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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鄉野童年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頭虫”……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游戲上……這些游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斗精神和爭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后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准備,但這對于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只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座房子圍篱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約只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价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發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沖天,一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里拉到井邊,然后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惊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記在腦細胞里,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父母親那儿听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歷,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于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兩層高的大浮腳樓里出生的。這座浮腳樓屬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號,對面是武吉知馬河。那時我母親蔡認娘16歲,父親李進坤20歲。他們的父母在一年前給他們撮合了婚事,雙方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夸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挂賬就行了。他在圣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据父親說,他修完初級學校文憑課程后,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后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產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為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能在蜆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歷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于漢民族,發源于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南其他省份。由于南遷較遲,只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根据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記載,他于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線,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后從那儿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后,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先生息的村落,給自己蓋一座大宅院,并以鄉紳的姿態出現。可是,曾祖母卻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國。他在中國娶了第二個妻子,蓋了座大宅院,后來還捐了個小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著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畫里的房子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筑,屋頂舖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麗壯觀。可惜這幅畫遺失了,不過曾祖父的畫像還保存著。
  我的祖父李云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于新加坡。据父親說,祖父在萊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离開學校后,找到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几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這艘輪船來往于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于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邱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儿法庭發出的一份日期為1899年3月25日的荷蘭文文件,同意讓16歲的邱念娘嫁給26歲的李云龍。文件還注明兩人的婚禮是在1899年3月26日舉行的。
  父親于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于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后裔關系,他卻成為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多。黃仲涵委任他為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面的業務。他几次告訴我,黃仲涵异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万元,捐給萊佛士學院作為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父親在家里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只是個富家子,沒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間,樹膠价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產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机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產買賣,并擁有几座巴剎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涂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凌亂的大宅子里。不過,每逢學校假期和周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机長日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歷講給我听。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持紀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取個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時候,家里請了一位對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繪我取個吉祥的名字。他建議取KuanYew二宇。這是方言發音,華文寫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對英國人的仰慕,給我多加了一個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變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別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教名。后來我上學讀書,總覺得自己是個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這樣一個洋名。所以,當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時,我說服父母親不給他取教名,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基督教徒。他們倒肯接受我的意見。
  雖然祖父喪失了錢財,不能在生活和衣著上保持時髦的作風,但是他到底還有一些過去留下來的財物。例如那套美觀堅固的家具,是本世紀初葉羅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從英國進口的;又如那裝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櫥柜,可供擺放藝術品;再有那些小櫥和衣櫥,櫥門還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櫥,一直到今天還保留著。他也保存著裝在美麗的銀色相框里的照片:儀態端正,穿著像個英國紳士,有夾襖、老式領帶、硬領,穿條紋長褲,鞋子上還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個講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簡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調,燒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鮮美多汁,再調以剛磨碎的豆蔻,伴著炸成金黃色但不油膩的薯條一起吃。對油膩,祖父是特別注意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奮斗成功的人,也是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外祖父沒受過正規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長或華族糖王打過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誕生在新加坡一個來自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經過一番刻苦奮斗,省吃儉用把錢儲蓄起來之后,看准時机,投資在樹膠和房地產而致富的。
  他連續娶過三個妻子。頭兩個先后謝世,第三個就是外祖母梁亞順。她是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健壯的客家婦女,來自荷屬婆羅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講的是客家話和印尼馬來語。她跟外祖父結婚時,是個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她的第一個丈夫,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總共給蔡家生了七個孩子,在1935年离開人間。外祖父則于1944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撤手歸西。
  我母親是這樁婚姻的最早結晶。1922年在她15歲結婚時,兩家的財力還算不錯,她甚至有個小丫環陪嫁,作為嫁妝的一部分。這個丫環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腳,同時給女主人穿鞋脫鞋。等到我四五歲開始懂事時,所有這些財富的象征,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記憶,卻殘留在我的舊照片中——我穿著從英國進口的過度講究的西式童裝,或是坐在价錢不便宜的童車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樓的住家,是一座磚木結构的大浮腳樓,分成兩部分。他和第三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這座浮腳樓里。我母親作為長女,跟父親和五個孩子占用了一間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讀書,父母親很擔憂。于是母親給慶喜舅父一項任務,要他每天監督我准備隔天的功課。這樣,每星期三次,晚餐過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個小時。就連當時的我也覺得在几個舅父當中他最沒有學問,可是居然奉派來監督我做功課,那是多么荒謬啊。我也說不出這樣的監督對我有什么好處。可是他畢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華裔家庭通常是很講究輩分的。
  在一個傳統的華裔家庭里,結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為社會所容。因為女儿的子女屬于外孫,不能成為外家的成員。不過,在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人當中,女儿住在娘家卻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家庭是一個相當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時也免不了會發生摩擦,那多數是由孫儿們的頑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七個表弟妹一起長大的。由于他們年紀比我小,因此我經常去跟鄰近村落的華族漁民和馬來人的小孩玩游戲。這個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對面的一條小巷里,有二三十間用亞答葉或鋅板蓋頂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漁民在大約200米外的實乞納近海捕魚。捕了一天的魚后,他們會把綴上一個個軟木浮子的漁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漁网。這种液体是用一种紅樹的皮榨出來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頭虫”。這种虫的習性很怪。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時,它便會磕頭似地敲響火柴盒,發出“托托”的聲音。我們的樂趣就在看誰的“叩頭虫”發出的“托托”聲最大。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游戲上。
  我們斗打架魚。我們通常在樟宜路兩旁的淺溝里抓打架魚。抓魚時用的是一种用柳條編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來搬運泥土,我們卻用它來抓魚,然后把魚裝進玻璃瓶子里。打架魚身長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紅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鰭張開,展現出耀眼的紅、橙、藍三色,异常美麗。我們把兩個各裝著一條打架魚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兩條魚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發出來了。接著,它們仿佛跳起戰舞,拍打著鰭,擺出准備戰斗的姿態。這時候,我們便把這一條倒進另一條的玻璃瓶子里,讓它們廝殺到其中一條慘敗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奪目的色彩頓時消失。打胜的那條魚的主人,把打敗的那條當戰利品,其實并沒有什么戰利品可言,因為它全身傷痕累累,不但鰭被咬斷,連身上的肉也一大塊一大塊被咬掉。經此一敗,它的戰斗精神很難恢复過來。
  我們也斗風箏。我們用兩根細長的竹片和特別的風箏紙,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風箏。要做一只輕盈而能操縱自如,又均衡得當,不會側向一邊的風箏,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們把風箏線拉在兩根木杆之間,把摻了碎玻璃的漿糊小心地涂在線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礫狀,涂在風箏線上時,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斷對方的風箏線。斗風箏的目的就在于此。斷線的風箏飄落地面時,誰撿到就是誰的。后來,我在劍橋大學念書時,才得知羅馬法把這樣的風箏稱為“無物主的財物”。
  我們比賽陀螺。陀螺是從店里買來的,最貴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經得起對手陀螺的撞擊,不會留下任何深凹痕。為了增強陀螺的防衛力量,我們用銅制圖釘給陀螺的外表釘一層裝甲,使它能擋住對手的攻擊。
  我們也比賽彈子。在一片堅實的沙地上,我們挖三個排成一線的洞,以便輪流把彈子彈進每一個洞里。比賽的時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彈子放在适當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彈子彈出去。你也可以攻擊對手的彈子。如果彈子靠近洞口,你盡可以用自己的彈子大力把它撞開,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彈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這种彈子一經撞擊,很容易裂成兩半。只有貴的那种,是用堅硬的石塊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這些游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斗精神和爭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后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准備,但這對于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訓練。何況我們并不軟弱,也未被寵坏。當年我沒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孫子卻樣樣有。他們所穿的輕便運動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還裝上電池和燈泡,能夠發出綠色、琥珀色和紅色的閃光。我這一代人所穿的是簡單的樹膠底帆布鞋,每雙四五角錢,多數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來,霸打鞋公司生產了一种質地較好的膠鞋,每雙一塊錢。每年正二月華人農歷新年到來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運的話,父母親就會到密駝路的鞋店給我買雙質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內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紙板充數的。如果皮鞋給淋得透濕,就會扁松開來。
  當年的世界比較簡單。我們不窮,也不富裕。我們沒有大量的玩具,更沒有電視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閱讀和發揮想象力。這對我們的求知大有幫助。可是當時沒有那么多的圖書可供儿童借閱,而且書的价錢又很貴。我通常購買廉价的惊險小說,并追讀哈里·沃頓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爾斯的奇遇故事。每個星期五,我總是怀著熱切的心情,等待從英國開來的郵船開進丹戎巴葛碼頭。郵船載來英國的雜志和畫報,這些出版物的价錢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長大時,我便開始利用萊佛士圖書館。每次從那里借來的書,可以閱讀兩個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態度閱讀,但是比較喜歡西部小說,不大喜歡偵探小說。
  談到度假,我們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樹膠園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個星期。我們乘坐牛車從樟宜路前往樹膠園。牛車由兩頭牛拉著,負責赶車的是外祖母的園丁。牛車的木輪用鐵圈箍著,但沒有消震器,所以車子在布滿轍印的泥路上行走時,總是顛簸得很厲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當我搭乘協和客机,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從倫敦飛越大西洋到紐約時,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誰体驗過乘坐牛車的樂趣。
  我們三餐吃得比較簡單,也比較健康。當時沒有漢堡包和意大利餡餅之類的快餐,也沒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許經營的餐館,更沒有外國的小甜餅,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點。每年一次,母親和阿姨們為了准備農歷新年除夕和往后兩個星期的節慶所需,會一連几天烘制糕餅,然后把一個個玻璃瓶裝得滿滿的。當年也有本地生產的“和和”餅干,是仿制英國亨特利和帕爾默餅干厂的產品。至于英國餅干,只有英國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們都吃得飽,從沒挨過餓。在我記憶中,當年在家里,在漁村里,或是后來(1930年一1935年之間)在直落古樓英校里,都沒見過肥胖的孩子。

  母親是個勇敢的女人

  儿時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滿歡樂。父親偶爾會怀著惡劣的心情回家來,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華游泳會會所賭21點或其他紙牌輸了錢。他要母親把一些首飾給他,讓他典當后再回去碰碰運气。這時候,兩人會發生可怕的爭吵。父親有時變得很狂暴,但母親卻是個勇敢的女人,無論如何都要保住父母親給她當嫁妝的首飾。她性格很堅強,精力充沛,足智多謀,15歲出嫁太早了。在她那個時代,女人的任務就是做個賢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撫養成未來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輕易就能成為精明能干的商界執行人員。
  她窮盡一生的精力撫養孩子,讓他們受良好的教育,成為自食其力的專業人士。為了孩子們的遠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對抗。我和弟妹們深知她為我們作出了不少的犧牲。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盡我們所能,做到無愧于她,更不辜負她對我們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長子,在我稍大時,她便開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決定。所以說早在少年時代,我便成為事實上的家長。這倒教會我平時遇事如何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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