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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大事的杜月笙，位居眾人之上，向來說一不二慣了，而卻受到了國民党當局包括“老朋友”蔣介石的不斷打擊，當然是火不打一處來了。所以，只要有机會，他便想方設法地搗亂，以達到出口惡气的目的。 1946年11月29日，由于寒流提早南下，天空明慘慘的，西北風刮過馬路，卷起片片枯黃的落葉，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緊繃著臉，仿佛要對老天爺噴發滿腔的怒火。就在這時，只見坐落在金陵路上的黃浦警察分局門前，擠滿了約三千多個攤販，把個馬路圍得水泄不通。 市民們還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攤販聚在一起。上前一打听，原來攤販們不是來這里設攤， 而是赤手空拳， 排成隊列成行，揮舞拳頭，對著警察局憤怒地高呼：“撤銷取締攤販的決定！”“我們要吃飯！” 1946年7月，上海市政會議頒布了一個決定，宣布從8月1日起，黃浦、老間兩區的攤販必須停止營業，以免“有礙觀瞻”和“有礙交通”。當時，隨著工厂紛紛倒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業，他們只能在馬路上擺了攤子，做點小生意來養家糊口。當局不思救濟，反而制造借口取締攤販，這分明是把失業工人朝絕路上逼。 杜月笙得知這一消息，立刻讓一些徒子徒孫混入攤販中去，煽動他們的情緒，使攤販們憤怒起來，而乘机制造混亂，好從中看當局的笑話。 8月1日以后，南京路上往三步一小攤、五步一大攤的現象少了；巡邏的警察，看到攤點就掀，遇見攤販就抓。攤販們不照市政局的決定，固定的攤點不能設，他們就打游擊，警察一來，他們就轉移，警察一走，他們又回來，就這樣，為了活口，他們既要辛辛苦苦地做生意，又要東躲西藏，免被警察抓住和罰沒貨物。即使這樣，每天仍有許多攤販被抓進看守所，遭到拘禁和拷打。 攤販們在警察局里不顧威脅，豁出命質問當局：政府不給我們工作做，又不讓我們的小生意，叫我們怎么活？我們一不偷二不搶，自己找一條活路走，礙了什么“交通”？影響誰的“觀瞻”？堂堂中國人的馬路，倒讓美國兵開著吉普車橫沖直撞，還撞死人，這才真是有礙交通呢！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請警察老爺們看看，馬路上老是有人餓死、凍死，對這种“有礙觀瞻”的事，你們睜只眼閉只限，良心讓狗吃了！警察們辯不過攤販，惱羞成怒，動輒拳打腳踢，還不給飯吃，把一個個攤販弄得半死不活。 獄外的攤販們听得獄中的兄弟遭此待遇，感到走投無路，便抱成團，走上街頭，為解救自己的兄弟，為求自己的生存，來到警察局前示威抗議。 密切現注著這件事的動態，見机會成熟，便對一些當警察的徒子徒孫發出指令：讓他們伺机制造事端。 下午三點左右，大批警察、憲兵突然包圍了求威的攤販，先是噴射水龍，然后舉槍射擊，當場打死七人，打傷的人則不計其數。攤販們憤怒了，發誓決不后退，要斗爭到底！ 12月1日凌晨，更多銷攤販向黃浦警察分局涌來。警察又悍然開槍打死示威群眾十人，打傷一百多人，制造了駭人听聞的大慘案。 上海的市民們聞訊后，深為攤販們的慘死悲拗，他們立即行動起來，堅決支持攤販們的正義斗爭。全市商店一齊停業，許多公共車輛停止行駛。馬路上示威的攤販隊伍越來越壯大。警察嚇慌了，一個個都不敢上崗。最后，國民党當局眼見局面實在不好收拾，不得不釋放了全部被捕的攤販，撤銷了取締攤販的命令。 杜月笙原以為市民們鬧大了，當局無法解決，就會來找他出現，未曾想，一直也沒有人來找他。 1948年2月1日上午，當時任國民党偽國大代表、三青團上海市委委員的范錫品駕車前往市社會局。車子剛到社會局門口，就“嘎”地一聲被攔下了。范錫品一陣緊張，探頭一看，只見社會局四周已由“飛行堡壘”和武裝警察層層布防，交通完全斷絕，只有紅色警備車開進開出。 憑著市參議員的卡片，范錫品才得以進入社會局。可眼前的情是讓他惊呆了：社會局的辦公大樓已成空架，到處都是被砸毀的門窗桌椅，電話線也被拉斷，挂在牆上的蔣介石畫像被扔在地上，踩了個稀巴爛。頓時，他的心“咯登”一下抽緊了，几個月來，一直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原來，1947年6、7月間，為了“整飭軍紀，”國民党行政院頒布了一個禁舞令。說什么：前方在打仗，后方卻歌舞升平，這樣會影響士气民心。當局以所謂“妨害風化”為名，命令全國限期關閉所有舞廳。 當時，上海是全國舞廳最多的地方，計有大小舞廳二十六家，其中以靜安寺的百樂門、江宁路的大都會、靜安寺路的仙樂斯、西藏中路的米高美等舞廳，最為有名。舞廳中，領有執照伴舞的舞女多時達八百多人，職工包括侍應生、領班和雜勤人員五百多人，樂隊從業人員二百多人，另有資方代理人，”企業管理員和所謂社偵人員三百多人，這樣，直接依靠舞廳生活的人數有兩千余人，如果以每人一家五口計算，全市就達一万多人靠舞廳維持生活。 禁舞令下達后，舞廳業職工和舞女們頓感生計無著，于是紛紛起來，反對禁舞。這些舞廳，有不少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孫開的，還有不少是受杜月笙保護的，這一禁，當然也斷了杜月笙的財路。所以，杜月笙密令兩個舞廳老板，把舞女們組織起來，与當局對抗。由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面和警察及官爺們斗，諒他們也不敢把人怎么樣，而且能引起社會上的人的廣泛的同情。 原來一盤散沙的舞女們很快被組織起來，百樂門的陳蘭茵，大都會的孟燕，揚子的孫致敏等七人發起和籌組上海舞女聯誼會。不久，就在南京東路新世界商場樓上召開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會。舞會聯誼會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取爭各界聲援，要求當局應先解決舞女的轉業問題，然后才能禁舞。 范錫品受托曾為舞廳業職工會的類似要求向社會局交涉過，可國民党政府執意禁舞，不愿交涉。 為了平息舞女的憤怒，當局拋出了“分批抽簽禁舞”的花招。 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廳的舞女和職工二千多人，在新仙林舞廳集會，會議進行到一半，突然傳來消息；社會局已經開始抽簽禁舞，首批被禁的除了几家小舞廳，還有兩家大舞廳。 消息激怒了与會群眾，迫于生計，大家立即停止會議，舉著數以平計的橫幅、標語結隊到社會局門口請愿。可請愿舞女在寒風中等了半個多小時，社會局長吳開先拒不接見，這下可惹怒了舞女們，她們憤怒地沖進樓去，与阻攔的軍警發生沖突。軍警揮棍打人，舞女以竹旗杆為武器。同軍警對打，軍警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啕大哭的。 舞女痛打社會局后，當夜有五六百人被國民党政府逮捕。在審訊后，舞女們毫無畏懼，繼續与當局的禁舞令斗爭。當時才十七歲的舞女聯誼會總干事金梅義正辭嚴地回答審問官：“我們舞女們為了要吃飯，要養家糊口，到社會局請愿，這有什么錯？政府竟派軍警打我們手無寸鐵的舞女，你們是打手！你們才應該受審！” 監獄外，各界人士紛紛為舞女伸冤說理，范錫品也積极活動，營救被捕人員。懾于社會各方的巨大壓力和輿論的紛紛譴責，國民党當局最后不得不取消禁令，并釋放了被捕人員。 這兩件事，使杜月笙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在上海灘已一落千丈。要是放在二三十年代，就是他躲到老鼠洞里去，當局也要把他找出來，要他以其在上海灘上的地位和影響，去平息這些事態。但現在，他早已做好准備，坐在家里等著，但卻沒有人上門。蔣先生和他的那幫党國要員們，在很短的時間里就似乎忘掉他了。 杜月笙十分怀念那些輝煌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在上海這個大都會，他簡直是眾人之“父”，擁有連他自己都無法想象的活力，去平息身邊發生的任何一件事。當然，也能鼓動起任何一件事。 而這一切，都不再來了。 閒暇的時候，杜月笙不常和朋友們聚會，主要是范紹增等人。但黃金榮那里，他那少去了。這老家伙近80歲了，听力不濟，一副老態龍鐘的樣子，与他交談十分吃力。另一個鐵哥們張嘯林原先就住在旁邊，但他卻被自己設計給殺掉了。看來，他們是老了，上海這塊土地上，將不再需要他們了。 許多夜晚，眺望茫茫夜空，杜月笙都有一种求日將近之感。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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