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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御花園里騎自行車玩，騎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著一個人。在宮里發生這樣的事情，應該算這個人犯了君前失禮的過失，不過我倒沒有理會。我的車子在那里打了個圈子，准備繞過去了，不料這個人卻跪下來不走，嘴里還說： “小的給万歲爺請安！” 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監穿的一樣。我瞅了他一眼，看見他嘴上還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監。我騎著車打著圈子問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電燈的。” “噢，你是干那玩藝的。剛才沒摔著，算你運气。干么你老跪著？” “小的運气好，今天見著了真龍天子。請万歲爺開開天恩，賞給小的個爵儿吧！” 我一听這傻話就樂了。我想起了太監們告訴我的，北京街上給蹲橋頭的乞丐起的諢名，就說： “行，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哈哈……” 我開完了這個玩笑，万沒有想到，這個中了官迷的人后來果真找內務府要“官誥”去了。內務府的人說：“這是一句笑話，你干么認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們倒敢說是笑話，不行！……”這件事后來怎么了結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我常常听到師傅們和太監們說，內地鄉下總有人間：“宣統皇帝怎么樣了？”“現在坐朝廷的是誰？”“真龍天子坐上了寶座，天下就該太平了吧？”我的英國師傅根据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說，連最反對帝制的人也對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見反對帝制的人也變了主意。其實人們念叨一下“前清”，不過是表示對軍閥災難的痛恨而已。我的師傅們卻把這些詛咒的語言抬了來，作為人心思舊的證据，也成了對我使用的教材。 不過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時代的末期，倒也時時可以遇到。有個叫王九成的商人，給直系軍隊做軍裝發了財，他為了想得一個穿黃馬褂的賞賜，曾花過不少功夫，費了不少鈔票。太監們背后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散財童子。不知他通過什么關節，每逢年節就混到遺老中間來磕頭進貢，來時帶上大批鈔票，走到哪里散到哪里。太監們最喜歡他來，因為不管是給他引路的，傳見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沒事儿走過來和他說句話儿的，都能得到成卷儿的鈔票。至于在各個真正的關節地方花的錢，就更不用說了。最后他真的達到了目的，得到了賞穿黃馬褂的“榮譽”。 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家譜時寫上個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后一個謚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折。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謚法。后來伸手要謚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損小朝廷的尊嚴，所以規定三品京堂１以下的不予賜謚，以為限制。至于賞紫禁城騎馬，賞乘坐二人肩輿，賜寫春條、福壽字、對聯等等，限制就更嚴些。那時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國的將領們如果獲得其中的一种，也會認為是難得的“殊榮”。那些官職較低或者在前清沒有“前程”，又沒有王九成那种本錢，走不進紫禁城的人，如當時各地的“商紳”之類，他們也有追求的目標，這便是等而下之，求遺老們給死了的長輩靈牌上“點主”，寫個墓志銘，在儿女婚禮上做個證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猶太人哈同的滿族籍夫人羅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狀元劉春霖，以重禮聘到上海，為他准備了特制的八人綠呢大轎，請他穿上清朝官服，為她的亡夫靈牌點主。當時某些所謂新文人如胡适、江亢虎等人也有類似的舉動。我十五歲時從庄士敦師傅的談話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話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邊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詩句，一邊又說“不妨看看他寫的東西，也算一种知識”。我因此動了瞧一瞧這個新人物的念頭。有一天，在好奇心發作之下打了個電話給他，沒想到一叫他就來了。這次會面的情形預備后面再談，這里我要提一下在這短暫的而無聊的會面之后，我從胡适給庄士敦寫的一封信上發現，原來洋博士也有著那种遺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說： １清制凡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其他諸卿寺的堂官均稱為京堂，除左都御史外都是三、四品官。后來京堂便兼用為三、四品京官的虛銜，因此，三品京堂即是指三品京官。 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 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從外國人的議論上也受到了鼓舞。庄士敦曾告訴我不少這方面的消息。据他說，很多外國人認為复辟是一般中國人的愿望。他有時拿來外文報紙講給我听，他后來抄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講過的。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華北每日郵電》上的一篇題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論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經歷一直是慘痛的。今天我們看到，南北都在劍拔弩張， 這种情形只能引出這樣結論：在中國，共和政体經過了試驗并發現有缺點。 這個國家的中堅分子——商人階層和士紳，很厭惡种种互相殘殺的戰爭。 我們深信，他們一定會衷心擁護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 太平就行。 不要忘記，保皇党是有堅強陣容的。他們對共和体從來不滿，但由于 某种原因，他們近几年保持著緘默。顯然，他們同情著軍閥的行動，他們 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并非沒有意義。 那些暗地贊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論點是，共和主義者正在 破坏這個國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斷然措施——來恢复舊日的 欣欣向榮、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絕不會受到多方面的歡迎，相反，還會受到外交上的相當大 的反對，反對的公使館也不只一個。可是，只要政變成功，這种反對就必 然消失，因為我們知道：成者為王敗者寇。 當然，盡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禍福的，還是那些拿槍杆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并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軍人便有了較親密的交往。第一個對象是奉系的首領張作霖巡間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匯來的一筆代售皇產庄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后內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贈饋張作霖，并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鉻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后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面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勳复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德麟、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复辟，現在又有了張景惠、張宗昌被賜紫禁城騎馬。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時，我父親曾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直系聯合了奉系打敗了皖系，直系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內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際。因為一度听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務府大臣為了准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后，醇王身邊最年輕的一位貝勒得了張作霖顧問之銜，跟著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敗，直奉合作期間，北京的奉天會館成了奉系的將領們聚會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們奔走的地方。連醇王府的總管張文治也成了這里的常客，并在這里和張景惠拜了把兄弟。 這兩年，和張勳复辟前的情況差不多，复辟的“謠傳”弄得滿城風雨。下面是登在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親王派人到奉天送禮品、和張景惠來北京之后的兩個月）英文《導報》上的發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來，在沈陽的各階層人士中間，尤其是張作霖將軍部下中 間盛傳一种謠言，說將在北京恢复滿清帝制以代替民國政府。根据目前的 种种斷言，這次帝制將由張將軍發動，合作的則有西北的皇族的軍事領導 人，前將軍張勳也將起重要作用。……說是甚至于徐總統和前馮總統，鑒 于目前國家局勢以及外來危險，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錕、李純以及 其他次要的軍人，讓他們保持現有地位再當上王公，就會很滿足了。…… 我從庄士敦那里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后一些時間。我還記得，他同時還講過許多其他關于張作霖活動复辟的傳說。大概這類消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我對上面這條消息印象特別深刻，它使我從心底感到了欣喜，我從而也明白了為什么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么端康“千秋”時張景惠夾在王公大臣中間去磕頭，為什么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但是我們的高興沒有維持多久，掃興的事就來了：直奉兩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雙方開起火來了。結果奉軍失利，跑出了山海關。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連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軍統治了北京；在張勳复辟時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當了總統。紫禁城里發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們請求庄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庄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勳爵商議好，英國公使館可以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時還和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商議好，可以容納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難。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認為与其躲到外國使館，還不如索性到外國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請他立即帶我出洋。因為我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所以這位英國師傅怔住了，他几乎是來不及思索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徐總統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蹤，這會引起聯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陰謀。再說，在這种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待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种聯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与小朝廷之間暗中發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爭之發生以及這一場胜負和東交民巷的關系。我當時一听這個要求辦不到，只好作罷。后來時局穩定了下來，沒有人再提出洋，就連避難問題也不提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小朝廷對這位直系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聲望日高的直系首領吳佩孚發生了興趣。后來到我身邊來的鄭孝胥，此時向我獻過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整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壽。但吳佩孚的態度若即若离，沒有明白的表示。后來康有為又去游說他，也沒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兩系之間發生戰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結果吳佩孚一敗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赶了出來。 在我結婚前這几年滄海白云之間，小朝廷里王公大臣們的心情變化，并不完全一樣。表現最為消极的是內務府領銜大臣世續。他從了巴复辟起，越來越泄气，后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复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么好處，因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他又說：“就算王公出不了亂子，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個什么結局。”他的主張，是讓我和蒙古王公結親，以便必要時跑到老丈人家里去過日子。世續死于我結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問事了，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在紹英心里，只有退保，決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是“优待條件”。因為保住了這個東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庄士敦身上看到這种保險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國人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挂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庄士敦是感思不盡的。 處于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那樣悲觀，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优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么感到興趣。他并不反對和軍人們聯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對軍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軍人火并到最后，民國垮了台，出現“天与人歸”的局勢。因此，在張勳失敗后，他總是翻來覆去地給我講《孟子》里的這一段：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 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陳寶琛本來是我惟一的靈魂。不過自從來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個靈魂。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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