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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逮捕 保安警察——警察中的督察 風紀警察頭子達呂格坐第三把交椅党衛隊保安處重新倔起 党衛隊机關報——《黑色團》德國中央保安總局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普魯士邦刑事警察處的發報机向全國各地刑事警察机构發出“逮捕犯罪分子”的電文命令。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刑事警察中央接到命令，立即指示各地刑事警察机构，迅速將本地區內的所有違法分子，即刑事警察認為的職業犯罪分于、慣犯和一貫危害風化并逍遙法外者，列出名單上報。 ３月９日，全國各地在同一時間進行大搜捕，約兩干名被捕者被關進薩克豪森、薩克森堡、利希滕堡和達聚集中營。 這种預防性逮捕犯人的事件，表明了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國的巨大權力。他剝奪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想什么時候抓人就什么時候抓人，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 在行政法學家的理論中，“保安警察”這四個字的內涵是指整個警察。它可分為兩類，即行政警察（如交通警察或工商警察）和各种執行警察（如刑事警察、治安警察、政治警察和憲兵）。而現在，在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的手上，“保安警察”的含義完全改變了。他們把執行警察中的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合并成一种新的保安警察（ＳＩＰＯ），把他置于海德里希的領導下，而將執行警察的余下部分和行政警察交給他在党衛隊的競爭者庫特·達呂格，合并成新的風紀警察（ＯＲＰＯ）。這兩個警察總處歸党衛隊全國領袖兼德國警察總監希姆萊領導，并构成中央內政部的一個司。 但是保安警察總處由于警察法的限制，不便于發布逮捕令或進行審訊，因此它必須依靠已有的兩個警察行政机關，即秘密警察處（ＧＥＳＴＡＰＡ）——普魯士秘密警察的最高中央机构和普魯士邦刑事警察處，它控制著各邦的刑事警察，并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正式取名為中央刑事警察處（ＲＫＰＡ），成為最高中央机机构，全國刑事警察行政上均屬于它領導。 海德里希將以上的兩個處納入保安警察總處，只把秘密警察第一處（行政和法律）分了出去，成為中央內政部的机构。保安警察總處下設四個處，它們是： 行政和法律處：處長是党衛隊區隊長瓦爾納·貝斯特博士，地點設在菩提樹下大街７２—７４號中央內政部。 政治警察處：處長是党衛隊旗隊長海德里希·繆勒，地點設在艾伯萊希特親王大街８號秘密警察處。 諜報警察處：處長是党衛隊區隊長瓦爾納·貝斯特博士，地點設在艾伯萊希特親王大街８號秘密警察處。 刑事警察處：處長是党衛隊二級突擊大隊長阿圖爾·奈比，地點設在韋爾德爾市場５—６號中央刑事警察處。 保安警察總處的成立，使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勢力糾集起來，它迅速地控制和滲透到國家各個領域，并逐漸變成了凌駕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約束的獨立王國。保安警察頭子海德里希實際上可以隨心所欲地擺布德國人民的命運。保安留察的所作所為就是法律。可以說，從保安警察總處這個怪胎降生那天起，德國僅存的那么一點法律就消失殆盡了。 在德國——這座阿道夫·希特勒專制下的莽莽權力叢林中，海德里希的統治是不完整的，他雖然可以發布監護拘留令，但沒有掌管集中營。對此，他不能甘心。他多次向主子希姆萊建議把集中營交給他來管理。于是，繼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的秘密警察法之后，又產生了一些條例，它包括由秘密警察負責管理集中營的條例。但希姆萊對這位能干的副手既賞識又心怀戒心，并不肯真正把集中營交給這位保安警察頭子。為了防止海德里希的權力膨脹，希姆萊抬出了西奧多·艾克這個達豪集中營的長官。 希姆萊對艾克有過救命之思。當艾克被自己的死敵納粹党區領袖貝克爾以“對公眾有危險的精神病患者”關進精神病院后，是希姆萊解救了他。從此，他便成了全國領袖的馬前卒。艾克是個心狠手辣的納粹分子，他曾對奧斯威辛集中營長官霍斯宣稱：對國家敵人的任何怜憫都是和一個党衛隊員稱號不相稱的。心慈手軟的人沒資格待在他的隊伍里，最好趁早到修道院去。他只能要那些對帝國的敵人毫不留情的人，骷髏標志不是白戴的。希姆萊對此大加贊賞， 這樣的心腹是可以信賴的。１９３４年６月末，希姆萊委任這個殺害羅姆的凶手艾克為全部集中營的總頭子。從１９３６年起，這個部隊號稱骷髏隊（ＴＶ）。此外，艾克還兼任集中營督察員。 艾克像一面大牆擋住了海德里希擴張權力的道路。他必須找出更好的辦法來對付艾克。１９３７年是囚徒人數最少的一年，已合并的四個（達豪、薩克森豪森、布痕瓦爾德和利希滕堡）集中營中只有一万余名囚徒，而看守的骷髏隊員卻有四千八百三十三名，几乎是一個人看兩個人。看守越多，囚徒所遭受的虐待和殺害越多。消息傳出，引起了社會上有良知的人的反對。 這是一個絕妙的反擊机會。海德里希這個殘暴的、一點也不比艾克遜色的“布拉格屠夫”開始道貌岸然地反對殘暴了。 海德里希派人嚴密監視集中營，在營內設立了政治部，開始干預集中營事務。政治部的成員那是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官員，他們負責審訊囚徒，記下營里發生的所有事件和保管囚徒檔案。秘密警察成了集中營中的國中之國。 艾克對海德里希的插手大為緊張，他寫信給希姆萊說：“秘密警察處里謠言四起，說我所領導的党衛隊骷髏隊將于１９３６年秋改為由党衛隊大區總隊領導。”他還听到秘密警察處党衛隊旗隊長貝斯特博士在某地聲稱：“集中營的情況一片混亂，現在應該把集中營重新交給秘密警察領導了。” 艾克疑慮重重地注視著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處的活動。為了不給人以新的口實，他一反常態地下令禁止虐待囚徒。他解釋說：“盡管我作為民族社會主義者完全理解這种做法，但我不能容忍這种態度，因為我們犯不著為這些事讓中央內政部說我們對付囚徒無能。我們要為我們的聲譽和我們的生存權利進行新的搏斗。”他還不厭其煩地提醒部下，要百倍提防自己隊伍中的敵人。 這种暫停對囚徒的虐待不過是艾克用來對付海德里希的權宜之計罷了。囚徒們一邁進這座人間地獄，便會听到“別去想你們的老婆、儿女和家庭了！你們將象狗一佯死在這里！”的吼叫。囚徒們的命運決不會因為党徒們的爭斗而有絲毫改變。 艾克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希姆榮的本意并不想把集中營交給這位權力過分膨脹的保安處長。他把艾克推到前沿，恰好同海德里希形成勢力均衡，消磨他的精力，遏制他的發展。這正是他這位政客的高明之處。 在官察內部，海德里希的權力擴張，也遭到了風紀督察處長達呂格的反對。為了緩和矛盾，籠絡人心，海德里希幫助這位警察將軍坐到了最高警察系統的第三把交椅上。 達呂格是個軟弱的人，他不愿也不敢公開和海德里希這個政敵宣戰。他有他的优勢──掌握一支十万人的風紀警察部隊，他們不同于党衛隊。在他及他的同僚的強烈反對下，海德里希只把十五万人中的三分之一編入党衛隊。他們不甘心最終成為保安警察的工具和跑腿。 在納粹組織林立的德國，种种權力机构的權限和勢力范圍是相當模糊的。野心家和權欲狂們常常以各种借口來擴大自己的統轄范圍。比如，刑事警察的上層机构雖然和秘密警察合并成了保安營察，但在中下層仍保留原有的行政管理狀態，也就是各邦的刑事警察机构在業務上接受奈比的中央刑事警察處的指令，這樣它們就成了保安警察机构。可另一方面，它們在組織上又屬于國家警察行政管理處，領導人是各地警察局長，而這些局長們又歸風紀警察總處領導如此說來，刑事警察机构又間接地成了風紀警察机构。 這种机构的混亂和權力的交錯加劇了保安警察和風紀警察的矛盾和斗爭。海德里希向達呂格提出瓜分警察總局權力的建議，他寫信給達呂格說：“警察總局的一分為二意味著徹底實行中央領導權的一分為二。警察總局是你的机關，也是我的机關。”達呂格明白海德里希的權力均分的動机和目的是最終攝取全部權力，因此不予理睬。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在征得希姆萊的同意后，海德里希任命了一批保安警察督察員（ＩＤＳ），他們在各防區的任務是迫使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中下層也聯合起來。這一招對達呂格來說是掘根挖牆角儿。警察局長們的頭上竟然有了兩個主子，使他們一時無所适從。權衡利弊后，他們大多數投向權勢日增的保安處督察員的怀中。 長期以來，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之間相互妒嫉，缺少合作。奈比的刑事警察從海德里希那里得到“從嚴打擊犯罪活動，不受公眾和法律約束”的權力。秘密警察繆勒則抱怨說：‘這一行（指秘密警察）在公眾中很少會引起好感，相反，它會受到公眾多方面的直接敵視。”刑事警察則不同：“在公眾輿論中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對于如同左右手的兩個中央刑事部門的內訌，海德里希是一視同仁的。他重視刑事警察又不得不依賴秘密警察，他要依靠他們來監視八千万國民中每一點可疑的跡象，盡管他認為這是遠遠不夠的。 海德里希決定開辟第二戰線，啟用他同樣擔任一把手的名不見經傳的党衛隊保安處。促使他作出這樣的決定的原因完全歸結為一個偶發事件。 這件事就是巴伐利亞巨騙案。 幫派頭于埃米爾·特勞戈特·丹榮森是系尼黑的一個前工厂主，他是一個政治上好出風頭的人。他曾參与過血洗沖鋒隊和暗害羅姆的陰謀。羅姆死后，他這個功臣巴望著能得到獎賞和提升，然而他一無所獲。他万分惱火，沒有比這被白白利用更為可怜的了。他決計報复。 他糾集了一批同他一樣“怀才不遇、有功不祿”的党員，建立起一個情報組織，目的是將其成員安插到有利可圖的崗位上去。領導人丹蔡森打出了“党衛隊保安處”的旗號。對此，他非常有把握，德國的任何机關都不會對這個組織發生怀疑，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丹蔡林如愿以償。許多人都努力靠近這個冒牌的保安處，并為之效力。不長時間內，丹蔡森就有了六十九名工作人員，他們的活動范圍可以從党衛隊南德地區總隊本部、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延續到褐色大廈，一批公務員和警官熱心為他們提供情報。在巴伐利亞邦等各個勞動局里，丹蔡森也埋下了耳目。 邦勞動局的漢斯·卡倫巴赫是丹蔡森的熱心合作者。他打著受党的委托給全國的老納粹党員安排工作的旗號，吸引了很多有所求的人圍在他的屁股后面轉。周圍的人對卡倫巴赫的身份毫不怀疑。 直到丹蔡森用攀握的內部材料，向納粹的高級干部進行訛詐時，秘密警察才發現他們的真面貌。甚至這時，還有許多人認為是秘密警察搞錯了。 這件事對海德里希震動很大。在他自以為如此嚴密的監視和控制系統的眼皮底下，競發生了這件長達三年、并騙過很多人的大案，不能不說是個巨大諷刺。他看到，單純依靠秘密警察堵塞不了類似的漏洞，現在該是利用党衛隊保安處（ＳＤ）的時候了。 “党衛隊全國領袖保安處”起初只有一百名處級机關的和一百名名譽領袖的工作人員，它從未有過什么顯赫的功績，希姆萊也很少利用它做什么事情，甚至連党衛隊隊員也不知這個保安處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事實上，在希特勒奪取政權的頭几年中，保安處就是一個受中央指揮的情報机關。它的成員是一幫精干的青年領袖，建立了一個組織嚴密的監視和觀察系統。這個諜報机构的幕后操縱者可以假借党領導委托之名，調查和揭發党內的反對者。１９３４年６月，魯道夫·赫斯曾宣布它是納粹党的唯一情報机构。 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加入保安處是有著很深的社會基礎的。他們中間大都是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間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國青年運動中民族運動派的影響。當資產階級社會的解体和“凡爾賽和約”給他們造成創傷后，他們便產生了“唯有嚴格的紀律和個人犧牲精神才能恢复舊有的強國地位”的信念。這种盲目的愛國熱情實則是社會沙文主義，也是最易接受納粹主義和個人獨裁的溫床。 他們成了法學机能主義者。對法律條文和國家權威抱有极高的希望。他們把重整德國的經濟同猶太人聯系起來。他們期望著第三帝國再振雄威。 然而，現實讓他們大失所望。那些在第三帝國的建立中獲得巨大好處的達官顯貴們爭權奪利，貪污腐敗，另立山頭，互相傾軋成風，國家的權力受到挑戰，領袖的尊嚴受到侵害，這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 于憤怒和苦悶中，他們听到有保安處這樣一個以揭露國家弊端和國王錯誤為己任的組織，如同久旱降甘霖，況且這個組織的后面還站著一個前途無量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萊。保安處是希望，是救星。 法學家奧倫道夫反對党內的國家社會主義一一集体主義思潮，言辭异常激烈，以致被帶進秘密警察的審訊室。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的心理有些動搖，我再也沒有過去那种為我們民族社會主義奮斗的無憂無慮的堅定信念了。”絕望之中，他的朋友耶森提醒他不妨去找一找在柏林威廉街１０２號保安總處擔任一個中央部門領導人的赫恩教授，听說那里有一個經濟助理的空缺。奧倫道夫去了。他做夢也沒有科到赫恩告訴他，保安處正缺少他這樣的人才，他被錄用了。 在奧倫道夫之后，黑森党衛隊領袖貝斯特博士、薩克森律師梅爾霍恩博士、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學家貝倫茨博士都相繼加入保安處。而后，朋友相互介紹，老師介紹學生，學生介紹老師，上級介紹下級……滾雪球似的相約加入保安處。一支由高智商、高文化的知識分子組成的隊伍形成了保安處的核心力量。 海德里希和貝斯特之間最初發生過分歧。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級人選時，海德里希要派听話的、不拘泥任何條文規定的非法學家擔任主管，而貝斯特則提出只能安排法學家的意見。這預示著一場沖突。 １９３５年初，海德里希獨出心裁地將保安處一分為二，即党的机构的保安處和情報机构的保安處。前者吸收所有的保安警察參加，它的目標是將整個保安警察并入党衛隊，后者則是“靈活的工具，人民身軀上的、一切敵對集團內的、一切生活領城內的触覺和感覺器官”。（施倫堡語） 這种抽條的做法，使保安處又從質的方面向純情報机构邁進了一步。 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往往故弄玄虛，不必要地人為神秘化。他們或在數字或在字母上及代號上大做文章，所有各處，中央和主管部門、科組的名稱，均以數字代替。保安總處的三個處用羅馬數字表示：Ｉ＝組織處；ＩＩ＝鎮反處，ＩＩＩ＝國外處。各處的下屬机构劇相應地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如Ｉ１為中央組織和督察科；Ｉ２為組織任務主管科；Ｉ３為“人事任免科，以此類推。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大都由大學畢業的學者和博士們擔任領導。工學士威廉·阿爾貝特博士領導中央“組織”科，法學家和國民經濟學家赫伯特·悔爾霍恩博士領導“勤務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茲·西克斯士領導中央“世界觀鎮反”科，教授賴因哈德·赫思傅士領導“生活領域調研”科，党衛隊區隊長海因茨·約斯特領導中央“反諜情報”科。 這個情報總部的网絡直通保安處七個大區（ＯＡ）的本部。各大區的情報网又划分為二至三個分區（ＶＡ），分區情報网再各自伸向一個縣或一個大城市的保安處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處的最基層單位。外勤站設站長，他下面又有一至几名情報員，每名情報員又有自己的眼線。情報員的條件似是而非，凡“具備必要的常識、且能邏輯地和客觀地思考”的人都可以成為情報員。在這支情報員大軍中，有工人、農民、學生、藝術家、醫生、教師、商人等等，成分相當龐雜。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人是納粹党員和党衛隊隊員。一句話，保安處利用了一切愿意向他們提供情報的人，甚至連政敵也不排除在外。 情報員象原于核爆裂一樣，散布在德國的各行各業，每個角落里，各种情報，有价值的和無价值的，像潮水般涌來。德國除少數几個人外的所有人的言論和行動都收入保安處的耳目。 保安處的監視网一年比一年細密，到１９３７年時，它已擁有三干名總處一級工作人員和一支不暴露身份的情報員大軍。如果某一位公民說了一句或几句被認為是危害帝國的話，而被突然抓走，那么他的身邊就一定有情報員，他可能是受害于熟人、朋友，甚至是親人。保安處開動它的情報机器，密探們到處刺探人民群眾思想上的一切棱角，不放過任何机會去捕捉同胞心房里的雜音。德國人不論走到哪里，身后都會有保安處的影子跟隨。德國肌体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溶進保安處的毒素。 威廉街大樓晝夜不停地發出命令，無線電波在上空傳送，電話鈴聲不斷。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５日，萊茵大區保安處通知科布倫次： 最近的多次報告和情報一再提到，特別法庭的判決在居民中遭到強烈的抨擊。請詳細研究，特別法庭的判決是否确實以及在哪些方面……遭到非議……盼盡快复命，謝謝。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７日，西南大區保安處報告保安總處： 對法院在种族凌辱各案中的裁決無法理……總而言之，可以證明，上述案件中沒有一件那怕是比較充分地使用了法律的可能性。直到今日還未正式宣判處以极刑，盡管根据案情是完全可以宣判的。 保安處第０３７號形勢報告 民族社會主義在這一地區（科隆）受到天主教的攻擊，情況嚴重……攻擊希特勒音年團員（例如在奧利瓦、科隆），撕毀希特勒音年團標語（如在奧格斯堡、阿爾滕霍芬）。針對希特勒青年團的宣傳……辱罵和動武挑釁。 每當強奸民意的選舉臨近之際，保安處就傾巢出動。他們要查出那些在投票時投反對票的人。方法是給那些較認為可能投反對票的人單獨准備選票。選票上用不帶色帶的打字机打上號碼，同時在選民登記表上相應的姓名后面分別注上這些號碼。這樣，只需涂上脫脂牛奶就可顯現出投廢票或反對票人的姓名和號碼。 保安處還不遺余力地盡可能證實那些欲加之罪的人系猶大人血統，以便天經地義地繩之以法。 保安處以意識形態純洁性的保衛者自居，它的性質，党衛隊全國領袖、警察總監解釋得十分明了，即“党衛隊保安處是党的，說到底也是國家的大型世界觀情報組織……保安處關心的是世界觀的大問題。” 這种說法盡管淮确，但包含著文過飾非和自我標榜的成分，更簡單的說法只有五個字：鎮壓反對者。 保安處既然是“大型世界觀情報組織”，自然离不開意識形態。它沒有忽視輿論宣傳的作用，很快，便和岡特·達阿爾克文的《黑色團》周報勾結起來。 羊毛商的儿子達阿爾克文是希特勒育年團開創時期的領袖之一。1934年初，擔任柏林《進攻報》的主編。創刊前，這個對帝國無限忠誠的民族社會主義者，在草擬編輯方針時，競天真地提出“如果不希望國家毀于動脈硬化症的話，必須有一個建設性的反對党。”這种觀點顯然同納粹党的獨裁格格不入。他維護帝國根本利益的動机被視為狂妄，因此，他只當了几天未出一份報紙的主編便卷起了舖蓋。 几個月后，達阿爾克文在一列火車上同党衛隊中央技術管理局局長維特耶相識。他們是同去西里西亞參加一次邊境地區党衛隊領袖碰頭會議的。他們在餐桌上邊吃邊談，達阿爾克文向維特耶講述了自己丟掉主編位置的經過，情緒十分沮喪。維特邵安慰他說：“我去找海因里希談談，現在連沖鋒隊和每個草本植物協會都有報紙了，党衛隊干嘛不也辦它一份呢？” 當維特耶不食其言地去找希姆萊時，早有另一個所見略同者勸說希姆萊批准了相同的方案，并且親自為報紙定名為《黑色團》。維特耶的推荐使全國領袖知道了達阿爾克文這個人，并委托他擔任党衛隊自辦報紙的總主筆。 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社址設在柏林齊默爾街８８號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党党衛隊報、党衛隊全國領導机關報”創刊了。 《黑色團》似乎体現了“新聞自由”的原則。它仇恨教會和猶太人，對他們大肆筆伐，它攻擊資產階級和公務人員，气急敗坏地咒罵不愿与納粹同流合污的人毫無羞恥之心。同時，報上還偶爾刊登一些更對党閥、反對腐敗的文章。它勸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國家敵人一詞應相加慎重。因為“樹敵過多，害多利少。” 由于《黑色團》報的激進性和欺騙性，它曾一度被稱作“唯一的反對派報紙”因而發行量大增。到了１９３５年底時，這份每周出三期，由開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后來的二十四版的報紙，發信量達十八万九干三百一十七份，１９３７年增為五十万份，戰爭期間又增至七十五万份。 作為普通群眾的讀者，他們對報紙敢于披露和批判一些社會現象感到解气，但往往忽視其詆毀猶太人和教會的一面，作為“有識之士”的讀者也對報紙寄予信任，因為它有遠見地考慮到第三帝國的現狀，對那些弊端的抨擊拾恰符合德國的根本利益，它的納粹性質沒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強了。 海德里希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要把有廣泛影響的《黑色團》納入自己的監視系統，并控制它。它不單單是控制人們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動態的情報來源。做法雖有些不同，但卻与殊途同歸的海德里希和達阿爾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處給《黑色團》打字机、印刷設備和提供新聞消息，總主筆則負責將讀者來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１０２號。他們專門印制了雙方來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這樣的話：“謹將我們讀者的一封信附寄給你們，請簽注意見或閱后賜還。麻煩之處，謹致謝意。希特勒万歲！” １９３８年６月７日，一個名叫保羅·科赫的人寫信給《黑色團》，及其憤慨地說：施特拉爾宗德銜３７號肉商古斯塔夫·席韋克，一向用某猶太商的廣告單給他的顧客包肉。他呼吁道：“難道不應該教訓這個人一頓，讓他碰個頭破血流嗎？”《黑色團》于６月２１日將這封信轉給党衛隊全國保安處西克斯博士。接著這封信到了１處１１２科。過了兩個星期，它被簽上“請查明處理”字祥，送到東部大區保安處。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保安總處函复齊默爾街： 信悉。保羅·科赫一信已轉所在地區國家警察局，待調查結束后即予報告。 可想而知，這位大意的肉店老板會是怎樣的命運。由此可見，《黑色團》報事實上已成了保安處的情報員。反過來，保安處又為《黑色團》報提供大量的不為人知的資料。极端保守的德國軍官全國聯合會對《黑色團》刊登該會邦分會一次會議上秘密記錄中反對納悴的講話深感吃惊。政論家威廉·施塔佩爾對《黑色團》登載了他收藏在寫字台里的一封信的內容而感到心惊肉跳。信上有“只有心怀保守的恐懼感的人才會追隨希特勒”之類的句子。萊比錫律師沃爾夫岡·登克博士在《黑色團》上看到了達阿爾克文的筆杆子們攻擊他的文章，指責他竟敢寫匿名信，為一個關在集中營里的一個可怜婦女鳴冤叫屈。 保安處越來越干涉《黑色團》的事務，致使狂妄的總主筆非常不愉快，他斗膽攻擊起保安隊的一些做法。他對濫用《黑色團》主筆工作證以掩護保安處搞情報非常憤怒，海德里希的部下責難《黑色團》攻擊政權的敵人的過火言辭。由此，兩個進入蜜月后不久的新人鬧得不可開交。 海德里希不得不指定一個關系協調人——党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馮·基爾平基負責改善日益惡化的兩家關系。 達阿爾克文咒罵道：“我這輩子感到痛心，竟然要我受要求跟我們合作的保安處人員的气，就像他們對待局外人一樣。保安處的奧倫道夫則指責《黑色團》報上的文章“全是錯誤百出的空談和陳詞濫調”，他們的“文章方式采取詆毀和謾罵，令人難以置信，肯定不會有助于對讀者產生積极的影響”，相反，“這樣的措辭和腔調，連正直的民族社會主義者也會同理應受到譴責的人結成統一戰線”。 這些相互指責和攻擊的實質是《黑色團》的領導權問題，達阿爾克文想保位自己的獨立性，不愿完全听命于保安處，而保安處則想徹底控制《黑色團》。他們之間的矛盾，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是非，無非是狗咬狗罷了。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認識到，党衛隊保安處和秘密警察雙方都在擴大自己的地盤，它們的力量將有相互抵消的危險。他們雙方都想控制整個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處都在同一領域里進行偵察緝捕，相互受制，經常撞車。例如，秘密警察２處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部１處１２１科所要偵察的對象。 為了理清兩個部門的關系，划分負責范圍，海德里希做了細致的分工。分配給秘密警察的業務范圍是：馬克思主義、叛國犯和流亡者。分配給保安處的則是：科學、民族和民族學、藝術、教育、党和國家、憲法和行政、國外、共濟會和社團。這种過細的划分表面上能夠分清各自的職責，但事實上雙方又都有許多理由去干預對方的事情。因為抽象的理論使他們有理由這樣做，擴大地盤的欲望促使他們這樣做。 此外，海德里希的對手、武裝部隊員高統帥部諜報局局長威廉·卡納里希海軍上將和中央國外科科長漢斯·奧斯特中校，越來越讓軍事情報工作打入明令禁止由它插手的政治情報領域，反過來卻防止党衛隊警察机器干預軍事領域。海德里希清楚地看到，他的權力還不夠大，還不能夠足以消除自己王國里引起摩擦的因素。 １９３８年春，當秘密警察和保安處的聲望下降的時候，他產生了新的想法，即更換新的招牌，把這兩部分合并成德國中央保安局。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個新問題，秘密警察的職位都很高，他們進到保安處得到的官階已相應很高。例如刑事警察書記長可以得到党衛隊三級突擊隊中隊長的官銜，刑事參議則變成了党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政務主任更高，可以成為党衛隊旗隊長。這對保安處原來的人极為不利，他們中的大多數將听命于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決定結束這种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不平衡現象。他想把情報机构的保安處同保安警察合并，從而使保安處也變成國家行政机關。他責令施倫堡就保安處和保安警察的合并進行研究，以解決經費短缺和享受固定養老金問題。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個新問題，秘密警察的職位都很高，他們進到保安處得到的官階已相應很高。例如刑事警察書記長可以得到党衛隊三級突擊隊中隊長的官銜，刑事參議則變成了党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政務主任更高，可以成為党衛隊旗隊長。這對保安處原來的人极為不利，他們中的大多數將听命于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決定結束這种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不平衡現象。他想把情報机构的保安處同保安警察合并，從而使保安處也變成國家行政机關。他責令施倫堡就保安處和保安警察的合并進行研究，以解決經費短缺和享受固定養老金問題。 施倫堡受命后，制定了一個新的超級机构計划，提出建立一個德國中央保安局的設想（保安處加保安警察），即把党的机构保安總處和國家机關的保安警察總處合并，組成德國中央保安局。各大區設德國中央保安局督察員，領導德國中央保安分局，并統一領導區的保安警察和保安處部隊。不難看出，施倫堡的這項計划意在保持保安處的“獨立性”，以防被保安警察吞并，而反過來領導原來國家机關的保安警察。 這种把警察非公務人員化的想法，受到了舊法學家瓦爾納·貝斯特的反對。他堅決主張由行政法學家擔任關鍵性要職，并制定了新的任免升遷方案，要求作為國家机關的保安處人員應同樣具有完整的法學知識。 １９３９年４月，貝斯特在《德國法治》雜志上發表文章，抨擊海德里希等人蔑視法學家。他寫道： 法學家的職業，特別是在第三帝國，應該理解為“人民制度的整治者”的職業。因為他要精于文職人員發布和執行命令的技術，并熟悉和領導集体的所有任務，因而能在各個領域中行使……他的整治職能。因為法學家的職業……是人民制度范圍內“政治性最強”的職業。 海德里希立刻組織反擊，他責成施倫堡寫文章反駁。施倫堡的文章寫道：貝斯特的觀點是“個人的喜愛問題”，“很值得怀疑的是，保衛“法學家”的時期是否已經來到”，“通篇都充滿了狂妄自大。” 筆戰毫無結果。希姆萊不敢向党提出保安處擬定的關于成立德國中央保安局的計划。有一次，當他小心翼翼地向赫斯下毛毛雨時，當即遭到訓斥。赫斯批評道：党是不允許將一個党的机构同一個國家机關合并成新的國家超級机器的，這不符合党的保密原則。 最后搞成的德國中央保安局（ＲＳＨＡ）只是一种脆弱的妥協產物。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成立的這個机构，始終沒有在公眾中亮相。它過著隱蔽性的生活，在同其他部門打交道時連“德國中央保安局”的倍箋也不得使用。保安處和保安警察沒有合并，党和國家沒有混在一起，只是將原來的保安總處和保安警察總處的部門編成德國中央保安局的七個局： 第一局：負責保安警察和保安隊人員的培訓和組織。 局長：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為貝斯特博士，到１９４３年初止為施特雷肯巴赫，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止為舒爾茲，納粹投降前為埃爾林格。 第二局：負責財政和經濟。 局長：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為貝斯特博士，以后相繼為內克西格特和施帕西爾。 第三局：負責德國的生活區，等于國內保安處，党的机构。 局長：党衛隊分隊長奧托·奧倫道夫，任職期為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 第四局：負責考察和反對敵人，等于蓋世太保，國家机构。 局長：海因里希·繆勒，任職期為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 第五局：負責同犯法行為作斗爭，等于刑事警察。 局長：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４年７月為阿爾圖·奈比，１９４４年到納粹投降為潘青格爾。 第六局：外國情報處，等于國外保安處。 局長：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為党衛隊旅隊長海因茲·約斯特，１９４１年至納粹投降為瓦爾特·施倫堡。 第七局：負責世界觀的研究和評价，這個局是１９４２年才成立的，局長姓名不詳。 以上各局下設若干組，組下又設若干分隊，有著极為詳細的分工。可以說，德國中央保安局是個囊括了所有警類警种的大雜燴，同時，盡管它始終沒有公開它的旗號，它又是一部完整的納粹國家警察机器。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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