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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頓的五名動物管理員主要負責照料近來進口的猴子，他們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子從運輸用的板條箱里放出來。這個活相當簡單，用橇棍把箱子打開，被弄斷的廉价木片在通風條件很差的房子里散落得到處都是。箱子里那些可怜的，滿身泥污，嚇坏了的動物只好被抓出來送進一個標准的不銹鋼籠子里。我們希望抓動物的人能戴著厚手套，這是個很髒亂的活儿。板條箱里關著一百多只嚇坏了的猴子。它們被關了40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箱子里到處是結成塊的動物糞便。那些箱子像我們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樣，裝有把手使管理員不直接接触猴子就能控制它們，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后再接触它。當用雙手握兩個拉手時，這樣可能使籠子里的猴子身体后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出了那机械的道理——這不需要很長時間——它就會把手腳抵在寵子前方板條上以支撐后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胜。唯一打敗猴子的辦法是也使用雙腳。我們在“疾病控制中心”干這活時都穿上太空服。有時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与猴子同樣的位置，把我那雙大號的橡膠靴頂在板箱的木條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級病毒實驗室里我們總能收到別人扔下的猴子，我們成了一些身材較大和年齡較長的動物的主人。經我們手檢測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彬彬有禮地對待這些動物。永遠避免眼光的接触，大多數的猴子認為這是威脅。動物要被注射輕微的麻醉劑，以便安全地把它們從寵子中移出進行檢查和必要的血樣采集。我們恪守的常規要求是永遠給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針頭。另一條規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須有兩人參加。實際上我們是三十人一起干。 那就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況。在許多商業性養猴實驗室，管理員樂于表現強悍而且不戴手套。許多籠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辦法就是打開寵子的門，大戰一番，野蠻對野蠻。有時一個籠子里裝兩只猴子，這樣捉起來就更加危險。有些管理員被猴子抓住，并抓破皮膚或咬傷，于是他們就染上了一种叫做“猴日病毒”的病，這种病毒不會使猴子病得很厲害，實際上這是一种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疹。可是，在人身上會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發生，人們几乎已經忘記猴日病毒會使人患病，而大多數猴子管理人員認為這早已成為過去。20世紀80年代在佛羅里達州番薩科拉附近的一個實驗室里曾經有過一位猴子管理員死于猴日病毒。后來，調查者在這位死者的辦公室里發現他桌上有一本教科書，該書敞開的一頁上描述了猴日病毒感染人后的一些症狀。可是這位管理員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他的擔心，連對他的妻子也沒說。 1990年1月的一個早上，史蒂夫·奧斯特洛夫來到我辦公室。他告訴我一位雷斯頓的動物管理員在切開一個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髒時割傷了自己。史蒂夫對此表現出令人吃惊地不大在意。喬正在俄國參加一個出血熱會議，我無法与他聯系。我給彼得·賈林打電話。請他主持那里的局勢。 實際上，情況不妙。賈林已經准備好了電子顯微鏡并檢查了肝髒，肝髒上全是絲狀病毒。警報拉響了。就是它。出了這种事，准是埃波拉。 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認真對待此事。我給佩格·蒂普爾（Pegtinple）打了電話，她最近才被派住雷斯頓以減輕史蒂夫·奧斯特洛夫的工作壓力，接管調查与感染的猴子有接触的人的工作。她已經給管理員做了檢查，總的來說，他情況還不錯。她說話時一點也不著急。那管理員是中年人，肥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 我告訴她每小時給他做一次檢查，但不要無必要地限制他的活動。 “只是不要离開他，直到他渡過潛伏期”。我說，“從現在起大約一周的時間。” 挂上電話以后，我又与彼得聯系。我們一致認為跟蹤病人最好的辦法是每天采集血樣。 第二天，喬從俄國返回。 “干得好”，他听完我告訴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后，他說。“這樣做是對的，”他接著說，“就這樣，如果出現任何像從非洲來的埃波拉病毒那樣的情況，那入就很可能要病得很厲害以致死亡。” 佩格在以后的10天里盡可能靠近那人身旁正常地給他做檢查，量体溫。我們觀望，等待。彼得繼續采集血樣，事情發生后的第三天，我打電話給他，詢問有什么變化。果然有變化。 “找到了，”他說。 最近的伊利莎試驗（Elisa iest）顯示血佯對絲狀病毒抗体呈陽性。他已從血樣中培養出了病毒，這一點也無疑問，那位動物管理員被感染了。 可是，什么事也沒有發生。 那人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不發燒，沒有咽痛，只是輕微頭痛，甚至他的糖尿病也得到控制。 我們同時也觀察了另外4名參加新猴運輸的動物管理員。我們幸好手頭有血樣，那是1989年11月第一批猴生病時從管理員身上采集的。其中三份表明血清轉化成一种新的病毒，這意味著當我們首次為他們檢測時，他們對埃波拉不產生抗体。但現在他們的血清回應強烈。也就是說五個人中有四個感染上了埃波拉病毒，而他們五人都与猴子有過密切接触。 他們一個也沒病倒，這是一种新的埃波拉病毒。但是，是讓我們擺脫困境的病毒。而且只是這次。前面還有麻煩，喬是有第一手經驗的人，讓他來說吧。 當動物管理員割傷了自己以后，他沒有患病。我很清楚這种病毒對人致病很慢。我想，這是個好消息。可是，事實上，我對形勢的這一估計并沒有使很多人高興，其中也包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沒有考慮到的是人們從他們原來的立場上退下來是多么的困難。我的結論是，不論什么原因，這不是人的病原体的觀點，讓某些人接受是困難的。關于這一點，我在“疾病控制中心”參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討論。 有一次鬧得滿城風雨。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強硬的口气在電話中盤問我為什么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動物管理員送往一般醫院而不是放到軍方的隔离病房。這并不是說我的決定沒有給我帶來一些不安。但憑經驗和公開的資料我相信把出血熱病人隔离在這种病房是根本沒有道理的。据我看，這樣做更多的是出于恐懼。我們已經看到可怜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國政府的對待的。我沒有必要讓我的同胞受同樣的煎熬。确實，我將近15年的經驗和其他人的經驗表明良好的基本隔离護理不會使醫務人員受到异常的風險，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護理。病人需要在一個配備有丰富經驗的三級護理小組的醫院里。這是唯一保證理想治療的途徑。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樣，現有的“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對出血熱病人管理的措施相當明确。既然這些都是建立在廣泛的經驗和仔細參照公開的資料基礎之上的，我看不出為什么要背棄它們。 然而，對于在高度的一触即發的气氛籠罩下的雷斯頓，把被感染的管理員放進第四級病毒病房，其壓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堅持同樣的立場。 确實，我們只能得到這樣的寬慰，即雷斯頓病毒對人是不致病的，它不會使人生病，但是，從別的地方進口的猴子身上出現的另外的菌株總是威脅，甚至對人類是有害的。我想知道對動物感染我能做些什么。很顯然，我們需要進行有條理的資料收集及進行流行病學分析。但是負責猴子的小組是由獸醫病理學家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學方面沒有專門知識。我建議史蒂夫·奧斯特洛夫去幫助這些獸醫，用他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指導他們的工作。我甚至建議派他的專家助理到軍隊去。但遭到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拒絕。只能寄希望于最終被公開的資料能說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頓實驗室傳播的。在沒有更有力的反證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只有認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針頭傳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身上使用的其他儀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薩斯發生的事件那樣。 我們對埃波拉病毒雷斯頓菌株的無知也包括對雷斯頓死猴的真正原因的無知。有些證据表明它們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熱合并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熱合并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上引起的比任何單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蘇和她的小組在我們實驗室后來做的實驗肯定他說明埃波拉病毒的亞洲病毒株遠不如它的非洲親屬那樣致命，調查人員更慎重的反映能使人們更好地理解這次得病過程的實質。可是埃波拉病毒，無論它是原發病毒或是菌株，連适度的反應也沒有引起過。 我對蘇說：“假如它根本不像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到這時候我們也該弄明白了。亞洲的絲狀病毒對人類不构成威脅。” 這遠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慮，我的估計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气憤。我請蘇把雷斯頓的最終結果講給大家。 1990年3月，在動物管理員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喬和弗雷德因雷斯頓調查的几件事而有所爭執。喬原來計划4月下旬离開，這一下他3月底就离開了特殊病原体部去了人類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著就一連搞了好几年的艾滋病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還熱愛他曾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熱病研究工作。現在又需要与艾滋病作斗爭，因為它在奪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7月，艾滋病環球研究規划的負責人喬納森·曼和喬訂了一份脅議，讓喬到日內瓦去，他們計划檢測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藥物療法和感染的机會。他們選擇的研究地點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喬在那里的經驗會特別有价值。世界衛生組織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研究部已經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复雜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頓猴從菲律賓運出之前。 新聞界猜測喬离開“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頓疫情的爭論，完全是夸張的，但是，喬也不必那么倉促地或激烈地离開特殊病原体部。“疾病控制中心”讓喬在出血熱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流失是對該部門領導工作的嚴重控告。几年后卡爾·約翰遜也离開了“疾病控制中心”，這樣損失就更加嚴重。 對我來說，這也是我個人的損失。多年來我從事出血熱研究工作，喬一直是我的良友和導師，他一走，我只能孤軍作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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