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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備好了，喬已調往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根据安排，喬要在5月份搬到日內瓦与喬納森·曼會合，我繼續与他保持聯系，听取他的意見，在“疾病控制中心”沒有別人真正懂得出血熱這個領域。雖然我們的技術人員都很胜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來的，他的工作還有個不利條件，他沒有醫學和流行病學的背景，為此他把一個臨時負責人提升為分部負責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血熱，也從沒涉足第四級病毒。 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頓疫情產生了大量的血樣，大多數是猴子血清。似乎每一個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實驗的人都擔憂埃波拉感染。我們不知道身邊有那么多的猴子，我們停止了在全美國的猴子實驗室進行血清調查。通常血清調查是為了評估特定感染的流行，以便說明人群中有多少被感染。這一次，就是調查猴群中的感染情況。我們試圖用這种辦法确定有多少猴子帶有埃波拉病毒抗体，這標志著已有多少猴子受到感染。這樣我們便能确定它是不是普通病毒。 可是我們遇到了技術上的障礙，我們使用的抗体檢測劑是1976年疫情出現時為埃波拉設計的，這在疫情爆發時很有效，因為當時在新近受感染的個体上做試驗，個体在病后的抗体水平很高。不幸的是，因為沒有發生最近感染，而且也沒有明顯的埃波拉病史，同樣的試驗對從較大群体（人或猴）采集的樣品反映結果不甚明确。卡爾·約翰遜給從中美洲來桑布拉斯的印第安人（San B1as Lndians）做了試驗，試圖評估最初的實驗。他發現有百分之二對埃波拉病毒產生抗体，后來，其他研究人員檢測了在阿拉斯加的美國土著人的血清，也發現了同等比率的陽性。但是這些結果意味著什么，難以肯定，沒有人真正知道該拿它們怎么辦。 缺乏特性是埃波拉病毒的一個特點。瑪爾伯格病毒對研究人員來說似乎不存在同樣的問題。最接近這個答案的人是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蔡斯克（TomKzaisek），他以伊利莎（11isa）測試体系為依据做了一個相當复雜的試驗，也是對免疫螢光測試法的改進。1990年4月，我曾建議那位臨時的分部負責人應當把湯姆的試驗介紹給“疾病控制中心”，因為那位負責人當時負責進行血清生物試驗，但是沒有被采納。 我們用其他試驗方法做實驗。像用來檢查艾滋病的西方墨點法，但都毫無進展。結果，我們忽然發現我們只顧忙于研究猴的血清，卻還沒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評估系統來檢測它們。而且檢測過程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結果，需要許多經驗和耐心，這還是僅就實驗而言。在我們研究猴的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多時間做試驗。在我們收到的几百份猴子血樣中約有百分之十顯出對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映，盡管反映不很強烈。 為了弄清楚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義，我們決定更仔細地觀察這些血清的來源。它們大部分都是彌猴，和雷斯頓的猴是同族。大多數來自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可是亞洲到處有彌猴。它們常在荒野出沒，可以在旅游地區經常看到它們的身影，它們大膽地向游人要食物。有時它們很迷人，可它們也會發脾气，大肆破坏。 那种神秘的新絲狀病毒（不僅是它的抗体），只在馬尼拉單獨關養和用運輸工具運載的猴身上出現。為什么從其他地區來的健康的猴子卻產生了對病毒的抗体呢？這大令人不解了。 我仔細檢查資料看看大多數受感染的猴是從那里來的。結果令人吃惊。原來抗体陽性的最高比率不是發生在菲律賓來的猴子身上，它們來自印度尼西亞。 我与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年長的病毒學專家進行聯系，我是在泰國研究登革熱時認識他的。我和他討論了印度尼西亞人与雅加達美國大使館官員接触的情況，另外，我還有幸与在印度尼西亞首都的美國海軍病毒學部門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亞經濟的主要來源。政府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得到正式邀請去印度尼西亞，看是否能找到絲狀病毒的來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奧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亞。這時，史蒂夫剛三十几歲，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經很有成績。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細菌性疾病部的腹瀉病分部在一起，盡管他對病毒有保留意見。他說他不相信它們，因為他不能看到它們。史蒂夫是個好搭檔。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學會了足夠的印度尼西亞語，這樣他就可以辨認有用的流行病學標記。例如，他能通過簡單方便的方法認出門上的記號。說出這是一家賣猴肉餐館，在亞洲和非洲一樣，人們認為猴肉很好吃。 我們在雅加達受到了英國海軍部門的病毒學家杰里·詹宁斯（Jeny Jennings）的接待。杰里身材高大，討人喜歡，在爪哇從事流行病登革熱病毒感染的研究。海軍安排我們住在一家漂亮的旅館里，不過我們沒有時間在房間里享受。雅加達的交通問題使美國的交通相形見絀。我們不得不在早上六點就离開旅館并保證下午四點鐘以前赶回去。才能有車可乘。實驗室的工作時間也是依此而制定的。 与杰里合作，我們開始對雅加達四所養猴机构的猴子調查。据說大部分猴子來自蘇門達腊島，島在爪哇主島的北邊，也就是雅加達所在的位置。表面上看，我們檢查的猴子都很健康而且得到很好的照料。不過我們還是找到一處疏漏。那里的人告訴我們，當管理員發現一只病猴，就把它与其他病猴混放在一個大籠子里。當然，這些猴子得的可能是极不相同的病。這些大籠能放20到30只猴子，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好主意。很可能一只受感染的猴子把病毒傳給其他所有的猴子，尤其是在它們已經被疾病弄得十分虛弱的情況下（雷斯頓的猴子就是這樣同時患上了猿出血熱和埃波拉的嗎？我們不知道）。猴子是很珍貴的，不能輕易損失，所以一旦籠子里的猴子熬過了疾病，便与健康猴一起被運走。可這幸存的猴子也許仍可傳染，因此便有机會感染同運的整批的猴子。 我們仍然不明白印度尼西亞是否還有帶類似埃波拉病毒的猴子。我們猜想這樣的疾病會和我們在雷斯頓看到的一樣。由于雷斯頓的猴子已經感染了猿出血熱，我們不能完全肯定我們將要找的是什么病毒，我們只知道那里有些猴子對埃波拉病毒呈陽性反映，這表明那些猴子可能已接触過絲狀病毒。可是在雅加達，我們只看到了健康的猴子。如果我們要找到答案，我們就要追蹤到猴子的栖息地，也就是我們要去一趟蘇門答腊。 在雅加答的海軍實驗室，我們對養猴實驗室和實驗用血清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檢查。我們已准備好出發遠征。那天晚上我們登上下去蘇門達腊的渡船，在黑暗中經過克拉卡托（Krakatoa）保留地。我們從港口開車去捕傍市（Bambung）住進了一家旅館。從那里可以俯瞰海灣。那里的景色真美，不過我們還是沒有時間坐下來欣賞。我們很快吃了早飯就去找當地衛生部門以便了解捕榜猴子實驗室的情況并且最終找到猴子從哪里來的。我們有兩個緊要間題，森林里的猴子中有死于疑似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嗎？抓猴子的人受感染了嗎？ 捕榜衛生部門的官員給我們派了一名向導，指引進山的道路。經過短暫的休息以后，我們沿著一條車輛擁擠不堪的狹窄的小路向叢林進發。經過的地方主要是叢林和棕櫚樹。一路上我們不時地停下來向人們打听是否听說過有關猴子的特別有趣的故事。雅加達的人已經告訴我們有關捕猴者的事。顯然他們屬于爪哇的一個單獨的部落。我們不大能從他們那里打听到很多消息，因為提供信息的人說那個部落的人守口如瓶。他們具有特殊的魔力可以和猴子交流。据傳說到了晚上，他們會到猴子睡覺的樹旁和它們談話。用只有猴子懂得的魔語交談，告訴猴子放棄在樹頂栖身，然后捕猴人就會在樹下張開一張网，然后离開，到了早上，那些猴子大概是按照魔法暗示的去做，從它們呆的樹上爬下來。可是卻發現被网子罩住了。听起來很有趣，不過我們想很可能捕猴人是用食物把猴子引下來的。 這次叢林之行是我記得的最長最辛苦的一次。頭一天晚上，一夜沒合眼，必須在找到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一一猴子的營地之前，在可怕的路上跋涉24小時。捕猴人睡在用圓木，竹子和香蕉葉搭的小棚里，小棚用樁架托在地面上。他們很高興帶我們看他們新捕到的猴子，它們蜡縮在竹籠里。在它們中間有一只母猴和她的孩子。母猴對偎依在胸前的小猴流露的溫柔和善感動著我們。我們后來听說那小猴在去捕傍的路上死了。只有最強壯的猴子才能在去往雅加達到達太平洋彼岸城市的旅途中存活下來。 整個猴子貿易使我气憤，我不愿看到猴處于這樣的悲慘境地。每當我見到這些動物，我感到我懂得了販賣奴隸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史蒂夫帶著一名翻譯和捕猴者談話時，杰里和我采集他們的血樣。他們告訴我們，假如我們确實要找到主要捕猴者居住的地方，我們還得向北走。要在土路上走很長一段路，還要穿過一大片甘蔗地。 ４小時以后，我們來到了宿營地，這里緊靠著島上一個捕猴者的住地。當我們來到營地時，捕猴者們突然出現在我們身邊。他們人數不多。當時是黑天，我們只能看見被我們照明燈照著的臉。這真是一片超現實主義的景象，一幅卡拉瓦基奧（Caravaggio）的畫，捕猴人看到我們時又奇怪又吃惊，但最終他們還是很合作的，盡管我們曾听說他們守口如瓶。 我們把遇到第一批捕猴人時做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盡量做得好，因為唯一的照明是我們卡車上的頂燈。我們又提起了有關猴子的事情。他們是否知道有猴子生病或者死亡？是否發現過死猴？是否知道什么人死于發高燒和出血？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等我們問完問題后，他們又隱沒在夜色中，就像他們突然出現的那樣。我們好像在夢境中。 在現有的時間里，我們沒有什么還要了解的了。唯一的事是開車返回旅館。我們于清晨大約四點赶了回去，睡了几個小時的覺。醒來之后，我适應了一會光線，看到我頭天穿的一件我非常喜歡的爪哇特有的腊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國買的，在我多次非洲旅行中穿了好几年。在蘇門達腊叢林中穿了24小時之后，這件裙子已破爛不堪了。我把它扔進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們回到雅加達，開始化驗從神奇的捕猴人身上采集的血清。血樣全部呈陰性。連一個最低級的可疑的陽性都沒有。盡管形勢緊急，資金有限，樣品很少，我們盡力做著工作。我們沒有發現可能來自野猴的出血熱對印度尼西亞人构成顯著的威脅。如果野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東西感染，在捕猴者和運輸者身上則并未發現它們。這些人最直接地与猴子接触過。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猴子身上沒有找到絲狀病毒樣的東西。 我們的結論使印度尼西亞政府相當高興。我們的結論是猴子身上出現的對埃波拉病毒的低水平的抗体反映，不會對人類有任何危險，對印度尼西亞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亞特蘭大后，我仍然有兩個嚴重的科學問題沒有得到解答。其一是應找出新的亞洲絲狀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須立即确定在工作中接触帶有埃波拉抗体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复了是否會擺脫這种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續感染？顯然，這是獸醫、動物管理員和研究人員對于新的絲狀病毒的擔憂。我提出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很多獸醫在他們發現猴子帶有埃波拉抗体時向我詢問我們制定的防預措施。這是基于恐懼的正常反應，這樣會毀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獸醫提出來的問題。他說：“我真的要把我的猴子弄死嗎？它們都是很好的動物，我們正在進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昂貴的醫學試驗。”我們總是建議他們別管猴子，繼續做實驗，如果它們不生病就不用擔心。如果猴子是健康的，即使有了抗体也不一定會出現感染或构成感染威脅。 我們需要一個明确的，公開的資料。我去找我們的小組和博比。布朗。他是一個身材魁語的人。喜歡系條紋領帶和穿壓花的皮靴，是選派演員部門的人眼中最完美的得克薩斯人。為給他找一件大號的太空服我們很費了一番周折。我建議用亞洲的彌猴和一些非洲的綠猴做一次實驗。与彌猴相同，非洲綠猴數量很多，被當作寵物，也是比較好的動物。我們檢測了32只猴，其中有16只非洲猴，16只亞洲猴，都帶有非洲、亞洲兩种病毒。我們使用的亞洲病毒來自雷斯頓，經過彼得·賈林的提純處理。所以我們都相信病毒不含德出血熱病毒（我們自己做了實驗證實這一點）。實驗結果正如我門所料，非洲病毒几乎對所有的猴子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亞洲病毒當然可以使猴子致病，但与前者相比，死猴的數量就少得多，而且，亞洲病毒發病慢，來勢緩和。大多數被亞洲菌株感染的猴子大約一個月以后都恢复了健康。而且，与亞洲猴相比，非洲猴對亞洲病毒抵抗力更強，几乎全部綠猴都存活了下來。 現在似乎有理由認為猿出血熱應對雷斯頓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負責，而不單是絲狀病毒。也可能是兩种感染一起造成了更嚴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現在我們可以肯定他說猴子身上的亞洲絲狀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緩，而且這种病毒不存在于急性感染后康复了的猴子身上。我們還可以向公眾保證亞洲病毒不會引起人類患病。我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觀察存活下來的猴子，對它們進行了消耗性試驗、觀察是否能在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跡。我們什么也沒找到。盡管猴子体內繼續存在很高水平的抗体，它們對其他動物和它們的管理員不造成危險。 最后還有一件事需要解決，我們不知道是否能夠制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們想制成一种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們需要知道被活性絲狀病毒感染后，是否可以防止個受二次感染。如果我們不能保護使用這一方法的人，我們投入全部工作用來培養一种遺傳工程的疫苗就將是無意義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產生中性抗体，這种抗体是能夠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細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頓絲狀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試驗性活疫苗。從理論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實踐上，依据我們有限的知識，用這种方法培養疫苗簡直就是冒險。 作為實驗，我先行一步，檢測了兩只感染了雷斯頓絲狀病毒的猴子，用以觀察它們与病毒的接触是否同樣能保護它們不受致命的扎伊爾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給了兩只猴相當大的劑量，大過自然感染中應有的劑量。 結果很复雜：一只猴子完全沒有感染甚至沒有發燒，而第二只死于埃波拉。回想起來，這次實驗确實取得了一些從來沒有過的結果：首先對一只被注射了致命劑量的扎伊爾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護作用。后來我放棄了對猴子的研究。我大愛它們了，不忍心傷害它們。 當我們結束這一工作的時候，另一种病毒正在等待著我們。這是我們以前研究的一种，它比埃波拉更獨特。現在它該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們就要進一步与克里米亞的剛果出血熱打交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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