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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1946年的榮德生綁票案,是轟動全國的大案。其所以轟動,所以是大案,因為被綁人是中國實業界的巨星,也因為案情的扑朔迷离极具新聞价值,還因為此案曾使“最高”震怒,嚴令軍、警、憲、特限時破案。 先摘錄《樂農1946年紀事》記述的被綁經過: 二十四日(農歷三月二十四日,即陽歷4月25日)上午十時許,乘車 至總公司,甫出家門,在弄口高恩路轉角,突來匪徒綁架,將余劫上另 一汽車,直駛至中山路,轉入小路,經數里,停一小舟,將余送入,卷 臥艙內。至二十五日晚八時后,始有兩匪挾余登陸,在申新一厂前半里 許之小濱上岸,轉入馬路,駛來一車,開約刻許鐘,至南車站貨棧旁下 車,改乘三輪車,至一石庫門,入內,上樓,藏余于一小室,時約九時 許矣。室內漆黑,有一人与余同臥,蓋看守者也。此室四無窗戶,因此 白日無光,亦無燈燭,真黑暗世界也。 原先,榮德生是准備在農歷二十六日回無錫的。三月二十八日是東岳大帝黃飛虎生辰,無錫向來有“八廟朝圣帝”的迎神賽會,那一年是抗戰胜利后的第一年,淪陷八載,一旦胜利,人心大快,迎神賽會的盛況空前,榮德生興致极好,決定回鄉与民同樂一番。不料身陷匪窟,盛會是看不成了。 榮德生在《樂農紀事》中有意無意地諱避了几個重要細節一、被綁時榮德生并不是單獨乘車,還有三儿榮一心和五女婿唐熊源同在,綁匪命榮一心、唐熊源下車,只帶走榮德生一人;二、綁匪所用汽車,有淞滬警備司令部標記;三、“逮捕”榮德生時曾出示過第三方面軍司令部的紅色逮捕證。這几點對破案是极重要的線索,但榮家從開始就不打算与軍警合作,所以當時不說,事后都沒有記錄下來。 從攔路綁架、行車路線、舟中暫匿、黑夜轉移直至暗室藏票,組織得十分嚴密。綁匪們對榮德生相當客气,沒有高聲呵斥,沒有威脅恫嚇,更沒有動手毆打,甚至沒有蒙上眼睛,所以榮德生能把經過之處記得一清二楚。在卷臥船艙的兩天里,榮德生還發現這伙匪徒的知識程度相當高,那個撐篙的青年在一天里看完了《憲法草案》和《政治協商會議記錄》;而那個眉目清秀的看守,不僅兩天讀完了一部《青城十九俠》,而且寫得一手好書法。他們連榮德生牙齒不好不便咀嚼都曉得,事先還准備了蛋糕和軟餅干。榮德生就在心里想:這一伙人不像電影里的強盜,也不像傳說中的土匪,他們是什么人呢? 光天化日在上海市區綁架實業巨子,這件事太駭人听聞啦! 上海各報紛紛以顯著版面發表消息,全國輿論嘩然;蔣介石十分震怒,親自下令限時破案,淞滬警備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由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接任淞滬警備司令。 軍、警、憲、特全都動員起來了,不僅是由于上峰嚴命,他們确實也非常起勁,十分賣力。哪一方能率先破獲這樁全國最大的綁票案,是很出風頭的事;榮家是一塊大肥肉,若破案有功,油水還會少嗎?于是開展了一場偵破大競賽,各交通路口軍警密布,出動暗探六百余人,進行嚴密搜索;与榮家有關系的六十余部電話,受到24小時監听控制;甚至連与嵊縣幫匪徒及本市慣匪素有聯絡的偽軍頭目丁錫三、許嘉才等也被動員起來協同偵破。他們在上海城市及郊區布下了天羅地网,看來綁匪是插翅難飛了。 榮家自然人人焦急,但仍不肯提供任何線索,類似的綁票案榮家已遭遇過兩次,有處理經驗了。 第一起綁票案發生在1940年夏天。榮爾仁吃過早餐乘自備汽車去中新二厂,途中被一伙匪徒攔住,榮爾仁与司机阿喜被挾持登上匪方准備的汽車,駛至閔行,擺渡到浦東某地“藏票”。綁票是偽軍頭目丁錫三(此人在抗戰胜利后不僅未受到懲處,還當上了交警第十四大隊的大隊長!),贖票的交涉是由原福新包工頭榮炳根辦理的,花去法幣50万元,榮爾仁在匪窟受難58天,“脫險歸來,見渠面色已憔悴不堪。”(樂農1940年紀事) 一年后,申新九厂經理吳昆生和儿子吳中一又出事了。吳昆生的家在法租界潘恩路,宵禁期間,夜間應該是比較安全的。7月27日夜半l時45分,全家酣睡,万籟無聲中,忽有日本憲兵隊便衣四人,會同法租界盧家灣捕房捕探,叩門而入,將吳氏父子帶走。這算“逮捕”,指控的罪名很滑稽,說吳家父子“指使暗殺捕房高級負責人日本人赤木”。最初關在盧家灣捕房辦公室里,吳中一用英語同法國捕頭交談,要求不引渡給日本憲兵,被拒絕,兩星期后引渡到了北四川路日本憲兵隊。這是日本憲兵与法國浦房勾結公開進行的“軍綁”,說是“指使暗殺”,很嚇人,其實是敲點竹杠。經榮家多方設法,最后是通過麗都花園大流氓高興保走了“76號魔窟”吳巨保的門路,花了3000多件棉紗才贖出來的。 此外,還有王禹卿被綁案,陸輔臣之子陸文和被綁案,都是花錢消災。只有“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光棍才會去報警,榮氏家族不屬于這种人家。綁匪開著警備司令部的汽車,手持第三戰區的逮捕證,提供線索等于指控軍事机關為嫌疑犯,那不是找死嗎! “要錢還是要命,榮先生好好想想吧” 榮德生在那間漆黑的小屋里,除了不見陽光,不准說話,絕對不許咳嗽外,在生活上是相當优待的。早上兩只雞蛋,中午和晚上有米飯和粥,菜蔬有豆腐、炒蛋、咸菜、鯽魚,有時竟有新鮮的鰣魚。周圍靜极了,只偶爾遠處有一聲喊:“賣小雞呵!”近處就有聲應和:“修洋傘啊!”起初榮德生并未在意,這聲音因而复始,終于使他意識到了,這是綁匪們互通消息的聯絡暗號。 那個眉目清秀的看守態度還和气,但從不說話,似乎是個啞巴。 榮德生進了匪窟就串明耳朵不靈,重听。綁匪們居住的地方与黑屋僅一板之隔,他們的交談榮德生听得一清二楚。綁架時出示逮捕證的那個30多歲的高個子,操浦東口音,匪徒們稱他“總司令”,想必是個頭目。到第三天,“總司令”找他來問話了。看守點了支洋燭,“總司令”把從榮德生身上搜去的五枚印章和一個手折放在桌上,問道: “榮先生,你隨身帶五個印章,都有什么用處?” 榮德生解釋道“這第一個印章是一般應酬文字用的;第二個‘往生是壽’,是喜慶文書用的;這一個是寫家信專用;第四個剛鐫刻不久,有年月可憑,尚未确定用處;最小的一個很重要,厂里要向銀行支錢,必須有我這章才生效。” “總司令”拿起小章細細端詳,很有興趣地問:“這是榮先生的財務專用章,憑它就能去銀行領錢?” “不能。”榮德生不得不費點唇舌了:“這印章重要,但不能單獨領錢用。凡屬我的厂家,先要有經理、協理蓋了章,再蓋上我這章,銀行錢臣才能付錢。” “噢!”“總司令”又拿起那個手折,說“榮先生的個人收入是400万元,家庭支出卻有600万元。先生富可敵國,卻入不敷出,豈不是在裝窮嗎?” “我是一個實業家,不是大富翁。大富翁把金錢放在家里,絕不想做事業,据我所知,有些人家中藏有金條數千根。而我所有的錢,全部投入工厂,變成机器設備和原材料了,你若不信,可以去調查……” “總司令”听得不耐煩了,他打斷了榮德生的話:“榮先生!你不愿意死了出去吧?” 榮德生楞了一下,但隨即就說:“是的。先生你也不想讓我死在這里,對嗎?” “是的,不想。要活著出去,榮先生就得小小破費一點了。” “我是做生意的人,先生開价吧。” “100万美金。少一個也不行!” 榮德生頭腦里轟地聲;身子在硬板床上癱了。當時的100万美元,約折合黃金20,000兩,或折合法幣32億元,這是個天文數字。榮德生正色道: “如此巨款,絕對天此財力。” “要錢還是要命,榮先生好好想想吧I” 第一次交談至此結束了。 綁案發生后一星期,申新九厂忽然接到個電話,要与厂經理吳昆生洽談“生意”。吳昆生曾在日本憲兵隊關過一個月的,已能猜到來意,就叫陳品三代接。 “你是什么人?” “九厂協理陳品三。” “陳先生,今后就認定你同我接洽,不准換他人。听明白了嗎?” “明白了,你先生尊姓?” “我姓駱,以后就稱我駱司令好了。你轉告榮爾仁,准備好100万美鈔。” “我怎么跟你聯系?” “我會找你的。”對方把電話挂了。 “駱司令”名叫駱文慶,浦東人,是上海幫盜匪頭目,也是綁架榮德生的現場指揮。匪方終于開价聯系了,這使榮家人心稍安。當晚,吳昆生、陳品三等人在榮爾仁住宅進行密商。 榮爾仁說:“陳先生,你要同他們保持聯系,對方的要求不要拒絕,但也要說明困難。” 吳昆生說:“100万美金,一時是無法籌措的。” 陳品三說:“‘贖票’也是交易,對方勒索高价,我方也可以討价還价的。” “必須設法同總經理直接接頭,或听到我爹爹的電話,或看到爹爹的親筆信。”榮爾仁對父親的安全仍然不放心、。 從5月2日至13日,陳品三与“駱司令”在電話上論价接洽十余次。匪方開始態度很強硬,申言不達100万美元便不得生還。榮家對所勒巨款不知所措,交易就一直沒有進展。13日,“駱司令”突然在電話上說:“明天晚上,到祥生飯店底層廁所內洗面盆下去取一封信,必須你自己去。”陳品三如約按時到了祥生飯店,底層廁所洗面盆下卻沒有找到什么信件。他不敢久留,走出廁所時,有個高個子向他迎上來說:“陳先生,早上好”隨手給了他一封信,低聲說:“告訴你們老板,有關細節,可以和詹榮培商量。” 据榮德生事后說,他在匪窟里共寫了五封信,但榮家只收到兩封。這是第一信,是寫給申九經理吳昆生的: 昆生兄大簽:五日信已收到,惟對籌款未成辦法,司令現吾方無誠 意。今再明白詳示數目,美金100万元。余請求折減,彼云:應合力速 籌,稿為減少兩成,信到速即辦理,即刻自行籌款。電話到,切實答复。 余离家十七日,心急万分,万一不妥,吃苦不起,即公司全局也不能了。 此信即与二儿看后守秘密。順請 台安 五月十三日 信中語气不似平日榮德生,顯然是口授筆錄,但榮德生的字跡是确定無疑的。榮德生還活著,匪方索价也已有了松動,這對榮家是痛苦中的安慰。另一個口頭信息似乎比信件更重要,那便是“可以和詹榮培商量”! 詹榮培是何許人呢?抗戰前曾在申一、申八做過技師,榮爾仁是申一、申八厂長,當時就認識。抗戰期間詹榮培去了大后方,胜利后從重慶回上海,身穿美式軍服,腰佩左輪手槍,很是威風,但卻沒見他帶過軍階,估計是已經退役了。軍方的“劫收”人員乘飛机抵滬時,詹曾多次向申新借車去迎接,大概是為了顯示自己的來頭吧?以后詹向榮爾仁要求回申新,恰好申新二厂發生工潮,榮爾仁應付不了,詹說他有辦法,因此就請詹榮培出任申二厂長。詹上任后,靠著他在軍方警方的關系、果然把申二的工潮壓下去了。接著,申五又發生工潮,榮爾仁又要詹兼任申五厂長,申五工潮又平息了。現在“駱司令”提出由詹榮培作為周旋談判代表,倒使榮爾仁清醒地看出詹是什么人,他与此次綁票是什么關系了。想招個鐘馗,卻請來個魔鬼,請神容易送神難了! 從這時起,陳品生的電話鈴再也不響了,一切聯系已轉到詹榮培身上。不知他究竟是代表榮方,還是代表匪方? “50万美金,再不答應立即撕票。” 榮德生已逐漸适應了環境,整天靜思默想,身在匪窟,寂靜中听覺特別靈,隔壁的說話聲他听得清清楚楚,所聞种种都是駭人之事,實在同身處地獄沒有什么兩樣。于是他想,倘能活著回家,要鐫刻兩方閒章,一方是“曾入地獄”,另一方是“再生之德”。 使他苦不堪言的是痔瘡又犯了,每天睡在硬板床上,又不能換布,十分受罪。夜里常失眠,屢見白光繞室,榮德生感到這是神仙在保佑他,于是心中又比較安定了。 眉目清秀的看守不是啞巴,只是司令不准交談。時間一久,熟了,看守就點起蜡燭,同榮德生筆談起來。榮德生問:“為什么要做這种事情?”看守答:“八年抗戰,流血流汗,胜利复員,失業餓飯。”看來他是個退役軍人,榮德生又寫:“廣里正缺技術工人,進入工界是最好出路。”看守又問:“用什么方式能找到工作?”榮德生答:“看到招工廣告,立刻去應征。”那看守寫得一筆好字,以后對榮德生還十分巴結,有了消息都向他“報告”。榮德生也對他產生了好感,有几次他几乎要寫“你要找工作有我”,最后還是忍住沒有寫。 但是,司令的脾气卻愈來愈坏,對榮德生也不那么客气了。外面風聲日緊,軍警嚴密搜查,贖票交易又無進展,他們怕夜長夢多。匪徒們商量過轉移的事,但恐四處有軍警暗探,不敢輕動。有一天,警察和憲兵終于查到榮德生的藏身處來了,他听得警憲已敲開大門,正在樓下搜查,樓上的綁匪十分緊張,紛紛將槍彈上膛,如果警察上樓,免不了有一場血戰,榮德生也很難有生還希望了。虧得這家的女人急中生智,用力在小孩腿上擰了一把,小孩立即“哇哇哇”哭了起來,女人高聲叫罵,男人裝得很坦然地對警察說:“老總,我們是老百姓家,哪里會做犯法的事,不信樓上樓下盡管查看。”竟將警憲哄回去了。 經此一鬧,雖已化險為夷,“駱司令”卻更加焦躁不安了。他怒气沖沖地對榮德生說:“榮老先生,你究竟想不想活著出去?” 榮德生說:“我要是不想活,方才只要喊一聲就成了。” “想活,就再給你儿子寫信,叫他切實籌款,一天也不准拖延!” “可是,我這條老命不值80万美金。” 榮德生這么說,是因為從与看守的筆談中了解到,綁匪已對榮家企業的現金周轉情況進行過調查,榮家确實籌划不出這筆巨款。 “你寫吧!50万美金,再不答應立即撕票。大不了一起死!” 榮德生的第二封信(致榮爾仁)是由詹榮培轉來的,信中開頭就說:“十三日去信,汝等未能照辦,此間長官頗為震怒。”這正是榮德生的語气了,接下來還對籌款辦法作了布置:“下開各數向各厂分擔,在余股分名下支付,計申一出美金5万元,申二出美金10万元,申三出美金10万元,申六出美金5万元,申九出美金20万元,共計美金50万元,切切實實,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數,請申九幫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請昆生兄想辦法,勉力籌足。”寫信時間是5月16日。 詹榮培曾向人表功說:他不与駱文慶搭腔,是同吳志剛直接談判。吳志剛曾當過第三戰區司令部稽查處上校副處長,現在的公開身份是華大企業公司總經理,系軍統中人物。在轉來榮德生手書的同時,詹榮培還帶來了一封匿名恐嚇信: 爾仁先生台鑒:敬啟者,前致一函,不蒙采納,甚覺遺憾。昨日貴 友竟陳荒謬意見,誠屬可惡之极,似此令尊茲已淪于极危險之境矣。閣 下等既視同儿戲,乃將令尊簽提審問,判處死刑。奈令尊風燭殘年,老 淚縱橫,苦求再三,聲言稍假時日,准予躬親修函,請速為籌措,以解 倒懸之危,以全其殘年等情。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義,且所提實 際分籌辦法,亦尚近情理,故不揣厭煩,再度致書閣下,并附令尊親筆 函一件,限文到兩日內,切實籌妥,以清手續;否則除將令尊處以死刑 以外,閣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謂言之不預也。 綁匪的匿名恐嚇信,卻是一篇公文,而且文理通順,筆墨酣暢,好像真是在辦理一樁申張正義、解民倒懸的公事。中國的匪文化也已經官化了! 榮家決定接受條件。但說明大筆美鈔籌集困難,要求贖金的一部分以黃金支付。詹榮培再度談判,匪方不允。榮家再要求寬限時日,以便收購美鈔,最后約定于5月25日送至指定地點交款。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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