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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當時我已經和指揮我的新華社攝影部失去聯系有一個多星期。攝影部副主任林川批評我沒拍到聯合國秘書長在巴格達的照片。 伊拉克，這塊土地在學者們眼里被看作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古代巴比倫文化的發祥地”。人類于6000年前就在這一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富饒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筑了城市，發明了輪子，創建了灌溉系統，創造了文字以及將各种法律編纂成冊。有證据表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出現的复雜的社會結构要比古埃及早1000年，比中國的夏朝早1000多年。巴格達作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伊拉克中部，橫跨底格里斯河兩岸，距幼發拉底河僅30余公里。4000多年前就是一個重鎮，公元762年成為阿拉伯帝國都城，786—833年成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文化与貿易中心。不同膚色和民族：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伊朗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的人們，持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雜處，使巴格達充滿奇异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譚》）中許多動人的故事都以巴格達為背景，因此人們稱巴格達是《一千零一夜》的故鄉。 可如今，這座世界文化遺產的寶庫卻成了一個硝煙彌漫、一触即發的火藥桶。 在巴格達，拍照好比上青天。這里英文不流行，出租司机、百姓、士兵甚至連長途電話台都說阿語。不光是獲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難，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亞洲人的面孔，為了區別于日本人，我的攝影背心縫上了五星紅旗，還用中、英、阿文寫上“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 巴格達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國家机關、商店、醫院、銀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集市、廣場、車站、机場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記者把樓頂上的高射机槍拍了去。荷槍實彈端AK47步槍的士兵滿地都是。數不清的眼睛緊盯著你，不時有槍聲划破長空。 所有來巴格達的外國記者全部被當作“客人”住進了拉希德飯店，該飯店与因人質而聞名于世的曼蘇爾飯店遙遙相對。日本記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兩百多美元，而且只許在此停留十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聞部負責。 伊拉克不許外國記者攜帶傳真机入境。我只得把我的寶貝傳真机扔在了安曼。有人告訴我說，美聯社的多米尼克在美國使館有台可以用衛星發照片的机器，听得我直走神。《巴黎競賽畫報》的勃魯諾坏笑著說他從不用傳真机，而跟隨日本社會党代表團來訪的共同社大河原利男卻的确帶進一台底片傳真机。我發傳真照片卻必須依靠伊拉克通訊社，花美元且不說，要命的是線路根本沒保障。1月9日國際穆斯林大會在巴格達開幕，我雇了出租顛前跑后地折騰了半天，手捧著10寸傳真照片傳了3個小時就是傳不出去，白交了60美元。不過抱怨歸抱怨，可不能讓美聯把咱們鎮了。 13日天一亮，新華社巴格達首席記者老朱就幫我打听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行蹤，可毫無結果。在伊通社傳完兩張照片后，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飯店14層的共同社河野，在這里黃种人相見就有一种親切感，更甭說我們還是北大校友，這老兄也在為聯合國秘書長的來訪急得團團傳。我們倆約定：互通信息，患難与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么線索也沒弄到，我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分社。首席老朱在洗菜做飯，我一邊打下手，一邊給河野撥電話，可老占線。差一刻8點，我決定再試最后一次，通了。河野張口就問我机場怎樣了？“什么机場？”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么還呆在家里？德奎利亞爾8點到机場。”我扔下電話沖進廚房大喊：“老朱，快開車上机場。” 分社的奔馳230前几天才找回來。偷車的槍斃了。可打碎的玻璃由于禁運全巴格達也配不上。据說這种1990型海豚奔馳的玻璃只有歐洲才有。我們只好開丰田，可這輛破車在高速公路上一過80公里就哆嗦。車燈劈開雨霧，引擎蓋上蒸汽騰騰。老朱把油門踩到底，車輪在雨水中飛轉，水花四濺，雨夜中持槍站立的軍警一閃而過。老朱已經接連三天沒睡覺，此時仍睡非睡地問我：“剛才咱們關了煤气沒有？”一邊問一邊大口大口地吸煙提神。我故意挪到車座右側，抓緊安全帶，生怕車子一個急轉彎，滑出積水的路基。 8點12分，我們駛入薩達姆國際机場貴賓樓，老朱讓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車。足足有二百多記者擠在這里，在貴賓樓入口薩達姆像下的沙發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几個攝影記者。諾大的一個大廳被香煙熏得霧气騰騰，靠牆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壓壓一大片也是記者。老朱用阿語向伊拉克人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亞爾還沒有到。我們倆趁机緊靠在一起坐在牆旮旯，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涌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沖向門口。几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像机、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准備的另一個小會場，見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象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我像那小膽子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貼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盡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罵和追赶我的皮鞋聲，我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里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后背上大寫著“人民中國新華社”。何況身后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個頭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几下膠卷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著照完的膠卷，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里的新膠卷，可剛到面前，后面一沖，眼看著手中的膠卷順著前邊一位金發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我用牙縫說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問我怎么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朦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傳真机，“AM120”，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煙。万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于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令共同社攝影記者挨了批，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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