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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于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于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庄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刨始人，由于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楔人敵后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陳獨秀、胡适、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競會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后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体到校園里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60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与長眠于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里教過新聞，用相机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學生宿舍，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卷。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赶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机只身逃往西歐，与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于玩命而聞名于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于含笑死去。我被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 我儿時皈依的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欲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于世可仍奮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么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机。”以后，我背著這台相机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荐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后，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并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自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机也沒有，可我知道怎么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板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并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机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万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后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采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采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于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開羅中東分社社長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机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离境手續，在我們最后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惟一沒辦此手續的，因為我一直想尋机脫离組織，在巴格達潛伏下去，由于在戰爭期間違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國衛隊看管起來。我猜自己大概也會被押往曼蘇爾飯店當做人質充當人肉炸彈。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机起飛才松了手。在這個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時，好人并沒有減少。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們今天缺少的正是這种勇于承擔責任的人。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采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無線電話和一張到處是朋友的老臉，可在這里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后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想不到在黑云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結下兄弟般的友誼。 以后，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于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机，臨別時又告訴我一個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与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發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上帝啊！請賜予我 不為金錢所動的人 不為權力所害的人 講真話愛思考的人 擔責任珍視榮譽的人 勇敢的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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