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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秋天，正當越戰的往事漸漸在人們心目中淡漠的時候，我在土其其的伊斯坦布爾意外地遇到了兩位來自西貢（現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攝影記者費利·格里費斯到了我們二十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國的都城伊斯坦布爾（舊稱君士坦丁堡）。由于感到有些疲憊，我打算在迪万奧特利旅館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對費力說我要取消原來商訂晚上出去觀光的計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費利失望地說，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兩個小時之后，正當我躺在裝有空調的、涼爽的迪万奧特利旅館的房間里酣睡的時候，床頭的電話鈴聲把我吵醒了。我以為是旅館服務台打來的，帶著倦意拿起听筒。 打電話的是費利·格里費斯。他急匆匆地告訴我，在一家名叫艾茲瓦爾的夜總會里，他發現了兩個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帶上錄音机赶到那里去。 當時我正在寫一部有關越戰的回憶錄，所以听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記下了那家夜總會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車動身前往。 艾茲瓦爾夜總會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橋北端濱河的一條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在夜總會里，我見到兩個南越陷落前由西貢去的名叫阮氏嬌和潘氏謹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爾任何一家夜總會一樣，艾茲瓦爾夜總會的舞女同時也干著賣淫的行當。為了進一步了解兩個越南姑娘的經歷，我和費利決定在那里過夜。 開始，那個肥胖的侍者對我們共要一個房間感到惊奇，但隨即會意地朝我們報以微笑，并在把我們帶到房間之后，向我建議“再來一個賤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貢見過的那些舞女來，這兩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們年輕，也不比她們漂亮，大概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約36美元）的緣故吧；而一個土耳其姑娘，那個侍者告訴我們，則需要七百五十土鎊（約83美元）的价格。 當晚，在艾茲瓦爾夜總會為我們提供的房間里，我有越語先向兩個姑娘介紹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經歷以及找她們來年目的，然后問起她們是怎樣來到這個遙遠的國家及她們能夠告訴我們的一切。 起初，她們听到我操著南方味儿很濃的越語十分惊訝。直到我把話講完，她們才消除了我們這兩上攜帶錄音机和攝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對我的信任，開始毫無拘束和保留向我們談起了她們的經歷。 □阮氏嬌的故事 1949年3月15日，阮氏嬌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內瓦協議簽訂以后，她的父親從海防攜帶著家人乘坐運接難民的飛机來到了西貢市，并在一家法僑開設的亞當時裝店做裁縫；后來，由于商店倒閉，他又到西發火柴厂做工。阮氏嬌的母親于1959年死于肺病，她的三個哥哥中有兩個在越南共和國軍隊服役，另外一個哥哥喪生于一場車禍；她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為長女，阮氏嬌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同她父親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直到災難降臨到她的頭上。 1966年春，當時十七歲的阮氏嬌開始到西貢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裝車間作女工。作為一個學徒，阮氏嬌的工資只有越幣一千八百元，加上父親的二千五百元工資，按當時的物价只能買四公擔大米。极度的貧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后，做一些洗衣之類的零活來維持家用開銷。 一天，經過錦絮厂一個名叫塢雪的女工介紹，阮氏嬌來到了黎文悅大街的德士古酒吧做夜間女招待。這樣，她就可以在下班后掙到一份固定的額外收了。 然而，阮氏嬌當時并不知道，從那天起她就注定要淪落成一名出賣肉体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板公是西貢一個黑社會組織“青林幫”的頭目，專門從事販賣毒品和婦女的勾當；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實際也象公開的妓女一樣賣淫。在阮氏嬌到德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帶進儲藏室里強奸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個名叫塢雪的女工，說她已經決定辭去那份工作。 她搖搖頭，只是說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沒有時間去打工了。她記得公在儲藏室里威脅她的話：如果她找麻煩，不管她跑到哪里，他都會抓住她，把她裝進麻袋扔到海里去。她相信公干得出來。這种事在西貢早已屢見不鮮了。一次，她在碼頭公園親眼見到人們撈上來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慘白浮腫的尸体。或許，她想，公很快就會把她忘記的。 然而，公并沒有放過這個年輕漂亮的姑娘。 几天以后的一個晚上，阮氏嬌在下班的路上，被兩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綁架上了一輛汽車，帶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帶到那間曾經在那里遭受強暴的儲藏室。在那里，公告訴她，如果她想賣淫掙錢的話，他已經為她找好了主顧，如果她不干，那么就會被立刻塞到酒桶里扔掉。 陰森恐怖的儲藏室和公猙獰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几分鐘之后，她被帶到了德古士酒吧樓上一個早有兩名美國士兵在那里等待的房間里。 后來她得知，那個把她介紹到德士古酒吧的塢雪原來也在干著賣淫的勾當；她每帶一個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給她二百元（約15美元）的報酬。 從此，阮氏嬌在德士古開始了賣淫的生涯，后來又被公賣到西貢龍家碼頭一家名叫“伊春”的中國人開辦的妓院。在那里，妓女經常到街上去找客人，有時還要到美國軍艦上去賣淫。伊春妓院的老板也是黑社會的成員，他規定妓女每天交回三百元南越幣，然后給她們“抽頭”。由于從1959年開始物价暴漲和失業增加，越來越多的婦女從事賣淫活動，這就使她們對客人收取的“報酬”越來越低，甚至有的婦女只能得到二、三十元。那么，這就意味著她們每天必須接待十個客人才能完成規定的數額。對于那些沒有完成數額的妓女，伊春妓院的老板不但不付報酬，還要懲罰她們：把她們送到美國軍艦上去，使她們承受几十個美國士兵的強暴。從19667月到1967年4月，阮氏嬌被送上美國軍艦“懲罰”了三次。 19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伊春妓院老板把店里二十名妓女召集到一起，告訴她們有家外國夜總會到西貢招募妓女，被挑上的在下午就要乘船离開越南。他說，到了外國她們可以按小時計算得到報酬。當時有兩名妓女表示不愿意离開越南而遭到了毒打，她們被捆起來裝到有黑白條紋的麻袋里——這是西貢黑社會的殺人標志：被害者將被投到海里溺死。這种手段使其她十名妓女不得己同意接受那個法國人的挑選。 當天下午，阮氏嬌和其她六名被挑中的姑娘登上了停靠在西貢碼頭的一艘貸輪。她們被裝進了一個集裝箱里，誰也不知道要前往哪個國家，誰也不知道等待她們的將是什么命運。輪船在海上行駛了半個多月，在這期間，有的姑娘還在僥幸地想，或許确實會象伊春妓院的老板說得那樣，得到按小時付給的報酬。 然而，她們直到踏上了伊斯坦布爾的碼頭才發現已經被送到一個無比黑暗的人間地獄。 阮氏嬌說，在艾茲瓦爾夜總會的土耳其人把越南姑娘當作最下等的奴隸，常常把她們弄得死去活來，甚至同時被几個土耳其人肆意凌辱。她們還被迫去學一些淫蕩的舞蹈。每天下午六時顧客稀少的時候，薩米老板就讓她們半赤裸著站在艾茲瓦爾夜總會進口處一個高出地面的方台子上表演，以引來招覽生意。 “每當我們疲憊不堪、昏昏欲睡的時候，就會遭到毒打。”阮氏嬌傷心地說：“有時候我們實在撐不住從台子上摔下來，薩米老板就會把我們帶到地下室的酒窖里去鞭打。他特地准備了兩條用皮條擰成的長鞭子，專門用來抽打我們，打手在抽打我們的時候，還要故意把鞭痕在我們身上形成象魚网似的方格子，然后讓我們光著身子再回到台子上去跳舞。” 這种殘酷的肉体折磨使得她們每時每刻都掙扎在生死之間。有一次，同阮氏嬌一起留在艾茲瓦爾夜總會的越南姑娘遭受了毒打和輪奸之后，感到實在無法繼續忍受下去，便用繩子自盡。然而，還沒有等她斷气，阮氏嬌從酣睡中醒來，大聲呼救。那個名字叫“桔”的姑娘被救活了，可是更悲慘的命運卻落到她的頭上，薩米老板把她關在地下室里，派打手輪流看守，同時還讓一些土耳其人不停地折磨她。几天以后，薩米老板把這個已經奄奄一息的姑娘轉賣到土耳其內地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城市加濟安特普去了。 盡管阮氏嬌呆在伊斯坦布爾的時間長達十年，但她仍然听不懂當地的語言。土耳其人把她當作牲畜一樣的奴隸，一直在用手勢和吆喝命令她，這就使她逃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1977年我們見到阮氏嬌的時候，她已經二十八歲了。她為今后的命運感到十分擔心，因為她害怕薩米老板有一天從她的肉体里榨不出利潤的時候，就會把這個舉目無親的越南姑娘赶出艾茲瓦爾夜總會。 “也許到那個時候薩米老板會把我賣給一個土耳其農民。”她凄惻地說：“要是那樣就更糟了，我到死只能給他們作一個最不值錢的奴隸。” 最后，阮氏嬌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西貢去，盡管這种希望非常渺茫。 □潘氏謹的故意 這位前越南共和國政府官員的女儿是在她剛剛十六歲的時候被拐賣到伊斯坦布爾的，并在那里度過了八年漫長的時光。 潘氏謹出生在1953年，當時越南還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塊殖民地。他的父親潘儼屹在法國人開辦的協和糖厂擔任唯一的越南人理事。吳庭艷掌握政權之后，這位越南的民族資本家設法促進了協和糖厂的股份國有化，并出任當時越南共和國經濟部部長阮玉詩的私人顧問。1963年11月吳庭艷總統被以楊文明中將為首的政變分子槍殺后，潘儼屹离開了政府机關，在西貢工商界的喉舌《西貢商業周報》任副總編輯。 潘氏謹是潘儼屹三個女儿中最小的一個。她自幼喜歡舞蹈，七歲的時候曾在西貢的奧雷保大戲院參加過表演。潘儼屹特地為她聘請一位法國的舞蹈師。然而，盡管她出生在政府官員家中，但生活狀況也并不寬裕。她記得，當時她父親的薪水每月是南越幣七千五百元左右。這個數目在物价飛漲的西貢養活一個一妻三女之家，也是十分拮据的。 1959年之后，西貢的社會秩序极為混亂，大批由北越派回來的恐怖分子到處進行暗殺活動，几個月以內就有許多高級地方官員遭到了殺害。因此，潘儼屹嚴厲禁止他的三個女儿單獨外出。即使這樣，潘氏謹還是沒有能夠逃脫掉襲來的厄運。 1969年3月份的一天下午，當時還在張永記學校讀初中的三年級的潘氏謹放學途以發艷路玉映發電厂的時候，遭到了几名黑社會分子的綁架。 “一輛冷藏車突然停在路邊，四個男人跳下車向我扑過來。”潘氏謹回憶起被綁架的時候說：“我嚇死了，扔下書包就跑，可是被他們追上捉住了。一個男人用布先堵住我的嘴，然后同另外三個男人一起把我拖進冷藏車里，當時附近有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在向這邊張望，卻根本沒有打算過來解救。” 潘氏謹被帶到一個地下室關了起來。匪徒們給她的父親潘儼屹打電話索取五十万元南越幣的贖金，否則就要把他的女儿殺死。盛怒之下，潘儼屹報告了西貢警察總署。當兩個匪徒前去取錢的時候被警察開槍打死了。因此，匪徒們把潘氏謹狠狠地毒打了一頓，然后十几個人一起輪流奸污她。為了報复潘儼屹，他們把潘氏謹帶到電話机旁，一面用針刺她的乳頭，一面讓她給她的父親挂電話。潘氏謹痛苦地呻吟著，求父親赶快湊齊五十万元贖金送去，否則匪徒們將要把她折磨死的。從電話中听到女儿的慘叫，潘儼屹心急如焚，不得不到處借款，几天后才湊齊了五十万元。然而，匪徒們收到了贖金，卻沒有把潘氏謹放走。匪徒們一面布置暗殺潘儼屹，一面把潘氏謹用冷藏車運到西貢碼頭，把她賣給一個在泰國吞武里市開設按摩院的男人。 潘氏謹被那個叫他納·信戎的泰國人用越南漁民的机動船運到吞武里市做了按摩女郎。 信戎原來是法僑在堤岸的羅芝維爾工厂的工頭，1959年回到泰國的吞武里市開設了那家按摩院。潘氏謹在信戎的店里不僅每天里工作十几小時以上，到了晚上還要遭受信戎的百般蹂躪。“到了6月份，我總感到惡心，不住地嘔吐，月經也不來了。我找到信戎，告訴他我已經怀孕了，可是他用不屑一頓的眼光看了看我，口里罵著走開了。” 說到這里，潘氏謹抽泣起來。她說在她怀孕以后，信戎還是象以前那樣對待她。即使當她怀孕四個月的時候，他還強迫她跪在床上讓他發泄獸欲。后來，潘氏謹的肚子隆起很大，不能再到店里去工作了，信戎對此大發雷霆，聲稱要把她賣掉。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信戎的弟弟帶來一個阿拉伯商人。他們在一起商量過之后，以五千二百泰銖（約250美元）的价格把當時已經怀孕五個多月的潘氏謹賣給了那個阿拉伯人。信戎把潘氏謹帶到一間按摩室里，強迫她脫光衣服站在床前，任由那個阿拉伯商人撫摸她凸起的肚子和乳房，象檢查牲口似地掰開她的腿，用手指在她的下身和大腿的皮膚上磨擦。 “檢查完以后，”潘氏謹說：“那個阿拉伯商人拍拍我的頭，好象很滿意。當天下午，他帶著我動身到了曼谷，從那儿又上了一條商船。路過馬六甲的時候，他下船帶回他在那里買的兩個印度姑娘和一個馬來姑娘。” “我們乘坐的是一個很高級的包艙。途中，那個阿拉伯商人讓我們四個人都脫光衣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一個一個地撫摸我們，或者用一根銅頭拐杖把我們的身子戳來戳去。到了晚上，他就彈起一把七弦琴，讓兩個印度姑娘赤身裸体地為他跳舞取樂。琴聲招來了同船的阿拉伯人，他請他們坐在船艙里喝酒，還允許他們撫摸我們的身子。那些阿拉伯人喝醉了，同商人用他們的語言交談起來，給了他一些錢，于是，他就允許他們把兩個印度姑娘領到他們的客艙里去。” “過了五天左右，一個矮胖的阿拉伯人來到我們的客艙，指著我同商人交談起來。開始，我看到商人不住地擺手，后來他拿出一疊錢，商人就同意了。” “我被那個阿拉伯人帶到他的船艙的時候，就知道我沒有辦法躲過這次折磨了。他野蠻地剝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按在床上。他沉重的身子壓在我的肚子上，使我疼得不住地喊叫，汗水把床上的布都濕透了。直到几個月以后在伊斯坦布爾分娩時我才知道，孩子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被他壓死了。” 到了伊斯坦布爾，潘氏謹被賣到艾茲瓦爾夜總會。老板薩米·杜蘭見她的肚子圓鼓鼓的，就讓她每天晚上只寬余一條很小的三角褲衩和用薄紗制作的透明乳罩，腳蹬一雙高跟皮站在艾茲瓦爾夜總會進口處的高台上招攬顧客。這個辦法果然引來了許多土耳其人，他們圍在潘氏謹的身旁，用手任意地触摸她的身体，發出一陣陣怪叫。有些土耳其人付給薩米老板一百二十七磅，就可以把她帶到房間里玩弄一次。甚至當她快要臨產的時候，還被迫接待顧客過夜。 1970年4月的一天，潘氏謹的肚子一陣陣地抽搐。她知道已經臨產了，便找到薩米老板指著肚子用手勢告訴他。薩米老板很高興地拍了拍潘氏謹，把她領到舞廳里大聲用土耳其語對嫖客喊起什么。頓時，許多嫖客拿出錢來交給薩米老板，把痛得直叫的潘氏謹抱起來，由侍者帶領涌進一個較大的房間里。 他們將潘氏謹的衣服剝光后仰面放在床上，把她的雙臂拽過頭部兩側捆在床架上，又由兩個人分開她的雙腿，其他的人則用手按壓她的肚子或者擠她的乳房，甚至把手伸進她已經開始張口的下身里去。這些殘暴的土耳其人把潘氏謹弄得死去活來，聲音凄慘地叫起來。這种折磨持續了半個多小時，那些狂暴的人才從已經昏死過去的潘氏謹的身上撥出了胎儿。 “那么晚上我真以為會被那些土耳其人弄死。”潘氏謹說，臉上掠過恐懼的神色。“等到我蘇醒過來，得知孩子早已經死了。起初，我以為這下薩米老板總該讓我休息几天了，可是沒有想到，他在我生過孩子后的第二天就帶來兩頭很大的狼狗，強迫我用奶水喂養她們。那兩條狼狗凶狠地蹲在我的身邊，我被嚇得哭了起來。薩米老板揪住我的頭發，狠狠地抽打我耳光，然后命令我跪在地下，由他訓練兩條狼狗喝奶。他臨走的時候用一把手槍威脅我，讓我按時給他的狼狗喂奶，否則，就把我殺死。” “薩米老板把我關在辦公室里面有狗的屋子里。這樣狼狗覺得餓了就可以鑽出來。由于從那天以后薩米老板故意不喂飽狼狗，所以總是把我的奶水吸干后還咀嚼我的奶頭；到后來它們干脆呆在我的身邊，過了一會就叼住我的奶頭吸一次。就這樣，我同狼狗關在一起半年多。” 潘氏謹放聲大哭起來。她說，八年來她很想念她的父母，問我是否能給她的家里發一封信，讓她父親想辦法把她接回去。 我告訴她，西貢在三年前就被越共占領了，現在已經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她父母的下落也不容易打听。不過，我安慰她說，不久我將去越南辦理失蹤的美國戰俘的事宜，那時候我一定設法找到他們的住址，交把她這些年所受的苦難告訴他們；如果有可能的話，我還要盡快幫助他們到這里來把她接回越南。 潘氏謹再沒有說什么，只是用挂著淚水的眼睛可怜地望著我們。 “也許到那一天我們已經死了。”分手的時候，我听到阮氏嬌小聲說。 我們离開了艾茲瓦爾夜總會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清晨。昨晚的那個侍者領著艾茲瓦爾夜總會的老板薩米·杜蘭來到我們面前。薩米老板那張黝黑發亮的臉上堆滿了笑容。他先向我們問了早安，然后用神秘而不無希望的語气對我們透露說，這里還有兩個剛剛買到的十二歲丹麥小姑娘，問我們是否感興趣。顯然，他把我們當作了性變態的嫖客。我們婉言回絕了。他又問起我們那一夜是否過得很愉快。 “薩米，”我對他說：“要是你讓兩條狼狗叼住你老婆的兩個奶頭的話，我一定會覺得非常愉快的。” 沒有等他來得及回答，我們就走出了艾茲瓦爾夜總會的大門。 外面，太陽正冉冉升起，呈牛角形的金角灣河灣口映著閃閃的金色光彩。遠處聲聲汽笛長鳴，划破了早晨的寂靜；遙望河對岸的室內大商場和古寺圓形的屋頂，在朝陽中顯得有些光怪陸离——或許，只有在此時此刻我才真正看到了這些光怪陸离的世界吧！ 然而，為什么呢？我不是在十几年里一直听到那些可怜的越南婦女的呻吟嗎？我不是一直在看著她們被一批一批地裝上輪船或汽車，運到世界各地去嗎？！當時西貢的報紙不是一再刊登少女失蹤的消息嗎？甚至在那里的妓院、舞場和酒吧不是總能看到許多不同膚色的女人嗎？碼頭公園附近的吉斯米夜總會不是以“万國美女”吸引著數以千計的美國人和外國游客嗎？為什么十几年來熟視無睹的事情，在今天卻激起了我的反思呢？ 事實上，對這樣一個似乎不合情理的現象只有一個反而恰恰符合“情理”的解釋：由于時代、地區和种族的觀念，美國人從來沒有對那种与國際法大相徑庭的販賣婦女的活動感到异常；只有在和平而理智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反省那個离開不久的過去，盡管我們多數人至今仍然十分混沌和困惑。 每一個參加過越南戰爭的老兵，都應該記得設在西貢——堤岸公路上的“人肉市場”，或者素有“万國美女”之稱的吉斯米特夜總會，并且能夠輕易地回想起他們在那里度過的時刻以及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充滿肉欲的邪念的情形。而那兩家富有典型意義而又徊然不同的婦女轉換站最有說服力的就是：前者聚集了越南及柬埔寨、老撾、泰國和中國流落到西貢、在生活中掙扎的可怜巴巴的下層婦女；后者則作為這种交流貿易的結果，提供給尋歡作樂、縱欲無度的男人由黑、白、棕、黃各种膚色“炸成”的“什錦果排”。如果說當時南越政府的經濟政策導致了貧困的話，那么經營色情行業的酒吧、妓院、夜總會的老板卻大發橫財，尤其是西貢這個世界最优惠的自由貿易港。 “老兄，我今夜能讓你玩個痛快。” 這是吉斯米特夜總會皮膚黑得發亮的黑人肚皮舞舞女的聲音。她們的皮膚像刨光了的橡膠，充滿了彈性的肉感。然而對待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黑人士兵，她們不是撇嘴就是搖頭，似乎受了侮辱一樣。与此相反，那些馬來姑娘和印度姑娘就沒有那么樂觀，盡管她們竭盡奉承的笑容使黑人士兵和韓國士兵非常滿意，但是她們決不會象黑人舞女那樣去為爭風吃醋而大吵大鬧。因為，前者從事皮肉是迫于生計，而后者卻含有放縱取樂的万分。這就是我對她們的分析。 “吉斯米特”(kismet)這個社會世界都能夠見到的國際性名字，毫無疑問地招喚著每一個冀求在女人肉体上一逞雄威的男子。它們所具有的共同特點就是：那里的舞娘一律穿著露乳的或者完全袒露上身的超短裙。當然，更進一步的交易也在所不限；而西貢的吉斯米特夜總會与設在美國、意大利、日本、香港、土耳其等地的吉斯米特夜總會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那里隨心所欲地提出你的要求，讓她們為你跳什么舞蹈，甚至還可以像預訂商品一樣用電話告訴老板你對接待你的姑娘所要求的种族、年齡、身高和三圍尺寸等等，即使你异想天開地提出預訂一個處女而又不在乎金錢和時間的話，那么你是決不會失望的。 在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的丑聞中，最使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吳庭艷政府辦公室董理郭從德用十名越南少女交換兩位希腊姑娘，并最后使他自己招致殺身之禍的事情。當時，越南政府內部的腐敗顯然已經不是少數人所為，上至吳庭艷總統的胞弟吳庭儒等高級官員，下至普通警察、士兵，早已司空見慣。正如1961年12月14日《天主教證言報》所說：“它（吳庭艷政權）本身就是造成激起公憤的條件。” 無論從年齡還是從地位來說，郭從德在吳庭艷政權中都屬于實力派或元老派。他在出任政府辦公室董理以后，以他的“田地改革”、“墾田區計划”、“稠密區試點”等措施奠定了他的地位。在一次“墾田區”中心部署會議上，我見到了這個個子矮小、面頰消瘦的中年男人。他把荒蕪的地區說成土沃、風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樂園，以此誘使貧民离開城市進入那里墾荒。吳庭艷總統當即表示贊同，認為這樣可以大力推動農業生產發展，并宣布這一計划為“國策”。 “德是個瘋狂的家伙。”當時出任南越政府“定居顧問”的阿爾弗萊德·卡爾丁諾這樣說。他反對郭從德用誘騙的方式使貧民离開城市，因為那樣會使（并且不久也得到證實）那些被騙去的人千方百計逃出“墾田區”，帶有強烈的憤慨和不信任的情緒涌回城市。 時隔不久，郭從德又說：“散居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必須置于政權的法度下。‘稠密區’的地點，必須設置在有利該區及周圍地區安全的地帶，即設置在水陸交通便利的机動區域內。” 1959年初，芹苴隆美郡“稠密區”試點，南越政府軍、保安軍三個營對永順東、方平、隆治、社番等進行了掃蕩；同年5月又對隆美隆平、永祥等地發動掃蕩，僅六年就殺死八十八人。他的這個強制性的計划雖然在治理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然而那些本來就已經貧困如洗的越南農民，卻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越共的一邊。他們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多生產糧食為什么？反正也吃不飽，說不定哪一天還要坐牢。這一切，促使南越農民對土地盤生產完全失去了興趣。西貢——堤岸附近的農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城市行乞，迫使吳庭艷政府不得不成立“反行乞委員會”。 盡管如此，大量的農民還是不斷地向城市滲透，這就更加劇了西貢、堤岸、喜定等地的三十万小商販和貧民生活的動蕩不安。在這种社會狀況下，即使是身強力壯的男子也不得不加入乞丐、匪盜、販毒的行列。而女人們，尤其是那些年輕標致的姑娘，則毫無選擇地涌向“人肉市場”。 位于碼頭公園的吉斯米特夜總會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誕生的。与塵土飛揚、垃圾如山的西貢市區相比，吉斯米特夜總會完全成為另外一個世界。每到黃昏，從那棟燈光閃閃的樓房里傳出地道的舞樂、成群的美國、南朝鮮、澳大利亞、台灣的軍官和士兵及越南中、高級官員或公職人員向那變幻絢麗的霓虹燈方向走去。在他們當中，我不止一次看到身穿質地考究的黃色亞麻涼服的郭從德悠然地出入于吉斯米特夜總會。 我十分清楚，那些有條件尋歡作樂的越南人的目標，并不是他們可怜巴巴的女性同胞，而是集中在非他們同种的异族姑娘身上。他們可以同一位馬來姑娘調笑，卻不住地訓斥与他們同种的女侍；他們色眯眯的小眼睛貪婪地盯住那些扭動腰肢的印度舞女，卻對同种的婆娘不屑一頓。盡管他們有時表現得极為排外，但是對于外國女人，即使是黑人婦女，也流露出一种毫無掩飾的興趣。在薩克管的嗚咽和色燈交織的環境里，他們并不在舞池中跳舞，而是坐在遠處望著各處膚色裸露的肩胸晃動，現出渴欲的神情。吉斯米特夜總會的老板對于那些前來買春的越南人，則表示出不容置疑的威嚴，即一定要他們付出高于他人兩倍的价格，而且必須預先支付。當然，他對某些越南人也有例外的時候，而郭從德就是享受這种特權殊榮的越南人之一。 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的老板伯尼·艾爾索普是一個大腹便便、半禿頂的家伙，他的弟弟約瑟規章·艾爾索普把他介紹給我。艾爾索普兄弟的性格簡直大相徑庭。約瑟夫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寫過不少反對越戰的文章，而伯尼則是個有時對政治、戰爭毫無興趣，有時又對此充滿激情的唯利是圖的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伯尼在馬尼拉開設了一家吉斯米特夜總會，以美女如云而博得麥格賽政府官員的青睞。而后，他漸漸感到，在軍事上作為菲律賓保護國的美國，生意几乎是單一地指向美國官兵，這使他不得不蒙生另辟新徑的想法，伯尼不久就通過天主教教士阮洛和中校与西貢政權取得了聯系。阮洛和中校在當時也是一個具備一定實力的人物，他領導著駐扎在金甌地區的一千二百名台灣部隊。在他的幫助下，伯尼終于獲得吳庭艷政府辦公室董理郭從德的特別批准（因為政府已限制西貢的娛樂場所），在西貢碼頭公園附近一處居民被強行遷出的空地上建起了越南國土上第一家吉斯米特夜總會。 時隔不久，伯尼就体會到了他在策略上的成功。 吉斯米特夜總會剛剛開業的時候，他帶來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十二名菲律賓舞娘。而在西貢就地招收的越南女招待對身穿這种袒胸露腰的衣裙，搖晃著雙乳營業的要求大吃一惊，轉瞬間便逃之夭夭。阮洛和中校向伯尼解釋說：盡管越南人開設各种各樣的妓院和夜總會，但是對于公開裸露身体的營業還不能習慣。而伯尼則堅持這种他在許多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大約一個多月之后，阮洛和中校給伯尼送來了五名在掃蕩中俘獲的中國藉姑娘，并且不費什么力气就她們同意穿上越南姑娘望之生畏的露乳衣裙。然而，那五個姑娘卻使伯尼大為失望，因為她們不僅面目丑陋，身材也干瘦得毫無挑逗性可言：她們胸脯上露出的并非伯尼希望的那种顫動的乳房，而是兩個象小姑娘剛發育的蕾乳那樣的錐形隆起。 伯尼·艾爾索終于下了決心，從美國招聘了四名皮膚油黑發亮、兩腿修長的黑人脫衣舞女。 伯尼·艾爾索所經營的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一帆風順，是因為郭從德董理一直在給予他各种必要的幫助。當郭從德董理嘗到那些黑娘們屁股熱乎乎的滋味時，伯尼說法感到好運气到來了。他很快發現那位堂皇的越南政府官員對他干癟的老婆早已毫無興趣，而他年輕的同胞也使他無精打采；能夠填補他強烈欲望的莫過于更富于肉感的、那种被越南男人稱為ba dam（洋女人）的白人姑娘。郭從德董理雖然在公開的場合常常把他自己表現得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但通過他對于那名綽號叫作“黑橡膠”的舞女所流露的貪欲之情，就無疑地代表著當時越南官僚貴族的腐敗和墮落。 盡管与郭從德董理在治安警察方面有一定的聯系，蘭斯代爾上校對他的印象非常不好，認為他是典型的頑固保守分子。吳庭艷總統雖然有些傳統式的獨斷專行，但是他在個人生活上卻十分廉洁，因此深獲包括瑙爾汀以至楊文明中將、科奈恩中將和蘭斯代爾等人的好感，以致楊文明中將后來發動政變的最后一刻，他們都在設法維護吳庭艷總統的地位。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吳庭艷總統對于与他自己的觀點格格不入的郭從德董理十分器重并委以要職，甚至可以對郭從德董理的個人生活方面的腐敗行為充耳不聞。郭從德董理的這种特權引起了包括副總統阮玉書、經濟部長阮主詩以及后來的武裝部隊參謀長陳文郭少將等人的強烈不滿。由于吳庭艷總統的過分固執，加上他的胞弟吳庭儒和吳庭謹的專橫，這种不滿逐步升級，使得政府內部的矛盾越來越惡化。 事實上，當時几乎所有的越南政府官員都保持著一种法式或者越式的貴族官僚作風，在生活方面几乎沒有一個人是無可指摘的。一般認為，吳庭艷總統是個十分复雜的人物，他面臨著許多嚴重問題；他具有一些令人欽佩的优秀品質，但是他脫离人民，在他的周圍的都是一些并不如他那樣可欽佩、那樣能干的人。 法國人近一百年的奴化統治，使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殖民地國家的貴族們產生了要娶法國女人為妻而顯示其榮耀的想法。我听到許多越南人講過他們對于ba dam （洋女人）的渴望。雖然在西方人的眼里，越南婦女嬌小丰腴的身体、洁淨細嫩的皮膚、烏黑飄逸的長發以及她們灼熱的丰厚嘴唇都十分誘人，但是很多越南人抱怨說，他們的婦女髖臀不夠成熟或者乳頭過于凸出，使他們感覺不到任何女性的誘惑力。有位前阮文瑞（保大）的幕僚曾經說過：“一名越南的處女尚不如一位法國的老嫗。”而他自己就娶了一名三十六歲的法國遺孀。 作為舊式官僚出身原郭從德董理，他總是不無羡慕地眈視著那些同僚的法國女人。然而，那個時候法國人已經相繼离開了那塊他們已經失去了的土地，郭從德董理只有望洋興歎而已。此后不久，他特別批准了伯尼·艾爾索普在西貢建立了越南第一家吉斯米特夜總會。 不久，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成為越南高級官員和外國駐越軍事人員經常出入的場所，因此許多政治動態和政策計划也把那里變得十分敏感。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約翰·理查森先生把那個地方稱為“交易所”。 “我与郭從德董理沒有私交。”伯尼說。“我對他的態度如同每一個到吉米斯特夜總會來的人并無二致。” 根据情報來看，伯尼在撒謊，他深知在越南這個國家沒有私交和賄賂什么事也辦不成。郭從德董理從不愿意人們看到他与那些半裸的外國女人坐在一起。他在頂樓的房間是經過特別安排的，只有伯尼和郭從德董理能夠走進那間設有電動搖蕩床的頦室，郭從德董理在那間密室里享用免費提供的异國姑娘的風味和精美的佳肴。 在吳庭艷總統的政府里，郭從德董理是一個极為特殊的人物，他自大的民族主義給予了吳庭艷總統很大的影響，盡管在他糜爛的生活中那些自大已經蕩然無存。吳庭艷總統多次拒絕了美國的建議，拒絕美國派軍隊協助他鞏固政權，甚至拒絕象南朝鮮、泰國、台灣和菲律賓那樣的亞洲盟國的軍事人員給予幫助。 掌握郭從德董理的必要性就在于促進對執拗的吳庭艷總統施加影響。因此，理查森先生從美國回到西貢以后，決定了對郭從德董理進行全面的調查。 1960年4月5日晚9時30分，我与約瑟夫·艾爾索普來到了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 伯尼到大叼避暑去了，一位越南領班接待了我們。他認識約瑟夫，很熱情地同我們打了招呼，并將我們領到環形過廊邊里座上。從那里，我們能看到五名胸脯高聳、汗淋淋的印度舞女在舞池中不停地旋轉。她們都穿著伊斯夫最新設計的舞裝：胸脯的上部懸著兩個墜滿閃閃發光細珠的半環型金屬箍，腰部也是一個同樣的金屬環；一經舞動，懸垂的細珠就搖晃起來，使并非有意遮擋的部位若隱若現地顯露出來。當她們將手臂象蛇一樣柔軟地朝后面反彎過身子，髖部熟練地扭動之時，甚至連她們的下身也公然暴露在相隔很寬的細珠串之間。 伯尼就是靠這种方法經營著吉斯米特夜總會。他認為色情商業是最穩定、最經久不衰的商業，只要人類尚存，作為各种人類需要的，或者說是最必不可少的刺激中，最無法曷止的性刺激都會使吝嗇的人變得慷慨起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伯尼在挑選舞女時最注重髖圍和胸圍的要求，臀圍愈是寬闊則愈會得到青睞。除此之外，伯尼与設在其它國家的吉斯米特夜總會訂了一個契約，定期交換招聘舞女，以此來使吉斯米特夜總會常煥發新的面貌。几年來，伯尼瑟美國、意大利、德國、土耳其、泰國、馬來亞、菲律賓、尼日利亞与香港等地的吉斯米特交換了數量可觀的肚皮舞女。一次伯尼抱怨郭從德董理“口味越來越高，而且越來越怪癖。” “請問郭從德董理今晚到這里來嗎？”我問。 領班顯然對郭從德董理很熟悉，告訴我們郭從德董理每天都到那里去。當我們問到郭從德董理是否每次都要同一名外國舞女在那里度過夜晚之時，領班神秘地對我們說，伯尼正為郭從德董理大傷腦筋，因為几乎所有舞女都不愿意招待那位越南官員。“他太野蠻了。”舞女們都那么說。那位領班還告訴我們，郭從德董理那時正在樓上，陪伴他的是一名十六歲的土耳斯姑娘。 几塊美元的小費又使那個領班講了更多的情況。我們得知，郭從德董理正在与伯尼商談一項協助外國夜總會從越南南方廉价招聘肚皮舞舞女的事情，据說這种快速周轉生意的利潤非常之大，已經有一批越南姑娘被送到國外去了；另外，那個領班說，郭從德董理還在請求伯尼招聘更多的ba dam（洋女人）到西貢來 當時，越南政府官員從事非常經營已經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他們在吳庭艷總統嚴格的任用制度下得到了庇護，而警察是根本無權過問的。即使有些地方議員曾經對此提出過一些异議，事情仍然繼續，并且同從前一樣的蔓延著。走私、販毒、買賣婦女在當時廣泛地進行，以至不被認為是犯罪活動，只有不胜枚舉的槍殺和政變陰謀以及越共的顛覆活動，才真正困扰著那個政府。 時過十一點以后，夜總會的燈光暗淡下來，五名喘息著的印度舞女跳起一种更為淫蕩的舞蹈。許多美國人和越南人已由被他們挑選上的姑娘陪同著走上樓梯。 使我難以理解的是，清廉的吳庭艷總統的周圍為什么都是一些与他本人的性格大相徑庭的官員，并且他极力對他們加以維護和支持；倘若那些人具有吳庭艷總統那樣优秀的品質，并与人民接触得更為緊密一些，那么越南南方的整個局勢必須是另一番情景。 但是，事實并不是那樣，而且也不可能那樣。那些懶散的、官僚气派十足的越南官員總是把我們善良的建議當作對他們內部事務的干涉，當我們的建議提得過多的時候，他們就會對我們形成一种天然的敵意。 我們很快就秘密布置了對郭從德董理的調查网，并爭取到他的一個貼身保鏢，因而有關他的許多情況立即源源不斷送到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理查森先生的那里。 郭從德董理直接卷入販運婦女的活動是從更早的時候就開始了。當時主要是以外國夜總會在西貢招聘舞女和女招待的名義進行的。后來漸漸越出了這個范圍，擴展到了与一些西貢黑社會組織互相勾結的地步。 郭從德董理的這些活動導致了西貢報紙几乎每天都要刊登出少女失蹤的報道，以至連從事色情生意的娼妓們也感到十分恐慌。在越南人的眼里，那些被販運到外國去的女人的命運一定是非常悲慘的。 1960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一輛帶著帆布車棚的GMC式軍用卡車從新平站悄悄地駛過了市區的街道，向龍家碼頭的方向開去。車棚內十五個未滿二十歲的越南姑娘擁護地坐在靠前的車板上，手腕上都戴著美制的微型手銬；坐在后檔板上的四名身穿軍便服、攜帶湯姆遜沖鋒槍的男人不停地對她們發出低聲的警告。 那十五個姑娘几乎都是因為散發傳單被捕的女學生，其中包括前陸軍特別突擊隊麟中校十五歲的長女和堤岸朱記碾米厂老板朱成鑠的寵妾和三個女儿。在离開志和監獄之前，她們的嘴都被膠布封得很嚴，眼睛纏著黑布，以致她們都認為警察要把她們送到別的監獄去，而這种事是十分平常的。等到她們得知被以她們的体重計价賣到异國之時，至少已經是數天以后的事情了。 龍家碼頭附近的豪迪洗衣房里，伯尼、郭從德董理和青林幫（西貢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泰用法語正在低聲交談，望著那十五個被蒙著的女學生逐個被帶攜帶武器的男人帶到一架秤大米的地秤上量著体重。 泰已經与郭從德董理進行過兩次這樣的交易，一次是在五月到來之前的六名本來應轉運到迪石省鵝蛟以南位于沼澤地帶集中營的婦女，第二次是掃蕩那些活動在越柬邊境同塔梅西北越共分子時捕獲的二十名磅羅鄉村的高棉姑娘。所以這些交易都是以一种每磅体重一千元南越幣進行的，然而，郭從德董理和伯尼從來沒有收過那筆錢，因為他們与青林幫不太文的契約中以同樣的方式進口貨物，而那個价格即為雙方的到岸价格，只是進口時交納的實際上遠遠高于運出越南的价格。 青林幫作為西貢各种犯罪團伙中最有勢力的黑社會組織之一，是因為有得到許多政府和警察部門官員的庇護，即使它与西貢其它黑社會組織發生沖突之時，它也往往會得到警察的直接幫助。此外，青林幫与國際黑社會組織也有著密切聯系，泰國、馬來亞、緬甸、老撾甚至意大利、印度、土耳其的走私犯，尤其是泰國和馬來亞的海盜武裝匪徒，都經常同青林幫分子進行交易。 伯尼感到在西貢混亂的社會環境里，沒有像青林幫這樣的黑社會組織支持，吉斯米特夜總會就得不到安全的保障。尤其是倘若吉斯米特夜總會的顧客一夜之間遭到冷槍或綁架（這种事在當時非常多），那將很難繼續經營下去。再則，如果与他們相處得好，黑社會組織可以不斷地為吉斯米特夜總會提供价格比從其他國家招聘低廉得多的舞女和女招待。伯尼知道郭從德董理需要吉斯米特夜總會遠遠胜過吉斯米特夜總會需要郭從德董理的程度，因而很容易使他陷入這种秘密交易之中。 并不是所有來到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的外國姑娘都愿意從事那种娼妓生涯，特別是來自馬來亞和泰國的姑娘，他們多是作為舞女或女招待被騙至西貢的。伯尼要求青林幫在把所有的姑娘送到吉斯米特夜總會之前，一定要保證她們清楚并同意她們將要做而且必須做的事情。這個要求對凶殘成性的青林幫不成問題。他們有的是辦法來制服那些惊恐万狀的外國姑娘。盡管如此，伯尼仍然遇到過個別被他稱為“鞏固不化”的搗亂者。結果只有把她們送回青林幫去“反省一個時期”。 在吉斯米特夜總會發生過一件非常轟動的，最后几乎使伯尼在監獄里度過十八個月刑期的事件。 1961年3月5日是整個旱季中最熱的一天，室內的桌椅和其它家具都帶有微溫，晝夜不停開著的電風扇將混濁愿望抑的空气吹過，人們仍然流汗不止。上午，在棋盤區和陳國贊大道都出現了熱死人的現象。 入夜以后，情形并沒有好轉，樹葉一動不動地垂在枝上，似乎已以被日間酷熱的太陽晒得昏迷過去。所有的市民此時都涌到街上，到處散發著潮濕的悶熱混合的難聞气味，各個冷飲店的酒吧間都擠滿了顧客。 与西貢其他地方相比，吉斯米特夜總會由于它堅厚的水泥結构和冷气設備，顯然使那進而成為另一個季節。几乎在西貢的美國軍官那天都光顧了吉斯米特夜總會，甚至連順化大學院長論金先生也坐到了距离我們不遠的地方。長方形的舞池中，三位身穿紅、白、黃色緊張身越式旗袍(ao dai)的越南姑娘在緩緩地擺動著腰肢，尖細的嗓子唱著一种叫作hat gheo的調情民歌。 “你們喜歡這种歌曲嗎？”西貢警察局的輝中校問我們，他悠然地坐在离我們不遠的地方喝著加冰的飲料。 我點點頭表示喜歡。實際上，我根本听不懂歌詞，那三個姑娘是用喃字演唱的，但是，從她們的表情和動作，以及拖著長音的調子中，我猜出了歌曲的內容。 吉斯米特夜總會經常是以越南姑娘的演唱作為開始。 不久，流聲机放出最流行的水兵舞曲，越南姑娘被身著泳裝的黑人舞女代替了，于是一些青年軍官和游客走進了舞池，那個叫作“黑橡膠”的黑人舞女在同一名肥胖的超過官員對跳著，不時把她修長的大腿滑進那名超過官員的兩跨之間，樣子看上去十分滑稽。 晚10時過后，舞池中變得空蕩蕩的，舞女們都坐在青年軍官中調笑著。忽然，舞池以外的燈光暗了下去，兩名赤裸身体，僅在腹下系著一根很細臀帶的金發姑娘進入了舞池。這是在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第一次出現半裸的金發舞女。當問到那兩名丰腴的舞女是否新到的應聘女郎的時候，伯尼神秘地微笑著搖頭，表示無可奉告。 事實上，伯尼的确無法作出准确的回答，因為青林幫頭目泰提供給他的是兩份假護照。從事人口走私的黑社會組織經常使用這种方法有效地回避國際警察對他們的追蹤，并且盡量把那些拐賣的婦女送到遠离她們祖國的地方。國際上最大的人口走私團体是意大利、土耳斯、泰國、印度和巴拿馬職業走私集團。他們每年把數以千計的婦女轉送到世界各地的色情場所，同時也從事毒品、黃金以至軍火的販運活動。 伯尼是在一天前剛剛從青林幫那里購得那兩位金發舞女的，她們當時表示完全順從。青林幫的頭目泰告訴伯尼，他已經給予那兩個姑娘一些“忠告”，伯尼深知青林幫是怎樣“忠告”那樣發覺上當的外國姑娘的，他對此表示非常滿意，因為他需要青林幫在事先，有時還要在事后“忠告”她們一下。兩個被泰稱之為“德國舞女”的姑娘在豪迪洗衣房被剝光衣服，站到地秤上去的時候，伯尼就听出來所講的并不是德語，而是一种很接近小亞細亞，或者巴爾干地區的語言。 然而，伯尼并不在乎這些，他擁有兩份泰交給他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護照就可以了。在他的吉斯米特夜總會甚至還有几名沒有護照的舞女。他所關心的，只是那兩名“德國姑娘”究竟需要花多長時間才能掌握在舞池里表演那种擺動臀部、舞動乳房的舞蹈。他命令負責教授那种舞蹈的阿拉伯姑娘在二十四小時內教會她們。事實上，她們做到了，并且跳得相當出色。 一段舞曲結束之后，許多青年軍官都過去試圖与那兩個金發姑娘交談，然而卻始終沒有弄懂她們講的是哪一种語言。“That's all Greek to me！”（我對她們的話一竅不通。一位佩戴海軍陸戰隊校級肩章的軍官抱怨著說。伯尼費了很大气力才說服了圍著那兩名金發舞女的軍官們，把她們帶上了樓梯。 （英國人認為希腊語最信懂，所以特別用Greek這個語來比喻。——譯者注） 那位抱怨的青年軍官說得非常正确，兩位金發舞女确實在講希腊語。她們是塞浦路斯克里尼亞市希族學校的教員，分別是二十四歲和二十八歲。在一次希、土兩族居民的沖突中她們遭到了土耳斯族學生的綁架后，被轉交給土耳斯走私犯，輾轉泰國而販賣到西貢。 自從1958年6月英國政府宣布希、土族居民分治以后，信仰東正教的希腊族人与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耳斯人便開始了持續不斷的暴力沖突。在“泛土耳斯主義”的影響下，土耳斯政府和希腊政府都聲稱要派軍隊進行干涉。1959年中旬開始，這個沖突導致公開的槍擊和綁架事件的發生。一位名叫蘇米德拉的土耳斯少女被希腊族警察強奸并擊斃的事件發生后，憤怒的土耳斯人開始襲擊所有的希腊族居民。被捕捉到的希腊姑娘從原來的槍殺，到后來通過走私運回土耳斯內地進行販賣。截止1960年12月，已經有二百三十名希腊族姑娘遭到這了這种噩運，而土耳斯人聲稱已經有二百名以上的土族姑娘遭到希腊族人的殘殺或強奸。 青林幫從泰國海盜船上接收了兩名希腊族姑娘之后，開始同吉斯米特夜總會開始進行商談。泰堅持要把她們的价格定為六千美元，而且是現款交易，因為他們認為她們是純血純的德國姑娘，并為她們捏造了十九歲和二十一歲的年齡。如果郭從德董理沒有提出另外一個方案來的話，伯尼几乎要立即拒絕那個非份的索价。 几天以后，郭從德董理和伯尼把九名從順化市以“酒吧女招待”為名招聘的九名越南姑娘和吉斯米特夜總會一名香港舞女送到豪迪洗衣房。當她們來到那兩名希腊姑娘住宿的位于豪迪洗衣房地下倉庫門前的時候，從昏暗的倉庫里傳出她們的哭叫聲。泰告訴她們，他的手下人正在給她們一些“忠告”。此后，那兩名希腊姑娘順從地走上了地秤，由泰的保鏢剝光她們的衣裙進行秤量。這時郭從德董理和伯尼看到她們的扔頭周圍遭受電擊后留下的灼痕，他們會意地笑了。 如果伯尼能夠預見到兩名希腊姑娘將導致的災難，他是可以非常容易地想好預防措施的，甚至根本不會有什么發生。在這种事情上伯尼是有很多經驗的。 然而，伯尼交沒有預見到什么，他太疏忽了，反而把兩個希腊姑娘長期地安排在吉斯米特夜總會的頂樓上。 事情終于發生了，盡管是在十個月以后。 1962年3月15日，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巡回訪問的希腊海軍參謀長S·阿弗蓋里斯中將在從基隆到達西貢的第二天，同希腊大使帕納約蒂斯分別向越南外交部長武文牡和國防部長阮延淳遞了一份抗議書。 抗議書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越南共和國政府官員与國際走私集團勾結，長期非法監禁、蹂躪兩名被販賣到西貢的希腊族婦女，要求吳庭艷總統立即對此事做出調查并給予答复。抗議書還提到兩名希腊婦女曾逃到西貢警察局尋求保護，然而不幸的是一天之后，她們竟然被警察送回吉斯米特夜總會，致使她們遭到更殘酷的折磨。 郭從德董理与伯尼當然矢口豆腐這件事情，立即將兩名被他們稱為“純德國血統”的姑娘轉移到新平站附近的一個秘密地方隱藏起來，企圖逃避調查和追究。 他們對抗議書中提到的相當具体的情況感到非常惊訝，因為他們不相信有人曾經秘密調查過那兩名姑娘，至少調查者應該懂得希腊語，如果她們真是希腊姑娘的話。那兩個姑娘根本不懂得除了她們本族語以外的任何其他語言，而當時西貢几乎沒有人懂得希腊語。 當天，吳氏家族最親密的朋友，美國大使瑙爾汀与吳庭艷總統和他的弟弟，政府顧問吳庭儒做了長達三個多小時的秘密會晤，告訴他們希腊政府對任何有關希、土沖突的問題都十分敏感，而美國在希腊克里特島設有駐地中海第六艦隊的根据地，并正准備在那里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導彈訓練中心。因此，他誠懇地希望吳庭艷總統能夠迅速地對此事做出令人滿意的處理。 1962年3月27日上午八時，陳金宜親自帶領十几名秘密警察和特种部隊士兵包圍了位于新平站南端的一棟樓房。二十分鐘以后，人們看到兩名將近臨產的金發孕婦在實槍荷彈的警察和士兵的族擁之下走出來，登上了一輛遮有窗帷的黑色轎車离去。 那天，遭到突如其來逮捕的還有西貢吉斯米特夜總會老板伯尼、西貢警察局何玉良少校、青林幫頭目泰、豪迪洗衣房老板謝文情、亞楊船業公司理事潘熙榮以及另外五名南越人和吉斯米特夜總會的一名侍首。 此案的審理持續了一個半月，那些人除了伯尼·艾爾索普以外，均用西貢特別法庭以走私及販運婦女等罪名判處了一年至八年監禁；涉及此案的郭從德董理和伯尼·包爾索均因“證据不足”而免于追究。 1963年順化佛教徒事件爆發之前，郭從德董理在西貢加梯那大道准備走進他的寓所時，遭一名坐在一輛摩托車上，身著黑色衣褲、戴著紅色條紋頭巾的女青年用沖鋒槍猛烈掃射，郭從德董理的頭部至少挨了三顆子彈，而凶手迅速駕駛著摩托車逃离了現場。 一切都結束了，對那些謀殺的調查很快被以佛教徒自焚引導的全面反政府游行示威沖淡，以至吳庭艷總統不得不全力對付來自各個方面的攻擊。 本來，槍殺郭從德董理是清除吳庭艷總統身邊腐敗保守勢力的一個步驟，但是顯然已經被證明是不必要的，因為政府內部斗爭很快就把吳庭艷總統赶下台，并將他同吳庭儒一起殺死在一輛M-114型裝甲車里。 值得一提的是，調查郭從德董理進行人口販運的工作，是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工約翰·理查森先生授意越南特工人員雇佣名為“天地會”的西貢另一個地下黑社會恐怖組織進行的，并由他們實施了暗殺活動。 弄清楚那兩名金發脫衣舞女的國籍費了相當長的時候。她們對于秘密調查者的各种問題全然不懂，而吉斯米特夜總會一直稱她們是來自“霍爾斯泰因的德國姑娘”，因為她們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執照上是那樣寫的。后來，越南特工人員送來了兩名半裸的金發脫衣舞女在各种角度拍攝的照片。經過布羅克森先生的研究分析，盡管她們長著一頭金色的長發，但那很可能是經過色染而成的，理由是那金發過于濃密平直，霍爾斯泰因姑娘的頭發不是那樣子。國際人口走私犯經常通過改變被販運婦女的頭發顏色來避開海關或海岸巡邏隊的檢查。 布羅克森先生說，從她們直插入突出前額的細長鼻梁、鵝蛋形的臉頰、大而烏黑的眼睛和已經發胖的身軀來看，兩名來歷不明的脫衣舞女可能是希腊人、阿爾巴尼亞人或者其他巴爾干國家人。他建議在紙上寫有上述國家的各种文字讓她們辯認，這樣就能輕易地判斷出她們的國籍。天地會馬上派出一名法裔越南人按照那個方法前去調查，很快就取得了精确的結果。 其他的進一步調查進展得十分順利。送來情報說，郭從德董理与伯尼不允許她們像其他舞女那樣使用避孕工具，致使她們很快就妊娠了。當她們的肚子隆起得十分明顯的時候，還在做身軀激烈扭動的色情舞蹈表演。同時，伯爾繼續与青林幫進行著更大規模交易。 接到麥康局長搞掉与美國作對的郭從德董理的指示之后，理查森先生立即布置由天地會派人出面，將情報送給了正在西貢訪問的阿佛蓋里斯中將。然而，在政府顧問、戰略村特別委員會主任吳庭儒的庇護下，郭從德董理沒有受到任何沖擊。他通過陳金宜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天地會的成員，從而獲悉中央情報局有可能是這次調查的幕后策划之一，他強硬地把在更基層設立美國顧問的建議說成“企圖把越南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導致吳庭艷總統大發雷霆地宣稱：“只有在越南共和國受到入侵的時候，我才會考慮是否需要美國的援助。” 天地會根据越南特工的情報，派出女殺手在越歷春節到來之前，把郭從德董理打死在他的寓所門前。 但是，与其說暗殺郭從德董理是一次反擊人口走私的行動，倒毋宁說是鑒于政治上的需要，當時混亂的越南政局使人無暇顧及由來以久的、而且風行全境的人口走私活動。由于地理和歷史上的原因，那個國家的所謂邊境僅是指越南海關和西部陸地邊界而已。販賣婦女出境与販運婦女入境一樣，在以后的几屆政府期間，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形成更大的規模，甚至發展成為有第三軍區司令杜智高少將參与的將馬德望省、洛韋亞、詩梳風和波貝地區三百名“紅色高棉”婦女用軍用卡車販運至泰國那樣的大規模集体販運活動。 天地會和青林幫黑社會組織的販運婦女的活動一直在繼續進行著。在戰爭即將結束前的三年里，他們的活動更為猖獗了，他們趁著混亂的局熱，組織更大規模的販運，甚至在居民區進行公開的劫持。 對于那些經常發生的犯罪活動，阮文紹總統曾經下令警察嚴厲予以打擊，并加強海關檢查和沿岸巡邏。但是，這項措施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實行。因為警察懾于黑社會組織的暗殺行為不敢公然与他們發生沖突。 西貢陷落之后，許多原黑社會組織的成員參加了越共政府整肅工作。此后，那些已經成為越共政府治安人員的原黑社會組織成員幫助柬埔寨韓桑林（此人原是越共分子，在越共政府軍隊的幫助之下回到柬埔寨，推翻了紅色高棉政權）的新政府進行了維持城市治安，清除潛藏的波爾布特分子等活動。 1979年4月份，泰國邊防部隊逮捕了混入難民之中的几名越南派遣的特工人員，其中就有原西貢黑社會組織青林幫的犯罪分子。他們以難民營進行了刺探情報和散布謠言的活動。這些人員都供認了自己的罪行，要求到西方國家定居。然而鑒于他們的犯罪記錄，他們的要求當即遭到了拒絕。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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