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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度1976年 演講日期1985年3月21日 出生日期 1912年7月31日 學歷 1932年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學碩士 1946年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經歷 1937年∼1940年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經濟學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學羅素杰出服務經濟學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劍僑大學傅爾布萊特客座學者（Visiting 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倫比亞米契爾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 目前 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組研究員 重要著作《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資本王義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論：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茲（Anna J．Schwartz）合著 今天主辦單位所指定的主題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不過我敢肯定，在座諸位一定有相當比例對如何才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類的問題，比對我如何成為經濟學者的過程更感興趣。因此身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工作者，我決定先從統計的觀點，來探究一位經濟學者應該怎么做，才能獲得諾貝爾獎。 攻獎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經濟學獎的頒發是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銀行在1968年為慶祝成立300周年而設立的。到目前為止（1985年），一共有二十二人獲獎，其中并無女性。所以從以往的例子看來，如果你想成為諾貝爾獎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點是身為男性。在這里要指出，至今沒有女性獲獎，應該不是瑞典諾貝爾委員會有男性沙文主義。我也相信，整個經濟學界几乎會無异議地同意，在這段期間內，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選人完全符合相關的評鑒標准——她就是英國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不過她已在几年前辭世了。諾貝爾委員會之所以沒有授予她桂冠，無關乎性別歧視，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見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經濟學者，應該知道我所指的偏見是什么。 至于第二項條件是身為美國公民。二十二位得獎人中，有十二位來自美國，四位來自英國，兩位來自瑞典，另外四位分別來自四個其他國家。不過進一步分析，這項推論并不像前面那樣明确，因為美國的人口是英國的三倍以上，但獲獎的人數卻僅是英國的三倍，所以從平均的基礎來看，英國的獲獎記錄更佳。 至于第三項條件，至少對我來說是最有趣的統計結果。在十二位獲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中，有九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就是在此教過書。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學去。除了這九位美國經濟學家，還有一位得獎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學教過十年書。只不過在我的歸類里頭，他是奧地利人而非美國人。有關經濟學獎得主的統計，只能到此為止，這也是我所能給諸位未來可能得獎人的建議。 接受諾貝爾獎的過程中，最難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領獎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覺是，在頒諾貝爾獎的過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邊的工作，全神貫注于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一場接一場的宴會或相關的活動，令人應接不暇。那個星期整個活動的最高潮是一場晚宴及舞會，每一位獲獎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觀眾發表三分鐘以內的致詞。我想各位可能會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這項致詞。在此，我將其中開場白与結束的祝福刪除，把中間的主文陳述如下： “我所專攻的學科，晚近才成為科學的一支；而為紀念諾貝爾先生所頒發的經濟學獎，則是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300周年才開始設立的。我必須承認，這樣的背景确實帶給我一些利益沖突。因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貨幣理論方面的研究結果，我認為由電腦取代中央銀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電腦上設定貨幣數量能有穩定的成長率即可。不過對我個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細選的經濟學家同僚來說，值得慶幸的是，我的研究結論未被采納——否則今天就沒有瑞典中央銀行來捐資設立此刻本人有幸榮獲的獎項了。也許從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先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經濟學者可能是這樣的。 獲獎的心情雖然愉快，但必須承認，在過去的八個禮拜中，我深刻体會到天下不只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白拿的獎。由于諾貝爾獎是全球矚目的殊榮，因此一經公布，得獎人就立刻成為各种疑難雜症的專家，吸引全球各雜志、電視台的采訪記者及攝影人員蜂擁而至。我被問到的問題可以說是包羅万象，從如何治療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總統親筆簽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這樣的關注，固然令人受寵若惊，但也難免導致自滿之心。我認為以專業之外的事情干扰諾貝爾獎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針砭，但我們這些桂冠得主對過度自我膨脹也應有所戒慎恐懼。我就自己的專業領域所開出的解藥是，設立更多這類的獎項。不過，想要取代像諾貝爾獎這么成功的產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們這些人的自我膨脹，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吧！” 幸運的意外 言歸正傳，當我回想個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歷程時，不禁深刻感受到純粹的偶然在我們一生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詩句： “雙叉道自黃樹林中分出， 遺憾我不能同時走兩條路， 我選擇人跡較少的一條， 自此面對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經驗与發展歷程時，我發覺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是由一連串幸運的意外所決定的。首先，當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運地出生在美國。我的雙親出生于喀巴索——盧森尼亞（Carpatho－Ruthenia），在他們移民美國時還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后來屬于捷克，而現在則是蘇聯的領土。他們到美國的時候都只有十來歲；后來在這里認識進而結婚。如果他們都留在故鄉，即使結了婚也有了同樣的小孩，今天的我會是蘇聯而非美國公民。這當然是純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部分美國人民身上，他們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樣，赤手空拳地來到美國。 第二項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時候碰到的老師。他的專業領域是政治學，但對几何學卻极為熱愛。他所教授的歐几里得几何學（Euclidean geometry），讓我此后對數學又敬又愛，產生了興趣。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證明畢氏定理時，引用基茨（Keats）《希腊古瓮詠》（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數行詩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盡在此，這世上你們每人都知道，你們每人所必須知道的也盡在此。” 第三項事件，或許應該說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發生在我大學階段。我的母校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sity）今天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州立大學，不過1928年我入學時，還只是小型的私立學院，但已開始改制為州立大學的程序，作法是設立优厚的獎學金制度，由新澤西州政府提供經費來源。我就是靠爭取到其中一項獎學金，才得以在不用負擔學費的情況下進入大學。 和當時大部分移民一樣，我的父母一貧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貧窮標准來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于這項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去世了。無論如何，靠著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再加上四處打工，像是到餐廳當服務生、在商店當店員以及暑期工讀等等，我不但在大學期間自食其力，還小有積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費用。 基于對數學的興趣，我原本計划主修數學。當時我還小不懂事，所知道唯一會用到數學的行業，只有保險業的精算師，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這一行發展。精算師是一項高度專業的行業，必須通過一系列精算協會的考試，才能取得會員資格。在大學期間，我參加過好几次相關的考試，有些及格，有些則沒通過——這大概是我記憶所及唯一失敗的考試經驗。 知識經濟學 在偶然的情況下，我選修了几門經濟學的課程。這也可以說是幸運之神降臨，因為當時羅格斯大學經濟學系网羅了兩位非常杰出的老師，他們對我的一生影響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擔任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理事主席，目前則是美國駐前西德大使。當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業于他門下時，他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在后來的接触中，他不斷灌輸我科學上求真、精确与一絲不苟的信念，對我日后的學術工作產生重要的影響。另一位改變我一生的老師是瓊斯（Homer Jones），當時他還在芝加哥大學博士班修業，來羅格斯大學只是兼差性質。他們兩位在半世紀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親密的摯友。 瓊斯后來到圣路易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副總裁，負責經濟研究工作。他對美國的金融情勢了解深入，在這項職位上對美國利率的走勢發揮了极大的影響力。在所有十二家聯邦儲備銀行中，圣路易聯邦准備銀行的出版品無疑最常被學術研究引用，這全應該歸功于瓊斯。 假如不是幸運地結識這兩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將會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項巧合。在大學畢業之后，我仍為到底要繼續讀數學或經濟學而訪煌。像所有依賴經濟支援的年輕學生一樣，我向許多大學申請獎助學金或研究助理的職位。在30年代學生所能得到的經濟資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獎助學金計划比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很幸運地獲得兩所大學提供的獎學金，分別是布朗大學的應用數學系以及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至于我所以能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自然是因為瓊斯向他在該校的老師奈特積极爭取的結果。 面對這兩者之間的選擇，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擲銅板來決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將會成為應用數學家。由于選擇了芝加哥，今天我成為了經濟學家。就像詩人弗洛斯特所寫的，“雙叉道自黃樹林中分出”。我不能說自己選擇的是人跡較少的路，但無疑地，我所選擇的路決定了往后的一生。 當年我會作這樣的選擇，并不只是因為經濟學在知識上的吸引力，或許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瓊斯的影響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當時的環境与時代，至少應該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學畢業時，正逢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恐慌的谷底，當時最受矚目的問題就是經濟。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業水准？如何解釋一方面是需求強勁，但另一方面卻有廣大資源閒置的矛盾現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要解決當前燃眉之急的問題，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應該比應用數學家或精算師更能發揮作用吧！ 名師啟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個學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門課是由威納講授。對我而言，這位偉大的老師不但是經師，也是人師。從專業領域來看，他的課程為我開啟了一個新世界，讓我了解經濟理論是一套首尾連貫、邏輯完整的知識，絕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張或命題拼湊而成。這門課程毫無疑問他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知性經驗。 除此之外，在這門課程中，我也結識了一位年輕美麗女同學夢絲·戴瑞克特（RoseDirector）。威納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來安排學生的座位，因此蘿絲和我比鄰而坐，這又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們在若干年后結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滿的生活。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蘿絲在奧勒蘭州的波特蘭市長大，而我則是來自新澤西州的小鎮，我們在芝加哥的經濟學課堂上相遇。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當時芝加哥大學的師資陣容，還包括奈特、西蒙斯、明茲、道格拉斯以及舒茲等。經濟學界對他們的大名可以說是耳熟能詳，但經濟學領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們堪稱是一群才華卓越而各有專精的經濟學家，經過他們調教的研究生也同樣出類拔萃。事實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蘿絲之外，還有一位我的同學，那就是鮑爾定（KennethBoulding）。我從那時起就認為，我們從教授處所學到的，還比不上同學之間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現在我還是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題，供大家自由討論吧。 再繼續談我個人的經歷。舒茲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統計學及數量經濟學，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數理經濟學与統計學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經由舒茲向霍特林推介，我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倫比亞大學。 霍特林在數理統計學方面給予我新的啟發，一如威納在經濟理論課程上對我的影響。除此之外，米契爾（Wesley C.Mitchell）不但引導我用制度性的觀點來處理經濟理論，也介紹解決景气循環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則教導我地獨特的創見，即結合純理論与社會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樣地，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也是頭角崢嶸，有些成為我終生的好友。 理想的學習環境 根据個人的經驗，我愿意作這樣的結論：至少在30年代，對一個剛剛起步的經濟學者來說，最理想的學習環境組合，應該是在強調理論的芝加哥大學待一年，也到強調制度影響与實證研究的哥倫比亞大學待一年。 在哥倫比亞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擔任舒茲的研究助理，在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際通。我的兩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也應邀參加這一系列講演。他目前仍執教于芝加哥大學。不論在友誼上，還是在知識的影響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風而分外珍惜。大概沒有其他的經濟學者擁有那么活潑而具原創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經濟學可以說是獨樹一幟，融合幽默的筆触与文學的气息，來說明經濟性的內容。少有經濟學者能像他一樣具有這么丰富的創意，又對經濟研究的途徑產生這么深遠的影響。沃利斯后來曾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又接掌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長的職位，目前則是負責經濟事務的國務次卿。他們兩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專業領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倫比亞兩校學風的綜合影響——前者重理論，后者重統計与實證研究，我的科學工作也大都兼顧理論与實務，也就是包括理論以及對理論內涵的驗證。我之所以用“科學工作”一詞，就是要刻意將其与蘿絲和我合著的通俗讀物有所區分，這些讀物包括《資本主義与自由》（Capitalism andFreedom）、《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現狀的桎梏》。 我的博士論文系根据顧志耐所指導的一項研究而寫成，顧志耐也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當時任職于國家經濟研究局。我所參与的專案計划，用到了有關專門職業所得的資料，乃是當時他為商務部初次构建國民所得的過程中搜集而來。顧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結果合寫了《獨立專業之所得》（Income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Practice）一書。該書的核心，乃是運用經濟學的分配理論來分析解釋各類專業所得的資料。這項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完成，但到戰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為其中一項研究發現尚有爭議。這項發現涉及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獨占地位對醫師所得發生的影響，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來的另一本著作《消費函數理論》（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我個人或与施瓦茲（Anna J．Schwartz）合著的貨幣方面書籍，也都同樣具有結合理論与實證的特性。 戰爭期間的研究 另一項對我的科學工作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驗。大戰的頭兩年——即1941年∼1943年，我在美國財政部的稅務部門擔任經濟研究員。事實上，到今天為止，我妻子蘿絲對我當年參与設計及發展所得稅的就源扣繳，一直不能釋怀。毫無疑問地，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如果不從就源扣繳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樣多的租稅。但因為有了扣繳制度，使得政府部門在戰后還能夠課到更高金額的稅收，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個人深切体會到，盡管為了戰時的目的，實施扣繳有其必要，但這項制度在戰后卻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果。在華盛頓的兩年工作中，我在華府決策過程中學到甚多，可以說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熱症之前就已經及早脫身，否則對志在學術研究的人來說這种病症無疑是不治之症。 大戰的后兩年——1943年∼1945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部的統計研究組擔任數理統計工作。該部門的設立，主要是為軍方及其他從事戰爭研究的團体提供統計方面的協助，在編制上隸屬于戰時創設的科學研究与發展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這個單位的理論顧問，而沃利斯則是執行長。這次的經驗讓我有机會和來自不同領域的自然科學家共事，否則我不可能和他們有太多的接触机會。我必須運用統計的方法來處理非經濟的數据資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釋戰爭相關資料的作業研究方面，社會科學家經常比自然科學家還管用。原因很簡單：社會科學的學者慣于處理雜亂無章的資料，而戰爭期間的資料正是一團糟；自然科學家所處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實驗下所產生的精确資料，因此面對實地搜集來的資料大都是一籌莫展。 令人存疑的預測 這段期間發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對經濟預測——特別是根据复雜的多元回歸所作的計量經濟預測持怀疑的觀點。當時有一項耐高溫合金的開發計划，由我們提供統計上的協助，這些合金將作為噴射引擎的村里以及渦輪增壓器的葉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鋁、鎳及其他金屬。噴射引擎与蒸汽渦輪的效率，主要取決于運轉時的溫度。溫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渦輪、渦輪增壓器或噴射引擎的效率。這項實驗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匹茲堡的巴特爾實驗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進行。 我們這個小組對實驗的統計設計提供建議，并分析大部分的實驗成果。在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我根据大量數据資料計算出在不同溫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強度的多元回歸。我的想法是，利用導出的方程式，應該能夠找出產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組合成分。從紙上作業來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完美無暇。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顯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強度。測試的方式，是將相當的重量懸吊于該合金樣本上，并置于一已加熱至穩定高溫的爐內，然后測量多久之后會斷裂。當時最好的合金，大概在十到二十個小時就會斷裂；而我的方程式卻預測，這种新的合金可以維持大概二百小時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經濟預測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陰，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證据，自然科學在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隨時可以測試一些預測。所以，我打了個電話給共事的麻省理工學院冶金專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規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測試。為了保持必要的記錄，這些合金必須加以命名。我對自己的方程式頗具信心，因此分別以F1及F2來命名，但我還沒有自信到告訴這些冶金專家找的方程式所預測出的斷裂時間。這种謹慎證實是明智之舉，因為F1合金在兩個小時左右斷裂，F2則大概維持了三個小時。從此以后，我對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歸方程式所作的經濟預測，都抱著高度存疑的態度。 在我演講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話題轉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一層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曾經遭受批評，而主要的論點是：經濟學并不是一門科學。其中批評最力的當屬米達爾（Gunriar Myrdal），這位瑞典的經濟學家曾和海耶克共同獲得諾貝爾獎，但之后卻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他表示，經濟學并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 經濟學也是科學 我相信米達爾是錯了。我們應該把經濟學家所做的科學工作和他們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區分。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我們并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當然也是一樣。基本上，我相信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成分，在性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不錯，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下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這點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經常強調的。但是光憑這一點，實在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大气科學是一門大家公認的科學，但几乎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行控制的實驗——雖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經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實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要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有那一個控制實驗會优于東德与西德的經驗呢？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遺傳基因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牆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体制，而另一邊則是集体主義的社會。 所謂的控制實驗，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种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的差异，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与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輕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并不亞于經濟學。就以星球大戰計划（Star Wars）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而言，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計划，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划。很明顯的，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個人价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价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借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我相信，這种作法也适用于經濟學家。 廣泛的社會關怀 再回到我個人的人生經歷。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躍的角色，并希望能影響公共政策，我也常公開演講或是撰寫有關政策問題的文章。不過，在從事這些活動時，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學有專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學能力無關。我相信，由于具備了經濟學上的知識，使我能夠對一些議題作更好的判斷。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學上及學術上的成績，不應該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動來作評价。 剛才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評鑒。他提到的這段插曲，是發生在底特律的一個停車場。就在宣布我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天早上，因為先前我已答應當天到密西根州，為該州要求平衡預算与搏節開支的法案修正作巡回講演，因此必須一早就离開芝加哥。我抵達底特律机場時，負責推動修正案的代表前來迎接，并帶我到底特律記者俱樂部參加當天演講之前的記者會。當我們到達俱樂部的停車場時，看到現場眾多的記者和電視台的人員，真是嚇了一跳。當場我就說，我很惊訝推動修正案的努力會受到這么多的關注。就在我從車子里面走出來時，一位記者伸出麥克風，緊貼在我的臉上說道：“你對獲獎有什么感想？”我說：“什么獎？”他說；“諾貝爾獎。”很自然地，我表達了獲悉這個消息的喜悅。記者又問：“你認為這是你學術生涯的頂峰嗎？”之類的話，我說不是。我又說，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對我未來五十年工作的評价，會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績，更讓我感興趣。 當我在密西根州巡回講演的時候，我并不是以科學家的身份來作這件事，而是以一個深切關心公共問題的公民身份。同樣地，我投入平衡預算及撙節支出的聯邦憲法修正案相關活動時，也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來從事的。 一般大眾都有一個印象，經濟學者之間永遠意見不一致，甚至還說，假如房間里面有三位經濟學者，那么至少會跑出四种意見。其實這是一种誤解。如果把經濟學的科學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經濟學者的政治觀點為何，他們之間都有相當廣泛的共同見解。我曾不只一次參加包括由經濟學者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組成的團体，我一再發現，當任何議題開始討論大約十分鐘之后，所有的經濟學者會逐漸站在一邊，共同對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經濟學者是左派、右派還是中庸派。 從整体來看，諾貝爾獎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個人一直极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的怀疑也同樣适用于諾貝爾物理學獎。 我已經聊了很多方面，不過不曉得是否已經清楚說明了個人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這項主題。最后我要說，身為一位經濟學者，成為我生命中喜悅与滿足的源泉。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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