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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在奎達（Quetta）的塞雷納飯店（Serena Hotel）优雅的大廳內一張桌子前圍坐聊天。我和萊斯利·霍維茨（Leslie Horvitz），還有兩位年輕的外科醫生杰米爾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喬因患流感，發高燒，在旅館中自己房里躺著休息。杰米爾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達行醫。奎達是巴基斯坦北方憚路支省的主要城市，臨近阿富汗和伊朗邊界。憚路支省主活貧困，人煙稀少，我們來此是為了了解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這兩位外科醫生很熟悉這种病，他們險些死于該病，是我幫助他們死里逃生的。 30多歲的杰米爾汗有著一張友善的圓臉和一雙聰慧的眼睛，他用大陸特別的帶韻律的英語平靜而清晰地向我們講述整個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間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電台附近一家醫院打來的急診電話，說一個病人嚴重腹痛并吐血，讓我赶快過去。等我到了醫院，檢查了病人，不得不請來腸胃科的醫生會診，他說得照胃鏡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給病人照了胃鏡。因為上午我們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門診坐班。他們通知我去給病人手術，因為他們診斷那病人是胃潰瘍吐血。 “晚上11點，手術開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們准備了五六個單位的血漿。沙菲克醫生作我的手術助手。其他還有手術室工作人員。” 這時，沙菲克醫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動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爾汗年輕几歲，身材高大，英俊滯洒。杰米爾汗繼續說道：“當我一打開他的肚皮，就發現腔內所有內髒都在滲血，盡管我采用了透熱療法等种种手段，還是無法止血。我們猜想病人也許服用了某种止痛藥，嚴重腐蝕了胃壁，因為血不停地滲出，不可能是胃潰瘍。” 我毫不吃惊，因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爾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國都听說過這樣的事情。最近在扎伊爾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醫生因手術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爾汗所說的病人患的則不是埃波拉，盡管症狀很像。他接著說道：“為了止血，我們不得不摘除他的胃。當我試著將胃取出時，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髒，只好也將它摘除。它已經腫了，肝髒也腫了，呈暗紅色，失去了正常肝髒的亮紅光澤。整個手術花了兩個半鐘頭，真是場艱難的戰斗，沙菲克被沾滿病人鮮血的針頭扎破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終于在凌晨兩點鐘，我們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開了醫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講話，但血壓仍很低。等我下午三點再去看他時，他的哥哥說他已經死了，年僅四十六七歲，錫比（Sibi）人。 “我仔細回想整個手術。有件事情提醒了我，當麻醉師把導管插入病人鼻腔時，鼻子開始出血，麻醉師無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當時他說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會止不住，而且還發燒。他也害怕了，認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問題。此外，病人還發燒。” 听到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這是一种流行于憚路支的嚴重的病毒出血熱病，症狀為高燒，出血不止，血壓過低，肝脾腫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誤診為急性腸胃病，然后推進手術室，折騰得到處是血，到處是病毒。 這時，杰米爾汗轉向沙菲克說：“術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電話告訴我他發高燒，頭痛并已全身酸痛，讓我過去看一下。見到他后，我開玩笑說，怎么了，是不是得了瘧疾或類似瘧疾的病？我陪了他兩三個小時，他的几個親戚也來探望他，而他則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淚。 他不時向我訴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說這不是發燒痛，而是死亡陣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歡吃一种美味甜肉，說臨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讓他兄弟去集市買一點。 說到這，兩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個奎達醫學院的醫藥教授來診斷，而我則回到醫院工作。第二天，這個教授對我說沙菲克整夜發燒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傷寒。他給他服了阿莫西亞。但緊接著沙菲克又開始下痢，只好打點滴補充水份。 我找到了給那位病人用內窺鏡檢查的醫生，向他講述了病人沒有潰瘍卻出血不止的情況，我說和我一起手術的朋友病了。讓人擔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复診以為是瘧疾。 這時，我打斷了他。 “你已將沙菲克的發病与那位病人聯系在一起了嗎？” 杰米爾汗搖搖頭：“沒有。我們根本設想到這一半點。” 我讓他接著往下講。但暗中奇怪。他們應該知道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因為已有兩名巴基斯坦醫生死于此病，而第二個醫生曾是杰米爾汗的好友。 杰米爾汗繼續說道：“就在沙菲克發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診，突然感到身体發痛，回到診所一量体溫，華氏1O2度（攝氏39度）。當時兩個病人已經預約了手術，于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師只做一個，另一個晚上再說。” 做第一個手術時，我因發熱而渾身顫抖，一做完手術，我就回家睡覺，并讓我兄弟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診所還是晚了，吃了點止痛藥，感覺好些。我打電話叫來了一個同事，對他說自己對這個膽囊結腸造口手術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達時，我正開始消毒，于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實在無法忍受身体的巨痛。簡直站立下穩，只好离開手術台讓同事繼續手術。躺在休息室里，我痛得直落淚，真的落淚了。 我問道：“那時你就設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樣的病？” “沒有。盡管我們知道事情不對勁，但并沒有多想。手術結束后，我發現自己已無力開車回家，于是打電話叫我兄弟接我回家。臨走前，我請同事給我看了一下。他問我哪儿痛，我說背肌痛。他給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說很快就會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沒好轉。我讓同事抽血化驗，發現我的血小板數目很低，沙菲克也一樣。完了，我們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了。” “我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個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級，就是在奎達給病人作手術感染了這种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現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當時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達的一位女醫生訂婚。我也在做這次手術前三個月才訂婚，我對沙菲克說相同的厄運輪到我頭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后來上了報紙。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訂婚前一天，跑來找我，說他發燒了，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診了一次脈搏，确是如此。他說几天前在奎達給一個病人開刀。而這個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請我參加明天的訂婚儀式。我去了。儀式上，我的朋友盡管看起來光彩照人，但仍在發燒。儀式一結束，我們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學醫院的急診室，醫生給他開了處方（后來還刊登在報紙和醫學新聞上。）不過是止痛片劑之類的藥物，并送他去做調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沒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邊听邊搖頭。正确的臨床診斷离不開病史查詢。這樣的悲劇在芝加哥、中東、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陸及其他地方不斷上演。令人惊訝的是當地醫藥界居然對在伊斯蘭堡感染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外科醫生的遭遇一無所知。后來這一事例終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爾汗接著說：“第二天，我清楚地記得那是4月1號愚人節，我呆在家里准備參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學金考試。同事跑來告訴我說我的朋友死了。我還以為是愚人節這同事跟我開玩笑。兩天前他還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無法相信，直到來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經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殺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劇在我腦海中揮之下去。我意識到我和沙菲克都將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說了我們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熱病。我們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燒不退。我告訴沙菲克明天轉往阿格汗醫院去，因為那里有血小板輸血，而奎達沒有。另外，那里可能有人對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親說明情況，他是一個退休了的副校長，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和沙菲克當晚仍住回醫院，准備第二天一早轉往卡拉奇。我打電話給阿格汗醫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維斯醫生（Dr，ShPervez）請他為我們安排往院，以便我們到后能立即得到治療。而不把時間耽誤在急診室里。他答應一定辦到。” “那天晚上很難熬。我和沙菲克擔惊受怕難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艱難。我讓看護我的兄弟給我量血壓。高壓90，低壓60。他立即沖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點鐘，我的教授連同一位醫生赶到了，給我打了點滴，我的血壓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報紙登出了兩位醫生感染入院的消息，報紙就愛干這种事。結果從早晨7點開始，就有醫護人員及朋友前來探視我們，絡繹不絕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触這么多人難免傳染什么，于是我們要了兩個防護面罩戴上。 噢！這時我才明白為什么我在呵格汗醫院病房見到他們時都戴著面罩。我門不知道他們在奎達時有那么多人探視。現在明白了，原來是這么回事。在阿格汗醫院，除了醫護人員，我們嚴格控制個讓人出入病房。 杰米爾汗轉向我說：“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讓他講下去。 “當天下午我們乘坐巴基斯坦國航的班机從奎達飛到卡拉奇，机場已有兩三輛救護車等待在那里。一輛是沙希德醫生要來的。沙希德醫生与我的妹夫都來了，另一輛車是沙菲克醫生的內兄要來的。他是鄰隊上的少將旅長。也來了解情況了。 “晚上7點、我門住進了醫院。值班醫生做了常規檢查，顧問醫生沒有出現。” “第二天早晨，顧問醫生來了，我告訴他我們可能得了克里米業剛果出血熱，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誰相信我們會得這种病呢？他說讓我們做尿液培養，化驗喉嚨与血液。并怀疑我們感染某种細菌或病毒，但不嚴重。我再次找來沙希德醫生，告訴他那個顧問醫生不明就里，拜托他務必思想辦法，否則我們定死無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談了我們的情況。克舍德教授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立即找到了費希爾一霍克醫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無法忘怀。當時我正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寫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醫生沖了進來，向我講述了杰米爾汗与沙菲克的情況。當我得知他們開刀的經過及過低的血小板時，我抱著頭說：“那就是克里米亞剛果熱！” 我赶到了病房。記錄病史時，喬走了進來。我們都認識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為他們持續高燒，血液狀況不良，而且身上出現了紫色瘀斑，這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特征，根据我們對這种病的了解，他們可能會死。 病房里擠滿了閒雜人，他們絕不應呆在這里。我們連忙采取措施進行隔离，并讓杰米爾汗的妹夫守住房門。除了醫護人員，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內。然后我們向人們解釋隔离的重要性。我們必須雷厲風行。因為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醫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現差錯，讓報紙在頭版刊出“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造成阿格汗醫院數人死亡”的消息，會轟動一時，對醫院來說將是可怕的災難。 但人們對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實在可悲。你無法讓前者遵守警告，而后者卻聞風而去，拒絕照看病人。阿格汗的護士們表現出色，他們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觀，而是遵循我們的指導。這一點甚至比醫生強。有些醫生什么也不听。 我和喬最憂慮的是我們見到這兩個外科醫生時．他們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醫的經驗告訴我們，雷巴抗病毒素對這种病有療效，但早期用藥療效最好。從杰米爾汗和沙菲克的情況看，靜脈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許還有希望。 杰米爾汗繼續說：“費希爾．賀克博士和麥克科定密克博士及醫院的醫藥指導米爾扎醫生（Dr。MirzA）來視診時，我把整個染病經歷都詳細說了。當費希爾博士說：‘你們肯定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時，我如釋重負，至少有人診斷出我們到底害了什么病。現在當務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這种藥的注射劑在巴基斯坦沒有，能找到的只有膠囊。費希爾博士火速派人找來，立即給我們服用。” 我對他們說無論如何要每6小時服用一次藥，如果無法吞咽，我們會用注射劑。与此同時，我們詢問了全國的醫療机构，但一無所獲。我們又試了試新加坡和歐洲，猜想他們那儿可能有，仍毫無收獲。 杰米爾汗說：“費希爾博士說，如果能弄到注射劑，他們還有存活的希望，但對膠囊卻不敢保證，他們可能會死，但必須一試。等找到注射劑就馬上換過來，我妹夫聯系了美國雷巴抗病毒素生產厂，讓他們寄一些過來。等四五天后藥運到時，我們已經見好了。當我問妹夫費希爾博士對他說些什么時，他并沒講實話，只叫我們不必擔心，等我康复了，他才說連費希爾博士當時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下來。” 即使只服用膠囊，兩個病人仍恢复得不錯。但另一件事情又讓我們不安。奎達醫院一位清洁工在清洗了那次手術后留下的沾滿血跡的手術衣后，生病歇在家里，我馬上想到了在尼日利亞的阿巴城，一次手術后，一個實習護士清洗手術室布帘時染上了病，做手術的兩個外科醫生死亡。 我們立即打電話給奎達醫院，院長親自找到了那名清洁工，同他乘机飛到卡拉奇，讓他住進了阿格汗醫院，安排在那兩位外科醫生對面的病房里。當我給他檢查時，發現他居然跟另外一個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進行了隔离。 不必詢問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他已開始便血了，身上顯出大塊瘀斑----紫色的皮下滲血。我們立即給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們及時地發現了他，用藥后效果不錯。病一好，他就离開了奎達醫院，發誓再也不回這個危險的地方工作。不過，后來我們听說他又回到了那里，干著老本行。 杰米爾汗說：“我們能活過來簡直不可思議。當時我們不僅出血，皮膚坏損，而且腹部与手臂都出現斑點。我們不敢上廁所，害怕便血導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胡子，連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兩三天，我完全喪失了意識。我妹夫不時從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是否活著。當我發現脈搏每分鐘只有五六十次時，我讓醫生給我做心電圖。因為病毒可能會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變黃，擔心并發黃疽。但費希爾博士安慰我們說因為沒喝水所以尿液發黃。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個死去的病人腫大發暗的肝髒，我們的肝也可能和他的一樣。” “七八天后，疼痛感消失了。費希爾博士身著便服走進病房。沒穿白大褂，也沒戴口罩。她同我們握手道喜，說：‘你們已經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不過要繼續服用雷巴抗病毒素，并休息六周。那六周里，我們即使与朋友們坐上一小時也會感到疲憊。六周后，我們徹底康复了。并返回醫院工作。回到家，我媽媽奇怪地問：“你去哪儿了，在醫院忙了這么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許多人都勸我不要去門診，不要去私人醫院工作。但我身体好了，沒問題。我們都瘦了許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時7天吃五六頓。” “兩個半月后，我結婚了。也許我不應該此時結婚，因為可能會傳染給我大太塞瑪。不過費希爾博士說這沒問題。” “在阿格汗醫院的那七天如同惡夢，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時時索繞在心。” 整個談話過程中，沙菲克醫生一直沉默不語。我們請他談談，他說：“杰米爾汗講出了一切。不過我比他更消沉。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郁。杰米爾汗當時還沒結婚，而我已結了婚，有三個孩子。如果我死了，他們怎么辦呢？准來照顧他門？從一開始我就無法不想這些問題。” 已過午夜。我們也像深夜一樣沉默無語。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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