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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可以寬恕，問題在于自己能否“做個正經人”——我從這次參觀中明白了這個道理，并且還不只是這一個道理。從前，就是在開始參觀的那天，我還用舊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政府同群眾的關系，認為任何政府同人民之間都沒有書上所說的那种一致、那樣互相信賴。我總以為共產党之所以有那樣強大的軍隊和有力的政府，是由于“手段”高明和善于“籠絡人心”的結果。我所以擔心在群眾激憤時會犧牲了我，就是由于這种看法。現在我明白了，人民所以擁護党，相信党，實在是由于共產党給人民做了無數好事，這些好事是歷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也不肯于去做的。為礦工——從前被稱做“煤黑子”的——做出營養設計，為礦工的安全拿出整個党組織的精力向瓦斯宣戰，讓“大官旅館”的命運變成下棋、賞花的晚景，讓百分之八十的單身漢從“大房子”搬進新房，讓存在了若干世紀的妓院、賭館、鴉片館從社會上消失……在過去，哪個政府能夠和肯于去做這些事呢？ 從前，我有時還這樣想：也許在新社會里只有窮人得到好處，那些有錢的人，舊社會里有點地位的人，跟我們這類人有瓜葛的人，以及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恐怕都說不上滿意。參觀后不久，我親眼看到了我的親屬，我才明白了這還是過時了的舊眼光。原來滿意這個新社會的，在新社會里找到自己前途出路的，竟包括了那么廣泛的階層，實在是歷史上空前的。 我們跟親屬之間的通信，從一九五五年夏天就開始了。人們從家信里知道了親屬并未因自己是罪犯而受到歧視，知道了子女們有的在上學，有的在工作，有的成了專家，有的參加了共青團，甚至還有的加入了共產党。許多人從家信上受到了很大鼓舞，進一步覺出了社會變化對自己的意義。但是也還有某些多疑的人仍然疑信參半，甚至于還有人全憑偏見而加以穿鑿附會、妄加曲解。前偽滿將官老張，接到儿子第一次來信。這封信頭一句是這樣寫的：“張先生：對不住，我只能這樣稱呼你，不能用別的……”老張看完信大為悲慟，几乎得了精神病。許多人都為他不平，有人暗地里說：“這不是新社會教育出來的青年嗎？新社會里父親坐牢，儿子就不要他了。”我不由得想起陳寶琛說過的“共產党無情無義”之類的話。跟溥杰同組的前偽滿將官老劉，向來對新社會什么都不相信。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很怕她受到社會上的歧視。女儿來信告訴他，她的生活很好，人了團，得到組織的關怀，有許多好朋友，她現在夙愿得償，國家已按她的升學第一志愿分配她到藝術學院。他看了信，搖晃著滿頭白發說：“說得千真万确，不叫我親眼看一看我還是不相信。”這些問題，從一九五六年起，都得到了解決，而在我看來，解決的還不只是一家一戶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整個下一代的問題。 三月十日，即參觀后的第三天，看守員通知我和溥杰，還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個侄子，一齊到所長那里去。我們走進了所長的接待室，在這里出乎意料地看見了別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看著健壯如昔的胞叔和穿著棉制服的妹妹們，我好象走進了夢境。 載濤是我的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個人。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中，他作為二百多万滿族的代表被選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同時是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他告訴我，在來看我的前几天，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主席，說這是載濤先生，溥儀的叔叔。主席和他握過手，說：听說溥儀學習的還不錯，你可以去看看他們…… 七叔說到這里，顫抖的語音淹沒在哽咽聲中，我的眼淚早已無法止住了。一家人都抹著淚，瑞侄竟至哭出了聲音…… 從這次和家族會見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們整個的滿族和滿族中的愛新覺羅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七叔告訴我，解放前滿族人口登記是八万人，而今天是這個數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這個數目變化的意義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和國民党統治下的旗人是什么處境。那時滿族人如果不冒稱漢族，找職業都很困難。從那時起，愛新覺羅的子孫紛紛姓了金、趙、羅，我父親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后，承認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憲法公布之后，滿族全都登記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這個連滿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數目。 我還記得發生“東陵事件”時的悲忿心情，還記得向祖宗靈牌發過的報仇誓愿。我這個自認的佛庫倫后裔和复興滿族的代表人，對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運，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轉，而且只能加速著這种命運的到來。只是在聲稱扶持滿族的日本人和我這個以恢复祖業為天職的集團垮台之后，滿族和愛新覺羅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由八万變成二百四十万，這就是一個證据！ 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包含有愛新覺羅的后人，包含有過去的“濤貝勒”和過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這年是六十九歲，身体健壯，精神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態來。我甚至覺得他和我說話的習慣都沒有變。解放以后，他以將近古稀之年參加了解放軍的馬政工作，興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時間。在談到這些活動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了愉快之色。他又告訴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視察少數民族的工作，以盡他的人大代表的責任。提到這些，他臉上更發出了光彩。 在那數目降到八万的時候，哪個滿族的老人的臉上能發出光彩來呢？ 解放軍剛剛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有許多滿族的遺老是不安的，特別是愛新覺羅氏的后人，看了約法八章之后還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滿洲國”和汪精衛政府當過“新貴”，但也有人并非能夠忘掉自己“天潢貴胄”的身份，放棄掉對我的迷信，所以在我當了囚犯之后，他們比舊時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況愈下的滿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況的潦倒，他們的生活是黯淡無光的，對解放軍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最先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听到東北人民政府給滿族子弟專門辦了學校，后來又看見有滿族代表也走進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場上，參加了共同綱領的討論。接著，他們中間不少人的家里來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們訪問，邀請他們做地方政協的代表，請他們為滿族也為他們自己表示意見，請他們為新社會的建設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以及惇親王、恭親王和醇親王這三支的子弟，溥字輩的除了七叔家的几個弟弟比較年輕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人斤（字雪齋，停親王奕淙之孫、多羅貝勒載瀛之子），擅長繪畫、書法和古琴，這時已六十多歲，他沒想到又能從牆上摘下原已面臨絕響厄運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濱，能和新朋舊友們沉醉在心愛的古老藝術的享受中，而且也從年輕的弟子身上看見了民族古樂的青春。他當選為古琴研究會的副會長、書法研究會的會長，被邀進了一個區的政協，又是中國畫院的畫師。溥人斤的胞兄弟溥人間也是一位老畫家，這時也被聘為北京中國畫院的畫師，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揮筆向青年一代傳授著中國畫。他的親叔伯兄弟溥修（載濂的次子），是瑞侄的胞叔，他曾做過“乾清門行走”，我在長春時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過房產，后來雙目失明，喪失了一切活動能力，生活潦倒無依。解放后，他的經歷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被新社會所重視，聘他為文史館員。這种文史館全國各地都普遍設立著，里面有前清的舉人、秀才，也有從北洋政府到蔣介石朝代各個時期各個事件的見證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會舉事的參加者，也有最末一個封建宮廷內幕的目擊人。經過他們取得了大量的近代珍貴史料，在他們的晚年，也為新社會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雙目失明的修二哥對生活有了信心，心滿意足地回憶著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口述一段，由別人代為記錄下來。 這些已經被新社會視為正常的現象，到了我的心目里卻是非常新鮮、印象強烈的新聞。而印象更強烈的，更新鮮的，是我親眼看到的妹妹們身上的變化。 半年前，我和北京的弟弟妹妹們通了信，從來信中我就感覺到了我的家族正在發生變化，但是我從未對這种變化認真思索過。在偽滿時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的弟弟妹妹都住在長春，大崩潰時都隨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虜之后，曾擔心過這些妹妹會因漢奸家屬的身份而受到歧視。二妹的丈夫是鄭孝胥的孫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個是“皇后”的弟弟，一個是張勳的參謀長的儿子，全是偽滿中校。四妹夫的父親是清末因殺秋瑾而出名的紹興知府。這几個妹夫不是偽滿的軍官，就是偽政權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兩個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不過她們會不會被漢奸頭子的哥哥牽累上呢？我心里也沒有底。這類的顧慮是同犯們共有的，我的顧慮比他們更大。后來在通信里，才知道這种顧慮完全是多余。弟弟和妹妹同別人一樣有就業机會，孩子們和別人的孩子一樣可以入學、升學以及享受助學金的待遇，四弟和七妹還是照舊當著小學教師，六妹是個自由職業者——畫家，五妹做了縫紉工人，三妹還是個社會活動家，被街道鄰居們選做治安保衛委員。盡管她們自己做飯、照顧孩子，但是她們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緒總是滿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現在，我看到了她們，听著她們和自己的丈夫談起別后經過，使我聯想起了過去。 我還記得五妹夫老万睜著他那雙大眼睛問五妹：“你真會騎車了？你還會縫紉？”這是在他接到她的來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訝的問題，他現在又拿出來問她了。他的惊訝是有根据的。誰料得到從小連跑也不敢跑，長大了有多少仆婦和使女伺候，沒進過廚房沒摸過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騎上自行車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縫紉工人呢？ 更令我們這位學委會主任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這不比什么都不會好嗎？”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只應該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准行禮如儀，而現在，她拿起了剪刀，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自行車，過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三妹的經歷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財產是沒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擺香煙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几乎被國民党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把划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經過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触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鄰居們的信任，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歷，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過去的生活比五妹還要“嬌貴”，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嬌，每逢听說我送了別人東西，總要向我打听，討“賞”，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只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乍一听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來為什么那么積极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么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是什么？是個擺設！” 從前，她雖然有著一定文化水平，名義上是個“貴”婦，而實際上生活是空虛的，貧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著的時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訴我，她回信說：“我現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燙衣服，老仆在窗外澆花，小狗瞪著眼珠蹲著，看著一匣糖果……實在沒有詞儿了。”現在，生活給她打開了眼界，丰富了思想，當鄰居那樣殷切地等她讀報時，她才覺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義。 她后來談過這樣一段經歷：“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說老百姓在開會，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嚇坏了，我以為斗爭會斗漢奸是很可怕的。我說，你饒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來見了干部，他們說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講理的。我沒法，到了群眾會上嚇得直哆嗦，我向人們講了自己的經歷。那次會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說看皇姑，都來了。听我講完，人們嘁嘁喳喳議論開了，后來有人站起來說：‘她自己沒干過什么坏事，我們沒意見了。’大伙听了都贊成，就散會了。我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講理的。” 她這最后一句話，是我剛剛才懂得的。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 在會見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來的信，信中說，她的大女儿，一個体育學院的二年級生，已經成了業余的优秀汽車教練員，最近駕駛著摩托車完成了天津到漢口的長途訓練。她以幸福的語气告訴我，不但這個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運動健將，其他的几個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當我把這些告訴了三妹。五妹，她們又抹了眼淚，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況講了一遍。在這里，我發現這才是愛新覺羅的命運的真正變化。 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訂的“玉牒”和妹妹弟弟們提供的材料，做過一個統計。愛新覺羅氏醇王這一支從載字輩算起，嬰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時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國時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則是個零。如果把愛新覺羅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算我曾祖父的后代，載字与溥字輩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強，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計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兩歲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強。這就是說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個就有四個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兩歲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們會見的時候，還沒有做這個統計，但是一听到妹妹們屈起手指講述每個孩子迥异往昔的現況時，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愛以至于活活餓死的伯父，十七歲時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兩歲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連串“未有名”字樣（來不及起名就死了）。問題還不僅僅在于死亡与成長的數字上，即使每個孩子都長大，除了提鳥籠什么都不會，或者除了失學、失業就看不見什么別的前途，那比起短命來也沒什么更多的意思。在民國時代，八旗子弟的命運大部分正是如此。長一輩的每天除了提著鳥籠溜后門，就是一清早坐著喝茶，喝到中午吃飯時，十個八個碟儿的蘿卜條豆腐干擺譜，吃完飯和家里人發威風，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于；晚一輩的除了請安、服侍長輩、照長輩的樣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學些什么的。到后來坐吃山空，就業無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卻又就業無門，結果還是個走投無路。這類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現在是全變了！我從這次會見中，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下一代的命運，与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們受到的待遇，實在是我從前所不敢企望的。在北京的一個弟弟和六個妹妹，共有二十七個孩子，除了未達學齡的以外，都在學校里念書，最大的已進了大學。我七叔那邊有十六個孫儿孫女和重孫儿重孫女：二十八歲的長孫是水電站技術員；一個孫女是軍醫大學學生；一個孫女參加過志愿軍，立過三等功，已從朝鮮复員回來，轉入大學念書；一個孫女是解放軍的文藝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儿或在校。或就業，沒有一個游手好閒的。過去的走馬放鷹、提籠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話。 下一代人也有例外的命運，那是生活在另外一個社會里的溥杰的女儿。他有兩個女儿，那時跟她們的母親住在日本，最大的十八歲。在我們這次跟親屬會見的九個月后，溥杰的妻子從日本寄來一個悲痛的消息，這個大女儿因為戀愛問題跟一個男朋友一起自殺了。后來我听到种种傳說，不管怎么傳說，我相信那男孩子跟我的侄女一樣都是不幸的。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里，青年們的命運就是如此不同。 從這年起，管理所就不斷來人探親。值得一說的是，頑固的“怀疑派”老劉，看見了他的學藝術的女儿，并且看見了女儿帶來的女婿。 女儿對他說：“你還不相信，爸爸？我在藝術學院！這就是我的朋友！”他說：“我信了。” 女儿說：“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領導，我能進藝術學院嗎？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嗎？”他說：“這也明白了！” 女儿說：“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學習，好好地改造！” 老劉明白了的事情，老張也明白了。他因為儿子叫他先生，几乎發了瘋。這時他女儿來看他，帶來了儿子的一封信，他把這封信几乎給每個人都看了： “爸爸：我現在明白了，我有過‘左’的情緒。團組織給我的教育，同志們給我的批評，完全是對的，我不應該對您那樣……您學習中有什么困難？我想您學習中一定用得上金筆，我買了一支，托姐姐帶上……”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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