播大樓處于北京市區的邊緣，再往西除了軍事博物館，便是一片曠野。廣播大樓當時沒有修筑圍牆，我們一直走到大樓門前。 嚴寒尚未退去，春天即將來臨。護城河的水仍靜靜地凝凍在大樓的東側，兩岸垂柳在寒風中搖曳著枯條，盡管抖盡了葉片卻仍舊婀娜多姿，仿佛在向我們招手。告別了同學，我轉身推開沉重厚實的大門，一股似曾相識的暖風迎面扑來，對于剛從中學校門進入這個大門的我來說，這幢大樓未免太豪華了，大理石地面光可鑒人，樓梯舖著柔軟的地毯，庄重、整洁、肅靜。在這宏偉的建筑里，我不知為什么有一种涉小、空虛的感覺，但我想到我是近百所中學里唯一的獲胜者，我的自尊心支撐著我一直向前走去。 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先學習了一個多月，初次感覺到了播音工作的嚴肅与緊張。那時，大部分稿件都是直接播出，那种為了播音全力以赴的神圣感，給我上了第一堂課。我歎服老播音員鎮靜地坐在播音間，把圈畫得很亂的稿件直接播出去，而且字正腔圓，有聲有色，動人心弦，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像他們一樣。 一天，播音組組長林田對我說，根据你業務學習進展情況，你可以上一點節目了，當時林田已是聞名全國的播音員了，她讓我起一個播音名字。我告訴她，我要起一個響亮點的，有寓意的話音名字趙方，讓聲音傳遍四面八方。她很贊賞這個名字。正當我滿怀信心准備參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工作時，電視台召我回去。 我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環境。不過，在這個新環境中，當時播音員都不報姓名，所以我起的播音名字一直沒用上。后來，當我的儿子降生時，把我的播音名字給了他。但是，我并不希望儿子与我從事同樣的職業——我為之付出多年心血卻又難盡人意的職業。 自從我到電視台報到至貿然出現那個圖像的4月22日，前后不過兩個月，我已經開始正式工作了，這項當時并不起眼的工作，在以后漫長的歲月里使我備嘗艱辛…… 為伊消得人憔悴 歷史從昨天走過來，它將繼續走向綿綿無盡的未來。30年的歲月白了少年頭，而中國的電視事業已進入了而立之際，它注定將日益興盛，日益成熟，日臻完善，成為現代社會与大眾融為一体的親密伴侶。 我有幸在中國電視的初創階段，成為第一批中國電視工作者。我隨著電視事業的成長而成長，隨著它的發展才逐漸明了，我從事的是一項值得我終身自豪的事業。 我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心血，同時也得到了超乎我期望的報償。如果我能重走這28年的歷程，為了今天，為了我的觀眾，我會更自覺地更科學地磨練自己，或許將比今天更如人意。不過，我并沒有愧對自己二十多年的路程，我已盡了力。 當年的電視台如果沒有今日輝煌的映照，也許難以給予估价。那時，我是到電視台的第78位工作人員，我們擠在一個狹小的演播區，參考數据告訴我們，全國僅有12000台黑白電視机，分布在几個大城市。我們進行的是前無古人的工作，對于這一點每位工作人員都意識到了。電視台的設備十分簡陋，膠片是用手工操作沖洗的，記者們配備的AK16攝影机，又重又笨，一不注意，電瓶溢出的酸液會燒了衣服。那時沒有錄像机，就連同步錄音机也還沒出現，一切都靠人力，靠手工，節目只能直播。那時的工作態度，用“認真”二字形容是不夠的，可以說簡直是玩命。 這是一個充滿朝气、充滿信心、充滿干勁，同時也是一個不甘人后、蓬勃向上的集体。這种奮進的精神感染了我，制約了我，也規定了我只能向前，不能落后；只能振作，不能气餒；只能從嚴，不能放任；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總之，已不是在學校就能通過的標准了，及格是不行的，必須优秀，否則就被淘汰。 電視播音員是一項新的職業，中國第一位電視播音員沈力自然成為我的第一任老師。我們沒有條件和机會向國外的同行學習，只能自己摸索，在我到電視台之前，沈力已經胜任自己的工作，緊張的工作使她非常勞累。1959年，沈力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表彰大會。這四天會期內的電視播音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代替，這才使她松了一口气。沈力的屏幕形象很好，端庄、親切、大方，在日常生活中，她卻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苟言笑，輕聲細語，這或許与她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過一段時間有關。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不太一樣，電台的風气較嚴肅，而電視台則顯得隨意一些。沈力是一個孩子的媽媽，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待人周到，工作嚴謹，榮譽的光環總是圍繞著她。 那時，我是一個好說好動的年輕人，我向她學習業務，可學不了她的性格。 用當時的一句話說，我的學習是“練為戰”，先從配畫外音人手。早期播出新聞与專題節目的畫面是16毫米影片，晚間播出，下午對畫面，自己拿到編好的一卷影片和解說稿，鑽到一個小放映間，一邊放電影，一根据畫面的內容，把解說詞一段一段對上鏡頭。音樂編輯也一同工作，用秒表卡長度，然后去選音樂。開始時一條兩分鐘的片子，對上五六遍還找不到解說點，念稿子時顧不上鏡頭，看鏡頭又顧不上念稿子，直播使我們感到壓力巨大。每天晚上7點鐘前，編輯抱著一盤膠片往放映間跑，爭分奪秒，像是有人追赶著一樣，裝上膠片，時間一到就立即啟動開關，畫面直接放到銀幕上，再用攝像机取畫面，傳出圖像。當時，膠片的接頭是用膠水粘的，很容易斷片，有時，放映員与編輯手忙腳亂，跪在地上用手拽片子，無論如何不能斷片。畫面傳出去的同時，坐在控制台上的音樂音響編輯數著三、二、一，把事先准備好的音樂、效果放出去。播音員在播音室，看著畫面，配解說詞，一個星期緊張七天。 畫面解說与電台播音不同的是，不能只低頭念稿子，即使在一段解說中間，也要不時抬頭看看畫面，因為下午對好的片子，很可能臨播前編輯又要增加或刪去一段畫面。要靠臨場決定快、慢或調整前后順序。每個環節都不能出錯，集体的勞動成果不能砸在一個人身上，當時的空調設備不好，夏天一身熱汗，冬天也免不了冷汗一顆接一顆地滾落，直播對播音員來說是最好的考驗，但也是一場折磨。“文革”前期，有一次我播公報，夏天的播音間，沒放空調，我上身穿著中山裝以示嚴肅，下面穿了條短褲，我當然知道這次直播會熱到什么程度，半個多小時燈光的灼烤，渾身濕透，汗如雨下，幸虧沒出錯。當時，由于保密的需要，直到快進播音間，才把稿件給我，我來不及看一遍就開始了直播，連急帶烤，那滋味非同一般。 1965年以后，中央電視台僅有的一台錄像机，成了台寶，平時不舍得用。1966年播《十六條》，我用過一次錄像机，那是”文革”十年動亂的開始，那個時候，在心理上大家都怕擔責任，所以動用了錄像机以防万一。 中央電視台從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以來，有一條約定俗成的規定，除了新聞之外，所有的圖像部分必須背詞。這是一道難關，每天為了背詞我們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但這种強記也鍛煉了頭腦。我至今仍可把一篇沒有什么內在聯系的文字用极短的時間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這和當年付出的辛苦分不開，如果遇上几天以后才派上用場的串連詞，我總習慣在沒人的僻靜處，邊散步邊默記。离廣播大樓不遠有一條護城河入夜，當一對對的情侶沿河漫步低語的時候，我一個人倘佯于河旁柳岸，欣賞著月色下的朦朧的景色，默念著我要背誦的詞句，別有情趣。在這里，我領略了“楊柳岸晚風殘月”的景致，但并無寂寞与傷感。我心中涌現的是一陣陣對未來的向往。 日复一日的直播，消耗著我的精力，那時我身高1.78米，体重只有62公斤，總希望人家說我胖了一點，正像今天總愿意听人說我瘦了一點似的。年复一年的直播，并不總有新鮮、刺激的內容，很容易感到枯燥難耐。而電視播音員最致命的弱點，就是喪夫了在鏡頭前的新鮮感，缺乏新鮮感就喪失了激情；喪失了激情，就會使觀眾看到一個對工作与生活沒有興趣的形象。感情一要自然，二是充實，缺一不可。在鏡頭前的振奮感和運動員保持競技狀態一樣，要有躍躍欲試、不可按捺的沖動与激情。如何培養激情，也是一個很難的課題，据說，美國的克朗凱特，有時在臨播前決定重編播出順序，弄得播出人員手忙腳亂，而他卻异常興奮，有人分析他是為了尋求一种沖動与刺激。當然只要是直播，就會經常遇到刺激，即使排除一個難點也是刺激，人們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庸。1962年冬，有一次我正在預告節目時，忽然停電了，耀人眼目的燈光驟然熄滅，不到兩秒鐘備用電路開啟，又突然亮了，我沉穩地應付了這個情況。如果在停電的一剎那，左顧右盼，面露惊慌，那一定在觀眾面前亮個傻相。只有做到感情貫穿，气定神閒，才不會造成刺眼的毛病。蘇洵的一段話對我很有教益，“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糜鹿興于左而目不瞬”。我常常告誡自己，任何情況下，只要不慌亂，就能排除障礙，亂了方寸，必出差錯。然而，保證直播質量最大支撐點乃是責任心。 那時，每天下午6點20分召開播前會，工作人員准時到場，沒人遲到。值班導演宣布節目時間、銜接要求、各工种的工作地點和每一處可能出現的難點，如沒有疑問就各就各位了。 每天節目播完，不管几點鐘，從總值班負責人，到場地管理人員，照例要開播后會。如果當晚播出的節目出了毛病，這個會可就熱鬧了，指出問題，分析責任，該批評的批評，該表揚的表揚，常常開到深夜。 我記得當年有位老燈光師，人很隨和，工作也認真，但畢竟動作遲緩，在播出過程中，他調整演區燈光，往往來不及撤步，鏡頭一切，亮出老頭半邊身子。“你怎么又把我弄出去啦！”成了一句笑變。 在播后會上，為了分清一個小問題的責任，常常爭論不休。干嘛那么認真呢？當時，電視工作者大多數都很年輕，往往把榮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無論是誰，只要出了差錯，不管什么原因，一律寫成書面檢查貼在走廊的布告欄上。播音員念錯一個字也要貼一份檢查，有一個階段，我三天兩頭貼檢查，為了少貼檢查，我下了一番苦功。 有一次大禍從天而降。那是1960年夏季，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播前會散了，我站在廣播劇場附近背詞，我的活儿不多，一頭一尾，中間是實況直播。這時，一位看演出的老太太問我，劇場大門在哪里。我指了指方向，她還不明白，我看了一下手表，6點40分，還有一點空，于是我就領她來到劇場，幫她找好座位，估計只有几分鐘時間，我不緊不慢地住回走。忽然一位燈光師跑著來找我，“你干嘛去啦！”他臉色都變了。我一邊跟他往播送室跑，一邊問怎么回事，他說開始標志已播完了，你不在崗位，只好把字幕切出去了。“這不可能。”可我一進播送室就傻了，屏幕上顯現的正是當晚演員表，只要再給我兩分鐘，就不會是這個情況。我一看手表，還是6點40分，停了，該死的！ 我只覺眼前一片黑暗，腦子里嗡嗡作響。這時，播送室的門推開了，當時的台領導胡旭同志闖了進來，只見他臉色發白，大概是气的，他嚴厲地批評我，我只見他聲色俱厲，几乎听不見他說什么，只听清了几個字“你要檢查！”人去樓空，我坐在攝像机前發傻，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可大錯鑄成。我正想好好干一場，卻在這個當口出了岔子，覺得沒臉見人，一連几夜睡不著覺。 過了兩天，我的老搭檔搞音樂的曹文濟對我說：“胡旭同志說當時他態度不冷靜，其實從屏幕上看，沒大毛病，叫你不要見怪。”我想，當時他即使打我一頓，也是應該的。 第三天，老播出部主任蘇實找到我，“真抱歉！”他說：“那天你送到劇場的那位老太太是我母親，我很過意不去……” 過意不去的是我，我把這次閃失牢記一生。 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飯。但我們議論的問題是如何搞好工作，我們与党同心同德，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住在單位宿舍，很少有時間回家，一是工作太緊張，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二是只要我一到家，母親和外婆總要省下一口糧食，讓我吃一頓飽飯，我已是大人了，我不愿增添媽媽的困難。后來，周總理特批給播音員每月4斤雞蛋，我拿回家中，讓媽媽和外婆共同分享。 那時，我振作精神全力以赴地搞好工作。屏幕上，我保持微笑，這是面對一批新老朋友發自內心的愉悅，全國人民正奮發圖強，度過難關，不能萎靡不振，更不能愁眉苦臉。當然在那時，還沒有國外硬派小生把一股冷峻堆在眉間的示范，那個時代需要微笑，這溫和的微笑能溝通人們的感情，增進人們的理解，能解除人們的煩惱，增添和諧的气氛。當然，面對饑餓的折磨，微笑能顯示一個人的胸怀和一個人善良的內心。 小時候胡同里第一家大門旁貼的一副對聯給我的印象很深，“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忠厚善良應當是真、善、美的核心。1979年，我在美國看了克朗凱特的節目，也听到同行們對他的議論，這位美國家喻戶曉的電視政治家，有一副慈祥和善的面孔，他的眼神是那樣真摯、直入人心，他的笑容令人感到溫暖。他并不漂亮，我見到他時，已是一位白發長者的形象。我想東西方審美情趣在某一點上是相通的。盡管好萊塢塑造了不少英俊小生，風流惆悅，但電視觀眾卻宁肯喜歡和善長者的形象，前者生活在故事里，后者存在于生活中。 在我國，電視是一個年輕的傳播媒介，据收視率估計，當年的電視台的影響，未必赶得上如今的一張小報。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廣播電台相比，人家的編播隊伍有一大批有影響的專家，在技術上有一批權威，人家當年是珠穆朗瑪峰，電視台充其量只不過是個無名高地，創業初期，沒有多少人向往電視台。記得1960年秋末冬初，一個狂風大作的日子，我和老記者化民擠上公共汽車，來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我們提出要采訪全國勞模李墨林，可是人家不讓見。塑料棚里一片碧綠的春意，可人家的態度卻像棚外的冷風，新華社、人民日報社都來采訪過了，你們還來干什么？再者說北京電視台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北京電視台來人也要見上一面，聊上半天，那還忙得過來嗎？30年彈指一揮間，如今電視台記者不到，會議不開，這是什么派頭。可是我們不能忘記，沒有經濟的發展，沒有電視机的普及，就沒有中央電視台的今天。1988年中國已擁有一億兩千万部電視机，是當年的一万倍，可我們的工作質量比當年提高了多少？我常常自問。 除卻巫山不是云 盡管當年我是不起眼的園地里的一棵不知名的小苗，但我決心，利用同樣的陽光、雨露，同樣的土壤、空气，頑強地生長。我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我的技能，為此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1960年9月，在我來電視台的半年之后，一位新伙伴加人到我產的行列中，我和沈力迎接了她。她嬌小纖弱，但朝气蓬勃，她穿著學生裙，扎著兩條小辮子，一雙大大的眼睛閃現著純真和好奇的光亮。她就是曾在我國電視史上頗有影響的呂大渝，當年，她才滿16歲，她比我幸運，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總是比小伙子得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她曾在電影《祖國花朵》中扮演角色。《讓我們蕩起雙將》這首歌流行全國，曾喚起多少人幸福的向往呵。呂大渝曾和另外三名小伙伴給毛主席獻過花，毛主席慈祥地笑著，四個小朋友圍繞在他身旁的照片在50年代是盡人皆知的。這個經歷，同樣給大渝繞上一圈神奇的光環。相比之下，我當然顯得暗淡了，常言說男孩子7歲8歲討人嫌，我十七八歲了，也并不討人喜歡。 但我很驕傲，這一點大渝知道，她并不對我低估，因為我的播音是過硬的。我沒有任何背景，沒有外界的憑依，我有的是自己的聰明才智，肯吃苦的勁頭和自己的工作成績。這些支撐著我的自尊心。 大渝來后不久，就去廣播學院播音班學習了。我不可能去，這是命中注定的，沈力、我、大渝，只能去一個。沈力已是我們的老師了，我來了僅半年可是已成了骨干，一時還离不開，所以只能派大渝去，如果大渝沒來，也不可能派我脫產學習。然而，我多么需要學習呀。 那時，沒有任何業余學習班和函授單位，我感到自身的壓力，我的同班同學都上了大學，我怎么辦？我不甘落后，這是我從小養成的習慣，記得小時候我和几位大同學用小皮球去投籃筐，說好每個人投200個，人家玩一會儿，都投夠了數，要回家去了。“不行！我連50個都沒投進，堅決不走。”人家等了我一會儿，天快黑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又著急，又不甘心，天已晚了，籃筐在月光下并不顯得模糊，我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儿投籃，不湊滿200個我決不會回去，我沒什么先天的优勢，只有一顆不服輸的心。只要我瞄准了目標，奔跑也罷，走路也罷，就是連滾帶爬我也要到達終點。 當我同班同學都能在正規的學院里受到社會承認的正規高等教育時，我就像小時候投籃筐一樣，自己獨自跟自己叫勁。映雪、囊螢、錐股、洞壁，古人的學習佳話，長期影響著我，我其實無須那么賣傻力气，然而我又不能不那樣做，一是形勢使然，一是我愛書如命。 大約在初中時，我受老師的影響喜歡上了古典文學，直到參加工作以后，床頭的一本《唐詩三百首》已被我翻爛了，像背外文單詞，我逐篇背誦，反复咀嚼，靜心玩味。我喜歡南唐二主的詞，尤其喜愛“雖蓬頭垢面不掩天姿國色”的李煜的詞，那時對李后主之詞能倒背如流，從詞句感受到的美，浸透了我的全身心。那時，正是我無憂無慮的青春年華，也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時候，興之所來也信手寫上几句，日后看來，有時竟不相信是自己寫的。 白天，只要我稍有空就鑽到六樓資料室，看各种報刊雜志，很快就和圖書館的老太太混熟了，她特准我進到書庫去自由翻閱，臨走還恩准我借上一本書。我定期還回，決不食言，因此得到她的信任。進人書庫，如魚得水，我最喜愛的是法國和俄國小說，法國的巴爾扎克、福樓拜、雨果、司湯達、喬治桑、莫泊桑、梅里美這几位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只要圖書館有，我都仔細閱過。記得“文革”前我讀巴爾扎克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傅雷先生翻譯的《攪水的女人》在此之前，我們圖書館所藏的近30本巴爾扎克的作品我都看過了，很遺憾至今我讀的還不到《人間喜劇》的1。”3。 我受俄國文學影響也很深。當年，我從書架上抽出書來就蹲在書架的空檔處，匆匆瀏覽。一般的翻一翻，讀個梗概，喜歡的借回去，仔細看。如果問我洁如煙海的書海里我最喜歡哪一部作品？我至今仍毫不猶豫地回答：外國作品《紅与黑》，中國小說《聊齋志异。如果有人問我，你最喜歡的播音作品是什么？那就是《動物世界》從今天的創作里可以找到我當年喜愛聊齋的痕跡。動物是有靈性的，這仍是我今天的看法。 書給了我精神上的极大慰藉，我不能离開書，如果在一天內沒有書看，則不堪忍受。書使我當時所在的狹小天地變得寬闊而深遠，書使我當時的寂寞生活變得生气勃勃，書使我的內心得到了充實，書也給我的播音創作增添了營養。我的藝術觀點和播音風格至今仍受到丹納《藝術哲學》的影響。 我曾在緊張的工作中上過四次“業大”，當然那絕不單是為了文憑。文憑有時說明不了問題，我雖已取得英語單科結業證書，但英語至今并未過關。我也有新聞編采專業畢業證書，而我的水平學識超過了這張畢業證書。那么還是混文憑了？不，我愛學習，我心中的隱痛是當年我放棄了上大學的机會。我要補上，補上那個空白，也補上一段學習生活。 播音員安身立命之根本，還是靠運用聲音表達內容。因此，對聲音的訓練無疑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聲音的訓練從理論上講非常簡單，無非是气息的控制，聲帶閉合与共鳴腔的調節這三個部分。然而關鍵是練、是實踐。在訓練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王嘉樣老師，他是中國歌劇院的演員。他總結了一套民族發聲規律，當時有很多演員跟他學習。 經人介紹，沈力、大渝和我曾跟他學了一段時間，我和大渝學的時間最長，大約三年。上課地點在北海公園少年水電站，每天王老師准在公園開門時，從后門進人，我和大渝從電視台赶來，從前門走進。面對開闊的湖面，老師帶我們練聲，主要是練京劇《擊鼓罵曹》的几段念白。我練了三年，在練聲中結識了不少朋友，大家都很自覺地准時到場，每逢老師外出演戲，我們就自己練習。在風景幽美的公園里，在空气清新的晨曦中練聲，又是一群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惹得游人駐足觀看。記得那時習仲勳同志每天也從這里經過，每次我們都上前和他握手，他對我們很親熱。那時正值廬山會議之后，習老在逆境之中，但我們都非常尊敬他，与他談笑風生。 練功，其實就是功夫，就是堅持不懈。不但鍛煉人的机能，也磨煉人的意志。冬練三九，夏練三伏，寒暑不輟，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不論頭天晚上播后會開到几點，睡得多么晚，第二天5點以前就得起床，我和大渝約好在車站見，乘第一班車，在北海公園大門沒開之前就等在那里。這三年風雨無阻，我們是北海公園每天的第一批游客，下雨打著傘進去，下雪時，在白茫茫一片園地上留下第一行足跡，現在回想起來，不得不佩服當年的勁頭。北海公園的陰晴雨雪，春天的和煦明媚，桃紅柳綠；夏日的濃蔭遮天，荷香沁脾；秋日的蟬嗓高枝，丹桂襲人；冬日的庭園寂靜，風寒雪冷，都—一收人眼底，記在心頭。 一般練完聲，我和大渝從前門出來，在旁邊的餐廳吃早餐。每次都是大渝搶著付帳，其實她比我工資還低一級。我們常開玩笑，我說：“你留著吧。”她說：“沒關系，我的錢花完了，你再付。” 從北海練完聲回到電視台，我常常到大演播室去彈鋼琴，在大塊的地毯上練練功。我彈鋼琴時已是不可造就的年歲了，沒有老師指導，全靠自己練。好在鋼琴只要彈上去就會發出樂音，不會“嘔啞曲折難為听”的。在空曠的演播廳里，《少女的祈禱》、《獻給艾麗絲》、《天鵝》的优美旋律，激起我心頭的柔情，我迷醉在那优雅清新的旋律中。 我的業務工作進步很快，直播基本上不出錯，也經歷過大場面。 1960年國慶實況轉播的任務派給了沈力和我。正式工作才半年，一場硬仗便擺在我的面前。 在曾經貼過我不少檢查的布告欄上，看到國慶工作人員名單時，我的心一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能夠擔任國慶實況廣播的是赫赫有名的老播音員，年輕人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我离開學校參加工作剛半年，就派我擔任這項工作，緊張得一連几個晚上睡不著，越臨近播出日期越緊張，越緊張就越睡不著，我擔心這樣下去我不可能有精力承擔這個任務。 那年的國慶激動人心。 天安門廣場庄嚴雄偉，天安門城樓巍然矗立，鮮花、標語、气球把這里裝點得熠熠生輝，當我耳畔鳴響了激越的國歌，當我看到五星紅旗在藍天飄揚，當我看到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檢閱整齊的方隊和歡呼的人群，我的眼睛濕潤了。我的胸中升騰起一种神圣庄嚴的自豪感，我忘記了自己的涉少，我把充滿激情的詞句，用高亢嘹亮的聲音傳送出去，一万多字，沒有一個錯。 當天晚上仍是一場戰斗，白天的游行實況拍成膠片，几乎全体工作人員都擠在二樓放映間，大家都為能出一點力而感到光榮。“馬上播出了。”我拿起一疊稿件，跑進播送室，几位編輯護著一盤膠片跑進放映間。畫面又一次呈現出動人的情景，我振奮起精神，忘了一天的勞累饑渴，又一次棄滿激情地把雜亂無章的稿子理順，傳送出去。 我成功了，我感到欣喜。梅益局長拍著我的肩膀說：“小伙子，有勁、念得好。”我看到沈力也在笑。老實說，我給她增加了負擔，她要念自己的詞，還要照顧我，但我的确把難度最大的工作完成了。“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以后，每一次在重大集會上的實況直播，我都不會忘記這第一次的工作帶給我的感受，也不會忘記我付出的代价和辛苦。 這其中，我獲得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自信，有了自信心，面對任何難度的播音便有了成功的基礎。 莫道前路無知己 十年動亂之后，我乘船途經三峽曾寫過一篇散文，其中有這樣一段；“波浪柔和，船身微顛，這碩大的船体使成了搖籃。我的心隨著江波起伏蕩漾，久久不能人睡。過去的一切像這流去的江水，一去不复返，留給我的只是一場夢，一場惡夢，我多么希望快些醒來，驅散心頭的陰霾，讓燦爛的陽光重新恢复我童年的夢幻…”普希金這樣說：“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怀戀。”“十年一覺揚州夢”，那是文人對往昔的戀情；“十年一覺‘文革’夢”，卻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我又回到了我的崗位，但并沒有恢复我過去所從事的全部工作。當時我仍以庫圖佐夫迎戰拿破侖人侵時的座右銘“忍耐与等待”作為我的座右銘。 我的任務是播畫外音。錄音播出，這對于我是一個很輕松的工作。在制片部，很多老同志都是當年一同密切合作過的伙伴，這個集体對我來說是一個寬松的環境。比起在干校喂豬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即使在干校喂豬，我也能保持樂觀。我曾這樣椰揄地表態：“喂豬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只有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才能擔當飼養員的職務，我今天也有這個光榮，怎么能不高興呢。”現在我又能從事我的專業了。听說當我正在干校“高溫高速煉紅心”的時候，有一位老同志為我鳴不平。那時，錄音工作量較大，可人手又少，尤其缺乏能胜任工作的播音員，當軍代表研究需要調一位播音員來的時候，這位老同志說：“我給你們推荐個人吧，就怕你們不用。”“誰？”一位軍代表忙問，這位老同志說：“趙忠祥。”全場啞然，我深深感謝他的直言。其實，我們不過是一般的同志關系，我回台不久，他因夫妻長期兩地分居調走了。 在“文革”中，我超負荷、超限度的用聲，嗓音喊坏了。我用很大的力气企圖恢复原有的嗓音，卻怎么也不成，越使勁越暗啞，而且每況愈下，我真的著急了。 這時，我的老搭檔，曾文濟助我一臂之力，是他幫我尋找回失去的聲音，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縮小音量，我們曾議論過某些歌唱演員聲音不能持久及嗓音損坏了的原因是撐、著唱，气息、聲帶。共鳴腔這三者之間找不到平衡，久而久之就會走偏。但是一旦聲音出了毛病，沒有人幫你是很難自我糾正的，曾文濟從擺話筒到定調門都幫我想辦法。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錄了几百條解說詞，我的嗓音才逐漸有了好轉，這時的聲音已不再像昔日透明、嘹亮，于是我開始按自己的音色設計自己的解說風格。 回顧過去的歲月，我惊异地發現，飛逝的時光不僅帶去了青春年華，帶去了往日的溫馨，也帶去了不可補償的追悔。“文革”期間，毛主席會見外賓的電視片，沒有派我播音。后來需要男播音員，軍代表提出几個人試試音，當時的副台長徐國盛力排眾議，他說：“還是讓趙忠祥播吧，台里的工作應該用本台的人。”于是我恢复了一种政治待遇，在調工資的時候，徐國盛又一次想到了我，這一切都是在他快离休時，我才听說的。他作為一位老干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對他感激，但至今我覺得原來對他的一种隔閡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年是一個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國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相繼与世長辭，在治喪播出工作中，我盡了自己的職責，歷史地承擔起傳達億万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月8日，一個突發的噩耗，使中國人民肝膽俱痛。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周總理逝世的，凄風苦雨，愁云慘霧，億万人民無不悲痛万分。這悲痛的淚水，嗚咽的大地，匯聚成悲憤的哀悼，向上蒼傾訴。十年的壓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愛的總理時，共同迸發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志，人們的感情在悲痛中彌合，總理以他最后的一息促成了全國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与委屈交織在一起，當我進人播送室，淚水模糊了視線，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個字有千斤的重量。這是一場意志的抗爭，我義無反顧地站在廣大人民群眾一邊，運用我長期工作練就的技能，以盡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幫”之命，就坐在播音間外，他們的指令是不要過份悲哀。 這伙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間發愣。錄音科科長宋培福問我：“還不走？”我說：“你來一下，把片子拿回來，我重錄。”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來我承擔。當銀幕上出現總理的遺容時，我失聲痛哭，擦干了眼淚又被一層淚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為總理送行。 1979年1月我在美國遇到一位美國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總理治喪活動的電視片。他緊握著我的手說：“我現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當時，我听到你的解說，我哭了，我們全家都落了淚。” 1976年，唐山地震，隨后又一噩耗傳、毛主席与世長辭。淚水干枯了，我是一個新舊思想參半的人，是以晚輩的盡孝之情為老人家送終，用我的聲音不僅表達我個人的哀痛，同時也力求准确地表達中華民族的心聲。 我想除了准确地把握感情外，還需要技巧，需要過硬的技術和過硬的体格。總理逝世期間，我一共播出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錄完之后，原地待命，上面審看，只要動一個鏡頭或改一句解說就要重錄一遍。一連三天三夜沒离開播音間，只是在困乏時靠在椅子上閉一下眼，如果身体不行，是完不成任務的。盡管是錄音播出，但錄音的時間正是播節目預告時間之前的半小時，這半小時和后續的片子時間差不多，只要錯一個地方就會延誤播出，這么大的事誰敢延誤，但如果錯了不修改，將會造成天怒人怨的后果。一個片子上百個解說點，吊唁活動，一般要配一百多個駐華使節、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鏡頭長僅兩秒，一處錯了影響全局。要掌握感情又要對准畫面，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個難度我過去沒有遇到過，以后也沒有遇到過，我沒有辜負眾望。 粉碎“四人幫”，舉國上下歡騰起來。1976年大半年的陰沉、抑郁与悲憤，猶如積聚于地下的岩漿，此刻迸發出惊天動地的力量，中國人表示自己歡悅的心情就是敲鑼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該好起來了，一切都正在好轉。 1979年我在美國華盛頓九龍飯店曾對一位美籍華人小姐說：“祖國正一天天好起來。”她流下了眼淚。 從一場噩夢中醒來，是一片和煦的陽光。十年“文革”之后，我第一次出圖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張。她主持的節目《訪八一厂》需要一個人現場采訪。她想到了我，當她通知我去采訪時，已經事先找過了人事處，得到了許可，我又有了机會重返熒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個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沒有机遇，沒有朋友的幫助，不過是一粒沒机會和條件發芽的种子。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策，感謝我周圍的好人。如今這粒种子發芽了，那么就應該頑強地生長，我期盼著日暖風和。 1978年歲末，我正在家中与愛人孩子一起從12英寸黑白電視机屏幕上看節目。一陣敲門聲惊扰了我，宋培福闖進來，我預感，我期待已久的這一天終于來臨了，他無事不登三寶殿，進門來不及坐下，就催我：“快走，車在樓底下，台里叫你馬上去直播一條重要消息。” 我們急速奔赴電視台，一位台領導交給我一份稿件，离播出的時間不多了她說：“我們認為你播合适。”這篇稿子就是1979年元旦《葉劍英委員長告台灣同胞書》，祖國統一大業的信號發出了，我榮幸地承擔起了這個信息的傳遞任務。 我庄重而神圣地走向我闊別了十年的鏡頭前，充滿了信心。 當晚是一組迎接新年的文藝節目的壓軸，可是真正壓軸的卻是我播送的這條重要新聞，攝像机的紅燈亮了，我把在此之前的一切回顧与思考摒除腦外，沉下心來，庄重而鎮靜地把稿件的每一個句子以至每一個字通過熒屏傳送出去，沒有任何差錯。播完之后，我悄悄地退出播送室，這里的一切對我都仿佛是一場值得回味的夢，一個親切的記憶，我曾在這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室，度過了我青年時期的播音生涯，“文化大革命”割斷了歷史，割斷了文化，也割斷了我的播音工作。這段工作空白期間，卻發生了那么多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摧殘我的心靈与尊嚴的屈辱，也有我辛勤勞作的歡樂相伴，我青春年代的美好時光就這樣度過了，當我身處逆境時，我憧憬著重返播音崗位的一天，在燈光前，一剎那的寂靜中的沖動，一切又都在燦爛的朝陽中恢复了正常，那陽光就是耀眼目的燈光，那溫馨就是直播中的寂靜。 我獨自悄悄回家，我仍會千百次地在我的崗位上把任何人間奇跡，四海風云，惊天動地的業績向世人傳送。而我只是這部傳送工具的一個零件，僅此而已，我的一切夢幻植根于此。 從1979年元旦起，中央電視台逐漸恢复了口播新聞，在這半年中所有的口播節目，都由我一個人播出，而且是直播，包括對畫面部分的解說也是直播。說老實話，這期間的重要新聞的直播，無論從長度、難度、緊張程度上都遠沒有早期工作的困難。 至此，我原有的功能全部恢复，全部運轉起來了。我滿足了，只要讓我學以致用，只要交給我力所能及的工作。雖然。那會儿我只有一間16平方米的宿舍，做夢也沒敢想過以后會住上三室一廳。我那時月收人56元，也從沒有擁有一台20英寸彩電的奢望。唯一的不滿足即是我不能施展自己的技能，而這技能又偏偏不能拖延等待，万幸的是“文革”動亂結束時，我還年輕，命運注定我還可再大干一場。 通過衛星傳送節目，遠不能列人早期中國電視工作者追求的目標，當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我們才痛感自己的落后。中國人這十多年，真誠地希望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但那個永遠沒有實現的新世界都包括什么物質內容，誰也說不清。美國人帶來了全套設備，包括衛星地面站，他們把尼克松先生的活動，迅速傳回國內。那時，我正在干校喂豬，方圓百里沒有電視。 時隔不久，中國電視居然發展到自己也可以在异國他鄉向國內傳送節目了。我希望，有朝一天，我能站在遙遠的地方、向廣大觀眾報告消息。 中美建交的公報是我在去天津的列車廣播中听到的，此行去天津，正是為患了癌症的母親聯系治療事宜。 我返回北京時，桌子上放著一封信，是上海的電視台的同行寄來的。 信中說：“一听到中國政府代表團訪美，我們這里議論紛紛，同志們猜測中央台誰去轉播，請這個、猜那個，但我心里是希望你，希望這次派你去。”一旦沒能派你去，希望你不要難過。” 赴美工作人員名單很快宣布了，有我。同志們告訴我，戴臨風台長說，趙忠祥去可以頂半個編輯。半個編輯也許并非贊揚之詞，但他肯定了我的能力。 還是那句話，一個人再有能力，沒有同志們的提攜幫助，沒有人在關鍵的時候拉我一把，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相見時難別亦難 波音747飛机穿過万里藍天向美國飛去，憑窗眺望，夕陽余暉照射下的云朵變幻成各种賞心悅目的圖景，透過云層隱約可見無言奔涌的大西洋。 世界變小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們在十多個小時后便到達了地球的另一面，一個世界出現在我面前，這是我初出國門，1979年初，37歲。在异國他鄉的時時刻刻，我把自己當成中國人民的使者，在眼花繚亂的世界里，心中升騰著中國人的尊嚴。 中美經過30年的隔絕，重建了外交關系，中國政府代表團第一次訪問美國。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隨行記者，中央電視台采訪小組的成員，通過衛星向國內傳送鄧小平副總理的訪美活動。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美訪問的8天時間里，我們進行了10場傳送播出。美國三大廣播公司的同行們和我們一塊進行拍攝、錄制、傳送的工作。眾所周知的美國三大廣播公司是各不相讓的競爭對手，這次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訪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姿態。他們組成了最強的工作班子，負責這次報道的節目制作人拉克先生是NBC的名導播，尼克松与福特總統訪華時，他是兩次轉播工作的負責人，另外兩家公司CBS、ABC也都派出高手參加合作。 為了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鄧小平同志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進行訪問活動，日程安排十分緊湊。中央電視台電視報道小組要逐一進行及時報道，在美國的五個城市，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我們從早到晚都在工作，有時一夜只能休息兩三個小時。 電視報道小組先期到達美國時，首先采訪了美國總統卡特，自從我們宣布將采訪卡特以后，美國各家新聞單位記者就圍上了我。探詢我們將要提出的問題希望為他們各自的机构發出引人注目的新聞花絮。我只能回答他們：“我們正在商量。”“你們可能會提什么問題呢？”他們仍然一個勁地追問。 在國際交往中，中國人一向以真誠著稱，我們不會提出讓人為難的問題，我們對卡特的采訪就是友好的表示。 但美國方面卻焦急地催促我們把准備提出的問題盡快交給他們，就在1月的一天上午，我們接到通知：“白宮方面希望在今晚8點以前收到你們要提的問題。”可是，准備提的問題才交給中國駐美使館請他們審定。中午，使館回复說，沒有領導你們報道小組的權限，請你們向國內請示。電話又打回北京，……這一夜，我們沒睡好，白宮也并不平靜，電話一個接一個。最后，白宮方面提出，希望明早8點鐘把問題交去，最后又補充一句：“總統說，也可以事先不給問題，當場提問。其實，他們這么焦急催促，說明美方也十分慎重地對待這次采訪。 第二天上午我們來到白宮，准備提的問題也總算定了下來。當我走進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錄像机已經架好，這是一個并不豪華的房間，歷屆美國總統都在這里辦過公。我正打量著這個房間，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走了出來，他原是一位波蘭人，很年輕，也很精干。他禮貌地同我打招呼，通知我：“總統推遲一小時來。”我明白，卡特需要時間与助手們商量答詞。 白官的秘書小姐們往來穿梭，走路一陣風，快節奏地處理手頭的工作，一位小姐請我先到休息廳坐一下。 這里已被記者們擠滿了，這次是CCTV獨家采錄的新聞，其他記者進不了采訪現場，但記者們卻不肯放過外圍活動。我需要靜下來休息一會儿，昨夜沒睡好。這時，一位黃頭發小伙子很体貼地問我，“你緊張嗎？”我笑著搖搖頭說：“先生，我曾采訪過几十位政界要人，卡特先生是其中之一。” “請，”正式采訪即將開始，我再次進人現場。這時，卡特總統邁著輕快的步子笑容可掬地走來。他親切地握住我的手問好，然后，就座隨便聊了起來，這正式采訪前的隨意交談，如果做成節目應該說會更動人。 采訪的時刻終于到了，一种歷史時刻的庄嚴感在我心中升騰，這時的感受与我18歲在天安門轉播國慶實況時的感受相同。就在這一瞬間，仿佛令人熱血沸騰的國歌在耳邊奏響，庄嚴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千万只手臂在揮動……作為崛起的中國人的一員，一种自豪的情感占据了我的全身，我穩住內心的激情，庄重地說出了這段開場白：“總統先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記者第一次有机會采訪一位美國總統。”采訪順利進行……結束時，卡特先生擦去額頭細密的汗跡。白宮的一位工作人員走上前來表示祝賀，我意識到，這次采訪，無論對中央電視台或對我個人都將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歷。 當我們提出繼續采訪為中美關系正常化作出過貢獻的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先生時，美方僅安排了我与基辛格的會面，卻借口找不到尼克松，我們沒能見到這位因“水門事件”下台的總統。 在美國一次動人心弦的采訪，發生在華盛頓九龍飯店。那天，我們預定采訪一位來自中國的女經理，無意中卻采訪了另一位中國姑娘，我們一進飯店，經理就說：“這儿有一位中國人想見你。”“中國人？”多么親切，我立刻走了過去，原來是一位華裔姑娘在舉行婚禮，這位女子見到我站了起來，她很激動，我向這一對新人祝賀問候，向她說明了我的身份，出于職業習慣，我順便問她對中美建交以及對鄧副總理即將來訪有什么感想。她說：“很好，他為中國人做了許多好事……”忽然，她口吃起來，我以為她太緊張了或許中文已不流利，只見她兩行熱淚奪眶而出，她哽咽地說：“我希望中國人同心同力，建設好我們的祖國。”這時，她無語凝噎，全場肅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不禁百感交集。 她這番簡短而朴素的話語里寄托著對祖國多么深厚的感情，又包含著多么深沉的情意啊。身在异域，心向祖國，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理解您的感情，小姐，我們的國家正在一天天好起來。” 這個場面被攝人了鏡頭，協助我工作的美國同行編輯魯克爾先生，他在現場指揮攝影師一刻不停地拍攝，這突發性的采訪被編人鏡頭傳回了國內，這是一個事先并未列人計划，卻很成功的報道。我感謝魯克爾先生的真誠合作，不幸的是魯克爾先生后來在一次空難中遇難，一架DC10客机在墨西哥上空爆炸，這條消息是我在電視新聞中播出的，然而我万万不會想到魯克爾先生正在這架飛机上。他是一位性格沉穩而內向的人，頗有儒雅之風，記得有一次，我們拍外景來到林肯紀念堂前，那是一個不太寒冷的上午，細雨夾著雪粒紛紛揚揚，林肯的塑像坐落在那里，面頰深四，目光深沉，安詳地面對這個朦朧的世界。在這肅穆的氛圍中，我想到他為解放黑奴作出的巨大努力，想到他生前悲天憫人地惦念他多難的事業，我仿佛覺得一顆善良的心在他胸中跳動。魯克爾問我：“你對林肯如何認識？”我記起了馬克思對林肯的評价，我說：“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偉人，他的影響超越了他的國界。”魯克爾沉默片刻輕聲說道：“是的，他的影響也超越了他的時代。”我們都無言地望著細雨飄搖的廣場，華盛頓紀念碑直指灰蒙蒙的天際，倒影映在一池水中。岑寂，鬧市中的岑寂顯得凄清。 在返回的路上，我們又小有爭議。魯克爾一面介紹街景一面夸夸其談。他洋洋得意地說：“美國是由來自全人類的优秀分子构成的，美國的制度無疑是最优异的制度。”我插了一句：“我無法欣賞可以自由得容忍集体自殺的現實。”他忙問我所指的是什么。“人民圣殿教，先生。”發生在美國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殺曾是舉世震惊的一樁慘案。“你知道這件事？”他口气變了。“難道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情，您的中國同行會不知道嗎？”“您怎么想的？”“我很難過。”我們都沒再說什么。不過，我至今怀念他，他曾全力以赴地幫助過我。 一位翻譯小姐也与我們結下了友誼，這是一位美籍華人。開始她抱著略有敵意的態度對待過我，我們也爭吵過，可是通過一個月的交往，大家有了了解，當我們即將分手時，她哭了，她送給我們小紀念品，送給我的一條領帶附有一個小紙條儿：“趙先生，相見時難別亦難。珍重！” 往事，已經過卻了又一個十年。當時風華尚茂，如今歲染鬢白。是的，對這個職業來講我已嫌老了，但我的心仍有一种渴望創作的激情。 我曾出國訪問過几個國家和地區，但第一次出國，又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的出國，留在心中的感覺是鮮明的。 記得訪問美國的最后一站西雅圖，當我順利地完成了最后一次播出，自然會產生了一股欣慰之情。几天來，每次都是在直播中不斷收到遞來的稿件，我振作全部精神，終于一字不差感情飽滿地完成了任務，我如釋重負，能不快慰嗎！ 第二天，我們將再取道紐約回國，美國同行為我們餞行，地點在宇宙針塔旋轉餐廳。室內，人影在閃動變幻的燈光下令人目眩，透過窗子，我看到在燈海中的西雅圖的美麗夜色。 “您此時心情如何？”一位美國朋友問我。 “您呢？”我反問他，因為我沒考慮過心情如何，我正在想著我事業的前景。 白發蒼蒼的拉克先生說，工作完了，心情愉快，要痛痛快快地玩几天。 我說：“一個人自從脫离了孩提時期甜蜜的蒙味，我想就不太可能有單純的快樂。”人生是短暫的，然而當你一步一步往前走時，又是漫長的。還有那么多的事要做，還有那么多的難點要突破，我從來沒有一味的快樂。 當年，我送別一位友人時，分手之際吟誦了几句即興构想的詩，算作依依惜別之情的表示： “還記韶華時，京城春滿樓。 月夜酒方消，長談志未酬。 一任風波起，客夢上心頭。 從此天涯路，陽關故人愁。” 不知我的那位友人現在何方。我想起一個個少年時代的朋友，天各一方，但心是相通的。我們都面臨過各种曲折，現在我們又都繼續為實現共同的理想而拼搏著，西雅圖的夜色迷人，但我的頭腦卻冷靜地思考著應該做的一件件事情。 一位美國朋友又一次提出要我考慮在美國工作，他說他喜歡我這個人，他可以為我安排。“謝謝，我已到了故土難离的年齡了。” 我知道，我在美國所以受到熱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為我是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隨行記者，是中央電視台的一位老資格的播音員，离開了這個背景，我就難以存在。 生我養我的故土，只有我知道我對你的深深眷戀之心。明天，我將回到您的怀抱，明天我將面臨新的挑戰。 再見，美國。 寫于1988年9月改于1995年10月北京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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