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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羅的埃米麗奧·里巴斯醫院（Sao Paulo's Enlilio Reba Hospital）里擁擠著一千多個病人，而醫院卻只有不到五百張病床。那一千多病人，有的躺在走廊里，有的直挺挺地躺在地扳上的墊子上。凡能找到的每一個角落和隙縫都擠滿了病人。他們都是腦膜炎雙球菌病患者。有些病房只收住病儿。 走進那些病房，你看啦，再看啦，希望你看到的不是真實。但是這都是真實的。這里的孩子們，有的斷手、斷臂或斷腿，有的甚至連鼻子耳朵也沒有了。都是腦膜炎雙球菌病給造成的。 腦膜炎是脊髓四周液体受細菌感染。這种細菌名叫腦膜炎雙球菌，因而這种疾病就叫雙球菌腦膜炎。它的症狀包括頭疼、發熱、惡心、嘔吐。病情嚴重時會引起惊厥，尤其儿童病重時容易出現。有時還會導致昏迷。由于血流中也帶有病菌，還會產生暈厥和出血。腦膜炎之所以能使患者失去某些肢体，是因為這些病菌能引起血的凝塊堵塞血管，使血流不能通達四肢。感染了的身体部分變得發黑而坏疽。雖然這种可怕的情況只在大約百分之十的腦膜炎患者身上出現——在美國，由于某种原因，這是很罕見的并發症——而在巴西這樣的國家來說，其儿童受感染的數字則仍然是相當大的。整形外科的物理治療師都在极力想法來幫助他們。 這种肢体組織坏死，發作起來惊人地迅速。起初皮膚上出現斑點，接著皮膚就開始變黑并脫落——掉下一根手指或腳趾，甚至鼻子或耳垂，很像嚴重的凍傷造成的。 与此同時，還有許多別的儿童因腎功能衰竭而處在死亡的危險中。腎功能衰竭是腦膜炎的另一并發症。只有一個辦法可救這群孩子。這是一种叫做腹膜透析的方法。我生平還沒有見過這么多孩子接受這种類型的透析。當腎髒不能進行其正常功能排除血清中的雜質和多余的水份時，腹膜透析可以給予幫助。做法是將管子插進覆在腸子整個表面上的腹膜，通過管子將液体注入。腹膜是可滲透的，它可讓注入的液体和其他物質通過。注入腹膜的液体主要是清洗血流中的毒素，通過插入的管子排出体外。顯而易見，這液体需要經常補充和換新。由于這樣做起來很麻煩，所以腹膜透析只能做上几天，希望在此期間能讓腎髒獲得足夠的時間恢复功能。假如腹膜透析連續使用較長時間的管子，而不換新的，便有造成感染的高度危險。 雙球菌腦膜炎這种細菌是小而圓的微生物，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Gram's Stain）處理后置于精巧的顯微鏡下便呈現紅色。這些微小的紅色球菌通常都成雙地出現，故而定名為雙球菌（Dlpcocci or double cocci）。腦膜炎雙球菌有好几种不同的類型，最重要的是A型、B型和C型。這次在巴西爆發的是A型，這是一种呼吸的疾病，意思是細菌是通過空气傳播的。它容易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由鼻子的分泌物或口中飛沫傳染。腦膜炎之所以能如此凶惡，是因為如有一人得了這种病，就有十個人帶菌，不過暫時還沒病倒。因此，任何時候一种傳染病，像現在這次爆發的，人多的地方，密切的接触，最易于迅速傳染，即使在很健康的個人中也在所難免。 正如十四世紀歐洲流行黑死病期間出現的情況一樣，許多巴西非常有錢的人都干脆逃往國外，等疫病停息后才回來。沒有錢逃往國外的人則躲在自己家里，并拒絕讓他們的孩子上學。這次流行的傳染病進一步加深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嫌隙，大部分是因為富人們認為這次災難是低層階級引起的。惊慌中，富人解雇了他們家的佣人而不是將佣人留在家中。富人們以為采取了這一步就會減少他們被傳染的危險。巴西貧困的人民大眾因此更窮了。因此，無論怎樣，窮人總是流行病的主要受難者。 正是那場空前的腦膜炎的流行，我于1974年來到了圣·保羅。對于流行疫病我已并不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報所已經兩年了，不過還從沒遇到過這么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務是同泛美衛生組織（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范圍并協助制訂控制疫情的策略。在圣保羅，病案數字估計有兩万。我到達那里時，有報告說里約熱內盧（Riode Jarieiro），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亞（Brasilia）都出現了疫情。巴西全國的疫情病案數字估計超過12万。不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的社區、醫院和診所也都擠滿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個感到輕微頭痛和發燒的人都跑到醫生那里去，生怕自己已落進了腦膜炎的魔爪。醫生和藥劑師們在過多病人的壓力下，工作更加艱難了。 巴西的情況助長了疫情的傳播。病菌在人口過剩、极度貧困的環境中繁殖。這里的貧困跟我在扎伊爾見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還總是有點生存所必需的經濟在運行：防止長期干旱，人們通常總能种點糧食足可溫飽。我從來沒見過任何像圣·保羅這里的情況。這里的貧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樣任意肆瘧，把整個里約和圣·保羅地區變成了駭人的貧民窟，暴力与致命的病原体的肥沃的滋生地。人們告訴我：圣·保羅的貧民區，通稱favelas，座落在該市周圍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万人的速度增長著。貧民窟的居民大部分來自農村，那里已無法為生，被城市里的工作机會引誘而來。隨著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導致了尋求職業和資財的劇烈競爭。在里約，以及較小程度上在貝洛奧里藏特、貝倫（Belem），圣薩爾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萊薩（Fortaleza），都有与此相同的景況。事實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發展。在那些貧民窟里，空間极為有限，人們到處打樁圈地，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處。典型的貧民窟里，其住處是白鐵皮，粗麻布和紙板用鐵絲綁在一塊搭起來的棚舍組成的大雜院。到處見到的是衣衫破爛、混身泥垢、長滿了疥瘡和其他寄生菌的儿童在污泥里玩耍。人們家与家的界限無法分清，根本就沒有個人空間這回事。對于這些城市貧民，個人隱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內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兩張床墊、几張垮坏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塊破爛了的地毯或一張破舊的木床。大家擠在一起睡覺。自然，衛生設施實際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貧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物散發著難聞的气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衛生組織官員們的低效率也有關系。他們對于怎樣處理緊急情況很少注意，更缺乏動力。在那些日子里，泛美衛生組織的官員們來自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他們只講西班牙語，從未學過巴西人的母語葡萄牙語。這樣一來他們同巴西人的關系便不那么融洽，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泛美衛生組織處理疫情的能力，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被切斷在決策過程之外。（我們只能希望這現象現在已經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邊站，所以我盡可能快地學習葡萄牙語。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須想到怎樣同泛美衛生組織維持良好關系，同時跟巴西人結成真正的聯盟。 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有一線光明的希望。腦膜炎雙球菌是對青霉素高度敏感的少數几种細菌之一。青霉素是价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問題在于，感染初期，很難肯定誰感染了腦膜炎雙球菌，誰沒有感染。如果誰得了，發作得快，就得赶緊治療。那些日子里，巴西舉國惊慌，無論害了什么病，都怀疑可能是腦膜炎。 在貝洛奧里藏特，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該州衛生實驗室合作，協助培養診治流行腦膜炎的技能。做這工作，志气、耐性和良好意圖是重要的，但是隨机應變的能力更為重要。當我們把一些不同類型的實驗室合并在一起之后，卻還缺少一個細菌培養器，那是培養細菌的一件關鍵性設備。一位名叫喬治·戈爾曼（George Gorman）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術員在一個舊木柜里裝上一個燈泡和一支溫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細菌培養器。假定這個細菌培養器是我們的暖房的活，我們還需要“花盆”來培養從可疑病人那里采來的細菌。我們就用插蜡燭的瓶子來代用。蜡燭燃盡了氧气，瓶子里滿是二氧化碳。腦膜炎雙球菌就渴求這樣的環境。它們一得到這樣的環境就很快繁殖。把這些繁殖出來的群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處理，放在顯微鏡下，如果确是腦膜炎雙球菌，就會現出典型的紅色雙球菌來。 我們很幸運，因為有一种流行腦膜炎的疫苗問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學（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爾·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發現的，是一种醋類疫苗，對預防A型和C型腦膜炎雙球菌很有效。這种多酪疫苗是腦膜炎雙球菌多糖外衣的分子做成。人類免疫系統對這种糖外衣的反應，就像對腦膜炎雙球菌一樣。這樣產生的反應，對日后有人如真的碰上腦膜炎雙球菌時，就能保證免疫。碰巧，巴西這次流行的腦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雙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這种疫苗對它們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運動，取得完全的胜利。在那疫病流行的兩年里，衛生局為六七千万巴西人民（相當于1974年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么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么多的儿童免于破相或殘廢，舉國為之歡騰。只遺憾注射疫苗運動開始得還不夠早。當運動開始時，已經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于流行性腦膜炎了。 1976年正當我將結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顧問比爾·費奧基（Bill Feoge）打來的長途電話。比爾后來成了本机构的主管。他身材細瘦高大，對自己的工作抱著一种救世的熱情。他的奉獻精神和誠實直率的品質，對于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包括我在內）來說，他是個好導師，而對某些官僚政客來說，則對他深怀戒備。他在電話中告訴我說“疾病控制中心”有興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個野外工作站來研究二种新的疫病。我特別注意听他的話。 “我知道你已有在非洲工作的經驗，”他說，“我想知道你愿不愿考慮擔任在西非研究一种新疾病的科研項目負責人。” 我問他那疾病的名稱。 “叫作拉沙熱（Lassa fever）” 我的新上司卡爾·約翰遜（Karl Johnson），原來是“疾病控制中心”里“特殊病原体”小組組長，官職很小，若干年后我自己也擔任了這個職位時，我的同僚，靈長目的獸醫博比·布朗（Bobby Brown）在最好的聲望地位下宣稱他是個黑猩猩。我見到卡爾時，他剛從巴拿馬回來。他在那邊隸屬于中美研究分部。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追蹤一种叫做瑪丘波（Machupo）的新的砂狀病毒。一般是老鼠身上攜帶著這种病毒，對人類造成毀滅性的出血熱病。后來搞清楚了，拉沙熱的病因原來是一种砂狀病毒。這時卡爾已是四十八歲的人了。他風度翩翩，如果舉止還略微有些古怪的話。身高近六英尺，亂蓬蓬的黑發中已帶有不少灰色，修飾得很古怪的滿臉胡須，使他看上去不像是個頭腦冷靜的科學家，倒更像主張以游擊戰略推進革命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的樣子。我相信他很喜歡一個革命者的形象，而不是一個醫學研究者，他的穿著也很隨便，特別喜歡中美洲的刺繡襯衣，帶低口袋的。盡管說話柔和，帶一种有意寬舒的气派，實際上他是充滿緊張活力的人。他一支接著一支地吸煙。（在那些日子里，許多流行病學家都愛好吸煙。）我跟他處熟了以后，發現他喜歡社交集會，喜歡跟朋友徹夜長談，邊聊邊喝酒，不知不覺間一大瓶波旁威士忌就下肚了。他的熱情、才智和迷人的健力使他的許多崇拜者為之傾倒。 不久，卡爾就發現我對病毒一無所知。可是我熟悉非洲，我熟悉實驗室工作——我還熟悉電腦。這些都為卡爾所賞識。人們都已經很清楚，電腦是分析流行病和實驗室數据資料越來越有价值的工具。1976年3月底，我和卡爾登上了飛往塞拉利昂的飛机。 塞拉利昂位于几內亞和利比亞之間，面積大約相當于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那么大，人口接近三百万。這個國度過去几乎完全被原始熱帶雨林覆蓋，但我現在看到的絕大部分卻是非原始的叢林。濫砍与燒林農耕使那些林木蕩然，這片土地變成了地球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塞拉利昂十一個主要部族共同使用一种叫做“克利奧”（Krio）的佛蘭卡語（LinguaFranca），在首都弗里敦（Freetown）和本國許多其他地方到處都听到人們講這种語言。這种“克利奧”語是塞拉利昂獨特的洋徑濱英語，很類似上、下西非海岸許多前英國殖民地人民講的那种洋徑濱英語，非常接近南加羅來納州海岸附近一個小島上逃去的奴隸后裔們講的那种話語。“克里奧”是很有趣卻又很古怪的語言，大量借用法語和葡萄牙語，以及其他几种非洲語言和當地方言，結果形成一种特別表達方式的混雜語言，例如，“How dego一de9？”，相當于英文的“How are you doing／（你好嗎？）；又如，你想說什么事情發生了，或者你有什么東西，你就用der這個字來表示。如果你沒有該東西，你就用“Noder”這個短語表示，譬如，說“Cold beer，no der’，這話的意思是說冷凍机里沒有煤油了，你將就點喝溫啤酒吧。 回想許多講這种語言的人的態度，可見“克里奧”語現在完全存在。如果你想要說過去或將來要發生的什么事情，你必須想出精巧的動詞結构。人們著重的是今天發生的事。但是，如果他們對生活的態度是為了今天而活著，那未，塞拉利昂的人也得要考慮明朝死亡的前景——拉沙熱的威脅。它是本國特有的地方病。你可以毫不錯誤他說，塞拉利昂是拉沙熱的故鄉，盡管拉沙熱這名字是從尼日利亞的小市鎮拉沙（Lassa）得來的，因為該病毒首先在拉沙分离出來。該病的典型症狀是病人發熱、頭疼、咽喉劇疼、嘔吐、下痢、渾身奇痛、休克和出血最后導致病人死亡。拉沙熱病是玻利維亞出血熱的近親，卡爾在南美一直追蹤它。這次傳染此病的罪魁——病毒的貯藏所——是一种非洲鼠：Mastomys natalensis。 要使工作适合于我們。這不成問題。當我們被介紹給塞拉利昂的衛生部長時，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CDC是什么？是不是殖民地發展公司（The ColonialDevelopmentCompany）的縮寫？ 不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我們向他說明了我們的目的之后，這位部長又問我們CDC每年預算經費有多少。 “大約一億兩千万美元，”卡爾回答說。 他大張了嘴，不能相信。塞拉利昂全國年度財政預算也沒這么多。他靠在坐位上仔細打量著我倆。他決定跟這樣有錢的單位合作搞項目是很划算的。 對我們來說，很幸運的是我們在美國大使館遇到的官員都知道“疾病控制中心”是什么机构。美國人要制止拉沙熱。和平隊中的一些志愿人員在塞拉利昂和相鄰的利比亞已經染患了這种疫病。沒有人死亡，有一人永遠喪失了听力。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尋找設立工作站的最佳地方。大使館給我們提供了一輛汽車，我們驅車來到距弗里敦160英里以外的博城（Thetownof BO）。視察了那里的醫院之后，我們繼續驅車往北來到潘古瑪（Panguma）鎮。1972年間，“疾病控制中心”曾派過一個小組來到這里對拉沙熱進行了大量研究，小組成員包括湯姆·莫納什（Tom Monath），肯特·坎貝爾（KentCampbell），和戴維·弗雷澤（David Fraser）。潘古瑪位于雨林覆蓋的群山中一座雄偉的山峰腳下，是一個很小的寂靜的市鎮，約有三千居民。這里的醫院是愛爾蘭的修女們主辦的。她們的良好醫術和奉獻精神博得人們稱道。這醫院情況也比我們在博城見到的那所荒涼的醫院要好得多，病床較好（都有很厚的床墊），也都敞亮。修女們正期待我們的到來。她們多少有點小心謹慎，因為她們已經知道她們的醫院四年前就已被記入拉沙熱病研究年刊里了，她們對她們的醫院在公眾心目中与這种疾病永遠聯系在一起這一點并不特別熱衷，但她們對我們還是十分親切友好，款待我們吃了一頓丰盛的午餐，有大米飯，本地產的蔬菜，我們挑選的牧場養的雛雞，以及牛肉和山羊肉。而最好的部分則是我們喜愛的星牌啤酒。 “Cold beer，deh．”不但有冷藏啤酒，而且還很涼。我能看出修女們知道怎樣生活。午餐席上，修女們向我們講述了開辦這所醫院她們所要應付的各种問題。她們需要洁淨的水。可以想像那是多么難得。她們每天24小時都需要電.那還用說可能。她們到哪里去找到受過培訓的人員？這些對我們都不新鮮了。你在非洲農村，所到之處，都是這些問題。 關于拉沙熱怎么樣？我們終于提問了。 是的，修女們承認，拉沙熱病例繼續發生，實際上是經常性的了。 卡爾和我又赶往一個名叫塞格布韋瑪（Segbwema）的小鎮，位于潘古瑪東南約二十五英里。1952年的科學文獻中第一次描述的拉沙熱（當時尚未命名）就發生在這里。我們在當地醫院中見到的情況，令我們确信拉沙熱一直沒有离開過塞格布韋瑪。 离開塞格布韋瑪后，卡爾和我作出結論，認為我們的最佳戰略就是在凱內馬（Kenema）東北的一個村庄里設立一個中心手術室。凱內馬是省會，可以保證我們實驗室有足夠的用電，同時距离潘古瑪和塞格布韋瑪兩處都不遠，易于做病人的工作。我們第一步便是回亞特蘭大，取得對此計划的支持。接著我獨自返回凱內馬，處理許許多多后勤工作：住在何處？如何得到應有的設備，找到能幫助我工作的人員？我們在潘古瑪和塞格布韋瑪已确實找到許多病人，我們將怎樣找到有效的療法呢？ 為此計划項目准備了一個月之后，我剛要安定下來正式投入工作，便接到卡爾發來的一份電報，內容是關于一种比拉沙熱更令人注目、更為致命的疾病的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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