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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度1981年 演講日期 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學歷 1939 哈佛大學學士 1940 哈佛大學碩士 1947 哈佛大學博士 經歷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學初級研究員 1950年∼1955年耶魯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7年∼耶魯大學史特林經濟學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國企業准則》（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國家經濟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經濟學論文集：總体經濟學》（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計量經濟學論文集：消費与計量經濟學》（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長大之后的志愿是當經濟學家或教授，我想這樣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長于一個大學城，念的是大學的附設中學，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數是大學教授或員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績特优的學生，拿A是家常便飯。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真的從未想過以學術研究為生。我原來很喜歡新聞記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職業；我從6歲開始，就自行編制報紙。我也曾想過念法律，因為我喜歡爭辯討論，而且我在十多歲時就對政治著迷。當時我應該知道大學里有經濟學這門課，但究竟內容為何，我則一無所悉。當然，有關經濟的課題，經常會出現在中學的歷史課与公民課里頭。因此我認為經濟學將會是日后自己在大學所選修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學科，可能是修習法律課程前先修的部分課程吧。 意外的獎學金 我無憂無慮地成長，也一直認定自己會在家鄉上大學——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冊成為新鮮人的前一個月，我獲得哈佛大學提供的柯南特獎學金（Conant Prize Fellowship）。我應該對此稍作解釋。家父好學多聞，喜歡閱讀各類書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區公立圖書館借書最多的人。他在《紐約時報》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個州每州兩名的新生獎學金。當時哈佛的校長柯南特（James BryantConant）希望此舉能夠擴大哈佛學生在地緣上与社會階層上的涵蓋面。反正申請一下也不會有任何損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議提出申請。事實上，伊利諾斯大學附設高中也并未為我通過哈佛獎學金考試而刻意作任何准備。附設中學每年畢業的學生大約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舉后，后來又有多人獲得全國性的獎學金。 所以說，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設中學改變了我的一生。伊利諾斯大學一直都是很好的學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該校就讀，是否會走進經濟學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個原因，的确促成了我進入經濟學的領域。 當時，哈佛已經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經濟學研究中心，能夠与之匹敵的只有哥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教授不管是資深還是資淺，都屬一時之選。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遇到了兩位在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當時已任教職，另一位是薩繆爾森，他是擔任初級研究員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課。在30年代，哈佛資深教授陣容中，熊彼特可說是諾貝爾獎的必然人選，漢森、錢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遺多讓。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躍，未來應還有獲獎机會。哈佛大學吸引了資質相當优秀的研究生，而這批杰出的學生未來繼續從事學術生涯，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時，打算主修社會科學中的一科或是數學。到大一結束，我已偏向主修經濟學，但卻還沒有修過任何經濟學的課程。因為在當時，即使是經濟學原理那种入門課程，也被視為對大一學生還太過艱深。因此，在大二，即18歲那年，我才開始經濟學原理的課程，老師波拉德（Spencer Pollard）是專攻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生。 初生之犢 波拉德同時也是我的導師。哈佛大學部的學生，除了修習四門課之外，也要和導師定期會面，經常是一對一的性質。一般來說，導師是与學生住處鄰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學生。導師制并不是為學生分級，基本上系參考牛津与劍橋的在家指導學習制度（housesystem）。波拉德當時建議，我們把討論課題全心投入“這本來自英格蘭的新書”。他剛從英國回來，知道該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經引起很大的震動，因此推斷該書勢將成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書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凱恩斯撰寫的《就業、利息与貨幣的一般理論》。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學術成規，他毫不在意我當時只不過剛修習經濟學原理。而我也實在太年輕，總認為老師無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讀這本書。所以我開始閱讀，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討論念過的章節，從初次接触《通論》開始，我就被經濟學迷住了。 和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一樣，我之所以會被這門學科吸引，不外兩個原因。其一，經濟理論是一項迷人的知性挑戰，与數學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歡分析与邏輯論證，由小學到大學階段，代數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開的科目。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透過經濟學的研究，顯然可以對經濟大恐慌及其為全球政治走勢所造成的可怕影響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決之道。我個人并未身受經濟大恐慌之害，但透過我的雙親，我能深入感受到當時政治与經濟面的各項問題。家父系一位學識丰富、心思細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則是社會工作者，她的一輩子几乎都在處理失業与貧窮的個案。 就我個人的觀察，對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而言，第二項因素在引發學習興趣与獻身決心上影響更為重大，這是和后來的經濟學者不同之處。他們所以被這門學科所吸引，絕大部分是因為經濟問題的解答，能讓他們發揮處理數量化問題的專長。 由于有了凱恩斯，經濟學讓我充分領略兩個世界的极致。我著迷于凱恩斯理論和正統古典經濟學家的抗衡，他對普遍籠罩著的錯誤作全面顛覆，進行鼓舞年輕人的經濟學圣戰。真理得彰之后，我們得以獲得自由，也同時可以達成充分就業。我早已是新政（New Deal）的熱誠信徒，對蕭條、失業与貧窮极為關注。按照凱恩斯理論，羅斯福總統采取的美元貶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經濟學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凱恩斯的震撼 怀著一腔熱誠，再加上沒有過去理論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許多前輩，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凱恩斯的新著。凱恩斯是后來所謂“宏觀經濟學”的啟建者，當時和他共事的年輕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曾以“整体的產出理論”來形容凱恩斯的理論，這實在是相當貼切的用語。与這种理論恰好形成對比的，是針對特定市場或部門的產出与价格理論，也就是目前通稱的“微觀經濟學”。當時專攻經濟學的學生在修過經濟學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論課程內容正是這些。我喜歡這門新學問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經濟情況以一套聯立方程式的系統加以模型化；當時我除了代數外，還修過微積分。事實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學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這樣的模型，來表達与分析凱恩斯的理論以及它与古典論的不同所在，他們說明得甚至比凱恩斯本人還清楚。 當時的哈佛已然成為凱恩斯學派進軍新世界的灘頭堡，但資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敵意，其中有复蘇計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個例外，他很早就轉向支持凱恩斯。他對我們這些大學部的學生有相當重要的啟發，而對我更是照顧有加。哈里斯可以說是一位學術界的企業家。他是《經濟与統計評論》（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編輯，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 House）講壇的資深教授，他在這兩處開放篇幅与課堂，供大家盡情辯論各种經濟理論与政策。 年輕一輩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職的研究生，都對凱恩斯的著作反應熱烈。他們如此熱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類似，但他們在經濟學上的素養卻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頗受歡迎的《美國民主的經濟方案》（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Democracy）小冊子，以左傾的觀點來鼓吹這套嶄新的學說。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當屬漢森前來哈佛，并擔任經濟學的立陶爾講座（Littauerchair）一職。漢森從明尼蘇達大學轉來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剛好50歲；同年，我也開始了經濟學的課程。一開始，漢森對凱恩斯理論是采取批判的態度，也曾出版對《通論》冷淡的評論。后來，他整個想法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對任何時代的學者來說，都是极不尋常的，特別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觀點還已經印成了白紙黑字。漢森成為美國鼓吹凱恩斯理論与政策的領導者，他所主持的財政政策研討課程，可以說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与應用的研究中心。在華盛頓位居要職的官員，与學校的師生齊聚一堂研討；我不禁覺得，重大的歷史似乎就是在那間課堂中寫下的。對大學部的學生來說，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漢森親自教授宏觀經濟學，不過當時還是歸屬在貨幣銀行學的科目底下。對我來說，漢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數年后，他也成為我的至交。 兩种理論間的折中 我獲獎的學士論文，就是探討我認為屬凱恩斯及其攻擊的古典經濟學者雙方的中心理論。傳統的經濟學主張，价格的變動可以發揮清理市場的效果，价格上揚可以消弭超額需求，而价格下跌則可以消弭超額供給。應用到勞力市場，則意味著工資降低可以消除失業。勞力有超額供給，不可能是長期均衡的現象。除非法律或是工會限制工資下跌，否則由于追逐工作机會，工資必然會下跌，從而為失業者恢复或創造工作机會。這是傳統經濟學核心理論的應用，也就是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的觀念。經濟体自私而短視，他們對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場訊息，會考量個人利益而作出反應。在每個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況下，卻奇妙地使整個社會蒙受最大福祉。競爭給社會帶來了這項奇跡。 凱恩斯理論卻不認為這樣的机制可以用來消姐非自愿性失業（nvduntaryunemPdyment）。他并非只認為這樣的机制時效遲緩，需要政府政策的輔助，而是根本就認為這項机制行不通。他認為整個經濟會處在一個失業均衡的狀態。傳統經濟學者認為，自由競爭市場可以對資源做有效的配置。凱恩斯卻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勞工找不到事做，就顯示出整個市場制度存在极嚴重的失靈。再怎么說，最無效的事，莫過于讓有生產力的資源閒置。 我獲獎的論文就在找尋凱恩斯理論的缺失。這似乎頗令人惊訝。不過，我也不認為凱恩斯有必要在反對者的大本營中，堅決爭取理論上的全面胜利。不論失業是長期失衡還是短期均衡的現象，凱恩斯務實的論點都不失其重要性。我個人發表的第一項專業著作，就是根据這篇論文改寫而成，發表在哈佛編輯出版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上。這項議題至今仍相當熱門，我也一直對它相當關切，我并發表過一些相關論文，包括1971年我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2年度）所發表的就任演說槁。 1939年從大學畢業之際，我早已忘記法律，而很自然地決定成為專業的經濟學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學部优秀學生的方法，也就是將獎學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獎學金獲得展延，順理成章地進入研究所就讀。從大學部轉到研究所的過程中，我并沒有碰到多大困難，因為早在大四時，我已選修過若干研究所的課了。這時，我需要的是加強選修一些專業研究工具的課程，包括數理經濟學理論以及統計學与計量經濟學。當時的哈佛，才剛剛要開始迎頭赶上這兩种分析工具的發展腳步。 良師益友 回想起來，當初教授們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責任留給我們自己。他們希望我們能自學并且与同學相互切磋，我們的确是做到了。教授們把我們視為學術鑽研過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謂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著重將一大堆固定的教材傳授給學生，然后再測驗學生對于教授所傳授的知識究竟學習到何种程度。我大學畢業的論文，名義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導師錢伯霖指導，但他告訴我，他對我論文的主題一無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負責．然而，在我們這一段師生關系期間，可以說是充滿了趣味。我們爭辯天主教的平均地權論（Catholicagrarianism），這是他所認為的經濟烏托邦。1946年∼1947年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自己選擇的指導教授是熊彼特，他應該是一位本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甚至是社會科學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歡凱恩斯，對于我的論文主題——消費函數——也無興趣。他看了我所寫的論文，也提供了一些頗有助益的建議，整体來說几乎沒有插手。每次我們見面時，總是談到許多其他事情，讓我日后受用無窮。 當年我們的理論課程多為沿襲英美的傳統，也就是說，數學式的表達基本上是附屬于書面文字以及圖形，經常屈居于注釋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馬歇爾正是凱恩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指導老師。絕大部分的市場分析，都是單一時點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將經濟体系視為一個整体，涵蓋許多商品、許多消費者与生產者、許多市場間相互影響的“一般”均衡，則并沒有受到重視。 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在歐洲大陸有較穩固的傳統，由法國——瑞士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在1970年首倡。雖然，牛津大學的埃奇沃思和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 Fisher），都曾在這方面有所論述，但他們對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小彌爾、直到馬歇爾等一脈相承的英語系經濟學主流，依然未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于英國的希克斯与亞倫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薩繆爾森的大力倡導，數學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漸蔚為風潮。盡管能彼特在資本主義動態理論上的觀點和瓦爾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協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上，也相信瓦爾拉斯對經濟學奠定重要的基礎。 我喜歡一般均衡的分析法，這是宏觀經濟學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這些把產出視為整体的總產出模型，可以說相當精簡而明确，有助于我們對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個人從不是所謂數學化的一般均衡理論“迷”，因為它的純理論性及一般性，喪失了操作性結論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認為，由于數學的一般均衡模型精致完美，也導致今天許多經濟理論家過度相信自由競爭市場會是最好的運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關于配給理論的論文中使用過這种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薩克（HendrikHouthakker）合作的。 迎接數量化的趨勢 在統計學与計量經濟學方面，當時的哈佛可以說遠遠落在時代之后。經濟統計學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當怪异，而且對依据數量統計理論所發展的方法持相當怀疑的態度。到50年代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触歐洲的弗里希与丁柏根以及美國由考列斯委員會所帶動的發展。和我一樣對正式統計理論有興趣的學生，只能求助于數學系的課程。至于計量經濟學，我們則是在一位歐洲的訪問學者史代赫爾（Hans Staehle）所主持的統計需求函數研討課程上，极盡可能地擠壓出這方面的知識。我們也發現到，回歸法雖然遭柯蘭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兩位教授輕視，但是在布萊克（John D．Black）的農業經濟學課程上卻是生气蓬勃，是以還能在哈佛存活下來。在立陶爾中心（Littauer Center）的地下室，我們可以使用他的電子与手動式運算設備。 我在1942年所發表的第二篇論文，就運用了這些設備。該論文原本是為1941年春季梅森（Edward S．Mason）的研討課程所撰寫的，主題是如何將統計預測應用于國防計划，而我所選的題目是民間鋼鐵需求的預測。梅森后來推荐我到華府剛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間供應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and Civilian Supply）的民間供應部門任職，多少也与這篇論文有關。我在1941年5月离開哈佛時，已完成所有博士學位的課程，就差論文這一關。后來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華府參与配給稀少性物資九個月，然后進入海軍服役，在驅逐艦上擔任帶隊軍官，到1945年圣誕節正式退伍。 在我戰后的研究工作中，統計學与計量經濟學變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家計部門消費与儲蓄的決定因素，我嘗試將我從家庭預算調查中得到的橫斷面資料，与總合性的時間序列資料加以結合，來估計所得、財富及其他變數的效果。后來在一項有關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對該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這項研究是1949年∼1950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時所進行的，當時我也從事有關配給的實證及理論研究。找希望透過橫斷面的觀察，來解決只按時間序列分析所作的統計推論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帶．后來，由于個人對橫斷面与抽樣調查資料的興趣，我有机會在1953年進入密西根調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納（George Katona）、摩根（James Morgan）以及克萊因，帶給我收獲丰富的一學期。 托比分析法 由于在這類資料的分析方面累積了相當的心得，因此我在1958年提出一套新的統計方法，即所謂的托比分析法（Tobitanalysis）。原本生物學的普洛比分析（Probitanalysis），乃是透過身体組織与治療方式等各种可觀察的特性，來預測治療的正面或負面反應的机率。在經濟面的應用上，同樣答“是”，有著不同的強度；例如，樣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買車的問題時，大部分的回答是沒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買車的花費也會有差异。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數量化的資料，以尋找影響汽車購買的因素究竟為何。 戈德伯格在他的教科書上首創“托比”一詞，而這個名稱可能比他原先所想的更合适，也許未必。不過這個名稱之所以著名，而且為我多屆學生所津津樂道的，其實是在渥克（HermanWouk）所寫的小說《凱恩艦叛變記》（The Came Mutiny）中，我曾以海軍官校生托比之姿短暫露臉。渥克和我，以及書中主角威利（Willy），都在1942年春，參加哥倫比亞的海軍預備軍官學校同一梯次的速成訓練班。 1944年∼1954年間，考列斯經濟研究委員會在數量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方面，有創新突破的發展。該委員會當時是附屬在芝加哥大學之下，那段期間的研究成果之丰碩，堪稱是歷來有組織的科學研究之最。當時委員會的主持人是馬斯恰克以及庫普曼；庫普曼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其獲獎原因，就是在這段期間對資源分配理論，包括線性規划等，作出重大貢獻。由馬斯恰克及庫普曼所帶領的杰出研究小組中，有兩位曾在的本系列演講中擔任過主講人，即阿羅与克萊因；此外還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即西蒙与德布雷。 當我戰后重返哈佛繼續攻讀博士時，對考列斯委員會以及馬斯恰克与庫普曼可以說是滿怀敬意。我是在計量經濟學會舉辦的會議中和他們結識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我受邀參与講評一篇由馬斯恰克所寫的論文。我在會議舉行前几天才收到論文，大概正好是圣誕節前夕。我埋首与研讀論文，把當時正怀著第一個小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顧不得与家人共度節日。不過，因為如此，我才能在會議中指出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設性的建議。由于這樣的机緣，我曾被邀請加入考列斯委員會，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庫普曼原先由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職。 這項邀約令我備感殊榮，也极富挑戰性，對我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當時我對耶魯非常滿意，蓓蒂和我都認為那里是成家立業的好地方。由于該委員會和芝加哥大學之間存在一些問題，而且當時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庫普曼對于搬遷委員會相當有興趣，但是他絕口不提這個想法，直到我正式回絕邀請時，他才對我透露。考列斯委員會的創辦人与財務的主要資助者考列斯（Alfred Cowles）系耶魯的畢業生，他也企盼他所創設的委員會能夠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員會終于搬到耶魯，并更名為耶魯大學考列斯經濟研究基金會（Cowles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at Yale University），我也總算擔任了該基金會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會的第一本論文（1955年），可以說是前面提到的托比分析法的先驅。這次基金會的遷來，是耶魯大學經濟學系能躋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我把基金會研究的范圍加以擴大，納入總体經濟學的題目。當時，我极力提供發揮空間給一位耶魯的年輕助理教授奧肯（Arthur Okun），他從事的研究是總体經濟預測与政策分析。 調合凱恩斯与新古典 戰后個人主要的研究与寫作重點，仍然延續了先前我對凱恩斯及總体經濟學的興趣。我致力于改善總体模型的理論基礎，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主要觀點，并弄清貨幣政策与財政政策的角色。我在這方面的努力目標，和其他許多的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他們包括勒納、薩繆爾森、莫迪利亞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 Meade）等人。這時一股新的主流——綜合凱恩斯革命以及這項革命所反對的古典經濟學——正在醞釀。薩繆爾森說我是“這項犯罪的同伙之一”頗令我引以為傲。 凱恩斯的理論架构中有四大基石：工資与就業的關系、消費傾向、流動性偏好与貨幣需求、刺激投資的誘因。先前，我已對自己在第一項的研究有所敘述，接下來，我將說明其他三項。 凱恩斯的消費与儲蓄“心理法則”（psychological law）指出，隨著每人實質所得逐漸增加，儲蓄占所得的比例將持續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民所得資料，證實了心理法則的正确性。如果根据這些資料所導出的統計方程式來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情況，那么由于所得快速增加，投資在整個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必須大幅提高，才能吸納高額的儲蓄，從而避免衰退与失業。但是這种運用統計上的插補法（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所得固然如預期般提高，消費占所得的比重卻并未降低。這項預測的失誤，促使經濟學界對消費函數重新進行了一次嚴謹的評估，也獲得相當丰碩的成果。 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就是有關此一課題。我認為應該把凱恩斯法則解釋為終生消費對終生所得之間的關系，而不是這兩個變數在各個年度的關系。同理可以推論，影響短期消費的因素，并非只有當期所得，財富的多寡也會有作用。這項觀念相當風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理論以及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也是基于這种精神而對儲蓄行為提出极為精妙的解釋。他們指出，即使長期間儲蓄和所得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環的資料看起來還是可能像“凱恩斯式”的。后來，我也對這個主題寫過一些論文。 我相信上面這個例子正可說明，當真實世界的事件与議題令我們亟思了解并解開謎團，將會如何激勵經濟學知識的進展。對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選什么問題來研究。如果只是從文獻不足之處去找研究的主題，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還可能因只注意文獻，反而忽略更有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問題。最优秀的經濟學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題目。 流動性偏好 五六十年代，我的研究重點是擺在總体經濟學的貨幣面。在這方面的研究上，我有几個目標。 首先，我想為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貨幣流通速度与利率的關系，建立一套穩固的理論基礎。為什么這項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貨幣數量理論，也就是后來所謂的貨幣學派的主張，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發的巨變，要不然貨幣的流通速度應該為一常數；至于社會大眾的支付習慣、銀行体系以及金融技術等各方面的變動，雖然會影響貨幣流通速度，但這些改變都非常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財政上的激勵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減稅，如果不同時增加貨幣供給，并不能對財貨与勞務的總支出產生任何效果。同樣的解釋也可擴大到民間投資部門自發性的變動上．就這一點來看，我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貨幣論者所說的，貨幣因素影響重大，但我并不同意他們認為貨幣決定一切的論點． 在1947年的實證研究論文里，我讓資料來說話，很清楚地肯定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曲線，但我并不滿意凱恩斯對流動性偏好所作的解釋。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偏好流動性現金，是因為預期利率將會上升到和過去“正常”繁榮時相當的水准，因而持有債券會遭致資本損失。費爾納（William Fellner）這位后來在耶魯与我共事的經濟學者，曾在學術期刊上和我有過友善的辯論，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續低于投資人的預期水准，凱恩斯實在不能將之視為一种“均衡”狀態。費爾納所主張的就是后來所謂“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模型建构原理，我也贊同他的觀點。 就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個人了提出兩篇較具說服力解釋的論文。一篇發表于1956年，主要立論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額的存貨理論。我后來才知道，我在這方面的論點，大都被鮑莫爾（William Baumol）領先一步，不過這項模型通常還是把我們兩人的名字并列。第二篇論文發表于1958年，對凱恩斯“投机性動机”（speculative motive）的貨幣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詮釋，也就是規避風險。人們可能會偏好流動性，而且非現金資產的利率愈低，流動性偏好愈高。這倒不是因為預期平均會有資本損失，而是因為在資本利得与資本損失發生机率相等時，對資本損失的擔心程度，超過了資本利得的价值。 資產組合理論 對平衡風險与預期收益的資產組合選擇（Portfolio choices）理論，我曾進行相當時間的研究，而這篇流動性偏好的論文正是我在這方面研究的說明与應用。馬寇維茲（HarryMarkowitz）也致力于類似的資產組合選擇模型的研究，1955年∼1956年他曾在耶魯一年，使我們曾有過地緣上的交集。但是我的興趣偏重在總体經濟學上的意義，而他則是較傾向于教導理性的投資人。 1981年當斯德哥爾摩宣布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后，首先傳回國內的報導，提到的是我在資產組合理論上的成就。隨后在耶魯大學匆促召開的記者會上，許多前來的記者就對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有興趣。這些記者想知究竟，因此我盡力以最通俗的語言來解釋。當我講完以后，他們說：“噢！拜托，請你用通俗的說法來解釋嘛。”因此在提及分散的好處時，我說：“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這就是為什么全球報紙的新聞標題都是：“耶魯的經濟學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而獲諾貝爾獎。”一位朋友還送給我一份地剪下的漫畫，上面即根据我這句話，虛构了隔年醫學獎得主解釋自己獲獎的原因，乃是主張“一天一個苹果，使你遠离醫生。” 事實上，在我論文模型中的資產，有一項是無風險性資產，后來曾引起廣泛的興趣。我覺得不盡完善的是，在我的分析中，我把安全性資產只和一种風險性資產來配對，以此來代表其他的狀況。這种加總的方法是沿襲凱恩斯的，他以一個利率來泛指所有非貨幣性資產与負債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我曾證明，我的結論能夠推廣并适用到多种風險性資產，而且其收益与風險各有不同。風險性資產組合的選擇，即各种風險性的相對權數如何，基本上和決定風險性資產与安全性——即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這套“區隔理論”（separationtheorem），正是林特納（Lintner）和夏普所發展的資本資產訂价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核心，這套理論廣受財務管理的師生所喜愛，許多投資經理人与理財顧問也用此來計算各种不同證券的“貝他系數”（beta）。 与弗里德曼交手 有關財政政策与貨幣政策的論爭，以及連帶的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之爭，曾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我兩人之間的辯論。有一次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一處滑雪場上，一位負責驗票的年輕人認出我，隨即用帶有加拿大腔的法語對我說：“托賓，詹姆士·托賓，不是經濟學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對手。”他是魁北克（Quebec）的經濟學系學生，這件事讓他開心了一天。他還是讓我通過關卡，進入升降机。這項論爭的結果，按照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變了他的戰場，宣稱貨幣理論与政策的重要問題，無關乎貨幣需求對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戰場，乃是凱恩斯与古典學派之間的基本問題：經濟總是處于一個受供給面限制的均衡（asupply－constrained equilibrium），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無法提升實質產出水准。 我的第二個目標是想把貨幣導入長期成長理論里。50年代，經濟學界曾嘗試綜合凱思斯學派与新古典經濟學，其中一項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來發展成長理論。有些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者傾向同意：在長期內，充分就業會存在，儲蓄限制投資，而且“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不過，短期內仍是凱恩斯學派的天下，也就是勞力与資本可能無法充分就業，投資主導儲蓄，而且需求導致供給。哈羅德（Roy Harrod）在1939年開始了現代成長理論研究，后來多馬（Evsey Domar）在40年代繼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繼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則有史汪（TrevrSwan）、索洛与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等。 我也參与成長理論的研究。1955年發表的“動態加總模型”（A DynamicAggregative Model），可能是我最喜歡的一篇論文，撰寫時也帶給我最大的樂趣。這篇論文和其他成長理論的文獻不同的地方，在于開門見山地引進貨幣性政府公債，它不但可作為价值的儲存，也是除了實質資本外的另一項儲蓄工具；另外，我也將干扰成長過程的景气循環列入考慮。在1965年及1968年及1985年發表的后續論文中，我舉證說明在一個成長的經濟中，資本存量和貨幣成長率或通貨膨脹率之間，是呈現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在結合布蘭納德（Wniiam Brainard）及其他耶魯同仁的努力下，我們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論文，為資產市場建立一般模型，并將它整合到完整的總体經濟模型里頭。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說是把希克斯對凱恩斯理論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擴大，納入更多不同种類的資產。如我先前提到的，我對凱恩斯采用單一利率的作法，以及把貨幣和其他資產（通常是用債券來代表）單純的二分法，頗不以為然。在區分財富的類別時，特別是將財富分為兩部分時，我認為以名目資產相對于實質資產的區分方式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在先前提到的成長模型中，就是用這樣的觀念來處理。 資產組合理論指出，各种資產之間無法完全替代，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預期收益，以反映邊際風險的不同。我們的研究方向也進一步指出，在貨幣与非貨幣資產之間，并沒有一道很清楚划分的界線。這种在貨幣与財務理論上的“耶魯路線”（Yaleapproach），已被廣泛地應用在資金流動的實證研究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模型建构上。 存量与流量 我們的研究中，也清楚地納入儲蓄、投資以及資產累積的存量与流量的動態分析，這一點我在1981年諾貝爾獎演說上亦曾提及。這些動態因素被凱恩斯所忽視，因為他認為短期之內，由于新投資的數量有限，資本存量的變動可以不予考慮。存量及流量的動態，事實上也被IS／LM模型所忽略。但是，流量的确會改變存量的水准。投資的流量會建立起資本存量，政府赤字會擴大政府公債，甚至可能增加貨幣供應量；貿易的順差，會提升國家淨資產相對于其他各國的水准。如果不對這些效果深入分析，有關宏觀經濟政策或其他相關事件的探討，都稱不上完備。 對貨幣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對資本投資產生的效果，這些投資包括企業的厂房与設備、住宅、存貨等。通常提到的市場利率或是貨幣數量或信用額，并不能完整表現這些效果。我們對貨幣經濟學与宏觀經濟學的一貫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把我們帶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基本上比較接近投資決策理論。這就是所謂“托賓寸”（Tobin，sq），即資本資產的市場評价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像現有房屋的市价和建筑類似新屋成本之比就是一例。對公司企業而言，公司的市价是由證券市場來決定的。當q值大于互時，公司的股票因為未來的盈余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資成本更高的价值出售，按照一般常識，這時會有誘因去從事新的資本投資。當q值小于1時，透過買進股票來取得生產性資產，將會比重置新設備來得便宜。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們的模型里頭，q值乃是把中央銀行与金融市場連接到實質經濟面的因素。 經世致用 從上面的敘述中，大家應該很清楚地了解，我對經濟政策极感興趣。我大部分的理論性与實證性研究，可以說都投注于分析貨幣政策与財政政策的效果。50年代，我偶而會針對當前的經濟議題，寫一些供社會大眾閱讀的文章，發表的刊物有《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耶魯評論》（The YaleReview）、《挑戰》（Challenge）和《紐約時報》等。 我有一些麻省的朋友為肯尼迪參議員擔任顧問，他們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員談到我這個人。1960年夏天，索倫生（TedSorenson）來找我，要我參与肯尼迪總統的競選活動，撰寫有關經濟成長方面的備忘錄以及政策立場聲明。雖然我很想告訴索倫生，我個人比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Stevenson），但他還是和我簽下了合約。我并未發現自己的備忘錄在競選期間產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訴我，肯尼迪陣營在候選人綱領宣言中曾引用我的想法，基本是用來對抗凱瑟林（Leon Kevserlins）及一些工會型的經濟學者（union economists）所主張的“透過擴大支出以獲得成長”觀點。 當時我的主張是，我們需要緊縮的預算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可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產生預算剩余，并使利率水淮降低，而將政府的盈余導向生產性的資本投資。整個重點是要透過政策的搭配，促成經濟的生產能力提升，從而确保充分就業。巧合的是，我對目前情況的主張還是与此類似。 1960年大選后，我參与一個由薩繆爾森領導的國內經濟的移交任務小組。1961年1月初，我在教授俱樂部午餐時，接到來自當選總統的電話，請我擔任經濟咨詢委員會的委員。我說：“恐怕你找錯人了，總統先生。我只不過是象牙塔內的經濟學者。”肯尼迪說：“那最好不過了，我也會是象牙塔內的總統。”我說：“那最好不過了。”我花了一兩天的時間，和內人蓓蒂及我的同事交換意見，然后才同意接受這項邀請。在這個職務上，我總共待了一年八個月的時間。 海勒是委員會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員。我們有一群夢幻組合的幕僚，包括奧肯、索洛、阿羅，以及若干今日已成為經濟學界領導者的年輕一輩學者。我們彼此在專業与個性上都意气相投，透過全体一致的共識來運作，從來也不用著什么組織層或官僚体系。我們都非常樂觀，也相信以我們在經濟學上的素養，會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會對世界有所貢獻。其實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我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會的激勵下，才投入了經濟學的怀抱。 將理念化為政策 1962年1月的《經濟報告書》（Economic Report）是我們經濟理念的宣言，并將此种理念應用于當時美國以及世界的經濟狀況。報間媒体稱之為“新經濟學”（the neweconomics），但本質上是我們過去十年∼直致力的凱恩斯學派及新古典學派的綜合。這份報告書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奧肯以及我執筆。我并未將該報告列入個人的著作目錄中，但我引以為傲，因為它不只是經濟學專業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獻。1982年1月出版的《報告書》，屬于同性質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謂“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它同樣也是由一群專業的經濟學者為聯邦政府經濟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較這兩份報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我們可不怕大家作比較。 肯尼迪的經濟委員會發揮了效果与影響力，這是因為總統及其最親近的白宮幕僚都重視學術界，也重視思想觀念以及我們這批學者。肯尼迪在上任時對經濟學可以說是一無所悉，但他對經濟學求知若渴，又聰明穎悟。他親自閱讀我們的文章，仔細聆听我們的言論，确實從中學到許多。 我們宏觀經濟的中心目標，是要降低失業率，從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這是我們預計不致造成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水准。此一目標在1965年底達成，其間通貨膨脹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資本投資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轉為苦澀。當時的總統約翰遜未接受經濟咨詢委員會及其他凱恩斯學派顧問的忠告，沒有提高稅負來支應急速增加的越戰軍費支出。后人在回顧60年代的經濟學情勢時，曾指責肯尼迪——約翰遜時代的經濟學者，認為他們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線的取舍關系（Phillips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設計上，明顯地是想以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換取較低的失業率。其實這項批評并不公允，委員會從沒有想把失業率壓低到目前通稱的“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員會与政府當局所采取的工資与物价政策，其設計是希望達到無通貨膨脹的复蘇——“非通貨膨脹的物价与工資走勢”正是報告中所揭示的標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魯。雖然我熱愛委員會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專業還是在大學從事教學与研究。在華府的工作時間，是每天十五個小時，每周七天，這對我及妻子還有四個年幼的小孩，都是相當辛苦的。我還是繼續擔任委員會的顧問并積极貢獻心力，特別是我原先負責的國際貨幣方面的議題。不只如此，由于我在經濟學的圈子以外有了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對一些現時的議題以及論爭，也會更頻繁地以書面或是口頭的方式發表看法。我知道許多從華府政治圈退下來的人，經常很難再回到專業的學術領域，但我決定要盡快重返學術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關心社會福利議題 肯尼迪与約翰遜在他們的施政方針上，都特別加上對貧窮宣戰這項工作，而海勒以及委員會對此也有相當程度的介入。當時，除了黑人在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外，我對聯邦与州政府社會福利措施的缺失、無效率以及負面誘因——對工作和婚姻的懲罰——特別感興趣。我在1965年与1968年，曾對這些議題發表過几篇論文。這些并不屬于宏觀經濟學的范圍，但凱恩斯學派与新古典學派的綜合体系隱含了一項觀點，即對于福利政策与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從較廣泛的范圍來看，可以獨立于宏觀經濟目標之外來做選擇。有關資本主義式民主的運作，我們認為經濟的繁榮既不依賴緊縮福利政策以及減少政府功能，也毋需實施對工人及窮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個人贊同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來，他所贊同的負所得稅規模太小，只能解決一小部分的貧窮問題；同時他也拒絕參与贊同此一作法的經濟學者所共同發起的全國超党派聲明。我曾在1972年協助民主党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設計一套負所得稅方案。不幸的是，麥高文和其幕僚在加州初選的熱潮中，把這項政策宣示給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數的人仍然認為當年麥高文所倡導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費預算的施舍。其實大選過后，尼克松總統推出的家庭補助計划，基本上和他在競選期間所嘲諷的麥高文計划也沒有多大差別。 在五十年前經濟學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滿熱情的新兵，其后又目睹了嶄新的理論逐漸成為主流与正統，后來更成為反革命者攻擊的目標。無論是政治的見解或經濟學專業領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時宜．今天，許多年輕一輩的經濟學者對新的古典宏觀經濟學趨之若鶩，一如30年代我与同輩學者紛紛投身成為反對老式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先鋒。許多主題基本上并沒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整個大環境和當年經濟大恐慌時代截然不同。各個參与論爭的學派都擁有更完善的裝備——我們在數學、分析及統計學的工具上，已有了長足的進展。我對目前經濟學界的意見分歧，并不感到絕望，因為我們這個學科就是在不斷的論爭之中茁壯進步的。我預期，也許在我有生之年，就會有一股新的綜合思潮演化而出。 我個人尚未离開戰場。我希望能從一些新的觀念中學習，但是我依然認為，也一直倡言：凱恩斯學派的經濟觀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論是對經濟運作的說明，或是對改善政策的建議都是如此。當然，我所指的并不僅限于當年凱恩斯的著述，還包括后人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對這些理論所作的修正、發展与改善．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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