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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底到1948年，上海的金錢黑市買賣和套匯活動非常猖猛，滬地金融界人士惊呼：經濟崩潰就在眼前了！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決定，狠狠打擊一下非法交易活動。打擊令發出后，金融管理局通過同它搭檔的“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拋出二百大條（二平兩）黃金作為約餌，隨即由警察局派出二十余名經濟科便衣警察在黑市交易點秘密守候。 當“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電話中談妥了黃金收售的數量和价格，約定了對錢交貨的地點后，經濟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員來到約定地點。正當一手交錢，一手交貸之際，便衣警察亮出身份，這樣一來，人贓俱獲，投机商們大惊失色，連呼上當，紛紛束手就擒。 緊接著，金融管理局會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締套匯的活動。 當時，從事套匯的商業机构或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都必須通過私設電台与香港互報行情后才能行動。如果把這些私營電台封閉，首先打掉套匯活動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匯活動。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嚴格查封私營電台，一方面暗中讓“源通行”設兩部電台，把香港的套匯電訊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對這些電訊進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當机立斷，宣布四十余家商行被封閉，這些商行的所有帳冊部封存凍結。 頓時，套匯投机商行慌了手腳。 當時，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長叫姜鐘群，因經營黃鼠狼皮的出口貿易，在國內外都很有名气，他個人獨資創辦的姜源泰貿易行，是專營黃鼠狼毛皮出口的机构。姜鐘撒手中有套購來的大量外匯。 某日，姜手下的一個白俄籍會計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獲了姜源泰行全部套匯暗帳。姜鐘磷生怕大難臨頭，赶忙到處托人說情，最后主動交出十万美金，另交納了相當于三万美金的法幣罰款，才算了結此事。 在打擊黑市交易活動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沒收到一大批黃金和貨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個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鈔案似乎可以收場。其實不然，在大金鈔案的背后，許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無忌憚地發展。 比如，在拋售金條那一天，吃進金條最多的一個戶頭，竟是拜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為老頭子的銀樓老板。當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帶走這個老板時，這個老板連忙打電話找來這個處長。結果，金條是退還了，但是，人不許帶走。 又如，有家子套匯生意的私營電台，其后台老板居然是稽查處經濟科科長張亞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銀行指示封閉了這家電台后，稽查處找借口反抄了“源通行”的電台，以示報复。 類似這种依仗權勢挾嫌与誣陷報复的事，當時層出不窮。所以，當時任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長才半年的李立俠先生，在大金鈔案處理過后，對整頓金融、控制物价徹底失去了信心，憤憤辭職而去。 到了1948年夏天，法幣貶值更加利害，物价的狂漲更加惊人，加上与共產党作戰的節節失利，蔣介石如同是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 當時，省管區內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為轉移，跟著漲落。大金鈔案過后，蔣介石依然想通過憑借人力把物价壓下去。這時，他又想起了上海灘上神通廣大的杜月笙來。 蔣介石先后几次給杜月笙電報，請他籌措平定物价的辦法。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辦法解決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次接到電報，他与身邊的几個智囊人物商量了兩夜，大家都認為只有停止內戰，修養生息，嚴格吏治這种標本兼治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如此之觀點是不可向蔣介石提的，他便耍個滑頭，提出了“進行勸導与納游資于正軌”兩項辦法。他想，對于老落這樣的家法，是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肝膽相照的。 蔣介石對他這樣空空洞洞的复電很不滿意，又來電要他提出更具体的辦法。 想敷衍一下看來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圍地找了一批謀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資的最好辦法，是拋售一定數量的物資，做大量法幣回籠，市場才可望穩定。 想出這個辦法，杜月笙很得意，沿逢孔祥熙來上海，孔祥熙連聲說：“好，好！”停了一會，他又不無擔心地說：“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東西太少了。” 蔣介石接到杜月笙的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詢意見，不少人的主張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蔣介石終于決定了收回游貨的几項緊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個所謂國營企業的股票和國庫券，同時拋售接收的敵偽物資和美援物資。 這一緊急措施得到的結果，是所有拋出的物資很快便被搶購一空。因為消息靈通的“南京客人”早帶著大量現金赶到上海，這些陌生的立項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數多，而且鈔票更多。他們購到的東西，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運往內地。這樣一來，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點東西，眼看快要拋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來，法幣一面回籠又一面出籠，上海的游資還是异常雄厚。 這不但是蔣介石所始料不及的，連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會有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拋出的東西一口吞下去了呢？ 由于這一著棋失敗，蔣介石的憤怒也發到了杜月笙頭上。他認為，杜月笙不是存心幫他解決問題，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庫存物資搶走囤積起來。 杜月笙雖大叫冤往，但蔣介石卻根本不听辯解。 一著不成，蔣介石又來一著。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所謂“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令民間所藏的金銀外幣乃至珠寶首飾，一律交出，換取金圓券。蔣介石想用這劑強心劑，來挽救瀕于死亡的經濟。 金圓券發行前夕，蔣介石把杜月笙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頭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談。回來后，杜月笙很擔心，他知道，蔣介石之所以請他到南京，是在打招呼，要他幫忙。可經濟的運行自有它本身的規律，這种行將崩潰的局面又如何能扭轉呢？ 金圓券發行的頭一兩天，物价沒有波動。第三天，物价便不客气地開始上漲了。 蔣介石眼看不行便派出自己的儿子蔣經國和俞鴻鈞到上海坐鎮。 名義上俞鴻鈞是經濟督導專員，實際上他早看准要失敗，因而不肯出面，連開會也要劉攻芳代替。蔣經國雖是副專員，卻自恃有“上方寶劍”，便統率“勘亂建國大隊”，還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義的青年，組成了“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作為基干隊伍，廣事收查敢于違抗命令，扰亂金融的不法分子。 且說蔣經國剛到上海灘時，准備左右開弓，一面打擊一下官僚資本，一面壓制地方勢力。他選中的第一個目標便是他的表兄孔令侃。 這孔令侃，一向倚仗父親孔祥熙的勢力橫行不法，雖然年輕，但他的揚子公司做黑生意卻名震一時，誰也不敢惹他。當時，如果能把他拿來開刀，是可以暫時使許多官僚資本家斂跡一些的。為此，蔣經國臨行前向他父親請示，蔣介石為了要維持自己的統治，也同意犧牲這個外甥。 這個消息傳來，孔令侃有些惊慌，便決定請蔣經國吃飯，想當面拉拉言語，但蔣經國卻拒不接受他的邀請。他一看苗頭不對，連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齡去哭訴。經過來美齡向蔣介石提出反對辦她的外甥后，蔣介石立刻通知蔣經國另行選擇對象。 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見到熟人便說：“看他小蔣能把我怎么辦？” 蔣經國辦不了孔令侃，便決定要在杜月笙的身上顯示一下自己的權力，來以正視听，蔣介石也同意拿這個老伙伴來替代孔令侃。 嗅覺靈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為蔣經國到上海后沒有去拜訪他，他已處處留心，使別人不能在他身上找出什么毛病。 但是，蔣經國卻在杜維屏的身上找到了問題。杜維屏是杜月笙的儿子，做著上海證券交易的經紀人，憑仗著父親的關系，一向吃得開，經常搞點投机倒把，在他看來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拋售了永安沙厂股票2800多股，沒料到，蔣經國便在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連續在非交易所買進賣出，進行投机倒把”這樣一個罪名，把他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逮捕后，杜公館上下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手下人都紛紛出謀獻策，要他給蔣經國一點顏色看看。杜月笙不愧為久經沙場的“海上聞人”。表面上他不動聲色，暗地里卻積极活動，一方面差使小嘍羅搶購東西，制造混亂，一方面通過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孫搜集蔣氏姻親在上海囤積居奇的材料。 反擊的机會終于來了，9月下旬的一天，蔣經國召集各業巨頭開會。蔣經國一番開場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了起來，他說： “我儿子違反國家的規定，是我管教不嚴，我完全同意蔣副專員逮捕他，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就是請蔣副專員去揚子公司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囤積的貨物在上海灘是最多的，現在，已有人正在那守著，蔣副專員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記者先生可先隨月笙去開開眼界！” 說完，他率先离座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約好的工商人士及一批記者也隨之而去。 杜月笙后發制人，把孔令侃又推到了蔣經國面前。 蔣經國原就想辦孔令侃，但因宋美齡阻攔，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別無選擇了。 10月1日，在經濟警察搜出了揚子公司倉庫的大批國積貨物后，蔣經國下令查封了這家公司。 對于蔣經國這一手，孔令侃自有對付的辦法，他一個電話，把“狀”又告到了小姨媽來美齡那里。宋美齡听完電話，二話不說，乘上飛机，直奔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齡把蔣經國叫來。可是盡管她從中斡旋，雙方卻誰也不愿意退一步。鬧到最后，孔令侃冷不相冒出一句話：“逼急了，狗也要跳牆；如果我走投無路，就向新聞界公布你們蔣家在美國的資產，大家同歸于盡！” 宋美齡听了這句話，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當天，她立刻給正在北面督戰的蔣介石拍了加急電報，要他立刻南下，處理這件緊急大事。 10月8日，蔣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齡的敘述以后，他不由地歎了口气：“我來和他說說吧。” 第二天清早，當蔣介石与蔣經國共進早餐時，蔣介石對儿子說：‘揚子’一案不要再管了。” “爸爸，這？”蔣經國還想說什么。 蔣介石擺擺手，“和為貴，和為貴！” 蔣介石這番話雖然使蔣孔兩家的一場干戈就此平息，卻也使蔣經國三個月嘔心瀝血的“打虎”運動成果化為灰燼。 1948年11月1日，蔣經國快快离開上海，經濟管制就這么失敗了。 再說杜維屏，所具的罪名不過是個所外交易，我論蔣經國如何想擴大，也判不了死刑。因為當時比杜維屏嚴重得多的人實在太多，便只好將他送到法院勉強判了8個月徒刑。杜維屏不服，請了几個律師上訴，拖延到11月間，法院只好改判6個月，并准以罰款了事。 但是，杜月笙還是极為气憤。蔣經國走后，他到處發牢騷說：“我捧蔣介石捧了這么多年，摔到今天連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來了！” 國民党政權時期，幫會勢力的滋長和興盛，是蔣介石長期以來推行流氓政治的產物。國民党一手培植起來的幫會勢力更是維護其獨裁統治的重要社會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党當權者對幫會的壓制和取締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國統區政治危机的加深。 首先，國民党內部的派系斗爭制約了受某一派別控制的幫會組織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幫會政党或社團，否則將造成派系力量對比的失衡。其次，國民党的獨裁統治又不能容忍任何非國民党控制的或者是反蔣的幫會組織的合法存在，否則有可能會危及他們的獨裁統治。最后，為了集中全力從事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對于那些無政治背景的嚴重扰亂國統區社會治安的幫會組織也必須取締，否則會引起后方不穩和混亂。 必須指出，國民党對幫會勢力的壓制和取締也不是絕對的，為了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對于甘愿听從他們驅使的地方性幫會勢力，在時常打擊的同時，當局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利用。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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