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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發現基桑加尼沒有人對疫情有所了解時，決定獨自一人去伊西羅（Isiro）。伊西羅是基桑加尼和蘇丹邊境之間最大的一個市鎮，位于基桑加尼東北120英里處。与我作伴的只有司机。但當我了解到司机的品格与脾气后，我真宁愿一個人上路。他寡言少語，近乎是個啞吧。他的沉默還帶點挑釁性，好像老在做給我看他給我開車是倒了大霉。此外還很快就看出他也不是個精明的司机。他總是參加汽車大賽一樣，在泥泞的道路上開得飛快。我一直擔心怕出車禍。當我指責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時，他都會瞪著眼睛看我，好橡說：我開我的車，關你啥事。問題是除了他，沒其他人選。他20來歲，在扎伊爾南部的一個牧師家里長大，后來移居國外。隊里把他派給我，說他熟悉當地的地形和風土人情，可以信得過，對此我不無怀疑。意識到米什林的地圖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命。但愿我能順利結束旅程，一路平安。那時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況比通常時候還要糟。雨水把泥土變成紅色的泥漿，司机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沼澤。這里的土地主要是紅土，一种含有鐵礦砂的粘土，呈鐵銹色。這些紅土路，濕的時候，滑得像結了冰的湖面，車輪胎又帶上了泥，行進十分困難。我們最多也只能維持10至15英里的時速。和本地區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羅的路還算是條主要的高速公路，至少，地圖上有明确的標志，而且路上還有輪胎駛過的痕跡。熱帶草原上濃密覆蓋著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霧籠罩下，像是處于睫隴的夢境。猴子、羚羊、拂拂一听到我們車子到來的聲音立即四處逃散，消失在煙霧中。野獸的叫聲從遠處傳來，鳥群倏而從天而降，倏而又飛回灰色的天空。于是，大地變得万籟俱靜。很長一段時間，只听見汽車的引擎聲和不斷敲打著汽車頂篷的雨點聲。 這里几乎沒有醫療設備，也沒有多少醫生，人們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藥劑師為他們提供一些簡單的藥品。我想，如果要了解當地有無疫情發生，藥劑師恐怕是最佳人選。但是我和村里的頭頭、教師以及凡能給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談了話，盡管人們一般都樂于幫助，但我還是沒能了解到這里曾發生過什么事情的真實情況。我必須通過當地翻譯，因此始終存在著在翻譯過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還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文盲，這些人容易認為外國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訴我的是事實真象還是只說些他們認為我愛听的話。 “你知道有人發過燒并出血了嗎？”我問。 “哦，有過，确實有過，”他們說。 但他們很快就補充說，最近沒發生過那樣的事。而且，我當然也無法肯定他們向我描述的那种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著多种疾病，人們不斷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輕人、健康人在內。即便是訓練有素的醫生，在這种原始條件下，要對某种病作出診斷都有困難，更不用說給予有效的治療了。我專心致志地向人們了解關于埃波拉病的情況，以至到了當天下午很晚時候才想起自從离開基桑加尼之后我們什么東西也未曾吃過。也許這就是我的司机不時地把陰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緣故。當我提議在下個農村集市下車買點吃食時，我看到司机一天來第一次表現出難得的熱情。 然而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個村庄，找不到食物。那儿根本沒有集市，商店的柜台又是空的。不管去哪里，情況都一樣。我對本地區的艱苦情況思想上是有准備的，但沒想到竟如此之糟。顯然人們是种什么吃什么，沒有多余的東西出售。在此之前，我還沒有想到要動用軍用罐頭。這种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經變質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著所有的罐頭都報廢了，那么我們該吃些什么呢？！ 我們把車停在路旁，但沒下車。雨越下越大，從窗玻璃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見。我拿出兩听罐頭，司机帶著滿臉的怀疑神色注視著我打開罐頭。“能吃”，我這么說時，連自己都沒有信心。我把雞罐頭留下，把火雞罐頭遞給他。我的罐頭里還有奶酪、花生米和湯。我咬了一口奶酪，仔細地嚼了嚼。不錯，還真的不錯！我又嘗了嘗雞，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机點了頭，他至今還沒動他剛打開的罐頭。“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話，試著吃了一口后，顯然同意我的話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給予我更大情任。 飲水又是個問題。對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Mariner）的敘述者是不會感到生疏的。水是到處部有。雨水不斷從天而降，然而無法飲用。不論我們從鄉村的一個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來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來消毒，水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對該水的安全可飲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細菌，經過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來，還會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們到達伊西羅時，夜幕已經降臨。我急于要試一下我的無線電。我拉出天線，把電源打開，接通電源，轉動撥號盤，試圖找出一個地方台，但我撥來撥去只听到兩個傳教士的對話。孤單單的聲音在黑暗中尋求交流。我試著再和別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對我投來的狐疑目光。我對著麥克風說：“我是世界衛生組織扎伊爾小組的喬·麥克科密克醫生。有准听出是我嗎？” 什么聲音也沒有。 我調整了一下天線然后再試，仍然沒有聲音。不管我怎樣努力。都沒有反應。我曾經為獲得一台無線電而那么高興，為能夠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聯系而信心十足，而現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沒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無線電擺弄好，人門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哪里。那天晚上睡覺時，我几乎陷于絕望，感到無比孤獨。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蹤影。我知道蘇丹确在發生瘟疫，但我沒有簽證，無法越過邊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蹤病毒之行落得個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進入伊西羅，運气依然很糟。沒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樣的疾病。只有繼續向北走，向蘇丹的邊界前進。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一個叫棟占（Dungu）的小鎮，离此50英里。我們走的是一條小路，自從比利時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個北部地區無人管理，道路与橋梁失修。我們沒碰到其他車輛。正常人誰會到達里來，他們又會往哪里去？ 我開始怀疑埃波拉疫情兩次發作之間是否有聯系。在這种地方，人們若要旅行，只有靠走路或是騎自行車，他們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爾和蘇丹之間的旅行如此困難，一般人不可能將瘟疫從一處傳帶到另一處去。何況埃波拉病毒的潛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能在此期間步行或騎自行車。我的查訪結果證實了我的怀疑：沒有人听說過這兩個國家在此地有交通或貿易來往。日后呈報程碑，兩個發病地區之間通行方便，這純屬無稽之談。我實際上是獨自一人行進在連接兩次病情發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區，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走他探測過的那條路。 我進村后引起的強烈反響說明我低估了此地所處的邊遠程度。人們無比興奮，好像我是從外星來的。小孩們聚集在我的的周圍，好象他們中間站的是什么怪物。他們可能從來沒見過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來，急忙跑開。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們一旦從開頭的惊恐狀態中恢复過來，便很愿意和我交談。但是交流需要時間。在非洲，特別是在農村，人隨便交談是不合适的，首先雙方得先交流兩家的健康情況。這樣，即使是問路，也有可能要搭上兩個小時，而且，經驗說明，不能向你見到的第一個人提問，這樣作對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棟古時，我令司机停車以便再試一次無線電。我還是在為沒能接通無線電而煩惱。 “我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麥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見我嗎？請通活。” 我等待著，然后又再試一次，這次我好像听到一個聲音。我撥弄一下撥號盤。 “我是麥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見我嗎？” “是的，大夫，能听見你。”我听到一個微弱的聲音。 我終于与東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亞（Bunia）的一個傳教士通上了話。我請他幫我与金沙薩的世界衛生組織小組總部聯系，讓他們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說是未取得的進展，傳教士保證說他會通過教會替我傳話。我太高興了。我与外界的聯系并未中斷。 在棟古，我們住在當地的教會里。在這种地方總能得到慷慨而熱情的招待。客人帶來一种難得的歡娛，至少在飯后是如此。這里用私人發電机發電，而且只是在黃昏后才發動。如果沒有發電机，就只能像鳥儿那樣安排作息時間了。晚飯后，人們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靜，當廚房最后一根柴禾熄滅時，黑暗籠照了大地。在非洲農村夜間的一件樂事是到戶外散步，仰望大空，群星閃爍，美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會覺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宇宙融為一体，這种奇妙的感覺會使生活在貧窮和疾病重壓下的人們体會到生命的真諦。 像大多數非洲人一樣，天一亮我就起身了。這時正好到棟古周圍的村子去轉悠，尋找類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歸，我沒發現在扎伊爾与蘇丹南部之間任何商業來往的跡象。棟古的人們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干什么呢？人們沒處去也沒事干。 离開棟古后，我向北走到了一個叫阿巴（Aba）的小鎮，离蘇丹的國界更近些了。但是不管我們再往哪里走，我們得先乘渡船渡過尤勒河（Ue1e River）。這种渡船是由四只漏水的獨木舟連在一起、上面蓋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么搖擺不穩，連運載吉普車都有困難，更何況五吨重的卡車。盡管這渡口位于蘇丹和揚布庫的主要通道上，顯然很少車輛使用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運送過帶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車。他們友好地告訴我們，可以把吉普車平安地運送至對岸，我們對此不無怀疑，但此外也別無他法，只好把它開上木板。這突如其來的重量使木板劇烈地晃動，然而它居然平穩下來。我和司机都不敢坐在吉普車內，沒那個膽。我們站在獨木舟上緊張地看著水手們把那只在重載下晃晃悠悠的破船，半搖半拖地拉上對岸。与此同時其他水手則忙著用罐頭盒把船中的水舀出來。我一直擔心船上的人隨時有落水的可能。然而由于某种奇跡，我們終于平安抵達對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學到了這樣的經驗：問題總會解決的，但往往不是按你原來想象的那种辦法。 棟古的傳教士們告訴我，從陸路去阿巴是很困難的。但是他們錯了，不是困難而是根本不可能。要去阿巴得渡過另一條河，但是找不到渡船。實際上是那里的渡船在不久前的一次風暴中，由于船纜折斷而漂走了。近處沒有橋，也許根本就沒有橋。因此我們只好繼續上路，來到了多魯馬鎮（Doruma），那里已經接近蘇丹了。在當地傳教的兩位意大利神父极其熱情地歡迎我們。他們已經很久沒接待過客人，打算好好招待我們一番。我們交談使用的是一种法語、意大利語和原始西班牙語并混雜一些英語的古怪語言。 當天晚上，他們請我吃的是典型的本地飯菜，用棕桐油燒的米飯、豆干和雞蛋。神父們拿出据說是專門為我們烘制的面包，吃起來既酸又苦，但他們滿不在乎。神父們為沒有啤酒而表示抱歉。我們喝的是燒開過的水，因而我幸可免去嘗受碘化物的可怕怪味。晚飯結束時，神父們取出他們儲存的一种地方酒。盡管我喝慣了棕櫚酒，但這种酒一定是用机油和硫酸泡制而成的，喝起來就是那股味。當有位神父點燃他的煙斗時，我以為我們都會起火了。 我的頭因該种混合制劑變得昏昏欲睡。神父們把我領到睡覺的地方一一一間貯藏室，室內放了一張行軍床。床周圍放了許多箱發了芽的土豆，几袋面粉和几包麥片。房內散發著這些食品的強烈味道。偷看了一下，我發現面粉都發霉了，怪不得面包那么難吃：霉菌。 我乏透了，倒頭就入睡。 但是沒睡多久。 不斷的吱吱聲和瑟瑟響聲把我從夢中惊酬。發生了什么事？在一片漆黑中，我努力睜開眼睛，發現我周圍有一群老鼠在面粉和土豆中亂竄，我想只要我不干預他們，他們也就不會打攪我，因此重新倒頭睡下，但再也沒能睡穩。第二大早晨，我有禮貌地向神父們提出，他們家里可能有老鼠，但他們毫不在意，我也就沒再往下說。他們也許把老鼠當成另一种蛋白質的來源了。在非洲，很多人吃老鼠，甚至把老鼠當成美食。 早餐吃的是咖啡和帶霉味的面包，餐桌上我向神父們提出我來多魯馬時一路上提出的問題：他們是否听說過埃波拉疫情。他們說沒有，在多魯馬沒有。那么在蘇丹，越過邊界几英里的地方有沒有呢？沒有，他們沒听說過。有一位神父說：“你是否去恩扎拉（Nzara）親自看看那里的情況。” “我當然想去，但是沒有簽證，我不知該怎么辦？” “哦，這沒問題”，一位神父說，“我們可以找這里的一位大首領，他可以安排一切，而且他很可能派他的一名“說話人”陪你去。“說話人”是對法律專家、翻譯和村里有文比的人的一种古怪統稱。 果然如此。那天，我們在附近几個村子里轉悠找到一個大首領，他同意提供一名“說話人”陪我們穿越國界。正如神父們所預料的，他還主動為我們用扎伊爾地方和蘇丹南方廣泛通用的贊德語（Zande）寫了一封信，請求有關當局允許我們越過邊境。為了使信顯得正式些大首領還蓋了私人印章。當天晚上回到傳教士的住所后，我試著用無線電給我們在金沙薩的人報個信，告訴他們我第二天就要越過蘇丹邊界了。雖然至今我還沒能找到埃波拉病毒的蹤跡，但情況將會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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