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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在林間一分為二，我踏上了那條暫短之途，不同的結局竟由此產生了。 羅伯特·弗羅斯特：《意外之途》。 約翰·Ｆ·肯尼迪就職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時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長一起，我們聚集在白宮的東廳，等候宣誓就職。 我們排列成一個半圓的隊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燈下方，面對著身著黑色禮服的首席法官厄爾·沃倫，我与同伴們眾口一詞地完成了誓言。總統和夫人、國會要員、以及我們的家人目睹了這一儀式，隨后，總統上前向我們表示了祝賀。 我是美國第八任國防部長，并且是到那時為止最年輕的一位。但是，在到場的人中，我還不是最年輕的人物，盡管，當時我只有四十四歲。總統只有四十三歲，而羅伯特·Ｆ·肯尼迪時年則僅為三十五歲。与這里的許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中成長起來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了一名年輕的軍官。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相信，我會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來處理軍事事務，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統計控制管理的軍官，我和一些來自哈佛的同僚們已經這樣做了。再次應召為自己的祖國效力，我感到极度興奮和激動。 我進入白宮東廳的歷程開始于舊金山。人們的歡慶場面，在我心靈中留下了最早的記憶。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當時我只有兩歲。人們的歡慶不僅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且他們還認為，美國和其盟國的胜利將標志著所有戰爭的終結，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非常堅定地相信這一點。 顯而易見，事實并非如此，二十世紀正在步入一個血腥殘殺的時期，迄今為止，它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億六千万的人口，正喪生于這一時期。 一次大戰時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級時，它也導致了教室的极度短缺。我們在一間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課，住宿條件也极為簡陋，但教師卻是出類拔萃的。每到月底，她總要進行一次測驗，然后，根据同學們的成績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將會坐到最左邊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決心要占据那個位置。班上的同學大都是ＷＡＳＰ——白皮膚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擋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強勁對手，卻總是那些中國、日本和猶太同學。每當經過一周的刻苦學習后，我都要与鄰居的朋友們一起玩耍，度過兩天的周末，而我的對手們則會去自己民族的學校，學習他們祖先的語言，接受他們那些歷史悠久、頗為复雜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們再次返回我們的學校，与那些愛爾蘭血統的同學一爭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們取胜的次數是寥寥無几的。 在學業上爭當第一的動机，与我的家庭有關。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學府的殿堂（我父親從未接受過八年級以上的教育），他們強烈地期望我能做到這一點。這樣的意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當人們回首以往的歲月時——就我而言，回顧以往的七十八年時——總能發現某些事件，對他們的成長和信仰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蕭條”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畢業，那時，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無法養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學的父親自盡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共產党組織。 激烈的工人罷工活動极為常見。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員罷工期間，舊金山碼頭區的房頂上，都架上了机關槍，用來對付碼頭上發生的戰斗。一次，在市場街上，我親眼看到一位碼頭工人追赶一位男子，他說此人是個工賊。他將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條腿的膝蓋壓在路邊的台階上，腳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后，拼命地跺踩著其小腿，直至踩斷了腿骨。這一可怕的暴力場面，使我久久無法平靜。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為了掙夠下個學期的費用，我去工會職業介紹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親身經歷了那些環境，使我懂得了為什么那些暴力行為一触即發。作為一名普通的船員，我隨ＳＳＰｅｔｅｒｋｅｒｒ號貨輪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資為二十美元，船艙中的淡水時有時無，床舖上的臭虫隨處可見。一天早晨，我特意數了數，一條腿上竟有十九處被咬的傷痕，飯菜也總是難以下咽——一次航程下來，即使像我這樣年輕力壯的人，体重也下降了十三磅。這种經歷導致了我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工人們的同情，他們的苦難境遇至今仍縈繞于我的腦際。在汽車企業中擔任行政領導之時，我曾大肆推崇過沃爾特·魯瑟等工會領導人物。在五角大樓時，我也曾試圖將一位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官員杰克·康韋召到麾下，擔任我的人力資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關聯的：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結識瑪格麗特。我進入了加州大學，因為，這是一所唯一我能負擔起費用的名牌大學。每年的學費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塊歷史、理念、倫理道德价值、學術水准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陳出新的天地。校長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教務長門羅·多伊奇取得了常人無法取得的成就，盡管該校的財政來源完全取決一個以農業為主、頗具保守色彩的州際立法，但是，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門羅·多伊奇仍然設法倡導了一种自由辯論的開明校風。四年的時光，使我領略了正義、自由的真正含義，懂得了權利与義務的相輔相成，這些知識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 大學的生活也為我未來的另一方面舖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園生活中，我就結識了瑪格麗特·麥金斯特里·克雷格。她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阿拉梅達，是一個活潑可愛、頗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后，我們結成了夫妻。瑪格麗特給我的一生帶來了平衡、力量和歡樂，她彌補了我每一個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聰明伶俐，熱情開放，溫柔可愛，活潑外向，深受眾人的寵愛。如果沒有她的存在，我將無法取得現有的成就。 我挑選了經濟學作為主科，而把哲學和數學作為副科，對未來的職業并未做特殊的考慮（按照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學習經濟學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時刻卻來自哲學和數學的課程中。倫理課迫使我去建构自己的价值觀念，邏輯的學習則向我展示了思維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數學課的老師則告訴我，應將數學視為一個思維的過程——它是一种語言，雖然不能表達全部。但足以表達人類的大部分活動。它給予我意想不到的啟示，時至今日，我仍將數量關系作為一种語言，它有助于我更為准确地看待世界。當然，在道德、美和愛情等問題的糾紛上，數量的分析是無能為力的。但是，當我們克服貧窮和財政赤字，或防止國民衛生計划失敗時，它則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這一點卻常常為人們所忽略。 此外，預備軍官訓練隊的經歷也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而當時我卻几乎沒有意識到此點。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開支經營的大學，因此，那時每一位男性學生都必須接受為期兩年的軍事訓練。我申請了一個必須四年之內完成的海軍訓練計划，但由于視力不佳，沒有如愿以償。這樣，我只好在陸軍預備軍官訓練隊中服務了兩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沒有人會認真對待軍事問題。我和同學們也都毫無例外地認為，這些訓練只是一些無關大局的形式，与我們的世界毫無關系。軍訓結束的那一天，我們勉強列隊從校長面前走過，接受了他的檢閱，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槍支——讓它見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們對諸如喬治·馬歇爾、哈普·阿諾德、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爾等一代職業軍官的行為极為不解，他們義無反顧地堅守在那一不被人們重視的崗位上。不管經濟是否蕭條，馬克斯威爾·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辭去職務，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為自己掙上一筆不小的財富。然而，他們毅然選擇了為國家服務，并且在災難降臨時，拯救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將會永遠感激他們。 离開伯克利之后，我進入了哈佛商學院研究生院，為了适應將來獲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獵了各种基本的知識和技能。絕大多數師長似乎确信，賺錢是商業的唯一目的，但也有為數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財政管理學教授羅斯·Ｇ·沃克和市場學教授埃德蒙·Ｐ·勒尼德，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商業中的首領不僅應對其股東負責，也應服務于社會，盡其職責，一家公司在為自己賺取利潤的同時，也應滿足社會的要求。我認為，羅斯·Ｇ·沃克和埃蒙德·Ｐ·勒尼德都會欣賞這樣一句話，“仁慈之心和精明的頭腦并非水火不能相容”。這也成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銘。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卻也占据在我的心間。一九三九年剛剛畢業，我就返回了舊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學院院長華萊士·多納姆要求我返回學校，擔任初級的教學工作。 院長需要一個即刻的答复——此時距學期的開始僅有六周的時間——但是，我告訴他，我個人無法做出最后的抉擇。 我解釋說，我已經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說服她嫁給我，我將會返回哈佛，否則，答案就會是否定的了。此時，瑪格麗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親和姑媽正駕車橫穿美國大陸。在巴爾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我終于找到了她們，通過那里的一架付費電話，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識到已几乎沒有時間為婚禮做准備，所以，從明尼蘇達的雷德溫，她發來電報，“該印制婚禮請帖了——你的中間名叫什么？”“斯特蘭奇”（斯特蘭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詞字母相同，均為Ｓｔｒａｎｇｅ，故造成了瑪格麗特下面的誤會——譯者），我回電道。這一名字也是我母親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無關系，”她又回電問，“名字叫什么？” 我們住進了劍橋市一套一間居室的公寓——我們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卻是极為美滿的，即使在夢中也不過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 五個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學院与美國陸軍航空兵簽訂了合同，培訓統計管理軍官。航空兵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當閃電戰的攻勢在歐洲開始之時，我們已有將邁一千八百架飛机和五百名飛行員。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國時，羅斯福總統發出號召，每年至少要生產五万架飛机。其結果似乎是，陸軍在一夜之間發現，它所試圖管理的，正是國家中最大和最复雜的企業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統計管理項目的主管是一位風風火火、极有才華的青年軍官，被稱為查爾斯·Ｂ·桑頓。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響到空戰方面的部長助理羅伯特·Ａ·洛維特的工作。羅伯特·Ａ·洛維特几乎已經江郎才盡了，曾几何時，他還是一位蜚聲紐約金融界的投資銀行家，精通關鍵信息的處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卻缺乏正規可用的信息，以致于無法依据那些現有的資料來定出行動的計划和方案。 查爾斯·Ｂ·桑頓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初步的管理系統。 不久，不管美國空軍飛往何地，安置在各個單位中的工作人員都能記錄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諸如，飛机的狀況（臨戰前的准備、維修情況、故障情況），人員狀況（受訓類型、傷亡情況、補充的需要），以及行動狀況（飛行任務的次數和類型、攻擊目標的情況、成功的程度和人員与設備的損失的情況等等）。根据這些報告，司令官將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圖樣，記錄美國空軍在世界各地的行動及其弱點。查爾斯·Ｂ·桑頓的興趣并非僅僅在于建立一個工作人員的王國，他的思想更為深刻。他認為，如果聰明地利用，這些系統和信息將有助于我們贏得戰爭。這正是統計管理的基本原則，也是我為成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動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為戰爭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納姆院長的請求，參加了這個項目的教學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戰爭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輕的教授邁爾斯·梅斯直接与美國第八航空隊一起工作，它剛剛在英格蘭被建立起來。盡管，我們最初是作為非軍事的咨詢人員進入戰爭部的，但有跡象清楚地顯示，不久之后，我們就會接到軍官的委任書。 基于兩點理由，邁爾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軍役——我們都在軍校任教，并且我們的孩子都還歇—但是，我們都接受了請求。沒有瑪格麗特的支持，我從未自愿或者說能夠自愿做出某些行動，盡管要做出明顯的付出，她還是非常熱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犧牲，至少。她的經濟狀況將會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擔心的事情：按計划，我們將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机飛往倫敦。由于擔心飛行事故，同僚們极力主張我購買人身保險（事實上，我乘坐的那架飛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毀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從商學院院長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張金額為一万美元保險單的保險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點不斷變化，包括英格蘭、堪薩斯、印度、中國、華盛頓特區、太平洋和俄亥俄。在運用中，查爾斯·Ｂ·桑頓的方法也總在不斷地變化，變化也帶來了新的事務和机遇，這樣，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開軍隊時，我已升至了中校軍銜，并榮獲了由航空兵首領哈普·阿諾德將軍頒發的功勳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這時，瑪格麗特和我正雙雙躺在病床上，我們患上了骨髓灰質炎，住進了俄亥俄州代頓的航空兵地區醫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嚴重，大約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瑪格麗特的情況卻非常嚴重，有一段時間，醫生曾說，她會喪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醫學院院長的幫助下，瑪格麗特轉入了巴爾的摩的儿童醫院，這里的矯正學醫療技術是國內第一流的。延續了几個月之久的治療，以及瑪格麗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頑強意志——終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們為此付出了极為高昂的費用。 与此同時，查爾斯·Ｂ·桑頓又有了一個新的計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們，組成一個整体，從事民用事業的工作。按照查爾斯·Ｂ·桑頓的想法，我們將會尋找一家需要按現代水平進行重新組織的大公司，由它來一攬子雇佣查爾斯·Ｂ·桑頓和他的團隊。這一人膽無畏的計划正是查爾斯·Ｂ·桑頓風格的典型寫照。當他要求我作為他的副手加入這一團隊時，我毫不猶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釋說，我和瑪格麗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們失去的生活。 查爾斯·Ｂ·桑頓仍然鍥而不舍地說服我，終于，他坦率的言語触動了我的心弦：“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你應該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為在那里，你絕無可能還清瑪格麗特欠下的醫療費。”這時，他确信已找到了一個買家——亨利·福特二世，他剛從其公司的締造者——他祖父手里繼承了財產，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我仍然覺得查爾斯·Ｂ·桑頓的計划有點离奇，但是我告訴他，我會考慮他的請求，條件是，我們將親赴密執安的福特公司總部，會見年輕的福特，听到他需要我們的親口許諾，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我們的計划。 几周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著軍服的我們几個人，驅車抵達了密執安州的迪爾伯恩。我們會見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勞資關系的副總裁約翰·巴加斯。約翰·巴加斯以前是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主管底特律辦公室的事務。四十年代初期，老福特先生雇佣他保護自己的孫子們——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們（与美國的許多富人相同，几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綁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內心的震動）。 公司的外表顯得格外的粗糙。約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講述了哈里·貝內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軍的職業拳擊手，從做福特子孫們的保鏢開始，進入了主辦公大樓地下室的一間大辦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權力。然而，他仍然舊習不改，他喜歡將裝著子彈的槍放在辦公桌的抽屜里，有時，當客人來拜訪他時，他會抽槍射擊，子彈從客人的肩膀上方飛過，射到牆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決定將哈里·貝內特請出公司，并要求約翰·巴加斯去辦理此事。約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貝內特慣常的做法，于是，在到哈里·貝內特的辦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聯邦調查局時使用的肩帶，將手槍插在里邊，以防哈里·貝內特向他射擊。然而，哈里·貝內特卻异常平靜地离開了。 當戰爭結束之際，約翰·巴加斯認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層的道路上，已几乎沒有什么競爭對手了，這時，在福特公司最高層的一千名管理人員中，大學畢業者寥寥無几。所以，當我們這伙人出現之時，他將我們視為了競爭的對手，內心的恐懼感油然升起。在拜會亨利·福特二世的過程中，約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說道：“噢，亨利·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斷了他的話語：“約翰·巴加斯，我得給你說几遍，我要雇佣他們！這事早已決定了。” 按照約翰·巴加斯的想法，這事還并沒有被最后決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時候，當我們在迪爾伯恩總部匯報工作時，他又將我們打發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紅鐵粉厂，那里設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約一英里的路程。我們在那里獲悉，將要參加為期兩天的測驗和考試。我所听說過的各种測試，向我們輪番轟來：智商測驗、成就測驗、性向測驗、領導能力測驗。顯而易見，約翰·巴加斯正在尋找我們的弱點，以便他能夠以此說服亨利·福特二世，放棄那個錯誤的決定。 測試完畢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錯——那些工業心理學專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釋，我的得分屬于很高的檔次，并且，公司將我們這些人都安排到了領導崗位上。但是，直到后來，我才獲悉，作為一個整体，我們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維能力方面，我們中間的四位的得分，屬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績，而在實際判斷的測試中，我們十個人也獲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績。這對心怀鬼胎的約翰·巴加斯不能不是當頭一棒。 參与決策的成熟頭腦和我們歲數的年輕，使我們獲得了“神童”的雅號，成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車業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一樣，我們也碰撞著福特的區域文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難融入底特律的社會格局中。汽車行業中的高層管理人員大多都居住在格羅斯區域或布盧姆菲爾德的小山上，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區，但是，我們中的兩位卻選擇了密執安大學的所在地安阿伯，這樣，我們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學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 在政治觀點上，我們也与汽車公司的管理人員們大相徑庭。不久，我就發現，約翰·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為共和党募集錢款。我拒絕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為公司中最大的單位福特區的主管，我同樣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說服任區內約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員，向共和党捐獻資金。 相反，我給手下的每一位人發去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時代里，我們的政治制度基于兩個相互競爭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則是兩個党派生存的基矗我說，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樣，只捐助兩党中的一個党派。信中接著說道，如果他們希望捐助民主党，則應該將錢款交給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則應將錢交給約翰·巴加斯先生。沒有人會知道，他們會支持哪一個党派，但我希望，他們只支持其中之一。在許多管理人員的同僚中，我這樣的做法，并未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顯而易見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間已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為公司創造利潤，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來自由行事。“神童”們并沒有辜負他雇佣我們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們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層領導（包括兩任總裁）。与此同期，公司的發展日新月异，贏回了由通用汽車公司占領的大片市場，股票的价格也扶搖直上。 查爾斯·Ｂ·桑頓并沒有始終如一地与我們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財務的副總裁劉易斯·克魯索發生口角，他辭職不干了，在這里只呆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我也有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遭受解雇的命運，在公司和行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上，我与眾多的同行們具有明顯不同的看法，在諸如安全、減少污染、功能設計和經營方案等問題上，我們常常爭論不休。然而，我總是找到了与他們合作的途徑，由于确實做出了成績，我的職位也接連不斷得到了晉升。 一九六○年夏天，歐內斯特·布里奇准備從公司退休，他的職務僅次于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約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們德國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那里。一天我們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兩點才返回旅館。 電梯在我和約翰·巴加斯住的樓層上停下來，我們走了出來，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層，但他叫住了我：“鮑勃，（鮑勃為羅伯特·Ｓ·麥克納瑪拉的昵稱——譯者）來喝一杯，好嗎？”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說，“我想睡覺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約翰·巴加斯說。 “噢，我只想邀請鮑勃。”亨利·福特二世對他說。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這時，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擔任公司總裁的要求。我告訴他，我得考慮一下，并与瑪格麗特交換意見，一周之內，我會給他明确的答复。一周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會議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過。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為福特的總裁已有七個星期了。這天清晨我從安阿伯的家中出發，驅車前往迪爾伯恩的辦公室，中途，我在里佛紅鐵粉厂停留了一下，最后于上午十時三十分到達了辦公室。我的秘書弗吉尼亞·馬歇爾遞給我一份長長的來電者名單，由于我曾指示她，由我來回任何一個打進的電話——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發泄不滿的——所以，并沒有審閱名單，我就將它回遞給她，并說：“開始撥電話吧。” 大約半個小時之后，她告訴我：“羅伯特·Ｆ·肯尼迪已經接通。”我還從未見到過他（七年半之后，我幫助將他的骨灰盒帶到了阿林頓公墓的墳地上），也想不出他為何要給我打電話，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會見我們的內弟薩金特·施賴弗，新任總統將不胜感激。”他說。 我告訴他，我非常高興這樣做——盡管我并不認識薩金特·施賴弗，也猜不出他為何要會見我，并提議時間為下星期二。 “不行，”羅伯特·Ｆ·肯尼迪說，“他想今天就見到你。” 我指出，現在已是上午十一點了。 他回答說：“時間由你來定，他肯定會到的。” 這樣，我只好說：“四點吧。” 剛好四點整，薩金特·施賴弗就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里了。 談話一開始，他就直截了當地說：“新任總統讓我向你提議，請你擔任財政部長的職務。” “你瘋了，”我說，“我根本不夠格。” “如果你執意不肯，”薩金特·施賴弗說，“那末我授權再告訴你，杰基·肯尼迪希望你擔任國防部長一職。” “太荒謬了！”我說，“我根本無法胜任。” “這樣的話，至少新任總統希望你能同意，明天去華盛頓与他會面。”薩金特·施賴弗仍未退讓，我只能默認了。 亨利·福特二世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薩金特·施賴弗离開之后，我來到他的房間里，打算告訴他我們談話的內容，使他放心。然而，碰巧亨利·福特二世去紐約了，剛剛离開。我只好向公司要了一架飛机，將我送到了那里。這樣，在第二天我与新任總統會見之前，我將情況簡單地告訴了亨利·福特二世。當我訴說之時，他顯得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只能反复強調，我的華盛頓之行將不會產生任何新的變化。 第二天，在喬治敦Ｎ街的住宅里，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接見了我。攝影師、電台播音人員和電視攝像人員云集于此，將那幢三層紅磚樓房前面的街道擠得水泄不通。聯邦經濟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只好通過房子后面的一條小道，將來訪人員悄悄帶入房子。 我們見面后相互握手，這時，新任總統問我，我是否將擔任他的國防部長，我還是像回答薩金特·施賴弗那樣說：“我不是合格的人眩”“那么，誰是呢？”他問道。 我并未意識到他的提問只是一种修辭的方式，并提議由托馬斯·蓋茨即現任國防部長擔任。那天早晨，在去喬治敦的途中，我實際上已在五角大樓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馬斯·蓋茨是否愿意在新政府中繼續任職，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与托馬斯·蓋茨相識于斯科特紙品公司，并先后擔任過管理職務。 新任總統并未就此發表任何看法。他對我認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為然，异常平靜地指出，就他所知的范圍而言，既沒有學校是為培養國防部長而設立的，也沒有學校天生就是總統的搖籃。他要求我至少應該考慮一下他的建議，并要求我下周一再次与他會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將是相同的。 為什么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會將我作為部長的人選呢？我很難做出肯定的答复，但我相信兩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鮑勃·洛維特，他熟悉我在福特的聲譽和在軍隊中的業績；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開明的經濟學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實習課中，我認識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直到現在，我們仍是非常親密的朋友。當時，他正在探索一种聯合式的執政管理模式，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他听說，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車公司的管理者，其行為處事顯得頗為古怪。 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他《富裕社會》中的語句：“陳陳相因”，就不禁樂出聲來。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以后對我說，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為他認為，總統需要一位富于創新觀念的商人，党派的分歧對其也無關緊要。就像大多數人的看法一樣，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极有可能認為，我是一名共和党人。新聞媒体也時常作出了這樣的歸類，因為，二十一歲的我在加州選舉登記時，是以共和党擁護者的身份登記的，其實，這不過是因為父親的觀點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瑪格麗特整個周末都在討論這件事情。我們也与我們的三位子女們進行了交談，向他們解釋說，如果我离開了福特，家庭的收入前景將會完全不同。我并無巨額的財產，但已有了尚未動用過的大量股權，以及每年總計超過四十万美元的年收入（這個數額与現今時代的二百万美元大致相等）。 倘若我接受了新任總統的任命，我每年的薪水將只會達到二万五千美元。 孩子們對此絲毫沒有興趣，瑪格麗特對我也是言听計從。 這樣，星期日我們坐在書房里做出了決定，只要我覺得能夠胜任這項工作，那么我就應當接受它。 我們也探討了一下接受此項職位的前提條件，這主要有兩件事：我必須有權在全國范圍內挑選最有才華的人手（不管他們屬于何种党派），來組成國防部的高層領導，以彌補我在經驗上的欠缺。另一點也將應該澄清，我絕不會因為接手這項職務，而過多地參与華盛頓的社會事務。對于如何處理好這兩件事，我尚無明确的答案，畢竟，面對一位新任總統，討价還价似乎是不妥當的事情。 就在我們談話期間，我注意到門外已是大雪飛揚了。一個主意突然出現在腦海中，“為什么不可以給新任總統打個電話呢？”告訴他，由于天气的原因，我的華盛頓之行將會推后一兩天，我將會立即發一封信給他，說明我對任職的想法。 我撥了他給我的號碼，電話接通了，但是，此時此刻，他不在華盛頓。最后，我將電話打到了棕櫚灘，他接到了電話。 新任總統對會面日期的推遲并不介意，他說，華盛頓也在下雪，他也無法于明天赶回那里。 我無法設想如何將我的那封信寄給他，最后，星期二我啟程去見他時，我將信塞進了口袋里，隨身帶去了。我再次從后門進入了那幢Ｎ街上的紅房子。新任總統和羅伯特·Ｆ·肯尼迪正坐在一架雙人沙發上，我坐在了他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并立即告訴他們，我已將我的想法寫在了信上，一看即可明了，或許，這是新任總統了解我想法最簡捷的途徑。 他閱讀了那封信，然后，不動聲色地將信遞給了他的兄弟，羅伯特·Ｆ·肯尼迪在信上掃了几眼，又將信遞回給他的哥哥。這時，新任總統問道，“你認為怎樣？” “太好了。”羅伯特·Ｆ·肯尼迪說道。 “我也有同感，”新任總統說，“讓我們宣布這件事吧！”他拿出一本黃色的便箋，起草了一個發言。然后，我們走出了房間，來到樓前的台階上，向新聞界的人士們宣布了此事。這樣，瑪格麗特和孩子們將會知道，不久之后，他們就會移居到華盛頓來。 獲悉我的決定之后，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母親埃茲爾·福特夫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极力辯解說，對于他們和福特汽車公司，我絕無二心，但在國家召喚我時，我是不能不以國家的利益為重，盡我應盡的職責的。盡管，他們理解我的做法，但是福特夫人還是感到异常的心煩意亂。她确信她公公老亨利·福特對她丈夫之死負有責任，他將其丈夫安置在壓力极大的商業環境中，這無疑是置他于墳墓中。情況也确實如此。她決心不讓儿子再重蹈丈夫的复轍，并指望我能幫助他減輕壓力。 同意接受該項工作后又過了几天，我返回了華盛頓，開始著手為本部門招募高層工作人員。住處、辦公地點、秘書和工作人員均還沒有著落——我們尚未收到安置的經費——我只好先住進了福特汽車公司的肖爾哈姆飯店。按照我對智商標准、教育背景和閱歷情況的要求，我著手草擬一份人員的名單。我先通過電話向有關人士進行了咨詢，這包括：洛維特、加爾布雷思以及約翰·麥克洛伊，后者是紐約的一位律師，也是東部權勢集團中的頭面人物。對于他們和其他人推荐的每一位人物，我都將其名字寫在一張卡片上，并記錄下我所能夠獲悉的其個人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資料。 在薩金特·施賴弗和他的助手亞當·亞莫林斯基（后來，在五角大樓里，他成了我的特別助理）的協助下，經過反复甄選，我确定了其中的一些人作為進一步面談的對象。面談之后，我向新任總統提交了選中者的名單，由他向國會提名。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無一遺漏地采納了我提出的人眩通過這次甄選，一大批出類拔萃的人物涌現出來，他們工作在同一個部門中，這是极為引人注目的。他們中的五位以后也擔任了部長的職位，這包括：哈羅德·布朗、約瑟夫·卡利法諾、小約翰·Ｂ·康納利、保羅·Ｈ·尼采、賽勒斯·Ｒ·万斯。 招募過程也使我自負固執的性格暴露出來，同樣，它也使我更為清楚地認識了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他的确信守諾言，在關鍵的任命和以才取人上，遵從了我的意見。 我到達華盛頓不久之后，即听到了小富蘭克林·羅斯福將被提名為海軍部長的說法。我從未見過此人，但就我對其所知的情況而言，我并不認為他有資格擔任該職，故這一傳聞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出乎我所意料的是，此事并非虛有，由于希望繼承父業，小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确已就此事得到了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的默許，并在后來，由他或他的朋友將某些細節透露給了新聞界。 在新任總統接受了我的一批提名的四五天之后，他打電話給我，說：“鮑勃，你還沒有向我推荐海軍部長的人選，這方面進展如何？” “是的，”我回答說，“我還沒有找到合适的人眩”“你是否考慮過小富蘭克林·羅斯福？” “我听說過他的名字，”我說，“不過，他是一個紈褲子弟，可能根本無力擔當此任。” “噢，你會見過他嗎？” 我回答說沒有，這時新任總統又說：“在你作出最后的判斷之前，是否可以考慮見見他？”我同意了。 我記得小富蘭克林·羅斯福是菲亞特汽車公司的一位商人，所以，我從電話號碼簿上查到了菲亞特公司的號碼，与他通了話。我先作了自我介紹，隨后要求他前來會面，他很快就來了。會見之后，我打電話給新任總統。 以一种充滿了期望的語气，約翰·Ｆ·肯尼迪問道：“你認為怎么樣？” “我還是認為，他是一個紈褲子弟，根本無法擔當此任。” 我如實地回答。 在沉默了許久之后，“鮑勃，”新任總統又說道，“你曾經注意過西弗吉尼亞民主党的初選嗎？” 我告訴他，那時我正在底特律，對于競選的活動所知甚少，但是，我當然還是知道，他在西弗吉尼亞初選中的獲胜，正是他最終入主白宮的關鍵之舉。正是在那里，他擊敗了那位基督教信徒休伯特·漢弗萊，并使人們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絕不會贏得總統的席位的。 “完全正确，”他緊接著說，“但你知道，我為什么會獲胜嗎？” 我只能告訴他，不知道。他接著告訴我：“小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我的取胜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后來我听說，人們怀疑羅斯福散布了流言，說，在二次大戰期間，漢弗萊逃避了服兵役）“噢，是這樣，”我說道，“不過，他的确不是擔任海軍部長一職的合适人眩”話筒那頭沒有傳來聲音，沉默似乎是無休無止的。最后，新任總統無奈地歎了一口气，并說道：“看來，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來關照他了。”（后來，他任命了羅斯福為商務部的副部長）類似于此的心靈碰撞后來又出現過，而這正加深了我對約翰·Ｆ·肯尼迪的敬意和熱愛。 直到圣誕節我与家人去滑雪時，我仍未決定海軍部長的人選，但是，初步的人選已經确定了。最后，在阿斯彭我終于做出了決定，并給新任總統打去了電話，這時，他又去了佛羅里達。我告訴他，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后，我選定了小約翰·Ｂ·康納利。 “噢，這很有趣，”他回答說，“我還未想到過這個名字。 不過，這里正好有兩位人士，他們或許比我更了解小約翰·Ｂ·康納利。你可以先与他們交換一下看法，然后，我們再次通話。” 我問他指的是哪兩位人士，他回答說：“新任副總統林登·Ｂ·約翰遜和眾議院議長雷伯恩。” 我顯然是過于幼稚了，竟沒有意識到約翰·Ｆ·肯尼迪是跟我開了個玩笑。林登·Ｂ·約翰遜、雷伯恩和小約翰·Ｂ·康納利都是得克薩斯州人，并且他們之間的關系親密無間、情同父子。事實上，在一九六○年洛杉磯民主党大會上，正是小約翰·Ｂ·康納利為林登·Ｂ·約翰遜策划了最初的競選攻勢，試圖擊敗約翰·Ｆ·肯尼迪。所以，人們認為，正是小約翰·Ｂ·康納利散布了那些約翰·Ｆ·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語。 林登·Ｂ·約翰遜和雷伯恩相繼与我進行了電話交談，但他們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們听了我的意見，并發表了他們的看法，然后，將話筒轉給了新任總統。他說：“鮑勃，我非常高興。”直到后來，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總統從未尋找借口來抱怨我的選擇，小約翰·Ｂ·康納利后來成為他和我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兩年之后，當他辭去了職務而專心于得克薩斯州的政事時，我和總統都對他的离去感到遺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總統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過錯，即使在有時出現的令人尷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競選運動中，所謂的導彈差距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約翰·Ｆ·肯尼迪曾指責艾森豪威爾總統忽視了核軍備，其結果是，導致了蘇聯在最為先進的進攻性武器——洲際彈道核導彈上，占有了极為明顯的优勢。這一指責的依据來自空軍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前任空軍部長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密蘇里州的民主党人）將消息透露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然而，他們并不知道，中央情報局并不同意空軍做出的結論（在那時，還沒有一套程序來協調這兩种不同的結論）。 我進入五角大樓之后，擺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就是要确定這個差距的規模，以及進行補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以及空軍情報部門的副首領一起研究了几天，親自觀察了數百幅蘇聯導彈發射場的照片，空軍的報告正是根据這些照片撰寫的。要想正确無誤地作出判斷仍然是极為困難的，但是，我們最終還是做出了結論，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正确的，而空軍的結論是錯誤的。差距确實存在——但我們處于优勢的一方！ 恰逢此時，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聞部長阿瑟·西爾維斯特對我說：“鮑勃，你還沒有召見五角大樓的新聞工作人員呢，你必須要召見他們的。”我對他說，我對華盛頓的新聞界還一無所知，況且我對召見他們還未做任何准備。 “沒關系，”他說，“這幫人還不錯，他們不會為難你的。” 實際上，就像這些人自己承認的那樣，他們是一伙高明的騙子。 我不再堅持了，同意午后在我辦公室隔壁的會議室里會見他們。記者們蜂擁而至，房門被關上了，阿瑟·西爾維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會議是不能記錄的，但是，阿瑟·西爾維斯特已經明白無誤地說到，會議的主題是“關于背景資料”——這就意味著，記者們是可以發表他們所听到的東西，只要他們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時，我還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別。 會上第一個問題就是：“部長先生，你就任已經三個星期了，你對導彈差距的問題有何高見？” 我回答說，我上任后即對此問題進行了仔細地研究，并且已經做出了結論，那就是，如果說存在著這种差距的話，那么，我們則是處于优勢的一方。 記者們几乎撞破了大門，向電話机旁奔去。時至今日，我對那些煽動性的通欄標題仍然記憶猶新，它們被刊登在當天下午的《華盛頓晚星報》上。次日早晨，《紐約時報》也在頭版最醒目的位置，進行了長篇報道。國會和全國各地的共和党人掀起了一陣抗議的浪潮，參議院中少數党的領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伊利諾斯州的共和党人）要求我辭職，并冷嘲熱諷地挖苦說，應該重新進行一次總統的選舉。 我去拜見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總統先生，”我說，“我來是為了幫助你，但我做的事情卻帶來了要你辭職的要求，我已對自己的辭職做好了充分的准備。” “不要介意此事，鮑勃，繼續干吧，”約翰·Ｆ·肯尼迪說道，臉上沒有一絲不滿的表情，“我們的确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說錯話的時候，不必介意，此事會過去的。”事情最終總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諒我所犯差錯時的寬宏大量，則永遠印刻于我的腦際。 到那時，經過了篩選后，我列出了一百多個問題，准備對他們進行逐個的研究和探討。在我們的部里，這一選題被戲稱為“９９架長號”。它涉足于國防部活動的所有范圍，包括：我們所面臨的威脅，抵抗這些威脅時必備的軍力結构，必備的主要武器系統，以及一個對我們核打擊力量的估价。 此外，“９９架長號”的選題也有助于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即，我們將要認真地對待有關本部門不斷膨脹的問題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戰時期已進入了第十五個年頭，而國防部也已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大約四百五十万人正在為這一部門工作——其中三百五十万為現役軍人，另外一百万人為文職人員——即使將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司組合在一起，其規模也無法与五角大樓相提并論。這里，每年的財政預算為兩千八百億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价），其數額比我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任何一個主要盟國的國家財政預算都要多。五角大樓掌管的業務范圍极為龐雜，其包括：運輸、通訊、后勤供應、維修，以及陸軍、海軍艦隊、空軍，當然還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儲備。 按照憲法的規定，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由國家來控制的，即總統和國防部長有權安排國防部的所有活動領域。然而，事實則并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這項工作時，總是雄心勃勃，但時隔不久即會發現，這一龐大的官僚机构中掌管著如此眾多的事務，以至于除了忙于處理公務之外，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的閒暇時間去進行思考。最后，在那些有關預算、獲取方式、戰略，甚至有時還包括政策——在還沒有搞清要旨的情況下——等問題上，他們不得不對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和將軍們言听計從，因為，軍事体系早已成為了一盤大雜燴。 我決心打破國防部已無藥可救的神話，它的确是一個极為龐大的組織，然而，如果說它是一股無法駕馭的力量，那則是极為荒謬的。作為一名經理，十五年來，我處理過各种棘手的問題，制服過形形色色的組織——經常是在逆境中進行的——從長遠和現實的觀點，來考慮組織的行動方針和結局。我与手下的人達成了共識，決心按照總統既定的方針來治理這個部門，以盡可能少的開支來确保國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職務一個月以后，我曾對電視記者談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務的官員与私營企業的經理并無本質的區別，無論處于哪一個職位，他都必須從兩种主要的行動方針中選擇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領導的面貌出現……我所信奉的原則是，宁可爭當一位積极主動的領導，而絕不做一名消极被動的判官。” 在私下的場合里，我的話語則更為坦率，清楚地表達了徹底改革的意圖。我要使眾人明白，我決定強化國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將那些各類軍事机构和國防事務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我將向五角大樓內反對變革的勢力發起挑戰，并且打算，要使每一項重大的決定都產生于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簡單地、一成不變地對各類机构進行例行撥款，由他們視自己的需要來任意使用經費。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意味著，高級文職官員將要相當深入地參与國防項目的管理。作為改革過程的一個部分，我們將花費一至五年的時間來完成這种轉移，目前，這一具有革命性質的變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個部門。我們通過對那些与武器系統、兵力結构和長期戰略相關的机构和設施的比較和分析，建立了計划、編制和預算的体系，以理清獲取經費的程序，這一体系將确定其在經費方面的長期需要。甚至，五角大樓里高層會議中的風格也面臨著變革，處理日常事務的會議大大減少了，研究政策和進行決策成為了會議內容的主流。 我們將要做的頭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极大地改變那些被稱之為“形勢聲明”的做法，即國防部長對國會所做的正式年度報告。在每個報告中，我們都首先陳述美國對外政策中所需實現的目標；然后，經過分析，指出在實現這些目標時將會面臨的威脅，以及解除威脅的軍事戰略；最后，說明實現這一戰略的兵力結构，以及維持這些兵力結构的財政預算。 對外政策和國防預算的這一結合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我們确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當時，對于我們的做法，反對之聲不絕于耳。例如，國務院中的許多人就認為，在撰寫美國對外政策的聲明上，我們已經越俎代庖，侵越了他們的職能。然而，兩者畢竟并非完全相同，并且，他們也不知道，在我以它為依据論說我們的軍事戰略和防務項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腊斯克審閱了聲明的全文。 這樣的做法，無非是組織人員進行活動的一种途徑，在哈佛之時，我就已逐步掌握了這种方法，以后，在戰爭中和戰后，我先后將它運用于軍隊、福特公司和世界銀行的管理工作中。簡而言之，這种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确定一個明确的目標，再根据目標建立一個可行的計划，以及一整套監測計划實施進展情況的監視系統，我曾在每一個我所參与管理的組織中這樣做了。然后，如果計划的進展出現了問題，你就可以調整計划，或者引進糾正的措施，使計划得到順利的實施。從一開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國防部所需實現的目標：以最小的風險，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戰爭的情況下，以最小的人員傷亡，來換取我們的祖國的安全。 我們立即著手處理一項最為緊迫的事情——重新審查和确定我們的核戰略。關于戰略問題的爭論已曠日持久，以致于我們無法漠視這一問題。在五十年代，与某些軍界高層首領——例如，陸軍司令兼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的觀點相反，在國家的防務問題上，艾森豪威爾政府越來越依賴于核武器。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對這种大規模的報复下了定義，他宣稱，美國阻止侵略的手段將主要依賴于“按照我們所選擇的手段和地點，立即進行大規模報复（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對此憂心忡忡，他們擔心，過分地依賴核武器將會堵住我們的退路，以致在大規模的非核武器進攻面前，如果我們不做出犧牲，將無法應付局面。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說道，我們已將自己置于一种兩難選擇之中，面臨戰爭的危机，我們只能“极不光彩地退卻，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報复”。我們決定要拓寬選擇的范圍，這主要要加強和改進部隊的能力，以使其适應非核戰爭的需要。大規模報复的定義和原則開始改變了，一個被認為可以靈活作出反應的戰略出現了，其主旨在于，盡量避免核戰爭的風險。在擺脫核戰爭危險方面，我們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們的建議在北約組織中引起了長達五年的爭論，最終，在經過了大量的修改后被采納了。 總之，在開始執政的最初日子里，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去完善那些加強我們軍事力量的計划。直到三月底，約翰·Ｆ·肯尼迪才將我們的計划以特殊防務咨文的形式提交給國會。他要求給五角大樓增加六億五千万美元的經費，這樣，我們的計划和措施才開始逐步落實，增強了我們阻止和抵御非核戰爭侵略的能力。 約翰·Ｆ·肯尼迪就職儀式的三個月以后，我們似乎覺得，我們已經開始熟悉了部里的事務。但是，僅僅在總統向國會提交了那份防務藍圖的几天之后，我們就面臨著一個決定，它顯示出，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運气——并非盡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爾政府就授權中央情報局組織軍隊，并在中美洲訓練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組成的隊伍，准備入侵古巴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一年以前，菲德爾·卡斯特羅掌握了島上的權力，并且，正明顯地將古巴帶入蘇維埃的陣營。肯尼迪政府繼續執行了這個計划，准備部署對古巴的入侵。 現在，在他就職約九十天后，約翰·Ｆ·肯尼迪必須對是否執行這個計划作出決定了。他召集了其顧問人員——總計大約九十人——在國務院舉行會議，听取他們的意見。他圍著桌子走了一圈，听取了每一位到會者的意見。除了一個人例外——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對——到場的每一個人都對行動表示了支持。這是一項中央情報局主持的行動，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所有成員也都贊成了這一行動。國務卿迪安·腊斯克和我，盡管并不感到十分的樂觀，但也都投了贊成票。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豬灣，入侵行動開始了。就像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我們遭受了“完全的失敗”。事實很快證明：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間諜人員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組成的軍隊中；与中央情報局的估計相反，古巴人民也并未舉行游行示威來支持入侵行動；菲德爾·卡斯特羅神速地調集了他的部隊，人數之多遠遠超過了我們預料；掩護地面登陸的空中行動也缺乏周密的計划，漏洞百出；撤向山區的“安全出口”位于一片長達八十英里、無法穿越的沼澤地上；華盛頓插手這次行動被揭露后，全球響起了一片譴責之聲——致命的錯誤接連不斷。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出現在國家的電視屏幕中，毫無保留地全部承擔了這一巨大的過失。 他的做法喚起了我內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經主管了五角大樓，但對軍事事務仍所知甚少，更不必說那些秘密進行的行動。這方面信息的缺乏，加之我過于關注其它的問題，以及對中央情報局策划其行動的過于信任，導致了我輕易地接受了他們的計划。我听到過那些主張入侵的介紹，甚至，轉交給總統過一份由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所作的評价報告。他們認為，入侵將或許會導致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的崩潰，即使這一成功或許并不會馬上出現。對于這樣一個模棱兩可的估价，我卻沒有做出絲毫的評論。事實上，我的确對情況所知甚少，無論是那個計划還是那些事實。我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無關大局的旁觀者。 第二天，我來到了橢圓形辦公室，說：“總統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決定時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間屋子里，除了一個人以外，你的全部顧問——包括我——都建議你做出這樣的決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備，去電視上說明這個事實。” 約翰·Ｆ·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話語，“鮑勃，”他說，“我非常感激你愿為此事承擔責任。但是，我是總統，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們的建議，然而，我卻這樣做了。責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無意向你，或艾森豪威爾，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責任。” 我從心底里欣賞他的大度，這次事件使我們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密切。我下定決心再不會讓他失望了。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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