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泛生論假說。繼續為達爾文主義而斗爭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達爾文把《物种起源》看作是一部“巨著”的摘要。《物种起源》仿佛宣告了他的學說，并對他的學說的一些論點提供了說明和例子，但決沒有證明它們，任何人都可以引證許多別的例子，那些例子單個地來說似乎可以駁倒這些論點。這里缺少達爾文在二十年間從事物种起源問題的研究所搜集的、并据此得出他的結論的大量材料。這就是為什么在六十年代，達爾文除了再版《物种起源》外，首先著意的是這樣一些著作，這些著作能夠詳細證明他在《物种起源》中在他看來只是簡單勾畫出其輪廓的東西。于是，他的巨著之一《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就成了實現他早已夢寐以求的計划的開端，他計划把他的選擇論和進化論連同各种說明“贊成”和“反對”他的理論的事實一并提出來。難怪親自見過達爾文的俄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弗·奧·科瓦列夫斯基，在出版他的俄譯本《動物和植物的變异》（還是根据達爾文寄給他的校樣譯出的）時，增加了英文原文沒有的小標題：“《物种起源》，第一部”。這清楚地證明，達爾文想分許多冊出版擴充了的《物种起源》，以詳細研究他所搜集的各种材料。 另一方面，批評自然選擇理論的人們，特別反對選擇不能說明生物构造上很多他們以為毫無用處的細小的特征。因此，對達爾文來說，用一些例子表明极細小的器官的用處則是一項令人神往的任務。蘭科植物的花給達爾文提供了這樣的例子。他以极大的興趣研究這些花和這些花憑借昆虫授粉的器官；他終于寫成了一本小書，在一八六二年仍由穆瑞出版，書名是《蘭花借助昆虫傳粉的各种器官》。 曾引起十八世紀植物學家們興趣的關于植物是否有性別的這一爭論，到十九世紀初，這場爭論才以承認花有雄性和雌性而宣告結束。但是，卡麥拉利斯認為，雌雄同体的花總是自花受粉的。而考爾魯特在一七六一年最早主張，許多花只有憑借昆虫才能傳粉，而且只有能變成蜜的花才能把昆虫吸引過來。 一位中學教師斯白倫格爾，在他的《在花的构造和授粉中揭示出來的一個自然秘密》（1793）一書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作者在該書中對花由昆虫傳粉的各种器官進行了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當時沒有引起注意。但是，英國大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知道有這本書，他還把它推荐給達爾文，雖然他自己認為斯白倫格爾的思想是空想的。達爾文早在一八三九年，甚至早在一八三八年夏天，就開始獨立地觀察花憑借昆虫進行异花傳粉這一現象，因為“關于物种起源的想法”使他得出了一個結論：雜交在保持物种類型的穩定性上起著重要的作用。一八四一年；他以极大的興趣讀完了斯白倫格爾的書，認為該書充滿了真理，雖然“有一部分是無稽之談”。不管怎樣，他對植物憑借昆虫傳粉的問題所產生的濃厚興趣早就有了，早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他在《園藝者紀錄報》上就發表過兩篇關于這個問題的短文。就在那個時候，他得出結論：“有一些非常巧妙的器官來阻止柱頭得到它自己的花粉，而且看來只有根据雜交比自花授粉有利益的理論才能對這种情況加以解釋。”一八六○年夏天和一八六一年夏天及秋天，他開始興致勃勃地研究花憑借昆虫進行傳粉的器官，特別是蘭花的傳粉器官。 雖然考爾魯特和斯白倫格爾都承認并觀察花憑借昆虫進行异花傳粉的現象，但是他們遠遠沒有想到對花來說异花受精比自花受精要好。而達爾文一開始就產生了這种想法，這是因為雌雄同体的動物永遠是异体受精，雖然看起來自体受精比較容易。他開始怀疑，在花的构造中會出現這樣一些不僅對于把一朵花上的花粉傳到另一朵花的柱頭上有好處的器官，而且也會有阻止自花受精的器官。他從研究英國植物區系的花開始，進而研究許多熱帶蘭科植物的花。物种憑借選擇發生后天變异的思想是他的指導思想：所有蘭科植物盡管有共同的特點，但是花的构造很不相同，而且所有這些特點，看來都是憑借昆虫進行异花受精和阻止自花受精的非常精巧的器官，在這里，自然選擇的作用在他看來同樣是勿庸置疑的，就象啄木鳥有著适應爬樹干和吃針葉种子的器官一樣。 他在一八六○年六月給虎克的信中寫道：“您說，植物的這种器官是很少能看見的。不久前，我首次研究了一种普通的歐洲紅門蘭屬，所以我說，我認為花的每一部分的器官是十分精致而明顯的，甚至比啄木鳥的一些器官還要精致。 真是如此，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种普通的紅門蘭屬的花吧。在它的构造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花冠的唇瓣，昆虫落在上面就力圖鑽入蜜腺中去。在花冠房的后面，緊挨著唇瓣的是柱頭，而在柱頭的正頂上是兩簇變成所謂蕊喙的花藥，花藥几乎呈球形，稍微突出在柱頭的上面。花藥中的花粉囊由匯合成兩根通向蕊喙的花梗的細絲聯結在一起，在蕊喙處，兩根花梗的末端就是由蕊喙底部一些帶黏性物的塊形成的花盤。這种粘性物被浸在液体里，并且外面被蕊喙的一層薄膜包著。只要用一种東西，例如鉛筆輕輕触動一下，或者竭力鑽入蜜腺的昆虫用頭触動一下，蕊喙的薄膜就會按一定的線條破裂；那時，薄膜下面的小塊就卷起來，粘盤就牢牢地粘住那個東西，而且很快就在空气中凝固，變得象水泥那樣堅硬，如果把撥動的鉛筆收回來，那么鉛筆就會把花盤、花梗和花藥一起帶出來。 花藥也同樣會牢牢地粘住鑽入蜜腺的蝴蝶的喙，外殼順著蝴蝶的喙也會破襲，而露出一些花粉囊。剛剛粘上的大量花粉起初在花梗上垂直地附著花粉所附著的物的表面，但過了半分鐘（這個時間對于昆虫飛到另一朵花上來說足夠了）后，由于花梗的圈特別縮小，花梗上的花粉順著蝴蝶的喙向前傾，并且必定會落在昆虫所要落在另一朵花的柱頭上。 達爾文在該書中描寫了各种紅門蘭屬傳粉的器官后，又描寫了其他蘭花科，如英國的和熱帶的蘭花，傳粉的器官很不相同。盡管這些花和他們的傳粉器官大不一樣，但是達爾文相信羅伯特·布朗提出的簡單的示意圖，是蘭花的花的构造的基礎。羅伯特·布朗教導說，由于蘭花屬于單子葉植物，所以它們的花是由三個萼片，三個花瓣，分成兩個圈的六個花藥和三個雌蕊組成的。雖然經常起作用的只是由外圈中的一個花藥和兩個（有時合成一個）雌蕊，但是，如果通過花的橫剖面圖上的螺旋狀導管的分布情況來判斷，雌蕊中有一個形成蕊喙，外面的花藥中有兩個同花冠下面的花瓣一起組成唇瓣，由內圈中的上面兩個發育不全的花藥构成柱頭喙（或所謂的藥床）等等。在這里，我們姑且不去深究其細節，而只根据達爾文舉出的示意圖就可看到，蘭花的花是由他所指出的十五种器官組成的，即使這些器官發生了很大變化，并且縮小了。 于是，達爾文專心研究了具有兩种器官的大量蘭花：一种是使昆虫能夠把花粉從一朵花傳到另一朵花，另一种是使這些花粉不致落到同一朵花的柱頭上。作為第一种特別不同的器官的例子，我們將談談達爾文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大而且下垂的万帶蘭科中的盔蘭屬花的构造。 這种蘭花的唇瓣的末梢部分變成了一個大杓，在這一杓的上空，有兩個附屬物從唇瓣狹窄的基部伸開來，并且分泌出很多液体，可以看到，這种液体一滴滴地落到總是滿盛這种液体的杓中。這种液体也許和花蜜一樣，但它并不是甜的，也不吸引昆虫。當杓充滿了液体時就從管里溢出，在管上面有一個帶有花粉的空心柱狀物。很可能，傳粉的蜜蜂是由唇瓣的上半部吸引來的，因為它們總是把這一部啃光。并在啃的時候掉進杓里，即掉到液体里，它們只有在懸有長著花粉和樁頭空心柱狀物的地方才能從液体中爬出來。昆虫在使勁爬出時就得到花粉，并且第二次掉進另一朵花的杓后，在那里為自己從杓里開辟一條通路的同時，把大量的花粉帶到柱頭上，這樣就為花傳了粉。 對蘭花的构造和對它們憑借昆虫進行异花受精的器官的研究，清楚地說明了物种起源學說，并且表明，甚至連表面上看來花發生的微小變化都是有益的。根据螺旋狀導管的運動情況，有可能把所有這些不同形狀歸結為一定類型的构造，歸結為一個示意圖，歸結為某种“共同的祖先”，這种可能性吸引著達爾文，以致他在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給虎克寫道：“這個課題使我發生了极大的興趣”。 而在更早以前，在他迷戀于蘭花的研究時，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懶惰的人，因為他為了進行他認為使他開心的“次要的”觀察，丟開了他的主要工作（寫一部“巨著”），因此，他寫道：“對我來說，觀察的興趣比寫作的興趣簡直無法相比，可我感到我內心有愧，因為我沒有醉心于研究公雞、母雞和鴨的變种，卻把時間浪費在這個課題上。” 我們可以看到，達爾文直到晚年，對研究蘭花抱有极大的熱情。十年前《自然雜志》發表了我們所知道的信中最后的一封信，這是他在死前九天寫的１。他在讀完托德教授從衣阿寄來的關于蘭花的著作后，便請這位教授用一個盒子給他寄一些托德描述過的那些蘭花的种子，以便他親自培育出這种植物，親自看到花，并對花進行一番試驗。 -------- １見《自然雜志》1946年6月22日第157卷第3999號。查·達爾文的信是1882年4月10日寫的。值得指出的是，達爾文給托德寫道，他甚至在1882年就打算對蘭花進行試驗。 由下面達爾文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從唐恩給愛沙·葛雷的信中的一段話清楚地看出，達爾文之所以從事研究蘭花，不僅由于蘭花本身的构造美麗和奇异，而是把它作為自然選擇對器官的細小地方影響的實際證据，作為對“敵人”的駁斥。這段話是：“在所有能夠把釘子准确地釘在頭腦里的木匠當中，您确是最好的一個：誰也沒有發現，在我那本關于蘭花的著作中，我的主要興趣是對我的敵人進行側翼攻擊。” 達爾文對如何出版《蘭花》一書曾有點舉棋不定。起初，他想作為《林綱學會會報》的論文出版，后來又決定給《物种起源》的出版者穆瑞，并提出共同分擔該書出版后所造成的虧損風險，因為他認為，一定數量的購買者（對博物學感興趣的人）保證會有的，但這樣的購買者可能為數不多。他給穆瑞寫道：“我非常傾向這种想法，我的鵝是天鵝，在我看來，這個課題是十分出色而又有趣的。”穆瑞愿意承擔全部虧損風險。該書的第一版《蘭花借助昆虫傳粉的各种器官》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一般來說，這本書很受歡迎，當然也有怀有敵意的評論，《雅典神殿》雜志有個對這個課題一竅不通的評論者“以非常親切的怜憫和輕視”“勸說”達爾文，正如他給穆瑞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植物學家們認為這本書寫得很成功，而為人廉遜的達爾文，從不認為自己是個植物學家，對此卻感到十分惊訝。 一般來說，應當指出，六十年代以來的植物學著作開始使達爾文感到很高興。不斷复發的病常常使這位編纂者無法長時間地研究那些要求付出巨大精力和辛勤勞動的課題，寫得很快使他感到疲倦。對現實的活物的研究是他當時的一种休息和快樂。他一如既往地認為：“如果只限于研究而不從事寫作，博物學就不算什么美好的事情。 六十年代初，在植物學的問題中，除了《蘭花》以外，他著重研究了某些植物的花的二形性和攀緣植物。 早在一八六○年夏天，他就對報春花的二形性進行了十分有趣的考察。有一种花長著一些比雄蕊高的長雌蕊；它們的雄蕊是小粒花粉，花冠有一個較長的頸。另一种花長有一些短的雌蕊和帶著許多大粒花粉的長雄蕊，花冠的頸也較短。達爾文的第一個想法是，這里有著從兩性花到單性花的過渡，長著短雌蕊的花更接近于雄性，而長著長雌蕊的花則更接近于雌性。但是這种假說看來是錯誤的，是沒有經過試驗證實的。不管怎樣，有趣的是兩种類型的花在性方面是不同的；例如，長有長雌蕊的花雖然用本身的花粉受精，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孕育。只有在不同品种的花相互雜交的情況下，才能達到完全孕育。 一八六一年秋天，達爾文寫完了櫻草二形性的著作，并把關于報春花的論文寄給《林綱學會會報》，該雜志刊載了這篇論文。他甚至決定親自在倫敦林納學會上報告這篇論文，他十分重視這一點，這可以從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給虎克的信中清楚地看到： “我決不認為，我給予了林納學會以‘強烈的印象’，但是，林綱學會的确給予了我以強烈的印象；因為我到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時候才起床，我只能夠爬回家去……令人极為苦惱的是，我不能夠做其他人做的事情” 千屈菜這种植物更加有趣，因為它是具有三种不同的雄花和三种不同的雌花的三种形態的花。達爾文把三种形態的花粉同一种其中可能有一切（十八种）組合的三种形態的雌花進行了雜交。達爾文“象瘋子一樣”地高興，他認為，這些事實應該使任何承認物种不變的理論發生動搖，而試驗（他當時對報春花進行的，把兩個性的花粉帶到同一朵花的柱頭的兩個部分的試驗）向他表明，柱頭似乎不同于花粉，就是說，只有另一种花的花粉是在唇瓣的杓管里發芽的，而同一品种花的花粉是不會長出杓管來的。因此勿庸置疑，兩個品种的花在花方面是不同的。 他打算看到，這些品种的差別的意義在于，不同品种的花的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是在不同時期成熟的。 對千屈菜三形性的這些觀察，同不久前對報春花二形性的觀察一樣，也刊登在《林納學會會報》上；報春花載于一八六三年，而千屈菜載于一八六四年１。 -------- １后來這三篇合在一起，叫作《同种植物上的花的不同形態》（1877）。 他當時同植物學家虎克、愛沙·葛雷、季澤爾頓、達伊爾、邊沁以及園藝愛好者的通信是特別頻繁的。他們在給虎克寫信時說，達爾文早就把他看作“自己的讀者”，并且“對他的意見比任何其他人的意見都更感興趣”。虎克當時代替了他父親任基由皇家植物園園長的職位，他一直非常親切友好地對待達爾文，經常供給達爾文植物資料，并十分關心達爾文所有的植物試驗和觀察。愛沙·葛雷寫了許多贊揚達爾文植物學著作的評論。達爾文給他寫信道：“您以最高的恭維話結束了您的評論。如果您尚未沖昏我的頭腦的話，如果尚未把我弄成一個令人作嘔的、目空一切的人的話，您和虎克看來決心要沖昏我的頭腦，并且以自負和虛榮來哄騙我。” 寫完《蘭花》以后，達爾文著手寫另一部植物方面的巨著《攀緣植物的運動和習性》。這里有著纏繞植物產生非常合理的運動的饒有興趣的問題。達爾文寫這部著作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一八六二年讀了他的朋友愛沙·葛雷于一八五八年發表的一篇論葫蘆植物卷須的盤繞的短文。達爾文對這篇文章很感興趣，愛沙·葛雷給他寄來了种子，達爾文把种子种上，培育出了這种攀緣植物，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書房里，使他感到惊奇和高興的是，他能夠觀察到這种植物最上面的兩個葉子中間的那段莖在不斷地、緩慢地旋繞。看來，這种旋繞和光線毫無關系，但是，達爾文認為，這是“事先規定好”為了要讓植物的卷須纏繞某种支柱、棍子或樹枝。還指出，卷須對所接触的東西非常敏感，并且一經触及就很快在這种或那种支柱的周圍纏起來，然后就長粗、變硬，固定在這些支柱上。 達爾文認為，攀緣植物的運動，也象蘭花靠昆虫傳粉的活動一樣，是自然選擇作用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自然選擇把愈來愈适宜的器官和愈來愈适宜的運動保存下來，并傳給后代。他給虎克寫信道：“對我來說，這是一种新工作，使我高興的是，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進行觀察時，充分相信物种是可以改變的這一原則是一种极好的指導原則。” 一八六三年秋天和翌年春天，達爾文病趨嚴重。据他說，他當時除了觀察攀緣植物外，什么事也不能做，這使他感到极大的愉快，并使他得到安宁。按照他的習慣，他會盡量廣泛地搜集研究的對象，從各地訂購不同的攀緣植物的种子。其中很多种子是從基由植物園他的朋友虎克那里弄到的。為了确定卷須在附著硬物時的敏感性，他把有一定重量的線挂在卷須上，觀察卷須的反應。他認為，攀緣植物能夠伸到有光線的地方，并把葉子伸向有光線的地方和戶外，而且它能夠比一般植物消耗有机物要少得多地做到這一點。他認為，攀緣的“方法”是不同的。 達爾文把他研究的植物分為四類。第一類（纏繞的）植物是我在上面曾經提到的借助旋繞運動而爬攀，而且這种運動可以由順時針方向改變為逆時針方向。嫩枝在遇到支柱后便停止運動，但是，嫩枝在支柱外的部分繼續旋繞，於是新長出的部分同支柱接触，植物就圍住支柱纏繞起來。例如，啤酒花就是這樣。 在第二類植物中，起作用的是接触處引起的刺激，因為植物在此處變彎，并且圍繞著支柱生長。達爾文把這類植物又分成几小類：一類是有感覺的地方在葉柄，一類是有感覺的地方在葉子中間的葉脈。這些葉子攀緣植物用有感覺的地方纏住支柱，這個地方往往長得很粗，變得很硬，而且植物牢牢地附著支柱之后，就不可能再被風刮掉。達爾文認為，那些不用有感覺的葉子，而有著感覺的卷須的植物，也應屬于對接触到的東西有感覺的植物這一類。他認為，這些植物最能攀繞。他把用鉤和根攀繞的植物（的确，攀繞能力較差）歸于第三類和第四類。 有趣的是，攀繞植物在各個大陸為數很多，而且各個不同科的攀緣植物隨處可見。當時植物分為五十九個目，其中有四十五個目是攀緣植物。達爾文通過許多例子表明，葉子攀緣植物大概起源于纏繞植物，因為在它們之間有很多過渡形態。此外，葉子攀緣植物多數仍保持著纏繞植物所特有的旋繞運動，這有助于它們“發現”支柱。同時，從葉子攀緣植物很容易轉變成帶卷須的植物，因為卷須往往是變相的葉子或花柄（象葡萄那樣）。卷須植物節間的旋繞運動比葉子攀緣植物運動要少一些。在葉子攀緣植物和卷須植物之間也有各种過渡形態。 有些攀緣植物表現出十分特殊的性質。例如，有些藤本植物的卷須（如紫威卷須），正如達爾文指出的那樣，不喜歡光滑的樹干，甚至也不喜歡粗糙的樹皮，而喜歡和苔蘚、亞麻或獸毛之類的絨毛糾纏在一起，并牢牢地系在它們上面。達爾文請求准備去南方的虎克驗證一下，爬有這种藤本植物的樹上，是否長著苔蘚或者地衣。野葡萄的器官也是很有意思的：它的卷須憑借頂端長著特殊的突起物或懸空附著在牆壁上，并沿著牆壁蔓生。達爾文指出很多這种极為有趣的特殊器官。 達爾文把他的關于攀緣植物的論文寄給《林綱學會會報》，論文于一八六五年在該雜志上發表。十年以后，他又重新談及植物運動的問題。 由此可見，達爾文較快地寫完了這些植物學的著作，這些著作并沒有使他花費多大力气。 在這些年中開始寫的第二部著作《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則使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勞動。 我們已經指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來源于人的實踐，來源于人工選擇。因此，他的理論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難怪他不顧很多朋友的意見，堅持用“自然選擇、選擇這一已被人的實踐證實了的術語”。首先他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中用几乎是徹底的、非常深刻的方法研究了這种實踐，并且對這种實踐作出了評价。的确，在整理這种實踐的方法中有一個特點，有些人在不久前還是用傲慢的譏諷態度對待這個特點。 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達爾文往往引證這個或那個通信人、專家或實踐家在某個問題上的證明和意見。我們的科學工作已經形成這樣的習慣形式，任意破坏這种習慣形式，在我們看來都是“不科學的”。我們必須要求在引用已經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時，要准确地指出版本、年代、卷次和頁碼。的确，達爾文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一書中，表現出他學識淵博：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除了純文獻資料外，他還報道了很多他從實踐家和專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本人同這些實踐家和專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并非偶然，因為這是他确定的工作方法１，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難怪他在《地質學》中指出，“商談使人有經驗”。 -------- １見第五昌“家鴿。的注釋1和2。他在注釋里列舉了那些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家鴿和有關這些家鴿的資料送給他的通信人。 在該書的頭十章里，他詳細地描述了家養動物和栽培植物的品种和類別，并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某些類型的生物究竟來自或者可能來自哪种野生祖先，以及它們在家養狀況下會得到什么樣的變异。所以，他在第一章里詳細分析了家狗和家獵，第二章是馬和驢，第三章是豬、牛、綿羊和山羊，第四章是家兔，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家鴿，第七章是家雞，第八章是鴨、鵝、孔雀、吐綬雞、珠雞、金絲雀，以及金魚、蜜蜂和蚕。第九章和第十章研究的是家栽植物：谷物、蔬菜、果樹、觀賞樹和花卉。其余各章（十一——二十八）具有較多的理論性質。 達爾文闡述了當時關于果實、花、葉、根條等的芽變知識的情況，這是一大進步。令人极感興趣的還有達爾文仔細搜集的，由于嫁接而產生的有關無性雜种的事實。他認為，嫁接雜种在各方面都与种子雜种相似，并認為被觀察到的事實“使人們弄明白了一個极為重要的生理學上的事實，即產生一种新生物的要素并不完全是由雄性和雌性器官形成的。這些要素本來就存在于現有的細胞組織中，它們在沒有性器官的作用下也可以結合在一起，并因此產生兼有兩親体生物性狀的新芽１。” -------- １引文引自《……變异》第二版1875），見查·達爾文《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變异》。蘇聯國家農業出版社，1941年版第279頁。 有關遺傳的几章（十二——十四章）特別值得我們注意。達爾文一開始就著重強調說，重新出現的性狀通常都要遺傳。他說：“當一种新的性狀產生出來的時候，不管它的天性怎樣，一般都具有遺傳性，盡管這种遺傳性是暫時的，然而有時卻表現得极為頑強。還有比以下的情形更加不可思議的嗎？即原來不是某一物种所具有的某种微小特點，先通過連肉眼都不能看到的微小的雄性細胞或雌性細胞傳遞下去，然后經過在子宮或卵巢中所進行的長久發育過程的不斷變化，終于這一特點在后代成熟時出現，或者甚至象在患某些疾病時所常有的情形一樣而在后代的老年期出現。再者，由一頭產乳量高的母牛的微小的卵生出一頭公牛，這頭公牛的一個細胞与一個卵結合之后，又產生出一頭母牛，當這頭母牛長大時，就會有很發達的乳腺，產生大量的、甚至具有特殊品質的牛乳，那么還有比這一十分确實的事實更加不可思議的嗎？但是，正如何蘭得爵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樣，真正值得惊奇的問題，并不在于一种性狀會遺傳下來，而在于某些性狀有時并不遺傳下來”。 在培育出某种有益的家畜品种的時候，實踐家們早就采用組成了系譜運動物方法：甚至半開化的阿拉伯人各部族保持他們的阿拉伯馬的系譜。他們對跑馬，獵犬甚至豬的各种优良品种也早就開始這樣做了。所以，實踐表明，親体的一切优良品質通常都會遺傳給后代，否則組成這种系譜也就沒有意義了。當時許多觀察出來的情形向達爾文表明，由于給動物作某种手術而發生的變异（他在這里援引了布朗一塞卡爾的試驗），或是損害（普羅斯佩爾·柳克的試驗）也都能遺傳給后代。 達爾文在有關遺傳的几章里收集了大量的實際材料，但使他震惊的是，盡管事實五花八門，可是沒有一些固定的規則說明在何時，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什么樣的性狀能遺傳或不能遺傳。但不應認為，按達爾文來看，遺傳力是純粹偶然地發生作用。他認為，當我們還不能查明遺傳或不遺傳的原因時，這只能顯出我們的無知。据他看來，性狀遺傳的久遠性本身并不能保證性狀的穩定性。只有在生活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性頭才有可能頑強地遺傳下去。他說：“我們知道，許多物种在它們的自然條件下生活時，把同一性狀保持了無限的歲月，而當它們被家養之后，便以多种多樣的方式發生變异了——這就是說，停止遺傳它們的原始形態了，所以，沒有任何性狀看來是絕對固定的。有時我們可以用生活條件反對某些性狀的發展來解釋遺傳的停止……”１ -------- １見達爾文《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變异》第372頁。 達爾文對所謂的返祖現象或返祖性給予了很大的注意，所謂返祖現象，就是祖先所具有的性狀在許多后代的身上都不表現出來，但卻在相隔很遠的某一后代的身上重新出現，因此，這种性狀是以隱蔽形式而遺傳下來的。所以，達爾文認為，決定遺傳的力量和促使發育的力量是兩种不同的力量。當遺傳的性狀只遺傳給最先表現出這种性狀的那個性時（盡管這一性狀是通過另一性遺傳的），達爾文也注意到了只限于一性遺傳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某些品种的牲畜所具的的只有公牛才有的無角性狀通過有角的母牛遺傳下去。他還強調指出說，在一定的年齡中所呈現出的性狀在下一代也象親体那樣在一定的年齡上（有時稍晚些）又有表現出來的傾向。 有研究雜交（第十五——十八章）過程中，特別使他感到惊訝的是，雖然植物通常不能自花授粉，實質上這里也沒有一定的法則，相反，卻有各种各樣的過渡形式：“有些植物當進行自花受精時，產生充分數量的种子，但其實生苗比較矮小一些——有些植物當進行自花授粉時，產生很少的种子——有些植物不產生种子，不過其子房多少還是有所發育的——最后，有些植物自己的花粉和柱頭彼此就象毒藥般地相互發生作用。” 達爾文通過研究各种大量事實得出結論，血緣關系遠的生物雜交一般是有益處的，而血緣關系近的生物交配一般是有害的（雖然有許多例外情況）。 我現在不來詳細研究達爾文在這里所作出的關于人工選擇（第二十——二十一章）即有意識或無意識選擇的結論。這些結論當然基本上都是《物种起源》中的那些結論。但我在這里要從關于選擇的結束語中援引一個出色的比喻。達爾文用這种比喻來闡明變异和選擇對于物种起源所起的作用。 “我在整個這一章中以及在別處把選擇說成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但是它的作用無疑是取決于那种由于我們無知而被稱為自發的或偶然的變异。假定有一位建筑師被迫用從懸崖落下來的而沒有經過雕琢的石頭來建筑一座大廈。各個碎石塊的形狀可能是偶然的，然而各個碎石塊的形狀是由重力、岩石性質以及懸崖傾斜度所決定的，——即決定于自然法則所有那些發生過的事情和情況，盡管在這些法則和建筑者使用各個碎石塊的目的之間并不存在任何關系。按照同樣的方式，每一种生物的變异是由固定的和不變的法則所決定的；但是這些法則同通過選擇力量而緩慢造成的生物构造并沒有任何關系，不論這是自然選擇或者是人工選擇。 如果我們的建筑師把凸凹不平的楔形碎石塊用來建拱門，把較長的石塊用來做門楣等等，因而成功地蓋起一座高樓大廈，那么我們將會對于他的技巧加以稱贊，這种稱贊甚至比他為了同一目的而使用雕琢好了的石塊時還要高。關于選擇，不論是人工的或自然的，也都可以這樣說；因為變异性雖然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當我們看到某种高度复雜的和有非常适應力的有机体時，變异性同選擇比較起來，前者的重要性便下降到完全從屬的地位，這同下述的情形是一樣的，即我們想象的建筑師所使用的各個碎石塊的形狀同建筑師的技巧比較起來，前者就不十分重要了。” 在分析外部條件對生物變异（第十三章）的影響時，達爾文又證明說，這种影響同選擇比較起來是次要的和無足輕重的，但同時他也沒有否認這种影響對生物所起的一定作用。 因此，關于家畜和栽培植物的書籍，對于達爾文來說，實際上已不算什么新鮮玩藝了。這不過上他完成了原計划，即盡可能全面地和不偏不倚地分析与他的理論有關的這一領域中的各种事實。《物种起源》中舉出個別例子來說明的東西，在這里應是研究和分析了全部事實后的結果。 但這里也有《物种起源》中所沒有的某种新的東西，對此當時達爾文特別重視。這就是試圖使遺傳机制變得更加明顯，他想找到一种能把許多他已查明的遺傳事實綜合起來的解釋。這些遺傳事實就是：返祖性或返祖現象，即遠祖具有的性狀的驟然出現的現象；把由于長期使用的結果而獲得的性狀遺傳給后代的現象；通過嫁接而得出植物的雜种現象和在种子繁殖与芽繁殖時所得到的完全同樣的有机体的現象；最后是產生出完全（各方面）同樣的成年型態植物（盡管它們的發育各不相同，有的复雜，有的簡單）的現象。 達爾文想在他的著作倒數第二章中所發揮的《關于泛生論的暫定假說》中尋求這种解釋。泛生論認為物体（不僅是已發育成的机体，而且也包括正在發育中的机体）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分离出特別的，能獨立進行生殖的遺傳粒子和能獨立得到營養的遺傳粒子——芽球，這些芽球聚集在性的產物中，但卻能分散在生物的全身（這應用來解釋用芽或壓枝來進行的無性生殖的現象），每一芽球都能在下一代身上把已成為芽球起源的那一部分恢复起來。 特別重要的是，這种假說闡明了達爾文深信不疑的后來獲得的性狀的遺傳性。他在書中寫道：“如果我們假定一种同質的膠狀原生動物發生了變异并且呈現淡紅色的話，那么，由這种原生動物分离出的微粒，當它長大時自然會保持同樣的顏色；于是這就使我們聯想到遺傳的最簡單型式。同一觀點完全可以引伸到构成一种高等動物的整個身体的各式各樣的許多個体；分离的微粒就是我們的芽球”。 在下一代發育中重要的是，芽球在一定順序性中与細胞發生了關系。達爾文寫道：“嚴格地說，不是嬰儿長成為大人，而是嬰儿身上含有胚胎，這种胚胎緩慢地、循序漸進地發育起來而長成了大人。在嬰儿身上以及在大人身上都是各個部分分別產生相應的部分……任何一個動物和植物都可以比擬為一畦到處是种子的苗床，其中有些种子很快發芽了，有些种子過一些時候才發芽，還有些种子死去了，一個生物就是一個小宇宙，由一群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形成，它們是難以想象地那樣微小，并且多得象天上的星星一樣”。 達爾文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假說中的疑點。不清楚的地方是：一、在發育哪一個階段每個組織單位能分离出芽球來；二，它們是怎樣在生殖器官內結合起來的；三，為何植物和珊瑚發芽的地方是固定的；四，芽球在体組織消耗中是否也要消耗；五，芽球是否總是游离的，或它們能結合成更為复雜的芽球；六，整個細胞及其各部分是否起源于這些复雜的芽球。盡管如此，盡管他的許多朋友都冷淡地對待他的假說，但他本人仍然十分重視自己的這一假說，并認為這是他書中最有价值的，按照自己的說法，“雖然是被人鄙視的，但仍不失為逗人喜愛的寵儿”。在這本書還未出版前，他就把原稿給赫胥黎寄去了，因為他一向很重視赫胥黎的意見。他于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給赫胥黎寫信說：“我必須對自己說一句話，我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因為我竟敢把我的假說暴露在您的批評之下，讓您作出最公正的裁決”。 但赫胥黎并未作出對假說有利的“最公正的裁決”。赫胥黎指出說，這种假說布丰從前就曾說過，而且部分地也為邦納闡述過，并勸告他不要發表它。可是達爾文沒有听從他的勸告。他給赫胥黎的信中寫道：“我已讀了布丰的書，可笑的是，整整有好几頁同我所寫的一模一樣。然而布丰的觀點同我的觀點有一個基本的差別。他不認為每一個細胞或組織的原子都會出生一個小芽；相反，他認為液汁或血液都是由已經形成了的‘有机分子’組成，這些有机分子能夠滋養任何一個器官，而如果這些有机分子已完全發育成熟的話，就能夠聚集起來而形成芽和性器官”。１ -------- １威兼·奧格爾在哈達爾文的信中公正地指出說，与“泛生論”相似的還有希波革拉第發表過的見解。很可能布丰由于通古希腊羅馬文學，所以在這里他仿效了希波革拉第的說法。 批評家對這一部書的反應是各种各樣的。朋友們的意見使達爾文特別關心。達爾文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給虎克的信中寫道：“我恐怕泛生論是個死胎；貝茲不相信我對泛生論已理解了，斯賓塞也是如此。何蘭得爵士認為這是個難題，那我不是一個可怜虫嗎？”弗里茨·繆勒給予這部書以很好的評語，但不是給予泛生論以好評。卡魯斯提出的意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只有華萊士由于完全承認泛生論而使達爾文感到高興。達爾文對賴爾的意見也感到滿意，因為他給達爾文寫信說：“您可以不相信泛生論，但既然您已理解了它，您就永遠也不要忘掉它”。我們要注意到，在我們這里甚至象克·阿·季米里亞捷夫這樣的達爾文主義的熱烈捍衛者都對不贊成泛生論這一假說，認為它“沒有科學的基礎和有益的后果。”。后來達爾文本人在書信集中也認為假說“是荒誕的臆測”１。但是看來，當時已感覺到必須得出關于遺傳机制的某种假說。無疑達爾文本人在給虎克寫信時也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他寫信給虎克說：“我相信泛生論假說現在是個死胚，那么，感謝上帝，它會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刻重新出現，為另一個父親所生，人們并且會給它起另一個名字；當我這樣宣稱的時候，您一定會認為我是個很自負的人”。 書中包含有很多實際材料，所以達爾文在反駁赫胥黎對他的《物种起源》一書中關于雜种一章的指責時确實有權說，他，達爾文為了自己這部關于家養動物和植物的新書，曾觀察了一切，而且他的結論是以具体事實為根据的。２因此，該書就成了很厚的一本書而出版了。達爾文也意識到這一點，就把它寄給虎克閱讀，建議他把第一卷全部略去不讀，不過最后一章除外（這一章他建議稍微翻一下就可以了）他建議把第二卷中大部分略去不讀。達爾文稱該書“令人感到非常厭惡，這部書的价值抵不上我所花費的大量勞動的五分之一。” 僅閱讀一遍校樣就占去了他七個半月的時間。當然，《物种起源》所博得的廣大讀者的好評也使《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獲得了好評。第一版一千五百冊一下銷售一空，出版者不得不在半個月后又印了一千五百冊。但是，達爾文只是過了七年以后才出版了經過修改的第二版，并且增補了新材料。 -------- １見《克·阿·季米里亞捷夫全集》第7卷第514頁注釋，1939年蘇聯國家農業書籍出版社出版。 ２見達爾文《書信續集》，1863年1月12日給赫胥黎的信。 看來，事實和證据雖然完備，而且有益處，但是這种益處完全被書的冗長使閱讀困難而大為減色，一想到這點，達爾文便心灰意冷，對“寫巨著”的想法感到失望，看來，他放棄了繼續“寫巨著”的這一念頭。實際上要是他還繼續用這樣的速度寫作，用每一卷來代替《物种起源》的每一章的話，那么這部“巨著。就得由十二——十四卷組成，按每三年一卷書來計算，光准備這許多卷書就要花費將近三十——四十年的時間。論蘭科植物的著作使他放棄了“巨著”。現在，當《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出版后，他就埋頭于寫作單個的題目，而這些題目進一步研究他的學說，但已不再是《物种起源》章節的形式了。 我想，這時對所要研究的題材和對象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已開始取決于為達爾文主義而斗爭的波折。達爾文密切注視他的學說是怎樣被人們接受，招來了什么樣的批評和指摘，并且象一位把主要兵力投到最重要和最危險的陣地去的統帥那樣，他把自己在二十五年中耐心收集到的大量事實這一“重炮隊”投入到斗爭特別激烈的那個陣地上。不過，他所具有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和頑強的意志，使得他把《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一書寫完了。雖然他對每一個新題目都仔細地進行了修改，但他覺得遺憾的是，象自然選擇（這是他的學說核心）這种問題，他沒能象對人工選擇那樣，徹底地進行研究，所以我們也無從知道他擁有哪些材料用來研究這個問題。 著書立說由于患病而中斷過几次。有一次竟中斷長達六個月之久。達爾文到莫爾文去作了一個月的水療，可是這次水療并沒有把他的病治好，使他情緒十分沮喪。但是，他仍然積极地与朋友們通信。他非常關心赫胥黎的健康，勸他不要勞累過度。他一向反對象赫胥黎那樣有才能的學者把自己“寶貴”的時間花費在編寫教科書上或通俗的小冊子上。不過他非常欽佩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赫胥黎的通俗讀物《對于在有机自然界起作用的那些原因的認識》，所以他開始勸說赫胥黎再寫一本關于動物學的通俗讀物。他寫道：“我有時認為，為了科學的進步，一般的和通俗的著作几乎是同創作性的研究一樣重要”。 他對旅行博物學家總是特別關心，鼓勵他們描寫自己的旅行，并出版理論書籍。例如，他很重視華萊士的朋友貝茲在亞馬孫河上的觀察，特別是在擬態和性的選擇方面的觀察，他堅決向貝茲提出建議，把這些觀察在《林納學會會報》上發表。達爾文給他寫信說：“我甚至認為，一個好觀察家确實等于一個好理論家”。貝茲的《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一書使他非常贊賞。 達爾文非常樂意給開始寫作的作者出主意。例如，在他給約翰·司各特（他把自己關于蕨亞目的爭論而寫的文章寄給他）的信中，首先他談了几句關于約翰·司各特文章的重要性的客套話，然后關于文筆他提了意見：“文筆……比某些人所認為的要重要的多。我認為……如果您的文章寫得言簡意賅些。細節的分析少一些，象您的書信那樣的話，那也許會更好一些。如果可能的話，就要永遠使語言簡練——這是一條黃金般的規則……如萌發的植物只依賴于特有的形態學趨向，這樣的詞句就需要改變……我仍然認為，每一單個的詞如果可以省略，而又不失其真義的話，那就取得了決定性的胜利”。 他非常贊賞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書的文筆，所以在他給赫胥黎的信中指出他特別喜歡的那些頁碼。他說，培根本人也沒有使自己的章節充滿比赫胥黎更加集中和更加鮮明的內容。而同時，他又表示遺憾，赫胥黎卻正好沒有用這些頁碼來結束自己的書籍。他寫道：“結束這本書應當象結束美好的白天一樣，用徇麗多彩的落日晚霞來結束它”。 盡管達爾文的理論仍在遭到攻擊，盡管他的每篇新作和新的版本都遭到激烈的批評，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物种起源》一書由于年年大量銷售新版本和新譯本，所以擁護他的人越來越多。 這首先表現在達爾文的理論在生物學各個領域一定會引起新流派這一預言開始得到實現這一點上。有机体現在怎樣，它們怎樣變成這個樣子，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些描繪已被推測所代替和闡明。靜態學被動態學所代替。對相似性和差异性簡明的闡述，由于可以用血緣關系來解釋它們，所以顯得有聲有色了。例如，一八六三年出版了古生物學家法更納關于美洲古生象一書，作者在書中說道：“我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的結果与達爾文的理論大綱不相矛盾。与他不同的是，我不認為猛□象和其他的絕种象是驟然出現的……我覺得合理的想法是，它們是一些早于上述生物類型的經過變异的后代”。 剛才提到的貝茲（達爾文极力鼓勵他編寫科學著作并記敘自己的旅行），于一八六二年在《林綱學會會報》上登載了“關于亞馬孫河河谷昆虫動物志資料”，在這些資料中，他根据進化論觀點，第一次研究清楚他收集來的昆虫的仿效或稱擬態的事實。貝茲指出，擬態昆虫從產生時起就涂上了色彩這一流行觀點是多么不正确。他舉了各种各樣的例子。從這些擬態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某些條件下，擬態生物就象Leptalis屬的擬態生物一樣，是同一個物种的簡單變种的漸進系列，然而在另一些條件下。已變异的擬態生物都是真正的物种，而有時是屬。造化說者也不得不認為，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是生物基于變异法則而成為仿效者，而在其它條件下又可能是造物主創造出來的……這篇論文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達爾文的理論在美國特別頑固的反對者，都是集聚在倫敦昆虫學會周圍的昆虫學家們。 貝茲為維護達爾文的理論的發言，以及不久以后（一八六二年）出版他記敘自己旅行的名著《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我從前所提到的那樣，達爾文給予這本書特別高的評价，向自己的朋友极力夸獎這本書，認為貝茲在敘述熱帶森林方面“僅次于洪保德而居第二位”（達爾文說的這句話就是最高的贊揚），并在《博物學紀錄雜志》上寫了書評，這個書評在后來出版的《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中以前言的形式發表１。 -------- １前言俄譯文見《達爾文全集》第3卷第725頁，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達爾文覺得書中貝茲說出自己意見的地方特別重要，貝茲的意見是，他所觀察到的為數甚多的Heliconius蝶种的地理分布和它們在遼闊的地方衰變成變种和种的事實證明，所謂“生理學”上的种（即沒有同它所起源于的那個生物雜交，并且使它處于原先的條件下也沒有發現返祖性狀的生物），在自然界中能由近緣种的變种形成，并且正在形成。貝茲肯定說，在旅行中他觀察到了許多這樣的例子。法國植物學家德坎多爾給達爾文寄來了自己論柞樹一書，這使達爾文很高興。他在這本書中放棄了种的各個型態的生物不動性的概念，并以特別喜悅的心情（盡管是很冷靜地）提到了《物种起源》。 達爾文根据自身的經驗知道，要摒棄舊信念是何等困難，而他本人對自己理論的正确性也是逐漸相信起來的。所以他不期望他的讀者馬上同意書中所有的結論。為了感謝德坎多爾把柞樹的學術机關刊物寄來，他給德坎多爾寫信說：“我對您（對待達爾文的理論）相信的程度感到非常滿意，并且對您所表現出來的審慎態度完全不感到惊奇。我清楚地記得，許多年我是如何圍繞著舊信念打圈子的，我觀察到，凡是跟我走了一英吋的人，經過一定時期后，他就要跟我走几英吋，而且甚至要跟我再走上几英尺遠，這种觀察在支持著我。” 不應忘記，科學和神學早在上個世紀（十八世紀），在英國和荷蘭，特別是在封建主義比任何地方都嚴酷的德國，就如膠似漆難解難分地結合在一起。只是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由于摧毀了導致法國革命的封建關系，唯物主義思想在自然哲學中才占了上風。上述科學和神學的聯系，在上述三個國家里，表現為在那里出現了許多篤信宗教的作者，這些作者都力求表明，對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勢必要得出事物來源于上帝這一信念。在斯瓦默達姆的《自然界的圣經》、博物學家和神學家約翰·雷伊（一六九一年）的《上帝的賢明体現在它的造物中》一書中，在皇家學會會員尼米亞·格柳（一七一一年）的《神圣宇宙論》和迪爾赫姆的《天体物理神學》中，就有這樣的傾向。而在德國，由于受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哲學影響，最細小的自然科學細節也是本著這种精神來解釋的。例如，克勞斯在他的論查理·達爾文的祖父《伊拉司馬斯·達爾文》一書中，（我們要借用在這里所援引的事實），列舉了許多（主要是德國的）“神學”。例如，科學家牧師列謝爾的《岩石神學》（一七三五年）、羅爾的《植物神學》（一七三九年）、上述那個列謝爾的《昆虫神學》（一七三八年）。甚至象蝗虫這些對人類是否有良好作用都值得怀疑的生物和自然現象，在羅茲斯列夫篇幅很大的《蝗虫神學》（一七四八年）里，也得到詳細地研究。還可以把斯諾著名的《雪是上帝卓越的創造》或奧爾瓦爾特的《雷鳴閃電神學》（一七四五年） 列到這里來。 如果說這些“神學”是在以后才逐漸消失掉的話，那么在十九世紀所有的動植物构造的合理性，它們對生存條件的适應性，依舊是從創世主賢明和自然界協調的觀點來加以解釋的，并且唯心主義觀點和神學觀點恰恰是在博物學家當中廣為傳播，而在英國，牧師出身的博物學家特別多。這在某种程度上說明，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發表了許多“布里治瓦特”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如同在上面所援引的著作中一樣，捍衛了目的論的原則。 因而令人惊异的是，馬克思在一八六○年十二月閱讀《物种起源》后，馬上就深刻而廣泛地了解到達爾文這本書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義，然而當時在德國還沒有任何人維護這本書。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給拉薩爾的信中寫道：“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做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的自然科學根据。英國人的這种粗糙的闡述方式，我當然應當容忍。盡管還有許多缺點，但是在這里不僅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根据經驗闡明了它的合理的意義……”１ -------- １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頁。 馬克思所談論的“粗糙的”闡述，大概是暗指那种英國歸納法哲學的“真正的培根”派，因為這本書就是本著歸納法哲學的精神寫成的。 至于談到目的論遭到的打擊，那么達爾文主義在生物學思想和學說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确在于，達爾文使發展的思想在他以前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目的論——目的學說這一領域中取得了胜利。在達爾文以前，人們把動物結构的基礎看作是体現在動物身上那些屬于創世主的或者用“大自然”（大寫）這個詞所表示的某一整体的那些思想或計划。而達爾文則把有机物的各种形態看作是一連串事件結果的歷史形成物。 人們以前看到的只是某种器官形成的目的，而達爾文卻解釋了為什么形成了器官，為什么最复雜、最合理的适應性器官不受創世主的任何干預就形成了。馬克思由于深刻地研究了經濟關系的具体事實，從自己浩瀚的調查材料中得出結論：（如他在給安年科夫的論蒲魯東的信中所寫的那樣）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十分明顯的是，這本自然史書籍是以浩瀚的經驗主義材料和具体材料為依据的，并從這些材料中得出主要結論：目前和從前的動物和植物的各种形態，也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換句話說，是進化形式，這本書确實是他的觀點的“自然史基礎”。這本書中根本就沒有神學，沒有神秘的原因，或者按馬克思的說法，沒有“不合常理的空話”，有的只是達爾文理論為了解釋生物的進化而引用的一連串因果關系——總之，有的只是明确表示出來的歷史主義与唯物主義的結合体——這就是吸引馬克思來讀這本書的內容。 如果達爾文對那些在改變常見的造化說觀念方面邁出了最初几步的人表示歡迎，而認為這种改變只是向新的科學觀點的過渡，那么他對自己的朋友們試圖“使科學和神學不相矛盾”的作法所持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他對他們是毫不留情的。我們已經看到，當愛沙·葛雷說，創世主“用某些對人類‘有益的’方法指導變异”時，他就在刊物上同愛沙·葛雷進行論戰。實際上，賴爾也是很接近這些思想的，因為他當時重复了這种陳詞濫調，認為變异是由天意創造出來的，而人在選擇這些變异時，可以塑造他需要的動植物的形態。達爾文對這些意見特別生气。他給賴爾寫信說：“這使我想起西班牙人，因為當我試圖向他們解釋科迪列拉山脈是怎樣形成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你解釋沒用，因為科迪列拉山脈是上帝創造的……，您是否認為，連我的鼻子的形狀也是由于合理原因形成的呢？”。——他冷嘲熱諷地問賴爾道。 他接著寫道：“如果您說，上帝決定在何時何地出現十分微弱的變种，并且其中的一個變种在生存競爭中保存下來，其它几個變种在第一代或下几代就會死掉，那么，我覺得對此表表議論都是廢話。這只是重复說，一切現有的東西，都是上帝預先安排好的！為什么我們大家和我比討論隕石墜落的天文學家更應該談論變异是可以确定和指導的呢？或者你們認為連天文學家也必須說：隕石在某一定的時間要墜落到某一定的地點，毫無疑問，也是按照事先預料到的并确定下來的計划由合理的原因安排妥當并加以指導的呢？這位天文學家是否也會把這個稱為神學的學究气？我認為，從物种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學究气，只不過是因為物种的形成至今還被看作是·超·規·律的（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實際上這一科學分支大部分還處在·神·學·的·發·展·階·段（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 因此，我們看到達爾文特別注意他的朋友們和信徒們所寫的与他的理論有聯系的著作。据他看來，如果他們成功地發展了他的自然選擇理論的基本思想，或舉出了新的、還沒有被利用來說明進化論的事實，那他隨時准備對他們大加贊揚，有時可能是言過其詞的贊揚，鼓勵他們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誰透徹地理解了他的理論，并在某個報刊對他的理論作出了反應，他總是高興地給予表揚（還有時反映在他給完全不相識的人寫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認為他的朋友們不是始終如一的，而是犯了錯誤，偏离了生物學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業，他就在書信里，有時在報刊上堅決予以反駁。我們已看到了他對于愛沙·葛雷和賴爾就是這种態度，我們下面還會遇到這种實例。當達爾文幽居在唐恩時，無論是學術界的會議，還是其他各种公共集會，他都几乎不出席，總之，他對一切會議都不積极參加，他雖身處唐恩，但還是善于把自己的戰友組成一個堅固的聯盟，勉勵一部分人的正确言行，糾正另一部分人的錯誤言行，從而使所有的人都能為“共同事業”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列奧 碩耶維奇·達維塔施維里１說得特別對，他說：達爾文“為爭取科學中的先進思想的胜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況且，他還是這場斗爭的卓越組織者和領導者…… 達爾文仔細地觀察著在世界各國進行的捍衛進化學說的斗爭，總是力求与這個舞台上的杰出活動家建立直接的聯系。他總是明确地，雖然也是特別委婉地指導自己信徒們的工作”。 達維塔施維里恰如其分地指出說，作為斗爭的組織者、鼓舞者和領導者的達爾文，他的事跡可以寫成整整一部充滿事實的書。 -------- １蘇聯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他由于《自達爾文至現代的古生物學進化史》（1948）一書，而榮獲斯大林獎金。——編者注 我已指出，新出版的《物种起源》獲得愈來愈多的擁護者。早在一八六一年，達爾文就在給卡特爾法日的信中指出，接受他的理論最多的是年青的地質學家，其次是植物學家，再次是動物學家。有人從德國通知他說，許多科學家都站在他這一邊，不過為了自己的聲譽不敢發表意見而已。萊卡爾特、該根波爾、克拉帕列德、亞歷山大·勃朗和施列登等人成了達爾文在德國的擁護者。甚至在平靜的荷蘭也引起了軒然大波。達爾文的朋友古生物學家法更納，把自己同法國博物學家、迪戍的動物學教授勃留列談話中很有趣的細節通知了他（一八六四年）。勃留列詢問法更納對達爾文學說的真正意見。使勃留列感到絕望的是，他的學生們，法國的青年們，除了達爾文學說外，什么都不感興趣，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而他這個可怜的人卻不了解達爾文。 新學說胜利的第二個標志是，反對達爾文的發言表現出另一种性質。德國人凱利克，作為進化論者反對進化論者，于一八六五年第一個發了言。他并不批駁進化論，而是反對作為進化論原因的自然選擇，并得出了自己的解釋。這就表明，已經很難堅持物种靜止不變的看法了。不達塞治威克那樣以陳詞濫調批評達爾文學說的那种攻擊仍在進行。因此，在凱利克發表文章的同時，法國又出現了巴黎科學院常務書記生理學家佛魯蘭斯對達爾文的批評。与其說他是從證据方面對達爾文學說進行分析研究，不如說他要表達他對達爾文的憤怒的心情。 赫胥黎在專門的文章中對這兩种批評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凱利克在批駁自然選擇原則時，為了解釋進化論，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在整個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發展規律”。當然，這种解釋只是一种虛构的解釋，或者是一种沒有任何內容的詞語，使人不禁又想起赫胥黎提出的意見，科學界人士理解“規律”這個詞正象信教的人解釋“創造”這個詞一樣。赫胥黎毫不費勁地把這兩人全部駁倒，在給達爾文的信中，他有權把這一點告訴他：“請您在您的印第安式的小屋中挂上兩個頭發蓋”。 達爾文親自把自己的理論清楚地分成了兩個部分：關于自然選擇的學說和關于進化論的學說。雖然關于這一點正如克·阿·季米里亞捷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樣，只有當自然選擇對進化論加以簡單和有說服力的解釋之后，進化論才能得到承認，但是他還是認為進化論無疑要比自然選擇重要的多。 為捍衛進化學說，達爾文一反常態，第一次冒險參与了報刊上的辯論１。“科學協會”于一八六三年就卡本德《根足虫綱研究緒論》一書發表了書評。卡本德在他的著作中，确定了近代有孔虫目如絕种的有孔虫目之間的遺傳聯系。卡本德在評論者的說明中，作為達爾文的忠實信徒，維護了進化學說，按達爾文的說法，而評論者本人卻是本著德國自然哲學的精神，以“奧溫式的方法。”來說明“异源性”，即說明物种是一下子形成的。評論者說卡本德并不是以一個獨立的研究者，而是以一個盲目追隨達爾文的人來行動的，對于這樣一個評論者的意見，書的作者是不悅的，因此投書雜志編輯部，抗議對他的著作作其他解釋，同時指出，他的結論的最后是反達爾文主義的：原發型后代雖然脫离了自己的祖先，但還是根足虫綱。 -------- １我在這里應糾正我在《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斗爭》一書（第二版第65頁）中所犯的錯誤。我在提到查理·達爾文親自參加由他的學說所引起的辯論這件事情時，援引了達爾文本人在1863年4月17日給虎克的信中的一句話（“這是我第一次采取這种步驟，也是最后一次”）所以達爾文參加辯論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實際上他還不止一次地利用各种理由投書報刊，特別是投書《自然》雜志。 達爾文在給虎克的信中以贊揚的口吻提到卡本德給編輯部的信，同時又譏笑地補充道：“……我覺得，他寫那封信是為了表明，他雖然接触到了松節油，但并沒有被污染”。達爾文參与了這次辯論，并親自給“科學協會”寫了封信，在信中，他“在向异型有性世代交替進攻的掩護下”，列舉了許多被他的學說“用推理的方法聯結起來”的事實，并且用“當异型有性世代交替的辯護人也同樣能把大量事實聯結在一起，只有在這時他才能找到對他的完全尊重，找到耐心的听眾”這樣一些話結束了這封信。他在列舉有利于他的理論的事實時，竭力驅散他的擁護者們的發言（卡本德的信和第一次出版的賴爾的《人類的古遠性》）可能留下的不良印象。 因為“科學協會”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來答复這封信，所以達爾文認為自己不得不對這篇文章再次作答，第二封信是用下面這几句話作為結尾的：“博物學家究竟同意什么樣的觀點呢？是同意拉馬克的呢？還是同意若夫魯亞·圣一伊勒爾的或者《創造的痕跡》的作者的？是同意華萊士的觀點呢？還是同意我的觀點或者其他一些這樣的觀點？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只是他認為物种是由其他的物种產生的，而不是形成后就一成不變。因為凡是接受這個偉大真理的人，他的面前就會展現出一個為他今后的研究而開辟的廣闊天地”。他接著又補充道：“由于我看到大陸上認識的進步，看到英國的認識有所好轉，所以我深信，自然選擇理論無疑將在作出許多次要的變動和改進后而被人接受”。 他所談到的認識的好轉變得愈來愈明顯。例如，艾恩斯特·赫克爾于一八六三年在德國舉行的斯德丁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代表大會上，公開發表捍衛達爾文主義學說的演說，他以自己所特有的直率和明确態度宣布，達爾文的理論是具有最廣泛意義的新的世界觀。他簡略地陳述了達爾文學說，并對物种創造說与物种逐漸發展說，災變說与地球上的生命是逐漸和連續發展而來的理論，永恒說与特种變异說，一一作了明顯的對比。他說出了生命來源于無机物質的發展，并產生出一個細胞的單一生物体的粘液狀團粒，說出了所有生物都來源于單細胞的有机体。他大膽地把人類也列入這一設想，并描繪了他所擬定的人類系譜。當然，年輕的赫克爾的發言，在代表大會上引起了爭論，許多報刊上都連篇累牘地對達爾文展開了攻擊。不過所有這些攻擊，卻使達爾文的理論，在捍衛与反對達爾文主義的斗爭烈火熊熊燒起的德國，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一八六四年，德國醫生和教師弗里茨·繆勒，用德文出版了一本篇幅雖短但內容卻很丰富的書《擁護達爾文》。這本書所給予的聲援，雖然聲勢并不浩大，但實際上卻大大幫助了達爾文的理論。我暫不詳談這本書的內容，因為已有俄譯本。書中曾很有意思地試圖用達爾文的理論來建立甲殼綱的系統發育學，并且想要首次搞清楚，物种的系統發育反映在胚胎發育的哪一階段。繆勒把自己的這本書給達爾文寄去了，于是達爾文給他回了一封感謝信。這是他們相互之間頻繁通信的開始。他們經常交換各自的著作。達爾文由于高度重視繆勒的這本書，所以花了許多錢四處張羅出版這本書的英譯本。凡是達爾文關心的事，繆勒也都關心，他成了達爾文在國外的助手中最積极的一個。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達爾文被授予皇家學會柯普雷獎章（這是英國科學界最高的榮譽），這件事也證明某些“認識的好轉”。不過在進行這一獎賞活動中所發生的傾扎表明，要通穿偏見這座大山是何等的困難啊，老一代學者极力否認《物种起源》中的思想。 向皇家學會理事會遞交的關于授予達爾文以柯普雷獎章的專門呈文，是由法更納擬定的。他把達爾文的地質學書籍、動物地理學書籍和植物學書籍擺在第一位，最后才提到達爾文的“偉大”著作：《依据自然選擇的物种起源》。法更納附帶說明：“我并不認為，查理·達爾文已證明了有關這一問題的一切東西，但他巧妙地本著尋求真理的哲學精神，解釋了這一研究對象，至用大量收集起來的觀察現象加以解說，以便如實地把這一研究對象置于合理的科學研究范圍之內”。 達爾文朋友們的建議在會上被采納了。給獲獎者本人頒發柯普雷獎章的隆重儀式一向都是在十一月三十日學會的年會上舉行。達爾文由于患病而未能親自出席。皇家學會主席在學會的年會演說中指出，達爾文榮獲柯普雷獎章是由于他撰寫了有關動物學、植物學和地質學的著作，還由于他進行了“大量的觀察，這些觀察都收進《物种起源》一書中”。至于理論本身，主席說：“在我們之中，有些人或許傾向于接受這本書名稱所指出的那种理論，然而，還有一些人或許傾向于摒棄那种理論，或者，至少是把他們的決定推延到將來，到那時，知識增加了，這將為最后的接受或者摒棄提供一個更可靠的基礎。按照我們一般的和共同的意見，我們堅決從授獎的理由中排除了這本著作”。 當有人提議發表主席的演說時，對這個演說的最后一句話非常憤懣的赫胥黎，要求宣讀關于頒發給達爾文柯普雷獎章的決議紀錄，因為他想親自證實一下，理事會是否真正象主席所說的那樣，是在把自然選擇的理論從頒發獎章的理由中排除出去的條件下，才同意頒發獎章的。 決議宣讀了，結果是理事會的決議當中沒有這种條件。當時貝斯科和法更納就提出了理由充分的建議，抗議主席的這句話，后來，這句話在發表的演說中就刪去了。 達爾文象以往一樣，在接受柯普雷獎章時，收到了許多朋友們的至誠的祝賀信。達爾文在給赫胥黎的复信中說道：“頒給我的真正的獎章，是您所寫的信和其他几封這樣的信，而不是那塊圓形的小金碑”。不過他也意識到，這种公開的獎賞“對于共同的事業來說”，即對在傳播他的觀點中所取得的胜利來說，是有益處的。 達爾文在一八六八年給虎克的信中，一面指出自己的學說博得了好評，一面又列舉了在此之前的《物种起源》的下列版本：英國有四种版本，美國有一或兩种版本，法國有兩种版本，荷蘭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國各有一种版本。《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當時計有：英國有兩种版本，美國有一种版本，德國有一种版本，法國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國各有一种版本。在德國和在北美，對這一研究對象的興趣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加強了。 達爾文出版了《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一書后，為實現寫一部“巨著”的打算，就非常明顯地證明，他是把自己的學說建立在非常丰富的事實的基礎之上的。對于他的學說來說，該書的出版是特別艱難的。早在著書時，達爾文就已轉到了植物學問題上，因為這些問題用許多事實證明，植物构造极其微小的細節，可能都是有用的，可能為自然選擇所控制，或為自然選擇所發展。同時，無論在英國，還是在英國以外的地方，捍衛達爾文主義的斗爭正在順利地繼續進行。唯心主義者和目的論者（“終极原因”學說的擁護者），已不堅持純粹的造化說了，因為關于物种的一次創造學說，關于物种的靜止不變性的學說，都已被摧毀。進化學說獲得了胜利。可是唯心主義和目的論卻不愿投降。它們把斗爭移到了關于進化原因的問題上，以便批駁自然選擇，并用“不完善的法則”，或用其他抽象的原則，來代替自然選擇。達爾文積极參加斗爭，并給予他們各方面的幫助，贊揚朋友們取得成功，一旦他們的文章和書信中出現了舊神學傾向，就批評他們這些錯誤的東西。達爾文認為，在神學家們特別反感的關于人類起源的問題上，公開宣戰的時机已經到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