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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許拍照的城市。曾常駐巴格達的劉順、陸建鑫給我講張郇的傳真机被扣在薩達姆國際机場，他本人在街頭拍照被沒收相机的故事時，我曾將其歸結為“天方夜譚”。四年來，我徒步走過長城、在秦岭抓過熊貓、上世界屋脊探過險、洪水、大火、地震……連轟動一時被警方嚴密警戒的“長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獨家都弄過的人，會有什么“不可能”、“不好辦”的事。可与巴格達通了一次長途后，我傻了半天，駐巴格達的李大偉說：“几年來，你在北京碰到的最大危險頂多一百八，而這里至少三百六。” 飛到安曼，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給我講了他在巴格達因為拍照，被安全人員抓住，器材被沒收的經歷，勸誡我在大戰爆發前夕，更不可魯莽行事。經与總社林老板電話磋商，決定把我的寶貝傳真机暫存在約旦。我脖子上挂著快門輕得不能再輕的萊卡M4進了巴格達。 頭一天，巴格達分社李大偉就對我進行形勢教育。在這里干活得守規矩，否則极易出事。比如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的馬蒙就被吊銷了護照；七個月前絞死了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英國記者巴佐夫特；還有一名不守規矩的蘇聯記者死于車禍；好搶獨家的意大利記者……，最后是李大偉自己，他因与英美記者過往較密被巴格達“提示過”。巴格達首席朱少華又插進來一個笑話，說是半年前他与李大偉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點起床去釣魚，可耽心早上起不來。待到星期五早上五點，客廳里的電話響了，拿起听筒，卻無人講話。以后接連几個星期五的早上五點，電話鈴都響，李大偉稱之為帶耳朵的友誼的小鬧鐘，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老朱看我臉發青、眼發直，忙說不是絕對不可以拍，只要找個新聞官員陪著就行，新聞官員會指點你拍什么、告訴你怎么拍的。 圣誕之夜。我在拉希德飯店伊拉克新聞部的辦公桌旁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婦女在薩達姆畫像前歌舞升平、購買圣誕禮物。我的陪同滿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擠到我旁邊，用低沉的英語命令我：“听著，我不許你拍我的姐妹在那個人畫像下歡笑。”我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我請教老朱，他說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當晚所有教堂在晚九點都關閉了。 次日，我奉命到美國使館前拍“万名婦女儿童抗議美帝。”几個剛會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跚而行。一位緊靠在我左邊的白人記者邊拍邊問我是哪天來的，我倆肩并肩地跟著人群大喊口號“打倒布什。”事后才知道，這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搶新聞的經驗再次印證了《培爾·金特》中的真理：“當狼群在外邊嗥叫時，最保險的是跟著一起嗥。” 順著薩東大街往回走，看著兩側空空如也的玻璃櫥窗，我膽子大將起來。我用右手捏著裝了35毫米廣角的萊卡，漫不經心往前走，估計差不多就按一下，從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拐過兩條街，一個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還臭的英語問我是不是拍了路邊的櫥窗，我說絕對沒有。我始終拎著這只破相机，准備赶回新聞部發稿，相机里僅有婦女儿童反美大游行的壯烈場面。警察說他剛接到舉報，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說那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是兄弟，你沒見我身上大寫著“人民中國”嗎？警察說，可能是弄錯人了。我又喊了几聲“打倒布什，”之后問警察怎樣才能叫到去新聞部的出租車。 卡迪希亞廣場位于巴格達市中心。廣場四角各有一柄高達几十米的巨劍，握劍的大手是按薩達姆右手比例放大的，劍柄的流蘇由成千上万個伊朗士兵的鋼盔堆積而成。四柄巨劍兩兩交叉，象橫亙蒼穹的彩虹，矗立在廣場兩頭。“卡迪希亞大捷”原指古巴比倫戰胜波斯的一次戰役。公元637年（回歷16年），12万波斯异教徒侵犯巴比倫，波斯人以三十三頭戰象為前導殺到海拉。被囚于卡迪希亞監獄的死囚埃布納赫吉戴罪請戰，率3600名穆斯林大敗12万波斯人，史稱“卡迪希亞大捷”，這也是歷史上阿拉伯人唯一揚眉吐气大敗波斯人的胜利。兩伊戰爭結束后，伊拉克認為法奧之戰可与卡迪希亞大捷相媲美，建此廣場慶祝胜利。据說一旦臨戰，卡迪希亞廣場可做軍用机場，所以自然被列入頭號保護目標，擔任警衛任務的有陸軍、傘兵和精銳的共和國衛隊。 我脖子上挂滿了尼康，右手捏著丑陋的萊卡M4徑直向帶班的共和國衛隊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念“薩拉馬利空”与他行了吻腮禮。他的大胡子弄得我挺痒。接著是“愛赫蘭，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國記者）。”他也极有禮貌地向我問候。我對他舉起萊卡，比划著按了一下：“索拉蒙肯。”（照相可以嗎？）他連連擺手：“木須蒙肯”（不行）。接著雙手一合，做了個戴手銬的姿勢。我將一堆相机扔在地上，從他們手中的AK—47沖鋒槍侃起，直侃到敘利亞的女孩最美，可我心里明白，我有了獨家的卡迪希亞廣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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