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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際即至關重要，認不清萌芽時期的隱患，就無法應付成熟之后的災禍。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現總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結的不解之緣最初也是這樣。約翰·Ｆ·肯尼迪接任總統之際，一場日漸蔓延、异常复雜的東南亞危机正擺在我們的面前，而我們卻對其所知甚少，缺乏應付事態的基本經驗和起碼的設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終于意識到，這些問題已成為南越吳庭艷搖搖欲墜政權的心腹之患，其錯綜复雜之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們最初的預想。我們只能進一步理清這些問題，以尋求應付之良策。 貫穿整個約翰·Ｆ·肯尼迪執政的時期里，我們遵循著兩個基本前提來進行工作，而事實最終也證明，這兩點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產主義者的胜利將給美國和西方世界帶來威脅。另外一個前提則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而美國則應該將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訓練和后勤供應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們實際上已開始部署分階段地撤离美軍。這一行動遭到了某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此舉將极有可能導致南越甚至整個亞洲的喪失。 一九六一年，我對東南亞的看法与同時代的許多美國人的主張略有不同，他們也親身參加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斗洗禮，也從報紙上獲得了外交事務的信息，但是，他們對于地緣政治和亞洲的事務則所知甚少。我們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去戰胜德國和日本的侵略，而戰后卻只能目睹蘇聯在東歐的大肆擴張。因此，我接受了喬治·Ｆ·凱南的觀點，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務》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須在美國的率領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來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擴張。在考慮國家防務和西方軍事力量部署的決策上，我將此觀點視為基本的准則。 与大部分美國人相同，我將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整体。我認為蘇聯和中國正在協手合作，試圖擴展他們的統治。當然，事后來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來，他們就不再有聯合的戰略了，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然而，他們的分裂從醞釀到暴露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時，共產主義似乎仍處于一种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中。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伙伴們已經控制了中國，并且与北朝鮮一起，并肩与西方進行了戰斗；尼基塔·赫魯曉夫也發出預言，共產主義者將通過“民族解放戰爭”在第三世界贏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們將埋葬你們。”一九五七年，當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顯示了其在空間技術的領先地位時，他的恫嚇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又將他的攻擊點移到了西柏林問題上。現在，菲德爾·卡斯特羅也已將古巴變成了共產主義者在我們半球的橋頭堡。我們已經開始体會到四面受敵的滋味，這种恐懼奠定了我們對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矗与當時許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認為，共產主義者的危險是無法遏制的。它的确是一种威脅，但并非不能應付，我贊同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觀點，他發出號召，要求美國和西方國家承擔起進行長期斗爭的重任。“每一個國家這都應知道，”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道，“無論它對我們抱有善意還是惡意，我們都將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擔任何義務和艱難困苦，支持朋友反對敵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實現。” 我對印度支那特別是越南的近期歷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共產党人胡志明就已開始從事解放祖國的活動。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戰時期占領了這個國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獨立，但是，美國卻又默認了法國重返印度支那地區，這主要是擔心，一旦法美關系出現裂痕，將給抑制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帶來困難。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法國對胡志明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我們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則是那些中國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國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們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戰中至關重要的堡壘。 五十年代期間，顯而易見，越南共產主義者的運動与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馬來亞是馬來西亞西部的地區，一九六三年成為馬來西亞的組成部分——譯者）和菲律賓的游擊隊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系。因此，我們并沒有將這些活動視為民族運動——就像以后他們表現的主流那樣——而是將它們視為共產党人為在亞洲建立自己統治而進行的統一行動。正是按照這一邏輯，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將胡志明稱為“印度支那國家民族獨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敵。” 我還知道，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盡管，它明顯并不情愿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派遣到這一地區，但有關共產党人在該地區造成威脅的警告則不絕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党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后的，”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他接著說道，“這种損失將极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后果。”這一年，我們從法國人手中接過了責任，承擔了保護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線以南部分的義務。我們也開始就東南亞條約進行磋商，有條件地承諾了對印度支那的保護。并且，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們將七十多億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最后，我還意識到，在擔任參議員之時，約翰·Ｆ·肯尼迪就對艾森豪威爾關于東南亞的觀點作出過積极的反響。“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一塊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道，“它是我們的子孫，我們絕不能拋棄它，我們不能無視它的需要。”在擔任國防部長之后，兩方面事態的發展強化了我考慮越南問題的思路：古巴与蘇聯之間關系的日益密切，和蘇聯在柏林進行的新挑釁。兩者似乎都標志著共產党人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按照這一思路來考慮問題，在越南加強美國的勢力就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了，因為，越南的喪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諾現象，极有可能使我們失去整個東南亞。 然而，我對東亞問題仍然所知甚少。我從未去過印度支那半島，也不懂得那里的歷史、語言、文化和价值觀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許多人在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這包括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國務卿迪安·腊斯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以及許多其他人。當面臨越南問題時，我們這些決策者竟然發現，那是一塊鮮為人知的土地。 更為糟糕的是，我們的政府也缺乏專家來提供咨詢，以彌補我們在這方面的無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現之時，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机期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都能求助于盧埃林·湯普森、查爾斯·波倫和喬治·Ｆ·凱南等高層人士，他們對蘇聯有极深的了解。然而，無論在五角大樓還是在國務院，高層官員中卻無人對東南亞有像樣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樓中僅有一名軍官，參与過那一地區鎮壓暴亂的行動——中校愛德華·蘭斯代爾，他曾擔任過菲律賓拉蒙·麥格賽賽和南越吳庭艷的顧問。但是，愛德華·蘭斯代爾的職位相對較低，在地緣政治學的知識方面也所知甚少。 這一差距极有諷刺的味道，因為它的出現与五十年代泛濫的麥卡錫主義有直接的關系，國務院中第一流的東亞和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瑟維斯、以及約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場歇斯底里式的熱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這類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見和犀利的洞察，我們——當然包括我——只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机，錯誤地認為，那些好斗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于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在對待中國和越南的問題上，為什么我們沒有像對待南斯拉夫——一個擺脫了莫斯科控制的共產党國家——那樣來考慮問題呢？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鐵托似乎是獨一無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開地進行爭論。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蘇聯，這似乎极其明顯地表明，獨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將他們的運動并入共產主義者的軌道上。因此，我們沒有將胡志明与馬歇爾·鐵托等同起來，而是將他与菲德爾·卡斯特羅歸為一類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樣，肯尼迪政府也毫無异議地接受了這些并不牢靠的判斷，事后，我們也未對這些假設做批判性的分析。顯然，在我們決策的基礎中，就存在著致命的失誤。其它方面也有許多失誤，我將指出這些錯誤并進行分析，以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鑒。有關越南問題的著述已是浩如煙海，對這一戰爭的描寫也已极為詳盡，我無意再重复他人的論述，而是想將觀察的視點集中在十一個關鍵事件或決策上，以便討論它們与決策內容和程序上的聯系：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爾總統与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會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決定。根据該決定，一万六千名美國軍事顧問被陸續派往南越，以幫助其進行訓練，与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宣布，他期望訓練的使命將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將在九十天內（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撤离美國的培訓人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軍事政變發生，吳庭艷總統在政變中喪生。 ·林登·Ｂ·約翰遜接任總統后的前十二個月里，南越政局處于動蕩之中，以及美國政府對事態的反應。 ·一九六四年八月東京灣事件期間，總統做出的反應，以及隨后國會的決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麥喬治·邦迪提交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一份備忘錄，這標志著事態的重大轉折。在隨后的几周里，美軍開始了空襲北越的行動。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万五千名美軍將士將被派往南越。此時，我們也意識到，以后還會需要更多的部隊。 ·一九六五年后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認定軍事手段無能為力之后，我們反复努力，試圖以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們決定，年底之前將向越南增派二十万部隊，与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戰爭絕無迅速結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場尖銳的辯論，其議題涉及戰爭的指導和日后美軍力量的加強——這場辯論最終導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离任。 有些斷言認為，在与越南有關的整個時期里，包括我在內的軍界和政界的領導人物，不斷對事件做出了錯誤的分析，這极大地影響了政府的決策和公眾的看法。隨著我對事情的述說，我將對這些斷言發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之間那次暫短的會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時間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爾任職的最后一天。他与他最親密的助手們——國務卿克里斯琴·赫脫、國防部長托馬斯·蓋茨、財政部長羅伯特·安迪生、參謀副官威爾頓·珀森斯上將——會見了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以及即將就任的國務卿迪安·腊斯克、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交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議我們將面臨的問題以及國家中的頭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們的談話涉及了眾多的問題，但重點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我素來對僅憑記憶來記錄事情的細節沒有把握，事后不久，我和几位當事人都寫下了備忘錄，以備回憶。這些備忘錄和一些以后寫成的回憶錄表明，當事人對艾森豪威爾所持的觀點有不同的見解，他曾在這次會見中向約翰·Ｆ·肯尼迪通報了有關對東南亞軍事介入的情況。在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上，艾森豪威爾注意的焦點實際在于老撾，而非越南。老撾共產党組織巴特寮已大大加強了。 對美國所支持的富米·諾薩万軍隊的進攻，以便控制整個國家。克拉克·克利福德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指出，目前，就整個東南亞地區而言，老撾的地位舉足輕重。倘若老撾失落于共產党人之手中，這將給泰國、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他還說，他認為老撾（并暗示到越南）的問題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無法說服盟國与我們共同行動的話，那么，他宁愿‘孤注一擲，采取單獨介入的活動’”。迪安·腊斯克對會議的記憶与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說法大致相同。他認為，他听到了艾森豪威爾對老撾采取單方面行動的建議，如果這是阻止其倒向共產主義的唯一選擇的話。然而，我的備忘錄——這是依据我在會議上的記錄應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要求整理而成——則顯示，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實際上是含混其詞的。令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對于适當的行動方針，他從未做出明确的答复。我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情況通報中反對由美國聯合老撾采取單獨的行動，”并且，根据我的記錄，艾森豪威爾對約翰·Ｆ·肯尼迪直截了當地發問：“在阻止中國共產党人介入老撾方面，我們應采取什么行動？”也未做出任何答复。我總結性地寫道，“艾森豪威爾無條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老撾，從長遠來看，我們將失去整個東南亞’。” 道格拉斯·狄龍的回憶与我的備忘錄极為近似，他后來向一位學者談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龍對問題的看法甚至更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赫脫肯定得到了內心的滿足，因為他們將一個极為棘手的問題推給了肯尼迪。”按照我的看法，狄龍的觀點無疑是准确無誤的：對于如何處理東南亞問題，艾森豪威爾的确胸無成竹，他十分樂意將此難題留給民主党人。當然，我們并非要責怪他留給了我們一個無從下手的難題，印度支那問題的确极為棘手，無論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我們都對此有所定論，只是在其究竟為何難以處理上，我們的國家花費了以后十四年的漫長時間，才痛苦地領會到其中的真諦。 其它的證据也顯示，艾森豪威爾的确感到了為難。事后曾有報道說，在与約翰·Ｆ·肯尼迪會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對其手下的人說，“即使卷入戰爭，我們也決不允許老撾落入共產党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邊府危机發生時，他的態度則与目前的說法大相徑庭，當時，他做出決定，反對美國介入此事。或許，隨著世界局勢的逐步明朗，他調整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但我卻很難將兩者統一來看。艾森豪威爾也會像我們一樣，最終進入越南戰爭嗎？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不解之謎。 我只知道，我們并未對問題進行深思熟慮的分析，而在解決方法的選擇上，也只得到了模棱兩可的答复。唯有那些不祥的預測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撾，我們將會失去整個東南亞。根据這一預測，西方世界就必須要采取某些行動，以阻止這一預言成為現實。這次會晤對約翰·Ｆ·肯尼迪和我們大家來說，都有极為深刻的影響，后來在尋求解決東南亞問題的途徑時，它左右了我們的頭腦。 几周內，事情就變得很明顯了，除了老撾之外，南越的情況也越來越糟，其發展之快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想。三月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親自挑選了一個非正式顧問團，在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的率領下，進行實地考察，并要求他們對行動方針的選擇提出建議。五月八日，他們呈交了報告，要求在南越大規模增加美國軍事人員，從原先的几百人增加至几千人。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權衡再三之后，簽署了增加一百名顧問和四百名特种兵的命令，以幫助南越人訓練鎮壓暴動的技術。這一人員的增派是极有限度的。 与此同時，老撾的局勢也在日益惡化。八月份，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迪安·腊斯克建議，除了按北約組織的一項計划，准備采用軍事行動來保衛印度支那之外，我們也應繼續進行外交談判。北約的計划要求派遣一支三万人的軍事部隊，由締約國提供人員，這包括英國、法國和美國。然而，英法兩國都明确表示，他們并無派出部隊的打算。迪安·腊斯克的建議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說，在決定任何有關印度支那軍事行動的提案之前，他應當在老撾与世界上其它問題之間進行仔細的權衡。柏林問題尤其令我心焦，其緊張程度已經上升到這樣高度，即我們打算派遣六個師的兵力（將近九万人的軍隊）去歐洲。我爭辯說，無法想象，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也能進行全面的調動來介入東南亞的戰爭。總統做出了結論——迪安·腊斯克也贊同——我們絕不應該在不顧世界上可能發生其它事情的情況下，來承諾對北約計划的執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擊隊已大量地進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強了對吳庭艷政權的攻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決定，派遣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沃爾特·羅斯托前往南越，進行考察并就我們的行動方針提出建議。在他們提交的報告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沃爾特·羅斯托指出，我們已經极為可觀地增加了對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現在，提供了更多的顧問人員和裝備，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戰部隊。他們評价說，這些步驟意味著在戰爭中的我們与南越“從顧問轉向伙伴關系”的根本變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倉猝地擬定了一份簡明扼要的備忘錄，談到了上述的建議，并交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該備忘錄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和我的副部長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等人的意見。 我認為，泰勒—羅斯托的報告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問題：在阻止南越陷入共產党人之手的目標上，美國是否將親自承擔起義務？為了實現這一承諾，我們將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軍事人員，并做好日后不斷增派的准備，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結論性地說道，我們“傾向于建議”，即我們應該全面接受建議中談到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具体方法。 將備忘錄送往白宮后，擔憂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總統提交我們的建議之前，我們是否過于倉猝地做出了結論。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頭鑽研了越南問題。隨著探討的不斷深入，形勢似乎顯得越來越錯綜复雜，而我們運用軍事手段來處理這一問題的能力，似乎也變得越來越讓人捉摸不定了。最后，我意識到，對于泰勒—羅斯托觀點的贊同，是一個极為輕率的決定。 迪安·腊斯克和他在國務院的顧問們也做出了相同的結論。十一月十一日，在進行了更為充分、詳盡的討論后，他和我向總統提出了一份聯合備忘錄，大意是，反對按照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沃爾特·羅斯托建議的方式派遣軍事部隊。 “我們承認，或許在某一天，這些軍隊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指出，我們正面臨著一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協心的努力，那么，（美國軍隊）就可能是多余的了；而如果沒有這种一致性的努力，那么，面對那些漠不關心，甚至抱有敵意的人民，美軍也很難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后，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集中研究了這兩份備忘錄，他明确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無意做出無條件的承諾，并斷然拒絕批准美軍的介入。 迪安·腊斯克和我陷入了那個窘境，多年以來，這件事一直縈繞于我們的腦際。重新查閱這些會議的記錄后，事情非常清楚，我們當時的分析是极不充分的。我們忽視了五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南越的陷落果真會引發整個東南亞的陷落嗎？而這是否又真會給西方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脅呢？戰爭將以什么形式——常規戰或游擊戰——來發展？如果美軍与南越人協手作戰，我們就能贏得這場戰爭嗎？在決定是否出兵之前，我們就無法找到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嗎？ 難以置信的是，我們當時竟沒有對這些必不可少的問題進行探索，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歲月中，我們正是這樣來處理越南問題的，此刻，我們已無法重新体驗當時的幼稚和自信了。當時，我們對那個地區几乎一無所知，我們在應付危机方面也毫無經驗。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國際問題又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僅在第一年中，我們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剛果等等問題。最后或許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當時正面臨一個從未有所准備，或者說尚未有現成答案的新問題。在這种形勢下，我擔心，各种政府——當然包括大多數的人民——只能進行盲目的行動。 我絕無辯解的意思，但這或許有助于說明我們當時的作法。 几天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再次談到了關于對南越軍事介入問題上的顧慮。他擔心，此舉將導致世界兩大對立勢力的交鋒，并指出，越南的形勢与朝鮮戰爭時完全不同。朝鮮戰爭時，敵人的入侵已相當明顯，而這里的局勢則尚未明朗。他尤其擔心，派兵前往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區，去幫助一個擁有二十万軍隊的政府与僅有一万六千人的游擊隊作戰，极有可能招致廣泛的反對。而且，我們在越南已投入了數十億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則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怀疑，美國將會從北約盟國中得到軍事援助。毫無疑問，他對目前的形勢极不樂觀，但是，會議仍然在毫無結論的情況中結束了。 在最初的几個月里，盡管在處理南越問題上，我們尚無成熟穩定的作法，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總統和我——已經達成了共識，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夠處理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提供訓練和后勤物資的方式來援助他們，但卻不能參加他們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看法。如果我們恪守這一觀點的話，那么，這一時期的整個歷史就將會面貌全非了。 我竭盡全力地將總統的想法傳達給軍事首領們——包括五角大樓中的人員和那些直接負責我們在越南行動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電報中，我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哈里·費爾特上將和在南越的美軍高級人員萊昂內爾·麥加爾上將寫道：“我們務必要調整自己的觀點，使之适應一個長年并不明朗的政治結构和非軍事的行動。”我們在其后一個月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對哈里·費爾特上將和萊昂內爾·麥加爾上將再次重复了這些觀點，告訴他們，美國軍隊將不會被派往南越。 然而，由于基本的分歧并沒有被接触，或者說，對其并沒有一個清楚的解釋，因此，直到兩年之后總統去世之時，對這一問題的辯論在政府中仍然持續下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交給我一份備忘錄，并要求我轉交給總統。在這份文件中，他們聲稱，在阻止南越喪失方面，美軍將會是极有效果的，并且敦促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下達進行軍事部署的命令。這些首領們認為，該項提議絕對符合美國的政策。“美國清楚地表示，其不可改變的目標之一是，阻止共產党人對南越入侵的胜利。”然而，他們錯了，准确地說，這項基本的決策還未被最后決定。 一月二十七日，我將他們的備忘錄轉交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并附上了一個簡短的意見：“目前，我們在南越的（訓練）項目尚未提供足夠的經驗，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們的建議。”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几個月中，我們逐步理清了國防部各項事務的頭緒，而越南問題則遠遠不是最大的問題。但是，并不像許多其它的問題那樣——我將它們交給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處理，而是親自承擔起處理越南問題的責任。這樣做的答案只有一個：盡管只是作為顧問，但是，這畢竟是美國卷入戰爭的唯一地區。我深感對此事負有极為重大的責任，因此盡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這項事務之中。這最終導致了人們“麥克納馬拉的越南戰爭”的說法。 一九六二年，隨著我与南越接触的加深，我結識了它的領袖吳庭艷總統。我們一起在他的辦公室里開了几次冗長的會議，辦公室設在嘉龍宮（音譯）中，天花板上吊著嗡嗡做響的電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燦燦的飛檐。我們以為，吳庭艷的意圖是將人民帶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澤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學院中學習，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价值觀念的有力證明。然而，隨著我們對事物了解的加深，我們逐漸意識到事實并非如此。無論是吳庭艷和他周圍的人，還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結构，都缺乏与南越人民的直接聯系，他也從未試圖加強過這种聯系。我們對他的判斷完全走入了誤區。 由于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吳庭艷在我眼里完全是一個難解之謎，事實上，每位見過他的美國人都有与我相同的感覺。從外表上看，他顯得專制獨裁、多疑多慮、吞吞吐吐，并高高凌駕于人民之上。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內心世界。 据說吳氏從不与女性交往：他從未結婚，并被認為，從未有過性的經歷。但是，他最親近的人物之一則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雖然嫁給了吳庭艷那位擅長權術、頗有勢力的兄弟吳庭儒，但實際上也扮演著吳庭艷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后，儒夫人給予吳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緊張，并時常与他爭辯一些問題，顯而易見，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許多儒夫人的意見。當然，對于具体的內容，我仍然是一無所知了。甚至，時至今日，我也無法搞明白，對于其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吳庭艷究竟考慮到了一些什么樣的長遠目標。 就像絕大多數來到過這個國家的美國人一樣，甚至按照我的推測也包括許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儒夫人聰明、堅強、漂亮，但也凶暴殘忍、詭計多端——簡直就是一個十足的巫婆。 盡管，我們察覺到了這些印象的局限性，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接受了社會對吳庭艷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聞周刊》就稱他為“自由亞洲最富才能的領袖之一。”政府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包括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是一位前任的東亞歷史學教授，也對吳氏進行了高度的贊揚，因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將國家引向了獨立。“這一時期”，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九六三年寫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潰和引進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動亂和陰謀，清除無處不有的腐敗方面，他個人的膽略、正直、果斷和貨真价實的民族主義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吳庭艷的确完成了非凡的業績，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努力建立起一個國家，而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視眈眈的壓力下完成的。這正是我們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他也的确存在著不足，甚至非常明顯，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吳庭艷更杰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樂觀。 然而，我們對吳庭艷總統所做的判斷究竟是否是正确的呢？我們對所面臨問題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否會成功呢？當我們置身于一個陌生的國度之中，我們不懂這里的語言与文化，我們与他們之間存在著歷史、价值觀念和政治傳統上的根本差异，而我們卻要与這個民族并肩作戰，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進行判斷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像一堆亂麻一樣，塞進了我們的頭腦，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 我們從越南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們——我、總統、麥喬治·邦迪、迪安·腊斯克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無人對此表示滿意。當然，我們要求得到有關軍事行動的情況報告。并且，我們也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那些分析材料，我們駐西貢的大使館洪水般地送來了這類材料。很早之前，我們就決定，需要定期召開華盛頓和駐西貢美國高級軍官之間的會議，以共同協商問題的解決。這樣，從一九六一年底開始，我就頻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會議在太平洋美軍司令部舉行，這里可以俯瞰整個珍珠港。約有來自華盛頓、西貢和夏威夷的軍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將聚集在一間洞穴式的會議室里，來听取一長串的情況匯報。這里十分擁擠，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緊張，這使人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問題上，也妨礙了我們听取報告的真實內容和富于見解的建議。 無獨有偶，我們在越南的會議也有相似的情形。會議在美軍司令部舉行，最初是在西貢鬧市區巴斯德街上的一家飯店里，這里曾是殖民時期的一家旅館，后經過了改建。后來會議又挪到了城市的西郊，在新山一空軍基地舉行。由于越共對會議地點了如指掌，所以他們常常對會議進行襲擊。一次，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們在一座橋下安置了地雷，企圖暗殺我，因為，他們獲悉，該橋將是我前往西貢的必經之路。 南越警察發現了這一行動，并在我即將通過這里之前，引爆了地雷。 后來，一些評論者對我們熱衷于這類會議進行了百般指責，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是我們獲取信息的唯一渠道。盡管信息遠遠不夠完善，但夏威夷和越南的會議卻給了我們机會，讓我們將總統的想法和目標從華盛頓傳送給在越南的同僚們，同樣，也使他們能夠就未來的行動提出報告和建議。如果沒有這樣的會議，我們的情況將會更糟糕的。對此，我至今仍堅信不移。 從華盛頓奔赴會議地點時，我們乘坐著一架后來被人們戲稱為“貧窮者７０７”的飛机。就任部長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國防部公務中配備的几架專用飛机，我們沒有必要使用這些高檔的飛机，這包括一架三等的“空軍一號”和几架体積不大但卻价格昂貴的洛克希德飛机。作為這些飛机的替代，我指示喬治·Ｓ·布朗准將（我的軍事助理，他后來成為了空軍首領，并最終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去設計几個造价在兩万美元以內的座位，當高級人員需乘坐飛机執行特殊公務時，這些座位可以臨時安裝在一架運輸机上，以供使用。 這架運輸机是由一架ＫＣ—１３５運油机改裝而成的，它被裝備上机翼燃料箱，這樣，其飛行長度几乎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地點中間不作停留地飛到另一地點。在７４７型面世很早以前，它就能不停頓地從巴黎飛往西貢，并可在只停留一次的情況下，從西貢飛到華盛頓。 這种飛机也有一大缺陷：它沒有隔音設備，但我還是拒絕花錢去安裝它。因此，在机上談話是非常困難的，好在与我經常同行的侶伴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助理國務卿Ｗ·埃夫里爾·哈里曼都患有輕微的耳聾，即使有隔音設備，他們也不愿過多地交談，這种情況恰好為他們靜靜地坐著提供了借口。 后來，我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支出限制，我們也有了經費，在飛机上安裝了几個床舖、一張秘書用的辦公桌、以及其它的設備。從那以后，每當晚間我們從西貢或火奴魯魯起飛后，我們就可以吃晚飯，寫出給總統的報告，并在我們睡覺時由秘書將它打印出來，這樣，在次日我們返回華盛頓后，即可將報告交給總統。 旅行的安排非常緊湊。以夏威夷會議為例，我將于星期日下午离開華盛頓，經過九到十個小時的飛行，于當地時間午夜之前到達火奴魯魯，星期一整天的時間，我都將与太平洋美軍司令部和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司令們進行會議，我們于星期一晚上啟程，睡覺是在旅途中進行的，然后，于星期二早晨向總統匯報。 博比·肯尼迪告訴他的兄弟，這一時間安排簡直是在置我于死地。這樣，總統敦促我偶爾抽出一天時間來，可以帶著瑪格麗特，使用他的“空軍一號”專机，去一處豪華的別墅放松一下。這些別墅設在怀基基海濱的魯西堡，是軍隊用來接待最高層人員和高級貴賓的。我只這樣做了一次。結果，《華盛頓郵報》的德魯·皮爾遜專欄披露了此事，全國各報又競相轉載，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部長濫用國家資產供自己享樂的丑事成為風靡一時的新聞。我們只好返回到那架“貧窮者７０７”上去。 如我所言，夏威夷和南越之行給我和我的助手們創造了良机，使我們可以直接從大量的美國和南越同僚那里了解情況。与此同時，我們也時常向一些獨立的觀察者進行咨詢，以彌補會議中信息的不足。這方面，我特別注意与以色列的軍事奇才莫歇·達揚將軍和英國反暴動專家羅伯特·湯普森爵士聯系，听取他們的意見。在五十年代期間，羅伯特·湯普森爵士曾成功地指揮了鎮壓馬來亞游擊隊的行動，目前，他擔任了英國在南越顧問團的首領。 根据各個方面的信息來源，迪安·腊斯克和我以及助手們將信息匯編成報告，不斷地送往國會和新聞界。這些信息是否准确無誤呢？當時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事后來看，答案卻是這樣的，即，這些報告——包括我自己的——在軍事形勢的分析上常常過于樂觀了。然而，我的那些關于政治制度穩定性——我一直強調，它是軍事胜利的前提條件——的報告，卻對形勢作出了切中要害的分析。 例如，一九六二年三月，在華盛頓廣告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我說道，“相對比于軍事的行動而言，政治和經濟的行動在鎮壓游擊戰上，至少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甚至，可能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一次采訪中，該采訪于十一天之后刊登在《華盛頓郵報》上，我說，“東南亞是太平洋安全的關鍵所在，而太平洋則是美國安全保證的關鍵。然而，僅僅利用軍事力量是不會戰胜共產主義者的，必須進行其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的改革。” 然而，在關于美國軍事行動方面，我報告中的典型說法則是這樣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在反對國家被顛覆、入侵、暗中破坏等致命威脅上，南越人所采取的行動已開始起到作用了……結合他們自己所采取的行動，以及他們要求我們所采取的行動來看，我認為，這將會改善當前的形勢。 但是，要預測最終的結局，目前還為時過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們對越南的軍事援助正在開始起到作用。在那些受傷最嚴重的地區——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開始向越共發動了攻勢，鎮壓那里的叛亂……南越的軍事部隊正以更大的規模，更為頻繁地向越共發動攻擊……現有的跡象令人鼓舞，我們目前期望的是，繼續維持這一事態的發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 我認為，如果說時局已經扭轉，或預言最終的結果，似乎仍然為時過早。但是，這一年中，進展則是极為惊人的……我們收到許多關于進展的報告，這的确令人欣喜。無論是按照南越部隊与共產党入侵者傷亡人數的比例來看，或是根据其它的方法來衡量，進展都是极為明顯的。 為什么對于南越政治形勢的分析和評价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結論，而通過反思卻發現，那些關于軍事進展的看法是過于樂觀的呢？ 我們的軍事將領們在夏威夷和南越會議上的匯報，將构成那些軍事報告的內容。每次會議上，我都要會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羅·Ｄ·哈金斯上將。他身材高大，舉止瀟洒，能言善辯，無論其外貌還是其口才，都与將軍的身份极為一致。他是博學多才的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高足，盡管，他還不具有其導師的淵博學識，但卻极為坦誠，具有极強的說服能力。 保羅·Ｄ·哈金斯上將和他的同伴們在報告中指出，南越的軍隊已經阻止了越共的進攻，并收复了農村的失地。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羅·Ｄ·哈金斯在火奴魯魯告訴我，“毫無疑問，我們正處于贏家的一方，如果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計划，我們將會看到，越共的行動逐漸走向低落。” 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我都絕不會相信，他和其他軍官會故意誤導我的思路，這与他們的職業素養和傳統是格格不入的。況且，我還可從其它渠道獲得信息，并可用來与軍隊將領的說法進行核實——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媒介机构，這里只列舉三者。 導致他們過于樂觀的原因來自于其它的方面。現在真相已經大白，他們當時從南越人那里得到的情報是极不准确的。 南越人總是按照美國人希望听到的消息來進行匯報。就像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Ａ·麥科恩后來寫道的那樣：駐越軍援司令部和大使館向我們提供的情報涉及……其中越共在几個省的活動情孔，以及ＳＶＮ（南越）政府和越共軍力的對比情況，都嚴重失實。 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區一級的長官將嚴重失實的情報，提供給了那些下層的校級軍官們……這些省和地區一級的長官們認為，他們有責任“制造數据”，以滿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种程度而言，美國的司令官們也像許多人那樣，喜歡沉溺于一廂情愿的思維之中。而且，他們——就像我一樣——對這場沖突的性質也缺乏真正的認識。他們主要將其視為一場軍事斗爭，而事實上，這場沖突具有极為复雜的民族主義色彩，是一場自相殘殺的斗爭。 我總是急迫地要求我們的司令官們對進展——或無進展——做出估价。監測進展——我仍然認為，這是實現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則——在越南則几乎完全失控了。將軍們和我對于這一失敗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場沒有戰線的戰爭中，對結果的評价方法也不好掌握。軍事人員們試圖利用數量的方法來檢測進展，諸如，敵軍傷亡的人數（對尸体的清點，令人极為反感）、繳獲武器的數量、俘虜的人數、飛机出動的架次等等。后來，我察覺到，這些方法中有許多并不合适，正在導致重大的失誤。于是，在一些公開發表的評論中，對于軍隊中關于戰局進展的樂觀情緒，我有意識地潑了些涼水，然而，收效則是极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時，肯尼迪政府對于越南問題的目標已十分明确，經常性的說法是：訓練南越人來保衛他們自己。 對于我來說，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就美國訓練援助的最后截止期限做出安排。我是這樣來考慮此問題的：訓練將達到預期目標——在這种情況下，我們的撤离將得以進行——或者，訓練未獲得成功，這需花費一定的時間來驗證——在這种情況下，我們的撤离計划也將需要進行調整。 未雨綢繆，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魯魯我就問保羅·Ｄ·哈金斯上將，他認為徹底消滅越共的軍事力量需要多長的時間。他的估計大致是這樣的：在南越的軍事力量和保安部隊能夠被充分調動，并在各個地區開始向越共發動決定性的行動，這种局面出現后大致需要一年。 綜合了許多人的估价之后，我做出了一個分期撤离美國顧問的長期計划，其根据是，假設制服越共將需要三年時間，而到那時，我們在南越的顧問人數將會達到近一万六千名。 次年春天，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問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在削減顧問的人數上，他有什么樣的想法。他回答說，如果繼續取得進展，到夏天時，越共能夠被從某些特殊地區清除干淨的話，那么，削減一千人就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火奴魯魯再次見到保羅·Ｄ·哈金斯上將時，他對我說，我們在戰爭中仍然取得了進展。因此，我要求軍隊做出一個分期撤离美國軍事人員的計划，在年底時，開始撤离一千名顧問人員。 大約与此同時，一場宗教与政治危机席卷了南越。佛教僧侶對吳庭艷政權控制宗教自由產生了极大的反感，并發起了一場抗議運動，而吳庭艷的保安部隊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鎮壓。這一野蠻的舉動招致了更為廣泛的抗議活動，一些佛教的忠實信徒們甚至不惜自戕生命，采用了极其恐怖的抗議手段。我和華盛頓的其他人士均對此深感震惊，吳庭艷的統治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八月底，形勢仍然處于動蕩之中，這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按我的要求交上了撤离人員的計划。他們說明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危机尚未平息之前，美國的軍事人員是不應該撤离的。他們建議，在十月底之前，不應就撤离計划的實施做出決定。 推遲實施該項計划的希望，反映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們的重大分歧，他們就這一問題的看法分成了兩派。在我們的使命上，雙方并無分歧，均認為是，訓練南越人以使其能保衛自己。但是，其中的一方認為，我們應該一直呆在南越，直到他們确實具備了這一能力，而不管這需要花費多少時間。 另一方則認為，我們的訓練應有一個既定的期限，期限到達后，即應撤离。倘若直到那時，南越人尚不懂得如何保衛他們自己，那么，將意味著他們是無法被訓練的。這些分歧尚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一直潛在地存在著，也從未被充分地討論或解決。對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總統做出的一項重大決定來說，這些分歧將產生至關重大的影響作用。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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