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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

　　獲獎年度　　1985年
　　演講日期　　1987年3月24日

　　出生日期

　　1918年6月18日

　　學歷

　　1939年　　羅馬大學（University of Rome）（法律）學士
　　1944年　　新社會研究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會科學）碩士

　　經歷

　　1942年∼1944年　　巴德學院（Bard College）講師
　　1943年∼1944年　　1946年∼1948年新社會研究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
　　1949年∼1950年　　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經濟學副教授
　　1950年∼1952年　　伊利諾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2年∼1960年　　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經濟學与產業管理教授
　　1960年∼1962年　　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2年∼1970年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与財務教授
　　1970年∼　　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國民所得与國際貿易》（National Income and InternationalTrade），与內舍（H．Neisser）合作
　　《生產、存貨与勞動力之規划》（Planning Production，Inventoriesand WorkForces），与他人合作
　　《通貨膨脹環境中穩定住宅新抵押設計》（New Mortgage Designs for StableHousing In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与萊沙德（D．Lessard）合作
　　《莫迪利亞尼論文遠》（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

　　准備這篇演講的過程，帶給我頗多樂趣。借著回顧以往，我重新回憶起一些早已忘卻的陳年往事，也發現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關聯之處。當我看到指定的題目：“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時，真有點嚇了一跳。既然談的是個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須由低等狀態開始，然后交待如何進展到更高的層次。這讓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經濟學是一門古老的職業。事實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我知道這樣的說法會遭到其他人的非議，不過有一個關于工程師、經濟學家及外科醫師之間爭論的故事，我認為相當有道理。那三個人各自宣稱自己的職業歷史最悠久，外科醫師首先開腔：“還記得，創世紀之初，上帝取下亞當的一條肋骨，創造了夏娃嗎？你認為誰有本事作這樣的事情？當然是外科醫師。”工程師一听，馬上毫無懼色地跳出來說道：“等一下。你應該知道，上帝在創造亞當与夏娃之前，先創造了世界。他把陸地和海洋分開。除了工程師之外，你認為誰還有這樣的能耐？”這時候，經濟學家抗議說：“等一下！在上帝創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樣的景象？一片混沌。你們認為，這是由誰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諸位報告的就是我個人對混沌所作的貢獻。我要特別強調，在我——敘述個人生涯的故事時，希望你們能夠思考一個有關諾貝爾獎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獎有多少是實至名歸，又有多少是運气？在我獲獎之后，許多人寫信問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條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時？我總是這樣回答他們：你需要許多著作，也必須工作很長的時間，但最重要的是，想辦法找到更多的運气。我自己這一生就极受幸運之神的眷顧。其中頭一樁幸運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許就是娶瑟琳娜（Serena）為妻。當年我還是一位年輕毛躁的小伙子，很難想像未來能夠搞出什么名堂，不過幸運的是，她陪我一路走過了這段人生歲月。我相信，她想證明自己嫁給這個毛頭小子是項有利的投資，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覺在這項投資上大獲成功。

　　在意大利的歲月

　　現在，讓我來談談個人成長的歷程。我在互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羅馬，年輕的歲月就在法西斯主義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過。家父是羅馬著名的小儿科醫師，家母則是獻身于社會工作的義工，我還有一位兄長。在家人充滿關愛的保護下，我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時光。不過大家都認為我相當固執，除了這點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無特別之處。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績中等的學生，但我有幸進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讀，這所位于羅馬的高中曾經產生了許多位教宗、樞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職人員．我并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但他們偉大的心靈的确彌漫在校園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試著跳級，直接進人大學，沒想到還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歲那年開始了大學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學制提早了兩年。
　　不過，我當時對于自己未來要作些什么尚無主見。由于家父是醫師，所以大家認為我該研讀醫學。家父在我年幼時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紹箕裘。但在走向注冊窗口要簽下醫科的申請表格時，我閉上雙眼，想到的盡是鮮血！一想到血，我就臉色慘白，因此我當下決定，最好還是和醫科高得遠一點。那么要作什么好呢？我個人對其他學科也沒有特殊的興趣，于是就采用了當時最時髦的作法：進入法學院就讀，那時法學院的出路相當多．法律方面的課程，對我來說非常簡單，我可以自行運用的時間相當多，除了准備考試需要稍微抱佛腳之外，并沒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課堂的講授并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課。為了打發時間，我在不經意間開始涉入一些經濟方面的活動。由于略通德文，一家同業公會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從德文翻為意大利文，我由此開始接触到一些德文的經濟問題文獻。在我翻譯的文章中，有許多是關于价格管制的問題。
　　當時，意大利有一項專為大學生參与的論文競賽，按主題分為工程、音樂、文學以及經濟學等。那年經濟組的主題是价格管制，這項措施因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亞戰爭（EthiopianWar－1935年）而實施了一段期間。由于至少已經翻譯過二十篇有關价格管制的德國文獻，我自認為是這方面的專家，于是決定參加這項論文競賽，不過倒沒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獲得頭獎。評審委員會告訴我，顯然我在經濟學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這方面發展呢？從那時起，我開始認真思考未來要成為經濟學者。大約是1936年，經濟學系隸屬于法學院，課程內容對現代經濟學几乎完全沒有著墨。不過，在當時意大利一些杰出經濟學者的建議下，我開始研讀經濟學的文獻。我研究馬爾薩斯以及其他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但對凱恩斯則還沒有任何的接触。雖然凱恩斯的《通論》已經問世，但我無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譯本，甚至連英文版也付諸閾如。

　　不敢恭維的法國大學

　　就在我開始攻讀經濟學的一年后，因為政治情勢急劇惡化，我离開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在盟友納粹的壓力下，通過了一系列歧視猶太人的法律，讓我無法繼續學術研究生涯。當時，我未來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權下備嘗苦頭，因此決定即刻离開意大利，前往法國。他在那里有許多人緣，特別是和一家名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來密切。我非常高興接受他的邀約，与他們一家人同赴法國。我試著在法國繼續經濟學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順利，因為法國大學的水准甚至還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國大學課堂上的學生人數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諱，他們來上課的唯一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們也的确達到了目的，因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老師在講些什么。至今我還是搞不懂，他們為什么要來上課。于是我自己到圖書館苦讀，在學習上有了一些進展。后來歐洲戰云密布，卡拉比一家決定遠赴美國。當初也只作暫留的打算，并沒有長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結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參加論文口試，獲得了學位———剛好及時在1939年8月前往美國。
　　當1939年9月我們抵達美國時，大戰正好爆發。我們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這里待上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我到處找工作以維持生計。我開始銷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書籍，但仍未忘情于經濟學，希望能繼續這方面的進修。結果我又很幸運地獲得了新社會研究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獎學金。這是一個聚集歐洲學者的學術研究中心，在各個不同的學科都网羅了一批知名學者，其中對我意義特別重大的是馬爾夏克（Jocob Marschak），彼時他剛從英格蘭抵達美國。他不只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与优秀的老師，私下也是一位獨特而熱情的人。他視我為入門弟子，同時一開始就建議我：如果想成為有一席之地的經濟學者，一定要鑽研數學。事實上，在此之前，找個人并沒有受過數學方面的訓練，甚至還有些排斥感。他建議我選修數學及統計學方面的一些課程，這些知識在往后我撰寫論文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師切磋

　　那時是1939年。凱恩斯的《通論》可以說是經濟學界討論的中心議題，另外就屬熊彼特有關景气循環的研究。我們學校里有針對他們兩位理論的專題研討，內容非常有趣。當然，那時我們正逐漸走出經濟大恐慌的陰影。凱恩斯讓你覺得，造成經濟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經被他所了解，未來也將可以避免再度發生。因此和凱恩斯理論相關的研究討論，确實讓大家興致高昂。馬爾夏克還邀我參加在紐約召開的一場研討會，由來自波蘭的著名經濟學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辦。与會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馬爾夏克之外，還有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如庫普曼及瓦德等．遺憾的是，馬爾夏克在時任芝加哥大學專職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開了新社會學院，前往該校任教。不過當時我已經上了軌道，而且就在馬爾夏克离開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經濟學家勒納來到新社會學院。
　　我和勒納有過數次嚴肅的討論。雖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卻總認為他把《通論》的涵義給過度簡化了。他所接受的凱恩斯理論，只局限于某些我看來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資的僵固性及貨幣需求的一种特殊現象——所謂的流動性偏好——會導致“流動性陷講”（Liquidity trap）；在這种情況下，整個經濟基本上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任何沖擊都會帶來重大的影響，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穩定均衡。我認為勒納對這個觀點相當堅持，從而認定財政政策是促使經濟穩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則是消彌沖擊的唯一方法。我認為這樣的看法過度簡化了凱恩斯理論，因為這只代表了凱恩斯体系中的狀況，而不是常態。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則表現為一篇于1944年發表的文章，標題為《流動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貨幣理論》（Liquidity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Money）。
　　在我撰寫這篇論文時，我也開始了第一份教職，那是在紐約通勤距离內的新澤西女子學院（New Jerseg College 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當時珍珠港事件剛剛爆發，不少人由大學轉到華府任職。這項職缺只有一個學期。我常喜歡告訴現在那些年輕同仁當初我擔任的課程——一學期有四門課，包括兩個班的經濟學、一個班的統計學以及一個班的經濟史。除此之外，我還在新社會研究學院教一門課。結束了新澤西女子學院的教職后，我轉往當時仍隸屬于哥倫比亞大生的巴德學院（BardCollege）。在那里，我完成了1944年發表的有關流動性偏好的論文，隨即引起各界相當的關注。
　　我教的學生相當优秀，其中有些成為杰出的經濟學者，許多還成為至今依然保持聯系的好友。教授与學生之間的友誼与交往，堪稱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學在這方面就相當欠缺，師生的關系較為淡薄。有些學生協助我改進英文（1942年時，我的英文還有點生澀），也幫我編輯論文。

　　嶄露頭角

　　現在談談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審稿人赫維茲（LeonidHurwicz），他是一位相當被看好的年輕經濟學者，后來我們曾在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為好友。該篇論文發表時，我還相當年輕，由此成為受到各方肯定的經濟學者，同時意外地在1949年膺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該篇論文的主旨在于闡明，除了在工資絕對的僵固性這個可疑的假設之下，凱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論的路線而恢复充分就業的均衡。不過，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樣的机制會全面瓦解，或許當年經濟大恐慌發生時就是如此。這些特殊狀況不應該被視為常規，而只是一种例外情況。因此，主要的穩定工具應該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這就是該論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學院的教職生涯，因為被征召進入陸軍服役而告終。其實，我更早就該接受應召入伍，只是因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剛出生——小孩在當時可說是价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將入伍之際，征兵委員會又通知我，他們能夠找到一些還沒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過了。不久之后，戰爭即告結束，我則接到重返新社會研究學院的聘書。
　　我在該校有雙重職務：一是擔任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of Wold Affairs）的研究員，另一則是在新社會學院教授數理經濟學。我在研究所的研究專案，是和內舍（Hans Neisser）合作，設計世界經濟的大型（以當時的觀點來看）計量經濟模型，以顯示各國之間經濟上的關聯。當時，最強的計算工具還只是電子計算机而已；因此，這項專案研究可以說是頗具野心。不過，至少我們成功地形成了一個构架，日后被許多類似專案當作指引或觀念的來源。
　　在這段期間，我也開始對儲蓄的研究极為關注，而這方面的研究也成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題。為什么我會對這個問題如此關切呢？因為當時有儲蓄過多這個觀念，而在凱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儲蓄過多，后果可能會是嚴重的衰退。凱恩斯的追隨者主張，儲蓄是由所得決定，而且當所得增加時，儲蓄占所得的比重也跟著上升，也就是說，假如你愈有錢，你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部分也跟著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預期戰后所得會上揚，那么按照上述說法，儲蓄比率將會愈來愈高，因此我們便不免要怀疑，未來是否有足夠的投資机會能夠來吸納這些儲蓄。
　　我并不相信儲蓄率將會一直持續增長，認為這不過是當時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開始著手這方面的研究，試著證實儲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趨勢。我的研究發現，儲蓄受到特定期間個人絕對所得的影響較輕微，反而是個人所得相對于其慣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對儲蓄的影響較為重大。在同一時間，哈佛大學的杜森貝利（James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討同樣的想法。我們所建立的理論，現在稱為杜森貝利-莫迪利亞尼假說。

　　向哈佛說不

　　几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我突然接到來自哈佛的邀請。當時，哈佛的經濟學系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來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從缺、從缺、從缺，然后才排得上哥倫比亞及芝加哥大學。因此，哈佛的邀請，是我絕對無法忽視的，我也在略帶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見，當時我還不曉得他素以冷淡對待外國學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學校教務單位的指令，要請我前來哈佛任教，他依令照辦，但在面談時卻說：“听著，莫迪利亞尼，我們有像杜森貝利、亞歷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溫（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遠不可能赶得上他們。所以，假如你夠聰明的話，就不會接受這項職務。你為什么不回新社會研究學院去，在那口小池塘當條大魚。你可別想來這個池塘當大魚。”當時我對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職仍在猶豫，因為哈佛給我的薪水還比原來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于是說：“也好，我想你的觀點不錯。我不來了。”和系主任面談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會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進午餐，他們問我：“面談進行得如何？”我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的回答是：“噢，你這個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說。你應該接受這項職位的。”不過，當時我已下定決心，如果是由那樣的人來領導經濟系的話，我根本就不想來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會研究學院。
　　在接下來的一年內，我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研究獎學金。這是一項极高的榮譽，獎學金額度也相當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當時來說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足夠養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這項獎學金，申請留職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時間，伊利諾斯大學商學院院長波溫（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該校一項名為“預期与景气波動”的專題研究。此一專案的薪水极佳，而該校也是各方人才薈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諾斯的邀請。當初回絕哈佛的教職，還真可以說是塞翁失馬。比起同時進哈佛的人來說，我在伊利諾斯的發展及領的薪水，都遠遠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我借著這次机會接触了美國中西部，這對像我這樣出生在歐洲的人來說，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這項預期与景气波動專題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釋預期在企業規划上的角色，藉此來驗證：預期是否可獨立視為導致經濟体系不穩定的來源？在這項專案計划進行的過程中，我學到了一些基本的觀念与想法，對我日后在經濟學上的貢獻，的确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以下且讓我作摘要性地說明。

　　預期因素与厂商規划

　　第一個觀念是，厂商在生產規划（production scheduling）上的主導理念，通常是克服銷售的季節性波動，讓生產能均衡進行。以比較平均的速率生產，將會比起伏大的生產方式來得節省。因為不論增雇員工或解雇員工，還是讓他們無事可做或支付加班費，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產高。生產量并非取決于當期的銷貨狀況，而是人們對當前景气循環的預期。稍后我將會提到，為何這個觀點和其他方面有所關聯。
　　其次，以這樣的觀點來觀察生產規划時，對于什么樣的預期才值得納入厂商的生產規划体系以及什么樣的資訊是決策過程中所必要的這等等問題，會得到一些助益。其中很有趣的一點是，几乎每一家厂商在規划生產計划時，唯一用到的資訊，是屬于与當季有關的資訊；至于更廣泛的范圍，也就是當季之后會發生的狀況如何，則厂商根本毫不關心。因此，所謂不相干預期（irrelevant expectations）的觀念，也就是和目前或當期行為不相關的預期，是由這項專案計划產生的另一個有趣的觀念。
　　第三個有趣的觀念，是針對實際的企業預測所作的研究而發展出來的，那就是，未能針對季節性因素作出調整，可能是企業預測發生重大失誤的原因之一。然而許多企業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節性調整的真義，只在非常不准确的四季變化的技巧上打轉。
　　除了參加這項專題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諾斯時，也有另一項相當重要的机緣。在那里，我碰到一位聰明而親切的研究所一年級學生布藍伯格（Richard Brumberg），他后來也成為我們全家的好友。當時，庫里哈拉（Kenneth Kurihara）請我為一本名為《后凱恩斯經濟學》（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書寫一篇文章，于是我就請布藍伯格共同執筆，但一直未能決定主題。后來我們兩人前往明尼蘇達大學參加一次以儲蓄為主的大型研討會，結果會議發表的論文令我們都感到失望。就在駕車返回伊利諾斯大學的路上，我們构思出一個看起來頗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謂儲蓄的生命周期理論（lifeCycle theory of saving）。
　　在伊利諾斯期間，我受邀成為考列斯委員會的研究員，這是一個設在芝加哥的經濟研究組織，和計量經濟學會有關聯。由于這層關系，讓我有机會和另外一群相當杰出的經濟學界人士相識，包括：庫普曼、馬爾夏克、阿羅、克萊斯特（CarlChrist）、查諾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園

　　后來麥卡錫主義介入伊利諾斯大學，目標在迫使波溫院長以及由其聘請的教授离開，我在該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溫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長的人士，有些來自東岸，有些來自西岸，而且都是凱恩斯主義者——這些人必須卷舖蓋走人，主要是因為這個新團体打擊了學校的舊勢力，讓他們覺得風光不再而自慚形穢。這些舊勢力因此主導了一場非常著名的斗爭，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為葛朗奇（Red 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應該听過這個名字。當時我對這個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悉；不過一位家喻戶曉的美式足球員也叫葛朗奇（綽號為超速魔鬼）。葛朗奇領導對波溫的全面斗爭，終于使波溫遞出辭呈，而原先和他一起來的人也大都跟進。我則因為要負責完成上述專題，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間，我也開始四處尋找工作机會。后來，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Technology），也就是現在的卡內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學給我聘書，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請，在那里待了寶貴的八年光陰，從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內基-美隆期間，我成為如現在這樣成熟的經濟學家。這其中發生了什么事呢？卡內基當時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地方，關鍵性人物當屬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圍繞在他周圍的优秀學者還有如霍爾特（Charles Holt）、米勒（Merton Miller）、庫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Cyert），以及馬奇（James March）——皆是一時俊彥。我們也有一些出色的學生，如穆斯（Jack Muth）——現已成為當代經濟學界的要角之一，為理性預期假說建立了理論基礎，嚴然被年輕一代經濟學者奉為經典。凡此种种，都使學校生气勃勃。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基本上有兩類的學術活動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學院的教學上，采取了重大的創新作法。卡內基-美隆可以說首先在企業管理上，引進以數量化及學科化導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這在當時可以說開風气之先，令人振奮。其次，是在這里有許多的研究專案計划。例如，西蒙、霍爾特、穆斯和我就共同執筆一本有關生產計划的書，主要是針對短期決策的問題，如生產多少、雇用多少人員、維持多少存貨等。我們在書中發展了一套數學模型，將我早先有關消彌銷售的季節性波動因素的想法納入。這個模型對生產實務曾經造成相當大的影響，也在國內外的生產課程上被廣泛地引用。這是團隊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現——每個人在其他成員遇到困境時，都能及時給予新的幫助，讓整個計划能夠順利完成。

　　一生的儲蓄与財富

　　另一件在這段時間發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藍伯格的攜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儲蓄生命周期假說的兩項研究，其一是個人行為部分，其二是總体行為部分。這個假說對儲蓄形態的解釋，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釋厂商的生產形態有异曲同工之處：消費是受終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響，兩者之間存有化對穩定的比例關系。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時候，會作大量的儲蓄；當所得較低的時候，例如年輕或退休階段，則會有“負儲蓄”。這個觀點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說有相似之處，但弗里德曼的消費与儲蓄決策，是假設無限延伸的時間，而我的假說則認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區分為依賴、成熟、退休三個階段。一個人一生的財富累積狀況，就像駝峰的形狀。財富在年輕時很少，賺錢之后開始成長累積；到退休之前的中年歲月，財富累積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則開始降低。財富的累積中，可能會有遺產或贈与，因此我們的模型中也納入這項因素。根据我們的估計，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財富是來自遺產与贈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于75％至80％之間——都是屬于駝峰的形狀。
　　我与布藍伯格就駝峰式的財富分配模型有一項重要發現，令我們深感欣慰。那就是把個別的儲蓄加總時，即不再著眼于個別家庭，而是整個經濟体系時，那么雖然不同國家里的每個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為，但各國的總合財富（總合儲蓄）卻大相徑庭。換言之，有的國家沒有任何儲蓄，有的國家卻數量可觀，為什么？試一下駝峰式財富的涵義，你會發現國家總体儲蓄的主要決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致影響財富与所得的相對比例——而是經濟成長。一個國家的成長愈為快速，用以儲蓄的所得也會愈高；成長愈慢，那么儲蓄也將愈少。假如沒有成長，那么總合的儲蓄率將為零。這种儲蓄的宏觀經濟涵義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論非常重要，因為它對儲蓄的過程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

　　日本人較節儉？

　　我們常認為，日本人的儲蓄多，是因為他們生性節儉；而我們儲蓄少，是因為我們較為浪費。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這种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我們和日本人一樣節省。他們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長，而我們只有百分之三，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通常只儲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們則超過百分之二十。
　　其實，有許多證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說的觀點。生命周期假說并不意味著個人的節儉完全不重要；而是認為個人儲蓄率的降低，系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其一是財富在一生中的累積的軌跡形態，其二是經濟成長的速度。如果財富累積的軌跡是固定的，那么儲蓄將只取決于成長。但不管如何，軌跡的形態仍有其重要的影響，以日本為例，可能因為他們傾向于延后消費，因此他們的“駝峰”比較大。巧合的是，有些證据正可以用來佐證。日本的房价可以說是貴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貸的融資渠道非常少——抵押貸款并不多見，利率也相當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輕時就勢必要作高額的儲蓄，以便累積財富，供日后購屋之用，這就意味著，日本人必須在購買房屋以后，才能有較高的消費支出。
　　在卡內基-美隆期間，我還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關貨幣机制論的研究，我把同期間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納入，事實上，1944年我發表的論文中即處理過這方面的議題。這項研究代表個人對貨幣如何在經濟体系內運作的明确觀點。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所謂的“莫迪利亞尼-米勒理論（Modiglian－Millertheorems）”，后來被簡稱為“莫-米”（Mo－Mi）或“米一莫”（Mi-Mo）理論。

　　財務結构与市場評价

　　“莫-米”理論的基本命題是：在完全的資本市場中，一家厂商的財務結构（負債与股東權益比率）對其市場評价（marketvaluation）并無任何的影響。這篇論文非常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財務的學生都被指定要閱讀。但這卻令我感到遺憾，因為閱讀過這篇論文的學生，通常都會埋怨我。他們認為這是一篇相當可怕的文章，非常難懂——這一點并沒有錯。其實這篇文章并不是寫給學生看的，而是要來挑戰我那些研究財務的學術界同僚。我指出，傳統公司理財的核心問題是找尋最佳資本結构，事實上這根本不构成問題。資本結构并不會造成任何差异。不過，假如存在有課稅的事實，則可能會有一些差异。若是如此，你該就事論事，研究租稅產生的效果為何，以及為什么會造成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關資本結构這方面的問題外，我認為這篇論文會成為財務領域非常重要的文獻，主要是在方法論上的貢獻——它將財務結构選擇与投資政策的研究方法作了全面性的改變：也就是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將厂商的負債加股東權益的市場价值予以最大化，而不是傳統上強調卻難以執行的利潤最大化。我認為這方面的貢獻更為一般化，也比前述財務杠杆的研究更具价值。
　　我們發表的第二篇論文是有關股利政策。假如處在一個完全的資本市場以及無課稅的情況下，那么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對厂商的市場价值將不會有任何影響。這個觀點一經提出，又遭致當時一片質疑。市場投資人一向被視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許多財務管理的專業研究，花了很多時間探討，是否可能藉著在某些方面多給一點或某些方面少給一點而唬過投資人。我們的論文，基本上證實了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在卡內基一美隆期間，找另外還兩篇其他的論文。這兩篇都不是我專攻的項目，但卻也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一篇是1958年离開哈佛之際所寫的，系有關寡占理論，文中對處于某些條件下的寡占定价行為，發展了一套非常簡單的方法，另一篇的題材則更屬非正統經濟學的范疇，文章的標題為《論社會事件的可預測性》（TheForecastability of Social Evenis）。該論文是和同事葛倫柏格（Emile Grunberg）合寫，主要是探討經濟預測的准确性問題。有人相信，人們面對預測都會有某些反應，導致其行為表現改變，從而使預測無法准确。但是本文卻主張，即使人們對預測作出反應，預測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從事預測時，將預測對行為產生的效果列入考慮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數學條件（連續性）之下，可以證明經濟預測原則上是有可能的。經濟學者据此可以引申出這樣的訊息：別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們的預測不准，那就是因為我們的無知，而不是因為人們對預測作了反應。

　　与祖國的聯系

　　就我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這段期間還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聯系。在1945年前，我們還曾想過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當時意大利的情況后，決定還是留在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時間或多或少中斷了和意大利的關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聯系与交流，并開始對意大利的經濟政策等議題感興趣。
　　1955年，我以傅而布萊持學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羅馬及巴勒莫（Palermo）兩所大學待了一年的光景。當時，我几乎已完全忘記意大利和美國在高等教育系統上截然不同的情況。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統是由三個階層构成：极少數年紀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層，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層是由一群充滿希望、有時候又有一點卑屈的助理群所組成；而為數眾多的學生則是整個結构的底層。我永遠都會記得我待在羅馬大學發生的故事，當時的校長帕比（Papi）教授，也是這個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請我到教師的座談會上講話，他介紹我是一位充滿希望的年輕新星（當時我已經38歲）。我對他的夸獎致謝，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國，我恐怕已被視為有點過時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開了卡內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學執教一年。之后我就長期在麻省理工學院待了下來。我把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期間區分為兩個階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為界。
　　從1960年到1970年這十年間，可稱為凱恩斯學派的黃金時代。當然，各位應該了解，我所謂的凱恩斯學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凱恩斯主義者。我講的是索洛、薩繆爾森、托賓、海勒之類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時代都有的异端學者。19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聯邦儲備理事會的邀請，為美國經濟建构模型，以作為預測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凱恩斯主義的路線，但是我們的凱恩斯主義路線非常強調貨幣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后來發現貨幣比原先想像的還來得重要，因為我的消費函數与貨幣政策存在互動的關系。由于在我的消費函數中，消費是由所得和財富決定；而利率的高低會影響財富，因而貨幣政策影響所得又多了一個渠道。再者，根据我們的估計顯示，這個渠道甚至比傳統透過投資影響的管理還來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長的時間落差。

　　建构經濟模型

　　為了配合經濟理論的發展，我們對原先的設計作了兩點必要的變更。首先是有關物价水准的模型，一開始我們是采行傳統凱恩斯學派文獻中所稱的菲利普曲線（Phillipscurve）來處理。這個公式基本上認為在物价膨脹与失業之間，可能有一個長期的取舍關系。但這項机制后來經菲爾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證明是錯誤的，特別是弗里德曼在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就任演講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線的概念。我們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觀點，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將垂直的菲利普曲線納入，此一修正廣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線主要是說，即使透過通貨膨脹的手段，也無法把失業率壓低到某一臨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達成的就業水准過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貨膨脹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業，來扼止通貨膨脹。
　　現在談談第二項變更。在我們開始建构模型時，物价膨脹還不是一項大問題。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問題變得非常嚴重。我們必需考慮物价膨脹對經濟產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實質利率，即經過物价調整的利率。我們為聯邦准備理事會設計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前期，我還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時間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義。其中之一近年來變得相當重要，那是有關財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經濟效果，或更廣泛地說，就是公債的問題。運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們可證實，赤字或負債取代了生產性的資本，因此將會影響未來世代的福祉。政府的借款會吸收相當金額的儲蓄，從而減少了可供投資（或是可增加資本存量）的資金。這是赤字危害經濟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長度雖然有限，一般來說仍會超出赤字的存續期間。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資。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話，我們就必須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稅，而這又必然會透過增加目前儲蓄的行為來反應。不過，還是有許多赤字將會取代私人投資。
　　其次，我曾對生命周期模型進行几項實證研究。其中一項是驗證負債會取代私人生產性資本。另一項則是跨國的比較研究，以檢驗各國不同的儲蓄行為是否可以從經濟成長率以及人口結构的觀點來解釋。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我將生命周期推廣到不确定性這個領域，此舉也激發了許多后續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結合生命周期与資產組合理論。

　　協助解決現實問題

　　而第三方面的貢獻，主要是受不斷出現的經濟問題所激發，而加入對當前經濟政策議題的探討。50年代与60年代這段黃金時期，全世界的經濟可以說是相當健全地發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課題，就是國際收支体系——即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Woodsasreement）的產物——開始出現壓力。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因為當時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基本上是靠美國經常賬与資本帳的赤字所創造的流動性來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議透過創造一項新的國際支付工具——“國際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簡稱MIT），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這在國際支付工具的發展史上是一項有意義的貢獻。
　　這項建議并未獲采用，后來由于美國在流動性的創造上失去控制，導致問題更加惡化。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學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項建議。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斷美元与黃金的兌換性，同時也授權其他國家藉著單邊的匯率管制來控制美國的赤字問題。除此之外，這些國家也可以選擇透過一項外匯的保證來保護該國美元准備。不管這項方案有什么优點，但它提出的時机太慢，以至于無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國沒有意愿也沒有足夠的黃金將自己的美元負債轉換成黃金，因此所謂的布雷頓森林制系遂告壽終正寢。
　　也就在此一時期，我答應為意大利最負盛名的報紙II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撰寫頭版的專欄。這項工作從1972年底開始，我忠實地履行了約五年之久。這段新聞工作中最難忘的一段插曲發生在1975年。當時的制造業協會（The Association ofManufacturers）答應了工會提出的一項前所未有的薪資自動調升條款（escalatorclause），即生活費用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所有工人，包括白領階級的工人，其薪資均調升相同的金額，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這項協議意味著高所得的勞工將不能跟上物价膨脹的腳步，而低所得的勞工卻獲得更高的實際工資。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這樣的合約將會給國家帶來諸如通貨膨脹、扼殺工作誘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開始我几乎沒有獲得任何支持，怪的是連經濟學者也安靜無聲。一直到几年后，整個國家，包括勞工在內，才了解這种形式的指數調整所造成的弊病，但這項做法遭全面揚棄則歷經了近十年之久。
　　現在，進入到我生涯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從1974年迄今。在這個階段，我最尖銳的一篇論文是1976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的上任演講，講題是《貨幣論者的論爭，抑或我們該放縱穩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Stabilization Policies？）當時，貨幣論者因為种种原因非常強勢；而這篇就任講演正是沖者貨幣論者而來。我的主旨是在說明，所謂貨幣論者与非貨幣論者的差別，并不在于對經濟体系的運作或是貨幣政策与財政政策的相對強勢有不同的主張；相反地，兩者之間基本上有哲學及政治觀點的差异。
　　貨幣論者并不相信政府有足夠的能力來作好“權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不愿賦予政府太大的權力來運用“權衡”的工具。由于貨幣主管當局愚蠢又不誠實，所以在決定貨幣供給的适當擴張數量時，不能給予他們任何的權衡力量。相反地，應該代之以一套机械性的法則。他們信任電腦算出來的三個百分點，但卻不肯讓聯邦儲備的主席及理事會在情勢需要時，去更動上述的數字。我這篇論文的主要論點，就是指出這正是貨幣論者和非貨幣論者之間唯一的重大差別。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個固定的法則并不足以達到穩定經濟的目標，應該還有一些做法可以達成穩定。最后，我也表示，穩定政策事實上應該是可以發生作用的。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觀點。這項議題后來又曾再度出現，稍后我會再作報告。

　　租稅減免的效果

　　在這段期間，我對生命周期假說作了進一步的擴充。其中一項特別有趣的應用，是有關暫時性租稅減免的效果研究。過去政府曾數度降低或調高稅率，但同時宣布原有稅率將在一兩年后恢复使用，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暫時性租稅減免。如果根据生命周期假說，這樣的租稅減免對消費不會有什么影響。大家知道這樣的租稅減免只是短期現象，因此對一生資源的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費行為將不會改變多大。另一方面，如果租稅變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當然會知道從今以后會變得更窮，而你的消費行為也就會跟著改變。有一些實證資料——一特別是1969年的暫時性加稅措施——可以說明，暫時性的租稅改變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并不明顯。
　　還有，當時曾流行一种觀念，即國家的負債狀況對整体經濟并沒有任何影響，我們對此也作了一系列的檢驗。這個觀念是由巴羅所主導，他曾經是我教過的學生。盡管有此淵源，加上這項觀點也可以視為生命周期模型的擴大應用，我還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論。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羅的結論系立于完全理性与無限生命的假設上，在這种狀況下，假如政府減免稅負而導致財政赤字，那么理性的人就會把增加的稅后所得儲蓄起來，因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稅以償還負債，若目前不增加儲蓄，就必須以減少未來消費來換取今天較多的消費。但是許多美國与意大利或是其他國家的橫斷面研究，都明顯地否定了巴羅的假說。
　　另外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是有關理性預期的論述，其理論基礎剛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會事件可預測性的分析之上。兩者共同的觀點是，值得信賴的預測，必須收集所有相關的經濟資訊，也必須充分考慮預期對所要預測事件可能產生的效果。理性預期的研究方法導出的結論是，政策根本無從有系統地影響實質面的經濟。不管你怎么作，整個經濟仍會依循其既有的走勢。然而，我卻完全不能同意他們的論點，不止是原理而已，連其應用也不例外。特別是他們主張政策無法產生效果，基本上是從兩項很有問題的假設導出來的：其一是，只要有關的行為人相信經濟不會受政策面的影響，即使在最短的期間內，經濟也不會受到影響：其二是，所有相關的行為人都相信這樣的觀點。
　　我對上述兩項假設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項假設，是因為經濟体系內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緩慢調整；否定第二項假設，是認為有關的行為人可能會使用各种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過去經驗而作推論，几乎沒有人會相信政策在短期內是中性的，因為事實上就并非如此。對貨幣論者企圖按照他們的假設來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態度，而實證資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實上，這些模型所作的預測結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确度上可說遜色頗多。
　　我也曾嘗試對當前其他的政策性議題貢獻一己之力。我對通貨膨脹的效果下過一番工夫。此一問題基本上有兩种看法。其中一派認為通貨膨脹是一項大災難，而另一派則認為通貨膨脹其實并沒有任何影響。例如，一些學者經常認為貨幣對經濟沒有實質效果，因此通貨膨脹了也沒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顯示，通貨膨脹會產生相當多的效果，其中許多和行為人（包括許多經濟學者！）不了解通貨膨脹的后果有很大的關聯。我曾經用這樣的論點，來說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現象。為什么在通貨膨脹時，股票市場往往會下跌，而不是隨通貨膨脹而上升？既然股權是實質性資產，股票不是應該上升嗎？但是，它通常卻會下跌。

　　解讀股价指數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場非常低迷，我寫了一篇論文，以通貨膨脹所產生的非理性行為來解釋低迷的市場。我認為，大眾并不了解實際利率与名義利率的差別，所以在計算利潤時，利率的部分須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而作調整。因此我曾說，假如股票市場能理性地評价，那么指數應當是實際數字的兩倍。當時的股价指數大約是800點，我預測假如通貨膨脹緩和下來，股票市場將上漲一倍。后來通貨膨脹緩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數也的确上漲了一倍。問題是后來的指數上升了三倍。事實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股份于1929年達到頂點的經驗，才作出上述的預測。我特別指出，在股价回歸到正常的過程中，必然產生許多資本利得，這些資本利得常被誤解為可繼續保有的額外利潤。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股价就會節節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認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處于這种漲過頭的狀況。如果我們考慮利潤的變動和利率的變動，就會發現股票市場真的已經超出理性評价的范圍。由于市場可能繼續非理性地變動，股价仍可能繼續攀升；但是，到了某一點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滅了。（就在本演講后的几個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國股市真的崩盤了。）
　　在我回顧個人的貢獻時，我發現有一條一貫的脈絡：喜歡与時代主流背道而馳，挑戰當時所謂的正統。這些正統說古典學派已經過時，說富人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比例比窮人來得高，或是說績优的有价證券利率比股權報酬率低，因此負債融通的成本比較低。
　　我期望未來能繼續扮演挑戰正統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對未來的方向作過多的思考。我只愿順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隨時准備妥當而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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