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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間，我和几個同伴去沈陽，出席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向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一部分在撫順，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別在太原和沈陽判了徒刑，其余都受到了免訴處理，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沈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的大會講壇上看見過。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后來被法庭判處徒刑十八年１。 １古海忠之已于1963年2月提前釋放。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朝鮮戰爭的胜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系。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這更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在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那時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國人民認罪求恕外，別無其它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的已不是出路問題，而是遠遠超過了個人問題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陳述中說了這樣的話： “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于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的罪行的机會。由于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后，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淚說道： “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東京國際法庭。在那里，日本戰犯通過他們的律師叫囂著，攻擊著證人，為著減輕罪罰，百般設法，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在這里，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關于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老万，講它几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后，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后，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有個日本戰犯，是前陸軍將官，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机關開始調查時，也許是由于他怕，也許是由于敵視，是從他嘴里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他還沒放下自己的將官架子。但是這次在法庭上，他承認了指揮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浚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体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庄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人，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他又說，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盡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么辯護余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過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者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個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我的三妹夫曾翻過一封從日本的來信，是和這位大住同船回國的一個戰犯寫的，信里提到日本記者知道了這個大住在監獄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戰犯）追問過去的罪行時，很是惱怒，所以在船上訪問了他，希望他說點和別人不同的話，因為戰犯們對新中國的稱贊和感激，已經使某些記者早不耐煩了。他們從大佐的嘴里并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東西，記者問他：“你為什么還是說那些話？你現在還怕中國嗎？”他答：“我現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對中國有什么怕的？我說的不過是事實罷了。” 三妹夫曾經擔任過病號室的組長，他遇見過一個住病號室的日本兵戰犯，他整天搗亂，不守監規，經常找護士和看守員的麻煩。到宣布了釋放，開送別會的時候，他忽然哭了起來，當眾講出了自己的錯誤。還有個病號，雖然不像這個小兵那樣搗亂，也是根本不想認罪的。他得的是直腸癌，因病情惡化把他送到醫院里去急救，動了兩次手術，做了人工肛門，而且醫生為他輸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敘述了他過去如何殘殺和拷打中國人的罪行，又對照了中國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搶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講，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天，我們平整場地、修建花壇，從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頭骨上有一個彈孔。學過西醫的老元和老憲都判斷死者生前是一個少女。后來，老万翻譯了一個日本戰犯的文章，這人是從前撫順監獄的典獄長，他描述了那時關押愛國志士時的地獄景象：那時這里只有拷打聲、鐐銬聲、慘叫聲；那時這里又臭又髒，冬天牆上一層冰，夏天到處是蚊蠅；那時每個囚犯每天只給一小碗高粱米，還要終日做苦役，許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說：“現在這里只有唱歌聲、音樂聲、歡笑聲，如果有人走到圍牆外，決不會想到這里是監獄；現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紗窗，過去苦役工厂成了鍋爐房和面包房，從前愛國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現在成了醫務室的藥房，從前的倉庫現在修成了浴室，現在他們的人格受到尊重，他們每天可以學習，可以演奏樂器，可以繪畫，可以打球，誰會相信這里是監獄？”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建設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事業，讓我們走正當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戰犯寫的文章中都說過，當他們被蘇聯送到中國來的時候，是恐懼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樣，剛來的時候只會用自己的思想方法來推測，完全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看到修建鍋爐房時，以為是蓋殺人房，看到修建醫務所、安裝醫療設備時，以為也像他們干的那樣，要用俘虜做試驗。還有人把寬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軟弱。有個憲兵，在剛從蘇聯押到中國時是被日本戰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終日大聲叫罵。所方找他談話，他側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說：“我是蘇聯軍隊俘虜的，你們有什么資格來問我？”所方的人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民并沒有請你到中國來殺人，但是有權利來向你追究你的血債！現在沒資格說話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來應該給人類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還以為要給他動刑，再給他一次逞硬的机會，可是就叫他這樣去了，再沒理他。不久，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胜利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了，他再也不鬧了，因為他知道了講道理的人并不是軟弱，而野蠻卻正是虛弱的表現。他變成了不聲不響，終于自己主動地講出了他的罪行。 日本戰犯這些故事流傳出來之前，日本戰犯的變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時只顧考慮自己的問題，就像從前看報和看家信一樣，無心認真去思索。其實從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戰犯們的變化就不斷地顯露出來。我不如從溥杰的殘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記里抄些有關段落，借以說明（方括弧中的話是我的注解）： 一月二十六日 晚間看日本戰犯演舞踊及音樂劇〔這是我們第一次看他們表演，以前 是他們自演自看，他們這時已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管弦樂隊。樂器是所方 為他們籌辦的〕，都是取材我國人民解放軍如何愛護人民、反帝及國際主 義精神，和反對原子戰爭的日本人民的奮斗實例而成的。[劇終后]日本戰 犯們不少聲淚俱下的表示反對美帝的原子能壟斷[不少戰犯說到自己親人是 死在原子彈之下的]，并感謝我國人民政府之寬大政策。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游戲了一天（因為過“五一”節，連著兩天舉行娛樂慶祝活 動），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舞晚會，第六所的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級的戰 犯，也都參加了表演，這是向來所無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會把鬼 變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話。 五月五日 晚間看了（日本）戰犯們的演劇“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場，因為晚 間院內太冷（這天忽然起了風），所方怕出演者及觀眾（演出者只有日本 戰犯，觀眾是全体戰犯）受了涼，遂臨時中止，俟天气好時再演（這個露 天會場，是日本戰犯用了不過三四天，就建筑起來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節頗感動人……（這寫的是長崎受到 戰爭慘禍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參加亞洲會議的日本代表二十余人到這里參觀，其代表團長聲淚 俱下地感謝了我國政府之對于戰犯們的人道待遇。戰犯代表也致答詞，聲 言其改邪歸正今后誓為保衛和平而斗爭的決心，戰犯們有很多人都感動得 落下淚。所方并允許該代表團員与所認識的戰犯們會見。 六月十一日 終日看（日本）戰犯所舉行的運動會（這個運動場也是日本戰犯自己 修的），其組織性并其創意工夫，是可以供我們作參考的（在運動會上， 他們的啦啦隊很出色）。 七月四日 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唱、音樂、舞蹈會。 大約是片山哲來了罷，至深夜仍听到他們在歡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覺出了他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為什么這些身為囚犯的人變得那樣高興，那樣生气勃勃？為什么在釋放之后，坐在興安丸上，還帶著管理所送他們的那套管弦樂器，流著淚向逝去的中國的海岸吹奏？為什么他們最愛唱“東京——北京”？為什么連每個被判刑的人都在反复地說著：“我感激中國人民！”“我悔恨……”？ 古海這樣說，罵過人的這樣說，耍過無賴的也這樣說。從日本來的信里，常有這樣的話：“我從中國知道了應當怎樣活著”，“我認識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時，對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長先生，你那手上的溫暖是永不會失去的” 有几個戰犯，從日本報紙、雜志上知道美國軍隊占領了他們的土地之后，出現了一种叫“胖胖女郎”的婦女職業，這是和我國解放前“吉普女郎”類似的現象，他們惱怒起來，罵那些女人不要臉。有人寫信給他的妻子，問她是不是也干了這個。這封信經過檢查，被所方管教人員留下來，拿著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說：“你再考慮考慮，這樣給妻子寫，合适不合适？不用說你問得毫無根据，即使有根据，你也要想一想，這是誰的罪過？難道要叫一個女人負責嗎？”這個戰犯听了一聲不響，突然他把那封信團起來扔在地上，然后抱頭大哭起來。 是的，那些感激中國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國人民的寬大，他們更感激中國人民給他們認識了真理，明白了許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認識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們也明白了軍國主義的真相和日本的現實。他們回國之后來信談到了少年犯罪數字的惊人，談到了胖胖女郎的命運。在管理所放映過的日本電影《基地的儿童》、《戰火中的婦女》都是現實。塞班島的婦女在刺刀逼迫下走進海水，絕望的母親用雙手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儿舉到水面上，這些現實剛過去，美軍的基地出現了，美國坦克軋著他們的土地，美軍的飛机染污他們的天空，美國大兵奸污他們的婦女，…… 一個回到農村的人，來信沉痛地說：“村中一部分青年變了，有當強盜的，有為了婦女問題而殺人的，有的參加了自衛隊，沉溺在酒和婦女的墮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門窗關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敗的，電影也是誨淫誨盜的多，還有從前時代的戲以及劍道柔道和射擊的游戲。儿童做著殺人的游戲，對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從。物資應有盡有，可是窮人是沒錢買的……” 他們在中國認識到了真理，他們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國蒙受災難的真相，他們一明白了這些道理，就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他們到處講演，講新中國，講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對复活軍國主義，要求獨立民主与和平。他們何以如此呢？他們受到許多的限制、監視，但是他們并不畏縮，他們有很多辦法對付那些限制。反動派不准他們演出中國的舞蹈，他們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紅綢舞教給職業歌舞伎座，于是中國的紅綢舞和秧歌舞傳遍了日本全國各地。他們何以有這些辦法呢？力量是哪里來的呢？ 從妹夫們零星的但是興奮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在日本發生的許多關于歸國戰犯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歸結出一個事實：他們到處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他們把真理告訴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們。 有許多人來信敘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親友、同鄉，以及團体、學校邀請去講他的監獄生活，講中國的事情。他們講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友情，講了強大起來的中國對戰爭是什么態度，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對他的話，有人怀疑，有人采取保留態度，有人相信。但越來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對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對于回去的人，親美的反動統治者越不喜歡，人民卻是越相信他…… 他們一回國便出版了一本書：《三光政策》。那些親身參与了日本軍隊在中國暴行的人寫下了他們如何在中國土地上制造無人區，如何拿中國人民做細菌武器的試驗，如何把活人解剖，……這本書第一版五万冊，在一個星期里便賣光了！ 有几位前軍人、退伍的將軍們，听了他們一位回國的舊同事談了几年來的生活和感受后，默然良久，最后說：“憑了我們的良知和對你的了解，我們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不過，這些話只能是在屋里說。” 有一個村庄，在听了剛從中國回去的這位同鄉說完以后，凡是有什么問題，人們總愛說：“找××去吧。他是我們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個村庄，他們的剛剛回來的同鄉不大愛說話，只是改變過去在家的習慣，鄉親們很詫异這個人為什么如今這樣和善，這樣愛幫助別人。當知道了這是在中國發生的變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還有一個村庄，他們拿著“武運長久”的旗子，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似地歡迎回國的人。但是這個受歡迎的人，一下了火車，就向他的鄉親們發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講，結果人們明白了廣島的災難原因，都流下了眼淚，“武運長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 有一個母親，听她被釋放回去的儿子講述了十多年來的生活之后，便問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訴了她。她于是發現了褥墊放的不對頭，不應當讓雙腳朝著這個方向，便急忙把褥墊調動過來，叫頭朝著北京——那里是真理与希望。這是一個母親的希望。 許許多多的戰犯家屬——他們許多都是朴實的勞動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們從前有不少人給中國政府寫過信，要求釋放他們的丈夫或儿子，說他們都是無罪的人。后來他們有人要求到中國來看他們的親人，他們來了，听了親人們的講述，有的听了中國人民在法庭上控訴的錄音，他們和監獄里的親人一齊哭了，他們承認了監獄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們是上了軍國主義的當。 日本戰犯的變化，猶如我的家族的變化一樣，給了我极大的震動。我從這些變化中看出了一個事實：共產党人是以理服人的。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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