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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是個科學偉人，無論什么東西，他樣樣都懂。唯一不懂的是為什么雞蛋不變成鱷魚。 查爾斯·金斯利：《水孩儿》 1928年，在帕薩迪納召開的歡迎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生物學部新任主任的招待會上，摩爾根這樣解釋說：“當然，我曾預期在死后要去加利福尼亞。但現在我應邀提前几年來了，我愿借這一机會看看我來世的生活將會是什么樣子。” 邀請他來的目的是要組織和領導一個全新的生物學部。加州理工學院是在19世紀的一所勞作學校思魯普綜合技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物理學家羅伯特.A.米利肯終于被說服擔任該校行政領導以后，新命名的加州理工學院扎實而迅速地從一所有名的工程院校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物理科學研究中心。米利肯本人也在1923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長得一表人材，是個很有魅力的美男子，為該校籌集了大量捐款。1927年，除工程學以外，增設了物理學、化學、地質學和航空學等部門，集中了這些學科領域中最杰出的人物，招收了最优秀的研究生，進行著各种意義重大的研究；把摩爾根請來是要組建又一個部——生物學部。 1927年7月，摩爾根接受了這一任務，但沒到校，他要求在哥倫比亞大學再逗留一年。他想把那儿的精英囊括一空，全都弄到加州理工學院去，但又不愿給威爾遜留下一個空空如也的系，使他的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于是，他在紐約留了下來，利用這一年時間為他的新學院勾畫藍圖。 摩爾根竟然接受了如此繁雜的行政職務，這是頗為反常的事。他原來一直自稱是一個“大半輩子都在想方設法擺脫那些羈絆的實驗室動物”。所以，他也有些著急，怕有朋友會認為他犯了個愚蠢的錯誤。 是的，他自己顯然是愿意單干，或是在蠅室那种小團体的環境中工作，他對動輒興師動眾的做法的厭惡是眾所周知的。他的女儿伊莎貝爾（也就是后來從事微生物學研究、在全國小儿麻痹症基金會工作的那個女儿）有時同他爭辯，說現在時代不同了，靠個人單干很難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他總是嗤之以鼻，說那只不過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心理”。不過，在加州理工學院任職，也意味著他有机會按照自己的計划去組織一個生物學部。重點的重點將是科研，而不是教學；而科研也將是“純”科學的，不必和直接的實際應用綁在一起。這個部的教員和招收的研究生要符合摩爾根的理想，他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不用過多指點，無需什么監督就自己動手去干。再說，在一個管理有方的物理科學研究机构里來實現這一計划，這本身就意味著研究工作將是嚴密的、分析性的，生物學的研究將按照与物理學和化學一樣的標准進行。 摩爾根按這些要求擬定計划，略去形態學和其他一些內容，道理是加州理工學院不想重复其他院校（如霍普金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已經在做的工作，而是要走在前面探索科研与教學的新方向。他正在做的工作是建立一個他長期夢寐以求的兼有蠅室和那不勒斯試驗站的特點的工作集体。但更加突出的一個重點是要建立起生物學与諸如物理學、化學等其它學科的協作——雖然他自己在研究工作中并不特別喜歡這么做。在加州理工學院，甚至生物學部大樓也被設計成与化學大樓連在一起，以便使兩個學科有實際的接触，鼓勵生物科學与其他基礎學科相結合。植物學、動物學和遺傳學合并為生物學部，但摩爾根反對建立一所醫院的想法。正如他在初步方案中所述，“（生物學部）將力求把那些對發現活体生物中各种現象的統一性具有共同興趣的人們集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單一的組織。”他本人的數理化基礎很有限，對這點他心中有數，但他的方案具有遠見卓識，他的協作計划，通過他即將招聘來的新教員的共同努力，最后圓滿地實現了。關于可以用物理學和化學的原理解釋生物學現象的見解，在19世紀即已提出了。達西·湯普森表述得很生動：“細胞与組織，甲殼与骨骼，葉片与花朵，凡此物質的各部分，它們的粒子之移動、构造、成形，無不遵從物理學的定律。”摩爾根歷來贊成這种觀點。他說：“我們明白，只有當我們确切了解生物發育過程中的理化變化的時候，我們才有希望把對生物發育的研究提高到嚴格的科學的水平。”顯而易見，當時他心目中井沒有一個具体的辦法，只是對已為物理學和化學贏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的實驗方法稱贊不已。 人們不會指望摩爾根放棄他的通過實驗學習的信條而去同施羅丁格、波林這樣的大物理學家、大化學家搞理論推導。關于他們在方法上的歧异，萊納斯·波林有過精辟的表述。他說，“那時（1937年），我發現蘭茨泰納同我的治學方法很不相同：蘭茨泰納會問，‘關于世界的性質問題，實驗中觀察到的這些結果會促使我們相信什么樣的理論？’而我提的問題是，‘關于這個世界，我們要怎樣勾畫出個最簡單、最普通、最有道理的圖景，使其符合這些觀察結果，而不与之相悖。’”摩爾根完全倒向蘭茨泰納一邊，他相信真理只能來自實驗。然而，在摩爾根正在組建的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部，這兩种方法將會殊途同歸。 摩爾根對于新的生物學部應包括哪些學科有相當堅定的意見：遺傳學与進化論；實驗胚胎學：普通生理學；生物物理學；生物化學。至于心理學這類學科以后再增補。但生物學部及其所屬的系的具体形式和方向將取決于招聘到的教師。摩爾根決不搞濫芋充數，而是按客觀需要從容地搜集人材，把最优秀的人物招來，讓他們根据各自的興趣和能力開展工作。正因為如此，他雖然在就這些學科征詢意見，但第一學年（1928-1929年）真正辦起來的只有一個遺傳學系。他從哥倫比亞大學動物學系聘來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杰克·舒爾茨、艾怕特·泰勒。他還從哥倫比亞大學招來了西奧多修斯·多布詹斯基，第一年他的身分是國際研究員，翌年改為助理教授。到1931年，除了哥倫比亞大學來的一批人以外，還有歐內斯特·G.安德森、亨利·傅蘇克、赫爾曼·多爾克、羅伯特·埃默森、斯特林·埃默森、休.赫夫曼、卡吉·林德斯特龍蘭、亨利．西姆斯以及肯尼思·V.西曼。詹姆斯·邦納和赫爾曼·肖特是研究生，喬治·韋爾斯·比德爾在讀博士后研究生。杰弗里·凱利是亨利·博蘇克的助手，沃爾特·拉默茨是安德森門下的博士后研究生。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后一年，摩爾根畫出了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大樓的藍圖。1928年夏末，一支人數不多的教員隊伍、六七個研究生和一大批果蠅經由伍茲霍爾來到加州時，大樓才建好一部分。他們把能用上的房屋都用上了，又在別人的辦公室和教室里擠著住了几個月。摩爾根的工作是監督建房工程及時完工，安排圖書館和實驗室的設備。 像他這樣一個著名的使用公款錙銖必較的人，一下要買那么多設備真是不容易。為了避免添置檔案柜，摩爾根自己的檔案每五年銷毀一次。加州理工學院的這個現代化的綜合的生物學部，每層樓只裝一部電話，整個大樓只設一個秘書。有一次，一位科技人員向摩爾根再要一盒裝果蠅用的小玻璃瓶、每只的价格還不到一分錢，但他花了兩個鐘頭与這位“遺傳學之父”一同在實驗室里東尋西找，因為摩爾根确信可以找到足夠的舊瓶子充數。喬治·比德爾回憶他當年經過周密安排，看准一個星期天摩爾根獨自在海濱的胚胎學實驗室工作的時机找上門去，這正是摩爾根心境最愉快的時候，比德爾提出要90美元買一個新的顯微鏡物鏡，出乎眾人之所料，他居然要到了。 在加州理工學院展開的一系列重大研究項目，要一一羅列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舉出喬治·比德爾做的一項研究為代表。當他以博士后研究生的身分到加州理工學院同摩爾根一道工作時，他開始研究果蠅的互換。1933年，他同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的伊弗里斯認為，斯特蒂文特1919年報告的在雌雄嵌合体中硃砂眼突變体又回复突變為正常眼也許提供了基因作用方式的線索。既然基因在眼睛中表現出來的效應因周圍組織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于是他們提出，能不能把多种眼突變体置于各种不同的環境條件下加以研究，從而解答基因作用的問題。他們試圖采用外科手術的方法把突變幼虫的眼原基取下，移植到正常幼虫的体腔里去。寄主幼虫經過變態而羽化為成虫時，再把移植的寄生眼取下，觀察眼的顏色。比德爾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資助，讓他同伊弗里斯到巴黎去進修一年器官移植技術，但他遭到拒絕。正在這時，所需的1800美元突然從加州理工學院發了下來。這筆款不是摩爾根使用其行政職權決定的，就是像比德爾推測的那樣，是從摩爾根私人腰包里掏出來的。不管來自哪里，都很能說明摩爾根對于重要研究工作的嗅覺之靈敏，也說明他推動這類工作之決心。比德爾到了巴黎的生物理化研究所以后不久，一位有名的研究麗蠅變態的權威對他們二人說，他們提出的果蠅移植研究是很不現實的。 然而，他們成功了！他們發現，雖然大多數突變眼原基發育成它們預定的突變眼色，但硃砂眼和朱紅眼卻變成了正常的紅眼。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眼色素本身的遺傳結构，而是受体內其它部分的遺傳結构的影響”。他們推論，某种物質從野生型組織擴散到眼，使之變成了自然的色澤。根据交互移植實驗的結果，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存在一系列的由基因控制的代謝步驟，每一步驟都受一特定的□催化。可簡單表述如下式： 前驅物 □ 1 一>硃砂色物質 □2 一>朱紅色物質 □ 3 一>正常色澤 比德爾從巴黎回來以后到了斯坦福大學，同塔特姆一道試圖用化學的方法鑒定出眼色素是种什么物質，但沒有成功。于是，這兩個人想出了一個很妙的主意：不要被動地碰到什么突變才研究什么突變，最好選擇一种理想的生物，需要什么突變就主動地誘導它產生什么突變。這樣，他們決定采用摩爾根從哥倫比亞大學帶到加州理工學院來的一种真菌——紅色面包霉。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紐約植物園那位精明而固執的B.O.道奇博士曾勸告摩爾根把這真菌帶走。道奇博士曾被紅色面包霉沒有按當時流行的遺傳學理論來排列它的子囊孢子而難住，他竭力慫恿摩爾根對紅色面包霉進行研究，說這是比果蠅更理想的實驗材料。摩爾根終于答應把一些已經混雜的菌种給了一個青年研究生卡爾·C.林格倫。林格倫動手研究：弄清了紅色面包霉的許多遺傳規律。現在，比德爾和塔特姆認定這是种理想的材料。原因有三：一是經過林格倫的研究，其遺傳規律已大体弄清，二是用X射線或紫外線照射孢子很容易誘發突變，三是這种真菌將在一定的基本培養基上生長，而培養基上沒有的其它所需物質自己可以合成，所以，生化突變体由于在這种培養基上無法生長而容易識別。然后，在培養基上加入不同物質，觀察哪种物質能刺激它生長，這樣就可以進一步鑒定出突變体是哪一种營養缺陷型。他們用輻射處理，誘發了380個突變体，然后讓這些突變体交配，對68000多個子囊孢子進行了檢查。最后，這項研究產生了“基因指導□的合成，而□又控制特定的生化反應”這一概念。1958年，這項研究為遺傳學贏得了第三次諾貝爾獎（第二次諾貝爾獎于1946年給了馬勒）。 事實證明，加利福尼亞正是摩爾根期望的天堂，來此不久他就過上了舒舒服服的生活。家里只剩下湯姆和莉蓮夫妻倆；孩子們都已成人。霍華德碰了些釘子，現在已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同一位名叫伯納丁.巴克的女同學結了婚，當上一名成功的工程師。伊迪絲1928年夏天從布林莫爾學院畢業，嫁給一位科學家道格拉斯.惠特克。他原來就是這一家的好朋友，后來當上了一個科研机构的行政負責人。同年，兩個小女儿莉蓮和伊莎貝爾中學畢業，都在加利福尼亞上大學。伊莎貝爾上的是斯坦福大學，莉蓮上的是波莫納大學。她倆一有机會就回帕薩迪納家里來。波莫納离家近，莉蓮差不多每個周末都回家。斯坦福遠一些，沿海岸更靠北，所以伊莎貝爾回來得少一些。全家老小，包括最大的孫子，大多數夏天都在伍茲霍爾的大公館里度過。 湯姆和莉蓮買了一座漂亮的古式大平房，原是由一家西班牙地主修建的，座落在圣帕斯夸爾大街1149號。遠從紐約運來的全套別致的桃花心木家具擺在加利福尼亞這寬敞明亮的房間里，顯得格外舒适宜人。那架從紐約家里運來的自動鋼琴，經繞道南部海岸一路顛簸，內部受了致命的創傷，但摩爾根仍然像老朋友一樣把它安排在新居里。紐約那張小台球桌已換成了一張標准的台球桌。生物學實驗室就設在街對面。加州理工學院把這幢房所在的那一大片地買下一部分，建成了溫室。于是，摩爾根恢复了在紐約對開始的老習慣，每天下午回家路上定要停下來給莉蓮摘一朵最漂亮的紅玫瑰。上午他們一道去實驗室上班，不過摩爾根現在搞的工作是雙肩挑，既有科研，又搞行政，而往往以行政為主。午飯在家一起吃。起居室頭頂上跨著几根大樑。這座房屋類似三合院，他們飯后坐在小院里晒太陽。摩爾根一面看書，一面抽著15美分一支的大雪前。 照莉蓮1933年給她女儿寫的信中的說法，一天下午，摩爾根正坐在院子里看一本當年最流行的惊險小說《安東尼落難》，悠然自得，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但事實是發生了一件大事。家里收到了一份電報，說正值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托馬斯.亨特.摩爾根由于對遺傳的染色体理論的貢獻而被授予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來得很突然。在這之前，摩爾根因同樣的工作已兩次被提名。第一次是1919年由羅斯·哈里森提名的，第二次是1930年由當時任奧斯陸大學校長的奧托·莫爾博士提出的。莫爾說提名之所以未被通過，是因為遺傳學既不屬于生理學，也不屬于醫學。過去，除開兩次例外，這個領域的獲獎者不是醫生就是醫學院教授。摩爾根當然兩者都不是，雖然1933年蘇黎世大學的确曾授予了他榮譽醫學博士稱號。第三次提名摩爾根的是卡爾·蘭茨泰納。他是免疫學家、內科醫生，而且他本人也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早些時候曾求助于摩爾根（雖然他主要是從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那里得到幫助）對他同萊文在1927年發現的MN血型進行遺傳分析。 摩爾根出現在電影的新聞簡報上，他顯然心滿意足，但也有几分靦腆，對于這項榮譽，他的態度很是謙遜，他經常說，光榮應歸于整個實驗生物學，而不是歸于個人。听說獎金本是要授給蠅室集体，但蠅室的主要工作人員是四個，而集体獎不能超過三個人。摩爾根內心也承認他的研究工作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于是把這免稅的4万美元獎金平均分給他自己的孩子和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的孩子（但未分給馬勒的孩子）。他也未加任何解釋，比如，他給斯特蒂文特的信中只說，“現隨信寄上一點錢，是給你孩子們的。”（但听說布里奇斯并沒有把這筆錢分給孩子，而是用來買了一輛新轎車。） 摩爾根放棄了參加12月10日諾貝爾誕辰那天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盛大宴會的机會。他的借口是，“鑒于這里正在籌組一個新的生理學研究中心，加之不久就要開展遺傳學的生化研究，本人實在無法抽身。”無疑還有一個因素，他不喜歡衣冠楚楚、刻板正經的場合。說不定還有第三個原因：當時重新發現了果蠅和其它一些蠅類幼虫唾腺中的巨型染色体。自然界為遺傳學提供的這种奇特的染色体比通常的染色体大2000倍。實際上巴爾比尼早在1881年就報道過這种現象，但被人遺忘了。先是海茨和鮑爾于1933年1月宣布重新發現了唾腺巨型染色体，同年12月佩因特作了同樣的宣布。正當這個節骨眼上發現巨型染色体，使摩爾根寫一篇接受獎金的答謝辭也煞費躊躇，更不用說當眾宣讀了。摩爾根學派對遺傳的染色体理論的貢獻多半是推論出來的，主要是基于對遺傳現象的研究，很少直接接触到染色体，甚至連有關互換的細胞學證据都還不是最后的定論。但到了這時，科學家們不再要絞盡腦汁去解釋果蠅身上那些細小的、未分化的中期染色体中發生的細微變化，他們可以直接用肉眼可見的唾腺巨型染色体的切片把它們辨認出來。這些巨型染色体上有著無數橫紋，人們可以借此證實或推翻連鎖圖和假想的染色体缺失、重复、倒位等現象。摩爾根學派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新的資料將會推翻摩爾根對染色体的論斷，還是會證實它？摩爾根能否保住他顯赫的地位？ 摩爾根告訴諾貝爾獎金委員會，說他樂意于次年夏天去瑞典。1934年4月，摩爾根夫婦啟程去紐約，然后帶上女儿伊莎貝爾取海路去倫敦，經過奧斯陸時拜會了莫爾夫婦，最后到了斯德哥爾摩，出席專門為他舉行的歡迎儀式。到這時，結果已經有了。摩爾根的研究工作雖然有些細節還懸而未決，但總的說來還是得到了肯定，于是，在他的發言中主要介紹了過去十二個月里的發現。不過，在他的講話原稿中（時間當是1934年6月）沒有談到連鎖圖。他很可能還不放心，怕連鎖圖不夠准确。 他的講話拖到第二年7月才在美國發表，刊登在一本當時不太著名現在已經停刊的名叫《科學月刊》（第41卷，第5-18頁）的雜志上。把這雜志上的文章同他講話的原稿作一番比較很有意思。我們看看摩爾根塞進了些什么東西。他加進了連鎖圖，因為這些圖的准确性已再沒有疑問。但他在原來的講話和過后的文章中都沒提到斯特蒂文特。他還加進了巨型唾腺染色体的新圖片，其中包括1935年2月發表的第四染色体（見圖6）。不管摩爾根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加進這些東西使人產生錯覺，好像在1933年時，海茨、佩因特、布里奇斯三人在巨型唾腺染色体的研究上是并駕齊驅的，而實際上顯然是佩因特領先。羅伯特·奧爾比博士是個嚴謹的作家，寫過一本精彩的遺傳學發展史。他以為卡斯珀森等科學家1933年曾在斯德哥爾摩最先見過摩爾根提供的圖片中的肉眼可見的基因。其實并沒有那回事。 摩爾根講話的題目是《遺傳學對醫學和生理學的貢獻》，但他講醫學并不熱心。他自己很清楚，除了提供過遺傳學咨詢以外，其他是談不上什么貢獻的。雖然他的講話稿是在阿爾伯斯·弗林博士的實驗室近旁寫的，而弗林這時正好發現了苯酮尿症，并且正在進一步研究它的生化机制，但摩爾根既沒有提及這种遺傳性疾病，也沒有談到它的生化遺傳學机理。他同樣沒提到阿德里安·布萊爾作出的關于唐氏綜合症是由不分离現象引起的這一輝煌論點（布萊爾1932年就提出這一看法，但直到1949年才開始受到重視）。 摩爾根同美國大多數遺傳學家一樣對醫學不感興趣，他們最初還极力反對戰后建立的人類遺傳學會和出版有關的刊物。對于摩爾根來說，他對醫學的這种成見還不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當他的女儿伊莎貝爾得了開放性咽扁桃体結核時，托維·莫爾博士（她剛當上內科醫生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建議說，孩子應找個大夫看看。但摩爾根沒听她的意見。他說：“啊，不要緊的，你就是我們的大夫呀。” 不過，摩爾根的講話的确含有精彩內容，對基因調節的可能的机制講得頭頭是道。 在遺傳學的論著中，雖然有時沒有明确說出來，但一般從字里行間可以領會到，作者們往往認為所有的基因自始至終在起作用。假設果真如此，又假設個体的性狀是由基因決定的，那么，軀体的細胞為什么不全是一模一樣？ 我們再看看卵發育為胚胎的過程，這里同樣有矛盾。卵看上去好像是個無特定功能的細胞，它必然要經歷一系列預定的變化再分化出各种器官和組織。卵每分裂一次，染色体則縱向裂為完全相同的兩半。每個細胞里包含的基因是相同的。那么，為什么有些細胞變成肌肉細胞，有些變成神經細胞，而有些依舊是生殖細胞？ 在19世紀末，這些問題的答案好像比較簡單。卵內不同部位的原生質顯然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据當時的看法，這种差异決定著每一部位細胞發展變化的方向。 這樣一种觀點同樣認為所有的基因一直在起作用。發育過程的最初几步是相同基因的產物与卵的不同部位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似乎為發育過程勾畫出了一幅令人滿意的圖景，即使它未能對這類相互作用作出科學的解釋。 但是，還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觀點。可以想象，基因分成若干組，各組一個接一個依次起作用，就像胚胎經過不同的發育階段一樣。這种順序可以設想為一連串基因自動啟動。這一假說未經證明，回避了整個胚胎發育的問題，所以不能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情況可能是這樣：在卵的不同部位里，其中的原生質可能同細胞核內的特定基因起反應；在某一部位，一些基因受到較多影響，在另一部位，另有一些基因受到較多影響。這樣一种觀點也可能是一种用以解釋胚胎的細胞分化的純形式的假說。發育的最初几步也許會是在卵的局部构造內發生的。 這樣，基因反應的第一個結果是影響它們所在細胞的原生質，而受到影響產生了變化的原生質又反過來作用于基因，使另外几組基因進入活動狀態，如果真是這樣，就會為發育過程描繪出一幅令人滿意的圖景。 摩爾根之所以离開哥倫比亞大學，原因之一是他已到了強制退休的年齡；這一點加州理工學院的院長是理解的。在聘用摩爾根的時候，他本人也已年過六旬，他當時打算還要在科研和行政崗位上再干二十五年。他也果然于了那么久。他最初同摩爾根有過這樣的協議：摩爾根將擔任新成立的生物學部主任，任期五年，1933年到期。到那時，他可以退休，或者理事會可以請他退休。但到了1933年摩爾根想繼續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他對生物學部工作的進展感到不滿意。但理事會對摩爾根的工作是滿意的，當然，也對這個生物學部日益增長的名气大為滿意，所以同意了他的要求，延長聘期五年。到1938年，他已經七十二歲，又要求再干四年，也得到認可。只是到了1942年，他已是七十六歲高齡的老翁，才退了下來，成為名譽主任和名譽教授。 摩爾根的職務暫時還無人接替。1942-1946年間，斯特蒂文特以生物學委員會主任身份主持生物學部工作。1946年，喬治.比德爾從斯坦福大學回來，任生物學部主任，直到1961年他才离開加州到芝加哥大學任校長。 摩爾根退休以后，街對面校園里他原來的辦公室仍然屬他所有，實驗室里也保留了他原來的位置。加州理工學院買下了科羅納·德爾馬海洋生物實驗站，在摩爾根指導下裝備起來，現在成了他在加州的伍茲霍爾。每逢星期天，有青年教師開車送他到那儿去，大約有一小時路程。但其余六天他都在加州理工學院實驗室里工作。 果蠅研究的世界中心早已隨著摩爾根遷至帕薩迪納，現在這項工作仍在繼續，但沒有它的創始人參与。當需要對遺傳學做新的總結時，斯特蒂文特和比德爾執筆寫了一本新書，書名《遺傳學導論》。這是一本寫得极好的書，至今仍在重印。霍爾丹臨去世時寫了一篇評論，稱它是迄今對經典遺傳學做的最好說明。斯特蒂文特、布里奇斯和加州理工學院另外好多遺傳學家，甚至包括摩爾根夫人，都一如既往，繼續進行大量的果蠅實驗。但摩爾根本人已把精力用在其它工作上。也許，他之所以愿意這樣轉向，就像他決定出任行政領導人一樣，部分原因是他感到果蠅研究已對遺傳學做出了最大貢獻，再沒有什么發展潛力，擺在面前要做的新工作應是物理學、化學和群体遺傳學這几個方面。 在加州理工學院開展這樣的研究工作，是摩爾根親手為它搭起了舞台，但他自己并非任何時候都感到高興。柯特·斯特恩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遺傳學家到加州理工學院講學，他用數學方法證明了A.B.O血型的位點上有三個等位基因。報告結束后，摩爾根問，不用數學方法，只用譜系分析，是不是也可能得出同樣的結果。伯恩斯坦气沖沖地回答，也許有可能，但事實上不是！ 但是，憑著他十拿九穩的直覺，他能識別他自己不一定很理解，甚至不一定很喜歡的東西的价值。加州理工學院不斷吸引著全世界最有才干的科學家。例如，馬克斯·德爾布魯克1937年到加州理工學院工作。他后來寫道，“我之所以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是因為它的果蠅遺傳學有支很強的隊伍，是因為它對我在科學上的興趣愛好抱有同情態度。”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繼續給他們的果蠅染色体圖，比德爾開始了紅色面包霉的研究，德爾布魯克由于埃默里·埃利斯的幫助，選中了一种更小的生物——一种細菌病毒：但摩爾根本人卻轉向了許多他在本世紀初就研究過的形体大得多的簡單生物，探索再生与分化這類基本問題，特別是性分化問題。這段時間他研究了蠑螈隨季節而變化的第二性征，研究了海盤車類動物的臂的再生現象，研究了不同生態型的鼷鼠之間的雜交，也研究了一种叫金龜甲的昆虫体色突然變化的現象。他最后進行的一批實驗又回复到他最早搞的那一類，其中也包括被他稱為他的“神圣的玻璃海鞘”。有一天，在討論玻璃海鞘的自体不孕問題時，摩爾根說，酸化海水可以克服自体受精的障礙，弱酸可能比強酸的效果好。因為實驗室里沒有現成的弱酸，摩爾根從他的午餐盒里取出一只檸檬，擠出果汁，度量以后，加進盛有玻璃海鞘卵的海水盤里。他臨死時仍在進行的實驗依然是玻璃海鞘的自体不孕問題，結果在不止一對染色体上發現了若干對自体不孕基因，它們之所以使玻璃海鞘自体不孕，是因為它們使卵的表面產生了一層蛋白質。 摩爾根繼續發表一篇又一篇論文，但他出的最后兩本書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胚胎學与遺傳學》一書有點像是分頭討論這兩個題目。這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玻璃海鞘不适宜用來做遺傳學研究，而果蠅又不适于胚胎學研究。1932年，他發表《進化之科學原理》一書。盡管當時霍爾丹、費希爾、賴特用嚴密的定量的方法，而不是用描述的形態學的方法對進化問題作了大量研究，但摩爾根的這本著作對數學問題卻只字未提。 摩爾根用了一章的篇幅討論獲得性狀的遺傳問題。但他作了這樣的解釋：“對于一种受到人們廣泛贊賞的學說，我花了那么多時間去介紹那些否定的批評意見，實在有些令人喪气。有時候，好像人人都想要相信獲得性狀确實可以遺傳。這中間有點神秘，使人帶上主觀的感情。但是，如果我們不愿意受自己感情的愚弄，那么，作為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摧毀那些有害的迷信，無論它對那些缺乏經驗的、不懂科學所要求的嚴格方法的人們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他又說：“人類有兩种遺傳過程，一种是物質的，通過生殖細胞保持連續性；另一种是精神的，上一代通過示范或語言（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把經驗傳遞給下一代。”寫到這里，他避開了优生學，鼓吹起文化傳統：“人天生自由、平等這個原則理應包括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儿育女。” 1934年《進化之科學原理》再版時，他加了一章，包括自己在諾貝爾獎發獎儀式上講話的一半，雖然它与進化問題風馬牛不相及。 摩爾根一直身体很好。1931年秋，他六十五歲時在一次車禍中受了傷。擋風玻璃刺入了他的背部。一位過路的名叫利昂·貝克的醫學院學生把這片玻璃留在他傷口內不取出來，用以減少出血。后來，貝克遇到經濟困難時，突然得到一筆獎學金。這筆神秘的獎學金就像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系學生有時得到的獎學金一樣，弄不清是從哪儿來的。這是后話。摩爾根受傷后，受到兩個月疼痛、出血的折磨，加之還被強制休息，使得他很痛苦。元旦以后他才得以恢复工作，而且在几個月內還得限制活動量。因為工作中斷而苦惱的人本來就為數不多，而摩爾根的苦惱尤甚。 摩爾根只得過一种慢性病，也就是十二指腸潰瘍。他身上一切不适都要反映在胃上。有几樁事常弄得他疲于奔命，應邀講課便是其中一件。經常有人邀他去作學術報告。雖然酬金很高，但他大多謝絕了。有一次，他要去斯坦福大學作報告，但感到很緊張。他女婿道格拉斯·惠特克讓他喝點酒，但只找到一只大杯子，容量達8盎司。惠特克一面斟酒，一面問他“行了吧”，但摩爾根總不開口。然后，他竟把那8盎司威士忌一口气倒進肚里。惠特克大為惊惶。摩爾根叫這年輕人放心，說沒問題，“我的酒量自己知道。”接著，他去作報告，講得很精彩。 摩爾根從來不抱怨他工作緊張、既不叫哪里痛，也不說哪里不舒服，但莉蓮根据他的飯量判斷他在大學的一天情況如何，她也根据他胃病發作的情況估量他的不同著作的价值。就像其它許多事情一樣，在摩爾根家里，他的緊張和由此引起的腸胃疾病大家都矢口不提，但都心照不宣。 1945年，他胃潰瘍大發作，但他還是樂呵呵的，不承認胃痛，也不承認有大病，但到了11月，胃開始出血。他被送進帕薩迪納亨廷頓紀念醫院，孩子們也被叫了回來。12月4日因動脈血管破裂而死亡。他的遺体被火化。沒有舉行公開的追悼儀式，只有几個在帕薩迪納的朋友舉行了集會。在紐約也舉行了個類似的聚會。 莉蓮對湯姆的死很淡泊。她輪流在孩子們家里住了些時日。霍華德和伊迪絲都成了家。伊迪絲又回到學校當上了理療醫師。二女儿莉蓮是防疫保健醫務工作者，嫁給了一個叫亨利.W.舍爾普的科技人員。小女儿伊莎貝爾已讀完了微生物學博士課程，那時在巴爾的摩研究小儿麻痹症。1946年，她證明給猴子做免疫處理是切實可行的。這是一項重大成果，是小儿麻痹症研究上的里程碑，接著就該解決人類能不能預防小儿麻痹症的問題了。媽媽同伊莎貝爾住了儿個月，但不愿久呆。她說，她不愿妨害女儿的婚姻大事。（這個女儿后來确實結了婚，嫁給一個名叫約瑟夫·芒廷的科學家，而芒廷先生總愛開玩笑說伊莎貝爾是看上了他前妻生下的小儿子吉姆。伊莎貝爾婚后收養了他。） 莉蓮又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對面的公館里，繼續搞她的實驗室工作。1952年她病得很厲害，但她一直不在乎。最后，孩子們強迫她換了個醫生看病。經診斷她患了腸癌，病情發展很快。她不是痛覺不靈敏，就是像摩爾根一樣不愿承認有病。她在病床上寫完最后一篇論文。她不相信一個軀体到了已經不能自支的時候還有什么辦法能把它扶起來。于是就听其自然。當她的生命顯然只剩下儿分鐘的時候，醫生問她有沒有什么話要說。她回答說：“沒有。我認為誰都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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