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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德國人看來，希特勒如此對待猶太人，這是無關緊要的。被強迫戴上“大衛王之星”的猶太鄰居之命運，他們向來漠不關心——畢竟，他們不是該當如此嗎？即使這些鄰人失蹤后，他們也只以為是被驅逐走了。在一個听外國電台廣播都可處以死刑的國度里，听到一些無法啟齒的謠言后，對它不予理睬，這是明智之舉。 知道有屠殺中心的人并不多。這些屠殺中心大都設在波蘭，四周有好几公里寬的不毛之地与外界隔絕，界口上還挂出牌子稱：不得入內，違者格殺勿論。為了保密，從押解至屠殺的整個過程都進行得极神速，且散布出動听的煙幕：“特殊處理”，作為一個整体，這些屠殺中心被統稱為“東方”；單獨的中心則被稱為勞動營、集中營、轉運營或戰俘營；毒气室和火葬場分別稱為“浴室”和“尸窖”。 暴行的傳出是以謊言作答的。當納粹要員漢斯·拉麥斯給希姆萊帶來數份報告說猶太人正遭受大規模屠殺時，希姆萊矢口予以否認。他辯解說，元首通過海德里希傳下的所謂的”最終解決”的命令，不過是將猶太人從德國本土撤走罷了。在撤退過程中，由于疾病和遭受敵机襲擊，有些人不幸死亡。他承認，由于叛亂，不少猶太人不得不被處決，以儆效尤。希姆萊向拉麥斯保證，絕大部分猶太人已在東方的各集中營中得到“安置”，還拿出相簿給他看，證明猶太人也在為戰爭出力：他們有的當鞋匠，有的當裁縫，或諸如此類。“這是元首的命令”，希姆萊加重語气說，“如果認為應采取行動，你得把向你提供這些報告的人名告訴元首和我。”拉麥斯拒絕吐露秘密，并擬從希特勒本人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但，希特勒的說法也一模一樣。“把這些猶太人帶到哪里去，這我以后再決定”，他說。為讓他安心，希特勒還說：“在此之前，他們將在那里得到照顧。” 在希特勒的親信中，确有些人不知道在“東方”發生的事情。其他許多人，那些受自我欺騙之苦的受害者，盡管不确切知道這些慘劇，卻也猜到了几分。“別听人說希特勒沒有主意”，漢斯·弗蘭克后來在起訴書中（包括控告自己）寫道，“大家都感覺到了，我們這個制度有可怕的缺憾，雖然知道得不那么詳細。只是我們不想知道！靠這個制度生活，日子過得太舒服了，簡直像皇家的生活。大家都覺得這樣好。” 此話系出自這樣一個人之口：不久前，他曾對部下說過，他們都是參与滅絕猶太人的幫凶。此舉雖可憎，“為歐洲利益故，卻是必需的”。他是波蘭總督，深知此項命令系直接出自元首。然而，德國人一般都相信，希特勒未參与過任何暴行。“人們都殷切希望，元首對此事一無所知，或無法得知，否則，他定會采取措施的。反正，他們認為他無從得知此事。或不知有多大規模。然而，我覺得，這事儿瞞不了多久了，人們希望歸希望。”這番話是一個激烈的女納粹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最終解決”之前奏“安樂死亡計划”時說的。 希特勒身邊的侍從人員，根本不敢想象“阿迪叔叔”會下令屠殺猶太人。這是不可想象的。施蒙特和恩格爾兩人，不是成功地說服了元首，讓陸軍中有部分猶太血統的軍官繼續留任嗎？背著元首搞名堂的惡棍不是鮑曼就是希姆萊。但是，這兩人均不外乎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罷了。“最終解決”是他獨自想出來的，也只有他才能下令執行。沒有他，就不會有“最終解決”；而他也堅信，只要向世人拿出個既成事實，他就可免遭懲罰。人們會以報复相威脅的，但人類的記憶短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人屠殺了１００万亞美尼亞人因而遭到強烈譴責；今天又有誰還記得？ 在１９４３年６月９日的一次秘密談話中，元首指示希姆萊，“盡管在此后３至４月內會出現某种騷亂”，他必須立即著手將猶太人押解至“東方”。他接著指出，這項計划必須“全面地、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些話自然不能讓元首身旁的侍從人員相信他是策划集体屠殺的元凶。但不久后他對鮑曼講的一番話卻令他們深信不疑了。在自豪地承認他已將日耳曼世界的猶太毒素洗滌淨盡后，他說：“對我們，這是個主要的消毒過程，我們也已做到了最大限度。沒有這個過程，我們可能已被窒息而死或消滅。”在与猶太人打交道中，他不是向來都絕對公平合理嗎？“在戰爭前夕，我向他們發出了最后警告。我告訴他們，如果你們促成另一次戰爭，人們是饒不了你們的，我會在全歐洲滅絕這些害人虫。這決定是一勞永逸。他們用宣戰反駁我這個警告，并重申，不管在世界何處，只要哪里有一個猶太人，哪里就有納粹德國不共戴天的敵人。好了，我們已捅了猶太人是瘡疤。未來的世界將永遠感激我們。” 希特勒之“最終解決”的最可怕的一面在不久前結束了——啟示性地結束了。擁擠在華沙猶太區的３８万猶太人中，只有７万人未被押至屠殺中心，余皆束手被擒。此時，余下的人們業已明白，押解意味著死亡。猶太區的猶太政治領袖們，牢記了這點，消除了分歧。團結一致，武裝抵抗押走猶太人之舉。這使希姆萊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滅華沙猶太區。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凌晨３時，２０００多名武裝党衛軍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噴射器和爆破隊的配合下，向華沙猶太區發動了進攻。他們原以為會迅速取胜，卻不料遭到頑強抵抗。猶太戰士共約１５００人，使用的武器是長期偷運進該區的：計有數架輕机槍，許多手榴彈，１００只左右步槍和卡賓槍，數百只手槍和左輪，還有莫洛托夫雞尾酒。希姆萊原以為３天便可結束戰斗，但至當日傍晚，他的人馬不得不撤退。這場單方面的戰斗日复一日地繼續著，令党衛軍指揮官雨爾根·施特羅普將軍狼狽不堪。他不明白的是，“這些廢物和劣等人”為何不放棄這一眼看已無望的事業。他報告說，開始時，他的手下雖然抓獲了“相當數量生來就是懦夫的猶太人”，但事情已越來越難。“由２０至３０個男人組成的新的戰斗小組，在同樣數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斷掀起新的抵抗。”他注意到，婦女的舉動尤使人為難——她們常把藏在她們的燈籠褲里的手榴彈甩了出來。 在遭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萊下令“用最嚴厲的手段和最凶殘的辦法”將猶太區夷為平地。施特羅普于是便決定把整個猶太區變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燒。他報告說，房子雖然起火，里邊的猶太人卻堅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才縱身從樓上跳下。“骨頭摔碎了，他們仍力圖爬到街道另一邊未著火的樓房里去……猶太人和土匪們冒著活活燒死的危險，爬行在烈焰中，而不愿被我們生俘。” 守衛者們以不朽的英雄气概，戰斗了兩三個星期，由于彈盡糧絕，最后不得不躲進下水道。５月１５日，猶太人殘存的抵抗据點已寥寥無几，槍聲也稀疏下來。次日，施特羅普將軍下令炸毀位于華沙市內“雅利安人”區的特羅麥基猶太教堂，以慶祝此次戰斗的結束。在剛好４個星期的時間里，一支小小的猶太軍，抗擊了數量上占优勢、裝備又精良的德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５．６万多人中，７０００人被當場槍斃；２．２万人被送至特萊勃林卡和盧布林；其余則被送進勞工營。德軍的官方傷亡數字——顯然已被縮到最小——是死１６人、傷８５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擊了希特勒之“猶太人是懦夫”的觀念。 那年６月上旬，教皇庇護十二世就滅絕猶太人問題，秘密地向“紅衣主教神圣學院”發表講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向有關當局要講的每個字，以及我們要做的一切公開講話”，在解釋他如何不愿意公開進行譴責的原因時說，“都必須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細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違，使他們的處境更加困難。”但，他未說出口的是為何要小心從事的另一個原因，他認為布爾什維主義要比納粹危險得多。 羅馬教皇教座的處境是可悲可歎的。這一講話卻成了無意的傷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會所拯救的猶太人，比其他任何教會、宗教机關和拯救組織所拯救的之和還多。眼下，在教堂內，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岡城內，還藏著成千上万的猶太人。盟國的記錄要可怜得多。英美兩國，盡管大唱高調，卻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動，只對少數几個受害的猶太人進行庇護。那年簽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共同簽署——將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慘重程度依次排列為：波蘭人、意大利人、法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挪威人、蘇聯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猶太人竟未提及（這是美國戰爭情報處立下的政策），對此，世界猶太人委員會進行了強烈抗議，結果卻無濟于事。將波蘭猶太人隨隨便便地算成波蘭人，如此等等，在“三巨頭”對納粹恐怖主義的總分類中，“最終解決”便石沉大海了。 丹麥人之正義感和勇气，与“三巨頭”遲遲不敢面對有計划有步驟地滅絕猶太人的事件這一事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們雖受德國人的占領；卻毅然將國內６５００名猶太人几乎全部運到瑞典。還有希特勒的盟友芬蘭人，他們“拯救”了國內４０００名猶太人（只有４人未幸免于難）。還有德國的另一個盟友日本人，他們為報答在日俄戰爭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猶太人開的昆—勞埃伯公司給予日本的資助，在滿洲為５０００名流离失所的歐洲猶太人提供庇護所。 然而，為阻止在“東方”發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僅３４歲的德國人了。他是希姆萊的律師，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鐵路管理員。從學生時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倫理學，甚至在就任党衛軍法官一職后，對不法之舉（不管犯者為誰）仍直言反對。由于他之嚴格按證据所作的判決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線某党衛軍師部工作，以示懲罰。由于他名聲太大，他遂于１９４３年被調至党衛軍保安處經濟犯罪案辦公室任職，不准他處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對一樁長期懸而未決的貪污案件進行常規調查。涉嫌者系該營的指揮官卡爾·科赫。人們怀疑他將集中營的勞工租給民間雇主，從而吃糧食空額等，總的說來，為謀取私利而辦集中營。初步調查的結果仍不足以為他定罪；另外，還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認為他無辜。 ７月間，摩根前往魏瑪，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歡的當地旅館——“大象旅館”，不聲不響地開展調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發現，坐落在魏瑪上方一座山頭上的集中營，竟景色宜人，里邊的設施油漆一新，很干淨；地面上舖滿了青草和鮮花。營內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錯。他們能定期通郵；營內有一個大圖書館，藏有各种外文書籍；演雜技、放電影、舉行体育比賽——甚至還有一所妓院。在深入進行了解后，摩根發現，布痕瓦爾德營內的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猶太人來營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證据便越不足。他發現，知情的犯人常湊巧死亡。從他們的案卷中，他發現，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數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謀殺，便下令調查。他的調查人員找不到線索，拒絕繼續調查。 要是常人，他就會放棄調查了。但摩根确信。他們肯定犯了罪，便親自進行偵探。他出入于當地各家銀行，向他們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證件，并假稱自己是奉希姆萊之命，前來查閱科赫的帳戶的。他的努力得到了報償。在一家銀行里，他發現了一份無法否認的證据——科赫侵吞了１０万馬克。摩根還深入調查了監獄記錄，發現證人們已在秘密牢房內被處決。他終于拿到了謀殺的罪證。 摩根帶著一皮包材料和證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長對他搞的證据卻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對他的差使如此認真，連忙指使他去找卡爾登勃魯納——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樣表示厭煩——并假惺惺地說：“這不關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罷。”摩根忠于職守，將證据轉至党衛軍法律部。他們也不愿負責。“這些事你得告訴希姆萊”，部長說。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萊的指揮部，但希姆萊拒絕見他。 有個希姆萊身邊工作的人員對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幫助下，摩根草擬了一份措詞謹慎的電報，扼要地說明了案情。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此電報親手交給希姆萊。不知何故，此電竟溜過了官僚机构這個障礙，落到了希姆萊手中。沒有想到，希姆萊竟授全權予摩根，讓他繼續調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關的所有人員。此舉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詫不已。有人認為，這是希姆萊不信任各集中營之總管奧斯瓦德·波爾之故；其他人則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個潛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話。為懲罰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時，天神送給她一個盒子。她打開一看，一切災害罪惡全從里邊跑到人間，只有希望還留在里邊。——譯注）。最深知希姆萊的秉性的人們覺得，這是他的奇特的榮譽感的另一例。 “殘忍也有一顆人心” ——威廉·布萊克 在國社党的高層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萊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禮以及他在會議上表現出來的謙虛和對道理的深明，在許多人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將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靜判斷力的人物；抵抗運動的同仁則認為，在納粹的領導層中，他是唯一可用來結束希特勒統治的領導人。在霍斯巴赫將軍看來，他是元首的罪惡精靈，既冷靜又善籌謀，“是第三帝國里最厚顏無恥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則認為，他是“羅伯斯庇爾或熱衷巫術的耶穌會之流”。國聯駐但澤前高級總督卡爾·布克哈特覺得，希姆萊之所以成為一個罪惡人物，是因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瞞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論；他有點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倫眼中，他是個慈父。“不管人們說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說過，“不管人們怎樣罵他，或將來罵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親，是最好的父親。我過去愛他，現在仍愛他。” 希姆萊的部下大都覺得他是個待人熱情，事事深思熟慮的領導，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書們玩紙牌，与副官們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請了十多個女雜工去參加他的生日晚宴，還令軍官們任意挑選她們共席。軍官們有點儿不愿意；希姆萊自己把她們的領班帶走了。 他的性格像謎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時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亞的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是以他父親最著名的門生海因里希·馮·維特爾斯巴赫親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時的希姆萊并不比巴伐利亞他那個階級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猶。從他在日記中對猶太人的評論可以看出，他是個盲從者，不是個种族主義者，他想公正地對待猶太人。 對于性，他有頑固的信念。這在他所處的時代并不是异乎尋常的。總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預言的、巴伐利亞教育和訓練的產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嚴肅認真又循規蹈矩。 １９２２年，２２歲的希姆萊成了滿腦子反猶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他還帶著浪漫的眼光向往軍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了一首詩，流露出他愿為某件事業而獻身的夢想： 雖然他們可將你刺死， 卻要戰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飛煙滅， 卻要令旗幟高高舉起！ 所以，一個有這种意志和決心的青年會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其迷人的領導者吸引，這就不足為怪了。他所受的訓練是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誠；這樣，他當個職業納粹，可說是十全十美了。當他在党內平步青云時，他成了自身思想斗爭的受害者。他是個巴伐利亞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樣的普魯士國王，不斷頌揚普魯士人的朴實無華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他自己長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點像東方人。他瘋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歐人。同時，与他的主子一樣，喜歡身邊有金發碧眼、身材細高的部下。希姆萊下定決心，要在１００年內，用標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發碧眼的女人交配的辦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來。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泉”的党衛軍婦幼保健組織，其主要作用在于為党衛軍內無子女的家庭收養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務，并幫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在占領區，數以千計的小孩被綁架，并在党衛軍的特別設施內得到撫養。“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統”，希姆萊對党衛軍將領們說，“所有不在帝國這一邊的日耳曼血統，在未來的某一天，都可能將我們毀滅。所以……每個能被帶回德國的最好血統的日耳曼人將他培養成自覺的德國人后代，對我們說來，都是一個戰士，對方也就少了一個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統的人都接回來，我确實有這种想法；能偷則偷，能搶則搶。”戰后，有些傳說很可怕，說“生命之泉”是“种馬場”，在那里，党衛軍分子与合适的年輕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萊的計划，雖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沒有證据可證明他提倡不洁性交，也無證据證明綁架孩子是大規模進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設施中，雇員只有７００人。這一事實使人對這些說法產生怀疑。 可以肯定地說，希姆萊确曾計划要大規模地開展這一運動，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滅殺猶太人，“生命之泉”從未發揮其潛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運動技巧，自己卻不斷遭受胃痙攣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勢好得出奇。一次，他身体垮了還力圖爭奪１英里賽跑的低級銅牌。 在德國，除希特勒外，誰的個人權力也沒有他的大，但他依舊那么謙恭，那樣勤奮。他生來就是個天主教徒，現在卻無情地攻擊天主教會，而他，据他的一個親密的合作者說，又按耶穌會的原則奮力重建其党衛軍——他勤奮地抄襲“伊格納狄烏斯·羅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穌會教祖——譯注）規定的祈禱教令和精神鍛煉的方法”。 數以百万計的人懼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卻嚇得全身發抖。他曾向一個下級承認，一見元首，他就覺得自己像沒做功課的小學生一樣。与元首一樣，希姆萊對物質享受漠不關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從不利用地位去謀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簡朴、節約；吃得很簡單，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兩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個家，在科尼西附近為他的私人秘書赫特維希·波達施特（她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個家。他是個富有責任感的男子漢，每個家都安置得很舒适——這樣，自己能花的錢也就所剩無几了。 在他的教義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連他的忠實的追隨者都覺得無法接受：冰河宇宙進化論、磁學、以毒攻毒療法、催眠術、自然优生學、千里眼、信仰治療術，以及巫術等。他創立了在煤上澆水提取煤油，以及從含金礦石中提煉黃金的試驗。 他的所有權力都來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卻不想与他有什么來往。“我需要這樣的警察”，他對夏勃說（希姆萊曾求他為他搞個前往貝格霍夫的請柬），“但我不喜歡他們。”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衛軍上尉舒爾茲，別把每天的軍事討論情形告訴他的名義上的首領。 与此同時，他又把完成隱藏在他心底的任務——“最終解決”——的全權交給了希姆萊。在某些方面，這項任務是适合于他的。從一開始，希姆萊對希特勒就俯首貼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萊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縮影，因為，正是由于他是個勤奮的党的職業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問題。他是元首的左右手；盡管見了血或毆打便會嘔吐，他卻成了一個遙控集体屠殺的劊子手，一個高效率的職業謀殺者。 他一方面這樣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殺鹿”，他私下對他的醫生說，”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過不去。”不久前，他冒著危及自身的風險，与陸軍元帥米爾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蘭的１．４万名熟練的猶太勞工的生命。他也釋放了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一個空軍上校的母親——她拒絕放棄作為一個“耶和華的證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這些人屬最堅強的。獄中有個長期有效的規定：誰要是放棄他的信仰，誰就可獲得自由。但大多數被關押者都拒絕這樣做。）他這樣做的原因是，米爾契曾以不再与他說話相威脅；他也很想讓別人將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們用外交手腕找他請求寬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覺得很難拒絕。他曾釋放過一名逃兵；還原諒過一名曾寫文章尖銳地批評党衛軍虐待波蘭人的官員。但是，他的榮譽感卻不允許他寬恕自己的親屬。他有個外甥，是党衛軍一名軍官，被告搞雞奸。狀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簽署命令，將他送進了懲罰營。在囚禁期間，這個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雞奸；希姆萊下令將他處決。党衛軍法官羅爾夫·維塞替他求情，請求寬大，遭希姆萊拒絕。“我不想讓別人指責我說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寬恕他。”后來，希特勒親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決。 在希姆萊的監督下，到１９４３年秋，屠殺中心的工作效率達到了最高峰。在奧斯維辛，那些被挑選出來處死的人們，竟列隊從吹吹打打的管弦樂隊前走過，而這個樂隊是由犯人們組成的，由猶太小提琴手阿爾瑪·羅塞指揮。然而，特萊勃林卡的情況卻全然不同。處死前，被囚的猶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將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惱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們；在獄卒替母親們剃光頭時，嬰儿常礙手礙腳，便被抓來拋到牆上摔死。犯人若有絲毫反抗，看守們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將全身一絲不挂的受害者驅上開往毒气室的卡車。 行刑隊員的腦中從未閃現過拒絕執行屠殺令的念頭。“我只能說‘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霍斯后來供認說，“我從未想到過自己要負什么責任。你知道，在德國，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錯，只有發號施令的人才能負責。” 行刑隊員們也從不問一聲這些猶太人是否該死。“你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這些党衛軍士兵是不能思考這些事情的；我們連想都沒想過……我們受的是服從命令的訓練，根本不動腦筋；我們誰都不會想到不執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別人也會干。”另外，參加滅絕行動的所有人都受過嚴酷的訓練。“如果有令，他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斯坦利·米爾格萊姆在美國做過多次試驗，證明盲從并非只限德國人才有。在試驗中，米爾格萊姆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試驗者拒絕做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從權威的聲音。１９６０年做的這些試驗的結果在越南戰場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門事件中，得到了證實。上述情形，在米爾格萊姆的《對權力之服從》一書中已有所闡述。）有些行刑隊員還很欣賞自己的工作，但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著遭上司懲罰的危險這樣干的。多年前，希姆萊就禁止党衛軍的任何人單獨對猶太人采取行動。“党衛軍的指揮官必須堅強，但不是冷酷無情”，他指示特种行動隊隊長說：“在你工作中，如果你發現某個指揮官越權，或其自我約束力已有含糊的跡象，你要立刻干預。”不久前，他曾就未經批准便槍殺猶太人事件向党衛軍法律部發出了類似的指示。“如動机系出于自私、虐待或性愛，應根据情況，分別按謀殺罪或殺人罪量刑。”這毫無疑問，便是他授權摩根將布痕瓦爾德的指揮官拿來受審的原因。 將手下的人訓練得堅強卻又不冷酷，這确是希姆萊的一件難辦之事。為達此目的，希姆萊打出“忠貞即榮譽”的口號，試圖把党衛軍變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党衛軍灌輸种族优越感，還灌輸忠君愛國，同志情誼，忠于職守，忠誠忠實，勤奮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种道德觀念。他的党衛軍是党的“精華”，德國人民的“精華”，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華”。在建立起了向党衛軍灌輸他的理想的組織体系后，他希望能培養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見到過的要优良得多、寶貴得多”的新人。他親自向党衛軍演講，告誡他們要有禮貌、要有教養。“無論請客夜宴，或是組織游行，只要有客人在場，我就要求你們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節，因為我要使党衛軍成為講禮貌的典范，讓他們對全体德國同胞都彬彬有禮。”党衛軍也應成為整齊清洁的模范。“我不想看見哪一件白襯衣上有一個那怕是最小的污點。”再者，喝酒時應像紳士，不准暴飲，“否則，我就讓人送一支手槍給你，叫你結果了事”。 事實上，不管他們的任務何等凶殘，他們都應該是紳士。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萊正是怀著這种想法將党衛軍的將領召至波森的。這次召見的基本目的是要擴大對滅絕猶太人一事之知情人范圍。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況，以及關于集中營乏恐怖的謠言源源不斷傳來，使元首的最忠誠的追隨者也產生恐懼和感情上的突變。現在，既然秘密已經泄露，希特勒便決定把党和軍方人士也牽扯進“最終解決”。這樣，從效果上看，把他們變成同謀后，他便可迫使他們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戰爭可能已經失敗了；這卻能給他時間去實現他的主要目標。從最坏打算，他也可帶著几百万猶太人与他一起死亡。 向党衛軍發表的講話，是希姆萊爾后發表的一系列講話的首篇。通過這些講話，希姆萊將許多文職領導人和陸軍軍官卷了進來。在某种意義上，首篇演講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必須說服党衛軍：完成這一令人討厭的任務与執行他們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是不矛盾的。他說，有件极嚴肅的事情他想跟他們談談。“在我們內部，我要開誠布公地提一提，但我們永遠不會公開講它。”他顯得有點遲疑，但最終還是開了口：“我是說猶太人撤退的問題，也就是消滅猶太种族的問題。這件事說來很容易——‘猶太种族正在被消滅’，有個党員說，這很明顯，我們的綱領里寫著——消滅猶太人，我們正在這樣做，將他們滅絕。” 盡管摩根和庫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歡迎的怀疑，在喊了多年動听的言詞和口號后，這些不加掩飾的語言，著實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還是希姆萊對那些利用“最終解決”一直在牟利的人們的譴責。“有些党衛軍成員——人數雖然不多——不負眾望，他們死有余辜。我們有這個道義權利，有我們的人民的職責，去消滅這個种族——當他們要消滅我們的時候。但是，我們無權去發財，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只手表、一個馬克、或一支香煙或別的東西。因為我們消滅一個病菌后，并不想最終自己受到感染或死于這种病菌。我不允許在這里出現腐敗現象并讓它站穩腳根，哪里出現腐敗現象，就在哪里追究。然而，我們最終卻可以說，我們完成了這項最困難的任務，得到了我們的人民的愛戴。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傷害。” 兩天后，希姆萊又向一群帝國長官和地方長官發表了同一精神的講話。“‘猶太人一定要被消滅’，這句話，只短短几個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這句話要求執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卻是最困難、最難辦到的。”听眾很清楚，他們即將听到的正是多少個月來充耳不想聞的東西。“我要說的只限這個范圍的人听，且只准听，永遠不准議論。當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婦女和儿童該怎么辦’時，我在這里也決定采取一個明确的解決辦法。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一方面消滅猶太人，就是說，殺猶太人或讓他們被殺，另方面又讓他們的孩子們長大后找我們的儿子、孫子報仇雪恨。必須作出一項強硬的決定——這個民族必須從地球上消失。” 他說，這是党衛軍有史以來要承擔的最繁重的任務。“執行此任務——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人，我們的領導者，無論在精神上或靈魂深處，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損傷。即使進行了集体屠殺，他們仍是武士。”廳內鴉雀無聲。尼爾杜爾·馮·希拉赫回憶道：“談到如何屠殺男女老幼時，他非常冷漠無情，就像商人談他的貨借以對比一樣。在演講過程中，他沒有一星半點儿感情，其內心也完全一樣。” 在講完執行這項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務碰到的各种困難后，希姆萊便結束了這個話題。”現在，你們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須保密，不可對別人講。也許，在過了很長時間后，我們會考慮是否把這件事告訴德國人民。但是，為了替我們的人民承擔責任（為這個主意和行動負責），我們還是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為好。”他与布魯特斯一樣，強迫他的同事的手伸進愷撒的血泊。（*布魯特斯，古羅馬共和派首領，暗殺愷撒團成員——譯注）“最終解決”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萊兩人的負擔，而是他們的擔子了——這副擔子他們只好悶著頭挑。 鮑曼宣布散會后，請大家到隔离大廳用午餐。吃飯時，希拉赫和其他長官們都無言地避免視線相触。大多數人都已猜到，希姆萊之所以向他們泄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們變成同謀。當晚，他們大喝特喝，喝得許多人都要別人扶著才能上火車——開往“狼穴”的火車。在希姆萊講話前曾向同一听眾演講的艾伯特·施佩爾，對這一醉酒的場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這些党的領導人就自我克制問題進行訓話。（*時至今日，施佩爾仍聲稱他對“最終解決”一無所知。有些學者指責他，說他參加了希姆萊的講演會，因為在開會過程中，希姆萊的話有些是專為他講的。施佩爾堅持說，他一講完話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爾契陸軍元帥證實了這點。就算施佩爾不在場，人們也很難相信他會對滅絕營一無所知。從希姆萊的講稿中，人們看得很清楚，他以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爾講話——并認為，他是高級同謀之一。） 希特勒之“新秩序”的受害者并不限于猶太人。數以百万計的其他人，尤其是在占領區，被槍殺、毒死或打死。不久前，當他前往“狼穴”時，彼得·克萊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遞交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反對這一政策。“關于俄國占領區內的情況，你給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讀后說。“用向民族主義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讓步的辦法，去改善那里的條件的設想，這難道不是幻想嗎？這些民族主義分子只會認為我們軟弱，他們的野心就會驅使他們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克萊施特大膽地開口了。他解釋說，他的意思并不是向他們的要求讓步，而是創造使東方人民選擇德國而不是蘇聯的條件。他繼續往下說時，希特勒若有所思地听著，雙眼看著地板。這就給了克萊施特一個難得有的机會去隨意觀察他的臉。”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許多不同的單位，好像是由許多單獨的成分組成的似的，而這些成分又組不成一個真正的統一体。這給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終于打斷了他們的話。他一點儿也不生气，而是非常冷靜。他邊說邊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語：“我不能走回頭路了。”說著，他兩眼注視著空中。“我的態度若有改變，人們便會將它誤解為讓步，因為軍事形勢就是這個樣子。它會引起山崩。”他雖然也答應，一旦在軍事上獲得了主動權，他會考慮采取較溫和的措施，但克萊施特覺得，這只是說得好听而已。這种人的心怎么變得了？ 猛然間，希特勒抬頭望著克萊施特。平靜的、沉思的情緒已不翼而飛了。“這是個幻想”，他有點粗暴地喊，“你有權只想到目前，只考慮眼下壓制著我們的形勢，但這正是你之不足之處。我有責任想到明天和后天。我不能為目前短暫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卻未來。”用不了一百年，德國就會成為一個有１．２億人的國家。“為了這些人，我就需要空間。我不能答應給予東方人民任何獨立的主權，不能用一個新的民族主義的俄國去取代蘇維埃俄國。為取代蘇俄，新俄國會組織得更嚴密。政策不是用幻想決定的，而是用事實決定。對我，在東方來說，空間是個決定性問題！” 于是，他的壓迫政策得到了繼續執行。伴隨著這种政策的是蘇聯戰俘的殘酷的饑餓。在致凱特爾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強烈的下級起草并扔給東部占領區部長的——艾爾弗雷德·羅森堡為此作了證。該信指控說，在３６０万蘇聯的戰俘中，只有几十万人的身体健康。絕大部分蘇聯戰俘不是挨餓便是被當場槍殺，從而制造了一系列置“潛在的諒解”于不顧的暴行。 他們還進行了一系列的醫藥試驗，使無數的其他蘇聯戰俘和集中營內非猶太犯人瀕臨死亡：有些人赤條條地躺在雪地里或冰水中；有些人在進行高空試驗；有些人成了試驗芥子气和毒气彈的犧牲品。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內的波蘭婦女染上了毒气造成的坏疽；在達豪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吉卜賽人成了滿足醫生們的好奇心的犧牲品——這群醫生在試驗；靠喝海水人類究竟能活多久。 作為對破坏行動和叛亂的報复，全歐洲的占領區行政部門也處決了許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門。這种行動由于元首在“珍珠港紀念日”那天發布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占領莫斯科無望，連胜利也值得怀疑時發布的。這項標題叫“夜霧法令”（非常合适！）的命令說：凡危害德國安全者，除須立即處決者外，其余必須“消失”，不得留下蛛絲馬跡，不得將他們的命運告訴家屬。 到１９４３年秋，旨在維護共同利益而合并歐洲各國的“西歐新秩序”，已現了原形：一种掠奪經濟。在數以百万計不愿只當臣民的人們面前，希特勒惱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勸說。 他用強迫勞動和處決人質的辦法去回答消极怠工、停工或破坏。在荷蘭和法國，死亡人數已達２万多。合法的搶掠已成家常便飯，一車車的戰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藝術珍品）從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和丹麥源源不斷地運回德國本土。這還不包括寵大的占領費在內。光法國一國每年就得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７０億馬克的費用。 在柏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希特勒向全党的領導人透露了真情：“仍然還存在于歐洲的那些小國垃圾，必須盡快予以清除。我們的斗爭目標是要創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只有德國人才能真正將歐洲組織起來。” 所謂統一的歐洲，當然，就是受德國統治的歐洲，由蓋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實行統治的歐洲。然而，盡管這個“新秩序”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和報复，它并未在他們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領區的絕大部分人仍与納粹政權采取合作的態度，以維持比較正常的生活。他們相信，實行總罷工，襲擊德國監工或騷扰他們的政權机构或經濟，勢必導致大規模的報复或使他們的生活水平降低。這樣，在他們看來，還不如与也許會無限期地統治下去的占領者搞好共同的事業。這樣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夠做到。正是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動減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實上，參加地下活動的人寥寥無几，且在共產党和非共產党的游擊隊間，例如在法國，又常常發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爭。唯一較大規模的抵抗運動發生在南斯拉夫，而這個運動也由于共產党人鐵托（他力圖團結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米哈依洛維奇之間互相殘殺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將歐洲變為日耳曼帝國的目標現在雖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卻仍未為人所知，甚至連他的許多敵人也猜想，這只局限在歐洲。在這個問題上，如他們看到了他手寫的秘密筆記，肯定會大惊失色的。 為全世界利益故，英國目前的形勢不予改變。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們必須与之和解。 國王必須下台——由溫莎公爵接替。我們將与他簽訂永久友好條約，而不是和平條約。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埃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半島之古稱—譯注）他繼續寫道，將在“新秩序”下聯合起來，從而實現查爾士大帝、尤金親王和拿破侖夢想實現的歐洲統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把美國永遠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滅他們的猶太社會為達到目標，戈培爾博士必須具有一位總督的獨裁權力，以完成對种族混雜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這方面，戈林也應盡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統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動員起來，進行軍事教育，以獲得民族主義的新生。 正當希特勒在制訂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內的征服計划時，他的部隊卻在東方朝本土節節敗退。在粉碎“堡壘戰役”的胜利鼓舞下，蘇維埃統帥部滿怀信心，勇敢地轉入反攻。在１９４３年后半年，紅軍在某些地方推進了４００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軍驅至第聶伯河彼岸。 這促使希特勒加速執行其“最終解決”的計划。１９４４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党員、非党衛軍泄露這個秘密。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希姆萊作了第三次講話，是在波森的劇場里向２６０名左右的陸海軍軍官作的。他冷靜地告訴他們，希特勒已把消滅猶太人的任務交給了他。“我可以告訴你們，猶太人問題已經解決了。”一陣掌聲席卷了整個禮堂。有個靠近馮·格斯道夫上校（即那位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軍官）的陸軍軍官激動地跳上椅子。在禮堂的后邊，有個臉色難看的將軍正在檢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几個人沒有鼓掌。他數了數，一共５人。 在爾后數星期內，希姆萊繼續在進行他的啟蒙運動。他向一群海軍將領承認，他曾下令屠殺婦女和儿童。“如果我允許這些充滿了仇恨的儿童在這場人反對非人的戰斗中長大成人，那么，我就是個弱者，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的罪人……但我們必須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我們進行的是一場原始的、獨創的、自然的种族戰爭。”在宗特霍芬，他對另一群將領也講了几乎同樣的話。“在德國，以及在占領區，一般來說，猶太人問題已經解決了”，他說。當他說到這個問題“未作妥協” 便解決時，廳內出現了掌聲。希姆萊在“最終解決”問題上共作了１５次演講，听眾廣泛，但，意味深長的是，外交部的人一個也沒有。 １９４３年的最后几天，壓得希特勒喘不過气來。他的軍隊在列宁格勒和整個烏克蘭面臨著新的挫折。不僅如此。由于党衛軍法官摩根終于挖出了布痕瓦爾德貪污案的网絡，希特勒的滅絕計划受到了威脅。集中營指揮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證。他被關進監獄，作為人證，但不到３天，他便死在獄中。在鐵證面前，在摩根的無形審問下科赫頂不住了。他供認，除了靠犯人發財外，為了保住秘密，他處決了不少犯人。 對科赫的起訴雖然成功，但摩根并未因此而滿足。他沿著貪污的線索追至波蘭。在盧布林，集中營的指揮官熱烈歡迎了他。該指揮官名叫維爾特，曾在貝爾賽克任格斯泰因的向導。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盧布林地區建造了４座滅絕營，滅絕系統也是他建立的。他說，每個營都建得像一個波特金村庄。當火車開進假站台時，乘客都以為到了一個新城鎮。維爾特津津有味地說，火車一到，他或他的代表，便向新來者致詞表示歡迎（歡迎詞是固定的）：“諸位猶太人，把你們帶到這里來，為的是要將你們重新安置。在猶太州建立之前，你們當然得先學會如何工作。你們必須學會一門新手藝。”這些定心丸式的話講完后，猶太人便無辜地列隊走向死亡。 在摩根听來，維爾特的描述是“完全荒唐的”，但，在他參觀了貯藏戰利品的屋子后，他可不這樣想了。看到堆積如山的寶物——其中有一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的表堆——后，他明白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這里發生。”他從未一次看到過這么多的錢，特別是外幣，有世界各國的硬幣。看見煉金爐及一大堆金磚，他惊奇得張大了嘴。 摩根參觀了維爾特建造的４個集中營——馬伊達內克、特萊勃林卡、索必波爾和貝爾賽克。在每座集中營內，他都親眼看到了處決犯人的證据——毒气室，焚尸爐，以及大片大片的墓地。這里在大規模地犯罪，但他又無力采取行動，因為命令是從元首的總理府直接下達的。摩根的唯一依靠是對“武斷地屠殺”犯人一事進行起訴——這些官司倒可以打到党衛軍的法庭上去。他立即著手搜集證据，終于找到了足以控告馬伊達內克兩名高級官員犯有謀殺罪的證据。 維爾特是個基督教徒，他幫了很大的忙。他繼續与摩根無拘無束地談論這４個營的指導思想。一天，他無意說到，有個名叫霍斯的人，在奧斯維辛附近建立了另一個大型的滅絕營。在摩根听來，這地方有大量證据可以搜集。但摩根的權力有限，要到如此遙遠的地方去，非有正當理由不可。很快他找到了借口：有件懸而未決的黃金走私案涉及霍斯手下的數名職員。于是，在１９４４年初，剛強的摩根便在奧斯維辛附近調查死亡營的事件了。他不費什么手腳便找到了眾多的堆滿財物的小屋子，毒气室和火化室。但是，在調查“不合法”的屠殺事件中，一到手下某個工作人員快接近事實真相時，調查工作便受阻。于是，摩根便決定返回德國去處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集体屠殺事件本身。抵柏林后，摩根決定面見希姆萊，向他闡述清楚，這項滅絕政策正直接把德國“引入深淵”。為了見他，摩根又不得不再次通過种种渠道。首先要找的是他的頂頭上司即刑警局局長。奈比听后，大吃一惊（”我向他匯報時，我看出他毛骨悚然”），說不出話來。待他能說話時，他叫摩根立即將此事向卡爾登勃魯納匯報。卡爾登勃魯納听后也大惊失色，答應將此事直呈希姆萊和希特勒。接著，他又找了党衛軍法庭的首席法官勃賴豪特。 此人听完后，气得發昏，答應安排摩根与希姆萊會晤。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摩根的官司只能打到希姆萊的接待室。這下，摩根便認識到，要打這場官司，他非走另一條更加實際的道路不可，“那就是，利用這個制度本身提供的條件去把它的領導人和重要分子從這個制度中清除出去。對國家元首直接下令屠殺的案子我雖然無辦法，但對不屬此令或違反此令的屠殺，或對其他嚴重的控告，則可這樣做。” 他回去后，情緒高漲，決心搞好訴訟程序，盡可能多地搞掉領導人，以期破坏集体屠殺的整個制度。他不顧恐嚇和報复，把調查范圍擴展至集中營。在奧拉宁堡，他的一個消息提供者——一名叫羅德的犯人——在被公開處死的最后一分鐘獲救——他之被處死，是為了殺一儆百，不讓其他犯人与摩根合作。即使如此，他還得了個外號叫“獵犬法官”。在他努力下，約８００個貪污案和謀殺案得到審理，其中２００個案子的當事人被判刑。布痕瓦爾德的卡爾·科赫被槍斃。馬伊達內克的指揮官也被處決，他的主要助手也被處死刑。塞爾托亨博斯的指揮官，由于虐待犯人，被綁在一法庭前示眾；佛羅森堡的指揮官則因酗酒和好色而被開除。 １９４４年早春，這些審判在德國的官僚的机构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于是，希姆萊——顯然是受希特勒的指使——便令摩根停止調查。“獵犬法官”做得太過火了，太成功了；他正准備全面調查魯道夫·赫斯和奧斯維辛各營。摩根一人大掃除的沖擊波業已沖倒了盧布林的屠殺營之建筑。維爾特營長受命將他建造的４個營中的３個營——特萊勃林卡、索必波爾和貝爾賽克——全部毀滅，不准留下任何痕跡。任務完成后，維爾特便被派往意大利去護路，以免游擊隊侵犯。在這里；在摩根的法网下死里逃生的維爾特，不久便被一更粗暴的法律打倒——背上中了游擊隊的一顆子彈。与此同時，盡管希姆萊——希特勒有令，康拉德·摩根仍偷偷地繼續進行他的赤手空拳的調查工作，以期結束“最終解決”。（*摩根也盡力證明布痕瓦爾德的指揮官的妻子伊爾塞·科赫有罪。他相信，她犯有虐待狂罪，但對她的指控卻又無法證實。戰后，一個美國官員要求摩根證實科赫夫人用犯人的人皮做燈罩。摩根回答說，她犯的罪行肯定很多，但這個指控卻是不存在的。他曾親自對此事進行調查，但最終只好將此案放棄。 即使如此，這個美國人堅持讓摩根簽署一個文件，以證實科赫夫人确曾用人皮做過燈罩。對納粹的威脅尚且不怕的人，自然不大可能向民主國家的一個代表屈服的。由于他拒絕，人們便威脅他說，要將他交給俄國人——俄國人肯定會將他活活打死的。摩根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于是便遭毒打。他雖然憎恨科赫太太，但什么也不能誘使他作假證。幸運的是，摩根活了下來，目前在西德從事法律工作。）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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