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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八十年代未离了婚。蘇珊在我之前也已經离婚。1990年3月，我离開了特殊病原体部，從此我們比以前更經常相聚，并發現了很多共同之處，尤其在戶外活動与音樂方面。怀俄明州的溫德河群山留下了我們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們已不局限于病毒性出血熱的研究，我邁進人類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領域，后來在旨尼亞西部和其他地方從事該病毒和瘧疾的項目研究；蘇珊則在細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疾病控制中心”從事研究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已經變了，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從我离開特殊病原体部以后，我們見面的次數反倒比我們在一起工作時更多了。 日子就這樣過了兩年。1992年3月，我們打算去科羅拉多的維爾山滑雪。几年前我和孩子們曾到那里去過，美妙的經歷使我們決定再去重游。正是這次旅行使我產生了結婚的想法。我向蘇珊求婚，提議就在維爾山巔舉行婚禮。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說。 我打了好些電話詢問是否有人在那里舉行婚禮。發現這樣的婚禮雖不一般，但每年确有几對情侶在山上舉行婚禮。為這些婚禮作證的就是法官巴克·艾倫（Buck Allen），多么令人難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無疑問，也是個滑雪能手。我們從亞特蘭大出發，車子開到了創記錄的速度。三個孩子，基特、彼得、安妮和兩個朋友輪流開車，一路不停，終于在24小時后到達維爾山。我的73歲的老母乘机赶來。為了能夠到達山頂出席婚禮，她先坐纜車，然后在滑雪棒的幫助与基特和彼得的鼓勵下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小山鷹巢山。 這是一個灰色圣帕特里克日。巴克·艾倫滑雪上來。我們站在他面前，身后是雄奇的戈爾山脈。儀式很簡短，但很感人。結束后我們下山簽署文件并齊聚滑雪小屋用香擯酒來慶祝。簽署了結婚證書后，我們立即投入雪屑飛濺的雪地。在當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們是唯一外套上別著鮮花的人。 婚姻并不是我們生活的唯一重大變化。因為很快我們便共同在一個從未想過的地方工作了。現在還是讓蘇珊來講這段故事吧。 1991年9月，喬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電話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學醫學院（Aga khan University Meticalschool）院長吉姆·巴特利特博士（Dr.JimBarilett）打來的，還沒說几句活，線就斷了。過了一會儿，他又打過來。“別擔心，”他說，“這很正常。我們這儿的電話總斷線。” 吉姆接著說，喬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熱病的同事戴維·弗雷澤向吉姆推荐喬去卡拉奇工作。兩人還沒來得及詳談，電話又斷了。我听了他門電話中的談話，馬上就說，“卡拉奇？算了吧。” 我了解亞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眾多，環境肮髒、污染嚴重著稱。很少吸引人的魅力。何況，巴基斯坦是一個嚴格信奉穆斯林的國家，婦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經歷已使我對該文化沒有好感。喬也和我一樣對那座城市不感興趣。我們把卡拉奇當作一個玩笑說過就忘了。 但移居海外的确讓我們著迷，我們盼著再到第一線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夠夫婦攜手戰斗。如果條件合适，我們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項目。 后來戴維·弗雷澤從巴黎打來電話。他剛辭去斯猩斯摩學院（SwarthmoreCollege ）院長之職，受聘為阿格汗（Agokhan）的顧問。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邁里支派的領袖，這支教派有數百万信徒遍布世界。戴維負責該組織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福利工作。在解釋了該組織的宗旨之后，他讓喬重新考慮工作的事。這次電話沒有斷線。 阿格汗醫學院非常年輕，始建于1983年。阿格汗建立該校的目的是為了用西方的教學方法与標准培養年輕的巴基斯坦醫生。因此這所學校提供的培訓水平大大高于這一地區其他任何學校。弗雷澤与吉姆希望喬擔任該校社會衛生科學系主任，給學生講授流行病學知識。伊斯邁里在亞洲和東非一些國家建有廣泛的醫院、診所、學校和農村發展規划体系。社會衛生科學系向學生提供去上述地區工作的机會。雖然這些國家的伊斯邁里信徒眾多，但一般人民群眾，社區內任何人也都能得到這些醫療和教育、福利等服務。顯然，阿格汗的計划不僅組織有序，而已澤及大眾。 至此，我們對卡拉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們的所見正如事先所聞，這是一座灼熱難堪，塵上飛揚，暴力頻繁而又一切亂糟糟的城市，同時又活力無限，街道上堵塞著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种各樣的運輸工具，有驢子、駱駝、自行車、手推車、突突冒煙的三輪拼裝車、色彩花哨的貨車、摩托車及豪華進口車等等。街巷狹小，于是動物和車輛常常困在街頭達几小時而難行寸步。貧窮無處不在，雖表面不易覺察。街上常能看到蒙著面紗抱著租來的嬰孩的女乞丐。無家可歸，在這里并不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是個問題。家是最后的安全歸宿。如果誰需要有一片栖身之地，總會找到親戚來收容。作為巴基斯但的商業中心，卡拉奇是個相當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极富，貧者赤貧，雙雙共存。 盡管我們對卡拉奇并無好感，但阿格汗醫學院卻是另一回事，對我們是個良好机遇。我們可以把公共醫療保健的觀念傳授給這里的師生，他們將會使這個國家的面貌有所改變，帶來良好的影響。和眾多新興大城市一樣，卡拉奇的公共衛生問題成堆，政府既無力進行組織也無能進行人員培訓。在這樣一個對公共衛生一無所知的國家里，一所私人醫學院要發展公共衛生事業，實在令人鼓舞。 這里潛力無窮。阿格汗醫學院的年輕人求知欲強。渴望有所作為。社會衛生科學系著力發展傳染病研究也使我們很感興趣。如果說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無疑就是傳染病。如果喬同意留下工作，他們也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醫學實驗室，同時負責一個分子診斷室，來協助傳染病實地考查工作。 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我們決定接受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喬飛往卡拉奇。兩月之后，我同他會合了。就我個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趨濃烈的政治气氛已使我厭倦，辭職离去并沒有遺憾。 阿格汗醫學院看起來橡一座大教堂，由紅色大理石蓋成，与卡拉奇街景形成顯明對照。我們在安靜的住宅區找到一處可愛的居所，使我們能夠在其中躲避城區無處不在的囂亂，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不容虛擲。雖然霍亂与傷寒正威脅著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們很快發現了另一种更危險的疾病正肆意悄無產息地庸卷全國。為了弄清脈絡，我們深入旁遮普邦內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 ）往里調查。 一個眼里閃著熱情光輝，披著滿頭金發、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歐文（Washington lrving）筆下的伊迎博·克蘭（lchabod Crane）校長被無頭的騎手追逐那樣----被他的助手攙著走在旁遮普邦一個農村小鎮狹窄的路上。身后跟著一群雜色人等，其中有三四個剛從阿格汗大學畢業的學生，還有孩子、山羊、雞和身穿傳統式長袍的游閒青年，這給當地平淡的生活帶來樂趣。 我們繼續追蹤病毒，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負責。他是喬新招的助手，來領導社會衛生科學系的傳染病項目研究。巴基斯但沒有人懂疫情調查。所以這項工作對史蒂夫很有吸引力，作為“疾病控制中心”傳染病情報所与預防醫學所的研究人員，他興致勃勃地迎接這個艱巨的挑戰。他是和精力充沛能干的妻子珍妮（一位教師）与四個年幼的孩子及一只高齡的貓一起于1993年9月到達卡拉奇的。現在，兩個月已經過去了，他率領著一支充滿工作熱情的隊伍深入旁遮普邦追蹤病毒，連觀光都顧不上。 史蒂夫不僅是領導，還是向導。為了不迷路，他手繪了一張大型地圖，并標有記號，是張絕無僅有的地圖。外出調查時，他專走有牛糞砌牆（每一塊糞磚上都有砌磚人的手印）的胡同，這些牛糞后來都成了燒飯的好燃料。哈菲扎巴德擁有人口12万，位于農業區中心，從莫臥儿（Mogul）王國古城拉合爾（Lahore）驅車前去得三小時。哈菲扎巴德有人得了黃疽，這是肝炎的病征，但我們到那并非只為這一种病毒。肝炎按字母排列，有好几种。黃疽是肝炎的一种症候，即患者的眼睛和皮膚變黃，惡心并虛弱。多數患者同時染有A型与E型肝炎病毒。在巴基斯坦這樣衛生狀況落后的國家，發現A型与E型肝炎是不足為奇的。以哈菲扎巴德為例，整座城市唯一的排水系統是露天水溝。垃圾從各家匯集到水溝里，然后緩慢地流進溪流，一堆堆腐爛的垃圾滿溝都是。 但衛生設施的嚴重匾乏，不足以解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肝炎患者。弄清緣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調查，收集血樣和化驗，但困難重重。巴基斯坦自1981年以來就沒有做過任何人口普查。 我們手中的很多數据都是過時的。于是我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可靠取樣。路比計划每27個區中選戶進行。如果你對特寇入群或區域得出結論需要某种方式進行隨机取樣。畢竟實際不可能對一個城市的每個人進行抽血化驗，然后判斷病毒是否在傳播。那將會花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采用某种計算方法對人群進行隨机取樣然后推衍到整個人群，這同總統選舉或電視收視率調查的原則一樣。 但說起來總比做起來簡單。當我們走進哈菲扎巴德市的曲折拐彎的胡同時．很准确定哪一所房子是路比在地圖上標示的。我們只能根据出發點來确定自己大体位于哪一個交叉口。既然是隨机調查，我們選定每個區的第一戶。這時傳染病學家不可缺少的東西就派上了用場------一個空可樂瓶子。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找到空可樂瓶子。我門來自亞特蘭大可口可樂之鄉，當然忘不了它。一位當地醫生負責拿著它，他人為這是一項殊榮。他把可樂瓶子放在地上旋轉。瓶于停下來后，瓶口所指的那戶就是我們的樣本戶。我們就這樣找到了方向。 現在我和路比該休息了，輪到巴基斯坦學生上場了，因為我和路比不懂當地居民講的烏爾都語或旁遮普語，傳染病調查成功的松密在于突破閉門關。一旦你邁進了他們的門，調查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你抓住机會詳細解釋調查目的，最終讓他們同意抽血。要想一步步成功。則需要感召力，耐心及如簧的巧舌。好在我們的已基斯但同事都有很好素質，而當地居民亦很配合。他們知道很多人染上了黃疽病，自己也有可能染上。一些人要我們給治療。當我們解釋說打算找到傳染原從而預防時，他們就更歡迎我們了。有時好意難卻，我們就不得不晚點收工。當地沒有旅館，所有調查人員必須走一個小時的路到達鄰近的大城----古吉蘭瓦拉（Gujranwala），住進旅館。沿途公路狹窄并穿過一片稻田，隨時可能被迎面而來的車子相撞。讓人膽戰心惊。 經過三個星期的入戶調查，我們訪談了320人，多數進行了采血。我們發現有黃疽病症的患稈多數染上了E 型肝炎，這是一种通過糞便和炊食傳播的病毒。當地被污染的飲水可能是使其廣泛傳播的原因。這要到血液化驗結果出來才能知道。 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警告當地居民注意飲食衛生，防止傳染，建議他們喝淨水、吃煮熟的食物。漸漸地，我們的宣傳深入人心，他們盛情邀請我們去家中作客，准備丰盛的肉飯，新鮮的水果和醇美的奶茶款待我們。盡管我們對飲食傳染肝病的危險性一清二楚，并盡量回到旅館才吃東西，但為了不拂主人的美意，只好又吃又喝，然后等著黃疽的出現。幸運的是我們都保住了自己的肝髒。 直到我們在計算机前分析了收集來的數据并得到了實驗室化驗報告后，才著實大吃一惊。多達百分之七的居民染有肝炎，且不是E型肝炎。E型肝炎患者痊愈并不困難，而這种肝炎病毒像艾滋病病毒一樣通過血液傳染，毫無跡象地吞噬生命，破坏重要細胞。艾滋病毒最終損坏人体免疫系統；而這种病毒在長達十數年的潛伏期內會緩慢而痛苦地摧毀患者的肝髒，腹部腫脹，大量吐血，最終死于肝功能衰竭或肝癌。這就是C型肝炎病毒。 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國，患這种病的不到千分之一，而這里高達百分之七。換一個說法，如果一百個獻血者，就有七人的血液中會有這种致命的病毒。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感染率呢？我們想也許像艾滋病毒那樣通過共用針頭注射而傳染。吸毒者中常發現這种病，原因就在此。但在哈菲扎巴德，根本沒有人吸毒。 盡管C型肝炎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樣容易通過性接触傳染，但不能排除這种可能。然而在這樣一個社會規范嚴格的傳統的農村里，几乎沒有娼妓与同性戀，何況有些患者是穆斯林家庭婦女和孩童。為了弄清原因，我們不得不入戶進行深入訪談。這涉及人們的私生活。一些巴基斯坦朋友勸我們還是算了吧，不要違犯社會禁忌。但我們只能這樣做。史蒂夫說：“試試吧，這沒有什么損失。” 于是我們重返哈菲扎巴德。帶著很多涉及隱私的問題，擔心被拒之門外。然而讓我們惊异而又不胜感激的是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盡管人們局促不安甚至稍顯憤怒，但對我們的問題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是在幫助他們。 當我們把血樣送往當地醫院實驗室分离，准備運回卡拉奇時，我們找到了揭示傳染途徑的第一條線索。這是一個比其他落后地區還算干淨的實驗室，但裝備可怜，只有一台陳舊的离心机，一架古老的顯微鏡，几塊玻璃片和一個插著几個破裂試管的支架。此外還有三個針頭和三個注射針管，這就是實驗室的全部裝備。門外至少有六個人正等著抽血。 我們繼續調查。盡管當地居民生活貧困，但并不缺少醫療人員，其中一些還是正規醫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門口挂個牌子便開始行醫，病人不斷上門。似乎行醫只需要一塊木牌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規醫生還必須和傳統回醫競爭。這些回教醫生只知道發給護身符和藥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們，如果得了大病身体虛弱，才想到找醫生。他們深信要想恢复体力，就得找醫生打上一針，無論什么針，當然能夠打點滴再好不過了。結果多數針都是維生素，有的根本就是糖水。而醫生也樂意讓病人打針，不管需要与否，因為可以賺錢。 診所里不難找到針頭和針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數量极少，与全城注射人數不成比例。而這些針頭和針管都是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用的產品，不能重复使用，更難進行消毒，因為針管上的刻度會在高溫下消失，無法標示劑量。這樣，它們在溫水里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于消毒設備和液体，我們只在一家醫院找到一台電子消毒器，但那座房子根本沒電。顯而易見，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經消毒就重复使用，造成C型肝炎廣泛傳播。 我們繼續數据分析，并找到一個相互關系，即染有C型肝炎的患者經常找醫生打針。但注射并非唯一傳染途徑，輸血也造成傳染。盡管C型肝炎檢測劑于1992年就出來了，但一劑要花15美元，遠比艾滋病病毒試劑貴，所以沒人進行檢測，也沒醫院提供檢測。一家美國公司獨享該試劑的專利權，所以价碼任意抬高。當我們向厂方代表反映此事時，他只是抱歉地送給我們几劑。如此而已。 作為傳染病學家，我們能做什么來制止這險惡的傳染病呢？我們可以查出它的傳染范圍和傳播方式，也可以在醫學期刊上公布調查結果。然而當時全世界都在關注愛滋病，C型肝炎的傳播被忽視了。 哈菲扎巴德是個特例嗎？還是全已基斯但到處隱藏著這种疾病的傳播？為了搞清C型肝炎的分布范圍，史蒂夫率領阿格汗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處的村庄德爾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調查。這個村跟千万個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樣普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個診所，一個家庭計划生育中心，另外還有兩個學校，一個公立，一個私立。學童們要學習英語、烏爾都語、信德語及憚路支語。當有人來訪時，社區工作人員驕傲地展示各种小冊于，以顯示當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說這個村庄沒有完全被忽視，也沒有忽視村民的教育。 离開診所，史蒂夫開始入戶訪談。如果村民曾在醫院“打一針強壯身体”，史蒂夫就抽取血佯。絕大多數被調查者曾去過醫院，有的還每周定期去，一些病人只發燒、背痛、痙攣或腹瀉，根本下需要打一針，血樣調查結果簡直讓人頭暈：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醫院“打一針。” 當晚，我和喬正在看CNN新聞，電話鈴響了。我們最好的學生之一阿米爾·賈汗（Aamir Javed Khan）從德爾穆汗默德村打來電話，電話里聲音沮喪。 “我和沙普爾在一起”他說。沙普爾米爾扎（ShaperMirza）是實驗室能干的技術員。“我們有麻煩了。” “什么麻煩？”我問。 “沙普爾剛化驗完采集的血樣，百分之六十呈陽性。是不是有錯誤？” 百分之六十？令人無法相信。十個人里竟有六個被感染？我叫沙普爾听電話，想搞清是否操作上有錯誤。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嗎？控制全都准确嗎？”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為了万無一失，我還額外檢驗了汗米爾的血，他的就呈陰性。” “讀數是多少？”我問。 “讀數很高，每一個都很高。”她說。 我們滿腹疑團地上了床。第二天我們決定重新檢驗。結果沒有錯，仍是百分之六十。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在這個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隨意抽樣的病人絕大多數染上了C 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徑是開業醫生，他們平均一個針頭要注射三個患者，有的甚至次數更多，每次均未經消毒。這真是一個惡夢。 當我們拿其他傳染病學者所做的類似調查進行比較后，發現德爾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巴德市一陣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們到各個公立醫院病房轉一圈，就會發現許多肝病患者都遭受著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們對此已有所認識，現在終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樣沒什么區別。醫生或是為造福病人，或是貪圖錢財，在惡劣的條件下根本不考慮起碼的衛生安全，濫用醫療器具，造成瘟疫傳播。与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 型肝炎病毒會像艾滋病病毒一樣靜靜地潛伏在病人身上達數年之久，然后致命地發作。然而我們訪談的醫生极少知道他們重复使用針頭的危害是多么嚴重。甚至有些醫生不相信或不在乎這种可怕的后果。 因陋就簡，這一基本路線仍然統治著這個貧困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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