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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麗絲：做不到的事，我無法相信。 女王：那我可肯定你做得不多。 劉易斯·卡羅爾 大凡名人傳記都免不了集中描寫個人的天才，而要寫一本某門學科的發展史，就要錯綜复雜得多。下面羅列的一系列成就實際上應歸功于以摩爾根為其無可爭議的“老板”的整個集体。這個集体因陋就簡，通過許多引人入胜、大膽而簡單的實驗，取得了以下成就： （1）他們證明基因是存在于染色体上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2）他們證實了孟德爾定律的可靠性； （3）他們重新發現了孟德爾定律的例外情況——連鎖，又發現了連鎖的例外情況——互換和雙互換； （4）他們發現基因是呈直線排列的，其相對位置是可以确定的，可以做到以“摩爾根”或“厘摩爾根”為單位測定基因的距离； （5）他們證明了生物的性別決定于染色体； （6）他們發現了染色体的重复、缺失、易位、倒位、三体性、三倍性和并連X染色体； （7）他們發現了位置效應、基因多效性、复等位基因以及受复等位基因影響的單一性狀。 毫不奇怪，人們把摩爾根作為一位遺傳學家來紀念。然而他個人卻認為自己是個實驗動物學家，主要興趣愛好是實驗胚胎學。摩爾根忙于搞遺傳學研究，無暇再去充當胚胎學的奠基人，不過，梯度理論的确是他在1904年和1905年提出來的。他區分出再生現象的兩种過程，而且創造了“變形再生”這個新名詞。他發現，生物的再生必須以存在著神經組織為前提，而再生并不是一种适應現象。他還研究了影響卵子的條件，測定了精子進入卵的部位、第一次卵裂面和最終對稱面三者的相關性。他發現鎂鹽可以誘導孤雌生殖，而鉀鹽、低溫、缺氧會導致畸形發生。他證明离体的卵裂球可以正常發育，從而否定了鑲嵌說。同時，他比誰都先認識到，只有證明了有某种机制調節著基因活動之后，才可能用遺傳學理論解釋胚胎學的問題。 摩爾根最优先考慮的并不是遺傳學，而是胚胎學。他寫的遺傳學方面的書，經常是匆匆忙忙，草草成篇，而他寫的《實驗胚胎學》卻一反他的常規，精雕細刻，推敲再三，成書費時達七年之久。可惜讀者對這本書卻不予理會。确實，摩爾根的胚胎學研究大部分都被埋沒了。在1966年紀念摩爾根誕辰一百周年的座談會上，世界知名學者宣讀了許許多多討論遺傳与發育的論文，他們對摩爾根表現出無限的崇敬与欽佩，然而競無一人引證過他的胚胎學著作。他這方面的成就之所以被人忽略，是因為摩爾根當時已被明确地冠上了“遺傳學家”的頭銜（至今還是這樣，正如我們這本書的書名標上了“遺傳學的先驅”一樣）。頭銜的效力极大，以至于他發表的遺傳學的見解，即使是錯的，別人也以為是對的；而他發表的胚胎學的意見，即使說得對，別人也不接受。也許孟德爾之被埋沒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修道士能懂得什么科學？加羅德的光輝發現多年無人向津也是同一道理：一個內科醫生會懂得多少遺傳學？ 摩爾根反對給人划框框，戴帽子。加州理工學院之所以取得惊人成就，這种態度起了很大作用。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反對學科問各自為政，力主把遺傳學、動物學、胚胎學、生理學合并為生物學，他還提倡生物學同化學、物理學相結合。只要想想摩爾根一貫喜歡利用簡陋設備單干的癖好，想想他數理化根基之薄弱，他能提出這种主張更是難能可貴。 他認為他自己的成功有四個條件：運气好，實驗材料選用得當，怀疑一切，勤學苦干。他還應加上一條：能抓住重要問題而放棄意義不大的枝節。也許還應再加一條：有些看來辦不到的事他也要闖一闖。當德里施發現一种机器（這里指卵）能分成兩半，每一半都具有与整体等同的發育潛力時，他覺得這种結果難以置信，于是緊急轉向，放棄了胚胎學。摩爾根則不一樣，他也覺得這樣的結果不可能，但卻因此搞起了胚胎學研究。能代表摩爾根這种治學態度的另一個极好的例子是他同青年胚胎學家詹姆斯·尼爾之間的几句對話。在伍茲霍爾，當討論到果蠅的咽側体和環腺的移植問題時，尼爾說，這在技術上是非常困難的。而摩爾根用了一句他自己的口頭禪來回答。他說：“困難固然困難，但不是辦不到。” 但還有一條，我們希望在這本薄薄的書里已經表達清楚，那就是他的個性的魅力。在我們采訪過的認識他的人中，人人都說，“我們喜歡摩爾根。”他們喜歡他從不虛夸驕矜的作風，表現在他頭發不梳理，褲子用一根繩子系著；他們喜歡他愿意去干似乎是辦不到的事情，不被他人的意見所嚇倒；他們喜歡他對待學生和同事的民主作風，不計較別人的文憑和私生活；他們喜歡他的風趣幽默，他孩子气的熱情和他在實驗室交換意見時的快樂。甚至他使用公款的吝嗇也使他們喜歡，因為這适同他對自己的錢財和時間的慷慨大度构成鮮明對比。這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在他實驗室里工作過的一代代科學工作者都十分敬愛他。無怪乎喬治·比德爾把從摩爾根那儿買過去的帕薩迪納的那幢房子一直叫做“摩宅”。1948年有個工作人員把比德爾稱作“老板”，碰了一鼻子灰，因為只有摩爾根才是“老板”。 有些歐洲人覺得摩爾根智力平庸，但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不熟悉帶肯塔基口音的美國人的風格。摩爾根在為英國遺傳學家威廉·貝特森寫的訃告中提到，貝特森說過，“民主政治認為等級差別是罪過，我們卻認為是不可或缺的。”貝特森一定意想不到實驗室里的學生竟然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同導師爭辯。同時，這奇臭無比的實驗室也使他大為惊訝。貝特森在1922年圣誕節期間參觀蠅室后回國不久，E.B.福特教授在倫敦繁華的皮卡迪利大街見到查爾斯·達爾文的儿子倫納德，他們決定一道去看貝特森，听听他帶回的新聞。他們在豪華的雅典娜俱樂部找到他。貝特森對他們說，摩爾根是正确的，而他自己一生的研究卻是白做了。不過，他不久又變了卦，恢复了他那种怀疑主義的態度，原因是摩爾根的實驗室“實在太肮髒”。 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為美國哲學學會寫的紀念摩爾根的回憶錄中說，“他逝世以后，有一次我到美國去講學，有机會訪問了他出生的地方，參觀了他的老家（這是由利蘭·布朗博士組織的考察）。這次活動很有意義。他之所以形成那种性格，很大部分可以從他的家鄉找到解釋。”赫胥黎也提到他珍藏著一本《遺傳學的物質基礎》，上面題有：“异教徒托馬斯贈叛教者朱利安。” 我們很同意赫胥黎的看法。如果你是個肯塔基人，你就更理解摩爾根的個性。摩爾根的家族雖然對內戰如痴如狂，但也是內戰的受害者。尤其是他的伯父——那個列克星敦的明星、肯塔基的英雄、南軍雷神——在摩爾根一生中都伴隨著他，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英雄形象。甚至在列克星敦的報紙發布摩爾根病逝的消息時，也提到他那蠅室里工作的集体与約翰·亨特·摩爾根的部下何其相似。這是指那些南軍的襲擊隊員，托馬斯·亨特·摩爾根的父親是其中一員。摩爾根本人無論對妻子、儿女或是對親朋好友都不談襲擊隊的事。有一位具有如此英雄气概的伯父，摩爾根在待人接物方面自然容易養成豪爽慷慨的習慣。 然而，公共事務使他的直系親屬破了產，他一定明白他父親為戰爭付出的代价。北軍將領謝爾曼一語道破天机，他說，“戰爭是地獄，戰爭中的光榮只不過是月亮的慘淡光輝。”摩爾根對此一定有切膚之痛。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蠅室里的人都跑上街頭狂歡慶祝，在市中心焚燒德皇威廉二世的模擬像，只有摩爾根一人留在實驗室里。當時他的朋友羅斯·哈里斯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德國老百姓，包括遺傳學家理查德·戈德施米特被關在監獄里。哈里斯拿著一張請求釋放他們的請愿書，要摩爾根簽名，摩爾根謝絕了。當肯塔基議會只差一票就要通過禁止在課堂上講授進化論的議案時，摩爾根沒有參与當地名流對被圍攻的肯塔基大學校長的聲援。摩爾根是個保守派，他認為這些事与已無關，他也不會去做違心的事。他認為与己有關的是推動實驗生物學的發展，追求純理論的研究，正确引導青年——他對這些事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在那神秘主義者、狂熱者、傻瓜比比皆是的時代，他那兢兢業業的探索精神使他成了科學真理的一盞明燈。只有基于客觀的觀察而得出的假說他才相信，這使他解開了許多自然的奧秘，同時也因為他慣于動腦子，使他成為一個擺脫民族主義、狂熱妄想和任何偏見的、富千同情心的人。他是一個成功的科學家、成功的領導者，而且——雖然摩爾根本人也許不同意——也是個成功的教師。他做這些工作總是謙虛謹慎、熱情洋溢、愉快樂觀，從而形成了他對待科學，對待人生的古怪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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