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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間進行，因為他說“這個時候他的思維最敏捷”。為使秘書們（經常是兩人）能夠高效率地工作，紹布一般都提前宣布當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經常推遲几天才進行。遇到這种情況，紹布總是說：“首長還在等一個消息。” 因此，人們便開始值班。值班人員大多數都呆在希特勒辦公室的附近，即所謂“樓梯間”里。管家卡內恩貝格負責解決我們的吃飯問題。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當我還是“應召”從聯絡部來元首住所工作的時候，只要看見裝滿威廉土梨、布魯塞爾藍葡萄、苹果、桔子和放著面包的盤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頓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務是由管家阿圖爾·卡內恩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達操持的。因為中午和晚上總要請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個經營有素的飯館媲美。阿圖爾·卡內恩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個烹飪世家。卡內恩貝格的父親在柏林擁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飯館。他的儿子阿圖爾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這家旅游飯庄當時頗受歡迎。 我本人從未到過那里。但是一個名叫瑪格達勒娜·哈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為其購買古畫的經驗丰富的古玩商卡爾·哈貝施托克的遺孀曾告訴我：“乘坐76路電車到洪德凱勒，然后步行就可到達這所環境优美的園林飯庄，在那里你不僅可以品嘗咖啡和糕點，而且晚上還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內恩貝格的園林飯庄后來破產了，但他緊接著馬上又在柏林火車站附近開了一家小餐館。經過戈培爾博士的介紹，希特勒看上了卡內恩貝格的餐館。從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別快車抵達柏林火車站，總要光顧卡內恩貝格的餐館，用卡內恩貝格風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盤來解乏提神。 卡內恩貝格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還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單人娛樂家。他用手風琴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歡迎，希特勒是那樣喜歡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這座改造成褐色大廈的巴洛宮內的公共餐廳的管理權都交給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內恩貝格和他那位討人喜歡、文質彬彬的夫人弗雷達女士（北德地區一位森林管理員的女儿）招進柏林拉德齊維爾宮內他的住所，作為管家，他負責為元首操持家務一直到1945年。卡內恩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負責家庭和廚房服務人員的雇用、服裝、工資和住宿事務，食品的采購和管理、飲料、室內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單。如舉行國宴，所有与此有關的組織工作，如宴會桌上、招待和社交場合的鮮花擺設，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舉行大的國宴時，除了希特勒貼身衛隊的佣人外，總統府的佣人也要動員起來）等諸如此類的工作都屬于卡內恩貝格的管轄范圍。遇這种情況，總統府的大總管也被派來幫忙，他的任務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著地板宣布來賓的名單。 希特勒特別擔心在招待方面失禮。怕他的下屬工作中出紕漏，損害他的名譽。這念頭始終在纏繞著他。他威脅要懲罰管家卡內恩貝格，如果招待會出了紕漏的話。 之前，希特勒對已擺好的宴會桌總要親自過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無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圍里同曾陪同里賓特洛南訪問過莫斯科的通訊官談及過這方面的事情。當這位軍官告訴他，斯大林在宴會開始前總要親自過國宴會桌，檢查是否已無紕漏時，我說：“看來斯大林像您一樣也怕出問題。”希特勒回答說：“我的佣人是沒有問題的。” 卡內恩貝格在圣誕節前有一項重要任務。希特勒樂意向他喜歡的人和他認為親近的人送禮。過生日時，特別是過圣誕節時，他從不忘記為這些人選擇禮品。屬于這個范圍的不僅有他最親近的下屬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藝術家，而且還有他的熟人和戰友。那些在他掌權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過朋友的女士們尤其應屬于這個范圍。 希特勒在樓梯間里与我們秘書們一起喝茶的時候，經常對他當了德國總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購禮品感到遺憾。他說：“這在先前總是給他帶來歡樂。” 由于希特勒堅持要親自選擇禮品，所以机靈的卡內恩貝格就提前讓人從柏林最高級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東西送到總理府，供希特勒挑選。我曾有几次幫助希特勒挑選禮品。 圣誕節前夕，卡內恩貝格讓人把禮品統統擺在私人圖書館里和希特勒辦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過目。這些禮品至今還保存著。它們有壁畫、邁森瓷器、銀盤和銀碗、旅行用的小包、項鏈、晚宴用的手提包、望遠鏡、頭飾、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燈、咖啡和茶具、銀勺、金表、圖書和畫冊、寫字台裝飾品、皮箱、車罩等等。 希特勒為被列人長長的名單上的每個人挑選出這一年應該送的東西來。這個名單是由尤利烏斯·紹布掌握的，上面還記載著，過去几年有關人員接受希特勒禮品的情況。 這是一個由卡內恩貝格管轄的小王國。希特勒有一次談到了卡內思貝格：“在廚房里，他像帕夏那樣執掌著權力！”卡內恩貝格也絕對意識到了他的權力，因此行使起來泰然自若。他從不縮手縮腳，尤其在戰爭期間，他將元首家庫存的東西拿出來慷慨地贈送給顯貴們，以換取他們的回贈。例如，在戰爭期間，希特勒每逢圣誕節前夕都能收到也門國王贈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個在希特勒禮品名單上的人都得到過几斤咖啡，這在當時是受歡迎的禮物。誰与卡內恩貝格相處得好，誰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東西。 瑪格達·哈貝施托克女士在戰爭期間客居在她的朋友克盧格斯在西里西亞的庄園里，當談起卡內恩貝格時她回憶說：“他運到那里一汽車食品和其他東西，搞得人們莫名其妙。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問是否卡內恩貝格收了錢，哈貝施托克則回答說：“沒有，沒牧錢，他只不過是為了做好人而已！”我說：“他夠得上是一個小投机商，”哈貝施托克女士糾正我的話說：“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個寬容的投机商。” 卡內恩貝格的夫人弗雷達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裝飾品和擺放鮮花方面具有一雙靈巧的手和很高的藝術審美觀，把餐桌裝飾品擺設得令人賞心悅目。裝飾用的鮮花是從菩提樹下大街阿德龍飯店內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運到總理府來的。 如果有要客來訪，卡內恩貝格夫婦也常奉命到貝格霍夫去幫忙，以保證國宴順利進行。這里是卡內恩貝格女士顯身手的地方，她用鮮艷的盆花驅散大廳內散發著的潮气。例如她總是成功地把壁畫和附近擺著的鮮花融為一体，令人心曠神恰。 弗雷達·卡內恩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審美觀，對希特勒來講，她就是德國理想的家庭婦女。她始終留著當時最時興的奧林匹亞大波浪式發型，干淨整洁，她考慮問題細致周到，且性情文靜平和，她無疑比她的丈夫更討人喜歡。 她丈夫卡內恩貝格身体矮胖，但卻异常靈活，時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滾動著的圓圓的皮球。他的眼泡較大（可能是甲狀腺机能亢進症），也許是由于這個原因，他的情緒相當不穩定。令人遺憾的是，卡內恩貝格總愛搞陰謀詭計，致使管家——內奸的文字游戲常常闖入我的腦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的徹底垮台和通訊官馬克斯·溫舍被臨時調往前線都應歸罪于卡內恩貝格。兩個人都是卡內恩貝格搞陰謀詭計的犧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當佣人的要么是通訊員，要么是人們常說的儀表堂堂的青年人，他們身著帶領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褲子。他們受阿道夫·希特勒貼身衛隊偽派遣經過帕辛勤雜人員學校一段時間的培訓后在希特勒家中從事服務工作。自然他們就落到了卡內恩貝格的手下，盡管他們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為他工作的。這些人處在一种受雙重領導的地位。卡內恩貝格認為必須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員那樣管理他們。對這种做法，党衛軍的人根本不買帳，并且經常鼓動馬克斯·溫舍副官站在他們一邊。加之在其他人事問題上的分歧，馬克斯·溫會便与卡內恩貝格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卡內恩貝格對此耿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馬法爾達來訪時，卡內恩貝格應召上山。當溫會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當以后他才到達山上。布呂克納也沒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這么順當，情緒极好，并且夸獎根本沒有出力的卡內恩貝格工作出色。卡內恩貝格抓住這個机會發泄對溫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為主，讓人把首席副官布呂克納叫到他那里。當布呂克納站在溫舍一邊為他辯護時，希特勒當場解雇了布呂克納，溫舍副官也馬上被調到前線去了。 希特勒后來才認識到。他上了卡內恩貝格陰謀伎倆的當，但這并沒有降低他對卡內恩貝格的評价。因為希特勒一貫的想法是，不管是組織國宴，還是每年一度的藝術節，一切情況進行得都很順利，卡內恩貝格把這些任務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滿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內恩貝格便享有某种特權，他行為自由放蕩也就不足為怪了。 希特勒贊賞卡內恩貝格的專業技能，喜歡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時還外出郊游時，負責安排野餐的卡內恩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現他的這种特長。遇到這种机會，卡內恩貝格用他的音樂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們非常愉快。在海團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為《希特勒日常生活側記》的畫冊中，有這方面的几幅畫（如“在哈茨山中無憂無慮的時刻”），它展現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來人們就很少見到他這樣高興過。 卡內恩貝格于1945年，即崩潰前夕，离開了德國總理府，逃到了圖姆湖畔。他后來在杜塞爾多夫又開了一家飯館，名叫“施奈德·維伯爾餐室”，它生意興隆，也許是卡內恩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們感到開心快活的緣故吧。 言歸正傳。面對希特勒辦公室的門是通向走廊的几級台階，穿過走廊就可進入希特勒副官們的房間。第一個房間是經常談到的“樓梯間”。接下來就是紹布、迪特里希博士、澤普·迪特里希和布呂克納（后來是阿爾溫一布羅德·阿爾布雷希特）的房間。從樓上走下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發室，原先這是一個會客室，它的左側是兩扇總是敞開著的大門，通向裝有壁爐的電影廳。右側是俾斯麥室，也叫吸煙室。旁邊是餐廳。餐廳后面是長長的“冬園”，園內擺放著用拋光印花布繃成的沙發椅。冬園的盡頭是一個漂亮的半圓形，中間裝有一個高高的玻璃門，從這里可以望見公園里的古樹。在棗園里還可用早餐。威廉·布呂克納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時刻是最美好的時刻”，因此他常常在這里多呆一會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園里結束他的會議。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國務秘書拉麥斯博士在那里為他安排了活動，他才偶爾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終調到元首私人副官團的初期，与澤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党衛軍領袖們和護衛隊里党衛軍的成員以及副官和佣人們一起在拉德齊維爾宮經營部門地下室里按時進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員与在元首住所餐廳里就餐的人用的飯菜是一樣的。菜單沒有區別。在后來的年月里，我們這些女秘書們主要是在樓梯間里用餐，如上所述，樓梯間處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們也在那里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爾路過樓梯間，看到我們坐在那里，便問是否他可以与我們一起坐。這個無拘無束的閒聊時刻令他那樣滿意，以至于他經常在這個時候，甚至后來几乎天天都到這儿來喝茶。結果下午在樓梯間里喝茶成了相當有規律的程序。有時是我們兩個人陪伴著希特勒，也有時是我們全体三個人，即約翰娜·沃爾夫，格爾達·達拉諾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樓梯間里根本就談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內沒有洗澡間，所以只能當作臨時替代性客房。房間里只有一個洗手盆，上方裝有一面鏡子。其余的設施還有：一把用拋光印花布繃成的長沙發椅，一個衣柜，一個保險柜以及一張打字桌。一盞落地燈，一張八角桌和几把草編小凳子构成了室內的簡單陳設。 自1939年戰爭爆發，我們女秘書們大多都呆在當時的大本營里，有時是輪流呆在那里。我們呆在柏林時，樓梯間就成了我們的常設辦公地點，周為在新的總理府為我們准備的辦公室太遠了。對我們來說，不存在按8小時工作的正常辦公時間。我們晝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須持續地隨時听候首長的調遣。希特勒除了召開正式會議外，總是呆在他的住所里，這樣我們在樓梯間比在新的總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來。他的辦公室、圖書館、臥室和后來緊挨著他臥室的愛娃·布勞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齊維爾宮的二樓上。盡管樓梯間里陳設簡單，但希特勒卻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徹底放松了，我總有這么一种感覺，此時他真是無拘無束了。他向人們講述他青年時代和過去的個人經歷，這些話題他后來在喝晚茶時和在大本營的食堂里吃飯的時候從未再談及過。人們感到，似乎他在這里所講述的東西是從他平時鎖著的保密抽屜里出來的。 在樓梯間里，他還給我們講述他青年時代的惡作劇。希特勒曾談到，他對傳教士的反感起源于很年輕的時代。他講到過一位擔任宗教課的教授，從來不修邊幅。他的外衣上面總是飯跡斑斑，手帕髒得令人難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滿了污垢，所以每當他要使用時，總得先將它對神一下。 一次教授責備孩子們在教堂里不會跪著。希特勒十分認真地回答說，他不知道怎樣才能正确地去做，請教授做個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們對正确完成規定的動作表現得如此認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滿污垢的手帕，來回神了神，攤在地上，緊接著跪了下來。下課的鈴聲響了，他站起來，把手帕放在一個放洗臉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廳休息。他習慣于在那里与同事們談天，度過休息的時間。男孩子們商量好要好好地讓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為他的手帕髒得令人難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奮勇，厭惡地抓著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然后向著站在前廳里休息的老師們走去。走到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來，突然把一直沒被人發現的手帕抖了出來，微笑著說：“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學校里，希特勒喜歡的游戲是玩小鏡子。他玩得很起勁，并且搞得老師很煩躁，因此老師認為有必要在班級操行登記冊里記下一筆。課間休息時，孩子們都簇擁在班級操行登記冊周圍，偷看老師寫的內容。他們發現，老師（當然是無意的）竟寫了一句順口溜，令他們大為開心。于是便放聲朗讀起來：“希特勒小淘气儿，借著陽光照鏡子儿！”當老師再走進教室的時候，這群孩子聲嘶力竭地重复著這句話。 希特勒還談到，他12歲時就与同學們打賭，說他在与女孩子們一起作禮拜的時候可以把她們逗笑，希特勒后來也的确做到了這一點。他的辦法是，事先帶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當女孩子們的目光触到他的時候，他就拿出胡刷子來裝模作樣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胡子。 他還講述了他最初學吸煙、喝悶酒的經歷，以助雅興：“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煙，實際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難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嘔吐不止。母親十分為我擔心，我對她講我吃了一片顛茄，于是她請來了醫生。醫生為我檢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來，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褲兜，結果在里邊發現了煙蒂。后來我買了一個長長的瓷煙斗，吸起來像個煙筒，不過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開始吸。有一次我吸著煙睡著了，直到床著了火我才醒來。那時我發誓不再吸煙，我遵守了這一誓言。” 他還說道：“畢業考試結束后，我和同學們一起到一個農家酒店參加一項慶祝活動，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糞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親要看的畢業證書，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無結果，于是去找校長，并且請求他給我一份副本。這是我童年經歷的最大恥辱。校長把皺皺巴巴的畢業證書遞給了我。原來這家酒店老板在類堆上發現了這份證書并且送給了學校。此事使我很沮喪，以至于下決心不再飲一滴酒。” 他還談起他所依戀的母親給予他的愛和父親對他的嚴厲，他常說：“我不僅不喜歡父親，而且還很怕他。他易動肝火并隨手打人，可怜的母親總為我捏著一把汗。當我在《卡爾·邁》這本書中讀到有疼痛而不表現是勇气的象征時，便下決心，再挨打時將不出聲。當父親再次打我時——我知道母親仍擔心地站在門外——我一聲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記下一個數。而后我自豪地告訴母親，‘父親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當我瘋了。說也奇怪，從這天起，我無需再重复這种嘗試，父親不再打我了。”据他講，后來他父親的生活艱難時，他又對父親表現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為他從一個孤儿最后當上了一名海關宮員。希特勒還喜歡談他母親作為一名家庭婦女如何能干，使得這個家逐步富裕起來。 他有時也回憶起被他視為“蠢女人”的姐妹們。使他惱火的是，例如她們不能理解他，為什么他醉心于某一体育項目，或用手槍打那些栖息在小鎮子公墓內的老鼠。他向我們承認，他姐姐安格拉訂婚后，他真想勸他對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約，并与“蠢女人”一刀兩斷。 希特勒沒有“家庭”觀念。他把他的參謀部視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几歲。她是一個文靜、內向的姑娘，早在年輕的時候，希特勒就喜歡這個妹妹。然而也許主要是因為年齡差別的關系，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到戰爭結束為止，保拉一直住在維也納，后遷到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1956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戰爭結束以后我才算名符其實地离開了維也納。”她在1957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寫道：“盡管我哥哥阿道夫与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處處都得讓著年齡比我大、個性比我強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們不能為爭個誰親誰疏而吵個不可開交，讓外界看笑話，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直住在維也納，而我姐姐安格拉則在上薩爾茨堡為我哥哥操持家務，直到1935年秋天為止。哥哥喜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個人的事情由個人自行處理。”她在1957年2月5日的另外一封信中寫道：“在他看來，我們姐妹過于嫉妒他，他宁愿花錢雇外人在他身邊為他服務……” 比他大七歲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從未有過影響。阿洛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個女人是個愛爾蘭人，婚后生的第一個儿子名叫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1939年人們曾公開談論起他，因為他曾撰寫過一本名為《我的叔叔阿道夫》的書。第二個儿子是一名軍官，戰死在東方戰場上。當著希特勒的面，人們很少談及（實際上根本就不談）這位在第三帝國時期在維滕貝格廣場開飯館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希特勒在施皮塔爾的親屬。 希特勒常常談起斗爭年代的經歷和他与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友誼。有一次他說：“這种友誼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誼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爾次地區諾伊馬克特鎮一個公證人的家庭里，當過記者和詩人。他作為拜羅伊特的戲劇批評家而出名，与亨里克·易卜生曾家為好友。后來，埃卡特曾把《培爾·金特》譯成德文，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埃卡特是在1920年的一次大會上認識希特勒的。對于希特勒來講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并且經常給予希特勒以則政方面的接濟。每當希特勒談及這些具体情況時總是非常感動。1923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過蘭茨貝格監獄，由于病入膏肓，當年圣誕節時便獲釋出獄。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是在他的朋友、貝希特斯加登地區布呂根封地的領主那里度過的，1923年离開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國覺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當成了納粹運動的戰斗口號。 埃卡特的死對希特勒是個沉重的打擊。“在我后來的生活中，我再也沒有找到過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這樣講過。只要他一談到迪特里希·埃卡特，總是兩眼淚汪汪的。在他奪取政權以后，他還對“忠實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有可能報答埃卡特的情況下不能對他給以回報一再感到遺憾。 与迪特里希·埃卡特有關的一切都在打動著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訴他，我的一個女友在她從恩斯特·馮·沃爾措根的遺孀那里繼承下來的遺產中發現了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几份手寫的詩稿，他當即就要把它們買下來。當他認出這些詩稿是迪特里希·埃卡特身后留下的所剩無几的處女作時，他便主動提高了購价。埃卡特的大部分處女作詩稿都被他那位愛吃醋的夫人銷毀了。得到了這位朋友的詩稿他簡直高興极了。由于對埃卡特怀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對約翰娜·沃爾夫也表現出某种親近感，經常親見地稱她為“沃爾費爾”。 他還講了很多在斗爭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們經常乘敞篷的奔馳汽車旅行。每次外出希特勒總坐在1936年去世的司机尤里烏斯·施雷克的旁邊，尾隨其后的是埃里希·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飯館歇腳。希特勒很喜歡這個飯館。1932年，希特勒就是在這里接到了興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請柬。希特勒還談到在長時間旅途中上廁所的麻煩。有一次他借紹布提到的話題大談魏瑪、大象飯店：“……那里有供他用的固定房間，里面雖然有自來水，但卻不能洗澡。廁所在樓道走廊的盡頭，所以每次大小便后總要先走一段難以忍受的路程，因為他一离開房間，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傳遍全樓，在他离開廁所時，樓道兩旁已站滿了人，他不得不舉起胳臂并面帶尷尬的微笑如同忍受夾道鞭笞一樣走完回到房間的路程。” 他談到在汽車旅行途中為消磨時間所玩的游戲。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游戲。它的有趣之處在于只有在人們玩輸了之后才能發現這是一個游戲。具体玩法是，將虛构的事情形象地講述給別人听，直到听眾不由自主地問：“是么，那是誰？”答案是“施泰因施奈德博士”，這樣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編造的，提問題的人陷入了設置的圈套。另外還有就是“海狸游戲”。他們給長絡腮胡子的人取名“海狸”，誰在旅途中先發現了這樣一位“海狸”，誰就算贏了。 諸如此類的游戲使得希特勒的情緒達到了最佳狀態。在這种情況下，有時他便開始模仿老戰友的言談和舉止。他是一個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講話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亞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話的出版社社長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戲。人們望著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聳動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靈活地用右手打手勢。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藝術的犧牲品。他還愛模仿外國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國王維克托·埃馬努埃爾的尖笑聲，并且把坐著像個巨人的國王但站立起來又不顯高的模樣表演得惟妙惟肖。 戰前時期希特勒的性格還是開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這种性格有多么寶貴。“處于逆境時，充滿幽默的語言往往有奇效，不僅戰爭時期，而且在斗爭年代都是如此”，他曾這樣說過。但是1941—1942年戰場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兩人，從那時起，他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難以接近。 他還經常談到党在過去由于他簽署的匯票期滿而面臨的財政拮据和在山窮水盡時刻終于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況，他總愛談起下面這個例子：“我曾為党簽署過一張4万馬克的匯票。可是我所期待的款項卻總得不到，党的金庫空了，匯票期滿的日子迫近，而且我又毫無希望籌集這筆款子。我已經考慮自殺，因為我走投無路。在匯票期滿的4天前我向樞密顧問布魯克曼女士講了我面臨的糟糕處境，她馬上把此事接了過去，給樞密顧問基爾多夫挂了電話，并且讓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向基爾多夫談了我的計划，當即贏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我提供了款子，這樣我才得以及時把匯票兌現出來。” 希特勒還談到在蘭茨貝格監獄里為撰寫《我的奮斗》一書他親自打字和赫斯幫助他的情景。他非常認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時間，并且把閱讀材料的范圍限制在歷史、哲學和傳記方面。在那里，他還著手制定了筑路計划和生產一种對民眾适宜的轎車計划。這种轎車內有4個座位，价值990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殼虫”。像設計大眾牌轎車一樣，1922年希特勒就計划建造高速公路，他說他在蘭茨貝格監獄里曾為此進行過設計。建造德國阿爾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這條路建成后，山區的美景將會被發掘出來。建造從林道至貝希特斯加登這條彎彎曲曲的阿爾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項規划。 總之，談話的題目無所不包，諸如建筑設計、繪畫、雕刻、戲劇、電影、藝術等等均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談話素材。談話一旦出現停頓，空气便顯得沉悶起來，這時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個話題，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教會始終是人們喜歡的話題。希特勒与教會沒有直接聯系。他認為基督教是一個過時的、虛偽的和吃人的組織。他說，“科學尚未探明，人的性別究竟起源于何處。我們已處在哺乳動物的最高發展階段，即由爬行動物發展成了哺乳動物，然后經過猿猴的階段發展成了人。我們是万物中的一員，是大自然的孩子，我們与所有的生物一樣有著相同的規律。在大自然中，斗爭的規律是永存的。所有無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將遭到淘汰。是人，特別是教會把人為地維持弱者、無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為他們的目標。”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無法毫無顧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賦予人們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沒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說法，戰爭一結束他就退出教會。這一舉動在世界上將具有象征性偽意義，即對德國來講，它將意味著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對第三帝國來講它將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在納粹党紐倫堡党代會閉幕大會上他說：“閉幕大會必須開得像天主教做彌撒那樣隆重。升旗和大會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舉行宗教儀式那樣進行。”他還計划為50對或100對伴侶舉行集体婚禮。這一活動將使得慶祝活動更加隆重。大型樂隊的演奏和五彩繽紛的布置將為慶祝活動增光添彩。 他還談起上流社會那些關心他、愛護他、甘心為他獻身的夫人們，他經常通過她們舉辦的沙龍建立新交。當然他也談到，在那种場合，他經常感到，他像動物園的猴子一樣被圍觀著。 在拉德齊維爾宮修繕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約10點至l1點時分我被召到總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們正在餐廳里吃早餐。我還未坐定，佣人卡爾·克勞澤就領進來一位年輕漂亮的金發女郎，她是西格里德·馮·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為“德國女郎”的照片當時剛好刊登在柏林畫報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倫堡市多貝蘭鎮一位軍官的女儿，然而卻以維多利亞·馮·迪克森閣下的外甥女聞名。達維德·歐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況到底如何》一書中發表了一篇倉促寫成的文章，對馮·迪克森進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該書的第27頁上講述了一段無稽之談：“譬如說維多利亞·馮·迪克森，她是一個有野心的、150％的納粹分子，是她把一個与她有親屬關系的年方21歲、美麗如畫的裸体姑娘悄悄地弄到了總理府內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見到了這位姑娘，禮貌地請她穿上衣服离開房間。”如上所說，這只不過是無稽之談…… 維多利亞·馮·迪克森主持著一個政治沙龍，這個沙龍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經常光臨此地。在后來的歲月里，希特勒在樓梯間里曾談起過對她的邀請，他說：“……在那里，我像動物園里一個外來的動物出現在大家面前，被人們好奇地看來看去！”這個時候，希特勒接受這位閣下的邀請。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現，希特勒便頓時心曠神怡，毫無顧忌地迎上前去，說聲：“陽光駕到”或是“太陽升起來了！”至于還怎么說我也記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說，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馮·拉弗特，這是不能視而不見的。這點連生活在慕尼黑的愛娃·布勞恩也不隱諱。 這里我還想談談有關希特勒的一些個人生活情況。希特勒著裝講究實用。每次試穿衣服，他都感到厭煩。他演講時喜歡做手勢以表示強調，尤其在談到刺激性問題時，他還習慣于手臂上下擺動，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斷地伸展身体，所以對緊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縫將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響他的動作自由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時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動中，希特勒摔過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達·克萊因的丈夫瓦爾特·舒爾策當時是沖鋒隊衛生隊的隊長，他沒能說服希特勒在醫院做一次X線檢查。希特勒擔心“到那里就被擱置在角落里了”。這樣這個肩從未得到過象樣的治療，并且從那時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時常感覺到這一點。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帥，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進門檻，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這也許是他素來步伐穩健所致。他走路總是從容不迫，當他走向歡迎的人群時，他的步伐近乎是庄嚴的。他的舉止對那些平時自由散漫的人產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總想當強者。他經常講，到新的總理府來拜訪他的人必須先穿過平滑如鏡的大理石大廳，然后再經過他那間大辦公室，當這些人到達他跟前時，就已被搞得暈頭轉向。我覺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審視的目光，講話時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熱情，又能表達憤怒、冷淡和蔑視。然而在戰爭結束前的最后几個月，這雙淺藍色的眼睛卻失去了表情，變得模糊不清，光澤暗談，并開始浮腫。 听希特勒的聲音，尚可斷定他往日的情緒猶在。他依然非同尋常的鎮靜、清醒、一絲不苟和自信。但面對逐步升級的外來進攻，他同時也變得易于激動，有時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講的話。“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將來后人如何評价，我根本無所謂，”他常這樣說。“不顧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顧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頭禪。另外說得多的還有“用野蠻的暴力”和“用野蠻的力量”以及在做論斷時的：“簡直是白痴”之類的話。。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齒過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已經變黃。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狹小的嘴掩蓋起來，這無疑是有益的。在他与阿達·克萊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訴她：“許多人都說我應該刮掉我的胡子。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沒有胡子，我的臉該是個什么樣子！”隨后他用手像托盤子一樣托住了他的鼻子，說：“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過這撮胡子來沖淡一下。” 我覺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無論是在活動時，還是在休息時都是如此。盡管這雙手的指甲并未讓人修整過，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卻很整洁。多年來，手指的關節處變得越來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攝影師，還是他本人在一次飛行過程中成功地拍攝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尋找安放點的精彩照片。 他從不戴首飾，連他那塊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調快几分鐘，以便能准時參加活動或會議。盡管他總向佣人們和副官們打听時間，但卻不相信他們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回避親自接触錢，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給了他的副官紹布。到1933年為止，紹布身上一直帶著一個皮夾子，硬幣散裝在上衣兜里。据阿達·克萊因講，他在付出租汽車費時，還給小費，而且總是很慷慨，“……小費數額几乎与出租汽車費相當。”阿達重复他經常表示的觀點：“越富越吝嗇，富人從不給小費！”希特勒對有些男人接連不斷地去尋求新領帶感到開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領帶我都買，而且同一种領帶一買就是几條，”他曾這樣說。后來，他就只能戴与制服配套的黑領帶了。對于服裝的搭配他是不重視的。 他很少談及新潮服裝，然而卻能以出人意料的鑒賞力對連衣裙評頭論足并對穿連衣裙的人加以恭維。對不合時宜的流行式樣，如軟木高跟鞋，他則又取笑不已。但我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盤。我經常听到希特勒對愛娃·布勞恩講的話：“啊，你穿了一件新連衣裙！”對此她生气地回答：“走開，你明明知道，這件連衣裙我已穿過多次了。” 希特勒很講衛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會和演講之后和出了滿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膚非常嬌嫩。可能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始終是自己刮臉，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為保持襯衣不變形，這家洗衣店在上面別了一些針。盡管他与佣人們相處得不錯，但是如果他當時的佣人卡爾·克勞澤忘記將那些針去掉，他也會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1933年党代會期間，我突然被召到紐倫堡德意志飯店。晚上，希特勒向約翰娜·沃爾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發表的演講。我們每天大多數時間都呆在飯店里，從窗子里觀望希特勒檢閱沖鋒隊、党衛軍和青年義務勞動軍的列隊情況。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夠長時間的伸著胳膊站著。喝茶的時候，他說他能夠這樣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鍛煉的結果，与此同時還得有很強的毅力。況且他試圖看到行進中的每個人，以便使這個人感覺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當時的确經常听到這樣的話：“元首見到我了，他的目光緊緊盯住 還要提到的是，希特勒從不從事体育活動。他不喜歡騎馬，厭惡冬雪（特別是1941—1942年冬天之后），怕見陽光。不喜歡太陽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貝格霍夫買下來，如他所說是因為它坐落在上薩爾茨堡的北面。這座房子終日不見陽光，厚厚的圍牆又隔斷了白天熱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內也總是涼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歡這种寒冷，然而來賓們則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會游泳的。有一天他說：“一個人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進行的運動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無疑問，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時用他那無可非議的魅力吸引別人。即使是錯綜复雜的問題，他也可以解釋得一清二楚。在闡述這些問題時，他的誘惑力很強，以致使听眾都著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響力，興許正因為如此，一些怀著絕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經過他的開導竟滿怀信心了。 例如，記得在1945年3月僅澤納粹党區領袖福斯特怀著徹底絕望的心情來到了柏林。他告訴我，1100輛俄國坦克已臨但澤城外，而德國國防軍總共才只有4輛“虎式”坦克用來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無几。福斯特下定決心不再默不作聲，要把但譯局勢的全部真相統統告訴希特勒。 我為福斯特鼓勁，要他把全部真相統統講出來。他回答我說：“這你可以放心，縱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險，我也要把全部情況告訴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談話之后他則完全改變初衷，使我惊訝不已。“元首答應我將向但澤增派部隊”，他輕松地對我說。他望著我怀疑的微笑說：“當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調集這些部隊。但他告訴我，他將增援但澤，這點是毫無疑問的。”這就是希特勒強烈影響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經常對待別人那樣，他對自己也是嚴厲的和不屈不撓的。他從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勞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著，鋼鐵般的毅力能戰胜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顫抖使他极為尷尬，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識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駕馭自己的身体，這給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負擔。倘若惊异的來訪者眼睛盯一下他那發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將左手掩蓋起來。盡管他經受了各种各樣的意志磨煉，但還是不能阻止手的顫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為止始終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說在私下閒聊時如突然來一個噩耗，希特勒仍可鎮靜自若地繼續聊天，人們只能從他顎部的肌肉運動看出其內心的活動。例如，我記得當确保大部分魯爾地區安全的默訕和埃德塔爾屏障被摧毀的消息傳來時，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這打擊對他來講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發生了數小時或數天之后，他再來回憶事情發生經過，只有在這時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樣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認為，一個人只能知道為了履行其職責所必須的東西。他經常說：“兩個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從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圖和計划，在一項軍事行動或類似的行動開始之前他也未做過暗示。 自青年時代起，他就酷愛讀書。有一天他說，“青年時期，他在浪跡維也納期間，貪婪地讀完了市圖書館所藏的全部500冊書。”這种讀書与進取的熱情使他的知識拓展到文學和科學的几乎所有領域。無論是對一個地區進行地理描述，還是談論藝術史，或是技術問題，他都能講得頭頭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訝。 同樣，他對劇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細節了如指掌。即使在蘭茨貝格坐監獄期間，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歐洲各國的古老建筑。他經常炫耀：“他比那些國家的設計師們更了解他們的古老建筑的設計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擴建和美化問題与市長交換過意見，這位市長說，他對希特勒的記憶力感到吃惊，他連几個月前談過的最小細節都能回憶起來。由于事情拖著沒辦，希特勒便責備他：“半年前我就將我的想法告訴過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問題交換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說了一遍。 希特勒不僅能記住人名、書籍和數据，而且尤其能輕而易舉地記住別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憶起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場合下見過的人。他把在動亂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認識的所有人都記在了他的腦子里，他還經常令人惊奇地回憶起某人的詳細情況。同時他還能非常細致地描繪出他發表過講話的群眾集會的气氛和過程。他在青年時代、維也納生活期間、世界大戰期間、斗爭年代以及奪取政權后的年代里的同學和戰友們的特點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腦海里。 希特勒情緒好時，喜歡描述帝國總理府里舉行的大型招待會。每位藝術家穿的連衣裙他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他還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們進行的嚴肅認真的或輕松愉快的談話复述出來。 他對話劇和電影的記憶也是如此。他能講出他年輕時在維也納看過的每出戲的全部細節。他不但能夠說出演員的名字，而且還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員當時受到過批評。我經常自問，他的大腦怎么能儲存這么多的東西。 無疑希特勒從小就具有超人的記憶力，然而其奧妙還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訓練和擴展。他告訴我們，他在讀書時努力抓住實質性的東西并把它記在腦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爐旁聊天的机會談論書中某個問題的習慣，反复談論使他加深了對這個問題的記憶。 希特勒似乎能夠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語或法語進行的對話，但他說：“我不愿費勁講外語，因為在与外國人的會談中每句話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譯員翻譯的時間考慮新的合适的措辭。” 希特勒想方設法用他丰富的知識使別人感到吃惊，并以此顯示他的优勢。他极力避免向別人泄露他的知識來源。他极善于使听眾相信，他所講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評性思維的結果。他能夠把整冊書背誦出來，并以此使人以為他陳述的是他自己的東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認為，希特勒是思想极為敏銳并具有分析頭腦的人物。 在我剛剛開始工作時，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圍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個題目所做的哲學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發現，這篇文章只不過是我不久前剛讀過的叔本華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說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點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說：“孩子，不要忘記，所有的知識都是來自別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貢獻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還以同樣令人信服的力式談論名人、外國、城市、建筑和他們不了解及沒看過的戲劇。他那自信和果斷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來表達思想的雄辯術使人們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經歷之談，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講述的這一切實實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經歷過的。例如，有一天，他當著我們的面對据我所知他根本沒有看過的一出話劇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我問他，沒有看過這出戲怎能如此評价導演和演員？他回答：“你說得對，但布勞恩小姐看過，并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經過了這個思想漫游之后我們回到樓梯間——我當時值班的地方，我等待著佣人穿過雙扇門進到房間來喊我：“首長要口授，有請！”于是我便跟著佣人上樓。他打開通往圖書館的門，然后再從外面把它關上。接著，佣人在門鈴旁邊挂上一塊寫著“請勿干扰”的牌子。 首長一般是在隔壁他的辦公室里，多數情況下都是面向寫字台彎著身子站著，思考他的講話提綱。對于我的到來他常常毫無反應。對他來說，口授工作進行之前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誤一會儿功夫一般情況下是沒關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來用鎮靜的聲音、常常是抑揚頓挫的語調開始口授。在漸漸進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間里徘徊著，一句接一句地進行口授。有時他突然停住腳步，站在倫巴赫所作的俾斯麥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積聚力量，以便重新開始他的漫步。當他在五斗櫥前停下來，拿起一個小型青銅雕像時，他再次中斷他的滔滔不絕的講話。他把青銅雕像觀賞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處。 只要在他的講話中一提到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動得連聲音都變了。當他談到丘吉爾或羅斯福時。也會出現這种情況。他講起他們從不客气，屢屢罵他們“酒鬼”（指丘吉爾）和“吃人的野獸”（指斯大林），打字時我把這些字眼都給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對打好的稿子時竟從未提出過异議，可見他的激動是真實的。 在這种情況下他的聲音可以達到最高度，听起來都變了調，与此同時還連連打著手勢。臉脹得通紅，眼睛里充滿著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對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過程中，有時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動的情緒影響著我。用速寫法記錄口授內容自然要輕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卻不愿這樣做。顯然，當他听到有節奏的打字机聲時，他就感覺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馬上看到他剛才講話的文字材料。口授時，他從不講題外話。 口授的內容一般都是在國會、群眾大會、全國党代會和各种各樣展覽會的開幕式，如汽車、藝術、農業、技術展覽會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國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車儀式、為外交官舉行新年招待會等場合發表的講話。此外，還有給外國元首，如墨索里尼、安東內斯庫、霍爾蒂、伊諾努、曼納林無帥等人的信件。 對私人信件，只有他覺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謝、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給戈培爾夫人、戈林失人，萊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夫人等人的生日賀辭都是親自在白色卡片上書寫的，卡片的左上角印著鍍金國徽，上面簽著他的名字。 因為希特勒在口授時簡單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時除了把口授的東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著他的思路走外，還要有直觀判斷能力。首先他講話口齒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間里來回走動，講話后常常出現回音。另外還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當時我們還沒有電動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開場合不愿戴眼鏡，所以后來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頭，這樣，希特勒在公開場合宜讀他的講話稿時就無需戴眼鏡了。 “無聲牌”打字机雖然有好處，打起字來聲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過快時容易串行。看來，希特勒并沒有注意或者也沒想注意這一點，繼續他的口授，這對打字員來講當然很糟糕，這种情況常常會引起思想上的緊張。人們擔心調整字頭而失去句子的連貫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當希特勒校對我打完的稿子時，我總是有點緊張。 以后的步驟是這樣的。口授完畢后，希特勒在他的寫字台旁坐下來，戴上金邊眼鏡，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筆杆，開始對一些詞進行修改，添添刪刪，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寫的。他有時抬起頭來望著我，問：“孩子，你過來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顯得有點無可奈何，說：“是啊，你們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強！” 僅僅把稿子校對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時在他上了汽車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給他，這种情況時常出現。當時我与他還有私人交往。在他驅車去國會前交給他打好的稿子時我請求他，講話時聲音不要太大，否則通過話筒出來的聲音就會失真。諸如此類的勸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間希特勒是听得進的，而且毫無怨言。此外。每位女秘書都有在一段時期內受到他偏愛的“受寵時期”。 例如有一次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我根本不喜歡他的措辭，而且大膽地把我的意見講了出來，他望著我，并非惡意地說；“你是惟一來糾正我的人！”我是那樣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連聲“謝謝”都沒有說。 戰爭開始以來，希特勒沒有打字稿不再講話。他曾說過：“我最好是即席講話，但是現在是戰時，每句話我都得推敲，因為世界很注意，反應靈敏。假如由于我一時沖動講了不恰當的話，這將會導致嚴重的糾紛！”只有在內部場合，如對納粹党區領袖們、軍官們和企業家們，希特勒才放棄講稿，自由地講話。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講話稿，就好像擺脫了一個負擔。例如在貝格霍夫逗留期間，每當他口授完講話，他總要在次日午飯時宣布他的講話已完成，并且期待著這個講話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貫稱贊他的女秘書們或者用他開始時稱呼的“打字員們”能干。有時我們工作時間太長，也就是說，口授進行了几小時之后，一個人才替換另一個人。首長常說：“你們打字速度比我說話還快，你們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說到這里，他總要聯想起他早年訪問納粹党區領導机构時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難。他說：“在多數情況下，姑娘們一見到我就激動，臉脹得通紅，結果一事無成。一旦我發現了這一點，我就隨便找個借口，如我還得等待一個消息，中斷口授。”我覺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為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來顯示一下我的打字藝術好嗎？”有時他開玩笑地說，“我打字不過如此吧。”然后他擺出一副樣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夾上一張紙，將它拉直，轉動滾筒，然后開始在客人們報以掌聲的笑聲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時還不忘移行和按動大寫鍵和空格鍵。他表演得那么形象，連職業啞劇演員都不會超過他。他無疑具有偉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別人的能力。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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