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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度1970年 演講日期1985年2月6日 出生日期 1915年5月15日 學歷 1935年 芝加哥大學學士 1936年 哈佛大學碩士 1941年 哈佛大學博士 經歷 1940年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 1944年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1947年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1955年 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1945年 弗萊契法律与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國際經濟關系教授 重要著作 《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經濟學》（Economics） 《線性規划寫經濟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与多夫曼（Dorfman）及索洛合著。 《經濟學文選》（Readings in Economics） 《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選》（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A.Samuelson） 過去五六十年間，美國出現經濟學蓬勃發展的現象，隨即變成世界經濟學的重心。1932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于創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亞倫（R.G.D.Allen）使用數學符號；不過如果他們和我早期的經驗相同，就難免遭遇著名期刊對運用到微積分的論文嚴格的設限的情況。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 我的時代的經濟學 眼見今日各式符號不但充斥于《計量經濟期刊》的篇幅中，連《經濟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無法幸免，許多對這种現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會覺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園，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別想得太天真。在舊式的經濟學中，處處充斥因襲過往的陳腐謬論，茁壯的科學新株難以由這片土壤孕育出來，而時髦的教科書与論文，亦無法有效地反映真實世界的景況。 經濟學家在1932年真可謂生逢其時。經濟學像睡美人，它的蘇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問題的一吻。科學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數目愈多，生理學与病理學上的進步就愈大，由病理學可以發展出治療方法。1932年是大蕭條的谷底，由這片腐坯的土壤，遲遲長出了一株今天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新學科。 我講的是凱恩斯革命嗎？當然。這個名詞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凱恩斯、漢森、羅賓遜夫人、勒納（Abba Lerner）、卡萊奇（Mlichael 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觀念。透過盧卡斯（Robert Lucas）、沙堅特（Tom Sargent）、巴羅（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興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將早先凱恩斯學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然而，今天無論是貨幣理論、折衷的主流凱恩斯學派或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爾拉斯与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或是兩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師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納（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較，其相去真可謂天差地別。1936年由凱恩斯《就業、利息与貨幣的一般理論》首創的宏觀方法學，固然是1985年揮向凱恩斯學派的利劍，但同時也成為捍衛主流總体經濟學的盾牌。 到目前為止，我所談的都是經濟學作為一种科學的內部邏輯及其發展，這些是課堂內所探討的經濟學。當然，對外在經濟世界的觀察，也被帶入了課堂之中。就外在環境的影響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這种經濟學者發展的時期，大學大幅擴充，工作机會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經濟科幻小說的通俗術語，我們那個時代的經濟活動，乃是乘著康德拉捷夫擴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國家的政策，替經濟學者在政府机构中創造了龐大的新市場。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參与戰爭的計有武器、炮灰和經濟學者：就算景气循環因戰時管制經濟而進入冬眠，資源配置的數量問題也不再存在，經濟學者還是可以在作業研究這門新科學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者，在這類游戲中能胜過他們的，也只有少數聰明絕頂的物理學家。 接下來适逢戰后教育的蓬勃發展。1935年時，杰出的經濟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倫比亞等寥寥几所，現在則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經濟研究所出現。升任正教授毋須熬到45歲，拜一批行動積极的系主任之賜，為戰后經濟學的天地創建了香格里拉樂土，他們在行政當局授權下，四處延聘薪資也許比他們高一倍的搶手明星教授。一如戰時空軍有嘴上無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榮登崇高的學術位子。 歐陸精英齊集美國 單以人數眾多而論，美國的經濟學者就比國外經濟學者占上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希特勒就為我們送來了一批歐洲大陸的精英。芝加哥是華沙之外波蘭人最多的城市，同樣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紐約僅次于斯德哥爾摩。奧地利學派的成員几乎全數為美國羅致。除了愛因斯坦、馮紐曼与費米（Fermi）這些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我們還看到了經濟學者庫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馬爾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顧志耐等許多人。之后，由于美國的實力日益增強，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國的經濟學者名單上，相繼出現了赫維茲（Hurwicz）、戴布魯、泰爾（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費徹（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數十年來，我不斷看到國外頂尖的博士后學者在美國訪問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從中獲得莫大的激勵。他們回國之后，開始積极改革舊世界。五年之間，他們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謂熱力學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學派倏然退潮。 科學本身顯然不适用規模報酬不變的法則。你說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總統的話：誰說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經濟學者社會聲望提高，對金錢的需求也增加。調查顯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學者、生物學者乃至經濟學者，并非任職私人企業，而是在大學里——也許說在各大學間進出較為适當。我并不認識有經紀人的經濟學者，不過有些人倒的确有代為安排演講的辦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會擔任一席公共董事，則已成為一种時興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間為華府要員提供建言，是項令人暈眩的經驗。出身學界的報紙專欄作家，無心插柳之間取得了這項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傳道授業原是課堂中或講桌旁的事，但現在也泛指在國會委員會中疾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訴電視机前的觀眾要低買高賣。 樹木不會一直長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點。歷經1932到1965年這段經濟學者身份与自尊的擴張期之后，接下來是比較黯淡的歲月。我們變得比較謙虛，而且，一如邱吉爾所言，我們是有很多該感到謙虛之處。經濟學者對解決停滯性膨脹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讓許多非經濟學者有幻滅之感，而且說實話，也打擊了我們的自滿之心。我們四處搜尋新的理論典范，仿佛煉金術士期盼能取得點石成金的新法寶。某篇國家經濟局的論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沒有趣；某篇論文內容艱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為止，我所談的都是經濟學的事，不過既然這系列演講的主題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該談談“我自己”。杜利（Dooley）說過，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准備寫一本有關美國与西班牙戰爭的書，書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書的開頭是一段獻辭：“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認識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頭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時，我所談論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疇，涵蓋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我有次自稱是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廣泛，諸如國際貿易与計量經濟、經濟理論与景气循環、人口學与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与獨占性競爭、教條（doctrines）歷史与區位經濟學等等。基爾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應該是共犯。（歌德曾寫道，他所听過的罪惡，沒有一項是他覺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對此的反應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惡”也許是我的誤譯，歌德說的可能只是“錯誤”。） 接下來要要談我最嚴重的錯誤。諸位是否記得，經濟學者曾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會出現大量失業的情形？結果自然是錯得离譜。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預測，是由跨單位的團隊共同執筆，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諸位翻閱《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黃的檔案，就會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寫的論文，其中在預測上也犯了嚴重低估的錯誤。我的良師兼益友漢森就相信，戰后會有一波复蘇的景气，可惜在這點上他沒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unner Slichter）以及一些凱恩斯學派与非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遠要回頭看 我為這個嚴重的錯誤而自責。不過如果發現錯誤后還死不承認，我的自責會更深。我沒理會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頭看”的建議，在20世紀40年代站在多頭這方而獲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薩繆爾森法則：“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并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須預測，那么就經常為之”，這并非只是玩笑之辭或自認無能，而是体認到殘酷的事實比美麗的理論重要。未來有些部分不能由過往推知，這也正是科學無從措手之處。好在有待科學做的事還很多，而且許多科學任務尚未完成。 接下來，我要比較明确地談談自己在學術与研究上的發展歷程。我不喜歡套用虛驕的陳腔襤調，因此也無意重复一些前人自傳的寫法。四卷的《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選》（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個人的回憶散布于學術篇章之間。不過這方面資料蘊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國際經濟協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會中的主席致辭。那篇講稿巧妙地以《一位經濟學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為標題，雙關的用字表達出兩重意義，一是所經歷過的經濟學之路，一是行路者的個人風格。同樣地，我今天在前面談到“我的時代的經濟學”時，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備我特有節奏的与風格的經濟學。 第二項個人自傳資料來源，是我所寫的《黃金時代的經濟學：個人回憶錄》（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錄于霍爾頓（GeraldHolton）所編《20世紀的科學：思想來龍去脈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書中。 第三項來源是《我的人生哲學》（My Lifetime Philosophy），標題是別人訂好的，是《美國經濟學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 27，1983）一系列的學者介紹，亦收錄于《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選》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客觀地簡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薩繆爾森老是受幸運之神眷顧，一輩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聰穎，深受父母寵愛，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學業卻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歷記載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實上應該是1932年1月2日，地點是芝加哥大學。 他天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績是A，在哈佛是A+，但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地适合他，仿佛是歷代經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歸宿。 早露頭角 他想爭取的榮耀無不手到擒來，而且來得很早。他在大學階段獲得大學部社會科學獎章，而就在畢業之前，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新設了一個試驗性經濟學獎學金計划，他成為首位得主，而能從容地在哈佛就讀。他在芝加哥曾受業于奈特、威納、舒茲（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內夫（John U．Nef）与明茲（Lloyd Mints）等大師，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爾遜（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錢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漢森的教導。在獎學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學會（Society ofFellows）對經濟學的排斥，騎在柏萊圖（Vifredo Pareto）的肩上進入初級研究員的神圣圈子。他在學會的同僚有哲學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數學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兩度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學家威爾遜（Bright Wilson）与伍華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邁開步伐，發表論文的速度极快，連期刊都來不及容納他那些半數學化的東西。 有人說薩繆爾森是由物理學家与數學家的身份出道，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他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膽的推則，他据此獨立發現了埃奇沃斯——斯塔克爾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雙頭壟斷的非對稱解——此項見解使他得以不受納什-庫爾諾（Nash-Cournot）錯誤之解的蒙蔽。 他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書，大部分是擔任初級研究員時所寫，后來成為他的博士論文，并獲得哈佛的威爾斯獎（David A．Wells Prize），后來在1947年又獲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項獎勵是以40歲以下具學術潛力的人士為對象。到1970年，《經濟分析基礎》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協助他贏得諾貝爾獎，這是經濟學獎項開始頒發的第二年，也是美國學者首次獲獎。 如果說薩繆爾森在芝加哥時期如嬰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學院邀請時，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學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攔，因此可移動之物就移動了。對薩繆爾森而言，這是再好不過的事。男孩在父親的庇蔭之下永遠長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屬于自己的高樓。薩繆爾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終能在麻省理工學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學中心。海明威筆下的芸芸眾生常說，活得好就是最佳的報复；但在清醒的現實中，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維納（NorbertWiener）在成名后，仍然為被逐出哈佛而悶悶不樂的例子，令薩繆爾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聯系，也努力為母校爭光。 榮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間對他也很快就給予不斷的肯定，包括美國藝術与科學學院（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國家學術院（National Academy）、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等。正如賺第一個一百万最困難，得到一項榮譽之后，另一項也會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經累積了一打的榮譽學位，那么隨著歲月的流逝，榮譽數目自然會加倍。薩繆爾森的第一個榮譽學位來自芝加哥大學——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會——最令他感動。當哈佛授予榮譽給他本國的先知時，他也感到欣然。 專業學會副主席与主席的頭銜也紛至沓來：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協會、國際經濟協會等。如果有銀河經濟俱樂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這种經濟學研究的新地方，會收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邀約。但薩繆爾森傾向于不動如山。在1966年成為駐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會，而且沒有固定的教學任務，他實際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級研究員的階段。既已到達樂園，他就留著不動了。 但也會偶爾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為國會的委員會講課多次。當他受聘為聯邦机构的顧問時，經常會加速該机构的終結，幸好美國財政部与聯邦儲備理事會雖曾請他擔任學術顧問，倒是逃過了此劫。薩繆爾森認為美國太過珍貴，不能完全托付給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蓋伯瑞斯（Kennethe Galbraith）或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人，因此他對史蒂文森（Adlal 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 Harriman）講授經濟學，并終能成為肯尼迪在參選總統階段的經濟顧問。他最后并未去華府那塊應許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經濟顧問委員會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 Heller）、托賓、戈登（Kermit Gordon）等人，他也頗覺有趣。 對于万事不缺的人，神仙還能賜給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薩繆爾森1947年的《基礎》与當時剛出版不久的1948年暢銷教科書《經濟學》時，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紹：“薩繆爾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財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貝爾蒙（Belmont）即可聞到燃燒房地產抵押證明的煙味。不止于此，蓋伯瑞斯在《財星》（Fourtune）的一篇書評中曾預言，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結果此一預言也真的應驗了。曾有人听到薩繆爾森志得意滿地自語：“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由我寫的，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這本教科書在耶魯遭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抨擊為詆毀上帝与人，結果反而為它營造了全新的聲勢，世界各地的銷售也直線上升。 四分之一世紀前，對某位寫了一本暢銷書的學者乍得的聲名，《經濟學》的作者曾懇切地作了一番評述： “撰寫教科書是項困難的工作，但報酬十分可觀——我指的不單是金錢的報酬。与整個時代成千上万的心靈接触，是學者一生難逢的際遇。把我們經濟學者所知的經濟學化為文字，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我但愿能与讀者分享這份興奮之情。” 著作之樂 住嘴！講得夠多了。對《名人錄》式的簡介，這樣已經過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內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厭惡軍旅生涯的西點畢業生，或許愿意承諾一項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虛擲一生來換取升遷与勳章。 在學術与科學的領域中，我所看重的報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進行奇妙的探索。我21歲即開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繼續下去。約翰遜（HarryJobnson）去世時，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謂戰死沙場！（即使是像他這种做事絕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過量了。） 我的思緒里永遠思索著各种經濟觀念与關系。大文豪据稱也會靈感不繼，文思永久或暫時枯竭，而我卻無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說，繁多的議題与疑問在我的腦海中縈繞，或許終我一生也寫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統計方法，也許哪天能用來解決某項金融上的問題。 恰似孕婦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時會有解脫之感。我是否已經出版太多？別人盡可有他們的評斷，而找自己，几乎打從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寫過的任何篇章、論文、附注或注腳。反倒是某些編輯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編排的考慮，多次橫加刪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許這意味著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個人對古典詩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對話中的觀點深有同感。一位友人問他，為何在他的有關拉丁文的選集中未選入某篇文章，“難道你不認為這篇不錯嗎？”“是不錯，”豪斯曼答道，“但對我來說還不夠好。”而我在拜讀某些學者的近作時，也不時會向索洛問起一句哈第（G.H.Hardy）曾問過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話：“為什么一個能寫那樣文章的人要干這种事？” 杰出的學者為其未來著作所設定的標准与時俱進。每天寫一封信不難，但如果五年都不寫，那就真的沒什么可報告的了。 對于重視科學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觀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農夫邊說邊朝池塘吐口水。我們應就自己所面對的最急迫問題盡力而為，之后就算落入報酬率遞減的情況，對應為之事盡力而為，仍是最佳的策略。況且，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讓你碰到了熊彼特學說中的創新或達爾文理論中的突破，使曲線又回到報酬率遞增的階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間，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謝斯拉法遺留給我們貴重的金塊，但如果他也能同時惠賜一些珍珠寶石必然更好。每當憶及他動人但憂傷的眼神，不禁會想套句詹姆土（William James）的話——如果他出生時有一瓶香擯，應該會成為比較快樂的人。凱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寫作的困境。晚年時有人問他，如能重來一次，他會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會喝更多的香檳。” 不絕的靈思 稍早我曾招認，我這輩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對后者有些朋友可能會抗議：“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傳聞屬實，你連半夜做夢時也經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對我而言，從事經濟分析是游戲而非工作。對自己討厭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這點上可說是惡名昭彰。行政事務我是全力規避，而且因為表現不稱職，久之也就少接到這方面的任務分派。像羅伯遜（Dennis Roberrson）一樣，我總是最后才洗叉子，因為万一原子彈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沒必要洗了嗎？ 如果必須填一份复雜的問卷，我可能會因而提出一項交易理論或人口遺傳學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盡量拖延那件討厭的事就好了。 描寫畫家、音樂家、詩人或科學家的小說，經常忽略了他們平日工作時間內在做些什么。其實再想想，有關商業大亨的虛构小說，也同樣沒有精确描述這些企業家在做什么。 因此，對听眾談到經濟學家時，我應該具体地描繪他們在科學方面的醞釀工作。我是怎樣開始注意到問題的？突破點在什么時候？發展的步驟為何？事后回顧，這項研究對知識的領域有何貢獻？ 該從哪里開始呢？我有一本用來記載研究思考的大記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為例，1月1日的那一欄，我可能順手記下了如何設計一個線性規划系統的數字實例，足以推翻經濟學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這項研究一直尚未發表，其源頭可追溯到一項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當時我還是威爾森門下的學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還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記錄，可能還有對相關問題的演繹。 在1983年之中，類似這樣的記錄可能超過五十項。然而剛好記載于這本床頭筆記本中的事項，也并非我該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連這些研究的抽樣代表也稱不上。因此，我要找一個較充裕的時間，才能詳細說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醞釀成形的。等不及的讀者可參閱我1982年在Jorgen GeltingFestschrift的文章，題目是《阮賽最适可行租稅与最适公共用事業价格之歷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動力 在結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學家的動机与報酬。科學家和亞當·斯密的生意人一樣貪得無厭与競爭激烈，然而他們所追逐的不是物質享受，甚至不是金錢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權力。學者求的是名。他們所求的名，誠如我1961年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致辭中所說，乃是在同行——他們敬重也希望贏得對方敬重的同行之間的名譽。社會學者默頓（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學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書中，探討我所稱的這個“齷齪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師合伙人及傳記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經觀察到，誠實古怪的林肯在內心深處，一直有個小小的野心之鐘在滴答作響。在我自己的价值天秤上，無論是《新聞周刊》專欄作家的頭銜、因眼光獨到而投資獲利數百万、乃至擔任權貴或總統顧問而掌握的權力，如果比之于對科學王國的貢獻所能贏得的認可，可說都是輕于鴻毛了。 有次我曾問友人統計學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談一筆交易，以一項精彩的理論交換你的靈魂，你會怎么辦？”“我不會答應，”他說，“但如換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論，則另當別論。”我喜歡他的回答。我曾證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標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這項薩繆爾森不平等理論使我名噪一時。不論后繼的學者就此再加發揮，還是在更早的文獻中可找到類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變我從中獲得的樂趣。因為這就是科學研究，只要能夠對當時的科學界能有貢獻，就當時而言也就足夠了。 我因為早熟而早露頭角。在年輕時，我不知不覺地行事匆忙，實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長輩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認壽數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歲時英年早逝，大家認為我亦難逃此一命運，也帶給我极為沉重的陰影。因此當時我的想法是，該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現代科學卻帶來了改變，遺傳可以經由環境加以修正。無論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談到科學家的貢獻与他們的成就時，往往低估了健康這項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終生為惱人的偏頭痛所苦，有人會不公平地把他歸類為低成就者。我則認為，他算得上是將自己資源明智運用的賢人。 關于早年成名，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輕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靜待魚儿上鉤，為何還要汲汲于爭名奪利呢？ 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認定，學者是為自尊——也就是學者們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贊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帶來真正滿足的工作，才是你會自認滿意的工作。也許要達到這种境界，多少要有個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愛者，也終會獲得其他人的認同。 無論何時，我都力求讓自己快樂。有人認為我在熱力學的領域里攪和，是想要提升經濟學在科學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駁斥經濟學者不能了解物理學复雜理論的說法。事實上，這种方法學上的嘗試，与其說是增加名聲，倒不如說是在對名譽課稅。那又如何？稅是我們為文明所付的代价。這類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認為對人類知識的深度与廣度均有裨益。 就更深的層面而言，一個人并非只為同僚間的美名与贊譽而工作，也不只為個人興趣或探索之樂而工作。就更深的層面而言，某位生理學家的對手，并非其他著名學府的同行，他的對頭是癌症。經濟學家說到底也是如此。客觀的真理遠在彼方，縱然千辛万苦，也要設法了解。如果厭倦學術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總是可以退隱下來，致力于追求這客觀的真理。复雜的數學不會虛驕掩飾，即使鬧牙疼，最佳的止痛劑莫過于把難解的景气循環或复雜的控制理論演練上五回合。 我說這些并不是在開玩笑，有個實例可以為證。已故的內瑟（Voss Neisser），是對社會研究新學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貢獻的流亡經濟學家。他有次告訴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權的黑暗時代，能鑽研于解決瓦爾拉競爭性均衡（W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實在是一种解脫。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問我是否高興獲得諾貝爾獎，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帶來純粹樂趣的事少之又少，這件事倒真是如此。”這項榮譽是個惊喜，而且來得頗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連我也會擔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為我感到高興。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見，恕我遲鈍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歡斯德哥爾摩的相關慶祝活動。有些科學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們由實驗室中拉出來的訪問及种种惱人的差事，就覺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樂，而且我還發現，只消過了几天出門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會上癮了。 社會學者研究諾貝爾獎對得獎人有何影響。例如，桂冠得主是否會進入生產低落的時期？他們与人合著的論文是減少還是增加？名字是領銜或殿后居多？別人引用其著述的情況是否增加？他們變更領域的傾向有多大——諸如物理學者搞起腦的問題，或是化學家變成和平問題或最低工資的專家？ 對我而言，這是個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況。我心中最后一絲罪惡感業已消失，當我選擇离開經濟學領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費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馬克斯韋爾（Clerk Maxwell）使熱力學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鷹隼般緊盯著企業趨勢与最新風潮，我仍撰寫經濟學中許多不同領域的文章，但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覺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說設法站在——所有經濟學文獻的頂端。 行將邁入古稀之齡，我的感覺如何？和音樂家瓦格納（Wagner）与威爾第（Verdi）同登高壽的歌德曾說，年老与年輕之別，在于年輕人的体力總是呼之即來，隨時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巔峰狀態下，才能有最佳表現。以我個人而言，行年雖已六十九，狀況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總還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詩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殘存的美好時光終將逐漸消逝。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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