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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開多魯馬時，我已經上路7天了。現在我至少有了個比較好的伙伴。這個“說話人”是個和藹的年輕人、教師，懂點法語和當地的語言：林加拉語（Lingala）和贊德語。他還熟悉我們要去的地方的情況。 去蘇丹的所謂公路實際上只是一條小道。很少看見輪胎的痕跡，說明很少車輛行經此地。當我們到達邊界，那里寂無人煙。讓我們知道這里就是邊界的標志是架在兩支樹叉上的一根本棍擋在路中央。顯然，官并不在于阻擋人們入境，我們把木棍抬起，就進入了蘇丹國境。走了几英里，我們見到一輛拋錨的卡車。坐在路旁的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車軸坏了，車主到金沙薩去換新的去了。金沙薩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遠得多。他受雇看守這車輛已經5個星期，顯然沒多大希望再看見車主回來了。然而他并不在乎，他就住在附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么事好干呢？ 我們自認為進入蘇丹境內，走了約10英里之后，碰上了正式的關卡。那不過是個小小的軍營，有著一位指揮官和几個士兵。一個留著胡須的壯實男于走出來接著我們。他似乎對我們的裝束感到惊訝。可能是很少有人從這方向進入邊境，因而任何活動都會使他覺得出乎意外。我想，現在就要看大首領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坏的可能也不過是要我們打道回去。但是那么一來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發生過埃波拉疫情的地方進行調查了。 士兵們好奇地看著我們，指揮官伸出手來，我說明身份，把信遞給他。他看了看信，上面的印章似乎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抬頭對我說：“歡迎到蘇丹來。請跟我們一起用點茶。” 我們為他的友善答复而十分高興，隨著他進入軍營。其實那不過是几間鐵皮搭的建筑。軍營里的气氛顯得懶散和無所事事，好像這里從來沒發生過什么事情。指揮官讓一名士兵倒來几杯溫熱的茶。 “你到蘇丹來作什么？”指揮官問。 我告訴他我們听說這里曾發生過一种疫情，發高燒并出血。我立刻看出他知道我說的事。“哦，是的，你說的是在恩扎拉發生的病，現在這种病正在區首府馬里迪（Maridi）爆發。”他接著補充說，這种病在恩扎拉爆發几周之后，又來襲擊馬里迪了。我知道這种瘟疫曾蔓延到馬里迪，但不知道它仍在這里流行。 指揮官轉眼注視著我說：“但是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么要到恩扎拉去？ 我解釋說，“我是醫生，我有責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 看上去他從來沒听說過這樣的事。 他說，“恩扎拉已不再需要醫生，你想來拯救的人都已經死了。” 恩扎拉是個約有3000居民的小鎮，鎮里有一家棉紡厂，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英國統治時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區。棉紡厂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來源。据我所知，它是埃波拉疫病的來源。 當我到達恩扎拉時，不知道會遇到些什么。表面上看來沒什么异常現象。居民們各安本業，沒有惊惶失措的跡象。但當“說話人”向一個人打听醫院在哪里時，我發現那人的表情有明顯的變化，臉突然陰沉厂來，作了一個占怪的手勢，向“說話人”嘟嗓了几句，連忙走開了。 “他告訴你醫院怎么走嗎？”我問“說話人”。 “告訴了，就在街那邊。但是他說我們不應該到那里去，那里是個坏去處，而且那里也沒有人。” “他說為什么了嗎”我問。 “我問了，但他不愿告訴我。” 我并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讓司机把我們送到醫院。司机沒說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很不樂意去，他不愿意靠近醫院。醫院是一所簡陋的一層磚房，褐色的牆壁已經剝落。里面陰森森的。我試著打開門，門沒有上鎖。進去后，見到一個黑乎乎的門廳通向一間空蕩蕩的房間，空气中有股酸味，是干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醫院唯一的病房，因此它必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過是支撐在鐵架上的一些斷裂的彈簧。毫無疑問，病人（如果以前有過病人的話）得自備褥墊。我大聲喊有人嗎，听到的只是我自己聲音的回響。 正當我准備离去的時候，听到了腳步聲。我見到一個面帶笑容、体格健壯的人朝我走來。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滿是污漬。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醫生”，他宣稱。 我作了自我介紹后，間他醫院里的人呢。“他們都跑了。病人、護士、都跑了。” “但你留了下來？” “我是醫生，我能上哪儿去？” “為什么人們都要跑走呢？” “他們看到這里發生的一切。死了這么多人，死得這么快。他們認為自己也會死，就跑走了。我不能責怪他們。” 我像是在同一個准備与自己的船只共存亡的船長說話。 雖然我沒到過蘇丹。但我了解那里困扰人的政治情況，知道這位醫生的處境多么艱難。這位醫生，就像蘇丹大多數的醫生一樣是穆斯林，來自蘇丹北部，而他的病人則是基督教徒和泛靈論者。蘇丹南北兩部分的种族和宗教的敵對勢力之間爆發的內戰，至今未曾停息。醫生和他的病人之間個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成醫院空無一人的瘟疫對此也無所幫助。 穆罕默德醫生接著說，“共有13人患上這种從未見過的病。“7人死了。我什么忙也幫不上。”他的聲音顯得既气惱又惶恐。我問現在是否還有人發病。他說沒有了，瘟疫在5周前已經結束。“哦，馬里迪現在還有問題，政府實行了封鎖。那里已經停止貿易，禁止人出入。”（后來我得知，由于封鎖，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調查小組也未能進入馬里迪，他們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這种病有些什么症狀？”我問。 “病人不能吞咽，周身疼痛，眼里血管破裂，牙床出血，發高燒。” “你能告訴我你見到患這种病的第一個病人的情況嗎？ 穆罕默德醫生說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在棉紡厂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區。他人院時的症狀是：高燒、頭疼、嗓子疼、肚子疼、腹瀉、便血。6天后就死了。我覺得听上去像是蘇丹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离開之前，穆罕默德醫生又說：“有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了。我曾把一名病人送往馬里迪。那里的醫院條件比較好。” 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變化。 “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對嗎？” “沒事。”我說。 我不愿意使他感到更加沮喪。但他把病人送往馬里迪，那就意味著把瘟疫傳播到了那個城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沒有傳播到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遠不會讓外界知道。當病毒從地球的一端襲擊了某一土著人群時，只有當這种病毒影響了更多的人——導致有錢人或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的死亡，才會引起注意。假如白膚色的西方人沒有病倒或死亡的話，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經常發生的疫病是不會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訪問過的人盡管對會否再發生瘟疫有某种擔心，但并沒流露出恐懼的神色。也許由于最后一個病例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他們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我怎么能肯定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來作出确切的判斷。我需要化學試驗和我的輕便實驗室。我連醫院病例都沒有，有的只是墓碑和人們的口頭介紹。就當前來講這些也是需要的。 按照非洲醫院的習慣，這第一個病例病人患病期間，是由病人親屬照管的。他死后，很快他的兄弟也發病了。兄弟比較幸運，活了下來。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運，她根本沒得病，后來的血清檢查證實她完全沒受感染。 和醫生談話之后，我去拜訪那位寡婦。她現在和她娘家的雙親及兩個孩子住在一起。她才十八九歲，最多不過20出頭，由于服喪的緣故，她剃了光頭。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的表情呆滯。非洲是個古怪的地方，當一個人死去或即將死去時，親友聚集在房門外號陶大哭，捶胸頓足。有些社團里，親人們還用灰燼涂抹皮膚，以示哀傷，這种儀式可以連續進行十多個小時。對西方人來說，這种表現方式未免過于戲劇比，不夠真實。但是，它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決非做作。而一旦服喪期過去，人們就十分冷靜，這和西方的行為形成強烈對比。可能是這种禮節提供一种抒發机會，讓人們排除憂傷后能繼續活下去。 我是想從那名寡婦和別人了解傳染病的來源。然而這位寡婦神經緊張，對采訪很不習慣。此外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在這個社會里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動。我很想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發時間，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來源。他有沒有被昆虫叮咬過，曾否打過針，是否吃過污染了的食物，有沒有打過什么？在這种情況下，了解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關于病毒傳播途徑的證据。醫院是可能的傳染途徑之一，針頭的重复使用，缺少隔离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親屬部可能被傳染上。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有种風俗習慣給人們造成可怕的風險。遵照這里的文化，人們在埋葬尸体之前要親自處理遺体以表示對死者的至愛親情。親人一般要到棺材前來吻死尸，人們認為尸体是要做到絕對清洁的，他們先是要把遺体充分洗淨，把殘留体內的糞便等穢物全部沖洗出來。由于埃波拉病人的糞便不可避免地會帶血，這就只能把病毒傳染給親人。日后我了解到這就是馬里迪有這么多人患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當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區轉悠，尋找能向我提供有關疫情信息的人。除了第一例病人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病人來自同一病源。我訪問了4個病人的家屬，他們都与第一例病人有過些接触，但他們的描述沒能給我什么确切的答案。于是我的目光轉向棉紡厂，它會不會是埃波拉病毒從其自然界宿主進入人体的第一個地方？ 盡管棉紡厂的經理很愿意幫忙，但他沒能使我進一步了解病毒的可能來源和棉紡厂在疾病傳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個很引人興趣的事實是：棉紡厂的產品是經由朱巴通過尼羅河運往喀土穆的。沒有通過扎伊爾出口貨物，也沒路可通。經理甚至對我這樣提問也感到惊奇。他笑著回答說，不可能把任何貨物通過扎伊爾運往市場，他已經多年沒有在扎伊爾出售他的產品了。我于是去棉紡厂進行考察。 棉紡厂在恩扎拉鎮的邊緣，是几間磚制和木制的房子。厂房周圍有一圈生銹的鐵篱笆，土地上原來可能栽种過花草樹木。現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年前殖民時代的典型建筑物，現在大部份窗戶上已經沒有玻璃，有的則糊上破紙或釘上木條，所剩無几的玻璃窗肮髒不堪。厂一房里光線很差，大部分燈泡不亮，有的房間根本沒燈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時代建筑物的標志，挂著的吊扇看起來大多已不能運轉。（厂內的兩個景象令人吃惊：一是古老的紡織机的隆隆轟響和轉動，机器橡是來自工業博物館的陳列物；另一是空气中的古怪气味，一种棉花纖維、灰塵和噪音的混雜体。這种气味令人無法描述，那是一种我似曾記得，但是一時叫不出名來的气味。我仔細觀察這所房子。當我的目光轉向高高的天花板時，我立刻知道那种气味的來源了。懸吊著的天花板多處已經褪變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經完全腐朽。這种變色，這种味道一一我忽然想起來了。 蝙蝠。 正如同熱帶非洲的大多數建筑物一樣，天花板成了蝙蝠窩。入夜，這些夜間生活的動物就從房頂傾巢而出，尖叫著去捕捉昆虫、瓜果為食。一到早晨，它們再飛回來頭腳倒懸地美美睡上一天。是它們排泄的糞便使天花板變色。天花板腐朽后，蝙蝠的糞便滴落到厂房的地板上，与棉布和塵埃結合后產生出那种阿摩尼亞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對人類無害。我們常在夜間爬到房頂上去捕捉它們。我們戴上壘球手套以免傷害它們，然后把它們放掉。這里的人們對蝙蝠習以為常，工厂工人對它們毫不介意。然而對我來說，我不能不怀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傳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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