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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啤酒館起義２０周年紀念前夕，約德爾將軍坦率地將德國的戰略地位透露給了１００名左右的帝國長官和地方長官。 在慕尼黑舉行的一次絕密會議上，他談到了德軍在俄國遭到的慘敗，談到了為何未能將西班牙拉入戰爭，因而也未能奪取直布羅陀的原因（就是那位“耶穌會外長塞拉諾·蘇涅爾在作怪”）以及“歷史上最大的叛賣”——意大利人的叛賣。 約德爾即興談到了未來。他承認，西方具有空中优勢，如在德國大規模著陸，按目前德國的防御力量，德軍是無法加以阻擋的。這种講法，使听眾大吃一惊。他的結論是，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把每個能杠槍的德國人都動員起來。他說，從東方抽調兵力和給養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那里事情“正在變得暖和起來”。為了解決西線人力不足的困難，他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我認為，用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決心，在丹麥、荷蘭、法國和比利時，強迫成千上万游手好閒的人們去修筑工事——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時候已經到了。關于這項工作的命令已經發出。” 他描述的目前形勢，可以說是一幅陰郁的圖畫。在結束時，他承認，“國內所受的最大的壓力”是西方的恐怖空襲，以及由于敵人在大西洋享有空中优勢的緣故，用潛艇進行報复的机會已大為減少。与此同時，他說，對最后胜利應堅定信心。原因有几個：他們幸運地有一位領袖，他“不但是在政治上而且也是在軍事上如何進行戰爭的靈魂”，只有他的意志力，“才使德國的全体武裝力量，在戰略上、組織上和武器上”得以活動起來。“同樣地，如此重要的政治和軍事上的統一指揮，也是由他体現的，体現的方式也是自腓特烈大帝以來人們未曾見過的。”末了，他所用的夸張堪稱無愧于希特勒。 在未來的黑暗中隱藏著什么，這誰也無從預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國永不停止為歐洲大陸的文化和自由而斗爭。 “在美國猶太人鞭子下或蘇維埃政委統治下的歐洲是無法想象的。” 政客們高聲歡呼。約德爾的講話可說是公正和希望相結合的力作。兩天后，希特勒作了一次純粹是為鼓舞人心的表演。演講是在羅文布勞飯店作的；他所表現出來的熾烈信心，不但令現場听講者，還使收音机前的听眾都大受鼓舞。 几星期后，由于政治和軍事形勢的惡化，這些旨在鼓舞党心和民心的表演都有些黯然失色。匈牙利人怀著嫉妒的心情看待意大利人的背棄；羅馬尼亞人則因１８個師在頓河和伏爾加河被消滅而痛苦万分。在過去１２個月中，德國陸軍本身的死傷人數也高達１６８．６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員無法補充，原來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獨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暫停執行，連５０歲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也被認為适合服役。 東線可能再次出現災難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變得陰郁不堪。元首對節日視而不見，完全不予理睬。 沒有圣誕樹，也沒有一支蜡燭去慶祝這個和平与愛的節日。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６日，他把數百名海陸軍將領召至拉斯登堡。在解釋了此次戰爭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后，他明确宣布，他的將領必須對國家社會主義采取毫不動搖的立場，必須從內心信念里支持國家社會主義的各項原則。說這些話時，他很平靜，又把話說得一本正經，所以，當他异常真誠地講出下面的一番話時，听眾完全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我們各位將領”，他說，“在這場生死存亡的戰斗中，如果上蒼果真不讓我們取胜，如果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德國人民在浩劫中結束這場戰爭，那末，你們作為我的三軍將領，就應該舉起戰刀，團結在我的周圍，為德國的榮譽戰斗到最后一滴血！我說。各位，只能如此，別無選擇！” 室內出現一片死寂。人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沉默終于被一位坐在第一排的軍官打破了——他覺得自己受到了污辱。馮·曼斯坦因陸軍元帥用諷刺的語調說：“我的元首，會是這樣子的！”希特勒在等待著，以為他的三軍將領會肅然起立，齊聲高呼這句話的——即使這句話是用諷刺的方式說出的。但是，繼之而來的是另一次沉默，可怕的沉默。沒有一點聲響，也沒有一點動靜。站在台上的希特勒，臉色一下子慘白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搜索著全室，最終落在坐在第一排的曼斯坦因身上。“元帥”，他粗暴地說，“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回答中含蓄地表達的忠誠。”室內又出現了長時間的、令人難堪的肅靜。最后，他說，對陸軍里的反希特勒運動的情況，以及眾多軍官所持的強硬的否定態度，他都了如指掌。他有确鑿證据證明，有些先生們拒絕執行元首的某些命令。是呀，被蘇軍俘虜的某些軍官搞的“自由德國”運動的情況，他是一清二楚的！ 這些即席作的指責打亂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再無法按計划做完演講。他突然宣布散會，昂首离開會場。片刻后，曼斯坦因奉命立即前往元首的書房。希特勒瞪著眼睛盯著他。“元帥”，他說，“我不准你再打斷我的演講。你向下級講話時，若有人打斷你，你會怎么樣？” 在那些凄涼乏味的冬日里。希特勒生活中有一項樂趣，就是新來的廚子給他做的可口的飯菜。瑪蓮娜·馮·艾克斯納不但是維也納人，而且年輕動人。他很愿意与她在一起，常聊起奧地利和她的家——在國社党處于非法時期，她的家曾支持過國家社會主義。她唯一不滿的是，希特勒的食譜很有限。她私下對特勞德爾·容格抱怨說，光靠喝素湯，吃胡蘿卜、土豆和煮得半生不熟的雞蛋過活，這日子多么單調！她怕希特勒會吃煩她做的飯菜，將她打發走——而她已愛上了一個党衛軍青年副官。她之注定要走還有一層理由。因為提拔受到馮·艾克斯納小姐阻撓的鮑曼，發現她母親的家族中有猶太血統，便進行報复，緊追硬逼，弄得原想將此事壓下的希特勒只好將她解雇。但他多給了她半年的薪金，還將艾克斯納一家封為名譽雅利安人。 為防俄机空襲，“狼穴”需進行加固，希特勒遂于２月下旬回到上薩爾茨堡。然而，在貝格霍夫的生活卻并不愉快些。 “強打起的歡顏，輕松的談話以及各式客人的來訪”，特勞德爾·容格回憶說，“卻掩飾不了我們感覺到的內心的不平靜。” 愛娃未見她的情夫已頗有些時日了；他的容顏令她大吃一惊。“他已變得這樣蒼老和憂郁”，她私下對容格說，“你知道是什么使他煩惱嗎？” 這個秘書被問得很狼狽。“對元首你比我了解得多。元首未講的你也一定猜得出來。”她說，軍事形勢就夠使他深為憂慮的了。當天晚些時候在喝茶時，愛娃罵他老，腰直不起來。 希特勒借机將它變成笑話：“這是因為我口袋里的鑰匙太多的緣故。另外，我還背著一滿包的麻煩。”他滑稽地笑了。“現在，你我可更好地相處了。你總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為彎彎腰，我們便很和諧了。” ２月底，一個不速之客突然來到貝克霍夫。來客是漢娜·萊契，是個飛行員和滑翔机駕駛員，來訪的目的是要告訴元首如何贏得戰爭。她說，新型的Ｖ—１火箭太不准确了。解決的辦法是：火箭必須有人駕駛；她自告奮能，愿第一個去駕駛火箭。希特勒當場予以拒絕。他說，要德國人民接受這樣一個自殺主意，在心理上，這還不是時候，他將話題轉向噴气式飛机——他的秘密武器之一。漢娜知道，噴气推進技術仍處在初期發展階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話說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談的還是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說，關于噴气机情況，他的消息太不靈通了。她再次提到讓飛行員自殺的問題。奇怪的是，他竟怒沖沖地答應開始就此進行試驗——條件是，在開發階段他不受干扰。 上薩爾茨堡的大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絕，但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時，他譏笑了他在維也納作的、現在售价昂貴的那些彩畫。他說，這些都是業余之作，人家出２００馬克，這已是瘋狂之舉了。“我當時并不真是想當畫家”，他承認，“是為了生活和學習我才畫的。”這些畫他早已處理掉了，但他還保存著建筑設計草圖——“是我最寶貴的東西，是我的腦力財富，我永遠舍不得丟掉。不要忘記，我現在的許多想法，我的建筑計划，都可追溯到我日以繼夜地工作的那些年頭。” 貝格霍夫的生活似乎重新給了他信心。３月，戈培爾來到貝格霍夫，對美机首次白天轟炸德國表示憂慮。元首不得不用未來的希望去為他打气。然而，到了次日，神經緊張的卻是他本人了。在３月１７日于鄰近的“克萊施海姆城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對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海軍上將大發脾气，指責匈牙利在計划搞意大利式的叛賣。守候在外邊的施密特，看見年邁的霍爾蒂滿臉通紅地急急出來，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邊還跟著個希特勒——他又生气又難堪，還高聲叫霍爾蒂回來！ 受到侵犯的霍爾蒂連忙把專列叫來，但列車還未開動，里賓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襲。這次假空襲搞得很像，連城壘上空都放了煙幕彈。這樣，這位攝政王便作了俘虜。待他冷靜下來后，里賓特洛甫告訴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讀一份聯合公報——公報稱，經雙方同意，德軍可開進匈牙利，但已作出了安排。“你還可加上這句話”，海軍上將抗議說，“說是我乞求希特勒讓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軍隊去占領匈牙利的！事實上，這是他的另一個威脅！”這句話被刪了去。待霍爾蒂抵達布達佩斯時，他發現，他的國家已被德軍占領，兵力達１１個師！ 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獲得了一個小小的安慰，但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這卻是個大錯誤，因為他不得不將兵力從東西兩線調走，而种种跡象表明，西線即將遭到入侵；東線呢，据情報專家格倫報告說，敵人即將在烏克蘭發動大規模反攻，這次反攻“對歐洲其余戰場將產生深遠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反響”。格倫說，他重新獲得主動權的唯一希望是作大膽的戰略撤退。元首拒絕了這一建議，頑固地執行其“在占領區寸土不讓”的政策。 他這個決定也許是受了惡化的健康的影響。愛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過久，雙膝便會發抖；左手抖動，尤其連茶盤里的杯子都會咯咯作響。５月初，他的胃痙攣病复發，使他痛苦難熬。莫雷爾醫生曾建議他接受輕微的按摩和進行長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兩种抗疲勞藥物（格魯卡德和特斯托維隆）。莫雷爾還勸他早點睡覺，但他說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國轟炸机离開帝國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敵机狂轟濫炸巴伐利亞。尖聲怪叫的警報聲几乎天天不斷；希特勒不得不走下６５級的樓梯，躲進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沒有炸彈掉在上薩爾茨堡——這些飛机徑直飛往維也納、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區。碰到晴朗的天气，人們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紅光。愛娃哀求允許她乘車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華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開始不允，但她堅持要去，他只好答應。她回來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為她報仇。“英國將會一片惊慌！”他保證說。接著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訴了她。“這件武器產生的效果。是誰的神經都受不了的。對那些正在屠殺婦女和儿童，正在毀滅日耳曼文化的野蠻人，我一定要以牙還牙！” 由于空襲警報響得過于頻繁，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開始對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勞德爾忽地從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卻不見一人。她轉身回去看個究竟，發現希特勒站在門口，像是蛇尾三頭的冥府守門犬，焦急地瞧著天空。他用手指點她，進行忠告：“別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報還未解除。”她未告訴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順著長長的樓梯走了下去。午餐時，希特勒又對不鑽防空洞的愚蠢性發了一通議論。“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無法替補的，他們有義務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責說，“讓自己蹲在有挨炸彈的危險的地方，以證明自己如何勇敢，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卻置身于險境——他拒絕運動、休息或按摩，只越來越依賴藥物。除服其它藥物和打別的針劑外，他還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４片多种維生素片。他的健康似乎已無關緊要了；他讓自己活著，是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務。不過，他卻也拋掉了沮喪情緒，重新向眾人宣揚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貼身人員保證，整個局勢會得到改變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終將明白，他們的利益与他的反布爾什維克的十字軍息息相關。事實如此！ 盟軍用聯合集中的戰略轟炸作為回答。到５月上旬，由于美机對中部和東部的油厂白天進行轟炸，希特勒的整個軍備計划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日產汽油從５８５０公吨猛降至４８２０公吨。“敵人猛擊了我們最薄弱的環節”，艾伯特·施佩爾向希特勒匯報說，“如果他們這樣堅持下去，我們很快便不會有什么油了。我們的唯一希望是，敵方的空軍總參謀部也像我們的一樣疏忽大意！” 凱特爾連忙抗議，說燃料的儲量仍很大。希特勒卻更加現實，几天后便召開會議，討論燃料問題。四位工業家取得了一致意見，認為如敵空襲繼續這樣進行下去，局勢是毫無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類似的一次會議上，工業家保羅·普賴格聲稱，國內已無足夠的煤和焦炭去擴大鋼鐵生產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個證人回憶說，“在交談過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說，如不能生產更多的煤和鋼，戰爭便失敗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慣用的道理作答，說再困難的危机都渡過了——凱特爾与戈林兩人同時點頭——但是，當這些工業界人士用資料和相對數字證明他們的結論時，希特勒立刻作了個大轉彎。施佩爾覺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終能明白，這是德國經濟崩潰的開始。 在戰爭初期德國人用得心應手的運動戰，現在卻反過來于他們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長時間的相持使德國的宣傳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爭辯到最后，說戰爭是可以打贏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目前的軍事現實中，這种說法便行不通了。德軍再無可能發動另一次夏季攻勢。去年在庫爾斯克吃的敗仗，使一切希望都化為烏有：現在的問題僅僅是，在勢如潮涌的紅軍面前，德軍還能支撐多久？在過去三年中，俄國的人力損失雖然慘重，參戰的部隊仍有３００個師５００多万人，与之匹敵的德軍只有２００個編制不足的師計２００万人。最令德國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紅軍后備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頑強的戰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圍期間，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釋說，保羅斯元帥之所以未能攻克該城，是因為俄國人打起仗來像“沼澤里的野獸”一樣。不管叫什么名堂，這些東方“非人”所表現出來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條頓民族所望塵莫及的。希特勒的東方政治的根基如何，這自不必說了。１９４４年，他連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過。事實上，他關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決定本年的胜負，而且還決定整個戰爭。”６月初，他對軍事顧問們說——說話時他心不在焉地望著窗外。“如果能將西方的入侵打退，那末，這种行動便不能也不會在短期內再次發生。也說是說，我們便可將后備力量調至意大利和東方使用。”到那時，東方戰場便至少可以得到穩定。但是，如果不能擊退西方入侵者，這便意味著最后失敗。“在西方不能采取對峙戰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若后退一步，都意味著在法國境內將戰線拉寬。由于沒有戰略后備兵力，要沿這條戰線部署足夠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敵軍一開始入侵便必須將他們打敗。”但他并未將他私下里對豪辛格將軍講的話也說出來：“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須用政治辦法結束戰爭。” 希特勒把打敗西方的任務交給了隆美爾。由于北非的丟失（不是因為他的過錯所致），隆美爾已蒙受過一次災難，他認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過于海灘，因為這是敵之最薄弱者。“這些軍隊未站穩腳跟，甚至有可能暈船，”他辯解說。 “他們不熟悉地形，能啟用的重武器也不夠。這是打敗他們最好的時刻。”他的年邁的上司、西線的總司令格德·馮·倫斯德將軍，看法卻剛好相反。決戰必須在遠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裝甲部隊和戰術后備兵力必須放在法國，以便包圍進犯之敵并將他他消滅。希特勒用妥協的辦法解決了爭論，但雙方對此都不高興。他把隆美爾的裝甲部隊全部調來，但部署的地方卻比倫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６月４日上午，隆美爾乘小車前往德國。他此行表面上是為慶祝夫人的生日（６月６日），主要目的卻是前往貝希特斯加登，以說服希特勒再調兩個裝甲師和一個炮兵旅至諾曼底。“最迫切的問題”，他在日記中寫道，“是用交談的辦法把元首爭取過來。”作一短暫的休假，此其時也由于巴黎的空軍气象站剛預報有暴風雨，預計兩星期內不會發生入侵。 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盟軍總司令德怀特·艾林豪威爾將軍，也面臨進退兩難的境地。以“霸王戰役”為代號的入侵原定于次日舉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將這次偉大的冒險至少推遲２４小時。那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呆在拖車房里——位于朴茨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在惡劣的气候條件下冒險進攻呢，還是等到７月？２０多万士兵業已听過了關于此次戰役的命令，若待至７月，秘密肯定會泄露出去。當晚，新的天气預報傳來了：天气較好，６日則惡化。艾林豪威爾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見。空軍元帥阿瑟·特德爵士認為，云層可能會阻礙其計划的實現；蒙哥馬利的回答是：“我說，行。”艾林豪威爾作了裁決：６月６日，盟軍進攻諾曼底海灘。 英國雙重夏令時間（比格林威治時間早２小時——譯注）６月６日的０點６分，空降開始，一個１８歲名叫慕菲的傘兵跳進了圣梅爾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學校長的花園里。這就是Ｄ—日的開始。１小時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報告便如潮水般涌進德國第七軍的各指揮部。德國時間凌晨３時，倫斯德通知最高統帥部（其時設在上薩爾茨堡）說，敵傘兵和滑翔机在諾曼底大規模著陸。３小時后，倫斯德的參謀長通知瓦爾利蒙說，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開始。他敦促將最高統帥部保留的４個后備裝甲師立即開赴登陸地區附近。 然而，約德爾卻肯定，這不過是個聲東擊西的牽制戰罷了。在此之前，他曾上過盟軍伏號為“警衛員”的秘密戰役的當：一個偽戰爭計划，巧妙地泄露給了最高統帥部。該計划表明，登陸地點選在更北的地方，在加萊附近，即海峽的最狹窄處。因此，約德爾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議事。 此舉令倫斯德的指揮部愕然。据作戰部長說，這個年邁的陸軍元帥“怒不可遏，滿面通紅，連說話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換一名司令官，可能會直接給希特勒撥電話，但倫斯德是個老貴族，公開稱元首為“那個波希米亞下士”。他是不會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請求一事留給下級去做——他們纏住統帥部不放，企圖叫約德爾回心轉意，將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９時，元首才終于被叫醒。這實際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為他要接見提索、霍爾蒂和安東奈斯庫——即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三國的獨裁者（接見地點在克萊斯海姆堡）。希特勒穿著睡衣從臥室出來，平靜地听著有關最新消息的報告，然后便叫人把凱特爾和約德爾兩人找來。兩人來到后，希特勒卻不那么鎮靜了。“嗯，是，還是不是入侵？” 他喊了起來。喊完，他扭頭便走。過了一會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親熱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終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給他帶來了活力。“現在，我們可以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了！”他喊著，還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車前往克萊斯海姆的１小時途中，他的情緒很高。”我可以擋住俄國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對同伴們說。接著他又吹噓，他將會把盎格魯——撒克遜人消滅在“大西洋牆”前。 發生在西線的事件成了午間形勢分析會議的全部話題（會議結束后，他便會見那三個獨裁者去了）。希特勒進入會議室時，他的軍事顧問們正焦急地圍著看地圖和各种圖表。見元首進來，他們連忙緊張而惊恐地轉過身去。使他們惊异的是，元首滿面春風，邁著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進來。他帶著濃厚的奧地利口音說：“是呀，我們出發了！”說完，他便輕松地笑了起來。他對大家說，他一直夢寐以求的時刻終于到來了。“我与真正的敵人迎面相對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級官員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訊社宣布，入侵已經開始了。顯然，戈培爾對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聞發布官威樂弗萊德·馮·歐文的日記，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參加一次聚會，戈培爾要在聚會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鋼琴二重奏：“他坦率地發表了對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邊彈鋼琴去了”。他記載說，“她唱了不少歌。 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４時，希特勒回到了貝格霍夫，剛好赶上与愛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員和他們的夫人一起用茶點。茶點的最精彩的場面是他對吃素的評論：“大象是身体最強健的動物；吃肉連它都受不了。”吃完后，与通常一樣，人們又前往茶館。元首喝的是萊姆花茶。然后，他小睡了１小時；于晚間１１時召開了另一次軍事會議。他說，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當，將兵力分散到錯誤的地方去。肯定地，入侵主要將集中在加萊，因為跨過英吉利海峽的捷徑在于此地。通過“警衛員”如此煞費苦心散布的謊言他是難于忘怀的——也許那條路正与他計划入侵英格蘭時所選擇的路線相同，不過是方向相反罷了。 當天深夜，盟軍已在３０英里長的戰線上攻進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壘”。德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海空兩軍無能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敵人以折兵不到２５００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偉大的胜利，但仍來得及將他們赶回英吉利海峽——假如立即作出正确的決定的話。 ６月３日，戈培爾戒了煙。３天后，他喝得酩酊大醉。７日，他向他的新聞發布官保證，這是貨真价實的入侵。同日中午，据前大使哈塞爾的日記記載，他向一群高級官員和工業家發表講話說，“終有一天‘各大國’將同席而坐，‘互相握手’，并彼此明智地互問：“喏，這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這番話使在座者大吃一惊，這里，戈培爾不過是轉達他的主子的觀點而已。到了１０日，他又极力勸希特勒說，德國的希望在于“抗擊入侵，流血在所不惜”。到那時，西方便會急于尋求諒解。 希特勒仍然堅信，諾曼底登陸系一把戲。因此，他未采取堅決的行動拔除這個橋頭堡。另外，由于拒絕給戰地指揮官們以自由行動權，他便將他們采取主動的最后一個机會也剝奪了。這次戰役業已失敗。至此，盟軍顯然已取得了在法國上空的絕對空中优勢。希特勒尖酸刻薄地問几天前他曾夸獎過的戈林，他所吹噓的空軍是否真的已向西方按“一架對一架”的條件投入保險。 在絕望中，元首提前兩天于６月１２日開始用Ｖ－１火箭向倫敦發動攻擊。然而，發射場的士兵僅發射了１０枚飛彈，４枚立刻爆炸，２枚失蹤，其余４枚只擊毀了一座鐵路橋。在這次慘敗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說，這是米爾契的事，与他無關。兩天后，在第二次發射中，他們共發射了２４４枚火箭，把倫敦變成了一片火海。這一下，這位元帥又急急忙忙地聲稱是他的功勞。 所有這些，對諾曼底的局勢均毫無影響。不到１０天，盟軍便有１００万人和５０万吨軍用材料登陸。由于局勢嚴重，希特勒急忙于６月１７日乘車西行至蘇瓦松北面的一個村庄。在這里，自Ｄ—日以來，他首次与倫斯德和隆美爾會面。“看上去，他臉色蒼白，缺乏睡眠”，漢斯·斯派達爾將軍回憶說，“神情緊張地玩弄著眼鏡和夾在手指中間的几支有色鉛筆。……之后，他大聲地說，對盟軍在諾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興。他試圖讓他的將領為此負責。” 承擔反駁這個重任的是隆美爾，而不是倫斯德。他“坦率得無情地”指出，聯軍占有海、陸、空的壓倒优勢，与之作斗爭，是毫無希望的。机會只有一個：放棄寸土必爭的自殺性的政策，讓德軍立即撤退，將所有裝甲部隊重新整編，在敵海軍的炮火射程外進行決戰。希特勒向他的將領們保證，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國人愿意和平”。這是使倫斯德和隆美爾心痛的話題。因為他們曾要求用這些火箭去轟擊為這次入侵提供物資供應的英格蘭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絕，理由是，所有火箭必須集中用來轟擊某個具有政治意義的目標。 然而，這兩位陸軍元帥卻只批評了空軍：連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得不到，地面部隊怎能打贏？希特勒的回答是，“成群結隊的噴气戰斗机”將會把英机和美机從空中掃除淨盡。他未作解釋的是，不顧米爾契的強烈反對，正在生產的噴气机，其實是殲擊机和轟炸机的混种，對完成這兩种任務的效能都不高。 自遠而近的飛机嗡嗡聲，迫使他們轉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鋼筋水泥地堡。地點的改變使隆美爾變得更加激動。他說，西方必然會粉碎諾曼底防線，并長驅直入德國本土。希特勒抿嘴听著，一聲不吭。隆美爾進而預言，東線也將崩潰，帝國在政治上將受到孤立。因此，他緊急要求結束戰爭。“戰爭未來進程如何，這用不著你操心”，希特勒尖刻地說。“注意你自己被入侵的防線好了。” 休息時，他們進午餐。午餐只有一盤食物。在希特勒進餐前，兩個站在他身后的党衛軍先嘗了一口飯菜。斯派達爾說，這是希特勒不信任軍方的明證。會晤剛完，一枚飛往倫敦的Ｖ－１火箭，竟奇怪地掉轉頭來，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傷，急忙返回上薩爾茨堡的隱避所。回來后，他非常生气地宣布：“隆美爾已被嚇破了膽，成了個悲觀主義者。 在目前情況下，只有樂觀主義者才會有所作為。” 不到兩天，他又收到了另一悲觀主義者打來的令人失望的電話。倫斯德解釋說，美軍已突破了防線，正橫跨科唐坦半島向前推進。德軍必須緊急地從瑟堡撤出，否則便有被切斷的危險。“瑟堡必須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說。他接著又指示，守軍須堅持至最后一分鐘，若實在無法固守，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這是明智的。 他雖然作了妥協，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決心已有所減弱，——盡管從他的強大的盟友日本傳來的消息令人沮喪。 在菲律賓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損失重巡洋’艦３艘，飛机４７５架。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希特勒仍面無懼色，表現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詫不已。說他對批評意見已置若罔聞，這也是不真實的，在６月２３日晚舉行的會議上，希特勒就芬蘭投降俄國一事譏笑了芬蘭。這使狄特爾將軍大怒，以拳擊桌。“我的元首，現在我必須像一個巴伐利亞人一樣跟你說話！”他用方言喊道。他指責希特勒講話不公平。使大家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對狄特爾說，狄特爾是絕對正确的。他熱情地与他告別，還對眾人說：“先生們，我希望我的所有將領都像他那樣。” 對海軍上將鄧尼茨從他被任命為海軍部長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對他表示欽佩，情況与對狄特爾相類似。鄧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強硬地反對過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對他彬彬有禮，滿怀信任地傾听他的意見。在這個令人不安的時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輕的秘書的批評意見。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襲情況的照片時，特勞德爾·容格禁不住說，照片永遠也反映不出現實中的真正痛苦。他應該走出去，那怕是一次，看看人們“如何在燒焦的椽木上烤手取暖，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物都化為硝煙了”。希特勒一點也不生气。“情況我都知道。”說著，他歎了一口气。“不過，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變。我已造了許多新飛机。用不了多久，這個夢魘全都會結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見他是堅決不听的。他們是在諾曼底的陸軍指揮官。結果，諾曼底的局勢變得不可救藥。６月２６日，瑟堡陷入美軍之手。德軍已無法再掌握主動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希特勒總怕主要的入侵會發生在加萊；其二，“超极”机密截獲的電報——常常是，在原電發出后不到几分鐘，倫敦便讀到了它們。由于德軍此時打的完全是一場消极抵抗的消耗戰，第三帝國正面臨一場災難。 在普拉達霍夫飯店的咖啡室里（就在貝格霍夫上方不遠處），元首在向近百名軍火工業的代表保證，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業將予以保留。元首好像有點張惶和心神不定。在演講就快結束時，元首向商人們保證，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將再次向他們表示感激。但是，由于掌聲稀稀拉拉，希特勒便以威脅結束其講演：“戰爭若失敗了，毫無疑問，德國的私營商業也就不能生存。”他帶著譏笑的口吻說，若失敗真的來臨，他的听眾也毋需為轉向和平經濟而操心。“到那時，大家所要考慮的是如何完成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轉變，是他自己自行解決呢，還是讓別人將他絞死，或者，是餓死呢還是在西伯利亞服苦役——這些都是作為個人將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３天后，希特勒將倫斯德和隆美爾召至貝格霍夫。隆美爾建議，在塞納河沿岸打一場后衛戰，將法國南部的部隊撤回，并沿塞納河建立一條一直通向瑞士的戰線。希特勒對此根本不予考慮。相反，他還很樂觀，說要再次反攻。總撤退是不可能的，連對戰線作些戰術調整都不行。 他自言自語地說，這場戰爭會打贏的，因為他有奇跡般地新武器。這句獨白，在倫斯德的參謀長听來，“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在承擔了大膽頑強而又徒勞的抵抗義務后，兩名陸軍元帥离開了會場，心中老大不滿。凱特爾也与他們一樣垂頭喪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爾承認，“我也知道沒有辦法了。” 不到兩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慘敗。倫斯德于是警告凱特爾說，這可能是失敗的征兆。“那我們該怎么辦？”凱特爾問。“該怎么辦？求和，你們這些笨蛋！”倫斯德大聲喊道。 “你還有什么辦法？”凱特爾向希特勒作了報告（其時，希特勒剛好在与古恩特·馮·克魯格陸軍元帥交談）。希特勒憑一時沖動。命克魯格負責西線，給倫斯德寫了一封客气而妥貼的信，解除了他的職務。 “若論如何才使陰謀不敗露，首先應使之完全和有成功之可能。如此之企圖需多人行事，需許多時間，也需有利之條件。而所有這些又增加了被發覺之可能性，所以，你可看到，搞陰謀是何等危險！” ——弗朗西斯科·圭西阿迪尼 那些用白蘭地酒瓶盛炸藥，企圖炸毀希特勒的座机（未遂）的人們，那些在大衣里藏炸彈，企圖將他炸死的人們，并未因失敗而灰心喪气。在１９４３年９月至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１日之間，他們又作過４次嘗試。第一次是，一個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將軍，試圖在“狼穴”里安裝定時炸彈，讓它在午間開會時爆炸，但在最后時刻這個將軍喪了膽。１個月后，一個名叫布舍的陸軍上尉，同意在展覽一件新軍大衣時，將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以敵机投擲炸彈的形式出現的命運進行了干預。在展覽之前一天，柏林遇到空襲，展覽的大衣樣品被毀。布舍只好返回前線。 １９４３年圣誕節次日，另一個從前線歸來的軍官，提著內裝定時炸彈的手提箱，走進了午間開會的會議室。因某种緣故。這次午間會議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們又搞了一次“大衣”計划。這一次，自愿承擔這一任務的是埃瓦德·海茵里希·馮·克萊施特，他是陰謀發起人之一的儿子。英國皇家空軍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覽即將開始時，因英机空襲，展覽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敗后兩星期，抵抗運動遭到了一次慘重的打擊。希特勒下令將諜報局与党衛軍保安處合并。這意味著陰謀的心髒部分已實際上被毀滅。奧斯特將軍因涉嫌已被解職。他雖然仍行動自由，但因已被嚴密監視，用處也就不大了。看來，命運似乎真的在保護希特勒；在密謀者的營壘中充斥著絕望感。反對希特勒的秘密戰爭可能就此結束——若不是來了個新領導者的話。此人是個參謀，軍銜為中校，名叫克勞斯·菲利普·沈克·馮·施道芬堡，還是個伯爵。施道芬堡是反對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孫。他放棄了當建筑師的計划，于１９２６年步入軍界。与眾多的其他軍官一樣，他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贊成德奧合并和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為在荷蘭和法國取得的胜利而歡呼。是巴巴羅沙使他丟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羅森堡在蘇聯將非俄國人解放的政策；后來這項政策被壓迫和謀殺代替了。他對一個軍官說，解決德國問題的辦法現在只有一人，那就是把希特勒殺掉。一個偶然的机會，使他結識了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与他們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車子輾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兩個指頭。若換一個人，他肯定會退伍的，但施道芬堡卻堅信，只有他才能將希特勒殺掉。于是，在１９４３年底，他重新歸隊。圣誕節次日他提著裝有炸彈的公事包進入元首的會議室。他失敗了，但失敗本身卻促使他去搞更野心勃勃的計划，雖然与前者相似。這一次，他精心作好籌謀：暗殺一成功，便同時在柏林、巴黎和維也納實行軍事接管。 施道芬堡到柏林后，擔任國內駐防軍總司令的參謀長。這個新職務使他得以將受到削弱的陰謀集團重建起來。他從年邁的領導人手中接過領導權，靠了堅強個性的活力，從陸軍一個強大集團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證：他自己的上司，陸軍后勤將軍，最高統帥部信號長，暗殺后其部隊將逮捕柏林的將軍，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級軍官。 然而，時至今日，尚無哪位陸軍元帥全心全意支持這項計划。克魯格態度曖昧；曼施坦因又不愿過早地承擔義務，因為他覺得“此類政變必導致東線的崩潰”。最有希望的候選人是隆美爾，但即使是他，也有嚴重保留意見。“我相信，拯救德國是我的責任”，他說——但他反對暗殺一舉。那只會將希特勒變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烈士。陸軍應將元首逮捕，將他交給德國法庭，讓他為自己所犯罪行負責。 １９４４年春，由于來了個新參謀長漢斯·斯派達爾中將，隆美爾在這項陰謀中越陷越深。斯派達爾既是軍人又是哲學家，曾以最优秀成績獲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說服了隆美爾，讓他与法國軍事總督卡爾·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在巴黎附近的鄉間秘密會見。在他們的參謀長的積极幫助下，兩人在這里制訂了一項用簽訂停戰協定的辦法結束西線戰爭的計划。全部德軍將撤回德國本土，盟軍則停止對德國的轟炸。希特勒將被逮捕，德國由抵抗運動的軍隊暫時接管。与此同時，東線的戰爭仍將繼續，估計英美兩國的軍隊將加入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十字軍。隆美爾很熱心，竟要把倫斯德也拉進來。倫斯德雖然同意這一計划，卻不愿直接涉及此事。“你年輕”，倫斯德說。“你了解人民，熱愛人民。你干吧。” 隆美爾參与此項陰謀，施道芬堡及其集團并不十分高興，因為他們認為他是個因戰爭失敗了才背叛希特勒的納粹分子。他們也不同意繼續攻打俄國的計划，覺得單獨与西方媾和是不現實的。再者，施道芬堡等人一心想暗殺希特勒而不是將他逮捕。時至１９４４年６月１日，他們覺得，必須在盟軍入侵前了卻此事；敵軍一旦打進本土，任何一种体面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了。現在，他們已有了一個政變的詳細計划。這計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是以元首批准的一項措施為基礎的。官方的行動叫“女神”，是希特勒用以鎮壓戰時士兵和德國境內的外國苦役工人騷亂的一項計划。為了鎮壓任何一种叛亂或起義，計划要求可以宣布緊急狀態和立即動員足夠力量。施道芬堡的計謀是，利用“女神”作為在全國和在每一條戰線上發動政變的信號。希特勒曾明确說過，“女神”的警戒令將由后備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將軍發布——而弗洛姆對抵抗運動卻又半心半意。 Ｄ—日在密謀者中引起了惊慌。年長些的說，即使政變成功，德國也難以免遭占領。最佳辦法莫過于依靠西方，希望他們能公正地對待德國，阻止俄國蹂躪本土。但是，施道芬堡卻決心作最后一次暗殺的嘗試——机會也几乎立刻出來幫忙。他被提升為上校，任弗洛姆的參謀長。現在，政變一事并不用靠這個半心半意的將軍了。施道芬堡本人便有權向后備軍發布命令，從而奪取柏林。這個新的職務也使他能常常接近元首。７月上旬，他便定下了行動計划：在天天舉行的會議上向元首匯報，在那里放置一顆定時炸彈，將元首、戈林和希姆萊一齊炸死，得手后，他便飛回柏林，親自指揮首都的軍事按管。 組織這樣一個复雜的計划，他卻進行得井井有條，使總參謀部的几個同謀倍受鼓舞。一名叫烏班·提埃希的青年中尉回憶說：“你看他打電話那股勁頭，真叫人高興！他的命令既簡短又明确。對重要人物，他彬彬有禮，而又自然得体。他總能把握局勢。” 施道芬堡的時机終于來了。７月１１日，希特勒召見他，要他匯報補充兵員的情況。他帶著公事包，里邊裝著許多文件和一枚英制炸彈來到貝格霍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姆萊不在會議室內。他找了個借口，給座落在本德勒大街的總參大樓（在柏林動物園附近）挂了個電話。“我們是不是干？” 他問陸軍總辦公室主任奧爾布里希特將軍道。這顆炸彈仍能炸死希特勒和戈林。奧爾布里希特告訴他，待能同時炸死三人時再說。 ４天后，机會又來了。施道芬堡再次奉命去見希特勒——他已將司令部遷至“狼穴”。他帶著炸彈去了“狼穴”。這一次，密謀者們志在必胜；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于上午１１時，即會議前兩小時，下令執行“女神行動”計划。這便可給會議后備軍和鄰近的机械化軍校的坦克以時間，能夠于下午早早將部隊開進首都。 會議准時于下午１時開始。施道芬堡簡短地向希特勒作了匯報后，便出去給本德勒大街打電話告訴他們，希特勒在會議室內，他立即回去安裝炸彈。待他回會議室后，他發現希特勒因故离去，不再回來。１５分鐘后，施道芬堡才再次找到借口，將消息告訴柏林。此時是下午１時３０分，部隊已直逼柏林。奧爾布里希特匆忙下令取消“女神”，部隊只好悄悄返回營地。 新近的失敗使一些密謀者銳气大減，產生了動搖。施道芬堡卻不然。他約較年輕的同事們在他家中（位于万湖）議事。施道芬堡的表弟（与在法國的隆美爾——斯派達爾集團聯系的聯絡官）報告了一條讓大家振奮的消息。他說，盟軍即將突破（德軍陣線），隆美爾已下定決心，不管接替倫斯德職務的馮·克魯格元帥如何動作，他都支持他們的計划。然而，命運再次出面干預。就在次日，盟軍的飛机炸中了隆美爾的小汽車，他身受重傷。 返回“狼穴”的軍官們再也認不出這個地方了。原來又矮又小的地堡，已經不翼而飛，代之而起的是高大的鋼筋水泥建筑物，屋頂上還有移植的草木掩蔽。由于天气炎熱，希特勒常呆在新地堡里，因為地堡比木頭建的兵營涼爽。“他的情緒很坏”，特勞德爾·容格回憶道，“常說睡不著，頭痛。” 副官們為了使他開心，常讓他与客人們玩。比先前喝酒喝得更凶的霍夫曼已令他生厭，但建筑師吉斯勒教授卻常用制作巧妙的模型使他笑逐顏開。在這炎熱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脾气可能不好，卻表現出樂觀情緒。他對戈培爾（又抽上了煙，靠安眠藥睡覺）說，歷史的鐘擺很快要擺回來了——對德國有利。 ７月１８日下午，“狼穴”命令施道芬堡兩天內前來匯報。他要向希特勒匯報的內容是能向東線投進多少后備兵員。東線的中部戰區，由于兩翼新近連戰皆敗，已面臨崩潰。１９日整天，施道芬堡都呆在本德勒大街，作好了最后的准備。下午，他主持了密謀者的最后一次會議。他們匆忙地安排好了次日的行動信號；大家一致議決，大部分信息都按預先安排好的次序口頭傳達。用電話或電傳時必須使用暗號，而且只准在傳達重要事情時使用，因為整個電話系統都被蓋世太保竊听。 這密謀者是知道的，因為他們中有一些人是藍世太保的官員，包括在柏林接管了蓋世太保主要辦公室的党衛軍將軍在內。事實上，在整個党衛軍內，都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反希特勒情緒。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納將軍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個綁架元首的計划，得手后，便“宣布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還与其他武裝党衛軍指揮官一起，向隆美爾保證，他支持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義。連党衛軍保安處也充滿了叛亂的气氛。為了德國的生存，外國情報處的主任舒倫堡也与陸軍的密謀者一樣，急于要除掉希特勒。１９４２年年底，他曾誘使希姆萊簽署一項實現与西方媾和的計划，如需要，可以叛變希特勒為代价。在希姆萊的同意下，抵抗運動的一名文官卡爾·蘭格本在斯德哥爾摩分別會見了英美兩國的代表，以探討和談的可能性；之后，他便前往伯爾尼，面見美國戰略情報局瑞士代表艾倫·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國。這時，一切都弄糟了。蓋世太保偶然截獲并被破譯了一封電報，得悉“希姆萊的律師”已為和談抵達瑞士。蓋世太保將此電直接交給了希特勒。希姆萊當面向希特勒發誓，說自己完全無辜并永遠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這或許是因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萊逮捕了蘭格本，把他送進了集中營，自己立刻割斷了与抵抗運動的所有聯系，以免他的主子進一步調查。另一方面，舒倫堡仍在密謀，与美國在西班牙的軍事人員搭上了關系，共同策划綁架希特勒，并將他交給盟國。這一籌謀之精細簡直可以寫成偵探小說。 使人難以置信的是，７月１９日無論是舒倫堡還是希姆萊，對陸軍的地下陰謀即將實現一事，均一無所知。他們知道在保守的官員中，在退伍軍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識分子中，以及在社會主義政客中，确有抵抗勢力，但對施道芬堡及其年輕的伙伴卻從未怀疑過。几個月前，舒倫堡曾就能否鏟除希特勒一事問過威廉·烏爾夫——由党衛軍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學家。烏爾夫說，“只解除他的職務并不能改變事件發展的進程。發生的事情太多了。２０年來，我一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終將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殺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這是不可思議的情況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個女人。對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遠無法得知詳情，因為在希特勒的天宮圖中，海王星對其他行星的方位歷來很坏。另外，在他的天宮圖中，海王星非常強。可以預料，他的軍事計划的結果是值得怀疑的。” １９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為次日的行動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對此事一無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個手提箱取來。施道芬堡解釋說，箱內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務必保管好。司机執行了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邊。提箱里邊放著兩顆炸彈。 在“狼穴”，晚上喝茶時，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緊張。施洛德小姐問他為何如此恐懼。“我希望不致發生什么事”，他簡短地答道。在一陣難堪的沉默后，他說，“現在若發生什么麻煩事，那就會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為德國現時的處境很困難，沒能人能接替我。”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０日。 早晨６時剛過，施道芬堡便坐車离家進城。在城內，一名副官（中尉）赶來与他匯合。在蘭格斯多夫机場，他們見到施蒂夫將軍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將軍為他們准備的飛机。１０時３０分，這架飛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軍基地著陸。 飛行員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將乘客送回柏林。 車子在林子里行駛了半小時后，３個密謀者便過了最高統帥部的第一道門。他們繼續行駛，穿過了長約２英里的地雷帶和碉堡群，來到了第二道門。進門后，他們便到了一個四周有電网圍繞的大院。又過了１英里他們才到軍官檢查站。 与通常一樣，衛兵只檢查了他們的通行證，未檢查公事包。再前進約２００碼，他們便到了第三道圍牆。這是安全圈Ａ，是希特勒和他的隨身人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這個最里邊的院子，四周有鐵絲网圍繞，由党衛軍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邏。如要進入院內，連陸軍元帥都得有希姆萊的安全主任簽署的特种通行證才行。但是，這個里邊裝著炸彈的閃閃發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檢查。 這個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著，他自己提的卻是一箱公文。他滿不在乎地走進飯廳，与營房指揮官的副官共進了一頓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舉止也很隨便。隨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統帥部的聯絡通訊主任菲爾基貝爾將軍。 因為，一旦炸彈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通知柏林的密謀者行動時刻已到，這要靠他；切斷電話、電机和無線電聯系，將“狼穴”与外界隔絕，這還要靠他。 在确知菲爾基貝爾已作好了准備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統帥部的另一名軍官閒聊了一陣，然后便信步朝凱特爾的辦公室走去。這位元帥告訴他一個令人有些難過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間的形勢分析會將提前半小時開始——即在３０分鐘后。凱特爾叫施道芬堡長話短說，因為元首要盡早离開這里。凱特爾不斷焦急地看表，快到１２時３０分時，他說，該到對面的營房里開會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凱特爾的副官恩斯特約翰·馮·弗雷恩德跟前，問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鄰近的一間廁所。他的副官帶著那個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這間廁所不适于安裝炸彈，他們便回到廳內，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換襯衣。弗雷恩德將他們領進自己的臥室，自己走了，將他們留在里邊。他用僅有的一只手的三個指頭，抓著一把鉗子，把引線塞進其中一顆炸彈內，引線將一個小玻璃瓶壓碎——玻璃瓶內盛著某种酸，這酸在１５分鐘內可將一根很細的鐵絲腐蝕，從而將炸彈引爆。第二顆”后備”炸彈則由他的副官安裝。 他們剛把炸彈小心翼翼地裝進棕色的公事包。有個下士便進來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廳內朝他們喊道：“快點，施道芬堡！首長在等我們哪。”施道芬堡出來后，弗雷恩德便要幫上校提那個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謝絕。接著，兩人便沿一條小路朝會議所在地的兵營走去。他們邊走邊聊，來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檢查站。快到目的地時，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幫他減輕負擔。這次，他接受了，還提出個要求：“請安排我盡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嗎？這樣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凱特爾不耐煩地等候在門廊里。會議已經開始了。他領著他們，走過中央走廊，從電話室前走過，由一雙扇門進入會議室。會議室有１０扇左右的窗戶，由于午間天气炎熱，它們全敞開著。室內放一張橡木長桌，平常供看地圖用的。桌板很厚，由兩個大支架支撐著。參加會議的人們站立在這張長桌的周圍，只有希特勒一人坐著。他坐在桌子中間，背對著門。地圖上放著一副眼鏡。當站在他右邊的阿道夫·豪辛格將軍陰郁地宣讀一份關于東線的戰報時，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鏡。希特勒看了看新來者，對他們的敬禮表示感謝。施道芬堡緩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邊，把棕色公事包往盡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隨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內側立著，离元首只有６英尺遠。當時的時間是１２時３７分，再過５分鐘炸彈就會爆炸。趁其他人對豪辛格講失敗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際，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發現。他三步并作兩步沖出走廊，出了大樓。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屬外圍組織，對這次爆炸計划一無所知。施道芬堡進來時，他是看見了他的，卻未想到馬上就要出事，因為密謀者曾答應，下次謀殺時會預先通知他。然而，當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時，他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可能會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貫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響，所以，他的念頭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圖，卻受到那個公事包的阻礙。他用腳去挪動它，挪不動，便彎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側。這一移動本來是微不足道的，卻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海軍上將曾卡梅爾走到窗前，因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來訪，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褲子換上？那時是１２時４１分。元首遠遠地探出身子看地圖，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說著“除非將集團軍最后從貝帕斯湖撤离，否則，災難……” １２時４２分整，震耳欲聾的響聲把他的聲音全淹沒了。火焰猛然上竄；玻璃碎片、木頭和灰泥如雨點般打下來。室內濃煙滾滾。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爾覺得肌肉奇怪地痙攣了一下。倒下去時，他看見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馬上醒悟到，不對，現在是夏天，也許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國勞工搞的鬼。他雖然頭昏目眩，卻也覺得，最好還是呆在地板上。接著，他听見有人喊了一聲：“火！”，他于是便向門口沖去。門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躍身跳了過去。他突然問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著，便折身回去尋找元首。就在這時，希特勒与凱特爾一起出來了。 元首的臉被煙灰弄黑了，褲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兩人都滿身是土和木屑。他們像夢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過。這時，普卡梅爾才感到几乎無法呼吸，因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著希特勒和凱特爾沿著長長的走廊走去。一到外邊，他一條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貪婪地吸著新鮮空气，瞥見希特勒和凱特爾朝最高統帥部的地堡走去，后邊還有人跟著，但不知是誰。 党衛軍副官根舍連爆炸聲都未听見。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額流著血，眉毛也被燒掉了。室內煙塵滾滾，看不見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３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軍人的天性使他從一扇被炸碎的窗戶爬了出來，急忙朝兵營的另一邊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凱特爾和希特勒從里邊出來。元首的褲子破爛不堪，頭發亂成一團，身上卻不見有血。根舍領著他沿小路走去時，希特勒問：“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國飛机扔的炸彈？” 施道芬堡离開會議室后，便直奔設在４８號地堡內的通訊聯絡辦公室。他与菲爾基貝爾將軍站在外邊，等待炸彈爆炸。 他們盡量隨便地交談著。一名可令部的通訊官員前來報告說，施道芬堡的車子已准備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飯。施道芬堡說，這他知道，不過他得先回會議室去。就在這時，爆炸聲響了。 “出了什么事？”菲爾基靈爾喊了一聲。通訊官不在意地解釋說，大概是某种動物又踩響了一顆地雷。施道芬堡出爾反爾了：他說，他不回會議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飯。 他与菲爾基貝爾心照不宣，互道再見。接著他便与副官一起，鑽進汽車走了。不一會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為何既不戴軍帽又不系皮帶）在第一個檢查站前停住了車。衛兵听到爆炸聲后，關上了門；這時，他拒絕為他們開門。施道芬堡一聲不響，急忙走進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認識他）借用電話。他撥了號后，小聲地說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說：“中尉，我已獲准通過。”哨兵未再提問題，路障挪開了。下午１２時４４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門。 ９０秒鐘后，里邊響起了警報。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開了。警衛營的一名軍士長堅持不讓任何車輛通過。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電話。這次，与他通話的是司令的副官。 “我是馮·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說。“我在南檢查站給你打電話。上尉，你記得吧，今天早晨我們在一起吃早飯。因為有爆炸聲，衛兵不讓我通過。我有急事呀。”接著，他撒了個謊。“弗洛姆將軍在机場等我。”他匆匆把電話挂了。“同意讓我過去了，你听見了，軍士長”但這位軍士長未被嚇倒，連忙打電話去對證。果然不錯。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當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車赶至“海因克爾ＩＩＩ”型飛机跟前時，已經快到下午１時３０分。片刻之后，他們便升空了。前面還有３個小時的航程。由于飛机上的無線電沒有柏林廣播的波段，他除了擔心外，再也無事可做。菲爾基貝爾是否已把消息傳給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謀者？如果傳出去了，他們是否有決心奪取首都，把事先准備好的電文發給兩線的各位司令？ 那個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側，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嗚呼了。元首同樣幸運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門直接与一條又窄又長的過道相通，爆炸所產生的沖擊波從那里沖擊去了。好運气，令人難以置信的運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發生后几分鐘，醫務人員和搶救人員便行動起來。重傷者被救護車運往拉斯登堡的陸軍醫院搶救。首先為元首治療的是他的私人醫生漢斯卡爾·馮·哈塞爾巴赫。他為希特勒包扎好傷口，用吊腕帶將他的右臂吊起來——肘部嚴重扭傷。“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說是生气，倒不如說是高興。“現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爾醫生赶來，為元首檢查了心髒，還給他打了一針。病人處在興奮狀態，不斷重复說，“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沒有。想一想！”他的脈搏正常，這使莫雷爾醫生很是惊异。三個秘書闖了進來，親眼看見元首還活著。看見他的頭發豎了起來，像豪豬似的，特勞德爾·容格差點笑了出來。他用左手向她們打招呼。“嗯，我的女士們”，他微笑著說，“我再次安然無恙。這再次證明，是命運選擇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務。否則，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話很多，把這次陰謀歸咎于某個“懦夫”，毫無疑問的是哪個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別的可能性”，他加重語气說，還把臉轉向鮑曼，要他證實。与通常一樣，鮑曼點了點頭。 接著前來祝賀的是希姆萊。他也認為是建筑工人把炸彈筑在牆里。還是一個外行人把線索弄清了。侍從林格去了會議所在地的兵營，從主管電話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緊急電話。后來，不知誰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個公事包放在桌下。他們忙給机場挂電話，證實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１時多一點匆忙飛返柏林。現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禍首。他下令將他逮捕。 由于一連串奇特的偶然事件，這道命令未發往柏林。爆炸發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統帥部通訊官山德爾上校把電話、電傳線切斷。任務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訊聯絡主任菲爾基貝爾作了匯報。作為一個密謀者、擔負孤立統帥部的任務的菲爾基貝爾庄嚴地說，采取這個行動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時，他往自己的辦公室挂了個電話。“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對他的參謀長說。 “元首活著。將一切堵死！”這位參謀長對這惊人的消息心領神會，因為他也是個密謀者。几分鐘后，統帥部和陸軍司令部的主要變電室都關閉了。 通訊的切斷為柏林的密謀者提供了奪取首都的時間，但他們并未采取行動，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亂成一團。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陰謀起事者不愿將“女神行動”付諸實施。“狼穴”傳來的消息含混不清，他們不敢冒險再來一次７月１５日的虛惊。 于是，在總參謀部大樓，人人都不安地等待著施道芬堡回來——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時飛机航程以外。陰謀起事的兩個有名無實的領導人，貝克將軍和陸軍元帥馮·維茨勒本，本應發布事先准備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應向全國廣播，希特勒的暴虐統治終于結束了。但兩人都未來到本德勒大街。 也許是因為天气的關系。天空陰沉沉的，空气很壓抑。有個密謀者陰郁地說，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國人是在７月間令人同樣難熬的一天沖擊巴士底獄的。他們坐等菲爾基貝爾把“狼穴”的進一步情況報來。什么消息也沒有。這樣，寶貴的時間便白白過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絕休息，堅持獨自外出作長距离散步，与開始時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們交談。他的党衛軍副官遠遠地看著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讓人們知道他還活著，他已不再認為工人們与此事有牽連。午餐時，施洛德小姐惊奇地發現，他的面容變得年輕了，即使在簡朴的餐室內無罩電燈的照射下，他也顯得很鎮靜。不等人們催他開口，他便把發生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他們。我的運气好得令人難以置信。”說著他便向眾人解釋，那張桌子的支架如何保護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褲子拿給眾人看。如果爆炸發生在地堡里的大會議室內而不是在用木頭建成的兵營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會被炸死。“怪事！好長時間來我都有一种預感，覺得會有异乎尋常的事情發生”。 午餐后，他乘車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車站月台。天空烏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個雨點，解除不了下午的悶熱。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擋住了臉，還披著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來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車進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變的鬼；他重建了一個新的法西斯政權，但在這一過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處決了不少“叛國者”，包括他的女婿齊亞諾在內。元首腦中想的只有當天發生的事件。“總理”，他一邊伸出左手，一邊激動地說，“几小時前，我經歷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好運！”他堅持立刻帶客人前往犯罪現場。在３分鐘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說了事情的經過，他的“聲音非常單調，好像他与此事無關似的”。 兩人默默地視察著被炸毀的會議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個箱子上。希特勒以羅馬廢墟向導的熟練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釋。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訝，眼珠子骨碌碌直轉。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褲子，相當輕松地說，讓他不高興的是，他的一條新內褲給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著，希特勒便讓他看后腦勺——那里的頭發給燒焦了。 墨索里尼被嚇坏了。最高統帥部里怎能發生這种事情？希特勒興奮起來。他再次告訴總理，參加會議的人，有許多受了重傷，還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軍服！看看我的燒傷！”他還談到，在几次針對他的暗殺行動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這里發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無疑問，是一個信號，表明他為之服務的偉大事業定能渡過目前的險關。在他的熱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開朗了。“我們的處境很糟”，他說，“甚至可以說是絕境，但是，今天發生在這里的事情卻給了我新的勇气。” 他們离開被炸坏的會議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備一邊喝茶一邊討論。中間，希特勒走到鐵絲网前，再次与工人們交談。他告訴他們，他起初對他們的怀疑是沒有根据的，他的調查人員已發現了真正的罪魁禍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緒突然變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訊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會談不時被將軍們的電話打斷，將軍們想要知道，外邊報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屬實。希特勒的情緒一落千丈，沉默著，還疑心重重。他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前方，吸吮著顏色鮮艷的藥丸，對戈林、凱特爾和里賓特洛甫３人間進行的舌戰充耳不聞——３人在互相指責，都說是由于對方的錯誤才把德國引入絕境。當海軍上將鄧尼茨（剛從柏林北面的指揮部來）指責陸軍叛變時，他們之間的明爭暗斗又進入新的回合。當戈林隨聲附和、同意鄧尼茨的意見時，鄧尼茨卻又把矛頭一轉，把一肚子怒气全發泄在空軍身上，說他們表現惡劣。里賓特洛甫連忙插話表示贊同。戈林空軍元帥綽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閉嘴！里賓特洛甫，你這個香檳酒販子！”“我還是外交部長哪”，他反駁說。“我叫馮·里賓特洛甫！” 天下起了小雨，雨點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誰提到羅姆叛亂一事；只是在這時希特勒才活了過來。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他是命運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來。“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賣的人罪該万死！他們會被碎尸万段的！”他聲音中帶著威脅，很是刺耳。“將他們滅絕，不錯，滅絕他們！”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變得空虛了。他雙眼失去了活力，臉色慘白。 憑著意大利人的、銳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覺得該由他去解圍。他將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著看了看他。此舉令元首從沉思中醒轉過來。不知誰把外邊的門開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釋說，下午一般會起東風，他不能讓他的客人著涼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語回答說：“在這樣的時刻，意大利的總理是不會著涼的！”但他卻穿上了軍大衣。 下午３時４２分，施道芬堡終于在柏林城外的一個机場著陸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敵是友，机場上無人等待他。 他的副官給本德勒大街去了個電話，找到了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他用暗語告訴他，暗殺已經成功。奧爾布里希特的答話很含混，這說明“女神”并未行動。施道芬堡奪過話筒，要他們立即行動，不必等他回來。他叫了一輛空軍的車回柏林。 時至下午３時５０分，奧爾布里希特才開始行動，要陸軍柏林軍區司令科茨弗萊契將軍立刻向警衛營各單位、施潘道衛戍區，以及兩所陸軍武器訓練學校發出戒備令，要他們作好一切准備。并未參与這一計划的科茨弗萊契依命行事。 為加速事態發展，奧爾布里希特將軍親口向另一名密謀者、柏林的城防司令馮·哈斯將軍發出戒備令。下午４時１０分，他的部隊已准備好開拔。柏林城外的部隊亦然。在本德勒大街，哨兵們已作了戒備。奧爾布里希特向警衛營營長作了口頭指示：若有党衛軍強行進入，便以武力對待。不到几分鐘，過境車輛被令停駛，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奧爾布里希特現在做的，理應在３個小時前做完。他突然闖入弗洛姆將軍的辦公室（對這一陰謀，弗洛姆沒有完全卷入，但也沒有完全脫身出來），解釋說，希特勒已真的死亡，他敦促弗洛姆，作為后備軍司令，向各軍區司令發出“女神行動”的戒備令。有野心又喜歡裝腔作勢的弗洛姆，与几個月來的表現一樣，又猶豫不決。他堅持先給凱特爾挂電話，待證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說。 “一切都跟平常一樣”，凱特爾從茶室回話說。弗洛姆說，他剛收到一份報告，說元首已被暗殺。听到這話，凱特爾發火了：“全是胡說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過受了點輕傷而已。“我順便問你一下，你的參謀長馮·施道芬堡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緊張，連忙回答說，上校還未向他報到——他也就此暗暗放棄密謀，洗手不干了。 几分鐘后，大多數密謀者都集中在奧爾布里希特的大辦公室里，焦急地等待著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車子已進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闖進辦公室，帶來了熱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訴了他們——一聲巨響，火焰和濃煙。“可以斷定”，他說，“希特勒已經死了。”他們必須立即行動，一秒鐘也不能再浪費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著，他們也要盡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統治。貝克同意這一意見。 施道芬堡給他的表弟挂了個電話——他表弟在巴黎，在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訴了他。“行動的道路已敞開了！”他說。听到這條好消息后，施圖爾納格爾將軍便立即行動起來。他令在法國的高級通訊軍官將法國与德國之間的無線電通訊和電話通訊全部切斷——他們自己与柏林的通訊除外。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數，力圖將弗洛姆將軍再次爭取過來。他向他保證，希特勒确實死了。但弗洛姆卻一再重复凱特爾的話。“与通常一樣，凱特爾陸軍元帥又在撒謊”，施道芬堡說。緊接著，他自己撒了個謊：“我親眼看見人們將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這點”，奧爾布里希特插話說，“我們已向各軍區司令發出了內部發動兵變的暗號。”弗洛姆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舉确實令人吃惊。他一邊插桌子一邊高喊（像在操場上訓話時那樣）：“這分明不服從上級。你說‘我們’這是什么意思？”他下令取消“女神”的警備令。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試圖讓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沒有一個能活的”，他爭辯著。但弗洛姆卻無動于衷。“馮·施道芬堡伯爵”，他說，“這次行動失敗了，你必須立即開槍自殺。”施道芬堡斷然拒絕。奧爾布里希特也請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動，否則，德國便永遠被毀滅了。弗洛姆把矛頭轉向了他。“奧爾布里希特，這是否意味著，你也參与了政變？”“是的，將軍。不過，我只是外圍邊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頭對奧爾布里希特怒目而視。“那末，我正式將你們三人逮捕。”奧爾布里希特面無懼色，同樣怒目而視。“你無權逮捕我們。你不明白誰在掌權。是我們要逮捕你！”兩位將軍從唇槍舌劍發展成拳腳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圍，臉上挨了一拳。弗洛姆這個龐然大物，只是在手槍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關在隔离房間。下午５時許，大樓的各大小進出口，以及樓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簽署的橙色通行證者，方得進樓，沒有類似的通行證或有簽字的命令，誰也不准离開大樓一步。 雖然本德勒大街終于被密謀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樹下”辦公的馮·哈斯將軍卻陷入了困境。１小時前，他以柏林衛戍區司令的名義，命令警衛營封鎖政府區，誰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將軍還是部長。原系“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之一的警衛營營長奧托·雷麥少校，要求首先證實元首确實已死。 哈斯說，他确實已死，是被党衛軍謀殺的。誰接替希特勒？雷麥問——因為他覺得“事情有點可疑”。哈斯要他別再傻問，赶快讓警衛營行動。 雪麥的伙伴漢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衛營演講國家社會主義者）也同樣產生了怀疑。趁周圍沒有別人時，哈根對雷麥說，這好像是軍事政變。雷麥相信了。哈根請求允許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爾澄清局勢。雷麥給他找來一輛摩托車，并令他立刻將情況報回。雷麥在檢查對內城的封鎖情形時，哈根（入伍前是個作家）已坐在摩托的斗車里，直奔宣傳部長的官邸去了。他听見戈培爾不時在喊，像是條頓人的保羅·列維爾（１７３５—１８１８，美國愛國志士——譯注）似的：“軍事政變！” 戈培爾的官邸已成了混亂的中心。柏林市長帶著一名市政議員，也前來找戈培爾；相互矛盾的謠傳把兩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爾也是如此。剛才施佩爾看見一群雷麥的士兵，扛著机槍，朝布蘭登堡大門跑去；還有的就在宣傳部門口站崗。 滿頭大汗的戈培爾，正在給党的官員和軍區司令打電話詢問情況。看來，駐扎在波茨坦的部隊和省衛戍區的部隊正朝城市開來。形勢非常危急，但戈培爾卻發現了一線曙光：叛軍尚未在電台發表政變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擬自己的公告，這件事是很難處理的，因為將事實草草說上几句便會引起惊慌。 就在這時，被摩托車顛得夠受的哈根，推開人群，擠到戈培爾跟前。這個軍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敘述了一通，戈培爾听得很不耐煩。末了，戈培爾問，雷麥其人是否可以信賴？絕對可信！他不是在戰場上８次負傷嗎？戈培爾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麥找來。如果兩人半小時內不回，那末，戈培爾說，雷麥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裝扣押——他便派党衛軍去奪取“菩提樹下”的衛戍區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５時３０分，戈培爾再次被叫去听電話。電話是希特勒打來的。他督促戈培爾立刻廣播，讓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爾立刻將廣播稿用電話傳給了廣播電台。電台已被步校叛軍占領，但戈培爾的聲音卻把叛軍的指揮官搞糊涂了——或者說嚇坏了。他連忙答應不干預這份公告的廣播。 与此同時，希特勒已為坐立不安的顧問們所動，怀疑宣傳部長戈培爾也是個叛賊。他再次給戈培爾打電話，嚴厲斥責他長時間拖延，不廣播告示。戈培爾激烈地反駁說，此事不該由他負責，責任該由無線電廣播處的人來負。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說他信任他——把電話挂了。 最初謠傳的希特勒的死訊，給几十個女電話接線員帶來了歇斯底里和眼淚。它傳開后，人們感到愕然和恐懼。證明元首未死的新聞廣播又給人們帶來了眼淚——喜悅的眼淚。 賀電、賀信紛紛向“狼穴”飛來。陸軍元帥米爾契在電報中稱，他“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難。未遭怯懦暗殺者之毒手，為德國人民和陸軍保存了您”。這些欣慰之辭，并非全是為了自我。絕大部分德國人都覺得，民族的前途有賴于元首。 在柏林，雷麥少校剛將政府區封鎖完畢。他怏怏不樂，因為到現在他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著恐懼的心情執行任務的。任務完成后，他向哈斯作了匯報。對他所提的問題，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這更加深了他的恐懼。雷麥很是不滿。后來，哈根前來找他，說戈培爾部長要立刻見他！此時，他已有心反叛他們了。雷麥暗想，這是內戰。于是，他便同哈根上樓去見哈斯，把戈培爾的話又說了一遍。哈斯將軍佯作吃惊，而當雷麥說哈斯必須立刻去見宣傳部長時，哈斯竟命令他不准离開客廳。另一位少校，也是個密謀者，出面干預了——他對哈斯眨了眨眼，心照為宣。他說，見戈培爾是雷麥的職責——還應將他逮捕。雷麥出了大樓，心下十分煩亂。“哎，我不得不拿命去賭博了”，他對副官說。之后，他便帶了２０個人，直奔宣傳部去了。 戈培爾正在核對時間。他曾几次打電話找雷麥，均未成功。現在，离截止的時間——晚７時——只有兩分鐘了。雷麥進來了。他并未告訴戈培爾他已奉命將他逮捕，他也不相信戈培爾之所云——戈培爾說，他剛与元首通話。他說，只有他親耳听到元首說話他才相信元首還活著。 “悉听尊便，少校。”說著，戈培爾便給拉斯登堡挂了個電話。不到１分鐘，他便對希特勒說：“警衛營營長雷麥少校跟您說話。”雷麥机警地接過話筒。里面的聲音可能是錄音，也可能是某人模仿元首說話的聲音。“是你嗎，雷麥少校？”他听到的聲音說。“你現在在干什么？”這聲音當然是像希特勒的，雷麥把迄今之所為告訴了他。但他的話肯定露出了怀疑的破綻。“你是否相信我還活著？”雷麥回答說，他相信——實際是，他還不完全相信。 希特勒說，他賦全權与雷麥，要他保證政府的安全。“你認為需要做的，你就做。每個軍官，不管其軍階如何，都由你指揮。”他命令雷麥立刻全面恢复秩序。“如有必要，可動用暴力。”一個“暴”（ｂｒａｃｈｉａｌ）字，便使雷麥完全相信對方确是希特勒無疑了。他唰的一聲來了個“立正”。“你僅對我負責”，希特勒重复了一句，并立即晉升他為上校。 雷麥把宣傳部變成了指揮部。他首先給馮·哈斯將軍打了個電話，說他剛与元首通完話，元首給了他指揮全權。他令哈斯立刻向他報到。哈斯憤怒地拒絕了。“從什么時候開始一個大將軍要跑到一個小少校那里去報到？” “將軍，如果你不想來，我就叫人把你抓起來。”雷麥說完，便派人去占領哈斯的司令部。接著，他又通知柏林地區各部隊，說現在他們全歸他指揮。各單位的指揮官，不管軍階高低，未提一聲抗議，全都接受了他的指揮。這他并不覺得奇怪。末了，雷麥上校將全營官兵集中在宣傳部的花園里，听戈培爾親口講述暗殺的詳細情形。 此時，被制服了的馮·哈斯將軍也來了。他已不再生气，實際上，好像要擁抱雷麥似的。他滿口恭維，還問題提個不休。雷麥無奈，只好客气地將他打發走，以便繼續進行恢复秩序的工作。戈培爾對哈斯可有點降格相待，向他提了几個簡短的問題。哈斯有點結結巴巴地作了回答。如果他給妻子打個電話，讓她弄點吃的，部長會介意嗎？“那就是我們的革命家”，將軍出去吃東西后，戈培爾譏諷地說。“他們腦中裝的全是吃、喝和給女人打電話。” 本德勒大街的電話總机忙個不停。軍官們不斷打來電話，詢問新聞廣播的詳細情況。收到“女神”警戒令的各單位也想從弗洛姆口中證實早些時候關于希特勒已死的報道是真是假。問題是由旋道芬堡答复的。他堅持說，希特勒已死。如果詢問人是密謀者，他就說計划仍在執行。他告訴他們，廣播新聞是一個把戲。陸軍在掌權，一切都很好。 最后，起義的名義領導者之一，陸軍元帥馮·維·茨勒本，身穿全副軍裝前來接管了。一整天，他都高高在上，但為了彌補他的姍姍來遲，便在下午７時３０分左右，以陸軍新統帥的身份，發出了一份措詞強硬的指示： 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一群寡廉鮮恥的、非戰斗人員的党的領導人，利用這一局勢，企圖對戰斗力量背后插刀，奪取政權，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此危急關頭，為維持法律与秩序，帝國政府業已宣布處于軍事緊急狀態，委任本人為德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 這封電報給另一位陸軍元帥帶來了新的希望。正要拋棄巴黎的密謀者的克魯格喊道：“歷史性的時刻到了！”他建議馬上与西方簽訂停戰協定。德國的新政權會同意停止用火箭對倫敦進行攻擊，如果盟軍，作為報答，停止轟炸德國的話。 克魯格的熱情被凱特爾發來的一份電報潑了冷水：元首仍活著，切勿理睬本德勒大街的維茨勒本——貝克叛逆集團發出的命令。 克魯格的決心動搖了。他叫他們的參謀長設法弄清最高統帥部里發生的事情。但他無法用電話找到瓦爾利蒙，也找不到約德爾或凱特爾。他們的缺席太蹊蹺了，使克魯格的希望重又复活。也許貝克說的是真話，希特勒果真死了！他給“狼穴”的一個密謀者挂了個電話。但他證實的卻是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希特勒活著！克魯格失望地撂下電話。“嗯”，他說，“想要他的命的行動失敗了！”就元帥而言，此事到此結束。“先生們”，他說，“別再來打扰我了！” 在柏林，曾下令奪取政權的那個人也放棄了這項陰謀。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對本德勒大街的混亂表示厭煩，快步出了大樓，坐上小車，向設在措森的陸軍司令部駛去。到了那里，他對軍需官瓦格納將軍說，計划全失敗了。說完，他又坐上汽車，回到他的農庄。 在“狼穴”，凱特爾剛發出一道命令，讓希姆萊擔任補充軍的司令。凱特爾補充說，”只有他和我發出的命令才必須服從。”這道命令于晚８時２０分用電傳發出。１０分鐘后，党的秘書鮑曼發出一封急電，將“某些將領企圖暗殺元首的行徑”通知所有的地方長官。他要他手下的人馬只服從元首本人的命令。 晚９時，電台向全國發出通知，元首不久將親自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然而，由于“狼穴”沒有直播設備，廣播大大延遲。离他們最近的錄音車也只有在東普魯士首府科尼斯堡才能找到，而這又得花上几個小時。 希特勒最寵愛的突擊隊長奧托·斯科爾茲內剛好也在柏林。當他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時，便立即前往維也納視察他為破坏而訓練蛙人的學校。黃昏，正當他在安哈爾特車站要登上火車時，一個軍官沿著月台跑了過來。他邊跑邊喊，說城內發生了軍事叛亂，斯科爾茲內已被授命在那里恢复秩序。 他匆匆赶至党衛軍保安處總部。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說，某些反叛的陸軍領導人正在奪取首都。“局勢不明朗，而且很危險”，舒倫堡說。他臉色蒼白，跟前的桌上放著一支手槍。他作了一個戲劇性的姿態。“如果他們來這里，我就在此處保衛自己！”這是荒謬可笑之舉。斯科爾茲內忍不住笑了。他勸舒倫堡把手槍拿走，別搞什么自殺了。 斯科爾茲內向設在柏林郊區的一個專門訓練破坏者的學校里的一個連隊發出警戒令后，便親自進城察看。政府大院里非常安靜。有報告說，武裝党衛軍也在搞陰謀。為了核對這一情況，他便前往里希特弗爾德視察党衛軍的兵營。全都非常平靜。接著，他又驅車去党衛軍的一個師部打听消息，沒听到什么，便又開快車前往万湖附近的空降部隊指揮部。斯科爾茲內在施圖頓將軍的別墅旁的土墩上發現了他。將軍穿著一件睡袍，正聚精會神地閱讀一大堆文件，妻子在一旁做針線活。從某种意義上說，這真是件滑稽事：在軍事叛亂中，德國最主要的司令官之一竟這樣悠閒自得。施圖頓對斯科爾茲內所說的并不信以為真。直至戈林打來電話才得到證實。戈林說：除陸軍司令部發出的命令外，其余一律不予理睬。施圖頓將這份命令住下轉達時，斯科爾茲內便跑回舒倫堡辦公室去了。他一進門便被叫去听電話。“你有多少人？”約德爾問。只有一個連。“好。把部隊帶到本德勒大街去支援雷麥少校的警衛營。他們剛奉命包圍大樓。” 在本德勒大街，絕望的情緒越來越濃。一直在保衛陸軍總司令部的警衛營，在營長的命令下，正開赴戈培爾官邸的后花園集合。正門只有３５名士兵留守。大樓內，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于晚１０時３０分第三次將軍官們召集起來，說，警衛營已撤走，他們應將保護大樓的任務接過來。他說，６個出口處每個都得有總參的軍官把守。 無人反對。不過，一群武裝的忠誠分子，卻暗暗下了決心，忠于他們對元首立下的誓言，晚１０時５０分左右，這些人（一共８人）腰間挂著手榴彈，手持沖鋒槍或手槍，突然闖進奧爾布里希特的辦公室。正當奧爾布里希特勸他們鎮靜時，施道芬堡進來了。他急忙轉身逃走，沖進客廳。一陣掃射。施道芬堡身子一歪，好像中彈似的，接著便竄進隔壁一個辦公室。但是，過了不久，他便与貝克、奧爾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謀分子一起被生擒。片刻后，他們便見到了已被釋放的弗洛姆。“呀，先生們”，身材高大的弗洛姆將軍揮舞著手槍說，”我現在要像你們對付我那樣對付你們。”他叫他們放下裝器。 “你沒有資格叫我這樣做，你原是歸我指揮的”，貝克小聲說。“這不幸的局面的后果我自己會負責。”說著，他便伸手去手提箱內取手槍。 弗洛姆警告他，要他將槍口對准自己。年邁的貝克回憶起往事。“在這樣的一個時刻，我不禁想起了以往……”“我們現在不想听那個”，弗洛姆打斷了他。“我叫你別說話，要你行動。”貝克喃喃自語了些什么，開了槍。子彈划破了他的頭皮，他踉蹌后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幫幫這位老先生的忙”，弗洛姆對兩名青年軍官說。他們走到貝克跟前，試圖奪下他的槍。貝克不允，想自己再射，卻又跌坐在椅子上。弗洛姆對其他密謀者說：“听著，先生們，如果有信要寫，你們還有几分鐘。”５分鐘后，他回來宣布，“以元首的名義”開的軍事法庭，剛剛判處奧爾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和他們的兩名副官死刑。袖口上站滿了鮮血的施道芬堡和他的３名同事一起被領到院子里，筆直地站立著。 貝克的臉上沾滿了血。他要一支手槍。槍給了他后，他自己一人呆在客廳里。外邊的人听見他說：“這次若還不行，就請幫幫我。”一聲槍響，弗洛姆往里一瞧，只見貝克這次又失敗了。“幫幫這位老先生”，他對一個軍官說。軍官拒絕了。一個下士將失去知覺的貝克拖到室外，朝他的脖子上開了一槍。 外邊，一輛軍車的車燈把院子照亮了，由于車燈上了罩，院里并不很亮。這時已是深夜。被判處死刑的４人站在一個沙堆前——沙是防空時用的。奧爾布里希特很鎮靜。听見下令開槍時，施道芬堡喊道：“我們神圣的德國万歲！”。他死了（本德勒大街現在更名為施道芬堡大街）。 弗洛姆龐大的身軀出現在大樓的門廊上。他打院子里走過，檢閱了行刑隊。他簡短地講了話，以“希特勒万歲！”一語作結束。然后，他便有點故作姿態地朝大門走去，把車叫了來，消失在黑暗中。在本德勒大街的電報中心。一封電傳電報正在拍發出去：“不負責任的將軍們試圖政變，已被血腥鎮壓。所有罪魁已被槍決……” 正當弗洛姆步出大門時，一輛白色的賽車嘎的一聲在門前停住了。開車人是施佩爾，乘客是雷麥上校。“終究是個誠實的德國人！”弗洛姆說，好像他自己是個無辜者似的。“我剛把一些罪犯處決完畢。”當雷麥說要是他就不這樣做了，弗洛姆咆哮了。“你是否要給我下命令？” “不。但你要為你的行動負責。”雷麥建議弗洛姆立刻向戈培爾報到。弗洛姆与施佩爾一起走后，奧托·斯科爾茲內帶著人馬來了。他不明白，一個如此重要的將軍，如何在這樣一個時刻离去。他問雷麥：“發生了什么事？”雷麥也一無所知，他只是奉命前來包圍大樓的。 斯科爾茲內說，他要進里邊去。把連隊在院里安插好后，他便大步流星上樓，朝總參謀長的辦公室走去。在走廊上，他碰到了几個他認識的參謀。他們把情況簡單地向他說了一下。這些听起來很放肆，卻證實了他的猜測。他試圖給最高統帥部挂電話，卻挂不通，于是他便決定自行其是。“為這紊亂的馬蜂窩”恢复和平与秩序。為做到這點，最好的治理辦法莫過于恢复大家的工作。他把認識的參謀召集起來，讓他們繼續原來的工作。前線仍急需援軍和給養。 參謀們一致表示贊同。但誰來簽署命令？身居指揮要職的，不是死了便是失蹤了。斯科爾茲內說，命令由他簽，一切責任由他負。陸軍總司令部的机器重新開始運轉后，斯科爾茲內与約德爾取得了聯系。約德爾讓他繼續指揮。“派個將軍過來吧”，斯科爾茲內建議。約德爾卻堅持讓他以元首的名義進行指揮。斯科爾茲內于是下令取消“女神”戒備令，要所有指揮官听候新的命令。 施佩爾將弗洛姆拉到宣傳部。弗洛姆要与希特勒私下通話，戈培爾對此不予理睬。戈培爾來到自己的辦公室門前，命令在弗洛姆的房門口安一名衛兵。 希姆萊也在部里。他帶著希特勒授權鎮壓叛亂的命令，剛從拉斯登堡回到柏林。“敢于反抗者，不管是誰，一律格殺勿論”，希特勒曾對他說過。盡管握有如此大的權力——外加后備軍的臨時總司令銜——他卻讓戈培爾出面，自己則与先前一樣，閒适而泰然自若。在戈培爾的助手瑙曼看來，希姆萊甚至是漠不關心，戈培爾則興高采烈。這天他干了什么呢，按他的說法，人們有這樣的印象，那就是，柏林的叛亂實際上是他赤手空拳粉碎的。“他們要不是這樣笨的話！”他向希姆萊吹噓說。“他們本來是有大好時机的。多笨呀！多幼稚呀！假若這事由我來干的話！他們何不奪取電台并散布最大的謊言？” 希姆萊不動聲色，客气地點點頭。他沒有泄露的是，到戈培爾這里來以前，他已開始了制造反政變的恐怖，并建立了調查此次叛亂的專門机构。 在“狼穴”，菲爾基貝爾將軍心里明白，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但又不想自殺，原因是，他擬在官方的法庭上證明他的動机。“假若你相信來世的話”，他向年輕的副官告別時說，“我們就可以說：‘再見！’” 希特勒坐在茶室里，焦急地等待著科尼斯堡的錄音車前來，以便向全國發表講話。在等待的過程中，他把貼身人員召集起來，讓他們听他宣讀匆忙草就的講稿。几個秘書和副官，還有凱特爾和打著繃帶的約德爾都來了，但錄音車還是沒有來。希特勒便利用這段時間為此次謀殺事件添油加醋。“這些懦夫！”他喊道。“他們就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他們有膽量開槍把我打死，我倒有點尊敬他們！但是，他們不想冒生命危險！” 錄音車終于來了。７月２１日凌晨１時，德國的每個廣播電台都吹吹打打奏起軍樂，略微停頓后，希特勒便開始廣播演講。他談到了這個陰謀，談到了他的親密的同事的受傷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錯誤的信念，那就是，搞陰謀詭計者僅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們与德國軍民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一小撮犯罪分子將被立刻無情地處決。“我已避免了這樣一個命運：就我自己而言，這并不可怕，但對于德國人民而言，它將帶來可怕的后果。從這個命運中，我看到了上帝發出的信號，那就是：我必須，因而我也將繼續我的工作。” 他講完后，戈林也作了簡短的講話。他代表空軍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誠和熱愛；鄧尼茨代表海軍說，對于“暗殺元首的罪惡行徑，海軍無比地憤怒”。接著，官方便正式宣布，發動這次陰謀政變的罪魁禍首，那些罪惡的軍官們，不是已經自殺就是被陸軍槍斃。“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事變，一直沒有。与這一罪惡行徑有關的人員一定被清洗。” 這些話使身在巴黎的密謀首惡分子全身都涼了——他們在拉法耶旅館的軍官俱樂部里圍著收音机听廣播。不久前，他們成功地占領了這個地區党衛軍的每個軍營，逮捕了在法國的兩名党衛軍高級官員即卡爾·奧伯格和赫爾穆特·克諾森。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一邊听一邊想，覺得這也是在宣判他們的死刑。不過，倒還有一線希望。也許奧伯格和克諾森二人會包庇他們。這兩人均獲釋，還被送至拉法耶旅館。當施圖爾納格爾起身致意時，奧伯格向他沖了過去。奧托·阿貝茨大使進行干預。“柏林發生的事是另一碼事。”他說。“在這里，諾曼底戰役正打得如火如荼，這才要緊。我們在這里的德國人理應搞統一戰線才是。奧伯格冷靜下來，同意与克諾森秘密會師，共同反對希姆萊的德國中央保安局。他們將偽稱，党衛軍人士和保安處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奧伯格和施圖爾納格爾共同玩的把戲，目的在于欺騙起義者。 演講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爾醫生再次為他作了檢查。元首要他證實自己受的傷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結果。莫雷爾回來后宣布，希特勒的脈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雖然受到白天發生的事件的惊嚇，卻還未意識到反對他的陰謀范圍有多廣，對自己奇跡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興，決定把被炸破的褲子送給身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愛娃·勃勞恩保管。它將成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物，證明上帝确要他完成他的使命。 ７月２１日午夜過后不久，奧托·斯科爾茲內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陸軍總司令部的日常事務又重新得以進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險柜里發現了起義的詳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軍官。 在宣傳部，戈培爾和希姆萊正在審問一批將軍，包括弗洛姆在內。將軍們得到的禮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將軍，例如科茨弗萊契，在被證明無辜后還獲准回家。凌晨４時，調查結束。戈培爾滿臉笑容從辦公室走出來。“先生們”，他宣布，“叛亂已經結束了。”他送希姆萊上車，与他的老對手長時間握手告別。然后，他便回到樓上，用自己的丰功偉績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爾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著一尊元首的半身銅像。“這是一個純化心靈的風暴”，他說。“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傳來時，誰敢想象，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結束，而且結束得如此漂亮？”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跡。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會說是上帝的審判。“后果會無法估計。因為，在歷史上，只有事實才能作為證据。這次呢，它們在我們這一邊。”因此，應該指示報界將此次陰謀事件貶低。 在“狼穴”，鮑曼仍在向地方長官發指示。凌晨３時４０分，他通知他們“叛亂可以認為已經結束”。上午１１時３５分，他轉達了希姆萊的緊急請求，“你們應立即停止向態度曖昧甚至應列為公開的敵對分子的軍官們獨立采取行動。”換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徹底進行調查的全權。實際上，他業已建立起了由１１個處４００名官員組成的机构，對此事進行仔細調查。 在巴黎，克魯格的參謀長——在法國的兩名強有力的党衛軍官員奧伯格和克諾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蓋克魯格和施圖爾納格爾的罪證。但是，在得到回柏林報到的命令后，不久前還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鐵腕人物的施圖爾納格爾，以為一切均已無望，竟不坐飛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車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戰場經過——狄埃里堡，阿爾貢森林，以及１９１６年許多達姆旋塔特特种兵團的老同志血染沙場的地方色當。整個下午，他都在感傷的途中，最后走下車來“散散步”。在默茲運河附近，他消失在一個小山丘后。不欠，司机便听到一聲槍響——也許是兩聲。他在運河里找到了這位將軍——浮在水上，臉朝天。施圖爾納格爾雖然沒有死，但自殺未遂一舉，卻證明他無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絞死。 在“狼穴”，希特勒頭部所受之傷顯然不輕。他的右耳失聰，雙眼不斷向右方跳動。當晚，他在外邊漫步時，兩次走离了路。卡爾·勃蘭特醫生要他臥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讓外國客人看見一個如此健康的人竟然臥床，這會是荒謬可笑的。 次日，盡管耳痛不止，他堅持到鄰近的一家陸軍醫院去探望受傷的軍官們。兩人瀕臨死亡。施蒙特將軍傷勢嚴重。希特勒非常關切，向兩位海軍人士（他們同住一室）普卡梅爾和阿斯曼傾訴衷腸。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對他們成了此次陰謀的受害者表示遺憾。“這些先生們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跡般地死里逃生。“這是命運要我完成分配給我的任務的一個跡象。難道你們不這樣認為嗎？”他說，７月２０日，這天“只能證實這個信念，即，上帝喚我去領導德國人民——不是向最后失敗而是朝最后胜利前進。” 隨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來越厲害；莫雷爾醫生只好請范·埃肯教授前來。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專家，１９３５年曾給元首的喉嚨動過手術。由于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從鄰近一家陸軍醫院請個眼耳鼻喉專家來。他是埃文·吉辛醫生，在自己開業前曾在埃肯教授的醫療室工作過兩年，醫術也頗高明。吉辛醫生發現，元首的耳膜已經破裂，內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說，如果中耳不發炎，情況就不會變得很嚴重。 正在此時，莫雷爾醫生气呼呼地來了。在尖銳地斥責吉辛，說他未首先向他報到，生硬地對他說，“一個軍官只能向他的上級報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報到。”希特勒雖然听不太清楚他們在吵什么，卻注意到了莫雷爾的怒气。“得啦，我親愛的教授，別再吵啦”，他撫慰著。“吉辛當過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訴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給我施個小手術，灸灸耳膜。”莫雷爾先生說要打一支止血針，卻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藥，因為藥方是他的對手開的。 希特勒雖然堅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東西了，但他的情緒還相當不錯。他還像雞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給“小丫頭”寫信——這是他對愛娃·勃勞恩的愛稱。這封信還有被炸后的兵營的一幅草圖。他告訴她，他很好，只是有點累。“我希望能早日回來，把我交給你，好讓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靜。”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個字母組成圖案的信紙），說她很是憂郁。”得悉你險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聲言，如他身遭不測，她就活不下去。“從我們初遇時起，我就立誓跟隨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個生命的意義就在于愛你。” ７月２３日，蓋世太保的調查人員偶然在一間被炸毀的房屋廢墟中發現了不少日記，證明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及其他重要官員与此次政變有關。卡納里斯海軍上將以及前經濟部長沙希特被捕。開始時，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級的人物——且又如此眾多！——竟會与政變有關。他原以為只有一小撮賣國者；上述發現無疑是對他這個信念的一個打擊，而他也因此受到傷害。“我生活中充滿了憂愁，是如此沉重”，他對特勞德爾·容格說，“只有一死才能解脫。”另一個秘書听見他在斥責自己的愛犬，原因是它不听話：“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將軍們一樣，也是個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勢分析會上宣布，英國人支持過施道芬堡，他試圖讓听眾相信，搞陰謀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軍官團的絕大部分人都与這些豬玀們無關。”應在報上強調，本德勒大街的指揮官們，拒絕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當場處決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個心理學家了”，他說，“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對我們最有利的時刻，把身上帶著炸彈的人引到這里來。如果我和所有人員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災難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爾向全國發表了廣播演說。這篇講話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訓，又激動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個魔王，跟他走的不過是一小撮軍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個陸軍。他攻擊施道芬堡，說他与西方盟國勾結，共同密謀。他舉出４條證据：在他們的報紙中，不斷提到有一群德國將軍在反對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彈；施道芬堡与英國貴族的關系；在炸彈爆炸的消息傳到倫敦后，倫敦報界希望德國不日便將垮台。 向地方長官作的報告表明，戈培爾的宣傳有效地動員了人民。例如，在不倫瑞克的一家醫院里，病人們自發地將元首的每幅畫像都飾以鮮花。在許多城市里還組織了表忠游行。 在中學里，教師們對學生們說，此次謀反解釋了德國為何會在非洲和俄國在軍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們在搗亂，使元首的命令達不到各師。 ７月２５日，范·埃肯醫生從柏林前來，受到了元首的熱烈歡迎。元首自己預言，由于有著諸多煩惱，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點值得欣慰：到那時，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別人繼續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詳細地訴說了他的症狀。 具有良好記憶力并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醫生，偷偷地將希特勒的話全記在一個黃色的袖珍日歷上。為了不使別人看懂他的筆記，他用暗語書寫，用了拉丁文，還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號。范·埃肯教授證實，吉辛醫生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絕最少臥床一周的建議。“你們預謀好了，要把我變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訴說，他的左耳依然內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覺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說，“痛苦能使人變得堅強。”一分鐘后，他便證明了這點：有個副官送來了關于暗殺事件的報告。“是呀”，他一邊翻閱一邊說。“真沒想到赫爾道夫竟是這樣一個流氓。”他發誓“要將那些叛徒斬草除根”，還罵施道芬堡是個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著他那個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彈結果他，這實在是太便宜他了。” 兩天后，希特勒自訴失眠。吉辛建議，取消每晚的茶會；希特勒回答說，他已試過了，更難睡著。“我得先放松一下，談談別的事情。不然，我面前還會出現總參謀部的那些地圖，我的腦子還在不斷活動。我得花上几個小時才能消除這些幻影。如果把燈開著，我可把每個集團軍的准确位置標出來。我知道每個師的位置在哪里——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這已是五六點鐘了。我知道這對我的健康不利，但這個習慣我又改不了。” 炸彈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換了抱病的總參謀長蔡茨勒。換上來的是曾因意見与他不合被他從前線發配走的古德里安。當這個在陸軍中也許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專家來到拉斯登堡走馬上任時，他發現陸軍總司令部的各辦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丟臉的情況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許多部門的頭頭都已被蓋世太保撤換。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項任務，是公布一項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證，“將領們將團結一致，軍官團也團結一致，陸軍官兵團結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遠了；他令總參的每個軍官都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兼軍官，“要根据元首的主義，積极地對青年指揮員進行政治教育。”凡不服從此令的軍官必須立即申請調動。沒有不服從者。于是，１９３３年開始組建的這支精銳的部隊屈服了，得了個墮落的結局。 此時，諾曼底灘頭的西翼遭到美軍坦克的猛烈進攻，西線已瀕臨崩潰。７月３０日黃昏，為爭奪阿弗朗什小道，美德兩國坦克發生了一場惡戰，——阿弗朗什小道是美軍突破后進入法國空曠地帶必經之地。瓦爾利蒙等人要求立刻從法國撤退，但約德爾卻向元首遞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況下，從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軍的坦克已涌進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線親自指揮，但吉辛和埃肯兩人都禁止他乘飛机。由于醫生們只允許他在“狼穴”活動，對喬治·巴頓的６師大軍開進阿弗朗什一籌莫展。對法國的命運因而已成定局，他也無可奈何。然而，這僅是他諸多憂患之一。８月１日，３．５万名裝備极劣的波蘭軍（各种年齡的都有）向華沙的德國駐軍發動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國斷絕外交關系。 他竭力將這些煩憂置之腦后。８月２日，他扮演了初次學醫的學生的角色。他向吉辛醫生提了許許多多有關內耳的問題，接著便穿起外科醫生的白大褂，腦門上挂著一面鏡子，專心致志地觀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還是什么也看不見。這時，吉辛便建議他用電鏡。“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見東西了……我看到了一條淡黃色的線，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讓林格轉過身去，把矯光器塞進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測試林格的听力。“你知道，醫生”，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年輕時老想當醫生。不過呢，我有了別的職業，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剛走，希特勒醫生又研究起來了。他把林格和兩名党衛軍的衛兵召來，一一給他們作耳朵檢查，直到他學會了使用電鏡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寫的關于治療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覺得暈眩，走路還得叉開雙腿，就像水手在顛簸的船上行走一樣。盡管如此，他仍堅持要于８月４日向地方長官訓話。他与他們一一握手。許多人，例如迪塞爾多夫的弗萊德里希·卡爾·弗羅里安，看見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淚。“你們不會誤解我的”，希特勒說。“我對你們說，在過去一年半中，我總相信，終有一天我會被我的左右開槍打死。”他要他們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殺隨時可能發生，這究竟有多么可怕。“為了維護我們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來呀！要思索，要考慮，還要解決這些問題。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別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喪中進行。”哀傷的演講完畢后，大家便進午餐，一人一壺。希特勒慢慢站立起來。“我要走了”，他說，“先生們，你們……”他把兩個指頭放在嘴邊，示意讓大家抽煙。他搖搖晃晃走了，還故意裝著不晃的樣子。 不久前，希姆萊曾向這些人保證過，他不但會讓陰謀分子而且也會讓他們的家屬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說，“將會被鏟除，連根鏟除！”熱烈鼓掌。“殺一儆百，堅定不移！”他就是用這种精神進行調查的。主謀的近親和其他親戚均被逮捕，其中至少有年過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為了對陰謀案件從每個角度進行調查，希姆萊派出了几十名偵探——調查進展神速、徹底，８月７日便開始審判首批罪犯。被帶上“人民法庭”的共８名軍官，法官是通曉蘇聯法律和刑罰的羅蘭·弗賴斯勒——希特勒稱他為“我們的維辛斯基”。 辦理此案時元首曾指示他要嚴厲，“要用閃電般的速度。”被告穿著破舊的衣服，走進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審判室。他們形容憔悴，頭發蓬亂，衣著不整。這次審判還被拍成電影，為的是讓德國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場。陸軍元帥維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斷在系緊沒有皮帶、尺碼又過大的短褲，看上去就像是喜劇里的流浪漢似的。像演戲似的穿著紅衣服的弗賴斯勒，同他所欽佩的蘇聯法官一樣，朝他喊道：“你這肮髒的老家伙，老在擺弄褲子干什么？” 這次做給人看的審判的調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國的審判史上，從未有被告受到過如此殘暴，如此殘忍的對待的。” 一個速記員回憶說。判決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賴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８人均犯有反對元首的叛逆罪（這是如此），和反對德國歷史的叛逆罪（這卻不是如此）。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８人被用卡車運至普洛陳塞監獄。接著，他們便被送進一間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８個肉鉤。被判處死刑的８人，上身被剝光后，被用富有彈性的細鋼條吊死。他們痛苦地掙扎的情形被電影攝影机記錄了下來，當晚便在“狼穴”的銀幕上再現。据施佩爾說，“希特勒愛看這個影片，讓人反复放給他看”，但貝洛夫副官和其他貼身人員至今仍說希特勒從未看過。 對這一事件還作了進一步調查也還有其他審判，但公布的只有８人。另外還有５０００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７月２０日的起義沒有直接關系——也被處決。 ８月１５日，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古德里安就此評論說，机械化部隊雖然強大，卻彌補不了空軍和海軍的失敗。這一說法触怒了希特勒，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間，与古德里安個別談話。但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說，他說話的每個字外邊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戶關上？ 當晚晚些時候，當希特勒得悉，馮·克魯格陸軍元帥已神秘地失蹤時，不禁大怒，——當天早些時候的發怒，若与這次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克魯格的失蹤似乎是這樣發生的：當天上午，這位西線總司令乘車去前線与裝甲兵司令進行會談，但他壓根就未到會晤地點。希特勒大喊大叫說，克魯格肯定与炸彈陰謀有關，已趁机溜走，和敵人進行秘密和談去了！ 事實是，由于遭到敵人戰斗轟炸机的攻擊，克魯格的車子，連同兩台發報机一起被炸毀，他抵達前線的時間被推遲。他不但被困在擁擠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絕，而且還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局面。一方面，他盡力阻止盟軍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務已毫無希望完成。自從在俄國發生一次嚴重車禍以來，他一直精神萎靡不振。他常在自己的辦公室走來走去，非常痛苦，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自己“對上帝，對自己的民族，和對自己的良心，都負有責任”。 當天夜深，克魯格終于抵達了前線，但那時希特勒已決定讓陸軍元帥莫德爾接替他的職務。８月１７日，莫德爾帶著元首的手諭來到法國，接過了西線的指揮權，克魯格被這突如其來的解職搞得暈頭轉向。“我的名譽全在阿弗朗什”，他指著地圖對他的參謀長說。“現在，我全完了。”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車，懶洋洋地東行，像施圖爾納格爾一樣，重游了法國的舊日戰場。与施圖爾納格爾一樣，他也想自殺。克魯格成功了。在克萊蒙頓阿爾貢附近的一棵樹下吃完午餐后，他將一封寫給他兄弟的信交給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另一封寫給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簡要地說明了他為何阻止不了盟軍的前進后，他懇求元首結束戰爭，結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諭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讀完這封信后，未作評論便將它遞給了約德爾。在信的末尾，克魯格稱頌了希特勒的鋼鐵意志和天才，以及他進行的“偉大而光榮的斗爭”。“現在，就請結束——如果有必要的話——這場毫無希望的戰爭，證明您是個偉大人物吧！”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敘述陸軍最后蒙受的恥辱，但這不是為了他自己。克魯格沒得到什么好處。他不過想最后一次作出努力，用敲響警鐘的辦法，為國服務罷了。 這是徒勞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終的歷史使命：把猶太人從世界上清除干淨。這個任務，据艾克曼８月的報告說，已接近尾聲。他告訴希姆萊，６００万猶太人已被消滅——其中４００万是在屠殺營里殺的，其余是在運動戰中喪生的。由于紅軍進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倔不撓地進行調查（他估計被殺的猶太人數已達６００万），希特勒便讓希姆萊拆除全部屠殺中心——奧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殺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萊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下達的）。還有來自匈牙利、羅茲、斯洛伐克和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猶太人未被毒死，如果東部的軍隊能阻止蘇軍突破，霍斯指揮官是擁有這項設備去完成整個工作的。 軍事形勢已嚴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動机的人才會不考慮投降。從波羅的海至烏克蘭的整條東線，紅軍發動反攻，不是將德軍消滅便是將他們包圍。在南面，蘇軍正在攻占羅馬尼亞的油田；在北面，蘇軍剛將５０個師的德國包圍；在中部，紅軍正在包圍華沙。在這种情況下，希特勒親自下令將馮·興登堡總統的棺木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偉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這緊急情況下，戈培爾于８月２４日頒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劇場、音樂廳、戲劇學校，以及有歌舞助興的餐館，必須在一周內關閉。他警告說，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樂隊、音樂學校和學院等，除几個主要的外，也將全被停業或關閉；藝術家不是應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兩家有插圖的報紙外，其余書籍，例如小說和其它文學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經德國占領４年后，巴黎解放了；羅馬尼亞和芬蘭雙雙求和。２４小時后，通過政變推翻了安東奈斯庫元帥統治的羅馬尼亞，向德國宣戰。面臨全線失敗的希特勒仍毫不動搖。他對陸軍內出現的瓦解跡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親屬將被逮捕。 ８月的最后一天，他對凱特爾和另外兩名將軍說，作政治決策的時机尚未成熟。“這种時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來。”成功的希望還是有的，他說。盟軍之間的緊張關系越來越嚴重，最終將導致分裂。“唯一的辦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難，等待适當的時刻的到來。”對他在東西兩線面臨的問題，他陰郁地沉思著，然后便可怜起自己來。“我想，這場戰爭對我來說，顯然并不開心。我已与世隔絕５年了。沒去過劇院，沒听過一場音樂，沒看過一部電影。”他的嗓門因憤怒漸漸高了。“我要指責總參謀部，他們未表現出鋼鐵般的決心，從而影響了從戰軍官的士气。總參軍官上前線去時，我說他們是要散布悲觀主義！”他將戰斗下去，直到德國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證德國人民今后百年內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們的榮譽不再像１９１８年那樣，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暫時回到爆炸陰謀上去了。死亡，他說，“是憂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脫。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從一切中解脫出來，永遠安息。” 他這种宿命主義的情緒可能是健康狀況惡化的結果。他雖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書們開玩笑——他右手發抖，已不能自己刮臉——卻受傷風的嚴重影響，而傷風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劇。几天后，他覺得頭發脹，特別是在眉區，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雜化了。他的嗓子嘶啞了；他說胃痛，卻又對吉辛醫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爾醫生開的各种藥丸的結果——置之不理。９月初，為了減輕瘺管痛，他同意按吉辛醫生的處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實實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個小時。 吉辛的出診，使希特勒很是高興。如同對莫雷爾醫生一樣，他對吉辛也開始表示感激。感激發展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見。治療完畢后，兩人便久久地交談，話題海闊天空，從帝國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煙的害處。交談中，吉辛繼續作詳細的筆記。他甚至承擔了更危險的任務：秘密地進行心理試驗。這項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長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話來說：“相當原始的心理試驗”的目標。吉辛對他作的診斷是“凱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這些日子里，他雖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發怒，但對他的最年輕的秘書特勞德爾·容格卻從不發火，對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關心。但是，一天午餐時，她發現他行動反常。對她未說一句話。當他們的目光相遇時，她發現他眼神嚴肅，好像在試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說了她的閒話。當天晚些時候，党衛軍將軍奧托·赫爾曼·菲格萊因打來電話，問她是否可到他的兵營去一趟。將軍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訴他，她的丈夫在戰場上犧牲了。他解釋說，元首昨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訴她。后來她被叫到元首的書房。他抓住她的雙手，溫柔地說：“啊，孩子，我多么難過。你丈夫是個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繼續工作下去，并答應“經常幫助”她。 ９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來檢查。當听說莫雷爾給他打了那些針和吃了那些藥后，与吉辛醫生和希特勒另外兩名外科醫生勃蘭特和哈塞爾巴赫一樣，他也很擔心。４名醫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擔心元首也不會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３位醫生的一樣，因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爾。 一星期后，希特勒訴說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痙攣，他整夜不能合眼。瘺管發炎也未見減輕；頭部的左邊繼續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錘聲加重——為防止遭蘇机的突然轟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損坏又帶來一個副作用：原來很好的記憶力，現在衰退了。長期以來，對冗長的文件他都能過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來；現在呢，連記人名都覺得困難了。他苦笑著說，幸運的是，近日來，需要他對付的人只有那么几個。 ９月１２日，吉辛給他做完可卡因治療后，他立刻覺得頭暈。他說他眼前一片漆黑，連忙扶著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脈搏跳得快而弱，９０秒鐘后，這次病的發作——很可能是輕度的冠心病發作——便過去了。脈搏恢复正常。接著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爾找來，打了３針；病暫時減輕了些。 ９月１６日，心髒病第三次輕度發作。這次，他同意做几個月來吉辛醫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對頭部進行放射檢查。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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